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政治试题】
【一】:第六讲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第五讲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
民本思想是儒家的传统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历代思想家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不断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含义，形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史。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贾谊、李世民、柳宗元、张载、张居正、王夫之、唐甄等人。
一、民本思想发展的阶段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为民本思想的形成阶段。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萌芽于商周之际，一般认为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鉴于商王朝的灭亡，对于人民的力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形成了初步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建立起了民本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当时的学派中，法家基本反对民本思想，道家没有多少有关见解，而儒家学派是民本论的积极鼓吹者。主要以荀子(一般以孔子、孟子、荀子三人为代表，法家的慎到也有一定的民本思想。)为代表。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比较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的民本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以发展经济为基础、以王霸并用为措施，以礼法结合为保证、以利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是从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而提出民本思想，他的民本思想的全面提出，从而标志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形成。
(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汉唐时期，主要以贾谊、李世民为代表。贾谊在汉初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主张有一个与民休息的安定的社会局面，所以把中国的传统民本思想在汉初的历史条件下作了发展，提出以“民为政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李世民在唐初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民众的重要地位，为了实现与民休息、改善民生的政治主张，他提出了以“国依于民”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并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推行这种思想的实现。这样，在汉唐时期，以贾谊、李世民为主要代表，标志
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三)完善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宋元明清时期，主要以王夫之、唐甄为代表。王夫之、唐甄生逢明清之际，这一历史时期是封建专制日益腐朽和资本主义逐渐萌芽的动荡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激于时代的巨变，反思中国传统政治的弊病，继承历史追求民权、反对专制的民本论精华而加以发扬光大，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提出的民本思想固然有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却明显地具有与反专制相结合、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民主因素，无论是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思想，还是唐甄的“帝王皆贼”的思想，都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他们的思想深度是超乎前人的，从而标志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已经完善起来。
三、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
民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影响巨大，关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探讨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人物所表达和理解的民本论是不相同的，但中国传统的民本论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肯定民众在政治上的根本地位和决定作用；（二），要求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以服务民众为目的；（第三），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追求民众的政治权利。
其中，一二两个层面往往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普遍接受，而第三个层面民权问题，基本上只是少数激进的思想家和明智的统治者才具有。总的来看，民本思想是一个多层面的理论体系，在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可能并没有使用民本这个词，但他们所论述的却是极其深刻的民本思想。还有一些思想家对于民本论中的某些内容作过精彩论述，而在另外的层面则是反对以民为本的。
总的来看,在理论上,明清之际的民本思想家达到了高峰；在实践上则是在唐代得到较全面的贯彻。唐朝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盛世。(关于盛世有争论。一说是唐朝，一说是清朝。涉及到盛世的标准问题。)
四，民何以为本？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这并不是出于他们主观上的臆
想，而是在观察现实政治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他们从多方面论证了民为邦本的问题。
民是社会财富的来源；民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民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决定力量；民是王朝兴亡的决定力量。www.shanpow.com_什么是古代传统民本思想。
五、民本思想指导下的治国方针
中国传统民本论对于治国为民有过多方面的论述，并且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为民服务的措施，这些思想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它往往为古代的明君贤臣在政治实践中加以运用，有些观点和做法起到今天仍然有借鉴作用。
在中国古代史上，治理国家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少数的昏君暴主和一部分法家学者外，治国为民是全社会的共识。怎样才能让民众得到安定祥和的生活，民本论者有大量的论述。
1、统治者主观上要爱民、重民。
孟子曾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则提出“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君道》)魏征也说：“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之如子。”(《贞观政要·慎终》)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爱民、重民的目的并不一定完全出于为民服务的用心，而往往却是从维护自身统治的长治久安着眼的。但也确实有真心真意为民服务的，但我们还是应该把传统民本论中的爱民思想置于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政治调节措施之中，而不能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混为一谈。
2、政治上安民、救民
要使民众生活幸福，首要的因素是必须保障社会秩序稳定，避免战乱，消除或减轻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对民众的危害。而当民众生活处于疾苦之时，统治者又能给予救济、同情、抚恤。只有民众生活安定，统治集团的政权才会稳固，安民、保民、救民既是为民服务，也是维护统治者自身利益的必然要求。
据《尚书》记载，夏的创始人禹间说过：“知人则哲(意思为有智慧)，能官
人。安民则惠，黎(意思为众)民怀之。”周公曾讲“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孔子、孟子也都讲过很多安民的话。
古代国家都设有一些义仓，并赈济民众。
3、经济上富民、利民。
治国为民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民众得到利益。利民、富民首先就要涉及到民众利益和君主、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这两者之间确实有矛盾。今天看来，更多的一致。在当时是家天下，追求的国家富强，所以实践中更多的是增加赋税。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追求国家富强仍是一度占主要地位的思想，分配政策上执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
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富民、利民的提倡者。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孟子也曾讲“制民以恒产”。荀子曾把君主对待民众的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知利民、爱民，只知攫取民力、民财；第二种是在利民、爱民的基础上，再使用民力、民财；第三种是只知利民、爱民，而不向民众索取任何回报。荀子认为，采用第一种统治方式君主会把国家带向危亡，采用第二种方式，君主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而采用第三种方式，君主则能够平治天下。《管子》则深知从民众那里获取利益是统治者所必不可少的，但它同时双认识到，统治者只有通过利民的政策使民众得到实惠后，统治者才有利可图。“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宋代的张载、程颢等也都说过很多这样的话：“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王夫之则说“藏富于民”。
明成祖曾讲：“朕惟事天以诚敬为本，爱民以实惠为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311页。)
4、道德、文化上教民
治国根本在治民，治民根本在治心，而为民服务也要在民心上下功夫。从中国古代教民实践上看，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往往是统一思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但教民行为本身却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民众的道德、文化素质，有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中国古代君主既是政治上的管理者，又是思想上的教导者，即所谓的君师合一，政教合一。即圣王合一。
表现在具体措施上，主要有：1、发展生产；2、抑兼并、爱民力、重农抑商；
3、节约用度、减轻赋税；4、整顿吏治，惩治腐败。(朱元璋就是一个大力反腐的皇帝。)
民本思想论者也有极为激进者，提出关于民众政治主权和民众参与政治权力行使过程的论点，这里涉及到民本和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
一派强调合，一派强调分。强调合的一派强调民本思想中有关于民权的内容，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存在，有效地制约了君主的专制，使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是采取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在总体上呈现出开明、平等，并能够顺利地与现代民主政治接轨。强调分的一派，认为民本不是民主，民主是现代人的自由权、公民权以及依法治国等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与专制相对立的民主制度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民本论中的主体是君主，民众只是被重视和关心的对象，思想家们倡导民本只是向统治者献策，把重民、爱民、利民等作为巩固君主专制的工具。后者占主导地位。
民本与民主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民本作为一种传统，则为向民主过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社会民本思想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自身利益。也有人认为，民本的思想十分广泛，民本与民主有交叉的内容，但其民主内容简单而模糊，并且主要停留在理论上，作为一种批判思潮存在，在治世成为在野的思想舆论，在乱世则成为政治革命、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
主要有人格平等说，如孟子曾提出在道德上人是平等的；唐末的《无能子》一书提出君主与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宋元之际的邓牧也认为君主和普通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君主人人可为。
天下为公。天下每一个人的人格是平等，而管理天下的政治主权也是属于天
【二】: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到群众路线
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到群众路线
摘要: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群众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而提出的，它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吸取了大量精华，并与时俱进地加以扬弃，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同时又超越了民本思想。通过分析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弘扬民本思想，让群众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关键词:群众路线 民本思想 超越 弘扬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学说之一，它主张将人民群众视为治国安邦之根本，关注并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历史积淀。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发展
“民本”即“以民为本”。从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民本”一词源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及“民者君之本也”[2]等语。
（一）上古三代时期的民本思想
我国的民本思想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史籍最早关于民本思想的记载，是在《史记·夏本记》中，舜同禹、伯夷、皋陶议论治世之道。统治者的首要职责是安民，要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顺应民心，制定和推行安民、惠民措施，使人民安全得到保障，能够安居乐业。
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思想可以总结为，民为邦本、民为君本、民为神意的代表和中介。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进而一统天下，战争不断，民不聊生。这时，治国、安邦、称霸、夺天下的理论开始形成，民本思想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 “民者君之本也”。这是民本思想的一个发展。
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能够“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总结为：“管仲相齐，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者，是管之能也。” [3] 而管仲自己也
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4]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5]就是说，作为贤君，想要统治人民，一定要谦和而居于人民的下面。想要领导人民，一定要甘心居于人民之后，从而不让人民感到妨碍和累赘，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喜欢。
孔子对民本思想有一个系统地发展。“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人”。在坚持“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富民、畏民、教民、御民的思想。
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超越了孔子。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确立了人民、国家和君主的轻重次序，认为人民是立国的基础。此外，孟子关于仁政、王道的语录还很多，可以说，《孟子》全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民本思想”。
荀子又把前人的民本思想加以发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7]，表明了国家的存在取决于民。同时又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8]的思想。
总起来看，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形成。在对待民众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先秦诸子是比较一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敬德保民思想。
（三）汉代至唐宋时期的民本思想
这一时期，民本思想在各个朝代基本得到了继承，但也出现了更多地有利于皇权方面的转化。
汉代巨儒董仲舒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9]，接着有贾谊的“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10] ，又有王符“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1]，他们都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如果从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角度讲，对民本思想体认得最明确的，首先应当是唐太宗。《贞观政要》中多处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对民本思想的观点。“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12]“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唐太宗君臣还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从民欲、顺民心，使民安乐的政策和措施。如推行了均田制，租庸调法，健全法制，慎选州县官员。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措施，贞观之治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盛世的高峰。
宋代宋祁认为：“民，国之基也。五仞之墙，所以不毁，基厚也；所以毁，基薄也。”
[13]苏舜卿主张“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14]，这都是对民本思想的深刻表达。www.shanpow.com_什么是古代传统民本思想。
（四）明清时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到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那里，有了一个飞跃。黄宗羲在《明夷待访
录》中提出 “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顾炎武提出了一系列抑止君主专权的设想，他认为，矫正极端君主专制的有效措施乃是分权，为此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之中”
[15]的著名论断。
综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和正统地位。但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因为统治阶级认识到重视人民群众具有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作用而产生的，它是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一种统治权术，实际上仍是“君本”思想，其本质目的是维护君主的地位。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严格说来，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二、群众路线
十八大报告指出：围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这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举措。
(一)群众路线及其理论基础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立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6]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主体就是人民群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中最主导的力量是劳动者，人民群众是劳动者的主体，所以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共产党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 [17]
（二）群众路线思想的确立及其主要内容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之一。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就是在党的群众工作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27年，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赞扬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18]在创建了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后，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指出，红军“是为了宣传群、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9]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成熟期，他在《论持久战》中深刻地阐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20]在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
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至此，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已经成为十分完备的理论。最终在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同时，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
简单地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总之,纵观我党的革命实践, 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实现人民群众获得自身的利益的革命实践。” [21]
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第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三）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无论在什么时期，人民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推动、和贡献。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切实的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要把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最前面，努力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满足群众的要求，才能更有效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社会建设奉献更多力量。
其次，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主政治建设得以加强。经常广泛的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使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样能够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少走弯路。同时，和谐社会的建设也离不开民主政治的保障，而群众路线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最后，减少腐败现象，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的联系。脱离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大危险，要彻底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就必须抓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群众路线，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杜绝腐败现象，加强党风建设，有利于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群众路线对传统民本思想继承与超越
（一）群众路线与传统民本思想的相通性
群众路线与传统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体现在：两者都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力量，体现了人文关怀。密切联系群众的执政理念，将民本思想中的进步、合理成分进行了改造，实现了民本思想的超越和升华。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找
到很多与民本思想有关的格言，如：“民，事之本也”[22]；“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23]；“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24]等等，无不折射出了对“民”的重视和敬畏。而群众路线更是体现着对人民群众的重视，把密切联系群众纳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民本思想中的人民性、民主性内容被传承和发扬。
（二）群众路线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
有人说群众路线就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这种认识不科学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本质上说，群众路线就是要执政为民，代表人民群众，为人民谋利益。这种以人民为本位的观念，既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发展、升华，从根本上超越了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加以辩证地扬弃的产物。”[25]
首先，实施主体与客体的变化。传统民本思想的实施主体是统治阶级，他们执掌国家政权，掌控国家暴力机器，对奴隶、平民进行统治，阶级矛盾始终是存在的。传统的民本思想中的“民”是与“君”“官”相对应的，是属于“君”的子民，处于被统治地位，在社会发展中不具有主体性。群众路线的实施主体是党，党领导广大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群众路线中的人民群众则是国家的主人，具有主体性。
其次，实践上的超越。传统民本思想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思想层面，在实践上有所欠缺。群众路线的实施主体是党，实施客体是群众。党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依靠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然后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最后，最终目标上的超越。传统的民本思想以肯定和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目的是巩固皇权。统治阶级把民本作为全面论证君主制度合理性、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以制造顺民、培养忠君思想的愚民工具和手段。“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邦国的治理，而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解放。”[26]而群众路线则是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在弘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践行群众路线
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是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但也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的认识和重视，为后来的群众路线提供了借鉴。只有在贯彻群众路线中融入文化的成分，借助文化的力量，才能把群众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有效。我们在践行群众路线中要重视发挥传统民本观念的作用，借鉴弘扬传统的民本思想，古为今用，利用传统民本思想重民、贵民、安民、恤民、忧民、亲民、爱民的理念，一切为群众着想，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三】: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的另一种叙述。《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别，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变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辈所曾拥有的尊严和荣誉还遗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层意思，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国语·周语》说，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天子带领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和与民共劳，“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民惟邦本”的观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原始民主的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除了“谋及卿士”、“谋及卜筮”外，还要“谋及庶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文说：“掌朝外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国语·周语》说，厉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这个例子说明，民众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会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使统治者遭受灭顶之灾。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民众的向背起着重要的作用。《左传》昭公三年说，齐国的田桓子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民众十分感激，“归之如流水”，齐国的政权终于落入陈氏(即田氏)手中。晋国的公室腐败，“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相望而女福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晋国的政权于是也被六卿所把持。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出国。赵简子问史墨，为什么“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年)国君失德，置民于不顾，就难免为民所弃。所以《孟子·尽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乃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二律背反”：民本理念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假托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并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要保护小农经济这个广阔基础。春秋战国以前，土地属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所有，农民家庭需要定期“换土易居”，当时并不存在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但随着私有制因素的增长，这种以“井田制”为特征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逐渐瓦解。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虽然获得了广泛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弱点，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摧残，自秦汉以后很快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是成为地主豪强的劳动力，就是外出逃荒成为流民。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得封建国家征发赋税徭役的源泉日趋枯竭，而且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还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历代王朝都要想方设法维护小农经济，减少国家版籍上农民户口的流失，因而劝课农桑就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就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典型(《汉书》与《后汉书》《循吏传》)。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封建国家还实行“授田”、“假田”、“赋田”以及移民实边等政策措施，把国有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之后，往往出现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为封建国家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为了解决“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谨以弃业”(《魏书·高祖纪》)的严重社会问题，下令推行均田制。从北魏经北齐、北周至隋唐，均田制基本上一直沿袭下来，只是授田的标准和实施的情况有所变化。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封建国家手中已无多余土地可供分配，均田制终于宣告废弛。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使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大量荒芜的田土。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族王公贵族圈地之后，鼓励农民垦荒，“永准为业”。与此同时又实行“更名田”，把明朝藩王散在各地的田产交给原来承佃的农民耕种，“改入民名”，使自耕农的人数得以大幅度增加。
www.shanpow.com_什么是古代传统民本思想。 促使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自然灾害、繁重的封建赋税徭役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忽视饱经战乱的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愿望，“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至“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的后果(《汉书·食货志》)。贾谊在《过秦论》中，曾以秦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汉初崇尚黄老“无为”的学说，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自汉迄清，历代赋役制度屡有变化，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所谓“盛世”和“乱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稍有节制时，广大农民就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全家老小得以糊口;而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异常繁重时，农民不仅饥寒交迫，还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四处流亡。一般说来，对于制度内的赋税徭役，农民尚能勉强忍受。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会满足于这种制度内的剥削。一些无道昏君和贪官污吏往往不顾农民死活，在定制之外肆意横征暴敛，从而把农民驱向破产和死亡的深渊。隋朝初建时，赋役较轻，农民在籍户口数量增多，但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侈，又多次对高丽用兵，农民赋役负担空前加重，以至许多地区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食货志》)。清初整顿赋役，康熙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对明末以来备受摧残的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雍正为了遏制官吏对农民的非法盘剥，对官吏实行发放“养廉银”制度。但在封建制度下，提高俸禄并不能杜绝官吏的贪污。许多官吏在领取“养廉银”之后，照样对农民“横派滥征”，以饱私囊。
反对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持这种主张的士大夫反对封建的剥削制度。它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存在矛盾的一种反映。晁错说，商人地主“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董仲舒则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指责地主豪强“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书·食货志》)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而反对地主兼并农民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中有人主张恢复井田制，“限夫田以断兼并”(仲长统：《昌言·损益》)。但即使是这种“限田”的主张，其实也根本无法付诸实现。西汉末年封建国家曾一度颁布限制诸侯王、列侯和吏民名田的方案，结果就因为遭到朝中权贵的反对而束之高阁。
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和政治实践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二律背反”的条件下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惟邦本”这个思想命题在近代中国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批评君主****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黄宗羲对封建****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代议然否论》)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撰写的《平民主义》一文中说：“‘平民主义’是democracy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着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会被扬弃而不会完全消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古代和近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吸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民为本”的思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焕发出其历史的光辉。
【四】: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是我国各族人民前进的精神动力,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和传播方法上都富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历经无数次的否定之否定,溶思想、知识、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大多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共产党人一种文化心理和思想性格,融化在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中,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独具民族特色、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而成长的,如果撇开或弱化这些理论成长的母体,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与接受它的土壤进行神形交融,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是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原理,才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意指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态度的“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科学解释,使得这一古老的概念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并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内涵的创造性转换。邓小平理论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滋润,邓小平理论才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邓小平不仅有一种“忧以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并且张扬了传统“革故鼎新”的革新思想,提出了要进行观念革新、制度革新和体制革新。同时邓小平还将传统的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康”转换为现代化建设的初级目标。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新表述。与时俱进,从词义上看,与《易经》中的“与日消息”、“与日偕行”,《魏书》中的“与时俱化”以及诸子百家中的“与时推移”、“因时制宜”、“审时度势”等意思是相近的。从义理上讲,与时俱进源于我国古代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时变”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传统“中”、“和”观念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传统精忠爱国、“知耻”文化的创新。
从以上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不断实现自身的价值转换,不断被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扎根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消解,也不是异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创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生命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既不是单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去套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华的部分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发展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独立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而是在当代实践基础上实现合二为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借鉴和吸收;另一方面也应该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也要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提升的同时,不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自身在内容上得到丰富和完善。即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转换。
二、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传播路径上的借鉴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中,如何强化人民群众对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主导文化的认同,在传播方式上,需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机制上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征:
1.渗透机制:以儒学为主体覆盖全社会。
儒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和广为传播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儒学正统地位的奠定离不开下面两个因素:其一,儒家经典构成了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的主体成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和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是紧密相连的。历代官学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汉朝中央官学——太学的教师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儒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官学的规范读本以及科举取士的最高准绳。其二,儒家教义成了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衡量标准。儒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人格的自我修养体系,受此影响,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均被囿于儒学的意旨之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堂和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两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课堂,才能向人们讲授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抽象为具体、化死板为生动,让广大人民群众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2.整合机制:以“三纲”“八目”为价值追求。
《大学》居四书之首,这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典籍围绕“三纲”“八目”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一种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体系,是儒家提倡的社会和人生的总原则,也正是封建统治者传播儒家文化价值追求的目标指向。
“三纲领”是统治者倡导的道德修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大学》开篇就写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对此解释道:“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明明德”的涵义是彰明天赋给人的美德;“亲民”就是使人自明其德,革旧更新;“止于至善”是指达到一种最高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境界。封建统治者规定道德主体要从“明明德”出发,经由“亲民”,最终要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同时还提出了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主体道德修为的具体实践之道——“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借鉴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整合机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主导功能,实现人民大众的思想整合,要在一元的价值导向与人民群众多样的价值取向上保持平衡,在人民大众思想观念多样性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
3.传承机制:以阐释儒家经义为手段。
由于儒家经典在历代封建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封建文化的传承实际上就变成了对儒家经典不断地传注、释义、疏解[1]。儒学从孔子开始,就体现了重教化、重修身的德性政治光芒。到了汉朝,儒学与君权逐步结合,汉武帝颁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发生了质的转变,儒学由民间学术一下跃为官方学术,内容中纲纪观念非常浓重,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生在使儒学更好地适应汉代政治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仲舒流传下来的唯一完整著述《春秋繁露》就是阐发《春秋》之意的。自董仲舒开始,历代儒生就不断地做着注释儒经这样的工作,所以,流传下来的典籍大部分都是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著作,从总体上来说,都没有走出儒家的义理。
为此,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理论建构上要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学理支撑。专家学者们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理性或政策性的深入研究,要形成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从总体上加大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
4.制度机制:以国家意志为主导。
传统文化的传播主体和推动主体是主导社会意识的统治集团,在整个传播结构和传播过程中,凸现出一元性、垂直性以及强制性的特征。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中,皇帝既是政治权力的主宰,同时又是全社会信息的总源和总汇,对社会信息拥有绝对的制导权,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传播体制的一元格局。在一元传播体制下,传播只有在君王的控制和在儒学意识形态的制导下运行,自上而下的信息往往能便利地畅行无阻地通达四方。为奠定儒家的正统地位,历代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形成了以儒学为内容的独特的教育考试选拔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重视制度安排是不可或缺的,它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长期性的传递和建构作用。当制度运行时,它便在不同的范围、层次和程度上成为大众共同接受的做法,这些做法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内化为大众的自我价值取向。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制度形式确定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
三、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思想教育资源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先秦时期国家和社会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来教化和统治人们思想的重任。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主要源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其教育思想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借鉴的传统资源。
1.以“仁”作为教育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凸显教育的人性化。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可以算是系统中枢。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去求“仁”,认为“为仁”是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达到“仁”的理想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主动追求去做。孔子所提倡的“仁”,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泛爱众而亲仁”。儒家以“涵养仁心”作为德育的核心性目标,这不仅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而且使得德育有了统一的人性根基,更趋人性化[3]。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实际选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最简单、最鲜明、最具体的实例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2.以“伦理”作为教育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强调人的自我完善。
儒家思想把“伦理”作为德育的基础,注重德育价值的内在性,大力倡导“为己之学”。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是说学习修养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为了自己的心安,就是把完善自我,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作为“学”的目的;而“为人”,就是做给别人看,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沽名钓誉。宋代大儒朱晦庵在《四书集注》中写道: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它们的差异见于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为己”而否定“为人”,是对主体自我的肯定,充分体现了儒家在道德教育方面关注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我们要遵循认同性原则。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许多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解释和说明,同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与发展,也要融入国民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之中。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人民群众的主体需要相契合,使人民群众保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和自愿性。
3.以“学为圣贤”作为德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注重教育的层次性。
追求圣贤人格是儒家理想的德育目标。强调德行兼备,有德有才,把德行的修炼作为教育的首位。同时,还通过强调君子和圣人的理想人格,增强人们“圣人可以学而至之”的信心。《孟子·告子下》里谈到,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在孔子提出的培养“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础上,荀子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三个层次(士、君子与圣人)的培养目标,通过设计趋近“仁,义,礼,智,信”齐备的圣贤人格台阶,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应当把层次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原则,即价值目标上的一元化和价值实现方式上的多样化相统一。既肯定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导向上的一元性,也允许人民群众以合乎自身生活特点的方式去实现社会普遍的价值要求[2]。马克思主义总的价值导向是实现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这又体现为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价值要求,如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政治生活的民主平等等,它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总的价值在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表现。对于这些价值要求,应当尊重人们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和实现程度的多层次性。
4.注重环境陶冶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重视对主体的隐性规范。
儒家认识到外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对人的品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因此提倡教育者要主动创造好的环境,使受教育者得以健康成长。孔子曾提倡择友、择处,择友和择处都是有益于仁德养成的外部环境。孔子认为与修养高于自己的人交友,以友辅仁,见贤思齐,可以取友之长、补己之短。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不同的环境铸造出不同品格的人,他在《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由于环境影响不同,人“可以不尧禹,可以为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借鉴儒家的教育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隐性教育,加强传播渗透性。采取马克思主义进社区、进新农村、进网络,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等有效教育方式,利用文学、影视、小品、相声等大众文化的表现形态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既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