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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边盛武篇1:抗日战争：阎锡山与日寇的六次洽降密谈
抗日战争：阎锡山与日寇的六次洽降密谈阎锡山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不以身作则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却勾结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在中国共产党严肃忠告、部属极力反对和蒋介石的牵制下，阎锡山最终未敢降日。
资料图：阎锡山。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11月初，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军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日本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急切希望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阎锡山正是他们理想的猎物之一。
阎锡山在中华民国史上是一位军政要人，在华北是独一无二的、有政权、有兵权的显赫人物，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
1939年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工作的代号称为“伯工作”，由华北派遣军和山西派遣军共同负责。日本天皇亲自批准了这一项工作。日本政府和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山西派遣军司令以及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筱都把诱降阎锡山的工作放在首位。
“存在就是真理”是阎锡山的信条。为了存在和发展，保住“华北王”的地位，他认敌为友，联日反共。
阎锡山是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封疆大吏，握有很大权力，为什么要丧失民族气节，走投靠日寇的道路？对此，他于1940年11月委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军密谈前作了如下表白：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的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惟一的出路。日本人想依靠咱们，这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吉县)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第二战区长官部机要处副处长)跟他到太原和象乾(即苏体仁，伪山西省省长)、西樵(即梁上椿，山西省公署参议)他们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到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到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日军)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们迁就他们，后一句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求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从以上阎锡山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可以断定：
一、阎锡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孤立。他于1939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独裁统治。但事与愿违。经过和决死队等新军部队一个半月的较量，他除去从决死三纵队瓦解了七、八、九三个团，并使其他纵队一些零星的旧军官等少数人叛逃外，其他却一无所获。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大部还是被中央军所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亲日妥协的丑恶面目。他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军、十九军、独八旅，尤其是骑一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弃官抛印投靠了蒋介石，赵瑞、杨诚等被俘后摇身一变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也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不仅在粮饷、军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派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兴风作浪，名为支持，实为蚕食。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二、不惜民族气节，要“联日”求存。虽然他已感到“处境很不好”，但他却不愿回心转意，真心实意地和代表抗战、团结、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新军合作抗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族复兴。而且更怕共产党夺取他的天下，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同时，亦不甘心受蒋介石“处处歧视”、“事事为难”的抑制，甚至还怕蒋介石真的和日本政府“和谈”成功而落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下场。为了“存在”，阎锡山不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丧失民族气节，以反共为筹码，“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只要能存在，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他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骗得日本的信任都行。只有这样才能凭借实力随时应变，亦即随时可以适时应势而“存在”而“发展”。只要能“存在就是真理”，哪管什么国家尊严、民族气节。
三、阎锡山派代表和日军的使节互访、洽谈的真实意图是想暗中借助日军的力量灭共拒蒋，而不是要把他的军政大权都被日军操纵做傀儡。他所谓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句话的谈判原则，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内政自理”这一条。但他未免有点太天真了。虽然他坚持不像汪精卫一样去公开当汉奸，但他却充当了暗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精卫之类的角色，与日军互不侵犯、联日反共，本身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一种严重的叛国行为。虽然汉奸的名分还尚不完全具备，但已有汉奸之实的事实却是无法推卸的。
六年中阎锡山与日寇进行了六次密谈，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反共、互通有无等“协定”，对抗战事业造成极大破坏。
从1940年春到1945年秋的六年中，仅有据可查的阎、日会谈就有六次，由阎锡山亲自参与的有三次，并与日军签订了政治上联合反共、经济上互通有无、军事上相互配合进犯抗日根据地等多条“协定”。这六次密谈是：
一、白壁关会谈。双方代表在孝义县白壁关村日特晋中公馆工作人员白太冲家中进行，前后两次。第一次是1940年11月。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随行人员为骑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凤洲、骑一师师长赵瑞。在会谈中，楠山秀吉提议：日、阎双方取消敌对状态，互相提携，共同“反共”。赵承绶表示原则同意，并希望日军撤出孝义、汾阳几个县城，供给武器。会谈未就实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请示上级后再谈。第二次是1941年3月。日方代表为宫内幸五郎，阎方代表为赵承绶。双方协议：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让阎军进驻。此项协议于同年6月实现。
二、汾阳会谈。自白壁关会谈后，阎锡山闻讯日军将进攻阎军，来往曾中断一时。经过日本军方派大仓商事日本顾问林龟喜作为非正式军使赴吉县直接转达日军意图后，日方接受了阎方关于在离石县一带对共军作战的要求。1941年7月，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于是决定9月10日，两军代表在汾阳城内签署正式协定。1941年8月8日至11日，阎、日代表在山西省汾阳县城内会谈。日方代表为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随员有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随员有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凤洲、骑一师师长赵瑞等。会议结果双方代表在《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上签字。此协定分为“方针”、“要领”两部分：
方针
(一)本共存共荣建设新东亚之目的，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与南京政府(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合作。
(二)依据于南京缔结之中日国交调整基本条约，国内之政治及军事由中国方面自理。晋绥军之管辖区，先为山西，渐次及全华北。实力充实时即行努力统一国家，实现东亚和平。
(三)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适当时机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
要领
第一阶段
(一)晋绥军与日本军缔结停战协定。
(二)停战协定成立后，孝义县城(此时为日本占领)交予晋绥军，晋绥军即向以孝义为中心区域推进，阎长官移住孝义县城或隰县，与日本军紧密配合。
(三)合作实现后，日本军集中于军事上必要之地区，晋绥军担任山西省内各地方之治安。其详细办法，随时与日本军商定之。
(四)晋绥军兵力三十万，由山东、河北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由山西省内补充。武器由南京政府给以下列数目之补充：
步枪十万枝；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九百挺；掷弹筒四千个；各种炮三百门及所需之各种弹药。
关于粮食与服装，就地征发，由日本军予以援助。
(五)为整理晋钞，予五千万元之透支借款。
(六)在执行协议期间一面秘密联络各反共将领，一面在太原或孝义与汪主席协议合作。
(七)军费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给一千二百万元。
(八)以上各条，必须秘密地，并在可能范围迅速施行之。
第二阶段
(一)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阎长官即向重庆政府督促反共和平。如不接受，则向中外宣言单独行动。
(二)第一阶段之军队部署及军队补充完成后，与日本军合作，首先肃清山西省内共产军。为此临时支给二千万元之军马、武器费，另外每月军费为二千万元。
(三)山西共产军肃清后渐及华北全部。此时南京政府更供给下列武器及其他所需之弹药、汽车、步枪十万支、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一千八百挺、掷弹筒二千个、其他炮三百门。
(四)晋绥军兵力五十万，由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地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由山西省内补充。
(五)恢复太原兵工厂。
(六)在此期间，联合各反共将领，向和平统一方面迈进。
第三阶段
(一)负责维持华北全境治安。
(二)由南京政府支给华北善后费一万万元抚恤军民。
附带条件
(一)察哈尔、绥远问题与蒙古民族问题之解决，概由汪、阎商议决定。
(二)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及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辖各工厂承认完整归还，俟阎长官回来后施行。
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日起生效。
日、中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晋绥军代表赵承绶
大日本华北派遣军代表田边盛武
关于上述协定中，虽未明确雁北十三县的归属，但在会谈中日方已承认阎锡山实行“山西自治”，为完整山西政权，将现属蒙疆区管辖的十三县仍归划山西范围。
在签署《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的当日，日军楠山秀吉和赵承绶又签订了晋绥军与日军的《停战协定》，全文如下：
晋绥军与日军互为友军，彼此合作，为向共同防卫之目标迈进，订立协定如下：
第一条晋绥军与日军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敌对之战斗行动。本共存共荣之旨，努力解放亚洲民族，建立新亚洲，首先铲除共产主义之破坏而密切合作。
第二条晋绥军自本协定缔结后，尽速向协定区域发展，日本军当予密切合作。
有关实行此项条款之具体事项另行协议决定。
第三条日本军协助晋绥军之整编、训练及补充军械。对于征集粮秣，应互相协助。
附则
本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中、日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山西派遣军代表楠山秀吉
晋绥军代表赵承绶
以上两个协定因都在山西汾阳签订，故通称为“汾阳协定”。11日上午签字结束后，日军设宴招待阎方人员，并赠送伪联币二十五万元、法币七十五万元及布匹等。
“汾阳协定”后，阎、日双方于1941年10月，又在太原举行了为充实“汾阳协定”中有关“防共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10月初，赵承绶、续志仁到太原，在东典膳所一号成立办事处。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与赵承绶正式会见。继而由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与赵承绶会谈，并于10月中旬签订了《防共协定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为：
1、日方分批拨给阎锡山壮丁五万名(由原先承认的十万人减至五万)，步枪十万枝，适当配备训练人员及弹药。
2、日方第一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两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吉县移驻隰县。
3、日方第二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隰县移驻孝义。
4、日方第三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收到后，通电反蒋，由孝义移驻太原，将吉县小船窝渡口移交日军进驻，阎军由晋西向南同蒲沿线移动。
5、其余步枪两万枝，按需要由日方一次拨给之。
6、双方进行物资交换。
7、阎方派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张文(少将)驻运城，宪兵司令部服务员刘虎文驻临汾，骑一军参谋杨向山驻汾阳，分别成立办事处，以便双方驻军加强联系、交换情报。
三、安平会议。1942年5月5日，日、阎双方又在山西省吉县安平村举行了“安平会议”。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随员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边田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出席，随员有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参谋长齐凤洲等。
会上，日方要求阎锡山先投降，然后给人给枪；阎锡山则坚持先要兵要枪，然后投降。双方争执不下，暂时休会。日方指使苏体仁、梁上椿居间讨价还价，也无结果。阎锡山乘休会期间溜出会场，不辞而别。会议未达成具体协议，但也没有完全破裂。
四、太原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协议。1943年春，日方又主动提出，双方先实行“部分合作”的建议。阎同意派代表到太原谈判。日方参加谈判人员为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井宽一。阎方指派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武为政治代表，原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为经济代表，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为军事代表。1943年6月，日方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提出日、阎“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合作方案”五条。双方经过具体磋商，达成如下协议，并进入实施阶段。
1.政治方面：阎方第一批派遣十五人充任五个县的伪县长、保安队副大队长和警察所长(地区和人员名单略)。第二批选派靳祥垣充任日伪山西省卫生事务局长，随带秘书主任毛德如、秘书卢宪武、科员李呈祥，另派陈兴舜充任日伪山西省保安队司令部总务处长。
2.经济方面：①1943年秋，在太原设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董事会，由日方井宽一、河本大作、高桥铁造(日伪太原铁厂厂长)，阎方彭士弘、贾英云等五人组成。②日、阎双方进行物资交换，在井宽一主持下，日方派大仓洋行高田克、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原敏郎参加，阎方派曲宪南、吴子青参加，先后交换六次。
3.军事方面：①日方接纳阎方代表第二战区长官部在临汾设立办事处，与日方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联系，交换情报。②1943年12月，由日方接应阎方六十一军约八千人由临汾渡汾河进入浮山、安泽地区；1944年5月又接纳阎方第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渡汾河增援，日、阎两军配合进犯中共领导的太岳区抗日根据地。③1944年春，日、阎双方各派部队夹击中共领导的晋南秸王山抗日根据地。
五、瑶圃会谈。1945年6月下旬，日、阎双方在山西孝义县瑶圃村进行了第五次会谈。日方代表为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随行人员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还有阎方驻并(即太原)办事处人员、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武、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等。高桥坦表示希望阎锡山早日到北京，在日军协助下掌握华北政权。阎表示不愿意去北京，建议日方先向中国“讲和”，自愿居间联系，向蒋介石说情可保存日军实力。这次会谈未取得一致意见。
六、司马村会谈。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夕，日、阎双方在山西省汾阳县司马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日方代表为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双方协商了日、阎交接太原的措施和步骤。
阎锡山在日军大举侵华并占领大片国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各族人民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难当头之际，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不以身作则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却勾结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完全是倒行逆施。尽管阎锡山还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叛国，且在与日军、汉奸苏体仁等勾搭的同时，也曾进行过一些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战的活动，但阎锡山与日军达成的“协定”本身和对部分“协定”的执行，已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已构成了对国民政府的不忠，对抗日战争的破坏，完全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
在中国共产党严肃忠告、部属极力反对和蒋介石的牵制下，阎锡山最终未敢降日。
对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来往、进行密谈、签订“协定”等洽降活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多次对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专门做山西省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樊耕农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杜任之在《我所了解的赵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他(阎)就与日酋岩松义雄信使往来，暗中磋商，拟定条款，准备投降(日本)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地下特别小组说：‘阎锡山是个军人，他要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坚决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我首先去找赵戴文(阎锡山的谋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说：‘抗战开始，你曾经公开表示不做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那时，你名声显赫……现在会长(阎)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当汉奸。这样，他就会遗臭万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杜任之还曾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老总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消息逐渐透露后，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询问究竟。赵戴文向阎陈述了一般舆论，并坚决表示个人不赞同的意见。阎长时不语。赵说：“今日一打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日妥协的传闻明朗化以后，阎一些部下大感悲愤，纷纷去找赵戴文提出不赞成的意见，请赵向阎表示反对。赵说：“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于是赵见阎询问：“外传与日妥协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大家是反对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回去。”阎问：“你的意见如何？”赵说：“我也反对。”阎动了气说：“我如果投降，你将怎么办？”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去！”内部舆论，很多部属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阎锡山与日寇的密谈也引起重庆蒋介石方面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曾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诠叙部长贾景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阎强调“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但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停止对日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阳奉阴违，一方面电召赵承绶返回克难坡，一方面又将梁武等人留在太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但为了保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公开降日上三思而行，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来源：《炎黄春秋》，作者：王生甫 杜佩玲）
本文来源：海外网
田边盛武篇2:晋绥军名将--赵承绶
赵承绶，字印甫，陆军中将。曾任国民革命军晋绥军骑兵司令，军长、晋绥军集团军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野战军总司令等职。
1891年，赵承绶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槐阴村。父名赵长庚，子星西，前清附生、候铨训导，以教书为业。赵幼年随父课读，十四岁就学本县创办最早的郭家寨文西学堂。因喜好武事，十八岁入太原陆军小学，继升清河陆军中学。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起义后，赵回省参加地方革命武装——忻(州)代(州)宁(武)公团，在团长续桐溪属下任教练官。同年11月间，公团二千人经繁峙县出茹越口攻取大同。赵率左翼游击队为前锋，进至怀仁县，侦知大同同盟会已经起义，清总兵王得胜已率部退走，公团遂进入大祠。同日，清驻宣化和张家口的淮军郭殿帮部，毅军陈希义部二千人前来增援大同，围城猛攻。公团与大同起义军坚守四十余日，直至南北议和，各省停战，公团依协议撤至雁南，由赵翠左翼游击队殿后。1912年，忻代宁公团解散，赵复学于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毕业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骑科学习。赵豪爽不羁，绰号二虎，学习不甚用功，考试常居榜末，但性格豁达，胆大心细，遇事能当机立断，敢作敢为。有一次假期后由原籍步行返太原，途中见有群众围观一匹骏马，赵素爱马，遂上前观看。原来是一匹烈性马，不服驾驭，已摔坏数人。赵不听他人劝阻，一跃而上，马遂奔驰跳跃，赵被摔了下来，左脸鼻侧裂口出血。赵不顾疼痛，立即爬了起来，以左手按住伤口，右手揽辔，再次跃上马背，以足镫用力夹击马腹，烈马终为驯服，不再暴跳，一气跑到太原。赵始就医，伤疤至老可见。
1918年，赵承绶毕业后回山西，在晋军步兵第一团团长杨爱源属下历任排、连、营长等职。1924年升任第六混成旅第十一团目长，先后参加了阎锡山堵截续桐溪策划的樊钟秀建国豫军进攻山西的战役；阎锡山为策应吴佩孚军北上攻打驻在直隶省(今河北省)顺德的国民军第二军郑思成部的战役；奉、直、晋三方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所谓"讨赤"战役。
1927年6月间，阎锡山通电易帜，晋绥军改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赵承绶任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同年9月，他率部参加了进攻奉军的战争，占领新乐和石家庄等地。其后晋军作战失利，赵率部撤回，退守娘子关一线。
1928年3月，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北伐，赵承绶受命率部进攻平山，以威胁奉军侧背。赵部攻占平山后，继又与主力夹击石家庄的奉军，占领了石家庄。6月，奉军被驱逐出关，阎锡山统治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大城市。此时，阁锡山接收了察绥两省杂牌骑兵约四个军二十六个团的人马，建制庞杂，官多兵少，乏人约束，漫无纪律，遂任赵承绶为骑兵司令，负责整编，嘱以不出事，编得越小越好为原则。赵奉命后设司令部于大同，采取培养基层、轮训中层、调配上层的办法，经两次并编，把这些骑兵缩编为四个旅十二个团。大批高级军官被编造下来，人人就范，未生变故。赵由此进一步得到阎锡山的信赖，也为他自己奠定了以后统领骑兵的基业。
1929年，阎锡山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再次扩军。赵承绶所属的骑兵扩编为四个师，所委任的四个师长都是赵的亲信。
1930年，赵承绶带骑兵随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后，撤回雁北、绥远一带整顿。不久阎锡山被迫出走大连，晋绥军政事宜，统归张学良节制并加以整编。赵承绶仍为骑兵司令，同时兼任平绥护路司令、大同警备司令、剿匪司令等职。1932年，赵在绥远剿匪，收编了土匪苏玉生手下的一个团。但不久，赵得知该团军纪很差，群众反映极坏，并图谋哗变，便以果决手段收缴了全团的枪械。宣称发钱遣散回家，把全团官兵五六百人，装进五节铁皮车厢中，之后全部枪毙在乎绥铁路丰镇至包头的沿线各站。四方闻风肃堪，一段时期，绥省股匪为之敛迹。
抗日战争前，赵以六七万元支援家乡槐阴村建设。主要项目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了一所规模不小的两级小学，购置图书仪器，出高薪聘任有办学经验的校长和优秀教师；贫寒学生免费上学，学习成绩优良者有奖学金，修建了"承志"医院，村人免费就医，强令村人吸鸦片烟者戒烟，组织供销社，设立纺织厂，提倡植树种棉，从外地引进苹果树苗，免费发给，每株另给奖励金一元；修溶水渠，打自流水井一眼，源泉至今不息。赵援助家乡的建设工程直到抗战开始，尚未全部竣工。他修建的校舍，解放后除槐阴本村学校占用部分外，五台县办了一所高级中学。
在1936年冬，德穆楚克栋布鲁和王英等部在日军直接指使下由察北进犯绥远省。赵承绶率骑兵和王靖国、周玳的部队配合傅作义将军的主力部队，进行了振奋人心的绥东抗战，获得大捷，收复了塞外重镇土木尔台和百灵庙，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和慰问。赵素喜书法，临摹魏碑，此时奋笔自题一联，"出征未遂男儿愿，班师犹恨日本奴"，以明坚决抗日之志。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赵承绶所部改编为骑兵第一军，赵任军长，率军直捣热河林西县，一鼓攻克察北的商都、化德南壕堑(属张北县)等地。正在扩大战果，继续前进之际，因右翼平绥线失利，被迫转移，于1938年初逐步由呼和浩特退归晋西北，驻守岢岚、神池、宁武、静乐等县。赵的司令部先后驻宁武坝上，静乐南关等地。时八路军已先期进驻岢岚、五寨、岚县地区。因国共实行合作抗日，八路军第一二O师在晋西北的部队列归赵承绶军长统一指挥，师长贺龙亲至坝上与赵会晤。贺既胸怀坦荡，赵亦天性豪爽，双方一见如故，相与甚欢，遂共商晋西北地区对日作战的战略大计及有关协同配合等问题，至为融洽。贺并推赵为晋西北抗战部队的总指挥。
这次会晤使赵承绶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他对八路军坚持抗战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严明整肃的纪律和军民鱼水般的关系等十分敬佩。同时迫于抗日形势的要求和阎锡山为改造旧军的四新教育(新的教育、新的统驭、新的管理和新的作战)的号召，他深深感到必须革故鼎新，闯出一条新路子，方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决计在他的部队里掀起一个整军的热潮。旋将军司令部及所属主力部队，由坝上移驻东寨。赵每日鸡鸣即起，身着士兵服装，扎腰带、裹绑腿，集合军部全体官兵及驻在附近的所部举行早操，言传身教，对部队严加整顿，并置身行伍，演习操作，加紧训练。通过一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是年6月，骑一军司令部移驻静乐县南关，与驻在岚县的第一二O师相距只有三十华里，经常联系，互通情报，关系尤称密切。有一次，贺龙师长亲率第一二O师文工团到静乐县为骑兵第一军作慰问演出，节目内容是赵承绶军长率部配合友军打败日伪军，收复了察北失地商都、化德、兴和等县的战绩。在演出前还由苏联顾问介绍了苏联政府对这一战绩的评价，和苏联小学生在表演这一戏剧时争当赵军长的骑兵，不愿扮演日伪军的情况。第一二O师文工团这一演出，极大地鼓励了骑一军的士气。由于同一二O师的频繁接触和深入了解，赵承绶看到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于是先后邀请了共产党员宋震寰到骑兵军任政治部主任、甄梦笔（现名甄华）任军部的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一时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骑兵军，对赵整训骑兵军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这段时期骑兵军抗日政治气氛颇为浓厚，俨然是一支抗日的劲旅了。
赵承绶骑兵军多次与第一二O师互相配合，在宁武、轩岗和神池、五寨地区的八角堡、利民堡、三井、义井等战役中，两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胜利。赵为感谢第一二O师协助骑兵军解救宁武之围，回访了贺龙师长，并以晋钞二十万元馈赠，帮助第一二O师解决了一段时期的军需困难，两军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1939年7月，晋绥军扩编为四个集团军，赵承绶升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山西省政府第二行署主任。赵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返晋西北时，取道陕北，宿于延安以东不远的一个山村内。中共中央发觉后，立即派较高级干部和群众代表数十人将他接到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承绶回到晋西北后，在兴县蔡家崖组设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第二行署。晋西北的组、政、军、经、教各部门统归他领导。是年12月，震动全国的"晋西事变"爆发，赵承绶奉阎锡山之命，率部自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撤至兴县、临县、万山县一带，作进攻新军决死队的部署。赵的司令部移驻临县后，召开进攻新军的军事会议。赵请辛亥革命以来二十多年的老友、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参加了这次机密会议。当赵传达了阎锡山消灭新军及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命令之后，续范亭在会议中借故脱身，策马飞奔岢岚县的中共晋西北驻地，立即向党委作了报告。因而新军决死第四纵队暂编一师、八路军第三五八旅等抗日武装得以抢先占领临县、方山、岢岚县间的赤尖岭军事要地，使赵进攻新军和八路军的计划与部署顿归破产。新军方面成立了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临时总指挥，从1940年元旦开始向赵承绶部进行自卫反击，于1月14日即将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部所在地临县攻克。赵率部向离军公路以南仓皇败退，沿途遭到新军截击。赵部伤亡逃散，为数过半，一应军资器物几乎尽行丢弃。事后阎锡山向重庆国民政府除自请处分外，并请给赵承绶以撤职留任处分。
"晋西事变"后，赵承绶遵照阎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项原则，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会谈，要求日方给阎三十个团的兵员和装备。次年3月，赵再次奉命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双方口头协议，消除敌对行为，共同防共，赵又要求日军把占领的孝义县城让出。三个月后，日本军果然从孝义撤走，由阎军进驻。其间阎、日继续谈判，达成了一个基本协定。8月12日，赵承绶被阎锡山指派为全权代表，在汾阳县的日军若松旅团司令部，同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宁茨指派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在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书》上签了字。
11月1日，赵承绶奉阎锡山命到太原，与日方研究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赵要求日方先拨给阎武器装备， 日方则坚持要阎先通电脱离重庆政府。赵在太原滞留三个月，回来向阎报告说，从商谈过程中的情况看，日方确是诱降，不是合作。
赵承绶从1941年起，还先后担任民族革命同志会驻会高干、北区领导组主任，替阎锡山处理组政军经教各部门重要业务，以及统管阎统治区北部各区县工作。1944年，赵又奉命到浮山县接替了杨澄源汾东领导组主任的职务，利用其当年曾当过签字代表的关系，向日军交涉让出了浮山县，作为在汾东向解放区抢夺政权和进而侵入上党解放区的据点。
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赵承绶奉阎锡山之命，由浮山经临汾到太原与日军联系，防止中共军队占领太原，并告知日军准备投降。赵到太原后，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澄田商定，日本军队仍在原防区内防堵中共军队，听候阎锡山军队接受投降，日军如有调动，必须经赵许可。
由于赵承绶先期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阎锡山得于8月30日抢先进入太原。嗣后赵又受命办理日军投降的接受工作和其它善后有关事宜，并依照阎的指示，以志愿方式留用了一部分日军和技术人员。
同年8月中旬，阎锡山命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第五专区专员续汝楫趁日军未撤退之前，由汾东去抢收上党，遭八路军沉重打击，迭电告急。阎拟命赵承绶率二万余人前往增援。赵以正在接收日军遗留物资和改编日伪军，难以分身为借口，不敢受命。阎乃改派赵的副手——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前往。结果，彭毓斌和史泽波所率领的三万八千余人基本上被消灭。赵又奉命到沁县收容残余部队和安慰军心，并在祁县来远镇会晤由长治撤退下来的日军第十四旅团长原泉福，携归太原贝阎，留用日军三千人。
1946年7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赵承绶被阎锡山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野战军总司令。1947年1月中旬，赵又兼任第三十三军军长，奉阎锡山指令率第七十一、四十六师及赵端、杨诚的第八、九总队和机甲队等部，由太原分路南下，向介休县的张兰镇和水县地区推进，企图从东、北、南三面包围压迫解放军退出孝义县城。27日，赵承绶率部进驻汾阳田屯柄，令步、炮、坦克以猛烈炮火进攻解放军据守的孝义桃园堡，结果受挫。赵部第四十六师魏秉枚团由司马镇袭取孝义县城中伏，全团官兵尽数被解放军俘获。第九总队鲁效伊团向瑶圃进攻数次，毫无进展。赵承绶又命第四十六师进攻长黄，亦无进展，乃撤回司马镇休整。
解放军乘夜经孝义以东地区向万户堡及薛贤村一线进击，赵承绶急命各部撤退，他本人仓皇从前线遁入平遥县城。赵部被围在中街的第七十一师、四十六师经五天战斗，弹药粮秣已告枯竭，面临被歼的危局，赵指挥第八、九总队以猛烈炮火，拚死向解放军攻击，付出很大伤亡代价，阎始得乘势突出重围。
1948年5月，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击晋中。晋中阎军有六七万人之众，赵承绶奉命统一指挥，加紧防备。7月1日，经过血战，由晋中通往上党的子洪口要隘被解放军攻克。时赵承绶驻祁县指挥，恐解放军进占东观镇断其归路，急忙撤至太谷县城。解放军突然占领太谷县城北面的朝阳和董村地区，切断阎军北逃之路。赵承绶虽派铁甲车往返射击，并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反攻，但仍未能稍挫解放军的攻势。随后解放军主动撤离，赵承绶野战军才得经胡村向北转移。途中接阎锡山电令迅速脱离战斗，撤回太原。前锋行至东阳、车辋以南地区遇到解放军阻击，汾河以西的解放军吕梁纵队亦渡河截击，两部于7月7日被赵承绶部压缩至榆(次)、太(谷)、徐(沟)三角地区的大、小常村，及三李青一带。16日拂晓，解放军发起全面总攻，赵承绶最后转移到第七十一师(师长韩春生)师部掩蔽部里，解放军的炮火迅速跟踪而来。赵承绶看到大势已去，作出了最后抉择，接受部下建议，派副官马续援持白旗和解放军联系，于下午四时，全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
赵承绶从前线被送到解放军华北兵团指挥部后，司令员徐向前优予接见，以老友口吻问赵："印甫呀，你还认识我吗?"赵承绶微微抬起头，看着徐司令员答道："怎么能不认识呢?是子敬(徐向前的字)吧?"
徐说："老同学了，你的眼力还不错嘛！分手这么多年，你还很壮实嘛!"(赵与徐家乡相距十里，早年有同学关系)
赵说："说来惭愧，还说什么壮实！"
"哈，还蛮有点‘英雄"气概哩，是否还准备为蒋介石、阎锡山自杀呢?我可以成全你！"
赵嗫嚅着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感到对不起您！"
徐说："你看你胡扯什么呢?晋中决战，双方死伤几万人，难道是我们老同学间谁对不起谁的问题吗?"徐向前接着劝告赵承绶不要为蒋介石，阎锡山殉葬，要学些为人民做好事的新本领。赵很受感动，后来经过学习，很快认识到过去参加反人民战争的错误，愿立功自赎。兵团参谋长王世英，敌工部长刘玉衡，抗战初期均与赵承绶相识，在他们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军事工作小组，由赵任组长，与赵同时被俘的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参谋长曹近谦和野战军总部参谋处长杨诚为组员，向阎军展开了政策攻心工作。
当时阎军驻在东山淖马村的第八总队司令赵瑞，和杨诚一样同属赵承绶多年的亲信部下，杨诚以赵的名义写信，派人送给了赵瑞，赵瑞遂于11月间率部投诚。解放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代表兵团前委在榆次驻地接见了赵承绶，赵瑞和杨诚，向他们表示祝贺。赵承绶又到东山前线喊话，鼓动阎军阵前起义。他说："你们告诉阎锡山，就说我赵承绶反了他了！"坚定地表现了他立场的根本改变，受到兵团领导的赞许和表扬。
徐向前向赵承绶征询攻打太原的战术意见。赵建议说："阎锡山把太原比做一个人，东山是头，城池是腹，南北两机场是臂膀，西山矿区是腿脚，历来攻太原都是从东山——头顶上起步，李自成如此，日本人也是如此。这叫从头顶上攻身子的战术。现在阎锡山的头长得太长了——往东伸出三十华里，都是坚固设防的要塞和集团工事群。如果再从头顶往肚子里攻，势必误时费力，不如采取割头战术，卡住脖子，从小窑头、淖马、山头，牛驼寨这一线南北四个要塞一起下手，置四要塞以东地区于不顾——这段地带是‘雪耻奋斗团"史泽波、李佩膺的防地，他们在上党战役后受过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教育，对形势有所认识，势必防而不坚。如四大要塞到手，太原一城就是囊中之物了！"赵还说："就怕我的建议是个歪主意。"徐向前表示："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怎么是个歪主意呢!"徐向前原就有夺取四大要塞的设想，在得到赵的建议后，遂作出决定。果然，攻打四要塞时，李佩膺部就投诚了。
1949年4月，赵承绶受徐向前派遣，进入阎军第六十一军六十九师二O六团二营前线指挥部，要求入城谈判和平解放太原。当时阎锡山逃往南京，孙楚、王靖国答以"无人负责"，拒赵入城。在解放军总攻太原的头一天，赵承绶又带着徐向前对城内守敌最后争取的指示，深入阎军前沿的一个团部，给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亲自打电话，劝王走北平傅作义的道路，并要求进城会谈，复遭王拒绝。4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赵承绶进城后，见人就指责王靖国不足与谋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承绶任中央水利电力部参事室参事，山西省政协委员。1966年10月1日，他病故于北京。
田边盛武篇3:日军拍摄的南京大屠杀
在这本121张照片的从军记者私人相册里，至少拍摄过南京、淞沪和湖州等战役，足迹涉及杭州、苏州、蚌埠、南京、芜湖、镇江、滁州、安庆等地，从战争前线、战俘、屠杀平民、人文风光等正面和侧面反映了那场战争的残酷。作者|邹德怀（图片及文字版权归网易新媒体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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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笔者与朋友孟凡萌尽量谨慎的考据后，可以断定这本相册主要拍摄于日军攻伐南京前后，其中那些虐杀照片很可能就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犯下的罪行。关于相册内的尸体照片，我也曾向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医科大学临床外科研究生导师别拉巴基才夫?乌拉季斯拉夫?亚历山大（Белопашенцев?Владисла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教授求证过，对方也很耐心的给出了一些细节上的推理。不过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所以在尸体照片的推理上，关于死因等细节我主要向从事30年法医工作的唐明辉先生求证，他给出了很多关键性的论断。
这本私人相册，其主人竟把残杀中国人的照片贴在首页，的确令人恐惧。这或许是一种露骨的炫耀，对那场战争失败一方的无情侮辱。相册主人把自己的名字抹去了，只能在相册首页依稀辨认出“奥田”二字，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他的姓氏。
相册中有一张于南京城郊拍摄的中国军队遗弃的堡垒照片，从倒影能够看出，相册主人手持三脚架拍摄，基本可以确认他是专业的从军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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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笔者收藏的一套二战时期日军随军记者的物品，日语正确叫法就是从军记者。
（怕引起网友不适，所以模糊处理了一下）请仔细看两张照片中受害者的头颅，两颗头的发际线极为相似，左侧（脸的右侧）眉骨外有一道血痕，而且面部其他特征也非常相近，所以基本能够断定这两颗头颅是同一位受害者的。首先，我们先来推测这位受害者究竟是军人还是平民，其次，我们来推测他遇难的时间。
在第一张照片里，谨慎起见，可以找到至少两具尸体，分别是居中的被赤身斩首者，另一具则能通过照片右下角的手来分辨出来。从服装上可以看出尸体周边的衣服绝非军服，尤其是右上角的白腰棉裤，这种裤子在民间叫做“缅裆裤”，因为这种裤子裤腰特别肥，扎腰带的时候要把裤腰缅起来，故因此得名。当年是中国老百姓最常用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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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网络上卖的旧缅裆裤其次，照片中赤身裸体的无头男尸双手是被捆起来的，说明他并没有反抗能力，而且他脖子处的伤口干净利落，身上别无其他创伤，所以基本可确定他是在没法和没有进行反抗的情况下，被人斩首的。至于为何此人赤身裸体，显然不太可能是死后被扒光的，很有可能是生前遭受脱光衣服的侮辱后才遭遇害。
第一张照片无法推测时间，只能依稀分辨出这些尸体都堆在土墙根下，或许是城郊和农村。但是第二张照片却可以提供大概的时间。在这张照片中，抱着受害者头颅并向镜头微笑的日本士兵，他所穿的军服是昭五式军服（昭和五年制式军服，1930至1938年使用），因为此军服带肩章，而1938年之后更换的军服是没有肩章的，因为换成了领章来区分军衔，而且军服由立领变为折领 。
左图为《大日本帝国陆海军》中田忠夫 制作 第139页的昭五式军服照片右图为《大日本帝国陆海军》中田忠夫 制作 第110页的陆军防寒帽照片。所以能够推断，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938年换新制服之前。南京大屠杀是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开始，至少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于此期间，南京正逐渐进入冬季，所以照片中日本兵的防寒帽（日语称谓）也很符合当时的穿戴。从他一颗星的肩章来看，应该是当时的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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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张照片中，能够看出右边被刺刀戳中胸口的中国人，很可能是平民。因为他头戴当时底层劳动者常戴的毡帽，并佩戴扛东西用的垫肩，所以他很可能是一位底层劳动者。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的话，能依稀看到受害者的左手正死死地抓着刺刀，声嘶力竭的大声呼号。
图为网上卖的民国垫肩照片。此时的他可能是被大力刺倒，因为照片右下角能模糊看到一只高高抬起的脚，可能是受害人正被刺刀按在背后的原木堆上，故而仰面朝天。他的右手，正紧紧地抓着一把类似铁锨的物体，不过我们已经不能查证这位受害者当时是在处理坍塌的建筑废墟还是用铁锨反抗残暴的日军。
由于这张照片里的日军军服模糊不清，所以无法分辨大致时间，只能推测这些恐怖的照片都是同一时期拍摄的。不过，如果仔细对比这张照片中日军士兵绑腿(日本称为脚绊)的话，可以分辨出这应该是日本陆军冬服的绑腿。
这张照片由于年代久远而模糊不清，并有划痕等破损，所以无法从衣着和环境分辨出大致的时间。只能看出一名日本军人可能正在用刺刀从背后捅杀双手反绑的中国人。经法医鉴定，受害人应该是被刺中左胸部，或许是因心脏刺破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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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的上半部分其实挺清晰，只是图中的尸体很模糊，左边是一个蜷缩着、右胳膊向后反绑的尸体，看样子是焚烧过的（尸体上遍体是表皮脱落后的白斑），而且头部只剩下血肉模糊的一半。右侧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能依稀看出半个上身的肋骨和右肩只剩下白骨，头部也是一片焦黑的模糊。再加上右下角没有门牙的骷髅头，能推断这张照片里至少有两具尸体和三颗头颅，看样子都像是双手反绑然后正面朝下被烧死的。
乌克兰教授的推理是：至少两位受害者被近距离击中头部而死，所以头颅缺失严重而血肉模糊，受害者死后又被焚烧，所以才成了照片里的景象。不过，中国资深法医在仔细研究照片后，认为右边尸体并非火烧所致，受害人遗体胸部肋骨和右肱骨露出，应该是被用刀剔除上面的软组织所形成的，而那颗完整的头颅骨是放在锅里反复煮掉软组织才形成的。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受害人遗体曾受到了非人道的对待。
在这张照片的下半部分中，从受害者脖子切断处能看出伤口整齐，很可能是被军刀一类的锐利凶器斩首。他所穿的裤子也是“缅裆裤”，所以基本能推测他是平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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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里，整齐排列着五颗壮年男性的头颅，由于没有更多细节提供佐证，所以无法确定这是平民还是军人。无论如何，这种枭首行为，的确令人发指。
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日军攻打湖州城过程，弹痕累累的湖州城城墙。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同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爆发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不得已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日本援军从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形势，战局急转直下
图为攻入湖州城的日军部队。蒋介石于11月8日不得已下令全线撤退，4天后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宣告结束。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当时正担任日本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率部参加进攻华北的战斗，在华北就曾纵容属下屠杀过无辜百姓。谷寿夫于10月份调入华中战线，在柳川平助中将的第十军编成内，与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一同参加杭州的金山卫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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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攻入城内的一支日军部队，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11月15日，柳川平助与谷寿夫因急功近利而不顾参谋部规定苏州至嘉兴一线为限制线的命令，不顾后勤的缺乏而长途奔袭南京。很快，湖州便落入日军包围之中。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
图为11月底，日军完全占领湖州城。由于这位从军记者几乎全程记录和跟拍了湖州城的沦陷，所以能够猜测他当时是随谷寿夫等人的军队北上，很可能一直跟拍至不到1个月后的南京大屠杀
图为湖州城外中国军队遗弃的地堡。湖州沦陷后不久，日军统帅部就在12月1日这天发出《大陆令8号》：命令日军攻占南京。第二天，江阴防线失守，中国海军主力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在中日江阴海战中被全数击沉。与此同时，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结核病发作，由日本大本营任命出身皇室的朝香宫鸠彦王以陆军中将衔接替松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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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照片中，从军记者在下方标注“南京城攻略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照片背面也注有“南京城外 十里 汤玉镇 松井阁下”。不过，南京并没有汤玉镇，距离南京24公里距离的地方，倒是有个叫汤山镇的，如今属于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这里有一座张静江赠给蒋介石的官邸。1937年12月6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以“汤山的蒋介石别墅已占领”作为大幅标题报道说：5日下午5时，日军“占领了素称豪华的蒋介石第三别墅，现正在对附近丘陵地带抵抗之敌进行猛攻。汤山是一处温泉地，除蒋介石别墅外，其他支那要人的别墅也很多，因他们的汤山会议而出名”。
在占领汤山后的12月15日，病中的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还在汤水镇。此地有蒋介石的别墅，还是有名的温泉浴场。蒋介石的别墅已被战火完全烧毁，不过还残留着俱乐部的部分建筑物。于是，泡了一次久违的温泉。”松井石根所说的汤水镇就是今天的汤山镇。所以能够推测，从军记者应是在12月中旬前后拍摄的病中松井石根。那时的南京刚刚沦为人间地狱
左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松井石根。右图为网上查到的松井石根照片。在这张照片里，松井石根（右一）很罕见的以戴口罩的形象出现在照片中。他从小便体弱多病，但是成绩优秀，早在读陆军大学时就以第一名成绩获得天皇御赐军刀。松井石根父亲是汉学家，所以他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并曾经响应孙中山在日本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还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因在占领南京时期，纵容部下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盟军逮捕，1948年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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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从军记者拍到的疑似田边盛武照片。在经过考证后，照片左起第三位戴眼镜者，极有可能是田边盛武。他也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田边盛武于1937年10月就任第十军参谋长，参加金山卫登陆、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攻陷南京后以参谋长的身份指使和放纵该军官兵对南京的中国战俘和平民百姓进行了残酷屠杀。因为当时只有参谋人员能够佩戴参谋饰绪，而且田边盛武当时身份为少将，没有领章，与照片相符（当时将官级别无领章）。
图为网上查到的田边盛武照片。起先，笔者曾把此人当做中支那方面军参谋副长武藤章，因为两人都戴眼镜，但是武藤章当时还是大佐身份，所以是有领章的，不过考虑到照片中阴影里有领章的可能性，所以继续从耳垂分辨，武藤章是下垂的大耳垂，田边盛武则是与照片相近的小耳垂，于是将武藤章排除在外。田边盛武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10月被荷兰军方逮捕，1948年12月经审理判处死刑，翌年7月份枪决。
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疑似冢田攻照片。在经过考证后，照片左起第二人极有可能是冢田攻。他在1935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是对华战争扩大派的决定人物之一，并直接出任中支那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松井石根，参与指挥了南京会战，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所以他符合照片中佩戴参谋饰绪的条件，并且没有领章，照片中他衣领处的划痕曾险些误导笔者的判断。照片里，能看到他右肩处的肩章，是一颗星的少将军衔，符合他当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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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网上查到的冢田攻照片。还有从照片里能看到他嘴角上翘的胡子，并对照他其他照片里的大耳垂，所以基本确定他就是冢田攻。冢田攻于1942年12月18日乘飞机由南京飞往汉口途中，在安徽上空被中国军队138师的高射炮直接命中阵亡，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击毙的日本陆军军阶最高的将领。死后日军为寻找其尸体发起了对安徽太湖县的报复性扫荡，杀害中国军民达5000多人
这张照片下方注明“敌人遗弃的尸体惨状”，可是根据照片来看，这些尸体并不像是军人留下的，而且从军记者也没有注明这是军人的尸体。如果放大查看，能看到中间上数第二具尸体所穿的鞋子是平民用的布鞋。所以，图中受害者们很有可能是被日军当成“便衣兵（伪装成平民的士兵）”的青壮男性，当时因被怀疑当过兵而遭处决的中国人数量有很多。
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被俘获的中国正规军士兵。1937年12月5日，朝香宫鸠彦王抵达南京前线司令部，立即听取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的战况报告，尤其听中岛今朝吾谈到中国军队经过最初接触谈判后没有投降意愿时，责令部下尽快攻陷南京。在12日南京沦陷前，朝香宫鸠彦王即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亲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均标有“机密 阅后销毁”字样，但命令的内容却简单而明了：“杀掉全部俘虏”。由于有朝香宫鸠彦王十分明确的命令，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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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溃逃撤退的中国士兵。松井石根于1937年12月7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
图为军记者拍摄的南京街头。1938年2月26日，裕仁天皇同时接见了南京屠城元凶之一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对他们攻克南京之功予以嘉勉。有种说法是在南京屠城期间，松井石根于1937年12月17日到19日只在南京住了三天，而大部分时间直接在南京指挥屠杀的则是朝香宫鸠彦王。但是，由于朝香宫鸠彦王是日本皇族成员，根据美军与日本天皇达成的不追究皇室战犯的协议，所以逃脱了审判。于1947年10月14日脱离皇籍，1981年4月12日病亡，终年94岁
从军记者拍摄的南京城内的中国姑娘，这是沦陷后不久拍摄的照片。从三位女子的脸上，能看出来他们虽然勉强做出微笑的样子，实际上依然透露着恐惧和惊魂未定的神情。照片中，女子背后的墙上写着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即1938年2月。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持续了六周左右，直到1938年2月才逐渐恢复秩序，而且这张照片里的女子都穿着短袖旗袍，所以照片应该是拍摄于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过笔者推测，此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938年3月28日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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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墙上的公告隐约能看出是“江北自治会”张贴的，因为落款处有方小亭（此人在1937年底于日军占领扬州后成立所谓“江北自治会”傀儡组织 ）和殷公健的签名，若南京伪政府成立的话，应该会有新告示覆盖其上，故而笔者猜测这是3月28日之前拍摄的照片，而且南京在三月底之后已经可以穿短袖了。南京沦陷后，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曾遭到大肆迫害，笔者不忍多说，只借用当时日本的从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
从军记者拍摄的南京城外的紫金山，当年这是日本两位军官杀人比赛的终点线。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曾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两个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进行一场惨无人道的“杀人竞赛”。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两位战犯终被以“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伏法。
左边是南京中山路交叉口，远处是曾经的中华民国海军部。右边是城内的建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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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街头的理发师和露天店铺。
淮河上的渔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笔者就不多说了，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日军给中国人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只引用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的叙述：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日军轻机枪手照片。值得一提的是，这名士兵手中的机枪为ZB-26轻机枪（俗称“捷克造”），而非日本的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或九六式轻机枪。当时“捷克造”在中国军队中非常常见，推断应该是从中国军队手中缴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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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位在日军里较出名的重机枪手与日本九二式重机枪。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首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会战始于1937年8月13日，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三个月
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激战后的江湾镇。此处现在位于上海市虹口、杨浦、宝山、闸北四区交界处，现在新名为“江湾”。中日双方曾在此进行过惨烈的厮杀。日军兵力共20万余人，宣布死伤40372人
图为京沪线上的日军装甲列车。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军队共60余万人，不过由于中国交通设施落后，所以实际到达战场兵力为40万左右，死伤33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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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缴获的中国军队武器。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为后来报复性制造南京大屠杀埋下了伏笔，但是这场战役也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这买卖太合算 日本不得不流血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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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25 18: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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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25 11: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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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苏州城内中国姑娘，她们的表情都很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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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记者拍摄的河边洗衣服的姑娘和种水稻的姑娘
从军记者在凤台拍摄的两位中国姑娘
左图为向滁州方向进军的日本浦野部队，因道路泥泞而前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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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向正阳关行军的日本运输部队，陷入过膝的泥泞道路
图为蚌埠城内打麻将的中国人
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安庆市振风塔，此塔有”万里长江第一塔”的美誉。是七层八角楼阁式的建筑，当时是北京白云观老道人张文采的精心设计，相传它是为了振兴文风所建，建于明代隆庆二年，隆庆四年完工，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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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站在被战火摧毁的家宅门口的孩童。
从军记者在路上拍摄的民间乐师。由于篇幅有限，所以不能够每张照片都展示给读者。正如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有不为人知的片段没有被发掘
这位留着八字胡的从军记者分别出现在南京，上海，苏州，镇江。笔者推测，此人应该就是这本相册的持有者。有时候，从军记者在战场上，出于职业责任或是想要拍照炫耀的初衷，而留下了大量纪实的照片。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当有人开始质疑那场战争的残酷性时，这些照片就能给出最强有力的答复。战争没有赢家，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悉德尼?尚伯格所言：“战争中的人，即便存活下来，也是不完整的。”这个世界已有太多悲剧，愿战争远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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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25 1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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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1937年11月5日登陆杭州湾后，其主力沿沪杭铁路向上海推进，嘉善、平湖、乍浦、嘉兴等地相继沦陷。另一部则向桐乡、吴兴等地进犯，锋芒直指南京。11月24日攻陷吴兴，次日，长兴沦陷。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又兵分3路南下进攻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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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日军攻入杭州市区，杭州沦陷。这样，日军仅用1个半月时间，就占领了钱塘江以北杭嘉湖地区包括杭州在内的1市17县的大片土地。沦陷后的杭州应该是冬季，所以这里面身着夏装的照片，很可能也不是出自这位从军记者之手。
其他的照片，则完全不像是这位从军记者自己拍摄的。比如这张，照片右下角有墨蓝色钢笔签名的痕迹，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只能看出有一个“1936”，可是不知道怎么会沦落在这名从军记者的手中。或许是从某人手中搜刮的，也有可能是在别人家抢来的。
这两张照片很明显是在照相馆拍摄的，因为留影者的背后是手绘的幕布，当年的照相馆里都是如此布景的。而且左边照片的右下角还有照相馆的钢印“niwa studio”，这家照相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在杭州开设的，因为niwa是日本姓氏“丹羽”的意思，而且日本在战前曾在中国开设数目不详的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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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少是属于日本谍报机构的，以照相馆名义将当地的信息拍下传送给日本，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青岛开设的高桥照相馆，就是为日本输送情报的。但是作为日本的从军记者，应该不会心血来潮去杭州当地的照相馆给人拍照，所以这有可能是在当地照相馆里搜刮的。
这张很明显是中国人的家庭合影，相信这也不是从军记者拍摄的。因为他不会闲到给“支那人”拍合影，而且占领区的中国人在面对日本人的镜头时，很难会有这么轻松平常的表情。
有些中国姑娘的照片从材质和颜色上，都与相册中其他照片大相径庭，所以不太可能是这位从军记者自己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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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支那妇人缠足”的照片很有可能是他拍摄的，其他照片估计都是这位从军记者以不同方式搜刮和获取到的。
从军记者拍摄的西湖岸边的杭州雪景。
图为“中华民国的男孩女孩”。下方注释所用的日语，其书写形式通用于日本的大正和昭和初期，现在的日语已经不是这种写法了，所以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本相册的年代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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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苏州城内反日标语“杀尽奸淫掳掠的日本强盗”。
图为苏州城内的抗战标语“民众武装起来保卫家园”。
从军记者在镇江城内拍摄的抗日标语“当汉奸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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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应该是从军记者从别处翻印后藏入相册的照片。据著名抗战史专家萨苏在博客文章《一个女兵，两张照片》里考证，她们都是冯庸大学的女学生义勇军，属于民间抗日组织，并非中国正规军，两张照片都拍摄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冯庸大学成立于1927年8月8日的沈阳铁西区汪家河子村，以近代著名教育家、爱国将领冯庸本人命名
仅三年时间，这所大学就成为东北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沈阳沦陷的第三天，日军将学生驱出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也被日本兵扣押，后经朋友营救才逃出虎口。1931年11月1日，冯庸在张学良帮助下，竖起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大旗，在北平誓师大会上，冯庸与全体将士立下“不夺回老家东北，誓不为人”的豪言壮语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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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进攻中的日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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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弹痕累累的上海市政府大楼。
左图为上海兵站医院里的鹈泽部队，据考证，鹈泽部队属于上海派遣军第2兵站医院（14号兵站医院）鹈泽修一军医中佐统辖的。照片中为数众多的日本伤兵也从侧面反映出那场战斗的激烈程度与中国军队抵抗之英勇。
图为登陆后的日本护士，从军记者亲切的称呼为“白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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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嘉定城圭山公园，嘉定现在是上海西北部的一个区。但是据考证，照片中景色并不是嘉定的圭山公园，而是奎山公园，在孔庙的对面，汇龙潭内，图中楼阁应该是四宜亭，与现今样貌差距不大。
图中国军队遗弃的堡垒
左图为从军记者拍摄的纪念碑，上书“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陆军部队上陆纪念塔 饭岛部队建立”，吴淞镇如今是上海市区北部的钢铁工业集中地，吴淞是原吴淞江出海口附近地区的泛称。淞沪会战时期，这里是国军阻击日军登陆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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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3日，日本第3、第11师团在舰炮密集火力掩护下，向吴淞口铁路码头等地进行登陆，张治中派王敬久为淞沪前敌指挥官，指挥第9集团军所辖部队抗击登陆日军。这座纪念塔的右边，是日军用来祭奠在此处阵亡将士的忠魂碑。右图为吴淞口铁路码头的日军运输船。
图为埋在上海附近、战死于淞沪会战中的日本军人墓地。相册里，有十张照片是拍摄的上海周边日军坟墓，可见当年战斗之惨烈。
相册中，这名从军记者用自己相机拍下了很多中国姑娘的照片。众所周知，在战争中人性会随着硝烟而泯灭。虐杀、屠杀与强奸，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灾难降临人间。我们在书中也好、网上也好，总能读到关于一些冷酷的日本军人，将魔爪伸向沦陷区的女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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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本相册里没有不堪入目的侮辱镜头，但是在那种保守的年代，沦陷区的中国人只能任人鱼肉，迫不得已接受日本军人合影和摆拍的无理要求。在这本相册中，有明确注释是杭州地区的照片26张，其中标注“杭州姑娘”的照片达到16张，而且在其他地区拍摄的照片，也有很多“支那姑娘（中国姑娘）”的身影。可见这位从军记者对中国姑娘的“热衷”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