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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耿彦波是中国的好市长]耿彦波：典型的中国式市长
耿彦波：典型的中国式市长
——从大同市长耿彦波看中国官僚体系
山西大同出现了一把当代万民伞：市长耿彦波离任，万人挽留，甚至下跪。
耿彦波在大同被称为“耿拆迁”，从这个称呼，就能知道他在大同做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对于大同市民的挽留行为，有不同解读。一种观点是：假的。是某些人特意组织的，为的是给耿彦波造势，以利于其下一步仕途。另一种观点是：真的。有些人是担心“耿拆迁”把自己的房子拆了，承诺尚未兑现，下一任来了不认旧账怎么办？还不如留耿。有些人则是真心挽留。
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尤其是，可能还真的有一部分人是真心觉得“耿拆迁”好。这些人并不在意什么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知道自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们想的是，耿市长带人把我的房子拆了，只要将来能给我面积大一些、条件好一些，我就满足。至于其他人的综合利益是否受到伤害，他们是不关心的，甚至会指责那些拒绝搬迁的人是钉子户。尽管我个人讨厌这样的人，但不能因为讨厌就否认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群体。
同样，那些在网上为耿彦波叫好的人，你们也别试图造成大同人民都喜欢耿彦波的样子，那种样子是造不出来的，必须承认：不喜欢耿彦波的人，大有人在。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叫他“耿拆迁”。
现在，我们让视线走出大同、走出个人喜好，放到中国市长职责、评价的高度来看。
1，中国的市长是干什么的？
我们先来看维基百科对耿彦波的注解（我本人一般信任维基百科）：耿彦波（1958年11月－）……任职灵石，开发了王家大院旅游项目；主政榆次，改造了榆次老城并修复了常家庄园；调任太原，启动城市道路改造工程。2007年任大同市市长以来，主持开展了大同市的多处文物古迹的保护修复工作，对大同市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整修市区道路，推动御东新区建设工程。
将这段话翻译成王思想家语言，那就是：耿彦波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文化的名义，拆房子，盖房子”。
那么他做个拆迁局长兼盖房局长算了，当什么市长？
耿彦波不是特例，他是中国当今市长中最为典型的。目前中国的市长基本上都是在干城建局长的活儿。这难道不是很变态吗？
中国的市长到底是做什么的？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又有几个市长自己知道？
抛开那些行政学教材的官僚语气，我来定义一下：市长应该组织市政府人员，为其所在城市的软件和硬件建设服务，其中以软件建设为主，硬件建设为辅。至于城市的大拆大建，影响巨大，那已经超出了市长的职责，应该是议会的职责。市议会组织辩论，通过后，再由议会组织专门机构、或委托专业公司去实施，市政府根本就不应该设那么多职能局，因为你市政府和市长不该有那么大的权力。
2，为什么中国的市长喜欢拆房子、盖房子？
一方面，中国的市长拥有太大的权力，比如他们任免下级官员，官帽，明码标价……另一方面，这些市长又不约而同地愿意把自己降低到城建局长的位置，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城市建设能最快的显示出政绩，得到上级赏识。另外，让谁拆房，让谁盖房，这里面利益巨大，这个人人都懂，不在此多说。
3，我们需要铁腕市长吗？
关于对耿彦波的评价，维基百科是这样说的：他对文物的保护及对市容的改善得到了很多好评，然其推动的拆迁及城建带来的巨大花费也引来了不少骂声。由于对施工单位的极度压价和对多处开发商大户房产主的无偿拆迁，致使这部分阶层和人士对他颇有微词。此外，他对文物古迹保护修复的方式也存在不少争议。
耿彦波是个铁腕市长，与当年著名的仇和市长一样。仇和后来官拜省委副书记，我相信耿彦波先生的目标也是如此。他们俩都是“通过铁碗实现政绩，然后升迁”。
我们需要铁腕市长吗？面对耿彦波、仇和，我会坚定地说出三个字：不需要。
我们需要的是听民众话的公仆，而不是什么铁腕。公仆在主人面前摆出一副铁腕姿态，还认为这叫魄力，难道不是角色错位吗？
4，如何挽留市长？
这一次耿彦波调任太原市长，算是升官了，如果大同人民的一番挽留，导致上级决定耿彦波留任，我想，耿彦波会哭晕过去的。
21世纪了，别玩那种万民伞、青天大老爷的游戏了，那种弱智的游戏，侮辱了观众，其实也侮辱了表演者。
假如真有一位好市长，需要市民下跪挽留吗？当然不需要。市民只要用选票把他选为下一任市长就行了。
选出来的市长不用跪留。而是用选票留。膝盖留不住，举手能留住。
那么，耿彦波调任太原市长，是太原人民用选票从大同抢走的吗？太原人民两手一摊，很无辜地回答：俺们也是“被告知”的。这就牵涉出了下一问题：
5，中国的市长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最根本性的。
表面看来，中国市长是选举出来的。实际上，完全是上级任命的。
耿彦波又是典型。2008年，他被任命为大同代市长，然后，由市人大追加“选举”为市长。他调任太原，又是以“代市长”的名义，正在等待太原市人大正式“选举”他为市长。
几乎所有市长都是由上级任命的。这导致了中国市长职责的扭曲、行为的扭曲、评价体系的扭曲。
是否选举，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篇二:[耿彦波是中国的好市长]中国究竟需不需要耿彦波这样的市长
1963abcl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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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需不需要耿彦波这样的市长 ——与王思想先生商榷 王思想，不知男女，中原某高校老师，近日有雄文一篇挂在凤凰网博报头条，文章的题目十分抢眼——《中国不需要耿彦波这样以铁腕换政绩的市长》。该文对近些天来网上热炒的大同市万人签名挽留耿彦波市长一事进行诋毁，只依据在维基网站上的蛛丝马迹寻幽探秘，就大胆断言耿彦波市长是一位以铁腕换政绩的低劣市长，并乌托邦式地借用西方模式给中国的市长制定了几条粗浅的标准，读罢不禁哑然失笑。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市长？好像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从中国市长产生的过程上看，选市长不像选村长，确实还没有完全能够做到公民海选票决，出任地方行政长官并不是由该地区所有公民进行公投来决定。仅从这一点看，王思想文章所讲的“市民用选票就可以把市长留任，不用跪求，别玩那种万民伞、青天大老爷的游戏了”，就成了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真正是痴人说梦，在现行体制下根本行不通，所以不值一驳。但是王思想先生又自相矛盾，提出民众要用选票选市长，那么市民跪求不行，奴性太重；投票行不通，没这个机会，民众的真实意愿究竟能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请王思想先生指点一下。 再看王思想先生给出的市长定义：“市长应该组织市政府人员，为其所在城市的软件和硬件建设服务，其中以软件建设为主，硬件建设为辅。至于城市的大拆大建，影响巨大，那已经超出了市长的职责，应该是议会的职责。市议会组织辩论，通过后，再由议会组织专门机构、或委托专业公司去实施，市政府根本就不应该设那么多职能局，因为你市政府和市长不该有那么大的权力”。那么我想请王先生别说的这么含糊，何为软件、何为硬件，你怎么知道市长的决定事先没经过市议会的讨论。王先生的这套东西，无非是搬弄西方现行的民主政治制度，说实话，这要搁到20年前还能蛊惑人心，但现在不灵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西方国家的逐步没落，就连他们自己都在重新审视自己，都在用一种新的眼光研究中国，考虑如何才能治疗自己制度上的顽症。而王先生却还在兜售这些西方的破烂，是不是与自己教师的身份有些不相适宜，难道不怕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吗？ 王思想先生认为耿彦波市长是大拆大建的耿拆迁（实际是耿拆拆，大同市民对耿市长的爱称）突出的特色就是拆房建房，劳民伤财，但这要看他拆了什么房，又建了什么房。大同是历史文化名城，从北魏到辽金、再到明清，留下了很多文物古迹。但恰恰是因为后人缺乏保护，这些文物古迹几乎陷于灭绝的境地，仅一个闻名中外的云冈石窟，多少年来大佛脚下煤尘飞扬，石窟雕像风化剥落，很多佛像雕塑已难以辨认，露天大佛满面煤灰，来此的中外游人无不为此叹息。城内华严寺、善化寺等多处辽金时期的寺院斑驳陆离、满目疮痍，600多年前明朝开国大将徐达主持修建的大同古城墙已经被侵蚀殆尽，城墙上的城砖都被人们拆走盖了小房，留下的四围土垣参差不齐地裸露任凭风吹雨淋，四牌楼、钟楼、法华寺、代王府等极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早已毁坏、荡然无存。但大同又是中国的煤都，典型的能源型城市，多年的超量开采，地下蕴藏的煤炭资源已经接近枯竭，地方经济今后如何转型发展早已沉重地压到每一个地方官的肩上。可是面对这个难题，个别地方官光说不练，毫无实质性地举措破解这个难题，多年来确实也乏善可陈。也正是耿彦波担任市长之后，高瞻远瞩提出了大同城市发展构想，这就是充分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修复还原众多文物古迹，改善城市环境面貌，让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名副其实，构建起新的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支柱产业，为大同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这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子孙万代的宏伟大业，这岂是那种就靠卖地赚钱、推高房价，甚至中饱私囊的地方官员可以相提并论的。再说如何才算是古迹保护，我们见多了修修补补、刷刷油漆就算完事式的所谓保护，耿彦波的兴工重建难道就是“造城运动”了？中国现存的文物古迹又有多少是几经重建修缮才保存到今天的，比如故宫的太和殿、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平遥古城、西安古城等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千古传颂，起因就是他的老部下滕子京主政巴陵郡守于宋仁宗庆历5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重新修建岳阳楼时请老上级范仲淹题写的。所以耿彦波力主恢复大同古城原貌，恰恰是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经脉，极力弘扬中华文明的善举。封建王朝时期的地方官都能做的好事，共产党的市长为什么就不能做。今日的王先生做为文化人可能会在闲暇之余登上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极目远眺，大发思古之幽情，口中津津有味地咏诵着《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和崔颢的《黄鹤楼》等古人名篇，心中是不是能够想到这些古迹的历史和未来，是不是也因老祖宗能给我们后人留下这些美好而值得庆幸呢？ 记得南宋诗人刘克庄在一首词中曾大声疾呼：算事业，须有人做！但纵观历史，凡是一心想干点事业的官员都难逃倍受责难、背上骂名的命运，有的还为此断了性命，如商鞅、王安石、雍正、岳飞、袁崇焕等。可另一方面，中国历来最不缺的就是那些清流奢谈之辈。这些人一般都是以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面孔出现，他们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别扭，数天下人就他最高最纯洁，成天不干事，就盯着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就显自己高明，看似忧国忧民，其实祸国殃民，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悲哀。正如王思想先生所侦察的那样，耿彦波确实曾先后在三个地方大拆大建过，但他留下的王家庄园、榆次老城和初具规模的大同古城，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经济文化价值，给当地的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样的地方官，老百姓拥护，实在想不出中国还需要什么样的市长才算是好官。 如此一看，耿彦波这样的市长还是太少了。
篇三:[耿彦波是中国的好市长]中国市长耿彦波
从大同市长到太原市长，耿彦波市长的身份没有变，他的干劲儿没有减，因为他，太原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从1995年耿彦波坐在灵石县县长的位置上开始，直到今天他坐在太原市长的位置上，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广受关注和争议的官员，因为他要做事，做别人不敢做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做一些人不理解不明白的事情，做造福城市和老百姓的事情。
耿彦波有个特点，初到一个地方任职，很短的时间就开始了大拆大建，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骂他。因为大拆大建，肯定很乱，肯定影响交通，影响到人们的出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位当家人有了另外的看法，几年以后，不理解和骂他的人成了他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因为大家受益了，因为大家看到耿彦波是一个好干部，为大家干实事。
耿彦波是个有脾气的人，面对偷工减料的包工头，他当场翻脸，当场骂娘。他不跟黑心的包工头穿一条裤子，他不给黑心的开发商可乘之机，因为他要保证工程质量，因为他心中装着人民，装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
山西的官场，一度成为中国的热议，因为贪官，因为庸官，因为谋人不做事的官。耿彦波似乎成了山西官场的另类，从2008年到今天，市长的身份没有变，而与他同时做市长的人，有的人因为腐败去了该去的地方，有的人得到了升迁，与他搭档的两个市委书记，都成了阶下囚。耿彦波没有变，依然是市长身份，依然坚持着5加2的工作方法，依然呕心沥血地忙碌着。
耿彦波是一个奇人，是一个铁人，是一个撸起袖子不要命干工作的人。灵石因为他改变，榆次因为他改变，大同因为他改变，太原因为他改变，可惜，他没有在老家和顺任职当一把手。
二十年，谁能做到坚持不懈地玩命干？有些党的干部，坚持腐败十多年，最后进了监狱里。
明年11月，耿彦波60周岁，到了退下来的年龄了。从现在到明年的11月，这期间会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耿彦波会不会被提拔成中管干部，成了副省级官员，如果那样的话，他还能继续干五年。五年，或许对于某些不作为的庸官能喝掉100多斤茶，能吃掉一群羊，能坐烂5辆车。对于耿彦波来说，是建起多少座桥，盖起多少栋楼，修好多少条路，还有，他要磨破多少双鞋。
一位网友这样评价耿彦波：耿彦波兼备了柳宗元的学富五车，于成龙的刚正不阿，傅山的德怀天下，乔致庸的机智过人，是三晋大地养育出来的匡世奇才，是在一片混沌官场中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枝清莲。他赴灵石、下榆次、赴大同、战太原，一路摸爬滚打，一路饱受争议，一路倍尝艰辛。他小官干了大官的活儿，权小干出权大的事。他用权为民，心中永远装着百姓；他不忘初心，践行党的宗旨。
2013年2月7日，一纸调令把耿彦波从大同市长的位置调至太原市长的位置，大同人一下子懵了。2月12日，上万名大同市民走上街头请愿，希望把耿彦波留在大同。场面感人，成了大同历史上重重的一页。
今天，灵石人、榆次人、大同人、太原人都说耿彦波好，这样的事情很少，这样被老百姓拥护和赞美的山西官员很少。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看的到，能体会的到，能辨别出谁是好官，谁是贪官或者庸官，谁为老百姓办实事，谁在不干实事玩权术。
在大同，耿彦波有个习惯，早晨早早起来，一个人去工地查看，早餐是一个锅盔。早起的老百姓很容易看到他。耿彦波作为市长，一个人街上走，路边买个锅盔当早餐，一些人不相信，以为作秀。大同人相信，同时他身边不需要警察保护，不需要随从人员。这样的官员，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有几个官员能坚持20年没日没夜地为城市建设艰辛地付出。
耿彦波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灵石的王家大院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4A级景区，灵石人吃上了旅游饭；他打造的榆次老城和后沟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眼球；他把大同从一座脏乱差的城市打造了今天碧水蓝天的真正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他正在改变太原，太原正在向一流的现代化城市迈进。
一位网友这样说：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都能像耿彦波那样苦干、实干、撸起袖子干，则中国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
耿彦波没能完成他的“文化大同”之梦，如今他仍在太原继续自己的实践
第52届台湾金马奖的看点，除了《聂隐娘》这部艺术水准极高的电影大获全胜，还有一部叫做《大同》的影片，它默默地擒获了最佳纪录片奖。但一如既往，很多媒体和大多数观众都忽略了它。
这的确是一部不容漠视的作品，其内容的深刻和思考的力度，在当下中国显得相当难得。导演周浩曾经是记者，投身纪录片事业之后，常常能够敏锐地道出许多社会问题，如今这部《大同》，将视角放在了中部城市，山西大同。
山西，这个曾经的煤炭资源大省，如今面临着环保与资源匮竭的双重问题。城市曾经在一片挖掘中飞速发展，但当资源挖尽，剩下的却只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只能无奈地面对转型的阵痛。这样的山西显然蕴含了大量可以被影像化表达的素材，贾樟柯的山西情结自不用说，这部《大同》从大同这座城市切入，瞄准的却不仅仅是都市发展的问题。
《大同》原来的名字叫做《中国市长》，从一个充满了政治隐喻色彩的名字改为《大同》，更凸显影片纪录性价值和中立立场。影片以曾经的大同市长耿彦波为核心人物，导演周浩近距离跟拍，纪录他为大同城市转型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多视角观看了一座中国城市的转型之难。
影片有两个矛盾，一是市长耿彦波要建设一个文化大同，认为这才是大同城市转型的必由之路。而建设文化大同的方式，则是拆掉旧房子，盖起“古”城墙和“古”宅院。于是，文化大同的推行，就必然直面当下中国依旧普遍存在、敏感而且又牵动民生的大问题——拆迁，影片中有大量拆旧盖新的镜头，张扬了都市建设的魔咒：难道只有在漫天的灰尘里，一座拥有历史记忆的城市才能最终翻新?
《大同》用影像勇敢地直面拆迁和抗拆的问题，拆迁过程遇到的大量的阻力，既有下级官员的推诿，更多来自百姓的抗拒。
影片对于百姓的行为表现得十分克制，他们多是生活在底层的市民，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在“生存”二字之上。所以不管他们上访也好，当“钉子户”也罢，对市长提的要求无非是搬出去有地方住。但恰恰是这一点，政府层面却无法完美解决，年迈老太太的两次出现，无疑为影片中百姓的生存添加了许多悲情的意味，而一个母亲对于如何教育自己孩子的质问，则同样有力地将问题抛给观众。市民利益还是城市发展，是保护自己的权利还是为大家而舍小家，这些中国城市发展中悬而未决的矛盾，在影片里无时不在，市长耿彦波无解，而老百姓更是无解。
这也就牵出影片另外一个矛盾，则是城市大同与体制之间的矛盾。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行政领导人，往往都难以长时间投入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建设之中，耿彦波担心的恰是这一点。自己对大同的宏伟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便要调离此地。因此，抓紧一切时机让自己的畅想落在实处，成了他的终极理想。影片中他的果断、忙碌以及“手段之强硬”都成了这份理想的注解。
但可惜的是，耿彦波还是没能完成他的“文化大同”之梦，一纸调令之下，他就不得不出走太原，体制的弊端显而易见。影片中我们常能看到地方官员对体制的无可奈何，虽然心存不满却无力改变什么，耿彦波在离开大同的车里无声流泪，则让观众看到在当下体制中个人被捆绑的无奈。
耿彦波是不是一个好市长?对于观看了这部纪录片的观众来说，或许各有想法，有人认同他的责任与付出。而有人则不理解他的规划理念。《大同》选取了一个体制内的政府官员，试图用客观的镜头破解民间对官员的刻板看法，进一步而言，也增进了民众对体制运行方式的理解。
耿彦波曾经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这或许也能理解他为何如此疯狂地热衷于让大同进行文化转型，但这种缺乏规划的情怀，却在他离开时，给大同留下了30亿美元的债务，而新任市长对大同有另外的“设想”，耿彦波的“古”城大同就此被搁置。《大同》最后的空镜头，瞄准的正是尚未完工的古城墙工程，荒芜的工地，而远处则是一批修建中的摩天高楼，两相比对，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资本逻辑之下中国城市的发展之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