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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2ad]美国空军推动核导弹计划 应对区域拒止反介入A2AD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7月31日报道，美国空军将提出两项提案，更换其洲际弹道导弹和核巡航导弹，从而推进这两类关键性的核武器实现“现代化”。空军认为他们需要新的核武器投送平台来保持三位一体的核威慑打击力量，但是研发带来的预算上涨遭到了国会的质疑和批评。
美国新型洲际导弹研制的任务指标当中强调，在区域拒止/反介入环境下发挥作用的能力，目前还不知道他们具体如何体现这一能力，观察者网军事评论员认为，美国空军可能将在新一代洲际导弹上可能具备核常兼备。这可能是美国之前所提到的常规一小时全球打击能力的体现。
报道称，本周五，美国空军将正式提交上述提案。
地基战略威慑计划(GBSD)会取代1960年代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远程防区外打击武器(LRSO)武器,这将取代AGM86B空射巡航导弹。这些项目将作为美国新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威慑力量。
然而，两个项目都受到部分议员的抨击，分析人士声称，这些武器太过昂贵，功能鸡肋，并且他们会破坏全球稳定性。
为了GBSD计划，美国空军计划在2017财年的开始两项长达36个月的技术测试和风险降低的合同。当空军找到合适的投标人，那么这一套弹道导弹系统在2030年前可以完成部署。
目前的空军对GBSD系统的展望是GBSD未来将作为一个集成系统，它将包括启动和指挥和控制能力。它还希望该系统灵活和适应未来的威胁，以及有效的应对区域拒止/反介入策略（A2/AD）——这种任务无法由旧式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来承担。
作为A2AD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环，东风21d的出现让亚太地区的美军如鲠在喉
自从美国人提出A2AD以后，如何反制A2AD就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此次美国将新型的核弹道导弹和A2/AD策略联系起来，难免让人联想到GBSD项目的用途之一是不是包含了对中国弹道导弹阵地的核常兼备的打击能力。
“发展新型的弹道导弹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中仍然是安全，可靠和有效的。”少将斯科特·简颂，空军战略系统项目执行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然而空军在新的核项目中不断增加预算的做法遭到了国会的抨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抨击了致使美国空军的成本不断上升的B-21轰炸机浮动成本合同，并要求使用更多的固定价格合同——虽然这种合同会给军工行业带来更大的风险。
GBSD提案的限期为10月份。
至于新型巡航导弹（LRSO）的竞争，美国空军计划在2017财年第四季度，开始两项长达36个月的技术测试和风险降低的竞标合同。竞标公司领取合同后会进行长达54个月的初期开发以证明的他们研发项目的可靠性和可制造性。在54个月的初期开发结束后，空军将选择谁是唯一一个中标方。
同样，选出中标公司后，空军计划于2030年前后部署这套新型的巡航导弹。
空军领导人认为，他们需要新式的携带核力量的巡航导弹，这样可以让他们的轰炸机编队面对更复杂的防空系统时候发挥出更大的战斗力。由于冷战时期的遗留空射巡航导弹（ALCM）都是在1980年代末服役的，虽然这些导弹目前仍表现良好，但考虑其设计寿命仅剩下10年，这些导弹将不再能制造有效的威胁。
空射战斧普遍服役了20-30年，随着东亚地区防空力量的不断增强，这些核武器的威慑打击效果也逐渐存疑
在2月份，罗宾·兰德，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指挥官表示，LRSO“将确保轰炸机可以在威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继续对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
LRSO计划将从新式和旧式的B-21，B-2和B-52上发射。
(2) [a2ad]谈谈F-35C 晨枫
2014年11月3日，加利福尼亚外海，明丽的阳光下，“尼米兹”号航母在风平浪静的太平洋上懒洋洋地漂浮着，往日繁忙的甲板上空空荡荡的。12点18分，在喷气发动机的嘶吼和钢铁的撞击声中，美国海军试飞中队（番号VX-23）所属的编号CF-03号的F-35C成功地降落。飞机先作了一个低空通场，然后在甲板上试验了着舰复飞，最后才在一架F/A-18F双座战斗机的保驾下，稳稳当当地降落了下来，尾钩干净利索地挂上了第三道拦阻索。“尼米兹”号上有4道拦阻索，但第二道和第三道拦阻索之间是最优触地点。一小时后，同属VX-23的CF-05号也成功地降落在“尼米兹”号上。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这两架F-35C将进行更多的海上试飞，主要测试起飞、着陆和甲板运作，要包括各种侧风、甲板风的情况。这一阶段的试飞基本上在白天进行，2015年9月将开始第二阶段海上试飞，将包括夜间起落和初步武器系统测试，还要测试在最大推力下从舰首和中部的蒸汽弹射器的弹射起飞。第三阶段海上试飞将在2016年3、4月进行，现定达到初始作战状态的时间为2018年8月。
F-35C在经历了陆上着陆试验失败后，修改尾钩设计，终于在尼米兹号上成功降落
F-35C CF-05着舰瞬间，尾钩即将勾住拦阻索
与基本型相比，F-35C的机翼明显加大，后缘为此有一个切角，避免与平尾冲突
在多灾多难的F-35家族中，舰载型F-35C是最晚研制、最晚首飞的，进度也是最晚。这倒不是F-35C特别多灾多难，原计划就是如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AV-8B“鹞”式垂直起落战斗机已经老旧，急需F-35B接替，所以F-35B应该首先达到初始作战状态。美国空军的F-35A是外销主力，在结构和系统方面也相对简单，没有F-35B那样的滑跃起飞、垂直降落要求，又没有F-35C的上舰要求，所以进度第二。美国海军的F-35C排在第三。
与基本型F-35A相比，上舰改装使翼展从10.7米增加到13.1米，翼面积从42.7平方米增加到62.1平方米，机内载油从8390公斤增加到89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不变，还是31800公斤，航程从2220公里增加到2520公里，推重比从0.87降低到0.75。翼面积增大改善了低空低速机动性，有利于降低航母上起飞、着陆速度和可控性，也增加了机内载油量；起落架大大加强，适合航母上的高下沉率着舰；增加的尾钩则在着舰时挂上拦阻索，极大地缩短了着陆滑跑距离。这些上舰改装都增加空重，加上增加的机内载油量但没有增加的最大起飞重量，F-35C的武器挂载能力有所下降。外观上，F-35C的机翼明显更大，翼根后缘与平尾前缘重叠，所以翼根后缘像F-22一样有一个切角，以避开平尾。另一外观特征就是粗壮的尾钩，但这尾钩曾给早期试飞带来巨大的困扰。
在早期陆上试飞中，F-35C的尾钩出现着陆滑跑时挂不上拦阻索的严重问题，在莱克赫斯特海航基地试验时，8次挂钩企图全部失败。问题出在：1、主起落架到尾钩接地点距离太短；2、尾钩形状不利于挂上；3、压住尾钩的机构阻尼不足，使得尾钩容易被地面或者甲板的表面不平而弹起。
洛克希德从来没有设计过舰载飞机（S-3“北欧海盗”的起落架和尾钩是请沃特公司设计的），难说这是不是尾钩设计出问题的原因。理想舰载战斗机的主起落架和尾钩接地点之间应该保持较大距离，这样主起落架机轮滚过后，拦阻索有时间回位腾空，便于尾钩挂上。在典型舰载战斗机主起落架到尾钩接地点的距离中，F/A-18E为5.7米，F-14D为6.7米，教练机T-45为4.45米，就连纵长相对较短的无人机X-47B都有3.1米，但F-35C只有2.2米。距离太短使得F-35C主机轮着地后，尾钩的角度不利于挂上拦阻索，进一步恶化了问题。
F-35C的尾钩接地点与起落架之间的距离较短
与其他舰载机的横向对比，F-35C是最短的
F-35C的尾钩形状本来是借用F/A-18E的，F/A-18E的主起落架到尾钩接地点的距离比F-35C长150%，没有机轮把拦阻索压到地上来不及弹回的问题，所以F/A-18E的尾钩前缘较钝，还略带像大头皮鞋一样的倒钩，确保挂上拦阻索后不会脱落。但同样的形状用于F-35C就悲剧了，钝头把拦阻索推着走，不容易挂上。设计团队在修改中，把尾钩改为较尖锐的锲形挂钩，但这样的形状容易挂上，也容易脱落，需要特别小心地调教阻尼，在弹跳次数和弹跳幅度之间最优妥协，避免尾钩弹跳或者拦阻索张力不均匀时造成脱钩。
F-35C的尾钩组件
F-35C的尾钩形状
机轮碾过后，尾钩无法钩住紧贴甲板的拦阻索
红线轮廓就是修改后的设计
F-35C的着舰接近下滑航迹也一反常规。舰载战斗机着舰是沿着笔直的斜线直接降落到航母甲板上的，没有陆基战斗机在最后接地前的改平飘飞然后接地动作。所以通常做法是襟翼放下到固定位置，相当于设定了大体固定的下沉率，然后调节发动机推力来控制前后位移，把飞机控制在预设的下滑线上，直到接地。下沉率对航母上着舰非常重要，下沉率过高，起落架受不了；下沉率过低，前进速度过大，拦阻索和尾钩受不了。预设襟翼位置可以把飞机控制在最优下沉率，但推力改变会使机身俯仰角度有所改变，在通场情况下，这不是问题，但F-35C令人不放心的尾钩使得这样的传统着舰方法不再适合。所以，F-35C反过来，把发动机推力设定在固定位置，相当于设定了大体固定的下滑速度，同时设定了大体固定的机身俯仰角度，然后用收放襟翼来调节升力，控制飞机的垂直位移，把飞机控制在预设的下滑线上。这个方法更多用于陆地上的跑道着陆，可以在机尾不蹭地的情况下以最大仰角接地，使得着陆速度最低，着陆滑跑距离最短。但对于F-35C来说，着陆滑跑距离不是最大的问题，反正有拦阻索，但用最优角度接地，确保尾钩挂上拦阻索，这才是第一要务。
F-35C用改进的尾钩在陆地上的初始试验中，8次试验成功5次。经过更多的精细修改后，终于到了可以上舰试验的程度，而且一次成功。“尼米兹”号上的第一次着舰试验是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是由美国海军最精锐的试飞员做到的，要到普通飞行员在浪急风高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很高的成功率，才算真正成功。这有待后续试验。
新设计的钩子能很好勾住拦阻索了
不过F-35C的未来并没有因为成功上舰而明朗化。
对于F-35C来说，F/A-18E既是战友，又是对手，后者悄悄挤占前者的订购一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对美国空军而言，F-35A是与F-22高低搭配的低端。对于美国海军而言，F-35C的位置就比较微妙了。美国海军没有相当于F-22的高端，F-14已经退役了，经典型F/A-18将由F-35C替代，但大改的F/A-18E将与F-35C长期并存。F/A-18E比经典型F/A-18要大一圈，属于中型战斗机了。F-35C的最大起飞重量超过F/A-18E，自然不可能成为低端，但也谈不上高端。于是，F/A-18E和F-35C形成奇怪的“中中搭配”，F/A-18E偏重舰队防空，F-35C偏重对海对陆攻击。但航母尽管代表了进攻性力量，舰队防空依然是舰载战斗机的首要任务，航母要是有了闪失，舰载战斗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在F-14和F/A-18高低搭配的时代，F-14专职外层防空，F/A-18则负责内层防空，兼顾对海对地攻击，在A-6攻击机退役后则成为对海对地攻击主力。
F/A-18E和F-35C“中中搭配”时代则比较别扭。F-35C具有隐身能力和更优秀的态势感知能力，理应承担外层防空，但F-35C的最大速度只有M1.6，全内载的话只能挂载4枚AMRAAM中程空空导弹，不利于在外层拦截敌方的饱和攻击。翼下挂载可以增加导弹数量，但丧失隐身性能，还增加阻力，速度进一步降低。用于内层防空的话，F-35C没有固定的机内航炮，必须吊挂机腹航炮吊舱，也有降低隐身性能和增加阻力的问题。航空评论界对F-35A的空战能力本来就存疑，F-35C的翼载较低，但推重比更低，不利于近距格斗。相比之下，F/A-18E在采用Block III升级后，航电方面采用波音本来用于投标JSF的技术，性能不亚于F-35C。在舰队防空方面，F-35C既不能与F/A-18E拉大差距，性能上也谈不上互补，地位很有点尴尬。
“超级大黄蜂”Block III的主要特点
F/A-18E尽管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双任务战斗机设计的，也就是兼顾舰队防空和对海、对地作战，但F-35C的对海、对地性能无疑更为优越。隐身能力使得F-35C可以实现“自我护航”出击，降低对战斗机护航、电子战飞机压制保障的需求，更大的航程更是适合由海到陆的远程打击。不过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使得这一设想有了疑问。一般认为，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在1600-2000公里左右，这就使得航母不想冒遭到攻击的风险的话，部署线要后退到离海岸线至少1600-2000公里左右，但这样一来F-35C增加的这点航程也无济于事了。美国航母上没有专用的加油机，战斗机之间的伙伴加油的燃油输送量有限，不利于维持大量飞机的高强度出击。另外，缺乏F-22那样的高端资源的踹门和保驾的话，单靠自我护航的F-35C是否能砸开装备苏-30或者更先进一级战斗机的敌方防空大门，已经不是很有把握的事了。反舰弹道导弹是反介入-拒止战略（简称A2AD）的一部分，陆攻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对第一甚至第二岛链的美军基地也是严重威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F-35C（还有A、B型）对未来亚太战场的有效性受到强力质疑。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空军属于技术流的话，那美国海军航空兵就属于技能流。这和海军航空兵的特殊性有关。在技术条件大体相当的情况下，陆基作战飞机总是比舰载作战飞机更容易首先实现尖端航空科技，性能更高，舰载飞机技术有时甚至必须因为上舰要求而被迫保守。比如说，在朝鲜战争时代，美国空军的F-86已经采用先进的后掠翼，速度和升限大大提高。但美国海军战斗机受限于发动机推力不足，在还没有弹射起飞和拦阻索的时代，只能用平直翼降低起飞速度，所以要到朝鲜战争结尾的时候才勉强赶上后掠翼的大潮。由于这种“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传统，美国海军航空兵对接受一点性能损失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对拓展飞行性能的绝对前沿没有美国空军那么执着，但更加强调战术、训练和武器系统的作用。F/A-18E不够理想，但基于美国海军对未来战争性质的评估，半隐身的F/A-18E够用了。电子战改型EA-18G不仅在电子战能力方面全面取代了专用电子战飞机EA-6B，还保留了空战能力，成为在空战演习中首先“击落”F-22的战斗机。波音正在大力推动Block III升级，采用推力增加20%的通用电气F414EPE发动机和基于波音JSF的航电套件，跨音速加速性能大大改善，态势感知和除了隐身之外的综合实战性能全面逼近F-35C，但成本要低很多。更大的威胁来自无人作战飞机，尤其是以诺思罗普X-47B所指向的新一代具有全向隐身能力的专用无人作战飞机。
现在无人作战飞机的主体在本质上还是无人侦察机，挂上了“地域火”反坦克导弹或者“针刺”防空导弹后，也顶多是业余无人作战飞机。X-47B的最大起飞重量与F-16相当，具有在航母上自主起飞、着陆能力，能自主编队飞行，能自主完成攻击和自卫的基本战术动作。X-47B的机内武器舱可以挂载2000公斤的武器，不过这是研究机，没有完整的火控系统，机内武器舱只是概念验证用的。X-47B采用全向宽频隐身的无尾飞翼设计，高亚声速飞行，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0吨。拟议中的X-47C更大，也将能够挂载4500千克武器，航程超过3000千米，基本达到实战级无人作战飞机水平。
美国海军对无人作战飞机特别起劲，以X-47B为基础研发的下一代无人作战飞机可能成为舰载航空的未来主力，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
美国海军对舰载无人作战飞机的概念特别起劲，X-47B在2012年已经在“杜鲁门”号航母上进行了适配和甲板运作试验。2013年5月14日，一架X-47B从“布什”号上成功地弹射起飞，6月10日成功地进行了拦阻索降落。接下来两年里，X-47B重点进行航母上实用条件下的混编试验，比如说，要和有人飞机在甲板上接受同样的甲板调度信号，起飞准备要在90秒内完成，最终要降低到60秒。2014年8月17日，一架X-47B和一架F/A-18在“罗斯福”号上相继降落后马上再次起飞，测试混编出动能力。实战级的无人作战飞机有可能2020年就投入使用。美国海军在无人机技术上超前发展，似乎一反技术上保守的传统，但这是有原因的。
2014年8月17日，一架X-47B和一架F/A-18在“罗斯福”号上相继降落后马上再次起飞，测试混编出动能力
无人机不需要飞行员这一特点对于美国海军特别有吸引力。避免飞行员伤亡的政治影响当然是一个因素，但美国海军有更加实际的考虑。无人作战飞机不需要飞行员，一方面省却了新飞行员的入门训练，另一方面省却了老飞行员保持飞行技能的经常性训练。这不光减少占用训练设施和人员开支，也节约了飞机的飞行小时数和相关的燃油、维修、折旧费用，对美国海军十分重要。无人机也没有战损或者机械故障后飞行员跳伞的营救问题，不需要在机库和甲板空间分出搜救力量的部署空间，也不需要专业搜救人员和飞行员的跳伞和生存训练。
更重要的是，只要有足够的燃油，无人作战飞机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停留在战区上空，这个特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特别有用。现代打击手段有三大特点：精确、及时、持久。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战场的面貌，但及时打击同样重要。不过传统的及时打击依靠高速飞机和导弹，依然有一个可观的逃逸窗口。飞机、导弹再高速，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出动，还是需要一定的飞行时间。高度机敏的目标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在打击手段到达之前就逃之夭夭。在理想情况下，打击手段应该长时间在战场上空监视和待命，一有目标出现就及时发动就地打击，避免了远程调动在往返路途上浪费时间、丢失战机。这不仅对反恐这样的低烈度作战有用，在高烈度作战中也有巨大价值。这种作战概念最早是在冷战末年美国反制苏联机动发射洲际导弹时提出的，对于反A2AD作战也有很大价值。反A2AD作战的最大难点在于在发射前及时打掉远程导弹。远程导弹的展开和发射需要一定的时间，只有全时监视、实时就地打击才有可能及时摧毁。
无人作战飞机的超长留空时间也可以直接转换为超大作战半径。美国海军设想中的无人作战飞机具有高达2500海里的作战半径，以离岸500海里的航母为基地，可以在中国整个东南沿海一直到东三省东部保持7小时的留空时间；即使到太原、西安、成都一线，依然可以保持近5小时的留空时间。如果只要求2小时留空时间，则作战半径可以覆盖中国全境，连喀纳斯的湖怪也不能幸免。考虑到反舰弹道导弹约1000海里的射程，航母位置要进一步远离海岸线，但这依然提供了巨大的覆盖范围。巨大的航程不仅可以深入深远内陆作战，还可以在对方意想不到的空域隐蔽待机，绕道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方向上突然进入攻击，提供了极大的作战灵活性。
太平洋地区的一些距离概念，单位是海里
长时间深入敌后的巡航不再可能依靠仔细的进入和退出航线规划来避开已知敌方雷达的探测，而是需要全向宽频高度隐身的飞行平台，X-47B正是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隐身不是从雷达上消失，而是尽量降低雷达反射面积。取消了垂尾的无尾飞翼自然是侧向和前后向隐身的极致，上圆下平的基本形状也是最大限度增加雷达反射能量散失的形状，隐藏在机背的进气口和喷口更是避开了地面和低空雷达的视线。可观的投影面积尽管形成较大的雷达反射面，但对于绝大多数上视角度来说，平坦的底部使得反射能量大多投向其他方向，极大地降低了雷达截获概率，但距离依然是隐身最大的盟友。与传统的低空突防不同，高度隐身的无人作战飞机将从高空进入，高度本身就保证了较大的与地面距离，增加地面雷达探测的难度。高空巡航也增加了无人作战飞机的探测和武器投射范围，飞翼没有传统飞机机身那样不产生升力的“赘肉”，也特别适合高空巡航。
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海军内部F-35C下马、为无人作战飞机让路的呼声时有所闻。更重要的是，这呼声来自具有决策影响的美国军方高层。美国国防部智库“战略预算研究中心”的罗伯特·马丁内奇在10月27日发表了被广泛称为“第三代反制战略”的报告，其中要点之一就是削减F-35的采购，改为发展无人作战飞机。报告甚至称F-35为半隐身，使得F-35最大的亮点也顿时黯淡。第三代反制战略是相对于艾森豪威尔时代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和尼克松时代国防部长布朗提出的精确制导武器战略，第三代反制战略的重点在于隐身、航程和网络化。马丁内奇为前海军部副部长，新近因为与女部下的性丑闻而被迫辞职。但他的才干、决策圈经历和对美国海军战略事务的熟悉使得报告具有特别价值，更重要的是，报告的后台是现任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沃克本人曾是战略预算研究中心副总裁，2008年发表了对美国无人作战飞机的研究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报告，2009年出任海军部副部长，2013年离任后不久就被召回，出任主管战略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马丁内奇就是在沃克离任海军部副部长后继任的。沃克在2012年就下令美国海军提交调研报告，研究在F-35B和C中下马一个型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2013年6月美国海军发表无人舰载空中监视与打击系统（简称UCLASS）的招标时，性能要求比外界预想的大为缩水，一般认为是考虑到预算紧缩的缘故。沃克上下奔走，促使美国海军收回招标，计划推迟，一般预计重新发标时将大大提高性能要求，向沃克报告和马丁内奇报告的要求看齐。
真正的F-35黑来自美国国内，比如这两位罗伯特
无人作战飞机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量产装备更是需要大量投资。在当前严苛的预算环境下，美国海军大批里根时代建造的主力舰艇需要更换，但30年造舰计划的预算可能有一半要被下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研发和建造计划吃掉，本来已经捉襟见肘，根本没有余力，F-35C下马是最现实的解放资金的办法，航程和隐身不足成为最顺手的理由。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席卷参众两院，但未必敢把勉强关进围栏里的预算野马重新放出来，这是丢掉2016年总统大选的选举毒药。因此，保F-35还是促无人作战飞机可能成为军工利益集团的主战场。刚上舰试飞成功的F-35C正在飞入的不是清澈的海空，而是浓密的迷雾。
(3) [a2ad]中美开战4种模式，由谁掌控？与中国开战不可思议之议(四)
战争的变量
另一方面，中美冲突可能主要由它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定义。虽然战斗的强度从轻微到激烈是连续变化的，我们这里只分析两个极端情况就足够了。
轻微意味着严格限制承担任务的部队的作战、使用的武器、攻击的目标、地理，和局势的发展速度。轻微的冲突可能会采取零星战斗的形式，偶尔会有损失，以及军队装作处于有利地位的样子，装作试探、或发信号的样子。因为中国和美国军队都有能力进行激烈的战斗，如果战斗轻微，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选择了轻微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意减少破坏并避免升级，不伤害大部分可命中目标的敌方部队，即使这意味着丧失军事优势。因为这对一方而言，将是高度不可思议的，也是不稳定的，但另一方不抵抗打击军事力量的压力，愿意这样做很可能是民事或军事领导人之间通过言语或行为进行过沟通。实际上，轻微冲突意味着双方一起试图控制战争，而不是任一方听任它，可以控制战争。
严重的强度意味着激烈的、开放式的作战（缺核战争）每一方通过摧毁对方的军队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正如已经解释过的，这样的战斗前景意味着双方有能力和动机进行常规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战争。严重的冲突意味着胜利的目标超过了限制战争成本的目标。它还意味着每一方希望削弱对方发动战争的意愿，可能更少地考虑战斗是否会缓和。各种常规武器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的传感器可以定位和将其定位为目标的军事能力：移动部队、分期部队、作战基地、后勤物流流程和基础设施、空军和海军基地、计算机网络、卫星、传感器、和军用的C4ISR。在未来，对军事、军民两用，以及民用系统发动的网络战，可以算重要的严重的激烈战争。
不管是否使用动力学或非动力学（即，网络）武器，中国优先考虑将美国的攻击平台、在该地区的基地和集中的武装力量设为优先目标。对美国而言，将优先目标设为主要位于中国的中国A2AD功能。轻微冲突和激烈冲突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美国将攻击目标地点定为中国国土，而不是美国国土。鉴于中国不可能在其领土被攻击时请求和平，在大陆的战争可能会延长为一场严重的战争。
为了分析的目的，持续时间可以分为短期的或长期的，前者意味着几天或几周，后者为一年左右。再长期限的战争也有可能发生但并不在这里考虑。几个因素可能延长中国和美国的战争期限：没有一个明确的赢家，双方坚持代价小的决心，继续战斗的预期结果，无法解决的停火协议。军事损失和经济损失高，正如为严重冲突所预期的那样，可能要么加强、要么削弱决心，取决于很难预测的心理和政治因素。双方可能选择领先作战和限制作战，作为保护他们战斗能力的方式，但是，此外，鼓励使用可命中目标的军队力量对抗可命中目标的军队力量将可能很强大。
而强度取决于美国打击和中国A2AD功能的使用和损失，总军费潜在的意义，包括增援和筹措资金的能力，可以将战争的持续时间延长。同样地，经济恢复、政治支持、国际援助可能会影响一方或双方继续战斗的能力。美国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如果不对称，延长冲突期限的能力，没有任何一方会迫于军事或政治准备而结束战争。
一个关键问题是一方或另一方能否在激烈冲突的早期阶段实现这样一个明显的优势，其他方别无选择，只能让步。美国能够实现这样一个优势的能力下降了，而中国提高了它的A2AD能力。与此同时，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能防止决定性的、早期的美国优势并不一定转化为其能够以其条件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
因为轻微的冲突将会比严重冲突对总的发动战争的能力要求更少，它可能比后者拖延的可能性更大些——甚至成为“冻结冲突。”相反，很明显地，一场长期的严重冲突需要双方比在其他情况下双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涉及到更多成本。一场长期严重的冲突可能代价最惨重，并不意味着它最不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刻保持战斗的部署不仅取决于结果、损失，以及在这一点上的成本，而且也取决于期望即将发生什么。只要任何一方都不愿失败，敌对行动可能会持续下去。
美国目前的军事能力比中国强，更能发动一场长期的严重战争。首先，美国有大量的部队驻扎或被派遣到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施加压力的其它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的安全局势可能使得它并不愿意这么做。（多年来，五角大楼已经逐渐远离其传统的标准，即有足够的同时赢得两场大型战争的总军事实力。）此外，美军今天可能降低中国A2AD能力的速度比中国A2AD能力能降低美国军队的速度更快。在严重的敌对行动早期，虽然双方都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但美国目前的前景看起来比中国的前景好。
未来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由于美国军队可能从中国A2AD那里遭受更大的损失，从而，反过来减少中国从美国军队那里遭受的损失。此外，正如美国军事作战优势减弱，中国处于“国家队”的地位，可能会承担更少的责任、拥有更多的资产，由于国内的交通线以及可实施的机动。这些军事优势转变的必然结果是，战争的预期持续时间，以及战争激烈程度可能会随着中国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原因很简单，中国将保留更多的作战能力，并面临更少的屈服压力。更普遍地说，战争不平衡性的可能越少，越有可能快速结束战争，胜利由强大的一方获得。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能力、作战概念、激励，和期望全都指向严重的敌对行动，这可能意味着一场战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比原先假定的代价更惨重，或者，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一场严重的、代价惨重的战争的假说如图2.1概念图中所示，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15年和2025年期间，军事能力名义上累计下降，或损耗，同一时期中国A2AD能力将相对于美国的打击能力有所提高。图2.1中的虚线代表一个假想的时刻（T1），开始的几天内（T0），什么时候双方评估状况并决定是否继续战斗。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数字可将短期冲突与长期冲突区别开来。T2假定为一年；虽然战斗可以继续，除此之外，即损失的模式仍会或多或少相同。
第一个图（2015）表明，中国和美国都在短暂的早期阶段遭受了重大的但不均等的损失，可以预期随着战争的推移不同的损失越来越增加，有利于美国。
第二个图（2025）显示，未来几年改进的中国A2AD的影响：中国遭受的损失减少，虽然损失仍然是相当大的短期损失；美国遭受的短期损失增加；预期长期损失结束的分歧加大。
注释： T0 = 冲突开始； T1 = 一个假定的时刻， 开始的几天内 T0，什么时候双方决定是否继续战斗； T2 = 一年. RAND RR1140-2.1
图2.1 2015年和2025年期间严重冲突中军事能力名义上的累计下降
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在T0和T1决定。敌对行动开始的那一刻，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选择是否授权执行在这些部队可以攻击之前主要攻击其他军队的军事计划。替代方法是双方决定，战斗必须严格控制，大幅限制——换句话说，轻微。因此，T0决定可能会决定战争的强度，而在这些图中这被假定为从T0到T2会变得严重。T1处，经过几天严重的实兵对抗的暴力后，领导人估量损失、剩余的能力，和预期进一步的损失，决定是否继续战斗——实际上，他们是在短期战争和长期战争之间做出抉择。此外，结束战斗的一方相当于投降。请注意，2025年中国增强的A2AD将减少其在T1下的损失和美国损失之间的差距。因为它可能不太清楚哪一方正在T1失败，一场在2025年的严重战争可能会比在2015年的更有可能延长期限，尽管代价越来越大。
这些考虑突出了假设的谬论，尤其是暴力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正如1914年欧洲领导人所做的那样!）。而且，中国一直青睐并计划一场短期的激烈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不失败的途径。然而，这种预测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看到的只是一种虚像：短期的激烈战斗之后，美国潜在的损失将比中国的损失少。但如果美国直到现在还认为，一场激烈的战争时间会很短，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的损失将超过美国的损失，并且会快速增长，它应该三思。
展望未来，中国和美国都需要考虑有可能爆发严重的、冗长的、无法控制的、毁灭性的，但优柔寡断的冲突。如果战争爆发，双方面临这样的前景，他们不一定会主动通过协议停止战斗。历史很少鼓励对手在血腥的但非决定性的战争中纠缠，将会同意缩短该战争，因为这可能比较理性。17因此，传统的打击军事力量固有的潜在的自动性和不稳定性将会让政治领导人负起审查、质疑、批准、重新审视作战计划的责任。
根据政治领导人从军事指挥官提供的选项中所做的选择，短期战争或长期战争都有可能激烈或轻微；我们仔细观察了所有四种情况。同时，长期的轻微冲突似乎更有可能更多地始于最初的轻微战争，而不是始于最初激烈的战斗。相反，只要战争持续，激烈的交战仍将保持强烈。毕竟，两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很凶猛，一直持续，甚至或多或少加剧了它们的持续时间。当然，不能排除，战争可能会开始激烈但也慢慢习惯于一场低级的战争，因为双方总结出他们不能赢得胜利，但拒绝让步，只试图缓解他们的损失。
在决定战斗有多激烈
会持续多长时间时
领导人面临最棘手的权衡之一是
战斗成本和失败成本之间的权衡
前者往往会激发限制冲突，即使这意味着丧失优势；后者会激励如何做才能获胜，包括强化、扩大和延长冲突。为了说明，美国还可能相信它可以赢得一场与中国的激烈战争，尽管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它也可能面临如此惨重的代价才能保持战争有限，并接受短暂胜利的结果。相反，中国认为，输掉与美国的战争的代价远远高于输掉与台湾战争的代价，因此中国会愿意承受一场激烈的，或者长期的冲突。一般来说，任一方明显获胜的前景下降，在未来几年确实如此，双方应该更着重于考虑战争的成本——双方都必须严格思考为什么战争的后果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键原因。
冲突的成本主要是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函数。代价最小的，显然是短期的、轻微的战争，代价最大的就是严重的长期战争。这种成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最初，军事损失将占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损失将增加，而军事损失可能像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那样地下降。国内政治约束和压力可能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但这些，也可能增强实力，甚至影响领导者的选择，因为军事损失和经济损失上升。同样地，国际反应和不确定性——警告、谴责、反对派、政治支持、物质支持、重新组合——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严重程度也在增加。
在描述战争的路径时使用持续时间和强度作为主要变量，表明有四种情况的矩阵：短期而轻微、长期而轻微、短期而严重，和长期而严重。（其他的可能性不探讨但可以被加入。）针对每种情况的假设如表2.1所示。
表2.1 四种情况的矩阵
再次注意，决定战争是否从一开始就受到约束或严重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人是否给他们的军队开了打击军事力量攻击的绿灯。人们可以推测两种制度和理性选择根据是否会行使限制。美国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原则上和实践上都是很严格的。尽管当前中国主席觉得有必要收紧对PLA的控制，但几乎没有评估当前中国文官和军事领导人将如何处理战时命令授权的信息资料。即使双方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及时打击的逻辑也是很有效的。因为犹豫不决可能会导致作战损失、劣势太大而难以克服，如果不是第一次，“安全”课程可能会迅速攻击敌军。
还请注意，低风险和无意的暴力事件不太可能引发严重的敌对行动，更高的风险和有考虑选择的战争更能引发严重战争。此外，长期的冲突可能会符合在其开始就建立的强度水平。在严重的情况下，虽然双方的成本是巨大的，但显然没有一方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同样，如果风险非常重大，高损失可能对和解和停止战争不利。即使是受限制的零星战斗，其延续可能会比让步此手头之事使成本更低，至少在政治上如此。
上限和下限
估计这四种情况下可能的损失、费用、和其他的影响之前，值得考虑的是战争严重程度的上限和下限。
很容易想象一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低于这里描述的阈值，称其为“轻微”战争。就像俄罗斯使用非暴力方式，以及某些暴力方式（比如，所谓的小绿人）干预和开拓大片的乌克兰，中国拥有并使用大量的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在使邻国和美国受损害的情况下来促进自己的利益。
事实上，中国正在寻求这种策略（没有小绿人）迫使其席卷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干涉其它国家的船只，将石油钻井平台和人工岛屿建在有争议的海域，并胁迫地提醒邻国，“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就是事实。显然，中国寻求隔离并对邻国施加不会引发美国干预的压力。同样很明显，美国和它的盟友，包括日本，能够也愿意从事互惠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美国都被涉及到，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没有暴力的、使用武力的冲突。美国阻止这样的中国运动的策略是重要的但不适用于本项研究。尽管这样的“灰色区域”的冲突的成本和后果甚至会低于那些轻微的武装冲突的成本和后果，正如前面定义的，区域贸易可能会遭受某些损失。
另一种极端情况，长期的严重情况并不一定是指战争的后果和成本的上限。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经济体，三个人口最大国中的两个，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及拥有超强的发动战争的能力。虽然两国有重要的、趋同的和平时期的利益，还有相当大的他们之间的“战略不信任”。他们应该开战，不信任可能转向深度对抗，以及冲突的逻辑可能构成暴力的可能水平、持续时间，以及可能在和平时期不合理地出现的成本。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战争和或多或少的势均力敌的军队已经卷入大量的第三方（不仅仅是战前的盟友），持续了数年，转移到其他地区，并迫使交战方把其经济转向战备状态，并将其社会（社交活动，交流）转为战争心理。整个人口停止正常生活；大部分人员准备或被迫投入支持他们国家的战斗。不仅国家而且对立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政治体制可能互相对抗。无论他们的初原最因如何，这样的战争的结果可能决定哪些大国和集团像这样地（残存）生存。战前的国际体系崩溃或转换为胜利者的利益服务。因此，失败的成本超过那些战斗的成本。
考虑一下拿破仑战争是如何席卷整个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摧毁几个帝国并扩大其它国家的疆土的，以及二战中盟军的目标是如何被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毁灭的，而不仅仅是阻止他们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定位攻击目标和破坏的行为可能超过交战国的早期意图。失败方的政权通常丧失（消亡）。随着战争持续，可容忍的成本阈值可能上升，对失败方的处罚也将增加。也有例外：普鲁士在德国统一的三次战争中的胜利和美国战胜西班牙的战争。但这些都是实力悬殊的的军队之间单方面的打击，结束得迅速而果断，没有扩散或吸引其他大国。
是否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就像现代历史上的大国战争——一场广范围的、系统性的、绝望的战争?
敌对行动是否将消除一直很好地为两国服务的国际秩序中所有残留的共同利益?
与失败方的冲突成本上升相比，冲突的升级成本似乎更能接受?敌人的威胁是否被过分夸大?
人口会成为攻击目标?
对这样的问题唯一诚实的回答是，没有人知道。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中国和美国之间不确定的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了，这可能意味着倾向于长期严重、激烈的战争。此外，不能排除这样一场中美战争可能发展出两个大国战争的特征，成为“世界大战”：吸引别国，席卷和溢出地区以外，受困于两种政治制度和人口一直到战斗结束，以无条件投降、被支配的和平、军事占领、政权灭绝，和统治的方式结束战斗。与此同时，巨大的破坏性战争一直主要源自现代大国的扩张和大型凶猛的陆地战役和战略轰炸，旨在征服别国。虽然不能排除它，这样的战争目标甚至战斗似乎不太可能在一场主要的中美战争中出现，除非它源于在朝鲜半岛冲突期间的误判。此外，如果无法避免，美国将抑制中方的战略轰炸，以免它突然陷入核战争。说到这儿，在这里提供的长期严重情况可能仅供分析使用，可能并不设定中国和美国之间潜在战争的上限。
长期的严重战争的可能性，其中接受困难和造成伤害的意愿随着战斗的持续而增长，返回我们的问题，这样的战争是否会导致核武器的使用。我们评估那样的概率很低，因此在我们的损失和成本分析不包括核战争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中美双方战略核武器关系的相互威慑盛行。
尽管如此，值得研究一下核战争风险的情况，尽管不可能发生，但可能风险最高。在长期的严重冲突中，可想而知，中国军方领导人将提出而中国政治领导人将考虑在下列情形之一使用核武器：
· 中国军队有被完全摧毁的风险。
· 中国国土一直呈现无力抵抗美国的常规攻击，这种攻击是广泛的，并超越军事目标的，也许包括政治领导。
· 国内经济和政治条件越来越严重，政府本身就会崩溃。
· 美国常规打击包括或被认为包括对中国的战略威慑至关重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洲际弹道导弹（ICBMs）、弹道导弹潜艇（SSBNs），战略C2——中国解释为应对美国第一次打击所做的准备或打算使中国不易于受到美国核胁迫的侵害。
因此，它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即中国领导人将会决定，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防止总的失败和对国家的破坏。然而，即使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诉诸核武器也不是中国唯一的选择：它可以接受失败。事实上，因为美国核报复的破坏将使国家和国家的崩溃更确定，相比核升级而言，接受失败将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取决于美国方面条款的严苛性）。这个逻辑，伴随着中国根深蒂固的不首先使用政策，表明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最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如果中国领导人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也有理由认为美国正准备发动第一次打击来摧毁中国威慑，他们可能会考虑第一个使用核武器（客观上，即使它可能不理性）。但这也似乎非常遥不可及，原因很简单，美国将没有理由诉诸核武器，如果它已经濒临战胜中国获得常规胜利。即便如此，重要的是美国意识到潜在危险，模棱两可参与袭击的目标，中国可能视之为战略：攻击导弹发射器，即使仅仅为了降低中国导弹能力威胁范围；攻击高层军事C2，即使仅仅为了降低中国的常规作战能力；网络战攻击战略系统；袭击北京（不管什么原因），并加剧了可被视为旨在降低中国战略报复的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作战。记住，中国可能感知美国的传统能力。（例如，全球打击，网络战，ASAT），也可能旨在摧毁中国的战略威慑。
即使在长期严重的战争最绝望的情况下， 中国首先使用的概率也很低，美国仍然可以通过非常小心关于国土的大范围攻击和完全避免那些中国认为对他们的威慑至关重要的目标，使其概率更低。
至于美国对华发起核战争，这似乎更加遥不可及。不同无法阻止苏联战胜北约和控制整个欧洲的情况，直到美国诉诸于战场上的核武器，中美战争的风险不会证明中国的报复会对美国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更直言不讳地说，苏联对北约的威胁被认为是存在的，而中国在东亚对美国的盟友和利益的威胁被认为并不存在。本着这一精神，美国目前宣布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允许在与中国的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使战争状况越来越糟糕。
总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会“全球化”，或“走核武器道路”似乎不太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任一种下，两国和世界的损失、成本，和其他后果，会使在西太平洋一场严重而持久的传统冲突估计的损失、成本，和其他后果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一个真正的大灾难的可能性，就更有理由要仔细。
文章来源：兰德公司报告《与中国开战：不可思议之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