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个人简历表】
洪秀全干苏三娘篇1:洪秀全自称解放妇女 为何玩弄女性多过清帝百倍
核心提示：洪秀全天王府中他个人霸占的嫔妃侍女，多达一千多人，而同时代的“封建”帝王咸丰，宫中有名有份的仅仅18个嫔妃，两个人的美女拥有量是100比1。
说起太平天国的“积极意义”，极“左”时代最爱渲染的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男女一样可以均分土地，还从演义传说中“钩沉”出“洪宣娇”、“苏三娘”以及女状元“傅善祥”啥的，并在各种文章中都引述洪秀全早期话语：“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其实，《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出自中国古代文献《禹贡》和“大同”思想的不切实际的文件，完全是美丽的梦呓，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性。
“天国”的妇女，真的很幸福吗？时代，真的在“天国”中进步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确确实实，太平天国中，有女营、女官、女试，但除了洪秀全利用客家大脚妇女守卫宫殿和迫使被占领城市的良家妇女从事男子一样沉重的劳役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妇女解放”的迹象。洪秀全天王府中他个人霸占的嫔妃侍女，多达一千多人，而同时代的“封建”帝王咸丰，宫中有名有份的仅仅18个嫔妃，两个人的美女拥有量是100比1。而且，太平军早期占领大城市后严厉施行的“女馆”制度以及强行劳动的制度，使得昔日弱不禁风的广大城镇乡村好人家的妇女，个个变成了挖沟、砌墙、搬运的“劳改犯”，严重摧残了太平军占领区的妇女身心健康。细细思之，令人发指。
先讲“洪宣娇”、“苏三娘”的神话。
太平天国还是“拜上帝教”时，花洲冲尾有女信徒胡九妹，特别虔诚，天天帮助会众来打扫屋子，奉献全部财物入会。为此，当时拜上帝教会门中有“男学冯云山，女学胡九妹”一说。拜上帝会初发难时，由于营中客家妇女不少，在男女别营制度下，这些人确实勇敢能战。而且，女性如果在精神上受到控制，对“组织”和“教门”的忠贞度远远高于男人。一路杀下来，直到南京，太平军中皆有大脚广西妇女的身影。
至于众口相传的“洪宣娇”，其人是否真有，确实很难说。清朝人在笔记中讲，洪宣娇又称为“萧王娘”，是西王萧朝贵的老婆。有人称是洪秀全之妹，也有人说是洪秀全认的“干妹”。但据瑞典人韩山文（Hamburg）在《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中所记，他称萧朝贵之妻为杨云娇，此人是杨秀清的妹妹或者堂妹。拜上帝会初起时，这个女人自称在道光十七年灵魂升天，看见一金发长老对她说：“十年后，有人自东方来，教汝等拜上帝。”所以，当时会众中也有“男有冯云山，女有杨云娇”之说。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广西，人们最信灵魂附体等歪理邪说，所以，杨云娇特别受洪秀全器重，把她与自己并列为受过“上帝”接见的人。韩山文的著作，是根据“真人”口述写成，叙述者不是旁人，正是洪秀全的族弟，日后的“干王”洪仁玕，所以，这一资料应该可靠。
那么，洪宣娇是不是杨云娇呢？
后人查寻洪秀全家族的族谱，并未见有“洪宣娇”之名。而讲过洪秀全早期活动的《太平天日》中，也只有其姐洪辛英之名。最有可能的是，由于杨云娇见过“上帝”，自然与自己是“兄妹”，洪秀全便认下这个“干妹”，杨云娇即成了洪宣娇，经后人渲染，就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其实，太平天国的“巾帼英雄”们最出彩的时候，是当“天京事变”之时。洪秀全唆使韦昌辉杀掉杨秀清。借刀杀人后，他又要杀韦昌辉给石达开消气。这位“北王”气急，领部下欲攻入“天王府”，负责守卫的千余大脚客家女舍生忘死，抡刀捉枪冲杀，誓死保卫洪秀全，最终迫使韦昌辉及其手下遁走。有人可能会问，天王宫中没有太监吗？没有！洪秀全曾经让手下在南京精挑细选了80个十岁以下的俊俏男童，阉割他们，想用于后宫内充当宦者役使。但是，他们不知道，阉割是件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太平军阉牲口一样残割男童，80个孩子死了77个，制下三个活的还成了废人，下半身严重溃残。
至于传说中的太平天国“女英雄”苏三娘（或萧三娘），基本就是个演义人物，正史中根本找不见此人踪影。据当时的清朝士人笔记记载，最有可能的是太平军装神弄鬼吓唬人，以一个男戏子男扮女装，常常率数百大脚女兵招摇，一为厌胜，二来惑人眼目。太平军将官中有不少人好男风，“苏三娘”的存在也不足为奇。
最能反映太平天国不尊重妇女和洪秀全丧心病狂的文字，当属这位教主洋洋洒洒的500首《天父诗》。
这部厚厚的宣传册子，完整本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但据《天朝田亩制度》印制本所附诏书的“总目”看，《天父诗》又称《天父圣旨》，恰似《原道救世歌》改为《原道救世诏》，《太平救世歌》改为《太平救世诏》一样，都是日后为尊显洪秀全的进一步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天父诗》在小封面上虽题为“天父在茶地题”，其实只有约十首是冒充天父之名在茶地所作，其余均为日后洪秀全在南京宫中“创作”。最开始的十首诗，很可能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所作的政治恐吓诗，当时在茶地、永安遭受围攻，部分拜上帝会会众动摇，所以“天父”才显灵：“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代何为。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其三）等等皆如此类，一是恐吓，二是鼓气。除此以外，其余的490首滥诗，皆是“洪天王”在宫中吓唬、“教诲”嫔妃的“诗”，十足俗俚，十足浅白。我们看毕天王这方面的“文学创作”，就会明白洪秀全为什么四次考试都考不上。以他的水平，考四十次也肯定不会中举。
《天父诗》中的这些类似民俗口谣的“诗”，洪秀全严格命令嫔妃们背诵，以为她们宫中的“行动指南”，其间有不少客家土语和狗屁不通的修辞，着实引人发噱。
花团锦簇的天王府内，可以想见，这位一边大纵其淫一边道貌岸然对女孩们进行精神控制的洪教主，是多么的虚伪。巫山云雨之间，时时疾言厉色；遍采鲜花之余，终日寡言默语。如此花县一个穷酸，真是会扮神扮鬼骗好人。
在诗中，洪教主总把自己比拟成“太阳”、“日光”，把他所有的嫔妃比拟成“月亮”。由于洪秀全诡称他“上天”时曾娶天帝之女为妻，所以就把梦遗的那个对象称为“正月宫”——正后皇娘。而他的原配妻子赖氏，反而成为“又正月宫”，排行第二了。
老洪本人后宫有正式名号的嫔妃88人（显然是广东人，总离不开吉利数字），统称为“副月宫”。同时，内廷设有女官，有“统教”、“提教”、“通御”，下面有众多“理文”、“理靴”、“理袍”、“理事”等称谓，皆由嫔妃们“兼职”。所以，洪秀全的私生活，比起“封建天子”咸丰帝“丰富”许多许多。
首先，让我们先共同欣赏一下洪天王狰狞毕露、对嫔妃们喊打喊杀的恐吓诗：
十四
天兄耶稣曰：右眼惑尔，则挖尔右眼。左眼惑尔，则挖尔左眼。
宁双眼上天堂，好过双眼落地狱千万倍也。
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打该。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三十三
练好尔条性，顾稳尔条命。
若不练好性，怕会害了命。
七十六
尔们何故咁逆旨，总是红眼睛迷缠。
缠尔去做鬼喙粮，速快挣脱好上天。
（咁，客家话，这样。喙，嘴。）
七十七
心有些恶害死尔，心有些邪上帝知。
心有些假天难瞒，今时不醒到何时。
七十八
朕弟朕妹，莫被鬼害。身宁受刀，莫犯天条。
九十三
眼邪变妖眼该挖，不挖妖眼受永罚。
挖去妖眼得升天，上帝怜尔眼无瞎。
九十四
喙邪变妖喙该割，不割妖喙凡不脱。
洪秀全干苏三娘篇2:洪秀全残忍堪比希特勒
马克思：只有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12年之后，马克思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马克思得知大清国的南方省份发生了“革命”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太平天国时的南京 然而仅仅过了12年，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到恶毒诅咒，反映了马克思对东方古国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客观而敏锐的准确判断。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也经历了一个由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的《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的孙中山，在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史后指出：“洪氏之覆灭，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然而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这无疑严重背离了历史史实。1858年，英国军舰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将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希望和洋人携手灭清。此后，以洪秀全为首，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深居简出的洪秀全甚至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同洋人撕破脸的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不时跟英法联军统领戈登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并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仅1862年4月一个月间，上海的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子弹18000余发。天京（南京）被围期间，洋人更是不断供应粮食、军火，甚至鸦片。由此可见，所谓“反帝”云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反封建”亦无从谈起。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而洪秀全却有88个之多。至若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政府来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官方文件统计，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200多人，出身得以查证的一共50人，绝大多数是地主、商贩，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14人（还包括富农）。同时，太平天国对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丝毫没有对农民的尊重，又何谈“农民革命战争”？也许，还是梁启超的一句评价鞭辟入里，道出了实情：“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洪秀全残忍堪比希特勒说起太平天国的“积极意义”，极“左”时代最爱渲染的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男女一样可以均分土地，还从演义传说中“钩沉”出“洪宣娇”、“苏三娘”以及女状元“傅善祥”啥的，并在各种文章中都引述洪秀全早期话语:“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其实，《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出自中国古代文献《禹贡》和“大同”思想的不切实际的文件，完全是美丽的梦呓，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性。
“天国”的妇女，真的很幸福吗？时代，真的在“天国”中进步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确确实实，太平天国中，有女营、女官、女试，但除了洪秀全利用客家大脚妇女守卫宫殿和迫使被占领城市的良家妇女从事男子一样沉重的劳役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妇女解放”的迹象。洪秀全天王府中他个人霸占的嫔妃侍女，多达一千多人，而同时代的“封建”帝王咸丰，宫中有名有份的仅仅18个嫔妃，两个人的美女拥有量是100比1。而且，太平军早期占领大城市后严厉施行的“女馆”制度以及强行劳动的制度，使得昔日弱不禁风的广大城镇乡村好人家的妇女，个个变成了挖沟、砌墙、搬运的“劳改犯”，严重摧残了太平军占领区的妇女身心健康。细细思之，令人发指。
先讲“洪宣娇”、“苏三娘”的神话。
太平天国还是“拜上帝教”时，花洲冲尾有女信徒胡九妹，特别虔诚，天天帮助会众来打扫屋子，奉献全部财物入会。为此，当时拜上帝教会门中有“男学冯云山，女学胡九妹”一说。拜上帝会初发难时，由于营中客家妇女不少，在男女别营制度下，这些人确实勇敢能战。而且，女性如果在精神上受到控制，对“组织”和“教门”的忠贞度远远高于男人。一路杀下来，直到南京，太平军中皆有大脚广西妇女的身影。
至于众口相传的“洪宣娇”，其人是否真有，确实很难说。清朝人在笔记中讲，洪宣娇又称为“萧王娘”，是西王萧朝贵的老婆。有人称是洪秀全之妹，也有人说是洪秀全认的“干妹”。但据瑞典人韩山文（Hamburg）在《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中所记，他称萧朝贵之妻为杨云娇，此人是杨秀清的妹妹或者堂妹。拜上帝会初起时，这个女人自称在道光十七年灵魂升天，看见一金发长老对她说:“十年后，有人自东方来，教汝等拜上帝。”所以，当时会众中也有“男有冯云山，女有杨云娇”之说。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广西，人们最信灵魂附体等歪理邪说，所以，杨云娇特别受洪秀全器重，把她与自己并列为受过“上帝”接见的人。韩山文的著作，是根据“真人”口述写成，叙述者不是旁人，正是洪秀全的族弟，日后的“干王”洪仁？\，所以，这一资料应该可靠。
那么，洪宣娇是不是杨云娇呢？
后人查寻洪秀全家族的族谱，并未见有“洪宣娇”之名。而讲过洪秀全早期活动的《太平天日》中，也只有其姐洪辛英之名。最有可能的是，由于杨云娇见过“上帝”，自然与自己是“兄妹”，洪秀全便认下这个“干妹”，杨云娇即成了洪宣娇，经后人渲染，就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其实，太平天国的“巾帼英雄”们最出彩的时候，是当“天京事变”之时。洪秀全唆使韦昌辉杀掉杨秀清。借刀杀人后，他又要杀韦昌辉给石达开消气。这位“北王”气急，领部下欲攻入“天王府”，负责守卫的千余大脚客家女舍生忘死，抡刀捉枪冲杀，誓死保卫洪秀全，最终迫使韦昌辉及其手下遁走。
有人可能会问，天王宫中没有太监吗？没有！洪秀全曾经让手下在南京精挑细选了80个十岁以下的俊俏男童，阉割他们，想用于后宫内充当宦者役使。但是，他们不知道，阉割是件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太平军阉牲口一样残割男童，80个孩子死了77个，制下三个活的还成了废人，下半身严重溃残。
至于传说中的太平天国“女英雄”苏三娘（或萧三娘），基本就是个演义人物，正史中根本找不见此人踪影。据当时的清朝士人笔记记载，最有可能的是太平军装神弄鬼吓唬人，以一个男戏子男扮女装，常常率数百大脚女兵招摇，一为厌胜，二来惑人眼目。太平军将官中有不少人好男风，“苏三娘”的存在也不足为奇。
最能反映太平天国不尊重妇女和洪秀全丧心病狂的文字，当属这位教主洋洋洒洒的500首《天父诗》。
这部厚厚的宣传册子，完整本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但据《天朝田亩制度》印制本所附诏书的“总目”看，《天父诗》又称《天父圣旨》，恰似《原道救世歌》改为《原道救世诏》，《太平救世歌》改为《太平救世诏》一样，都是日后为尊显洪秀全的进一步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天父诗》在小封面上虽题为“天父在茶地题”，其实只有约十首是冒充天父之名在茶地所作，其余均为日后洪秀全在南京宫中“创作”。最开始的十首诗，很可能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所作的政治恐吓诗，当时在茶地、永安遭受围攻，部分拜上帝会会众动摇，所以“天父”才显灵:“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代何为。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其三）等等皆如此类，一是恐吓，二是鼓气。除此以外，其余的490首滥诗，皆是“洪天王”在宫中吓唬、“教诲”嫔妃的“诗”，十足俗俚，十足浅白。我们看毕天王这方面的“文学创作”，就会明白洪秀全为什么四次考试都考不上。以他的水平，考四十次也肯定不会中举。
《天父诗》中的这些类似民俗口谣的“诗”，洪秀全严格命令嫔妃们背诵，以为她们宫中的“行动指南”，其间有不少客家土语和狗屁不通的修辞，着实引人发噱。
花团锦簇的天王府内，可以想见，这位一边大纵其淫一边道貌岸然对女孩们进行精神控制的洪教主，是多么的虚伪。巫山云雨之间，时时疾言厉色；遍采鲜花之余，终日寡言默语。如此花县一个穷酸，真是会扮神扮鬼骗好人。
在诗中，洪教主总把自己比拟成“太阳”、“日光”，把他所有的嫔妃比拟成“月亮”。由于洪秀全诡称他“上天”时曾娶天帝之女为妻，所以就把梦遗的那个对象称为“正月宫”――正后皇娘。而他的原配妻子赖氏，反而成为“又正月宫”，排行第二了。
老洪本人后宫有正式名号的嫔妃88人（显然是广东人，总离不开吉利数字），统称为“副月宫”。同时，内廷设有女官，有“统教”、“提教”、“通御”，下面有众多“理文”、“理靴”、“理袍”、“理事”等称谓，皆由嫔妃们“兼职”。所以，洪秀全的私生活，比起“封建天子”咸丰帝“丰富”许多许多。
首先，让我们先共同欣赏一下洪天王狰狞毕露、对嫔妃们喊打喊杀的恐吓诗:
十四
天兄耶稣曰:右眼惑尔，则挖尔右眼。左眼惑尔，则挖尔左眼。
宁双眼上天堂，好过双眼落地狱千万倍也。
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三十三
练好尔条性，顾稳尔条命。
若不练好性，怕会害了命。
七十七
心有些恶害死尔，心有些邪上帝知。
心有些假天难瞒，今时不醒到何时。
七十八
朕弟朕妹，莫被鬼害。身宁受刀，莫犯天条。
九十三
眼邪变妖眼该挖，不挖妖眼受永罚。
挖去妖眼得升天，上帝怜尔眼无瞎。
九十四
喙邪变妖喙该割，不割妖喙凡不脱。
割去妖喙得升天，永居高天无饥渴。
九十五
心邪变妖心该刳，不刳妖心发大麻。
刳去妖心得升天，心净有福见爷妈。
九十六
手邪变妖手该断，不断妖手祸多端。
断去妖手得升天，尔手仍在无苦酸
九十七
脚邪变妖脚该斩，不斩妖脚鬼且阚。
斩去妖脚得升天，永随上帝脱危险。
（谁缠足就砍脚，老洪审美观爱大脚丫子。）
一百零十
奉天诏命尽势打，乱言听者不留情。
一百零十一
乱言讲者六十起，敢者亦杖六十尔。
已醒即道要尔好，不醒反说天父恃。
一百二十三
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
一言既出马难追，天法不饶怕不怕。
（五马分尸的刑罚，不是吓唬，是真干。）
一百九十七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
低头垂眼草虔对，为得丈夫敬倒天。
（洪教主真大恶之人，嫔妃正眼看他也是罪。）
二百三十四
一些恶样看不得，一些恶声听不得。
一些鬼心容不得，一些鬼计宽不得。
二百六十四
扇密密拨眼密洁，格外虔诚方为得。
半点怠慢不容情，莫怪尔主性？盍摇？
三百二十
一个作怪要打多，错在无心不用苛。
想脱痛苦速练好，狗子条肠见爷哥。
三百二十一
千祈千祈莫讲偏，讲偏一句是瞒天。
瞒天速认该何罪，逆命双重糯饭泯。
（千祈，客家话，千万，一定。）
三百三十一
设谤冒渎五马分，鬼人心缠听不闻。
心内谤渎罪更大，想上高天赶早遵。
三百四十三
不打不骂还过得，惹打惹骂要道虔。
不欢不虔逆双重，莫怪满天尽亮延。
三百四十四
面情善好是人面，面情不好是鬼面。
声气善好是人声，声气不好是鬼声。
三百五十五
手不顾主该斩手，头不顾主该斩头。
些不顾主些变妖，周身顾主福已求。
三百五十八
天情道理莫嫉妒，嫉妒最惹爷义怒。
天情道理要敬主，毁谤骨渎真可恶。
三百七十八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绝对权威，绝对的话语权。）
四百零一
别样或留邪无留，天条犯七定斩头。
爷爷圣旨单留正，想上高天落力修。
四百八十一
打千打万因大胆，大胆莫怪天法严。
杀千杀万因奸心，奸心云中雪难堪。
洪秀全干苏三娘篇3:腐败天王洪秀全
腐败天王洪秀全
吴 越
吴越按：长期以来，洪秀全一直被认为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甚至被捧为“民族英雄”，许多小说和电视剧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把他描写得十分光辉伟大。实际上，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腐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可以说是今天所有腐败官员的“祖师爷”。
关于他如何腐败的记录，散见于许多文献，但至今很少有人就此主题写过专文。拙著《括苍山恩仇记》，写于1974-1976年，当时作者身陷囹圄，手头缺少参考书。仅就记忆所及，在第48章中，借一个太平军“右派将领”之口，对洪秀全的腐败作了一次小小的清算。现在摘录有关洪秀全如何腐败的部分，连同阿印先生的“简评”，转贴在下面，供关心反腐败的博友参考。
你们都知道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不过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家不一定都清楚吧。趁今天这个机会，我简单地跟你们说说。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本名仁坤，小名儿叫火秀，后来才改名为洪秀全。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因为“秀全”二字拆开，就是“禾（我）乃人王”，就是他立志要做“人王”的意思，而不是提倡人人平等。他父亲洪镜扬，是个保正，家里"薄有田产’，在当地也算是个中等人家。他行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不过他的两个哥哥不但都不读书，还是两个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只有他一个人想通过读书求得仕途通达，做官发财。可是他生性懒散，好色好赌，既不认真读书，也不关心民间疾苦，更不善于思考社会问题，并没有从书中得到多少学问，充其量不过是个认识几个字的乡村青年而已。他从十四岁开始考秀才，一直到三十一岁，十七年中一共进了四次考场，可连一次也没考上。这期间，他不是用功继续读书，而是整天赌博闲逛，后来也自己开过学馆。第三次考不上，他羞愧加上怨恨，大病了四十多天。后来据他自己说，他在病中曾经“魂游高天”，“上帝教朕桥水（也就是计谋）”。他说他到了天上，才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人家用轿子抬他，两旁有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上帝给了他一个美女，做他的“正月宫娘娘”，还教他走路“两脚要八字排开”，等等。这可能是他病中的梦境，也可能是他事后编的瞎话。这些胡说八道，说明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乡村青年，所能想到的，不过如此，只能骗骗比他更没知识的愚夫愚妇而已。总之是到了道光二十三年，他第四次考秀才落榜，年纪已经三十多岁，知道再考也没用，就决心不再考了。
这一年，他在冯云山的劝说鼓励下，创立了一个“拜上帝会”，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秀全”。冯云山是广西人，和洪秀全一样，也是个没考上秀才的老童生。他学过相术，见到洪秀全以后，就说洪秀全有帝王之相，劝他造反。这时候有个叫梁阿发的人编了一本传教的书《劝世良言》，是用来劝人参加基督教的；他把这书拿过来改了改，以此为宗旨，成立了一个“拜上帝会”，自称是天父的第二个儿子，基督是他的天兄。有人说，洪秀全是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人，其实根本不是。向西方学习，应该学习人家最先进的东西，比如西方人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他不过把很皮毛的基督教教义搬过来，经过改头换面，加上中国本来的“三纲五常”，成立了一个邪教。宣扬的是：“信上帝的人无灾无难，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不信上帝要被虎蛇所咬。”这样的“教义”，读书明理的人都知道那是胡说八道，谁会相信他？何况花县本地的人都知道洪秀全的底细，名声不大好，没人听他的。他和冯云山只好离开广东，到广西桂平紫荆山去发展。那里是偏僻贫困的山区，识字的人不多，而且当地本来就有几股反清的会党。在烧炭工杨秀清的参与下，拜上帝会招来了许多会众，终于发展起来了。
洪秀全把一切教、会、道、门，统统斥之为妖，只拜上帝，每七天要做一次礼拜。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所以上帝是他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他的天兄。他说话，就是代天立言，至神至圣，人人都得听从，不得违拗。他写的《天父诗》①说得清清楚楚：“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换言之，只有别人错，他是绝不会错的。他不但这样说说，还到处毁佛拆庙，贴出告示来，自称“太平天王”。为此惹恼了官府，把冯云山抓起来了。洪秀全一害怕，逃回了广东老家。杨秀清一看拜上帝会要黄，灵机一动，假装“天父下凡”，带领会众把冯云山救了出来。
① 天父诗——是洪秀全历年陆续写下的诗歌总集，共五百首，于咸丰七年(1857)由太平天国刊印颁行，是“天朝”的经典官书之一。据后人研究，所收选的500首诗文，除起义初期由杨秀清假托天父帮助洪秀全排解后妃纠纷的24首口述打油诗之外（杨秀清不认识多少字），另外476首，都是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们看的宣传夫权思想的独白。
风险过去，拜上帝会不但没有溃散，反而扩大巩固了。冯云山又到广东去把洪秀全请了回来，要他亲自来策划起兵造反。这时候参加策划造反的，除了洪、杨、冯三人之外，还有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洪宣娇这些人。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是当地的富户，他们把自己的财产都拿出来供起兵之用。洪宣娇本来姓黄，是个跑江湖卖解药的“绳妓”，也就是在高空走绳索的，生得很好看。洪秀全跟她结为兄妹，让她改姓洪，又把她嫁给萧朝贵，想以此笼络他。
造反的事情刚有眉目，还没有起兵，洪秀全就自称“天王”，还穿起了刚刚做好的天王龙袍。兄弟们劝他不听，萧朝贵就学着杨秀清的样子，自称是“天兄下凡”，方才把洪秀全的胡闹制止了。
洪秀全这种破万教立一教、破万妖立一妖的装神弄鬼，本来只能骗骗愚夫愚妇，本身就是一个邪教，明眼人看来只觉得滑稽可笑。一支反抗朝廷的大军，草创之初，如果借用神力来统一民心、军心，一致对敌，倒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应该有一个限度，头头儿们之间应该心明眼亮，彼此心照不宣。可是太平军的头头儿们不是见好就收，反倒越弄越神，弄到后来，东王杨秀清装神弄鬼成了习惯，动不动就自称是上帝附体，想来一个以神制神，控制洪秀全，弄得洪秀全也不得不跪在地上给他的"天父’叩头，接受“天父”的杖责，从此种下了内讧的祸根儿。
洪秀全口口声声主张男女平等，可是实行的，却完全是男权主义。他规定：凡是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的，都该打！①这跟中国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那一套，有什么不一样？
① 这是洪秀全《天父诗》中的一首，见《洪秀全集》第39、10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反对纳妾，可是他自己和王爷、侯爷们是例外的。起义之前，洪秀全还没有登基做皇上，他的"后宫’就已经有十几个女人了；到了咸丰元年正月在桂平县金田村竖旗起义的时候，他就公开宣布太平天国的天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一共可以有八十一个老婆；同时也给王爷、侯爷规定了可以娶多少个老婆的数目---当然，第一是谁也不能超过他，第二是官儿越大的老婆也越多。所谓的不许纳妾，只是对小小老百姓而言。定都南京以后，被他收为嫔妃的女人累计起来早就超过了八十一个。此外，单是在天王府里伺候他和后妃的“女官”，就有一千多个！天王府不设太监，只有他一个男人。你们说，这叫哪门子男女平等啊！
太平天国对于士兵和官员，实行的却是洪秀全所定的“男行”、“女行”制度，也就是男女一律分开住宿，即便是夫妻的，也只有初一、十五两天可以“合法同居”，凡是违反了这个制度的，就叫做“犯奸淫罪”，处分起来非常严厉，甚至连“正丞相”这样的大官，也要夫妻一起斩首。所以太平军的大小官员夜里大都有“亲兵”贴身伺候，新兵也不得不跟老兵同宿，这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有许多官员和兵丁就是因为对这件事情不满才逃离太平军甚至投敌的。直到咸丰五年，洪秀全实在无法坚持了，才颁布了“婚配令”，凡是十五岁至五十岁的未婚女子，统一由“媒官”择配，实际上就是给当官的分女人，官儿越大的， 分到的女人越多越漂亮。不过仍规定夫妻一个月里只有规定的两夜可以同宿，平时仍要男女分开住。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中间虽然风起云涌，也曾经占领过中国的半壁江山，但是时间短促，很快就失败了。其原因，不是将士们不卖命，而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头头儿们私心实在太重。起义之初，也曾经打出过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类的旗号，可是刚刚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们自私、狭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劣根性。特别是对于妇女，后期的太平天国，在洪秀全的眼里，妇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隶，根本就不把妇女当人看。
洪秀全自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起，就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广泛发动农村的贫困妇女参加，在广西桂平县鹏隘山区曾经涌现出以杨云娇为首的许多妇女积极参加。他还说过“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妻”这样的话。在起义初期，太平军里有全由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和男军一起上前线奋勇作战。一直打到武汉，还是男女同职同官；攻克南京以后太平军东征，女军仍充前锋。女将苏三娘就曾经率领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当时有人写诗咏赞苏三娘和她从广西带来的赤脚女兵的英姿：“绿旗黄袍女元戎，珠帽无龙结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
可是在刚刚取得小小的胜利，洪秀全认为半壁江山到手，大局已定，就要关门当太平天子，要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他淫乐了。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洪秀全就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还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的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以后，跟随天王的妇女都要用纱巾蒙面，一进入天王府，就被禁锢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洪秀全早就迷恋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自称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所以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的时候，他已经有美妃十五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战中，洪秀全就有了三十六个女人。打出广西以后，到了湖南道州，又接纳何贡生“进献”的美女四人；占领武昌以后，洪秀全一次选妃，就选了民间女子“有殊色者六十人”。
到了南京以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个美女？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说是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十六个名位共二百零八人；二十四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共九百六十人，两者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九人。以上都属嫔妃，都是要和洪秀全同床共枕的。天王府不设太监，所以另外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六十人各辖女司二十人计算，合计为一千二百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两千三百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一个人。①
① 关于洪秀全一共有多少个女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正确统计的。宏观地看，天王府中有两三千美女，却只有洪秀全一个男人，而这些美女都能够向天王”提供性服务，这和古代君王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提法近似，但终究不是每一个被幸”过的女人都有正式的名份。微观地看，幼天王”洪天贵福1864年10月25日在江西石城荒山被俘，写了一份供词，开头是自我介绍：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此句有语病)，在我九岁时就给了我四个妻子......”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说法。相比之下，连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都只有十八个妃嫔，比天王洪秀全少多了。
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南京到五十二岁自尽，在全是美女的天王府中过了十一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那时候他正值壮年，体格健壮，但是十一年中仅仅颁发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八年（185年-1858年）是空白，五年中竟然未发一诏！这几年他都干什么去了？一句话，尽和他的“嫔妃娘娘”们饮酒赋诗作乐去了。
洪秀全没读多少书，所谓“赋诗”，其实不过是些顺口溜的打油诗而已。从咸丰七年（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的五百首诗文，大都是记录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的宫廷生活或者是写给后妃们看的宣讲男权夫权的。例如嫔妃、女官们早晨为天王“洗身穿袍梳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然后向天王参拜：“朝朝穿袍钟锣响，响开钟锣尽朝阳，后殿此时齐呼拜，前殿门开来接光！”接着拉起金辇陪天王游御苑：“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还要给天王端茶捧痰盂：“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从这些不通的诗中，就可以看到洪秀全的威严和荒淫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一连考了四次，都没有考中秀才的原因。
到了南京的天王洪秀全，开始嫌那些从广西跟他来的老姊妹们粗鲁、肮脏了。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就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就用刻薄话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他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妇女们受到责罚，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就会受到加倍的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什么叫“雪下”？“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据我所知，至少有三个天王府的女人因为挨打的时候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至死不认错，还顶撞了天王，最后居然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见洪秀全这个人有多么残暴！
太平军进入南京城以后，最初奉东王杨秀清的严令，居民“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后来北王韦昌辉代替生病的杨秀清主政，改为没收一切工商业及强迫男女分离集中住居的“百行条例”：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们都要参加天王府的建造。天王府周围的高墙，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加砌碎瓷片，墙外令掳来的妇女挖濠沟挑土，有的参与造房屋。---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见洪秀全这个人只知自己享乐，根本就不关心老百姓疾苦。
太平军从得民心占领南京，到失民心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八十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就只剩下十五万人了。其中老弱男子四万人，妇女十一万人。洪秀全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
当时朝野上下反映最强烈、影响政局稳定最迫切的，就是妇女问题。洪秀全驱使成千上万妇女建房、挖濠、砌墙，风雨寒雪不停，时有打人杀人情事发生，引得民怨沸腾。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到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是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又无期限，十分悲惨。
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依然在天王府中左拥右抱，生活更加糜烂。在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三千美女中挑出一百八十人收入天王府。就在这一年，还不到五十岁的天王洪秀全，终于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旨，把权力交给他那个年方十三岁、却已经学会荒淫的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来。
洪秀全在天王府美女群中过了十一年帝王生活，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他五十二岁，终于在曾国荃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粉黛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美女娇娘，自尽身亡。他死后四十八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后来被凌迟处死了。
此外，太平军纪律规定，一切缴获都要上交“圣库”，除大官外，士兵军佐只要发现身上藏银超过五两的，一律杀头。其实这是“破万人之财，聚一人之财”。实际上，士兵有钱也没处用，因为每打下一处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除妖”，凡是清朝的官员、满族的百姓、尼僧道士、乡绅商人、秀才学士，都是“妖人”，不是杀头，就是抓去充贱役，所以在太平天国治下，头几年根本就没有店铺，拿着钱到哪里买东西去？直到咸丰五年春，方才允许小商贩在南京城外摆摊售货。但仍严厉禁止出售烟酒。
那天晚上，我们从这些可笑的事儿谈起，一直谈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的种种弊端和致命的症结。金田村起义之前，关于洪秀全的这些笑话，凡是广西来的“老兄弟”，当然都是知道的。后来参加的“新兄弟”，即便不是尽人皆知，至少也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对于定都以后各王府里面和各王府之间的事情，在前线作战的弟兄们，就不见得都知道了。比如说吧：关于定都南京，本来就是个错误的决策。明眼人都知道，造反大业，应该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去，轰走满鞑子，才可以建立自己的朝廷。但是洪秀全急于要做皇帝早享福，连半壁江山都还没有打下来，南京城还在清军的江南大营控制之下，他不顾大家的反对，坚持要先建都。建都以后又不肯把主力用来攻打北京，只派三万人“北征”，实际上是深入腹地，孤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再说，作为“京城”，首先应该有老百姓，当时南京原有八十万人口，太平军一进城，逃的逃，杀的杀，轰的轰，到后来南京城被湘军攻破的时候，只剩下三万多老百姓了。
历朝历代，不管是谁造反，第一要取得民心，第二要有能人辅佐。洪秀全第一不要老百姓，第二不要读书人，凡是比他聪明能干的，都斥之为“妖”。对所有古书，读者斩，藏者斩，卖者斩，买者斩。抄出来的古书字画，不是烧掉，就是扔进茅房。他只知道自己享福，把明故宫拆了拿去建他的天王府。天王府是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改建的，建成以后，比北京的紫禁城还大一倍多，外面叫太阳城，里面叫金龙城。金龙殿一共九进，雕梁画栋，精雕细刻，金碧辉煌，十分气派。全国各地搜刮来的金银，都集中在这里，金银器皿堆积如山，不但他的“龙座御椅”是用黄金和珍宝造的，就连他用的浴盆、马桶和夜壶，也都是用黄金做成的。到了湘军攻破南京，单是从天王府内搜出来的金银珍宝，就值几千万两银子。为了避免追查，天王府其实是湘军放火烧了的。天王府内城有八十八个后妃，有一千多个“女官”，外城还有一千多个“男官”，专门伺候他一个人。他沉湎酒色，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不问朝政，传说每月初一十五的例行朝拜，他也懒得出来，做了一个木头人放在龙座上让大家参拜，虚应故事而已，所有大小事务都推给杨秀清去办，他每天只泡在女人堆里花天酒地尽情淫乐享福。古往今来昏君不少，但是昏到他那个样子的并不太多，造反还没有成功就当了昏君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了。
单是当昏君，沉迷酒色，还不一定会葬送太平天国，更糟的是洪秀全不止一次搞窝里斗。太平军内部的派系争斗是十分激烈的。不单单在首领之间有，士兵之间也有。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起义的时候，人数不过两万，占地不过几县，财力十分有限。这样一支小小的义军，一两年之内为什么就能够扩展到几十万人马，占地好几个省呢？除了官绅压榨、老百姓日子难过、人心思变这几条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将士一心，同甘共苦，将领能够身先士卒，士卒能够奋不顾身，想到的只是快些把满清皇帝赶跑，建立一个能替老百姓说话作主的朝廷，好让子孙后代都过上太平日子。许多人参加太平军，包括我和我哥，都是抱着这样的希望、听信这样的传说，才自觉自愿地当了太平军的。可是有一些人，看见人马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他们的私心也就越来越重，给自己盘算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多。太平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十之二三的两广人称为老兄弟或老军，其余十之七八的两湖人称为新兄弟或新军。老兄弟成了天王的嫡系亲信，他们居功自傲，无功受禄，有了过错也不依法惩处，而很多两湖、三江人立下了战功，地位总是上不去，难免怨恨不平。就是在老兄弟内部，也是以“九千岁”东王杨秀清为首的广西派掌握军政实权，每每排斥以洪秀全为首的广东派。例如智勇兼备的罗大纲，就曾经对人说：“我跟秦日纲、胡以晃一同起兵，功劳也不相上下，他们两个只因为是广西人，都封了王了，我只因为是广东人，连一个侯都不封，天下事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了。难道天王就忘了他自己也是广东人吗？”杨秀清听到了这话，说他有二心，更不敢重用他了。就连洪秀全的内第赖文光，也受到杨秀清的猜忌，只授他一个文职，不叫他参与军机。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他成了捻军的首领，在北方跟清军周旋多年，以多谋善战闻名。可见他不是不会带兵，而是得不到重用。这种大派里套小派的局面，必然会造成互相排挤、互相倾轧、自相残杀、涣散人心的结果。
咸丰六年秋天（1856年9月2日），广东派的洪秀全联络了广西派里的小派韦昌辉，下令“杨秀清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过了半个多月（1856年9月20日），在清抄东王府的时候，一次就杀了两万多人。韦昌辉以功臣自居，趁机夺得了杨秀清所掌握的大权，要挟洪秀全。石达开回京来指责韦昌辉，韦昌辉竟连石达开也要杀，弄得石达开不得不在半夜里逃走。韦昌辉一面叫人追赶，一面叫人杀了石达开一家。石达开逃出去以后，带领大军杀回南京来“靖难”，洪秀全怕自己的地位动摇，在杀了杨秀清的两个月以后（1856年11月2日），不得已，又联络了杨秀清的余党反过来杀死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族人和亲信，直杀得元气大伤。洪秀全把韦昌辉的脑袋送到安徽给石达开，把韦昌辉的肉一块块挂在各街道路口，旁边还挂着告示，写着“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天下还没有打下来，就红了眼睛争权夺利，大伤自己的元气。太平军从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年中一共阵亡将士五千人；单是天京内讧，就杀死了三万多人，是六年中阵亡将士的六倍！后来将领中有不少人投降了清朝，成了湘军、淮军里残杀太平军的悍将。除了这些人骨头不硬、没有气节之外，由于派系门户之见，怕遭杀身之祸，也是促使他们投敌的原因之一。他们中间有的人为了报私仇，杀起太平军来，竟比清兵还要凶残。---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据清廷的调查，全国死于战乱的人竟有一亿两千万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场浩劫！何况这场战争发生在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富庶的广西、江西、湖南和长江两岸，人民损失的惨重，直到十几年之后，都没有缓过来。① 见郭嵩焘向皇帝报告《条议海防事宜》：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不能辟，人民离散不能归。”
这些自相残杀的内幕，我们住在天京的人多少知道一些，在前线作战杀敌的将士们，好多人并不清楚。正觉到天京来以后，听到了一些在外地听不到的真实消息，气得他好半响没说出话来。事实上，经过几次自相残杀之后，洪秀全不单没有想到这样下去会葬送整个太平天国和造反大业，应该设法扭转这种局面，从自身做起，实现起义初年向全体将士和百姓许下的宏誓大愿，反而变本加厉，对洪姓之外的所有部将都不敢相信了。同治二年，洪秀全改政，唯恐带兵的部将夺他的天下，下令内外大小军营将相一律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谁敢妄称我队、我兵的，就说谁有奸心，竟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就在天京被围、十分吃紧的年月里，洪秀全一方面令忠王李秀成防守京城，一方面又封了他的两个无赖哥哥和许多无功无能的洪姓族人为王，巡查城门关隘，牵制、监督李秀成。
今天清早，我在路上就跟月娥说过：自打有皇上那一天起始，天下人就分为两种，一种是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上人，有皇上替他们当戳杆儿；一种是让别人压在身下受苦受罪的人下人，他们没有戳杆儿，对这种不公平，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几千年来，人下人也有翻过身来的时候。不过这些翻过身来的人下人，不是觉得人分两类不公平不合理，而是眼红那些骑在别人头上的人上人有福气。他们要造反，就是要想翻过身来，也骑在别人的头上，享那种人上人的福。
洪秀全在带领穷哥儿们举旗起义的时候，倒是想到过人下人的悲惨和痛苦的。可是一旦他身登大宝，成了人上人，就只想到他自己，只想到他的一家一族：千千万万还在陷阱里挣扎的受苦人，他忘了；他自己答应过的诺言，也忘记了。穷人造反，结果大都只是用自己的白骨造成新的宫殿，去供新的皇上来压在自己身上作威作福。什么时候有了不惦着当皇上的好领头人，带着千千万万穷哥儿们去造皇上和那些人上人的反，这个世道，也许会变变样子了吧？
话说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说正觉吧。他到天京来，正赶上洪秀全颁布《钦定士阶条例》，规定了勋爵世袭的制度，把起义之初的平等宗旨一下子扔进了东洋大海，完全变成了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了。洪秀全自从到了天京，就大兴土木，建筑王宫，他坐在王宫里，想的只是怎样才能让他的子孙万代永世当太平天王。他为自己以及其他的人上人制定了许多礼法，规定应该享有的特权和身份。除了规定勋爵世袭之外，在他所颇布的《太平礼制》里，还特地为新权贵们制定了高人一等的称谓，《钦定敬避字样》里还规定：“上、帝、耶、稣、爷、洪、秀、全”等字甚至连人人每天要用的“火”字，就因为他的原名叫“火秀”，也必须敬避；不小心用上了，不独奏章禀帖概不收阅，弄得不好还要办一个“故违”的罪名。在天京，凡是当官的都坐轿，天王洪秀全，有轿夫六十四人，东王杨秀清有轿夫四十人，连只管二十五个人的兵头将尾“两司马”，也有四名轿夫。更可笑的是大官出行的执事仪仗，比满清官员还要多。东王出行的一副“銮仪”，就有一千好几百人，大白天的打着开路灯笼，活像乡村里的迎神赛会。所有这些，乍从战场上到天京来的正觉，是想不到也也看不惯的。前方将士的清苦生活，比起天京这些大小官员的摆谱儿比阔来，简直是两个世界。从这些大小事例，他看到了洪秀全的忘本变质，看到了天朝面临覆灭的危险。
他跟我说：如今的世界，发展变化是很快的，特别是西欧外国。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今天竟会不如西洋的一个小国强大呢？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因循守旧，不肯接受新东西。洪秀全建立的拜上帝会，实际上是把洋迷信加上中国最落后、最愚蠢、最野蛮的东西混合而成的一个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邪教，宣扬的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封建迷信、君权神权。洪秀全扫荡了中国几千年的固有道德和文化，废除了学宫和书院，不去兴办学堂，培育自己的士子，却搞什么新科举，取什么女状元，无非是显示他皇权的威风，要知书识字的人借此表示归顺。正觉痛惜驰骋疆场十几年、死伤将士几十万换来的半壁江山，不单不能山河一统，反而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反对满清皇朝的压迫统治，提倡平等，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如果照这样做法，天王洪秀全岂不是比满清皇帝更坏、老百姓的日子岂不是比在满清统治下更苦了么？这样做法，已经不是换汤不换药的问题，而是前门赶走了狼，后门迎来了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就在他离开天京的头几天，他几乎忧愤成疾，如痴如狂，在我的住处摇头叹息，顿足长吁。对于身居高位、私心极重的天王，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把他从昏睡中唤醒。
正觉在离开天京的前一天晚上，冷静下来了。他通宵不眠，用了整整一夜的工夫，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说帖，第二天一早亲自送交天王府，这才上马扬鞭，离开了天京。他也知道一个人的私心欲念不是一篇剀切的说帖、几句诚恳的言词所能打消得了的。那时候，侍王李世贤已经打到了金华，不到三天，他因进言而获罪，从天京传来了把正觉就地处决的密令。幸亏侍王府掌管机密的卤簿平时很佩服他的为人，悄悄儿地把消息透露给我哥。等到侍王遵命派人去逮他的时候，正觉早已经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这一回书中有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覆灭的长篇叙述，初看起来像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冗笔”，实际上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主题，也是作者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评价，同时借此告诉读者：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正觉和尚，正是被洪秀全“划为右派必欲杀之”的人。这不单单是写历史，对于今天的“现实世界”，似乎也有警觉的作用吧？
对于洪秀全这个历史人物，史学界有“全盘肯定”、“基本肯定”和“彻底否定”三派。早在孙中山时代，就因为洪秀全反清而被捧为“农民革命”的“英雄”；毛泽东也曾经把洪秀全称为近代少数几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初期，马克思的确曾经满腔热情地赞颂过太平天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大思想家作出了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新中国建国以后，不少号称马克思信徒的学者，没有认真阅读马克思的书，往往片面地认为凡是造反、凡是农民起义，就应该肯定。大陆史学界的主流，一直坚持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为纲。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尽管民主、自由、平等的成就甚少，但它结束了几千年封建皇朝政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多数人都持肯定的态度。义和团主张排外，不但见了外国人一律要杀，和外国人有关联的一律要杀，就是读过“洋书”的人也要杀，连外国人发明的火车也要拆掉，太愚蠢了，简直不值一驳！现在说他“革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争论比较多的，是太平天国。
对太平天国（其实包括一切所谓的“造反派”）究竟应该怎么看？我想，首先一条，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做到推陈出新，能够推动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才能评定他是否革命。洪秀全时代，正是中国最最需要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改革并发展经济的时代。而太平天国的造反者，除了从国外回来、见过世面的洪仁玕（gān甘）还有些纸上谈兵的民主意识之外，高层领导集团对新的社会文明和历史发展潮流简直毫无所知，多数人私心极重，造反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当“人上人”，这样的人，还革个什么命？
难得的是这样的观点和主题，作者在1960年代形成并写于1970年代的初期。当时的洪秀全，还是被“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吹捧为“农民起义英雄”的。更其难得的是：本书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时候，这一段文字虽然也被“精炼”下去许多，但是作者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被删除。直到三十年后，《炎黄春秋》2005年第二期上，才有潘旭澜先生写的《洪秀全的历史真实面目》一文发表，所持论点，和吴越先生基本相同。
对于洪秀全妻妾成群这件事情，就事论事，只要他真能为提高百姓生活做出成绩，老百姓对于他的“天王府”中有多少女人并不斤斤计较。古往今来，历史上哪个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充盈？汉武帝不但妃子多，他死了以后，凡是没有生育的妃子还都殉葬了呢，可是后人评论他的一生，因为他敢于和匈奴作战，使中国强大起来，还是以“明君”视之。而像洪秀全那样一个农村的小痞子，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除了酷爱女人这一条算是他的最突出特点之外，几乎一无所能，连争权夺利也不会（如果工于心计，就不至于有如此巨大的内讧）！称这样的恶人为“民族英雄”，不但亵渎了“英雄”二字，连“民族”二字也亵渎了。
小说里说：“单是当昏君，沉迷酒色，还不一定会葬送太平天国，更糟的是洪秀全不止一次搞窝里斗。”“古往今来昏君不少，但是昏到他那个样子的并不太多，造反还没有成功就当了昏君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了。”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中肯的。
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因为是近代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搜集得差不多了。本书作者所写的这些，并不是什么难得的、绝密的史料。如果在建国以后，能“如实地”宣传，写出小说或电影来，广泛传播，至少作为“失败的教训”，是很有意义的。可惜在那个时候，只要是造反的，就被封为是“革命”的。因此许多作品，都从“阶级感情”出发，抱着“满腔热情”去歌颂洪秀全，捧他为“革命英雄”，而故意把他“品质恶劣”的“实质性”问题给掩盖了。本书作者就是在“文革”期间看到许多工农出身的“造反派”作恶多端，悟出了“人的好坏不能以阶级出身分，而应当以人性的向恶还是向善分”，才决心在那样一个天天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写出这样否定太平天国、否定“阶级斗争”而专门突出以人性善恶为主题的作品来。我想：如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成功的暴露太平天国黑暗统治的文艺作品出来，以当时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来看，尽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倒退不可能被遏止，至少破坏性总可以降低一些吧？
1985年，吴越先生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访问，听说厂长张笑天正在酝酿一部描写太平天国的电视剧，就动问这部电视剧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张笑天答复说：是歌颂。因为他一生中最佩服的人就是英王陈玉成。作者当时就说他的基本观点错了，是 “屁股指挥头脑”(“屁股”指立场，“头脑”指思想判断)的典型，而应该改歌颂为暴露。目的是给后人当作“前车之鉴”。再说，陈玉成出身于妓院的“大茶壶”，是个痞子型人物，性格和作为，大概和韦小宝差不多。把他描写成比八路军还英勇的英雄，和他的身份恐怕不太贴切。果不其然，电视剧《太平天国》耗资几千万，却只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次(据说收视率极低，不到一个百分点)，就被束之高阁，任何地方台都不见接着播放，尽管任何报刊媒体都没有说明其原因，明眼人应当能够体会到：这部电视剧的基本观点、立场，是不是摆错了，甚至会出现负面影响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1906年，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成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序中说希望“复有洪王作也”，这就是公然号召武装反清。从此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来看，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制度、服饰等等，也是所知甚少。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作者苏曼殊，题词者章太炎。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24岁，鼓吹革命，热血沸腾，但对翼王石达开其人，大概是一无所知。据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对于这种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艺术作品，我们要求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南社诗人高天梅更假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己出钱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讹传讹，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传海内。其实，据我们的考证，石达开得以流传后世的真诗，不过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一首而已。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曰：“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能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范文澜先生写了一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从上述《逐满歌》看来，称曾国藩为汉奸并非始于范先生，辛亥革命时期早已如此。
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满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国，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个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宣传中间有些背离史实之处，可以理解，可以谅解，这种做法未可厚非。但是因此却留下了后遗症，在我们的印象里，太平天国常常与“英雄”、“革命”连在一起，给认真评价太平天国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值得钦佩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民权主义》第一讲）他虽曾经自居“洪秀全第二”，也并不以洪秀全作为学习的榜样，至少他终生不许任何人对他呼万岁，就是明证。
可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英雄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位先生为例，说明他们受到影响的事实。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学开设太平天国史的课程，据我所知，他早有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的打算；为了给修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乃先着手编撰一部编年体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记事力求客观，不加褒贬，但在称呼上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态度。郭先生在此书“凡例”中说：“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为近代中国史上之一大波澜。”波澜一词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义，“变乱”则有贬义。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变乱，他在成书之时尚无定论，足以说明其客观态度，但仍把“革命”放在“变乱”之前，就说明已经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至于对捻军，他就直指为“捻乱”，毫无顾忌。
简又文先生反对太平天国的“阶级斗争说”与“农民起义说”，他认为如按阶级划分，作战双方的士兵都来源于农民，于是任何一次战争都是“农民打农民”，史学界传为笑谈。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与《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所发议论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但他对于拔高太平天国，却也出语惊人。他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
“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我们不难看出，简先生所谓“共有共治共享”之说来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解释全民政治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把这种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口号套在太平天国的头上，实在不伦不类。就是在简先生所说的六人小团体中，也还是常常互相倾轧，所谓共有共治共享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太平天国内讧的杀戮之惨，洪、杨的专制残暴，简先生应该了然于胸。但竟如此不顾事实地拔高太平天国，实在令人费解。
远在1949年之前就主张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说”的罗尔纲先生，长期肯定太平天国、肯定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国史》，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他对太平天国有所拔高，也就势所难免。罗先生生于1901年，1997年逝世，是一位与20世纪同步的世纪老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笔耕与多年一贯的奖掖后进，受到许多晚辈的尊重，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代宗师。我们觉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他认为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都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有《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可证。我们觉得，太平军在前期军纪较严，清军的军纪一直都很差，华尔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更是得到清廷认可的盗匪集团，这全是事实；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神话破产，军心涣散，太平军军纪败坏，也就和清军不相上下。而且当时军队叛变的事时常发生，今天倒过来，明天又倒过去，谁是清军，谁是太平军，已经说不清楚，完全没有加以回护的必要。
二、他认为从金田起义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严肃，荒淫之说是敌人的诬蔑。我们就很难理解，“严肃”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罗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试以钱穆先生为例，他在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中提到太平天国时，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台湾陈致平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华通史》中对太平天国与洪秀全都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批评：
“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总而言之，过去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EPUBLIQUECHINOISE-LIBERTE，EGALITE ，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新世纪已经到来，金田起义150周年的纪念日也已到来，重新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任务必须开始，无可回避。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洪秀全究竟是上帝之子还是魔鬼？只有靠历史事实，只有靠真凭实据来作出回答。
洪秀全的历史作用
对洪秀全的研究，重点在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他与太平天国这一件大事的关系。众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国的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这其中值得认真探讨。主要探讨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开国的功劳，又是不是应该负亡国的责任？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洪秀全是不是应负亡国之责。对这方面的探讨比较容易，因为没有什么争论。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一时兴致很高。但是随即手忙脚乱，因为军政大权过去都由杨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帮忙，又不敢重用外姓，只好提拔亲贵---洪仁发、洪仁达，宠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国事搞得一蹋糊涂。以后他的堂弟洪仁秈前来投奔，带来了一份兴国大计---《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封为精忠军师。但在讨论国家大事之时，他不肯放弃半点封建特权，无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议，不久，洪仁秈即遭冷落。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在外苦战，力撑危局，却得不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动辄大骂，惩罚，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围，形势危急，他还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发国难财。到了事无可为之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说了什么“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令人尊敬的罗尔纲先生在这个大问题上并没有回护他，曾经亲口对我说：“太平天国之亡，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后来为《湘军史料丛刊》作序时，他写下这样的话：
“湘军陆军远不是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
至于他是不是开国之君？请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当时太平军全军上下都知道，开国英雄是冯云山。“谋立创国”与“前做事者”皆南王，而不是别人。没有冯云山的鼓励，洪秀全不会到艰苦的粤北和广西去；当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广东之时，冯云山却独自到紫荆山去开创根据地。根据地已经有了规模，洪秀全还一无所知。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是以传教的形式进行的。当时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县告发，说他们图谋不轨，桂平县抓了冯云山等人。冯辩称是在传教，始得脱险。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争到了传教的特权。他们以传教为掩护才能立足。冯云山把远在广州曾经在教会工作的洪秀全推为教主，对于群众，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对于官府，也可以引广东的教会为后台，以策安全。冯云山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推洪秀全为教主，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洪秀全这个领袖，只起偶像作用，并不需要他真正领导。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与群众见面。当时领导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称天上的基督为长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二把手；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类推。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国，中间经过八个月的苦战，领导班子的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第一，能够掌握群众的本地实力派杨秀清、萧朝贵地位上升，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地位下降。为了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作了让步，退居四把手，而让杨、萧上升为二、三把手，并由杨总揽军政大权。洪秀全发布《永安封王诏》，向全军说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确立杨秀清的领导地位。后来出师北伐，向中原进军之时，出师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上也只用杨、萧的名义，不用洪秀全的名义。洪秀全成了挂名的领袖，正像罗尔纲先生所说的“虚君制”的虚君－－象征性的元首。
太平军入南京，洪秀全一头钻进深宫，安享富贵，不坐朝，不见人，连一个国君的基本动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报专书《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别以为此书的情报不确，在内讧发生之前，此书中就出现了相当准确的预报：“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中，直到今天，《贼情汇纂》仍不失为最重要的一部史料。
在冯云山支撑大局的时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杨秀清掌握大权的时代，洪秀全更下降成为木偶。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只把洪秀全作为一个木偶，一个道具对待，丝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指责洪秀全的短处，要打屁股，经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对杨积怨已深，又不甘心长期充当木偶，所以在1856年夏，暗中联络了一批对杨不满的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了杨的全家，并且株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天昏地暗。杨秀清为何被杀？洪秀全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只散布一些谣言，说是杨秀清“逼封万岁”。我在1982年1月发表了《逼封万岁的谣言是怎么来的？》一文，指出其中内幕：
“洪秀全和韦昌辉发动突然袭击杀害东王杨秀清时，总得找个借口，于是在杨秀清死后，立即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激，为了挽回人心，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愤而离京，远征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名推给石达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那么，就请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农民起义的。1844-1845年，冯云山正在努力开辟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洪秀全则在广东老家教书，写作诗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劝人崇正辟邪，去恶从善。歌中直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但是太平天国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却视农民为贱民。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田政考》中对此作出评论说：
“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贬为农为惩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罚，仅亚于死刑，等于清廷之充军，或发放到新疆或黑龙江充当苦工效力一般的严重处分。是故农民在各阶层中，身份上一点尊贵也没有了，其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
广西紫荆山区许多纯朴的农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宝座，但是这位忘本的“天王”却如此看不起农民。太平天国后期，在他自己“亲政”的时候，镇江地区出现了顾某所发动的农民起义，驻防的太平军毫不软手地加以镇压。农民起义的队伍又去镇压农民起义，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颇有可议之处。如果是匹夫匹妇，私生活是小节，无关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却严重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大局，不可不问。作为封建帝王，多妻纵欲，广置嫔妃，这本不足为奇。但是洪秀全与别人不同之处，一是在起义之初脚跟还未站稳的时候拖带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嫔妃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程度。
据《洪大全供词》：在起义之初，“洪秀全鮃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又据外人的报道，金田起义后，驻军石头脚时，洪秀全已有15个女人。英文《华北先驱报》654号（1863年2月2日出版）中有一篇《天王惩戒娘娘记》。文中说：“1851年，当天王由广州来（广西）时，中途勾引（原文作偷盗）一个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则于此时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却畏惧受人指摘，乃托言天父传旨以惩罚之......天王众妻全体均被传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现。”
如果说，洪大全的话和外人的报道均不足信，那么请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正式官书《天父诗》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稣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兄曰：稫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
其中所说天兄下凡的时间为金田起义之后的16天，地点为距金田十多公里的江口石头脚。“天兄”下凡借萧朝贵之口说的话是：稫多（这么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刀的隐语）飞。（刀要飞，即指要杀人。）
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动辄打、杀，宫廷生活是一片肃杀之象。请看一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拙著《太平天国词语汇释》（1984年10月出版）第7页对于这些规定加按语曰：“通过这些清规戒律，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其后妃管得极为严酷而不近人情。她们啼笑皆非，左右为难，诚惶诚恐，动辄得罪。从这一点，就能推知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的说法不可轻信。”
洪秀全对后妃虐待不仅是打，是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太平天国大辞典》“煲糯米”条中说，天王用来惩处妃嫔的酷刑包括“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在十多年中间，洪秀全通过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从她们父母手中夺来，关进天王府的深宫以供淫乐。她们有时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顺眼，就可能被打、被杀（比较幸运，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烧死，烧得乌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尽剩骨。
太平天国的实质是什么
要问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回答，需要说明那十几年中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清楚了，答案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请先看一组词：
它们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静止的，相互之间都可以发展变化。例如“起义”可以上升为“革命”，“邪教”可以发展为“叛乱”等等。从词义褒贬上来看，“革命”“起义”显然有褒义，“叛乱”“邪教”显然有贬义，“起事”则是中义词，因为此“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说“造反”还得看是谁造反，造什么人的反。就连最好的革命与最坏的邪教之间也不是全无瓜葛。辛亥革命就有不少会党参加，会党中难免也有邪教分子。
我在这里只提邪教，不提正当宗教。因为正当宗教有教规约束，不容许成为“叛乱”的温床。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当宗教的机构也会被邪教所利用。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总不免与宗教有牵连。如汉末黄巾军之与太平道，宋代方腊之与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与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队伍之与白莲教等等。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既不能组党问政，也不能集会结社。只有通过宗教活动，人们才能获得经常聚会的机会。也不论是什么宗教，土生土长的，或是外来的皆可利用。大致开头是借助于正式宗教活动，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渐转为邪教活动，太平天国就是这样。洪、冯先是在传布基督教的掩护下，到处寻找发展机会。同时借用一些基督教教义，另创上帝教。等到后来他们与杨、萧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当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从两千年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邪教，到20世纪美国、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样百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种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与正当宗教有所区别。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人”（《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
二、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三、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入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
四、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
五、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洪、杨两个的多妻纵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圣旨作为根据，也是够荒谬的。
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画了等号？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可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中间---如开国元勋冯云山、石达开，如后来抱着满忱热诚前来投奔的洪仁秈---是极不愿意让太平天国堕落为邪教组织。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把太平天国推上正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归于失败，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历代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过邪教。邪教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推翻旧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较聪明的领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会断然抛弃邪教，重用知识分子，来建立正规的新王朝，谋得长治久安。
冯云山是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在他规划中的太平天国，是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新王朝。利用宗教策动起义是他决定的方针，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是得到他的追认之后才能继续下去。利用邪教来打开局面，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冯云山不是在湘桂边境战死，则放弃邪教，让太平天国转入正轨的计划就有实现的可能。冯云山做了最艰苦的开国工作，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划。在他牺牲之后，无人能够制约杨秀清，杨秀清才能把天父下凡的闹剧一直带到南京去，让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陋习公然登上大雅之堂。天京内讧固然是由洪秀全一手策划的，但是使洪、杨矛盾不断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杨秀清肆无忌惮地大搞邪教活动---表演天父下凡，一再羞辱或杖责诸王、百官，包括洪秀全。
天京内讧是一场恶梦。身经百战的老兄弟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在不到一个月的内讧中，牺牲的人数就在两万以上。城里的内讧爆发，城外的清兵将领欣喜若狂，他们在奏报清廷时很有信心地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石达开力挽狂澜，太平天国这艘破破烂烂的大船在1856年之内就会沉没了。
年仅20岁的石达开毁家纾难，参加金田起义，态度鲜明，就是为了反清，为了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对于邪教活动，他丝毫不感兴趣。连《贼情汇纂》一书中也说他“不甚附会俚教邪说”。在驻军安庆的时候，他就反对杨秀清在南京推行的兵民合一，吃大锅饭，主张“照旧交粮纳税”，让老百姓安心发展生产。内讧爆发，噩耗传到前线，他心急如焚，只身回京，阻止内讧扩大；可惜洪秀全、韦昌辉都不听他的意见，韦昌辉还对他暗算，袭杀他的全家。他缒城逃走，随即率领四万大军，兴师靖难。洪秀全不得已，只好杀了韦昌辉，向他谢罪，迎他进城。这时局势极为严重，内讧余波未息，清兵伺机攻城，善后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石达开的头上。
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洪秀全六神无主，只有事事听石达开的裁断；一旦局势粗安，他又故态复萌，开始算计自己人了。石达开功高震主，自然使他不放心。他先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王，逐步夺石达开的权；以后又想重演袭杀杨秀清的故伎，谋害石达开。石达开得到消息，仰天长叹，为了避免又一次内讧，他只好被迫离京，远征不返。出发时在沿途贴出五言告示，自表心迹，并安抚广大军民。在告示初稿中，他说明了洪秀全对他意图加害，但是后来又觉得影响不好，于是加以修改，文字比较隐晦。现在流传的五言告示，都是修改稿，初稿已经少见。
石达开远征之后，继续反清，独立作战。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擅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天父天兄是假，天王是真，也就是说，洪秀全已把太平天国视为个人私产。石达开拒绝接受这个国号，一直沿用金田起义时的“真天命太平天国”这个老国号，《石达开对涪州四民训谕》一文可以作证。直到大渡河覆军殉国为止，石达开不改初衷，一直忠于太平天国。
石达开是首义六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文才武略，出类拔萃。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头脑十分清醒，知道邪教不可久恃，力主改制，让太平天国通过农民起义的正道推翻清廷，建立一个富强的新王朝。内讧以后，神话破产，产生了信仰危机，如果洪秀全能下决心重用石达开，以石达开的魄力，完全可以扭转局势，抛弃邪教，走上正途。但是洪秀全始终信邪不信正，信己不信人，容不得正派与有才能的人，必杀之或逐之而后快。这样，在内讧惨剧之后出现的一线生机，就被洪秀全亲自掐断了。
1859年，石达开远征的两年之后，洪仁秈不辞千辛万苦，前来投奔，给垂死的太平天国又带来了新的希望。洪仁秈不是为寻求富贵而来，是为做一番事业而来，是想以太平天国政权为载体，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这样做虽然困难重重，也不全是幻想。以当时的中日两国相比，日本的人口、资源、实力都比不上中国，封建势力和中国同样的根深蒂固。太平天国占领地区是一片富庶之区，因与租界邻近，已经受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具有推行新政的基础，日本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地区。日本可以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1859年推行新政！洪仁秈提出自己的规划，说他可以通过许多在香港结识的外国传教士争取外援。有些西方人士听说太平天国是个信仰基督教的政权，引为同道，如果可以合作，将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援助。先决条件是要太平天国推行新政。洪秀全开头还很欣赏洪仁秈提出的《资政新篇》，在某些建议上批了“此策可行”的字样以示支持。要真正推行之时，他退缩了。最终洪仁秈被冷落了，洪仁秈徒呼负负，无可奈何。
推行新政的事，尽管任重道远，但是只要开了一个头，太平天国就不再是邪教，不仅可以称为起义，而且可以称为革命---因为这个政权已经抢在日本之前推行新政，可以富国强兵，推动历史前进。可是谈来谈去，最后还是被洪秀全所否定，太平天国最后的一线生机还是让洪秀全自己亲手掐断了。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是惊人的一致---宁肯亡国，不愿变法！
在太平天国十多年的短促的历史中，经过了不少波澜起伏。开始依靠邪教以策动起事，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后来形势发展，一再出现了可以抛弃邪教，改弦易辙的机会。既可能按传统的模式改朝换代，建立一个反满复汉的新王朝，使得士农工商各安生业；还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东方首先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新国家。只可惜机会一失，时不再来。
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划上等号。如果这样，我们将把冯云山、石达开、洪仁干这些志士仁人置于何地？将把成千上万自觉地为了救国救民而奋斗牺牲的忠勇军民置于何地？就是对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们，我们也不忍心加以指责。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只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走狗，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一场历史大悲剧中汲取教训，让后人不要再蹈前车的覆辙。思之再三，我觉得对于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寻找天王宅独庸生---什么东西？一派胡言！鹦鹉学舌，貌似公允，实则腐儒之见。一
我一直对名人故居都不太感兴趣，因为我总是认为这些故居只不过是几间破旧的草棚和茅屋罢了，除了笼罩着的浓厚历史迷雾和心中的迷恋名人情结，余下得又有什么？西风残照的境界，是要故家陵阙才有韵味的，多小楼台烟雨中的感叹，总得有座楼台才显得应景，几间破旧的草棚和茅屋算是什么呢？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和值得看的。这是典型的地以人转的最好例子。但我又不否认这是缅怀，追忆，凭吊名人的一种方式，和探讨名人生平业迹和心路历程的一个途径，但这与风景无关，是历史了。所以我虽然不太兴趣，但也不反对，更不反感。有时一想反感得很有必要了，要不是名人便少了许多真实，许多动人的事迹便会少了根据和依归，也就少了许多韵味色彩了。 真是抱歉，作为一个花县人，我竟然从没有想过要到洪秀全故居看看。除了读书学历史时，洪秀全的名字曾在我脑里驻留过一段时间，其余的日子里我就甚少想起。我对洪秀全的认识不多，全是从历史课本得来，只知他出生于花县，屡试不递，后得外国传教士点化，创立上帝会，在金田聚众起义，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皇，定都天京，前后历时十数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起义之一。这不能全怪我，我想你随便问一个花县人，问他对洪秀全有什么认识，我想他肯定会莫名其妙，没准还不知谁是洪秀全呢？要不然，花县改县设市，又撤市建区，先后两次易名，曾全县征名，但又有多少个人会想到叫秀全市或秀全区，结果不是叫了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花都市，花都区吗？是因为这里盛产鲜花吗？但这里除了长草，花并不多，可这里却确确实实是洪秀全的故乡，是一个在一个世纪前曾将太平兴世的火种播种在半个中国的人出生的地方，试问全中国上下五千年能有多少个这样曾经的人呢？有什么理由不叫秀全区而叫花都区呢？你问所有的花都人，我相信没有一个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洪秀全与其太平天国的确被人们渐渐遗忘。
（错别字甚多，作者实为洪魔之辈。---编者） 纵观历史很少有象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有如些气象，但为何记起他的人总是不多。提起农民起义，涌上人们脑海的不是陈胜吴广，就是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但洪秀全不知为何总是被忽略，被遗忘。---虽然写太平天国的书有许多，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就是不能给人很深的印象，至少不如前几位让人耳憝能详。在他的故乡还好依存有几间破屋，默默地在长着青草，在落日的余辉里，在孤月的清光下，露出一面的不解和无奈，但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多少人记得，洪秀全是生于斯而长于斯，一个曾经风云的人物就是在这个破牢里走出来的。一个震惊历史的伟大农民运动是从这里拼出第一个火点？
真得从没有想过洪秀全被冷落，被遗忘的原因。近看了余秋雨的一篇文章：《抱愧山西》。上面例举道至山西商人没落的原因，第一原因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从字里行间，作者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好象并不认同，至少不见得认为值得歌颂，在行文中他有意无意称之为暴力行动，于是一个农行起义，一个反封建反剥削的的正义运动，被等同于一个反义的暴力行动。如果是一个清未遗老有如此言议，我倒还可理解，但作为一个身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文人，居然对一次反封建的农民运动，视为野蛮非正义的暴力行动，真的不可理议的。文中还称到亥革命，作者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没有提到解放内战。在作者的眼中山西商人的没落，似乎比推翻封建社会制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还要有意义和重量，似乎为了保护山西商人的利益，于是一切推动社运进步和发展的活动都应该禁止和停止。其实作者所说的破坏性，确实是事实，但何至只是太平天国如是？所有武力活动包括正义与非正义的，古时和现时的都存在其破坏性，我想不出有那一次起义和战争是不具破坏性质的，孤陋寡闻的我是不曾听闻，也许学贯中外古今的余秋雨教授，曾有听闻亦未可知。但因为其对当时社会产生的破坏而抹杀其历史思义，忽略其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发展的作用，实在是犯了文化上的无知和历史上的近视。如果不是一次次的农民的起义活动的延续，是不会有后来的命，也不会有解放战，如果不是一次次的起义有力地打击，摇动，削弱封建旧势力并鼓舞了更多的人出来反抗，出来争，我想也许封建制度不知那会继续多久？虽然破坏性是存在的，但这不减少这场正义起义或的意义。正如有谁会因此而否定孙中山领导的亥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的思义呢？
因为余秋雨教授是一个大学者，也是一个名人，他的态度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也许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洪秀全容易被人遗忘的原因吧。（不知好歹，对新论一味抵毁。---编者）
二
我突然感到很不安，心里象有什么放不下。历史的沉淀不幸被现实的旋涡搅起，让清晰变得有点混浊，却引人更多思考和回想。我突然想了解一下洪秀全的生平，但手头上没有任何资料，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里迷迷糊糊，突然有一个孤影硬生生地闯入，灰布长衫，布巾包头，忧伤的眼神，仿佛向我目语，我刚想靠近，就马上飘开，但终始不肯消失。醒来还如历历在目，我一时想不起是何方神圣，后细想才默然意会，我想我是应该去看看洪秀全的故居了。忘记的人太多，是不应该的，由其是在他的故乡，很难解释此行的心情，好象并不是因为忘记的人太多，替这位古代的俊杰抱不平，洪秀全的生平和功过自有历史记载和评论，名垂千古，流芳万世已是不争的事实，谁会在乎一时的冷落和遗忘，更不用我“仗义执言”。好象也不是出于对英雄伟人一贯的思慕和缅怀之情，如此高雅的情操又怎会在我平庸的心胸中出显，更不会是出于对风景名胜的欣赏之情，我早说过象这样的名人故居不会有太大的欣赏价值，我向来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但心头总是不能释怀，竟沉的，仿佛满怀心事般。
许多人还在为新千年的到来欢呼喝彩，许多人还在为中国的入世在忙忙碌碌，许多的人还在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呐喊助威，而我却独自一人走在访寻洪秀全的路上，怀着一种莫名的情绪，一份不解的心情，越走心里越是迷茫，仿佛自已是在和现实和理想在背道而驰。在二十一世界的今天，我到底是寻找心中的圣地，还是在逃避现实呢？
不谈政治，只讲经济，是广东旧有的传统。但近代历史却十分眷顾广东，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太远了，可以不算，三原里的抗英斗争，规模太少，可以不计，真正拉开近代史的序幕的领导者孙中山不单是广东人，多次北伐的出发点和根据点不也是广东吗？还有黄花岗起义等等，到了现在的开放改革，不也是从广东开始？“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口号，响彻全国，引起无数的人潮和掏金热。造就了深圳，珠海夺目耀眼的东方的明珠。时下人人忙于下海，言必工商，又走回了不谈政治，只讲经济的老路上了。我所住的小镇也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世界大了，视野广了，祖祖辈辈苦惯穷惯的，看见外面花花世界，不由垂三尺，于是对金钱的追求和一达到了一个疯狂以至失控的程度。
洪秀全出长的村庄叫大布村，是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我在问准了方向和弄清大概位置，便走入一条幽深的小路上。路是新铺上水泥面的。幽深是因为其偏僻的原故。两边全是稻田，很少见到乡庄，即使有，也是稀落的几家，和我们常见的稠密人烟很不同。两边种满路树，虽然是九伏的天气，也感到丝丝的清凉。右边是一条河，沿路溯上，虽然不见有小船和行，但我相信在洪秀全的年代，人们的出入可能还得依赖这条河。左转右弯，左弯右转，不知走了多久，不知路的远近，仿佛永没有尽头（洪秀全故居在路的尽头处）。要不是明知不可能走错路，要不是确知就在前面，我可能没有信心走下去，说不定早就回头了。这么看来，洪秀全确实是离我们很远，很远。路上很少见到有人，就自已一个人，孤孤单单，彷彷徨徨，感觉开始变得不真实了。好象一步一步正走向那远古的年代，回到那陌生的岁月中去。
我不知道当年洪秀全走在这条幽深的小路上，心里会想些什么。是在暗叹十年寒窗苦读，屡试不中，还是在心中酝酿着暴风雨前夕的宁静？但今天的我，试图踏着当年的足迹，寻访一些逝去的印记时，心里竟是这样的落莫与空虚。岁月的流逝，洗尽了痕迹，也产生了感情上的隔离和断裂。在物质化的现代，有谁会花心思思索这些无聊的问题呢，现在的人只是注意股票，地产，眼光全围在三餐一宿上打转。路的尽头，一幅古朴但有点苍凉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在广漠的天地间，远处是一排灰绿起伏的山岭，连绵成一道高低不平的屏障，半围着辽阔土地，那是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微风过外，翻起一轮轮的波浪，一座古旧的村庄在阳光下却暗淡无光，淹没在金黄色的田中。一条婉转的河流静静流淌。在孤零零的村庄过！只有村头那汪汪一潭池水，倒影着蓝天和白云，沉淀着些许的银彩。“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孤村。”是美，还是荒凉？我竟然说不上。金黄的稻田，象一张黄金的大毯子，青翠的山岭象碧玉的排设，如果没有这片小村灰暗破坏了这色泽的和谐，也许更令你陶醉。
这个村庄真的很少，只有十多间的房屋，多是平房，少有楼房，破破旧旧，灰暗，但依然住着户户农家。在洪秀全打过水的井边，在洪秀全读过书的堂前，在洪秀全过凉的大树下，生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个个人漠然地，静静地在洪秀全打过水的井边汲水，在洪秀全读过书的堂前晒衣，在洪秀全亲手所植的龙眼树下闲谈，但他们的话题中绝少涉及到洪秀全，除了这几间破屋，在他们的却很少出现这些看不出他们的生活有那一点和洪秀全有关，更看不出这里因为曾经有过一个洪秀全而有什么特别或不同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百多年过去了，好象没有一丝的改变，我想，如果洪秀全还在的话，眼前的一切可曾让他感到熟悉？但这里的乡亲却是否令他陌生和困惑？谁也不认识他了，他离开得太久了，在这里他成了一个陌生人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毛哀。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对一切游子都是一种悲哀，对于一个英雄一个并不应被忘记而忘记的人更上升为悲剧。我徘徊其间，总是感觉洪秀全仿佛和这里没有多大的关系，几间泥屋，一间洪氏宗，一株龙眼树（据说是洪秀全手植的），还有屋前的池塘，在我心中却没法真实起来，和没法将眼前的一切和历史上那个纵横驰骋的洪秀全联系在一起。那池水也在烈日下显得冰凉和死寂，当年的风云难到没有一丝的沉落？要知道这小小的池水，曾经有一条龙在这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昔时人已没，此地水犹寒”，易水水寒体现的是一种感人的悲壮和消沉的怀念，但在这里的却是悲哀和淡忘。洪秀全播种的火种，起的风云，现在早已熄灭，早已烟消云散。（恬不知耻！洪魔可比荆轲否？---编者）
三
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每什么封建制度能在中国持续如此之久，封建流毒更是“万寿无疆”呢？我知道许多学者都在研究，探讨这个问题，从各个方面加以祥尽的推断和论证。本来用不着，也轮不到我说些什么，因为洪秀全和前述的原故，我认为最主要的一条是就是中国人容易宽恕，习惯遗忘和逆来顺受。宽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故息养奸，遗忘有时就是苟且偷安，逆来顺受就是不抵抗，不争斗，任人鱼肉。我可以说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下，象洪秀全此类的农民起义实在是太少了，人人乐于苟且偷生，甘于被劳役，被剥削，被压迫，习惯于不抵抗，不争取，封建制度怎能不长治久安，万寿无疆？虽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和知识来要求古人，但毕竟多一次起义就是对封建制度的多一份打击，就加速其消失，总是积极和有思义的。但纵观每一次的起义，试问有多少次是自觉，和自发性质的，若不是“官迫”从不会“民反”，若不是，实在活不下去，谁会冒天下之大不违，揭竿起义和聚众造反？绝大部分的起义的发起或多或少都带有浓厚的宗教和迷信色彩，都是以鬼神之言作为号召，加以推动。难道人没有自已的主张，不会为自已的命运努力，总得要虚无的鬼神作媒介？失败的，我们不多说，偶有成功的，如刘邦和朱元璋，结果也不过是是暴易暴，取得相对的平衡和得到短暂的休养生息而已，并没有彻底改变社会架构和制度。其实在众多的起义当中，极少有象太天国这样有着近代是就纯粹的反封建除了民族弱点外，就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的高明到家。在封建时代，统治者为了达到长治久安，实行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目得，采用的方法中最常用也许是最用效的是防民之口与愚民政策。
防民之口的本质也就是要人民学会宽恕，学会遗忘，习惯于逆来顺受，不抵抗，不取争。口者，说也，心中不平，自然会发乎于声，才会有一呼百应，才会有陈胜吴广的“王候将相另有种乎？”的质疑，才会有后来的“中国是我们的中国”的口号，才会度至有几千年不息的农民起义，才会有。可见防民之口的重要性，如果一群习惯于逆来顺受的的蚁民，哪怕是受着最大的苦难却从不会怨天尤天，不会怨声载道，从不会反抗，从不懂争取，只是一味地受忍，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还不是任人鱼肉，任由宰？可是口本来就是要用来说话的，如何可以让众人有口难言，或者有口才不会言呢？其中比较好，比较有效，而且相对温和，和隐蔽的方法就是实行愚民政权。愚民者，就是朦蔽，就是握杀一切的思想，推行极其封闭和闭塞路途，从根本上杜绝所有潜在的危险。始作俑者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为何要“焚书儒”，以至儒家思想主张的忠君爱国，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思想可以推行千几年而不衰？为何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风云，从此一直没有再现？其根本原因就是符合统治都达到钳制人民思想，达到愚民目的的原因。最有代表性质是例子就是岳飞。每什么在众多的英雄当中要数岳飞最得深入民心，最得统治者的推崇。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岳飞所抗的金人，已是中国人，那为什么还是民英雄，代表中华民的最强音？为什么抵抗倭的继光，驱逐洋人的郑成功，没有不能此名？虽然在当时可以说得过去，但为什么将其神化，不惜穿凿附会，强加所谓的朱仙镇大捷之类的传说？朱曾指过，岳家军并不是传说中的勇猛，岳飞不死也不可能直黄龙的。只是因为岳飞一心保家卫国，抗抵外敌，对国有功有用，而且是愚忠的模范，宁愿枉死，也要存忠心爱国之心，更不许他人造反---岳飞镇压过杨么领海的农民起义。岳飞无疑是封建制度的捍者，虽然岳飞也爱国，其抗金也有思义，但如果君你看如果人人都是岳飞还有什么可怕，封建制度确定可以万寿无疆。所以统治者才会用心良苦，把岳飞捧了上天，为天下人立榜样。岳飞虽然确有值得哥颂的一面，却不幸成了统治者愚民的一个功具。我相信所有的统绐者都会喜欢岳飞，憎恨洪秀全这些农民起义，所以岳飞可以在西湖边千秋万载张扬国治天下的教义，收万世人景仰，而洪秀全等注定是要被忽略，被遗的。你看过多少农民起义者的坟墓，见过多少被供奉？中国可以没有岳飞（纵观历史，抵御外的不止是岳飞，如继光），但不能没有众多象洪秀全这种敢于反抗，敢于争的英雄。如果不是一次次的农民的起义活动的延续，是不会有后来的命，也不会有解放战，如果不是一次次的起义有力地打击，摇动，削弱封建旧势力并鼓舞了更多的人出来反抗，出来争，我想也许封建制度不知那会继续多久？可是没有人不识岳飞，却有几多人了解他们呢？
可悲的先驱，可叹的被统治，被压迫的沉溺于宽恕，习惯遗忘，逆来顺受的大众呀。到可时才会清醒？（鬼扯！可作反面教材。随着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腐朽，作为封建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农民起义，也一样走向腐朽，这一点，对比陈胜吴广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就会发现，农民起义逐渐腐朽化了。农民起义即便功成，也是在封建体制内的翻烧饼，由于社会财富几千年来日益增长，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因翻烧饼而引发的社会财富大破坏了。必然要另寻出路了。此文作者混帐！---编者）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之新解奇解特解
谈起太平天国运动，心理很有点复杂，盖因好感恶感都有。拉拉杂杂，记录了点滴看法如下：
好有二点：
一，毕竟是下层百姓反对上层的皇权统治。
二，毕竟是汉族人民反对满族的异族统治。
但，为什么太平天国“兴也勃焉败也忽焉”？
其原因，史学界己分析出好几点：
①洪杨创“拜上帝会”，高举基督教教义旗帜（却又加部分篡改），反孔、批儒、毁佛、攻道，〖HTH〗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被当时的主流意识抨击为“以夷变夏”，（曾国藩惊呼为“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按现时的流行说法来套，也可称为企图“西化中国”了。
无论正确与否，在当时，就疏远了大部分中国传统文人和百姓与士绅。
②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中上层日渐腐败。洪秀全个人尤甚。等级森严，上下不平等，贫富悬殊（例如：下层士兵“男女别营”禁过夫妻生活，天王等高层统治者们却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③“洪杨内哄”自相残杀，导致最精锐的杨秀清几万部属被消灭，导致石达开率大军出走，使太平军大伤元气。
恶果不止如此，“洪杨内哄”还造成很大后遗症：
④洪秀全由此猜忌异姓诸王，倚重洪氏弟兄。自此造成了上层统治集团离心离德了。
⑤由于（采用传统的神仙附体方式）扮演“上帝代言人”的杨秀清被自居为“上帝的二儿子”的洪秀全所灭门，自此造成了下层群众对“拜上帝教”的信仰失落。当时流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还咸丰”。
还有：
⑥敌对势力则在此消彼长：外国在华势力几经踌躇，最终选定支持清廷。清廷崛起一批较能干的“中兴名臣”曾、左、李、胡等，挽大厦于既倒。
......
以上史学界已有定评。这里想从新角度，探究太平天国的一些结构性缺陷。
史家多有褒扬的“天朝田亩制度”值得探讨。
有人曰，如该制度大规模实行了，也许就另一番局面了。
但是，另有一种说法：此制曾在少许地区试行，效果不佳。（因剥削重于清朝地盘，大批农民逃亡）。
该制度是怎么操作呢，简略说：农民耕田种地的全部收获充交国库（即“圣库”）。再由各级官吏逐级另行分配下来。
但问题由此产生：
生产环节：造成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客观上“奖懒罚勤”，降低了生产力水平。
分配环节：〖造成各级官吏绝对掌握全部社会财富分配权，客观上酿造了以权谋私，滋生腐败的温床。
管理环节：为了解决生产上“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的痼疾，只有乞灵于用强权强制。
而由于该体制为政教经三合一，没有腐败便罢（如太平军起兵之初），一旦产生腐败，便表现为最残酷的最透彻的形式（经济、政治、精神三重腐败）。
而以上数点的合力，便造成上下矛盾激化。
在《天朝田亩制度》试验失败的后面，我们看到了天国运动陷进去的三个误区。
误区一：混淆了天地之间的界限。
许多宗教聪明之处在于，用来世或末世（天堂或上天最终审判）的幸福，许诺给信徒，劝导信徒在现实生活中或为社会行善积德、或为信仰奉献牺牲。（从行为科学的利益驱动原理看，这是用小的既得利益换取大的预期利益）。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却打算实施天朝田亩制度等，当场把“天国”下放人间。
于是问题来了：
“无人不饱暖，无人不均匀”“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这套设计从纸面理论上看至善至美。但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设计图。
天朝田亩制度等措施，如仅停留在理想层次（预期利益）上，那是有凝聚人心激励士气作用的。不幸他们想实行（即变成现实利益），于是产生异化，利化为害，弊端暴露。（好比化学试剂，入水即变色）。（马克思曾指出，历史往往有如此现象，你努力走进这个房间，进去后却发现那是另一个房间）。
想来，太平军领导集团应该把“天朝田亩制度”等早期的一些许诺当成一个永不施工的蓝图。距离才是美啊。
借用西谚一句：“上帝的还给上帝，凯撒的还给凯撒。”你不能既当上帝又当凯撒。
误区二：混淆了真假之间的界限。
开始时为了立教，洪秀全杨秀清他们几人，假扮做天父天兄天弟下凡，以凝聚人心。（这套装神弄鬼术，自陈胜吴广在鱼肚内藏帛书“大楚兴陈胜王”以来，历代起事者屡用屡灵）。应该说这种行为，既有必要性也有实效性。
关键在于，领导集团内心要分清真假，号召群众时，不妨弄虚作假，策划军政时，须按实事考虑。
洪杨几位起事阶段时是分清了真（夺权维利之战）与假（对天父天兄之信仰）的。例如洪杨假扮天父附体互相对话，下层群众信，他们并不信。
如此这般，上层冷静明智，下层激情狂热。左兵右将，上下互补，相得益彰。所以那时太平军凯歌行进，取得了辉煌战绩。
不料，后期洪天王以“上帝第二个儿子”的身份，投入主要精力在搞拜上帝教的宣教工作，打着尊崇上帝的旗号来神化自己，大概因为无数次重复谎言，自己也信进去了。从欺人转为自欺。把“天降甘霖”，“天父派兵”什么的当成实事来办，于是乎军政指挥上便弄得一塌糊涂了。
误区三：混淆了迟早之间的界限。
本来，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领袖上台后，必然会杀功臣，必然会搞腐败。说得通俗点，就是“把功臣打压下去，把美女提拔上来。”回顾历代史实，概未能外。这现象，旧说法叫做“宿命”，新说话叫“规律”。
洪秀全杀功臣，搞腐败，其举动并不出格。蠢就蠢在他大局未定，急不可耐，就先动手——残杀兄弟，就先享受——网搜美女。早了。
定都南京，仅取得东南半壁，距天下一统尚早，正该励精图治，旰衣宵食，同心同德，再接再厉。可惜就此打住，功败垂成。
对比失败的洪秀全，看看成功的朱洪武。朱可是大局底定后才放手杀功臣才纵情网美女的。
大平天国运动，是封建社会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它的失败说明了：
农民起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即完成五种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化。（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彻底解决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
它的失败也说明了：
农民起义作为封建社会体制内的再调整，固然有一定历史推动作用，但随着封建社会从秦汉隋唐上升阶段到宋元明清的下降阶段，随着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腐朽，作为封建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农民起义，也一样走向腐朽，这一点，对比陈胜吴广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就会发现，农民起义逐渐腐朽化了。
农民起义即便功成，也是在封建体制内的翻烧饼，（即换人不换制度），由于社会财富几千年来日益增长，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因翻烧饼而引发的社会财富大破坏了。必然要另寻出路了。
于是从西方文明里先后传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而这，才是出路。
又：马克思在1853年就有一段评“太平天国”的话：“除了改朝换代......他们给予民众的灾难，比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用破坏来与腐朽对立。没有建设的破坏，就只能带来更多的腐朽”。
numzero针对上文中的马克思一段关于太平天国的话，做了如下回复： 1862年6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致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一封信，马克思读后写的评论就是《中国纪事》。文中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对该信内容的复述，结尾一句话就是上述引文。夏福礼在信中对太平军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可以说满纸谎言，比如：“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行动自由。”太平军纪律最严的就是“不好奸邪淫乱”，把它定为“最大犯天条”，连极端仇视太平军的封建文人谢介鹤、张和甫也不得不承认“惟逆贼逼夺民女则不犯”、“缘贼禁奸淫甚严,其党皆不敢犯”。夏福礼把湘军、淮军鼓励士气的法宝栽赃到太平军头上了。他这样描述太平军：“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他们还有一头又黑又长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湘军守军“吓得半死”，弃城逃跑，于是宁波陷落了。这位领事大人如此丑化太平军具有完全的故意，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岂不知中国人头发原本就是黑色。就是根椐这样的失真信息，马克思把夏福礼所说的“大怪物”改称为“魔鬼”。 (陈思 《太平天国琐谈》)
太平天国：「中国魔鬼」的表现---袁伟时访谈作者： 张文中
（中山大学的校园深处，常常可以看见有个人独自走动的身影。他个子不高，动作非常敏捷。虽然心志淡泊豁达，与人无争，可是他天天走路两小时---"万米长征"，至少伏案工作八小时，特别是一说到他所研究的中国近代史，立刻兴致勃勃，思想敏锐，语言爽朗，彷佛回到充满论辩的课堂上，尽显一个历史学教授咄咄逼人的本色。） 太平天国研究有两派观点
张文中：最近，电视上播放了太平天国的电视剧，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对这套剧集有什么评价？ 袁伟时：我很少看电视剧，这套剧集没有看过，所以，无法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在历史研究上，太平天国是一个很热的课题。最近二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基本上全盘肯定太平天国，是肯定派，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多数学者是这样看法。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派观点不以为然。大陆史学界的主流，一直坚持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为纲。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尽管作用不大，成就甚少，多数人还是是肯定的。义和团，现在越来越少人对它感兴趣。排外，太愚蠢了！争论比较多的，是太平天国。
对太平天国怎么看？我想，要是认真研究有关材料的话，会对太平天国提出许多疑问。首先，带根本性的推陈出新，才称得上革命。我实在找不到太平天国有什么革命气息。农民造反，除洪仁玕等少数不能决定大局的人之外，对新的文明毫无所知，革什么命？
其次，从后果来看，我认为是很坏的。从1851年到1865年，经过十四年的战乱，全国减少了一亿一千二百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这是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出来的一个成果。这不能光怪太平天国，清王朝也有责任，两边互相屠杀；太平军内部还自相残杀。1856年，洪秀全策划了天京事变，9月2日东王杨秀清及其"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月20日开始，又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两万多将士死于屠刀之下；11月2日，杀杨秀清的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也全都被杀。直杀得元气大伤。
再次，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最需要安定的环境去进行改革、发展经济的时候，却发生了十几年的战乱。主战场是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和长江流域。左宗棠在行军中看到"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1875年，战争结束12年了，郭嵩焘仍向皇帝报告："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不能辟，人民离散不能归。"（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破坏如此之大，恢复艰难，改革更谈不上。
洪秀全有邪教的味道
张文中：其实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很多牵涉到对洪秀全的评价。毛泽东曾经把洪秀全称为近代少数几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而在历史上，洪秀全究竟有没有把西方的真理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 袁伟时：照我看来，洪秀全并不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信基督教，如果仅作为个人的一种信仰或精神寄托，那就同任何正常的宗教信仰一样，是应该尊重的个人选择。可是，洪秀全对基督教本身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没有领会它的精华，学了点皮毛，便将这个皮毛跟中国传统的民间迷信以及落后的中世纪思想结合起来，改变为非驴非马的一个宗教。最近，有人撰文指出洪秀全、太平军那一套有邪教的味道；我认为不无道理。认真看一看洪秀全现存的十几万字的文章和歌谣，整体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先进"。
张文中：西方的真理，人们一般理解为自由、民主、科学以及人权这些观念，洪秀全在所谓“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内容？
袁伟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而且对这些观念是坚决排斥的。他的《天父诗》说得清清楚楚：“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都“该打”！（《洪秀全集》第104、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中世纪“三纲”那一套，完全保留下来。你看他像不像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
张文中：建立太平天国时，在政治制度的层面，洪秀全有没有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
袁伟时：那些“正统派”的太平天国研究者，拿着洪秀全对洪仁玕《资政新篇》的表态说，你看，他对洪仁玕学习西方，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那一套主张都是肯定的。洪秀全确实在《资政新编》上加了好些“此策是也”的批语，表明他最少在表面上有接受这类思想的雅量。这应该肯定。 但不是说要听其言，观其行吗？他光说不练。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实行过洪仁玕的主张。这不能都推到环境不许可。例如，劝他“自今以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这一类建议不过对专制略有牵制，与民主、自由尚距十万八千里，且是历史上开明专制君主奉行已久的东西，他也置若罔闻。同时，洪仁玕参与朝政的时间很短，到后来根本不起作用。
太平天国真正实行的，是跟《资政新篇》完全相反的东西。洪秀全自己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反动纲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逆历史潮流而动。经济上它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不能有任何私有财产，收入完全要归入“圣库”；一无可取。政治制度层面，它要实行完全军事化的中世纪专制主义。在底层，老百姓的劳动、经济收入、教育、思想信仰及其他日常生活和种种纠纷，一律听从官员的严格监管、专断和安排。清政府的官员很少，帝力不及之处，人民仍有较大活动空间。按太平天国那一套，把人紧紧箍住，可不得了。发点牢骚，被人听到打小报告，立即斩首的记录屡见不鲜。至于中上层的政治建构，名字上有点古怪，实质与历代专制王朝没什么差别。这些都是很荒唐的东西。
无知农村青年的最大想象力
张文中：洪秀全作为个人来说，他在性格上有一些什么特点？
袁伟时：他这个人文化程度很低，知识面很窄。他宣扬自己上天见到上帝，到了天上，人家用轿子抬他，“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邪视”，上帝教他“两脚要八字排开”！这些胡说八道表明一个农村青年的最大想像力，不过如此。他文化程度不高，秀才考不上，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另找出路，但又没有什么才能，所以他的思维跟历代的那些草莽英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另外，他心胸特别狭窄，很多疑，那些跟他一块起事的人，一个一个被他消灭。 张文中：不管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怎么样，它总是一种社会运动。而洪秀全的个性缺陷，是不是造成这个社会运动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袁伟时：假如他真有一点历史上那些开国君主的气魄，太平天国或许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历代草莽英雄，有一些人胸怀宽广，讲义气，很有气魄。比如刘邦，后来也屠杀功臣，但在造反的时候，还是能够团结各种各样的人物。洪秀全远远还没有达到成功的境地，就已经开始屠杀功臣了。前期的太平军，全部工作是杨秀清在主持。杨是很能干的人，但有野心，洪秀全妒忌他，结果引发了天京互相残杀的悲剧。屠杀功臣，洪秀全的罪恶是非常大的，整个太平军的事业都断送在他手上了。
受到革命党思潮的影响
张文中：在太平天国研究中，老一辈史学家罗尔纲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他对洪秀全的评价，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
袁伟时：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就对罗尔纲的著作很感兴趣，几乎把当时所有能找到的文章都找来读了。对于太平天国史料的整理，我认为他功不可没，他和简又文的开创性工作，对历史研究是一大贡献。至于怎么评价历史事件，是另外一个问题。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几乎全盘肯定，我觉得是有点走火入魔了。他把洪秀全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加以吹捧，是与四九年以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考虑问题。但是，不少号称马克思信徒的人，往往没有认真去读马克思的书，片面地认为凡是革命、凡是农民战争就应该肯定。当然，对一个老历史学家，不应苛求。
张文中：可是，史学界对洪秀全的肯定评价，似乎也不完全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如罗尔纲，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应该早在20世纪的二十年代末就开始了，那时，他应该还没有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吧？我觉得，是不是与辛亥革命前后反清的革命情意结有所关连？对太平天国的肯定，是不是当时革命党思潮的一个反映？ 袁伟时：也有这个原因。辛亥革命前后，有一种思潮，认为对反清反满的社会运动，都应该肯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请人写太平天国史。这是民族方面的考虑，是汉人反满。另一方面，也从革命这个角度来考虑，两个方面都有。而到了四九年以后，就更厉害了。反满的一面，不强调了，但是革命的一面，阶级的一面，份量大大加重了。
张文中：或者也可以说，把一个社会运动贴上革命的标签之后，就忽视了对它消极面的研究，甚至把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也当作是很正面的东西？
袁伟时：对。如果你把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以后，在研究时你只要找到一两句话，再尽量夸大，得出的结论往往很可笑。比如，洪秀全说“天地之间人为贵”。有人便说洪秀全有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其实，洪秀全的“人为贵”，是与“三纲”结合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从人的解放的角度来谈人。何况这种思想儒家早就有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孝经·圣治道第九》中的话。
张文中：经常有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四六开呀，三七开呀，你觉得对洪秀全可以几几开？
袁伟时：很难。洪秀全是一个基本上应该否定的人物。但是，他是不是有几句话说得对的？这个可以慢慢想，慢慢考虑。而在基本方面，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在洪秀全身上，找不到什么可以作为后人典范的东西。无论政治理想，还是道德人格，都一无可取。有人还写什么论洪秀全哲学思想之类的文章。一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乡下八股佬，哪里有什么哲学思想？屎里觅道！ 学术讨论是学者的事
张文中：好像马克思对洪秀全也有所评价？
袁伟时：是的。马克思开始时对太平天国是有所肯定的，但是后来，当他了解更多情况后，他把太平天国形容为东中国魔鬼的表现，是一种很腐朽很反动的一种势力。
不妨看看我五年前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1862年）也就是说，在马老大爷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曾国藩·马克思·毛泽东》，收入拙著《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到后期，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已经清楚显示跟清帝国是没有什么差别了。实行专制主义。一般老百姓，不论男女，不可以正常结合，但是洪秀全以及他身边那些文武官员却可以拥有几十个乃至更多女人。在太平天国的制度下，是按地位高低来分配老婆数目的。洪秀全到后来根本不理朝政，荒淫无度，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也不过如此而已！ 张文中：太平天国运动至今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这一段历史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些什么？
袁伟时：最基本的一点，是中国人要承认自己落后了。对世界文明的所有成就，特别是世界文明主流的那些成就，应该好好研究，好好吸收，不要总是“走偏门”。“走偏门”就非常麻烦了。中国人因为“走偏门”吃了大亏。另外，不要简单地以革命或不革命来划分是非。我们面临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要把整个社会从中世纪改变为现代社会，这是历史的任务。革命的也好，不革命的也好，都要很客观地研究它。哪些对中国现代化有利的，就应该肯定；不利现代化的，就应该否定。至于是不是革命，也应该认真分析具体情况，不要好象拿起刀枪就是革命，那是不行的。到现在，还有人说中国近代史要以“三大革命”为纲，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义和团叫革命？根本不是嘛，排外，见到洋鬼子就杀，甚至中国人学一点外国的东西，进过洋学堂，都杀。铁路拆掉，电线剪掉，那个叫革命吗？我怎么也想不通。 张文中：有些研究者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做一些反思，说到它一些负面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受到一些非学术方面的压力？
袁伟时：应该肯定，比起反右和文革时期，现在好多了。但多年来，大陆有一股歪风，有的学人或学生听到自己不喜欢的观点，就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有的官员也乐意听、乐于管。
说太平天国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这些学术讨论跟政权的合法性或巩固有什么关系？对太平天国有不同评价，完全是学者之间的事。但是，有人一看到学者否定太平天国，马上就出来说，这是政治错误。可是马克思就是这么批评太平天国的，人家把马克思著作搬出来，这些人就哑口无言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我为什么要写《曾国藩·马克思·毛泽东》？有人在某高官面前告状，说袁某“为曾国藩翻案”！我不知道从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哪一级法院曾判定曾国藩罪该万死，永世不得翻身。本来就没有所谓翻案问题。这些人摆出一副坚决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学像。刚好有点空，就想开个小玩笑，请出马克思和毛泽东来，让他们开开眼界。任何人的话都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20世纪90年代还不得不用圣人的语录保护自己，这太可悲了！ “最大的失败是教育”。81年前，蔡元培就大声疾呼：“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语道破现代大学的灵魂。在中国大学校园内居然有挂着“教授”徽章的人以打小报告为荣；校园外，一些有大学文凭的人也不以侵犯思想学术自由为耻。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确实分外艰辛。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