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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麦收篇一:徐童:游民三部曲《算命》《麦收》《老唐头》三部全集 完整版 720P 网盘下载
纪录片导演徐童1965生于北京，1983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现在工作生活于北京。纪录片作品《麦收》(Wheat Harvest)、《算命》(Fortune Teller)、《老唐头》(Shattered)，合称“游民三部曲”。
麦收 Wheat Harvest (2008)
游民三部曲《麦收》
时值六月，麦尖已经泛黄。苗从北京回到河北老家。他爹趴在炕上输液;她娘出门赶集了……生活好像从来就是这样，平常，没有意外。
早先一段日子，在北京东郊，一个叫高西店的混乱肮脏的街边，在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转灯的昏暗的小发廊里，苗这个才满二十岁的农村丫头，她的妓女生活便露出一角……
她说决不跟客人动感情，却瞧上一个叫强的嫖客……
姐妹儿间虽说隔着心眼儿，却不耽误一块去找乐子……
她瞧不起高西店的老板娘，因为她”太贪财了”……
她忘不了先前带她来北京入行的头一个老板——陈哥，可惜，去年冬天他出了事……
她爹病重，她把所有的钱都贴给家里，自个儿打算揣着一百块钱再回北京混……
一晃，麦子熟透了，可阴雨连天，不能开镰……
本片围绕麦收的前后，记录了一个人的两种处境，两种生活。一个人又是怎么去应付招架这一切的……表达出了复杂人性的本来。
——这部虽然没有《算命》来的那么凶猛。但还是让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很佩服导演的精神，为了他纪录片中主人公还债，同吃同住的记录着他们的生活.与那些被大众熟知的记录片不同,徐童的电影只是透过这种真诚看到那些所谓的那些“边缘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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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麦收篇二:徐童游民三部曲有新续 《四哥》制作完成|纪录片|生活|徐童
徐童游民三部曲有新续 《四哥》制作完成
徐童
徐童游民三部曲
撰文/杜晋华
面对徐童工作室窗外的燕郊“夏威夷湖”，采访一路跑偏。没有挖到镜头背后徐童与小偷、乞丐、小姐、算命大师等同吃同住的故事细节，没有挖到被徐童剪刀手狠心舍弃的那100多个小时的素材里都有哪些精彩，也没有挖到太多徐童个人的成长记忆、生活经历，但当他说到“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虽然不一定即时就拿出来展示”时，一切都对了。纳茶、候汤、冲点、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几道泡茶工序在徐童手中完成时，采访已经无主题漫谈近4个小时——就像他深度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慢慢浸泡，“放任自流”地手工制作纪录片。目前，他的“游民三部曲”《麦收》《算命》《老唐头》已有新续，其四《四哥》制作完成，对象特殊，不急放映；其五《小凤》从《算命》起就在进行中。
陪另一个人，过另一段生活
“按摩店让仇人举报，在朝阳拘留所里待了13天，出来以后就把店给兑了，从此下落不明。”在纪录片《算命》里，这是按摩店老板唐小雁最后的交代。徐童在此给观众埋了个有悬念的伏笔，因为生活也给他埋了一个伏笔。好戏永远在后头。
2009年3月底，在云南参加“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徐童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求救电话，“唐小雁被关店拘留了。”第二天徐童飞回北京，开始“捞”这个认识不过两个月的拍摄对象。其时，还在燕郊落魄租房、举债拍片的他手上只有2万块拍片经费。他即时抵押了自己的车凑足7万元，在第13天时把唐小雁救了出来，第二天便是提审判刑。对于当时捞人的周折与仗义，徐童不愿再提及细节经过，也不愿“卖好儿”问唐小雁为何向自己求救，但他有自己的判断，“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她。我是以她的方式来对待她的——信任，还有仗义。”
“徐童电话特别好记”是唐小雁的理由，她没有说的是，自己对这个和算命老头、按摩小姐同吃同行的导演已有天然的信任。唐小雁第二天就取钱还给徐童，“徐童，你让我干任何事都行，就是要我的命我都能给你。”
唐小雁的报恩方式很江湖，《算命》里，这个命运只剩“坎坷”来形容的“老鸨”真容出镜，没有打马赛克。她还把自己的父亲介绍给徐童。2009年秋，徐童去黑龙江看望当时开煤窑放高利贷的唐小雁和她的父亲老唐头，这个沧桑倔强幽默真诚的八旬老人，用不到一个月的井喷式人生回忆征服了徐童。他回到北京，重新装上拍摄设备，开车回黑龙江老唐家里，开始了长达半年和老唐头同吃同住同行同睡的拍摄生活。
徐童早已领教老人过剩的精力、过强的记忆力和过旺的表述欲，他甚至无须捕捉和珍惜老人的火花瞬间，“同一个段子他能说好几次，每一次的用词、语气、手势和音调都完全一样。”老唐头看到成片时，居然小有不满，本以为是自己独角唱大戏，谁料到还有其他家人的不少镜头：依旧做着文学梦的三儿子、对老唐头夜半自读发出声响不满而意图离家的女婿、被生活逼到当众飙泪的女儿唐彩凤……如同大多数一年一聚会的大家庭一样，这个春节过得鸡飞狗跳，但哀而不伤。
所有人在激烈冲突时，都会想到家里这个举着摄像机的客人，“徐童，你来说说……”这个时候，徐童不是法官，更无法断家务事，他只是倾听者和观察者，也不愿意把自己推到参与者的位置，“身在其中隔岸观火，不去做导向性的左右，打破人物本身的意愿。”
拍《麦收》时，和妓女苗苗的生活裹挟在一起的徐童有时候自己也无法辨别身份，更数次被苗苗的朋友以为他是圈里哥们儿。《算命》里有一幕，厉百程、媳妇石珍珠、石大嫂并排睡在炕上，老厉伸手拉线关灯，却不小心拉了电视机的开关线。能拍出这样的细节只有一个可能，摄像机就在炕头——其时举着摄像机的徐童就睡在老厉身边。老厉夫妇去残联讨要补贴时，片中展现了两个残疾人一步一步挪上残联的三楼，认定“纪录片应该充分展现历史细节，而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的徐童的原则是，“镜头必须跟着人物，必须深究他们怎么上楼怎么拐弯怎么进屋。”艰难上楼，尽见残疾夫妇在寻求权益保护时的艰难与卑微。
初识老厉时，徐童每周都会去拍一点素材玩，当接触到老厉三教九流的客户后，当时还在市区的他天天跑燕郊，直到决定拍成长片便索性搬至燕郊，和老厉夫妇一起生活数月。《算命》一片中，老厉对徐童的口气从客气介绍到分享“130元娶了关在草棚子里的石珍珠这个傻媳妇只为‘办事’”。徐童分析，这样的信任来自于自己对老厉他们的“喜欢、欣赏、羡慕甚至责任”，而不仅仅是“悲悯”。他也会对唐小雁分享自己的隐私，“她了解我之后，也有利于拍摄。”
和命运实实在在地纠缠在一起
采访的时候，徐童接到一个南方纪录片单元的邀请参展电话，他抱歉谢绝，“手里是有一个成片，但不能公开放。” 徐童说的是已经拍摄剪辑完成的《四哥》，海报也已经挂在工作室的墙上，但何时何地适合放映，是比寻找线索、拍摄、制作更难的问题。四哥，唐小雁的四表哥，一个行为屡屡触犯法律的嫌疑人——这个角色的选择意味着公开放映就会伤害到四哥的权利，也会招来比当时《麦收》更激烈的人权主义者的批判围攻。
成片之后，徐童把四哥请来工作室，给他一个人“审片”，四哥看片之后“咧嘴一乐”，“行，挺好。”随即补充，“国内不能放，国外随便放吧。”能随便吗？
尽管徐童强调“纪录片只是人物面对镜头的‘表演’，不等同于没有摄影机在场的真实现场，所以不能作为取证证据”，但在法律尚无定论之前，他不能以四哥的安全来冒险。徐童记得纪录片史上的一桩彪悍旧闻：波兰著名电影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曾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早年镜头下的一名小偷因为被拍摄出镜而被抓之后，导演决意再不碰纪录片。
徐童问记者，你扛得住镜头的拷问吗？他自己回答，反正我肯定不能，何况是他们。 真实是有杀伤力的。如果以伤害个体为代价， 再好的立意也会土崩瓦解。 6月初，徐童参加的《锵锵三人行》播出后，《麦收》又被新认识徐童的网友“起底”，徐童再次开始救火，数次留言联系发视频的网友删帖，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犄角旮旯。几次风波之后，他不愿提及《麦收》，在微博统一倡议， 从自身做起，“不观看、不讨论、不传播”。
徐童个人无意窥私，“因为我在努力做到和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也让他们(游民)进入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生活。” 这是一个更大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状态当中，没有窥视，一切变成“我就在现场”。 两年多的时间里，唐小雁跟着徐童去荷兰鹿特丹、瑞典哥德堡、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地参加了20多个电影节，他甚至还想在剧组给待业唐小雁安排一个职务，“她可是从按摩院、黑煤窑老板到拍电影都干得了。”2011年在“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唐小雁被颁发“真实人物奖”，“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每每说起此，徐童都难掩骄傲，“这是第一次，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将大奖授予一个真实的人物。如果没有她们慷慨坦然地贡献自己的生活，我将永远蒙羞于纪录片无休止的道德谴责，也无法跨越纪录片原罪的深渊。”
——这也是徐童找到的解决纪录片原罪的方法。唐小雁的合作与参与让徐童不为纪录片的原则纠结了，而是尝试着和拍摄的主角建立合作关系，一起走完一段生活，“她的参与方式表明，纪录片不是导演将自己的镜头对准某个人或某个事件就是真实，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纪录片是建构出来的真实，是真实的虚构。它是在生活中共同创造和完成的。它是需要时间浸泡出来的。新闻是抢出来的，纪录片 是“长”出来的，需要在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
有一次唐小雁和徐童在燕郊吃饭，被路人认出，“你是小雁姐吧？我看过你的片子。”徐童说，“纪录片有意思之处就在于此：不像虚构的剧情片，而是和生活，和命运，和实实在在的日子纠缠在一起。”
“拍(性工作者、八字先生、乞丐、智障等) 这类故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一开始我就十分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希望感同身受，我希望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开始一段‘负罪感’的，宿命般的表达。‘道德底线’问题，就像咬屁股的老虎，这几年追得我挺恼火。 既然大家都明白纪录片的原罪，那么片子还是照样拍，还越拍越多；电影节照样办，这不是明知故犯吗？就我个人来说，既然我选择了原罪，这就是宿命，就没有资格去谈论‘道德底线’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在道德底线之下了，还有什么底线可说的？所以说，我无法说‘道德底线’是怎么回事，更无法说这条要命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
徐童正在进行中的是“游民五部曲”之五《小凤》(唐小雁本名唐彩凤)，他苦恼于是不是以若干个梦的形式来再创作经历丰富、浑身都是戏的唐小雁。徐童逐渐感到自己和摄像机成了唐小雁的“工具”：“很多时候，是她在控制节奏，她突然想表达对生活的看法，想利用影像传达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拍。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甚至是不平等的，因为她成了编剧，也是故事脉络的导向，我们之间已经不是导演和剧中人物那么简单的关系，而是在共同创造一个作品，而且创造的过程以她为主。”
《老唐头》里“穿红绳”那一段拍摄，“我当时离她也就10厘米， 想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她坐在床上，我都几乎快贴着地了，她用针刺穿肚皮，拿钳子往外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感觉她已经忘掉摄像机，忘掉了地上还跪着一个大活人在拍摄她。这时候如果旁边再有一个摄像机拍我们俩，一定觉得挺荒诞的——这肯定不是纪录片，这是一个剧情片的拍摄场景。” 唐小雁的放松甚至让徐童以为她在演。他不纠结于镜头面前角色的“表演”与“编撰”，“每个个体都自带过滤功能，所有口述历史都是被还原的二手的历史，所以我本身不追求纪录片的绝对真实。也许有人质疑老唐头他们有表演欲，这很好。纪录片的镜头正是需要给人物以刺激。”
有观者用“用一种剥夺尊严的方式还给他们尊严”来解释徐童将“镜头对着人物大特写”，徐童不同意：“这是一个逻辑错误，纪录片是为人物建立尊严，但近距离镜头是因为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不是为了拍摄而离得近，而是因为生活中的摄像机已经就在那儿。”对于圈里“和被拍摄者保持一定距离”的说法，徐童不以为然，“拿着摄像机站在5米以外用长镜头去拍人家，人家就不知道你是在拍摄吗？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拍摄者不是墙上的苍蝇， 你必须要首先是个生活者。你只有和人物一起生活，人物才能对你产生信任，才会把心里所想的告诉你、展现给你，这才是最自然的方式。
“没乐趣就不活了吗？”
“又要撂下父母离家了。转眼我就快50了，可对家庭的回报太有限了。”采访后的第二天，徐童即将前往蒙藏之地，为自己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开始长达两个月的体验生活——这就是游民导演近8年以来的生活常态。虽说去年在燕郊安了家，北京市内的父母也搬来同住，但徐童只在制作后期才会回到这个对外号称“徐童工作室”的家。这个北京出生、长大的男人，对着窗外“夏威夷”“香榭丽舍”等洋气的燕郊楼盘笑笑，“其实我从小也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长大的。”
1987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摄影专业毕业，进不了体制内电视台的徐童，开始了扛机器的游民生活。 近20年的时间里， 他混在剧组、广告公司、宋庄艺术村。2006年，“处在生活的最低点，有关生命、生活的压力全都在身上，而且一事无成。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最能觉得自己本质是什么，最能够看清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儿”的徐童憋着这些年摸爬滚打的汗与泪，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珍宝岛》，生活有多荒诞粗陋，小说就有多戏谑凶猛。他笔下有小时候成长环境里的棚户区，也有20年游民生活里看到的妓女、小偷等底层群相。
“我们这群出生在60年代、长在70年代、成长在80年代的人”，在江湖中摸爬滚打未曾赢得功与名，但积淀了对底层江湖的亲切、敏感，以及尊严。和徐童一起录制《锵锵三人行》的唐小雁，整集节目从头到尾没有说出一句脏话。领教过王朔等太多文化名流在节目中粗口的窦文涛在结束时感叹，“(唐小雁)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实际上是很聪明的。”平时恨不得句句飙脏字的唐小雁开玩笑，“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收放自如。”徐童很感动，“足见唐小雁的尊严感和克制力。”
一步步退守到燕郊的北京人徐童，曾经对不住不能理解自己状况的父母。在父母眼里，儿子“都上完大学了，漂泊数年，还又和一群流氓、妓女、黑社会混在一起”，更何况卖房子拍片，可还行？但当父母看到“游民三部曲”之后，又推荐给老一辈的亲戚同事。徐童知道，这是父母在表达肯定之意。
但现实的困顿不会因父母的理解而消除。每次参展电影节，徐童填表很省事：导演、编剧、摄像、采访、录音、剪辑，通通都是他一个人。他人能抵得上一支部队，徐童可以抵得上一个剧组，只为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微博上，徐童数次表达过类似于“拍纪录片就是慢性自杀”“不疯魔不成活，拍得越多越分裂”之类的绝望。剪辑《老唐头》，做配乐《美酒加咖啡》时，少有泪的他悄悄哭过一次，因为没扛住那种往事重来的感觉。
对头发已经花白的徐童而言，比作品更有价值的在于，“无形当中，你变得自信，活得不那么犬儒、唯唯诺诺，你不再畏惧。游民社会给我一种可以支撑的东西，像他们那么活着，是有力量的。你看苗苗，她周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她是有担当的，处处体现她的尊严。空谈公民社会，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公民意识的，她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 本身就是合格公民的第一步。知识分子居于高处，理应为别人去担当，但这些底层的人，他们一切资源都那么匮乏，你要求他去为别人？他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 他就不简单。”他说了一句“绕口令”，“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想成为他们，却又永远成为不了他们”，但他绝不愿意代表他们，无人可以代表他们。
《算命》里有一幕：一个乞丐每天睡在大街上，徐童问“你这样生活有什么乐趣？”乞丐反驳他，“没有乐趣就不活了吗？”观者与徐童顿悟。于是，《老唐头》里唐小雁离家时，徐童的镜头对准了车窗外春寒料峭的冰河，而冰正在融化。他用了邓丽君的《偿还》配乐。
这一幕徐童用心良苦，“可能很少有人留意过，极寒地区的树木，往往一个季节便完成了其他温带地区树木三个季节里发芽、开花、结果的生命。这就是生命力。”徐童眼里，游民生活哀而不伤，纪录片不是苦难的描述，重点在于体悟他们怎么对付苦难。底层民众都有着野草一样的生命力，顽强有劲，就像老唐头和唐小雁争吵后的开怀大笑。
徐童麦收篇三:人物 | 纪录片导演徐童：有些人光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导演徐童
前阵子在各大电影公众号上，陆续看到几部纪录片的推荐，稍微注意下就会发现，它们出自于同一个导演——徐童。
这些讲述底层社会游民生存状态的纪录片，因为内容敏感，无法在国内公映，如今只能通过小型现场放映和口碑推荐进行小范围地传播。
《麦收》、《算命》、《老唐头》、《四哥》、《挖眼睛》……用徐童的话来讲，这些纪录片都是他自己的孩子，没法偏心说哪一部更好，都有遗憾，也都有闪光的地方。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他们第一次接触徐童的纪录片，是从《算命》开始的。
一部《算命》里，看芸芸众生微贱命
《算命》的主角是个身患残疾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他就像这部纪录片里的“题眼”，由他不断牵扯出各种身处底层的游民：唐小雁、尤小云、乞丐……
厉百程孤独半生，在40多岁的时候碰到石珍珠，彼时她因为残障，在老家倍受虐待，厉百程以130块的价格从石珍珠大哥手里买回了这个“代售”的妇女，两人从此开始一起生活。
房子是租来的，又小又破，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厉百程白天就在街边摆摊算命，晚上再回到那个出租房里，洗洗涮涮，照顾石珍珠。
然而生意并不好做，上面的每一次“除四旧”、“破迷信”的政策都可能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造成致命打击，后来警察来家里直接把招牌扯了。恰好那年又是严冬，无奈之下，厉百程带着石珍珠坐汽车回了老家。想等到开春的时候，赶些庙会，再挣些口粮。
石珍珠除了捡破烂衣服和傻笑，其他的什么也不会，但对厉百程来说，贫不择妻，石珍珠最起码有个陪伴作用。
片子的拍摄地点在河北燕郊，早在京津冀一体化方案出台前，燕郊就承接了北京的外溢人口，超过30万“北漂”在这里安家，厉百程此时已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只能靠着算命讨些生活。
而前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大部分也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比如，开按摩房混社会的唐小雁。
十六岁就离开家里独自出来闯荡的唐小雁前半生磨难多多，摸爬滚打十多年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一间按摩房，混得还算可以，她来找厉百程算命，最终将名字改为“唐小雁”，希望化解自己一直孤单的宿命。
对着镜头，她毫不避讳地讲出了自己两次被人强暴的经历。
有一次是黑社会把她拖进了野地里，还有一次在她17岁，遇到了一个通缉犯，男的拿着刀让她脱衣服，为了活命，她百依百顺配合完成了一切。
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其实特别害怕，也希望身边有个人能抱着她安慰她，可是她只能自己死扛。
镜头里的她坦荡真诚，言语粗鄙却又至情至性。
觉得店里干活的小妹可怜，在除夕那天收了她做干女儿，一上来就给了4千块的改口费。
面对来按摩房找事儿的无赖汉，也不惧怕，让对方的脑袋开了瓢儿，缝了五针，二百块了了事。
片子最后，她的按摩房被仇人举报，信任的干女儿也离她而去，在看守所拘留十四天后，从此下落不明。
还有一个22岁的年轻姑娘，尤小云。她来找厉百程算命，因为自己想在年底前办一件事儿，问问能不能办成。
听见厉百程说问题不大之后，她笑了。她说，只要这件事儿能办成，比什么都强。
这件事就是找人把她丈夫从监狱里弄出来，为了筹到这救人的4万块钱，她把女儿扔给母亲照顾，自己一个人来到燕郊做小姐，此前她从未做过这一行。
完成一次几十块钱，每天掰着指头算日子还有多久可以凑齐钱。在常人眼里，她或许是一个用肉体赚钱的肮脏的小姐，可在镜头里，她是一位善良有担当的单身妈妈。现实逼她为娼，可她仍为生活中的一丝希望心存感激。
游民是什么？是脱离社会秩序的一群人，是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人。底层的游民，是无论走到哪儿，经历过什么，都无法改变在生活里挣扎的现实。正像片子最后徐童总结的那句话，“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
废墟中的杂草，想活着只能生猛
纵然厉百程们活得如此艰辛，但导演徐童透过镜头向我们传达的，并不是同情和怜悯，正如很多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温暖和希望。
生活对这些人无疑是苛刻的，然而他们依然像废墟中的杂草一样生猛地活着。
《算命》的最后，尤小云的丈夫提前出狱，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她带着老厉两口子去天安门前逛了一圈。
三人脸上均是笑意，丝毫不见生活给予他们的风霜。
厉百程后来带着石珍珠回了山里的老家，徐童去年下半年跟他们通过电话，说了些家长里短，两口子身体照旧。
而“下落不明”的唐小雁也重新出现，跟着导演徐童，继续在镜头下勇敢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2011年，第八届中国独立电影年度展的组委会首次颁发了“年度真实人物”奖，第一个获奖的人就是唐小雁。
为了她的勇敢，也肯定了她对中国纪录片做出的贡献。
2011年，唐小雁获得CIFF首个真实人物奖
记得在《算命》里，徐童曾问过厉百程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没有任何乐趣的生活，活着还有意义吗？”因为他看到厉百程的乞丐朋友们大冬天的就睡在马路上，一动不动。
老厉反问道，没乐趣就不活了，你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徐童后来反思说，“我的发问其实还是站在一个观察者，换句话说一个知识分子角度认为人生应当有意义，比如我要做一个记者，我要做一个摄影师都是有一个意义在里面，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都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或者哪怕我就是为了爱情，为了一种非常好的生活在努力，这都是意义。”
“而老厉说的意思是这些人不是你想的这些意义，而是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乐趣，而且这种乐趣，佛爷给他摘了怕冻的筋儿了，他们能这么活着，就是意义。我们想的人生的意义是获取这个获取那个，或者说我们把人生活着定义为要有意义才活着，对他们来讲是奢求。对他们来讲根本不去考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而是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老厉这种对人生的理解，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触动。
其实，如果把徐童的“游民三部曲”（《麦收》、《算命》、《老唐头》）全都看一遍，你会发现，他拍的不是边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江湖。这是属于底层的江湖，它不在浪漫奇幻的武林中，而是就在马路边、窝棚里、集市上、洗头房里面，它或许有些不堪入目，但却热闹非凡，无比真实。
它让你看到，即便在最低的生存限度下，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是生命最本质的光芒。
导演徐童和石珍珠
经历过起落的人生，才能担起有情的镜头
1965年出生的徐童，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但其实，他并没有顺利取得毕业证书。
一向品学兼优的他因为临毕业的一次替考风波，被同学举报，捎带着，进中央电视台工作的事情也泡汤了。
那时他在外面拍片子，实在无法赶回来考试，才让低年级的学弟帮忙代考，却没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徐童年轻时的照片
“那是一个人生最大的打击，关键是无言回家见父母，父母都是希望大学四年念下来了，首先能拿一证回来，能够安身立命，就想着给父母一个交代，供你上了四年，家里也没少花钱没少心血，最后连一个证都没拿回来，你说这怎么交代啊。”
好在父母十分开明，没有过多的责问，徐童自己虽然感到羞耻又悲愤，但年轻气盛有骨气的他还是没有去和学校死磨烂缠，申请第二年补考。
当然，最后还是给他安排了单位，是在卫生系统里面的一个科室拍一些宣传片。
“我一看整个就一老爷单位，就是那种标准的半截豆绿的墙围，一去之后先领一盒文具，两根圆珠笔、毛巾、肥皂，发一办公桌。行了，你这一生从此就钉在这儿了。”
虽然是正规单位，也有编制，徐童觉得这是对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毁灭。毕不了业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但关于工作的事情，他是可以自己来掌控命运的。
然后他辞去了所谓的“铁饭碗”，投身到当时普遍人人都有固定单位的社会中，成了一个“游民”。
当时的徐童一穷二白，也不愿意去花父母的钱，他回忆起自己刚租房子的光景，“三环路以外就是农田，会种水稻会种麦子，我们那地方肯定都是菜地、田地，租农民的房子，很便宜。冬天奇冷也不会生炉子，生炉子又怕煤气熏死不敢生，北京那时候冬天也非常冷，都是窗户房檐上下了雪，雪再化了之后会挂冰溜儿的，挂得很长，太阳晒一天之后呢，化了"啪嗒"掉在地上砸在院子里，都能听见响声。”
在徐童毕业十几年之后，2000年左右，各种做小买卖的、个体户已经蓬勃发展了起来。
“北京的东部像东郊就有几个特别大的批发市场也开了，什么服装、鞋帽，什么五金家电，反正就是鱼龙混杂那样的地方，高碑店、双桥，北京的北边亚运村那边我也住过，在北京周边的城乡交接地带，一边接一些戏，散活儿，就是变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所以能体会到各种各样的生活。”
燕郊，纪录片《算命》拍摄地点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徐童接触到了很多生活在底层的人，有的是他的邻居，有的也成了朋友。
而与此同时，他自己经历了拍广告、拍电视节目、搞艺术、自己开公司等各种折腾，人生“唰”地过了40岁之后，他突然觉得，是时候为过往的岁月寻找一个表达的出口了。
07年的时候，他开始创作小说《珍宝岛》，“《珍宝岛》就基于这些生活，写城乡交接地段，当然《珍宝岛》的故事还要更广阔，时间轴线要更长，它是从60年代写起，主要重心是80年代，一直写到上个世纪末，人的这种宿命，这种生命的没有依托、没有出路。”
但写完小说后，他感觉并不过瘾，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因为强烈的表达欲望，徐童开始拍纪录片。
“对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活，不拍都觉得对不起它。”
导演徐童和老厉
或许大学的新闻摄影专业让他更倾向于去记录故事，而不是创作故事，也或许长期与各色游民一起生活的经验，让他对底层社会有强烈的感同身受。
他的第一部纪录片是《麦收》，主人公苗苗的父亲因为脑血管疾病需长期治疗，她卖身所得全部花在了医药费上。在市医院的病房里她把一沓钱交给母亲，自己只剩一百块。母亲似乎有点内疚地从那沓钱中抽出三张，又放回了她的包里。
弟弟还小，姐姐早早嫁人，自顾不暇，她一个人担起家庭的担子，只能收起自己的敏感和脆弱，用一腔孤勇回应这艰辛的世界。
徐童认为，在他最低谷最迷茫的时刻，恰恰是这群人给了他力量和理解人生的契机。“每个人都会遇到坎儿，可能我的坎儿是毕业问题，是工作没有着落的问题，她的坎儿呢，是要摆平家里的事”
当人遇到能让自己感情共鸣的东西，就会特别想把它们传达出来。“作为一个导演也好一个拍摄者也好，首先你自己会有这种感受，然后你才能把自己的感受推己及人，借别人相同的感受来说出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感悟。”
至今在聊到苗苗的生活时，徐童沉默地克制着自己的激动，“历历在目”。
而与徐童同期的那拨儿同学，如今至少都是频道级的道长了，当台长的，走仕途的……从生活保障来说，这些人收入都要比他高。
“我们拍独立纪录片永远是到处去借钱到处去化缘，能够得到一点投资了就相当不错了，能够财务上收支平衡，能把以前欠的钱还了，让我把新片子拍了然后拿出来放映就非常好了。”
至于这些物质生活，徐童并不羡慕，也许毕业时被举报的事情确实是人生对他的一个暴击，但他却也因祸得福，从此走上了“宿命”中的江湖。
如果没有40岁之前的各种折腾，没有经历过这些人生的起起落落，徐童就不是今天的徐童，这些触动人心的纪录片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导演徐童在拍摄纪录片《挖眼睛》
忠于内心，做时代的记录者
记得在《锵锵三人行》里，窦文涛问徐童，有没有想过去改变这些底层游民的生存状况？徐童说，当然想，但改变的前提是他们得被看到，看到是改变的开始。
然而由于这些纪录片的内容敏感，审查制度又很严格，所以无法公映，只能小范围地去传播。
但徐童说，不会因为暂时比较少的人看到而放弃，“因为它拍下来就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不一定是作用于今天，也可能将来，总会有一天人们要更多了解的时候，我们有这么一个备忘，就是我们这个年代据我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备忘录。”
比如《麦收》里面，因为当时是2008年，就有一个在天安门广场为5.12大地震默哀的画面。
“所以说，至少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间点上，汶川地震的时间点，与此同时，在北京的郊区在发生这样的人生故事，这就是对时代进行的一个注解，哪怕是只写了一句话几个字的注解，它也是有它的意义的。”
如今，距离徐童拍摄第一部纪录片已经快十年了。在底层的江湖里，仍然有很多身处旋涡中的人，仍然有很多人挣扎在生存边缘，然而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被注意到，且常常是在一些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里。
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灰暗天地里，坦然而勇敢地活着。
人都是受困于自己所在的阶层的，看到的世界很难完整。而若你所在的阶层恰好是无法主动发声的群体，可能就注定会被这个时代所遗忘。
所以，徐童说，他是永远不会放弃拍纪录片的，“我需要表达这些在主流媒体上被屏蔽的东西，这样才能让人们对他所置身的社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这大概是徐童拍摄的纪录片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意义，生存，是值得被记录的。（完）
徐童导演代表作品：《麦收》《算命》《老唐头》《四哥》《挖眼睛》《赤脚医生》
编辑：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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