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

工作报告 2019-06-05 22:58:11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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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煌篇1:老战士戴煌老战士戴煌○　卢跃刚20年前的一个上午，北京什刹海文采阁，《当代》召开我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戴煌来了。高高大大的戴煌，大嗓门儿，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声震屋宇。会议气氛凝重，与我的报告文学内容有关。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市人大会议上提出罢免市长案，被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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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篇1:老战士戴煌

老战士戴煌
○　卢跃刚
20年前的一个上午，北京什刹海文采阁，《当代》召开我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戴煌来了。高高大大的戴煌，大嗓门儿，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声震屋宇。会议气氛凝重，与我的报告文学内容有关。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市人大会议上提出罢免市长案，被非法拘禁214天，刑讯逼供，受尽折磨。与会作家评论家自然义愤填膺，铿锵声援。
不久，戴煌写给我一封信，以文会友，直呼“老弟”，以过来人的经验叮嘱我，颜跃明事件，事涉险恶，切切“注意人身安全”。把职业写作与人身安全挂钩，戴煌是提醒我的第一人。新华社信封信签，有棱有角的钢笔字，仿佛个个都在挣脱某种束缚，铮铮夺目。尤其是“戴煌”两个桀骜不驯的署名。
戴煌是中国新闻界前辈，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传奇。1980年代，我读过他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揭露四川凉山的官场腐败。我一直有个疑惑，戴煌从革命英雄主义（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到批判现实主义（《权柄魔术师》、《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转型，是一个从气质到价值大幅度转型，良知与认知，缺一不可。评论家周正保说过，报告文学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与英雄主义张扬，之间的悬殊很大，过渡很难。
良知殊难，认知亦不易，坚持自己的认知则更不易。完全个人本位。前者是根性，后者是基于前者的锤炼。认知与自我检视、反省有关。回归个体，对于上一代充满了集体主义意识的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戴煌是怎么完成的？戴煌的同代人刘宾雁好解释，刘宾雁1957年因《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落难。戴煌呢？
戴煌抗战后期加入新四军，很快进入新华社当随军记者，先后参加了抗战、内战、抗美援朝、越法战争的采访报道。这位苏北乡间中医的儿子，一生都是共产主义者。1997年9月，他在香港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他在本书扉页的题词是：“谨以此书献给为真正的社会进步、人民自由欢乐的共产主义事业，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不断向前拼搏的人们！”
他的心里有一个令人向往、羡慕的真正共产主义乌托邦。胡耀邦身上无疑闪耀着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格。题词便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概括。包括戴煌在内的上百万右派及其家庭是胡耀邦的直接受惠者。上至刘少奇、彭德怀、彭真、薄一波、习仲勋、贺龙等老革命老干部冤屈者，下至地、富、反、坏“阶级敌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上亿中国人直接受惠于胡耀邦。胡耀邦平反中国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当时任职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中组部部长，在党的权力序列里，不过是一个正部级干部。从思想（“真理标准讨论”）到具体行动拯救生民于水火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坚持？
所以，在戴煌这里，“共产主义者”是正义、正派、善良的象征，是人道主义、悲天悯人的，是实事求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总之，是针对世间一切恶的存在。共产主义如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自由的理想世界。一种信念，一个绝对的价值。六七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戴煌来了。等上菜的时候，张思之、邵燕祥、郑仲兵撺掇他唱一首歌。戴煌拄着拐棍站起来，一脸童真的笑，捋展衣服，唱了一首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80多岁的老人，一股喷薄而出的真诚内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一头银发，美声唱法，发音已经不太准了。前一段轻度中风，侵害到了老人的眼、脸。不过，歌声的节奏与旋律依然风流倜傥。显然，抗战、革命、自由，在戴煌这儿，是一体的完美融合。
不管是什么主义，“自由”是戴煌理性底色的关键词。这与他新华社另外一个著名的右派同事相同。这位同事是一大批革命者“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90年代初期，引进“公民和公民意识”、“良知”、“权利与责任”，主张“无权者的权利”，举起了“自由主义”旗帜。他是李慎之。
李慎之平反后转入中国社科院任美国所所长、副院长。1990年代升起了两面旗帜，一面是“自由主义”，一面是“共产主义”。一批“两头真”的一二九运动和抗战加入中共的延安或敌后根据地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倾向于“自由主义”，如新华社名记者、党内地位也更高的李普。而戴煌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
戴煌、李慎之以“自由”为价值底色，分别举起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两面旗帜，这似应是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期中国，不能忽略的思想史事件？
检索戴煌理性认知的轨迹，有一个不为所察的事实，在坚持独立思考、自由价值，戴煌可以说比绝大多数“右派”走得更远更一贯更持久。他的自传《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以及持续到了21世纪的采访、写作，都能证明这一点。《九死一生》“结束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小书从写作到出版，他先后修订5次，写了20年。
他在1950年代初期农村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中敏锐发现，中共进城后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与吉拉斯《新阶级》的论断相似）。他观察政治生活中渐渐发生的一些蛛丝马迹，胡志明对中国喊毛泽东“万岁”口号的厌恶，以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反映出来斯大林问题，认为中共党内也存在着“个人崇拜”、“自负为英明的神”，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自我启蒙。
中共八大以后，他写了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万言书”。这个没有发出却由他主动交给党组织的“万言书”，成为他“新华社最大右派”的主要罪证。他在万言书中反对1956年国家拿出12亿人民币为国家干部和企业职工涨工资，认为这对于“解放”七八年来，依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状态的农民不公平。
他在“万言书”中反对铺张浪费，“在我们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的农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他指出，“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呼吁“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他在新华社内部大鸣大放的会议上说：“全党全国最严重的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给予抑制与消除，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21世纪。他生前多次对“重庆模式”的文革无法无天和现代造神特征发出警告。
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怎么是错的呢？还因此打成“右派”。他很在乎他被打成“右派”的原由，以及黑龙江、山西劳改的苦难历程。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不服。他抗争。1962年又写了“十万言书”抗辩。
他和一些“右派”难友以反暴政的“十二月党人”自许。在黑龙江兴凯湖畔流放地，茫茫风雪，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他们唱起了《贝加尔湖之歌》。“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们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主义，相信自己的脑袋、眼睛，完成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思考的精神重塑。21年的流放、劳改、监禁生活，歧视，羞辱，寒冷，饥饿，超强的劳动，对于任何人的意志都是摧残、淬炼。但是，我们看戴煌的回忆录，对他来说，精神流浪的孤独更甚于肉身的苦难，以至于他获得了自由以后，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成为他必然的归宿。上个世纪50年代与21世纪的精神连接，须臾没有扯断过。
既有重塑，又有连接。如此人生。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景象，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写作上，戴煌与刘宾雁殊途同归；在“自由”精神的层面，共产主义者戴煌与自由主义者李慎之殊途同归。良知与批判理性、自由价值，使得我们看到，戴煌与刘宾雁、李慎之结伴而行。
接下来的事实就可以理解了。刘宾雁去国，李慎之完成了“学官”到思想者——中国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蜕变，戴煌则是终身笔耕不辍，从事报告文学和调查性报道的采访写作，一如50年代初期他对家乡父老乡亲以及中国农民鸣不平那样，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呐喊，为制度的被害者伸冤。
作家古鉴兹写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被当事人告上法庭，他写了长篇报道声援，2000年出版《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他到齐齐哈尔调查三起血案，痛责渎职厂长，维护工人权利，发表了调查性报道《工人罢免渎职厂长，齐齐哈尔连发三起血案》（1998年）。农民曹海鑫被黑势力殴打，被迫反击，猎枪走火，致死暴徒，应属正当防卫，被黑势力勾结司法，判处死刑（1998年）。司法界、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知名人士都出手，几乎是举国营救，不果。他亦奋而力争，通过新华社机要渠道，致信任建新，信封赫然四个钢笔大字和三个惊叹号：“刀下留人！！！”
包括采访、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997年），上个世纪90年代，是戴煌报告文学和调查性报道高产期。请注意这些报道、著作的发表日期。戴煌1928年出生。也就是说，戴煌古稀高龄后，还在调查性报道的第一线，还在中国新闻界的风口浪尖上打硬仗，牵涉的官司持续到了21世纪。这在中国新闻界、报告文学界仅见。这在世界新闻史上罕见。
戴煌颈椎疾患，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先患面瘫，后来中风加重。1999年患结肠癌。病痛都给戴煌的生活、采访、写作带来极大困扰。他读文章、材料，要借助放大镜。他写文章，要用手撑开眼睑。他出门采访，要有老伴陪同。他去郑州采访曹海鑫案时，遇雨，他采访、记录，老伴为他打伞。风雨中，两位白发老人为一个普通农民辩冤情，讨公道，百难不辞，在场者莫不动容。
报道类型的变化，也是形成今天戴煌的原因？戴煌被打成右派时，是新华社大尉衔军事记者，平反后担任新华社机动记者。重大题材，专题和调查性报道，非虚构写作自是应有之义。由军事记者到调查性报道记者的知识分子转型，是戴煌一生底色不变的职业原因。右派平反后，戴煌如果继续担任军事记者，再给个一官半职，以上的故事不能说都没有了，但不专注，不纯粹，达不到应有的力度和声望，则是肯定的。
自从戴煌2005年中风后，行动不便，常跟女儿住在北京郊区清净，逐渐淡出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圈子。很长时间没见他了。想他。灯捻儿倏忽地一闪，在眼前熄灭了。我在外地得到戴煌病重的消息是2月18日。第二天，他走了。88岁。在众声谄媚、喧哗中，戴煌走了。一位朋友的回忆里提到，戴煌一生喜欢吃红烧肉。我笃信戴煌去了天堂，天堂一定有碗红烧肉等着他。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我用这句话送别前辈戴煌：老战士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责任编辑　丁　东）
（网络主编　王海印）

戴煌篇2:戴煌，人民的记者，一辈子说真话的硬骨头丨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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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6岁入党、19岁入新华社、被打为“右派”21年，50岁平反，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伸张正义……这个一辈子说真话的笔杆子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
▲戴煌是原新华社著名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作者。2月19日于北京去世，享年88岁。资料图片
姓名：戴煌性别：男终年：88岁去世时间：2016年2月19日去世原因：病逝生前职业：原新华社高级记者
凌晨三四点，年过八旬的戴煌时常会悄然起身、开灯、来到书桌前，戴上花镜、摊好稿纸。
“这么早起来，对心脏多不好。”老伴儿潘雪媛反对。
然而戴煌乐此不疲。
按照他的习惯，脑海里有想法蹦出，不能耽搁，应立马记录，白纸黑字写下来。
2016年2月19日，戴煌辞世。一周前的2月12日，他刚在病房里度过了88岁寿辰。
他一生热爱写作，临终前心心念念的，是自己仍有十万余字的文稿未能出版。
戴煌一生，命运沉浮。他曾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报道；也曾因直言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为右派，一落千丈。
16岁入党、19岁入新华社、“右派”21年，50岁平反，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伸张正义……这个一辈子说真话的笔杆子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
笔杆子晚年每天在书桌前坐五个小时以上
近十年来，戴煌仍坚持写文章。
上了年纪的他视力已开始模糊，但写作前仍要把纸铺好，一笔一画，工整有力。
看材料时，老伴儿潘雪媛会帮他拿来放大镜，仔细读完后，他用牛皮纸或者发黄的旧报纸把文章包起来。
“父亲晚年每天要在书桌前坐五个小时以上”。戴煌的大女儿戴为伟说，在岗时，父亲还会常常跑到单位，要来新华社的稿纸，在家写作。
戴煌过世后，单位的老干部局前来慰问，戴为伟提出：希望新华社能将父亲的档案复印一份，作为家族的遗产和纪念，留给后代子孙。在她心里，父亲一生仗义执言，纯粹做人，始终紧握手中笔杆，为不平之事发声。
八九岁时，戴煌的私塾老师常在他的大字本行间写上联让他对。“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两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奉为人生信条。
1944年，16岁的他参加苏北文工团。打下淮阴后，写下文章《战士与群众》，被苏北报纸评为记者节好稿。三年后，他调入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做记者。苏北盐城，戴煌与战士们一起与敌人拼刺刀，死的人多了，土围子外面的壕沟里全是血。
1952年1月，朝鲜冰天雪地，战士罗盛教为抢救落水少年，不幸牺牲。接到采访任务的戴煌，为了抢时间，在没有车的情况下，决定骑马前往。因为驭马术不高，上马没多久，就被摔了下来。随后他步行赶到罗盛教的土墓，读了他的日记与书信，完成了通讯稿。后来，该稿件被编入小学语文四年级的课本当中。
戴为伟谈起父亲动容，她认为父亲讲话时最有感染力。戴为伟说，已八十高龄的父亲，每逢谈起自己的理想，都会端直着身子，手舞足蹈、中气很足。
硬骨头不会弯腰说软话
“爱憎分明”，戴为伟这样形容父亲。
她记得有外地记者来京看病，父亲嘱咐母亲，每天在家做好饭，一顿一顿为朋友送到医院。她问：“医院不也有食堂吗？”父亲摇摇头说，食堂菜不如家里的可口，人家是病人，要吃得好些。
不喜之人，戴煌不会弯腰说软话。有记者抄袭文章，他不认同，便刻意远离。
“必须要说的话，哪怕说出真话来，可能要被杀头，那我也说。”戴煌从不隐藏自己对不平之事的态度。
1957年，因发言“反对神话和特权”，戴煌被打为右派，处以二类处分，每月工资由155.75元改为生活费28元。接着，前妻提出离婚，刚会叫声“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
他戴着狗皮帽、裹着老羊皮大衣、穿着大头鞋，来到“死亡场”——北大荒。
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书中，戴煌描写自己的经历：饥饿缺营养、高强度劳动的艰苦“改造”，不断有人饿死、病死、自杀。之前196斤的他，也降到穿着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棉鞋、棉袜子等等，加在一起才92斤。
“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脱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戴煌书写自己的痛苦。
他也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他始终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他曾说：“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
热心肠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
1978年，戴煌的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重返新华社。1994年秋，他采访8个月，走访和电话连线了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及受害者。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1995年完成初稿，发表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
在戴为伟印象里，父亲恢复名誉后，家里的访民络绎不绝。
20世纪80年代，戴煌一家住在新华社正门对面一处约50平米的屋子。家里就2间卧室，一间他们一家住，一间会留给访民住。
“那时吃饭还要粮票，父母会把家里的粮票和一部分工资拿出来给访民”。戴为伟说，自己当时还上学，常常按照父亲要求，带着来上访的人去往上访接待站，久而久之，对每个接待站都变得熟悉。
正因为自己受过冤屈，对这种苦难感同身受，戴煌对上访者无限同情。近五年来，尽管身体常有小恙，他还要不断替访民转交材料，甚至亲自陪伴上访，以求公道。
戴为伟说，之前父亲在北大荒劳改时，为了运送伐好的圆木，从山上往下拉雪爬犁。往下冲时，拐弯处有人拉着车往上走，为了不伤到人，戴煌用身体当阻力，挡住了雪爬犁，左腿受伤，一根肋骨骨折。
腿伤一直伴随着他。晚年时候，他要靠拐杖支撑行走，腿脚更加不便。
伴随他的不仅仅是腿伤。爱吃肉的戴煌，在饥荒时期肠胃也落下了毛病。
去年11月，戴煌因肺炎心衰入院治疗。今年2月中旬，戴煌的胃部、十二指肠大出血，医院称血库告急，戴为伟在网上求助，拜托亲朋好友与爱心人士为父亲献血。
当时，一辈子说真话的戴煌，因身体状态欠佳，已经不怎么说话了。
寄语
爸爸，很多媒体人怀念您，您不孤独。愿您在天堂畅快地为民讲真话。
——女儿戴为伟
中国多一些戴先生这样的记者，才做得出“有品质的新闻”。深深悼念戴先生。
——作家方方
新京报记者李相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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