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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延安整风真相:延安整风真相: 哪些人整了哪些人?
zt延安整风真相
延安整风: 哪些人整了哪些人?
2009-12-05 16:46
“延安整风”
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凝聚了中共的力量，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对此用不着多说，中共官方已经讲得很多很多了。
“延安整风”尤其是后期的“抢救运动”，负面意义同样也是巨大的，它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先例。对此，中共官方的材料或是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延安整风”
运动与先前的中央苏区“肃AB团”、洪湖和湘西苏区的“肃反”、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肃反”一样，都免不了严重的扩大化。中共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无一能免扩大化，成为各方参与者打击对手、整肃异己、公报私仇的机会。
那么“延安整风”
运动是哪些人整了哪些人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个名单：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下面有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是：康生、李富春；陈云、王稼祥；任弼时、高岗；周扬；彭真。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运动，具有未加明确界定的广泛权力，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点很类似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
此外还有“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专案组。
从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老毛无疑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和最大受益人，但是，老毛一般不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甚至还时不时地讲一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之类的话，做一些救人于危难的事，例如对柯庆施和陶铸。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这点也很类似文革，被整的人往往记恨于林彪、江青，或是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由于老毛的庇护，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因为康生已被中共否定，所以如今痛斥康生的材料不少，此处亦不多说。
接着要说的恐怕就是刘少奇和彭真了。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为积极地吹捧老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是不是有点类似文革中的林彪？
彭真的秘书曾回忆说：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在整风前不是中央委员，因为在整风中受到老毛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所谓的“道歉”和老毛的“行脱帽礼”一样，从来不是“认错”，只是承认“整过火了”、“整重了”。从来不承认“整错了”，尽管事实上是整了根本不该整的人。
说起被整的人，首先当然是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邓发、凯丰这些人。
此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老毛出来做好人，予以解脱。以后成为老毛的心腹，反刘少奇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
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老毛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少奇结下冤仇。当时古大存负责党校一部的整风，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特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曾志当时是党校学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在无法查清落实的情况下，古大存就将曾志长期“挂起来”不给做结论。陶铸、曾志都非常有意见。后来在五十年代，古大存在陶铸手下任广东省副省长时，受到陶铸的打击，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其实，这种私心不少办案的人都有：整人的时候雷厉风行，澄清事实、平反甄别的时候往往推三阻四、一拖再拖。
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在整风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老毛的军权，被任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引起老毛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娘”，而罗瑞卿是积极的批斗者。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多年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解释：为什么在文革初期老毛要整刘少奇对抗的时候，开始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由于整的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
“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著名的有“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冤案”，则因为制造者是王震，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一再掩盖，不能正确报道真相。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老毛说的什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处决的绝对不止王实味一个人。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有些人如胡耀邦开始是积极的整人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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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延安整风真相:延安第一特务大案真相
延安第一特务大案真相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30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这个案件引出重大后果。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又发展到抢救运动，都与发展这批特务有关。 这个案件还有重大启示。这批特务中有的人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加入中共情报组织，成为“化敌为我服务”的例证。 这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果，也是中共反间谍史上的杰出成果。 请看《大地》刊郝在今的文章。探究奇案 大概是1984年左右吧，笔者看到一份材料，那是总政保卫部长郝苏写给甘肃省庆阳地区公安处的一封回信，内容是对于征集公安史料的回答。 全文不长，其中一段引人注意： “吴南山，庆阳人，曾任我方庆阳县政府教育科长。他于1938年秘密地到陕西汉中参加戴笠系统在那里设立的特务训练班（名义是游击训练班）。1939年回到庆阳后即向党组织秘密交待，由保安科反用，从中了解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态。更重要的是吴南山在1941年提供了戴笠派往延安搞行动破坏的祁三益等。还由此发现了延安的几个特务，都是汉中训练班的，名字记不清了。到1942年审干、抢救运动时，可以说汉中训练班派往边区的所有特务全部落网，派往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也有名单，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陇东地区的范围。吴南山在这个案子中有很大功绩，后来经西北局批准加人中国共产党。请陇东地区领导人和公安处的同志不要忘记这个人。乔苍松、涂占奎和我都经手此案，李甫山、赵苍璧同志更清楚一些。” 郝苏评价什么向来谨慎，这次居然说“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陇东地区的范围。”而且，此案之中的特务吴南山居然还入了党？这就不免引人关注。后来，又听说破获此案还得到毛主席的表扬。这样，笔者就开始关注这个案件。 初步掌握的情况表明，此案发生于陇东，结案于延安；涉案人有吴南山、祁三益等人，办案人有布鲁、李甫山、赵苍璧等人；侦破此案，一举抓获混入中共组织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数十人，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个案件的分量越来越重，应该寻找其他文字材料，以印证口述材料。 沈醉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沈醉记述军统通过训练班培训特务，向延安派遣的情况。 抗日战争之前，军统的前身是“特务处”，处长戴笠指示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专门培训一批特务打入陕北苏区。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内设立一个“特警训练班”，培训了五六十人，其中薛志祥等几个人混进苏区，但无法扎根，不久就撤出了。后来，张国焘叛逃进入军统后，向戴笠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重视青年学生，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也应从培训学生人手，以期打入中共。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学生加入特训班，军统特训班的毕业生，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的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为隐秘的一批，则是派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潜伏。 怎么打入延安，是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张国焘撰写的教材，主要是介绍中共上层情况，对于间谍行动没有多大意义。戴笠就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 继续细读文章，发现沈醉这次提到汉中特训班！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留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间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些情报。” 尽管沈醉的记述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这个汉中特训班却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证实！ 人所共知，那一时期康生借口反特，在延安大力推进“抢救运动”，错整了大批好人。 难道，汉中特训班一案还是延安“抢救运动”的诱因？ 如果属实，那么，这个案子的后果，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反间谍工作范围，而是具有相当的政治作用了。这个案子也就更加值得查实，更加值得总结了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1939年12月，陇东的“摩擦”激烈起来，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镇原、宁县地区，八路军赶跑国民党的合水、庆阳县政府。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国民党裹胁到西峰镇。吴南山离开家乡，生活无着，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他碰到昔日的同事胡瑞麟，就试着找他介绍工作。胡瑞麟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继续上学正合吴南山的心愿，何况又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邀集李滋渊等几个同事一起去。 他们来到汉中的一处院落，像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庄园，有三个相连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之后就觉不对，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 吴南山和李滋渊见到一个叫做王绍文的教官，教官交待纪律：一不准见了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在受训期间抽烟，三不准把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其他人，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六不准在受训期间理发洗澡，七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八不准在本部院子中单独走来走去，九不准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十不准不经请示离座上厕所 这个训练班的课程都是令人胆寒的特务专业。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也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妆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技能。“密写”要用米汤、白矾、唾液、浆糊，“显现”要用碘酒、火烤。密电可以用明码加“密约”，还有“隐身法”、“先横后直”、“先直后横”…… 吴南山是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反而越是使得吴南山觉得国民党不是真心抗日，而是真心争权。吴南山决心离开这里，坚决不给他们干事！ 下定决心之后，吴南山反而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为了回去有所交待，吴南山利用学习机会，暗中记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人员、课程设置和内容。 教官李国栋表扬吴南山学得好，吴南山乘机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让我回去我就干。可是，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李国栋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班主任程益汇报。程益给吴南山编了一个代号101，就派吴南山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讯，就靠这个“海底”。 返回陇东的路上，吴南山还心有余悸。本来是想寻找一条生活出路，没想到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虽然自己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回到陇东，共产党能不能信任自己呢？吴南山弃暗投明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陆为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陆为公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吴南山心想，只要不杀我，我就交待，要杀我我就跑！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 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一所中学，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吴南山边工作边思考自己的出路，先是给军统写了两封汇报信，第一封说回到庆阳。第二封说在陇东中学工作。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马文瑞、副校长是陆为公。吴南山带领学生平整操场。上山砍柴，工作得很愉快。可是，晚上就时常忧虑，毕竟还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熟悉的陆为公当选为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受邀请代表。见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交待问题。 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区保卫部门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南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 一家商店的柜房，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待了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真实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陇东钓鱼，西安拉线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钓，很快有了成果。那个已经暴露的张凌汉不过是个临时交通员，没有多大油水。赵苍璧又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汇报，要求派个正式交通员来。不久，军统果然派来一个曾在庆阳金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此人在汉中受的是单个训练，身份十分保密。陇东方面没有揭露这个正式交通员。而是让吴南山长期与其联络，继续诱敌上钩。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都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有一次贺铸刚刚见面就急着走，吴南山故意挽留，贺铸就说，还要去联络合水县剧团的刘志诚。这下，又新发现个特务，而且已经当上了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三人到环县。但是，高巍在环县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陇东来找吴南山。吴南山以科长身份将这三人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又将其纳入控范围。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天，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就碰上汉中班第四期的同学郑崇义。眼光相交，二人会意，走到偏僻角落密谈。原来，郑崇义化名陈明，潜入边区，先是在关中工作。后来又转到陇东，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延安大案 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 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区保卫部门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个大的破坏活动。 吴南山的主动交待、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边区保卫部门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 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 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民党特务的工作，陇东发现的国民党特务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 边区保卫部门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等人协助边区保卫部门工作。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认人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统的特务，简称“戴案”。 侦破“‘戴案”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祁三益己经投诚，边区保卫部门在军统西北特侦站中有了内线。祁三益直接认识多期学员，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祁三益工作，反复向他交待政策。祁三益见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作也挺卖力。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学校工作；要祁三益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新市场更是重点地域。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这里亮相。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一青（刘志平）。潜伏特务见到自己人分外欣慰，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族工作。 邻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原来，杨朋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通过杨超，祁三益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 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是又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 李春茂本想躲开汉训班，可是，春节去逛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祁三益。 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秉均（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也被有关部门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有关部门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阶段。 此时的中共保卫工作，已经开始纠正肃反时期没有证据就逮捕的错误做法，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程序，确立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规则。 边区保卫部门策划，设法取得国民党搞特务活动的物证。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说是要向西安汇报工作。可是，材料上来得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还有的人可能是故意不写。都是程益站长派遣的人，并不一定承认祁三益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似乎对祁三益有所怀疑。祁三益也不能暴露身份，就不好催得太急。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区保卫部门手中的确凿证据。 边区保卫部门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布置祁三益，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秉均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区保卫部门认为李春茂这人也可以争取。 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干是，在1942年2月20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李春茂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人就是延安的侦察专家钱益民，还嘴硬地闲着要请假回家。这时，锄奸部副部长欧阳毅突然喊出“李昌盛”这个名字，李春茂登时垮了——这可是自己在“汉训班”的化名啊！ 李春茂不得不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待汉中特训班的情况，列出自己联络的潜伏特务名单。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区保卫部门破案。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祁三益向杨超建议；在杨超的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杨超也狡猾，声称事关重大，要来自回西安请示。祁三益经过有关部门同意，允许他返回西安，没想到，此人一去不复返。 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区保卫部门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等人反正。边区保卫部门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 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安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为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 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人家祁三益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呢！ 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 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而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祁三益。万一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区保卫部门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收网大捷 1942年 5月间，边区保卫部门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王治和进人联防司令部；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区保卫部门；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区保卫部门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查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事实证明：一网打不尽，一次政治运动也揪不完。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必须持久进行。摘自2007年第9期《读报参考》
第三篇延安整风真相:揭秘“延安整风运动”的真正原因
揭秘“延安整风运动”的真正原因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开始，1945年4月结束。
整风的主要背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而且，抗日战争以来，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1944年春有关领导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所以一直以来，党内党外的一些人士对整风运动存在许多误解和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肯定不知道其中更深刻、更迫切的原因，是什么使得运动在不断向纵深发展，有些人是不冤枉的。
原来，这时延安的“边保”部门成功地破获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大案！抓捕了数百名来自“军统陕西汉中特训班”的潜伏渗透特务，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成功潜入中共的部队、学校、机关、情报部门、民间团体、工厂和指挥系统。中共延安的情报机构“边保”予以了坚决的回击。正在准备一举收网之时，1942年，周恩来从重庆报来紧急密电：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全面破坏，（由中统头子徐恩曾亲自指挥）中共南委委员廖承志被捕，南委副书记等二十多人被捕，南委电台与中共南方局及中共中央中断联系长达5个多月，而且之后的联系一直在中统的安排和秘密掌控之中，中共毫无察觉、损失巨大，中共广东、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仅江西就有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遭到破坏，20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其中原因就是国民党特务采取特殊手段，利用叛徒“反用”，继续伪装革命，以便顺藤摸瓜，不断扩大战果，而中共上级却毫不知情，损失可想而知。这么大的警钟怎么会不引起延安的重视呢？！所以，延安整风只能加强，只能深入地进行！实际情况是，即便如此，中共内部掌握的敌特潜伏人员仍然有300余名成功躲过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没有被挖出来，一直潜伏在中共内部，这一点，在我们解放军解放大陈岛、一江山岛的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绝密资料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就是为什么，直到解放以后，中共还是不断地开展各种运动的深层次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