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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经济篇一: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全解析
全球经济三大看点，美国的强大、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停滞
有来自全球超过五十个荣誉博士学位，多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已故哈佛大学导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1967 年出版的名著《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一书中指出：“技术创新是那些既具备同样的创新性，同时又经过精微调整的人类组织的成果，而反过来却不成立。这使得这些公司成为人类事业王冠上最新的明珠。”
人类步入21世纪以后，依托于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一些技术创新型企业现今已具备带动一个国家经济强大的能力。而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在全球的排名和影响力发生着深远变化。今天，实现飞跃的世界企业在哪些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日本经济新闻》对比了20世纪末与现在，从中国、日本、美国、德国总市值排名靠前的企业名单变化可以看出以下3点：美国的强大、中国的崛起以及日本的停滞。
BWC中文网观察团队注意到，全世界价值最高的七家公司全部是科技公司，美国的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亚马逊排在前五，中国的阿里和腾讯紧随其后，如果再加上没有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华为，那么，世界价值最高的前八公司都是高科技企业。他们完全来自中国和美国。
未来，也许我们讨论的不是阿里与腾讯如何在市值层面超越美国五大科技独角兽，而是放眼于全球的以信息科技带动的中美经济较量。而日本、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一领域的竞赛中，将日趋惨淡。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短视，日本、欧洲，甚至印度等国在这一领域的迅速飞跃也存在可能，只是还需要时日。
与20世纪末相比，美国总市值排名前5的企业全部易主。资源和制造业等“重厚长大”型企业被IT企业取代的格局非常明显。Facebook成立于本世纪（2004年）。之后仅仅8年就实现上市，而总市值也随之膨胀。这也显示出由来于各公司名称首字母“FANG”（Facebook、Amazon、Netflix、Google）的美国科技巨头的强劲势头。
日媒称，尽管目前全球股市正面临着国际动荡，但总市值合计依然达到77万亿美元（截至2017年6月底）左右，为历史最高水平。起拉动作用的是最大规模的美国股市。纽约证券交易所（约20万亿美元）和纳斯达克市场（9万亿美元）合计占全球的40％左右。
在1989年日本房地产泡沫时期规模为全球最大的东京股市如今排在美国两大市场之后，退居第三位。2012年下半年开始的“安倍经济学”虽然挽回了一些颓势，但在21世纪依然步履沉重。从股票指数的对比来看也只比上世纪末高出40％左右。与高出2.6倍的纳斯达克以及高出90％的德国相比相形见绌。
发展势头的差别也明显体现在排行榜名单上。从日本来看，排名前三位的企业无论现在还是以往都停留在三家，即丰田汽车、NTT、NTT DoCoMo。然而，即便是日本第一的丰田，在全球的总市值排行榜上也只排在40位左右。
提到世界最大企业，则非美国苹果莫属。该公司的总市值达到丰田的4倍以上，匹敌日本前十大企业的合计额。进入本世纪后，快速增至150倍以上。
图片来源 intelligencesquaredus
BWC中文网观察团队注意到，结合目前全球的“独角兽”（市值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在麦肯锡此前发布过的《中国数字经济报告》中，中美两国的独角兽总市值已经相当接近。毫无疑问，未来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已升级为中国与美国两大世界经济巨头的赛跑。而中美两大世界经济巨头的赛跑过程，又必将引领人类科技和生产力的无限加速度。不过，全球经济王冠上最新的明珠也或将随着人类智慧的拓展和中美经济的竞争而产生易主风暴。
十年来首次！全球经济集体狂欢！
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实现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全年可能还会有更好一点的结果。
无独有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日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速较7月份时均上调0.1个百分点，分别至6.8%和6.5%，这也是IMF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恩格尔系数接近富足标准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宁吉喆表示，2013~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6%的平均增长水平。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30%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经济新动能发展指数为129%。对于2016年的相关数据，宁吉喆表示，“正在抓紧统计，总的趋势比上年还要好。”经济增长稳中向好，与民生相关的领域也显著改善。就业方面，2013~2016年，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左右，今年9月份为4.83%，为2012年以来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消费升级步伐正在加快。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2012年下降2.9个百分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比2012年提高2.0、0.7和1.3个百分点。今年经济增速有望高于6.5%
近些年的好成绩也让各界对于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格外期待。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速连续8个季度稳定在6.7%~6.9%的区间。
三季度GDP增速也将于下周公布。尽管三季度受极端天气影响明显，投资、消费等指标增速略有放缓，但从一些已公布的经济指标来看，仍有优于上半年之处。
从先行指标PMI来看，9月制造业PMI指数是52.4%，为2012年5月份以来最高。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达到了55.4%，也是2014年6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
对于三季度的GDP增速，多家机构预计在6.8%左右。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出口、补库存、基建投资等上半年支持中国经济超预期的动能在三季度有所减弱，但房地产投资表现较市场预期更为稳健，加上消费和服务业相对平稳，因此三季度GDP增速可能会保持在6.8%左右。
一些国外机构也对中国经济未来表现充满信心。据报道，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近日表示，私人消费持续强劲增长，抵消了投资和出口增长放缓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在6%至7%的增长区间。
十年来首次！全球经济集体狂欢
受到欧元区、新兴市场经济复苏驱动，IMF周二(10月10日)在其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上调至3.6%和3.7%。相比之下，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
IMF认为，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动能，这是很多年里都不曾看到的。该组织预计今年全球75%的经济体增速都将加快，这也是全球经济近十年来最大范围的增长提速。巧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8月底也曾发布报告称，该组织追踪的所有45个国家今年都有望实现经济增长，其中33个国家的增速料将快于一年前。
这是2007年以来所有45个国家第一次全都实现经济增长，也是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加快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次。
IMF四次上调中国预期
根据IMF，全球经济增速加快离不开中国的功劳。IMF首席经济学家Maurice Obstfeld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他还强调说，中国的好消息对于全世界都将是好消息。
在最近的展望中，IMF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2018年为6.5%，与今年7月的预期相比，均分别上涨0.1%，这也是IMF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称，此次上调中国GDP增速是因为在过去宽松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下，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表现强于预期。同时，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也较预期更强劲。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银行近期也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较4月份预测值上调0.2个百分点至6.7%。该行指出，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旺盛，今年有望增长8%，对下半年经济增长形成有效支持。
整体来看，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这对国内市场而言是个利好消息。
美国已成新型“超级大国”，这一“杀手锏”无人能及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10月3日发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瓦托雷·巴博恩斯的文章《金钱万能——地缘经济学的兴起正中华盛顿下怀》称，美欧动辄采用制裁手段，军事力量越来越不是美国世界影响力的主要来源。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相关报道截图
与其他地方一样，危机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制裁。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时，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报以制裁。在叙利亚，战况也许正在朝着有利于总统巴沙尔的方向变化，但是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却始终在收紧罩在其政权之上的罗网。朝鲜的导弹和核挑衅到目前为止也遭到制裁。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制裁和援助的地缘经济学一直在慢慢地取代关于外交和战争的地缘政治学。在美军在非洲和中东的广阔地域活跃参与交战的情况下，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的过渡或许看上去不那么明显。
但在更为密切的检视下，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如今军事干预的对象只限于那些缺乏可进行有效制裁的正常经济的地方。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以及整个具有经济生产力的世界，都处于地缘经济学的有效范围内。
▲9月2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官员呼吁执行对朝鲜的制裁。（法新社）
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昂贵的军事力量。然而，军事力量越来越不是美国世界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如果说，美国曾是20世纪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国，那么它或是21世纪的地缘经济巨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所占份额也许在下降，但是其企业日益主宰全球价值链，其机构在国际论坛上拥有压倒性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处在构成21世纪全球经济基础的金融、技术、教育及其他网络的中心。
地缘经济力量更多地是由向心性，而非依靠庞大的规模所产生，美国在21世纪经济中的向心性使它成为一种新型的制裁超级大国，具备把个人、企业甚至整个国家排除在全球经济活动之外的力量。在地缘经济学领域，美国不只是一个主要参与者，甚至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很简单，它行使全球政府的诸多职能。
▲资料图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总部皆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反映出这个国家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图为IMF总部。（美联社）
美国实际上是位于一体化全球经济蛛网中心的那只蜘蛛。这一地位使它拥有格外的影响力，并成为新的大国地缘经济博弈的最强大参与者。
从亚洲到欧洲，中国、日本、德国等大国也掌握着21世纪经济的关键节点，但是美国的企业和机构却占据支配地位，因为它们拥有的领导地位不只是在一两个领域，而是同时在几乎每一个领域。由此产生的网络效应使美国的影响力倍增。
▲资料图片：很多美国企业至今在全球都保持着傲人的成绩，比如，苹果公司。（美联社）
文章称，地缘经济学并不是一切，制裁也许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地缘政治危机。有时，地面的军队和空中的导弹是实现重要的政策和人道主义目标的唯一途径。然而，地缘经济学将变得日益重要。
目前世界经济篇二: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札记}
何新
一、当代世界两大基本矛盾
当代世界存在两大基本矛盾。 一是多数不发达国与少数发达国，穷与富两极分化的矛盾。 一是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部，未来由谁主宰世界的矛盾。 这一对矛盾由来已久。但冷战时代由于美苏对峙、东西方两大阵营矛盾尖锐，而被掩盖。近一年来，东欧阵营解体，苏联面临内乱而国势顿落，前景飘摇难定。世界矛盾随之而转移。故上述两大基本矛盾，将成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而且均有愈演愈烈之势。二、当代世界经济面临深刻危机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本身，实际是极端不合理的。 当代世界最深刻的发展趋势，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日益加强的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利润及利益国际化趋势。国际社会中日益两极分化，富国愈富，而穷国愈穷。 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今天比过去任何时代均更深刻。８０年代以来，人们在广泛谈论国际经济新秩序。然而，人们却常忽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问题是：谁来控制并为谁的利益服务？”（联合国关于跨国公司的报告，１９７８，Ｐ．２４） 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热忱希望，世界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改善他们的不发达状况。但是，近三十年来的世界经济状况表明，这不过是幻想。无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选择以内需为主导的自力更生经济；还是选择出口主导、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今日的非发达国家经济（包括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都面临严峻形势。 当代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发达国家为保持本身富裕、国内高福利、高就业率和产业的高开工率，就必须设法遏制一切非发达国家、准发达国家，甚至也必须遏制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业贸易竞争。这是博弈论中一场所谓“零和”博弈，你赢则我输，你得即我失，没有和局。 所以，联合国关于跨国公司问题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曾指出： “自１９７４年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做出各种新规定限制进口，世界贸易被阻断的份额达３％－５％。”（此数字是７０年代的，现在发达国家对进口的限制比那时更严苛得多。） 此报告还指出： “许多发达国家有一种趋势，为保护国内就业采取的保护措施，是以损害从别国的进口为手段的”。 “其进口限制，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产品渗入发达国家市场后，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那些领域。由于发达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和生产能力过剩，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的抵制运动，正在大大加强。” 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中一个新现实是，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运动向第三世界的普及，世界工业生产力大大扩张。然而世界制造品，特别是消费品贸易的主要对象，却始终集中在北美、西欧。（发展中国家虽然有需求却缺乏购买力，市场极小。）世界贸易总额虽然不断扩展，但市场并未扩大，由于销售者的密集，反而相对缩小。 供给的相对过剩正在驱动世界经济走向深刻的危机。三、不发达国家贫困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主流
近年许多人，相信美国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一派的理论，把发达国家的富裕、不发达国家的不富裕，仅仅看成各国本身内制度成功或不成功的结果，殊不知上当了。 西德前总理、著名政治家施密特在１９８５年对美国人作的一次演说中曾尖锐指出： “在美国有人认为，世界在经济上是秩序井然的，那是莫大的欺骗。世界绝不是这样的！今天世界的贫困化比之十年前更为严重了。”（《西方战略》第６４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此话如用于刻画９０年代世界的严峻经济现实，要比那时更加正确。 （戈尔巴乔夫之所谓“新思维”的幼稚和荒谬，就在于他无视当代世界经济中，国家经济战略利益严峻对峙的现实，幻想地以为富裕与文明的道路，可以成为各国并行不悖的康庄大道。结果，他极廉价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卖了东欧和苏联。现在东欧和苏联都已处在动乱、内战和分裂的边缘。） 许多不发达国家，曾指望依靠西方投资和技术流入，帮助本国的经济发展。 然而统计数字却表明，世界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实是，资金由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流。自１９８３年以来，约占发展中国家ＧＮＰ３％的资金，以债务还本付息和跨国公司利润形式，年年从发展中国家倒流于发达国家这一情况，非常值得引起注意！ 尽管如此，非发达国家的债务总额却还在不断持续增长。１９８３年为８１５４亿美元，１９８９年上升为１２９００亿美元，增长了５８％。 每年还本付息额，１９８３年为１１１２亿，此数字超过当年西方对不发达国家投资和援助的总额５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８年还债额更上升为１６２５亿美元，此数字远大于当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总额。（以上数字均据联合国的报告） ７０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为５．５％，８０年代已下降为３．５％。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因债务濒临破产的发展中国家现已达８０个。其中７２个主要债务国，７０年代平均通货膨胀率为２６％左右，而１９８９年则为２１５％。而其中１７个最重债务国，平均外债是他们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的５８％，是其出口总收入的３００％，每年偿债率为３６％。需要特别指出，上述高负债国家中，包括南斯拉夫、波兰、巴西、墨西哥、印度。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在８０年代一度曾被看做发展中国家的样板。 分析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理解发达国家富裕的源泉何在，而不发达国家贫困的真正原因又究竟何在。中国应当感到幸运。１９４９年以前，我国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之一。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人民革命，今日中国整体经济不会好于上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历史没有给中国人向发达国家比富裕的起点，但通过革命和４０年奋斗，中国今日有了一个可观的工农业经济规模，人民初具温饱。至今尚未坠入债务经济的恶性深渊。 但目前，在险恶空前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中，我国究竟如何选择发展道路？ 会不会如上述国家一样，一步步落入深渊？ 这个问题，殊为值得中国人深思。四、发达七国首脑会议的实质
２０年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组织了一系列捍卫发达国家集体利益，防御、打击、遏制不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神圣同盟。 这个联盟的最高组织，就是具有高度排它性的世界七发达国首脑会议（即美、日、德、法、英、意、加）。 这个会议实际已成为会商、决定世界经济、政治事务，协调最发达工业国间内部关系、保护富国共同利益的政治协调器，也是安排当代全球经济事务的最高董事会，以及策划粉碎穷国经济政治挑战共同战略的攻守同盟。 正是这个发达国家联盟，在今天的世界上，有目标、有策略地制造贫困。他们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诱导多管齐下，终于在１９８９年摧毁了苏联东欧集团。他们现在随时准备摧毁中国。在最近十年中，通过巨额债务绞索，他们基本阻断了７０、８０年代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蓬勃进程。他们正在把众多非发达国家，推向日益加深的债务经济和绝对贫困化深渊。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一极产生高额利润和富裕的同时，必然在另一极产生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近年有人援引发达国家中蓝领阶层白领化，中产阶级人数扩大的趋势（所谓“第三次浪潮”），来否定这一规律。 然而，这些论者忽视了发达国家由于工资成本提高，而将基础工业向第三世界穷国转移的情况。实际上，工人贫困化的现实，当代并非在发达国家一国的范围，而是在世界经济作为整体的范围－－通过跨国公司和产业在国际间分工、制造业向第三世界转移，通过众多准工业国（如东欧）的经济破产，更通过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日益贫困化，而在世界历史中深刻展现。 以高工资形式参与分享利润，则使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整体世界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 富国有经济政治同盟，不发达国家间的同盟，却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近年的挫败，被分化瓦解，不攻而破。五、美国无义战
应注意到，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趋势加强，西方发达七国联盟，在若干情况下，已有作为世界经济政治领导核心而发挥作用的表现。 例如，其在美国带动下动辄通令制裁他国。或集体讨论是否取消制裁（“赦免”），即显示了这一集团对其他国家，俨然已有经济利益生杀予夺之权。（我们不可忘记，１９８９年对中国的制裁，主要也正是这七国联合发动的，至今还未完全取消。） 与这一富国联盟相比，俯仰由人的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是可怜的。如果说七国俱乐部是世界的贵族院，那么联合国至多只是下议院。实际它常常不过是在穷国、弱国吃大亏后，发发牢骚的空话讲坛。事实是，联合国只有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想利用它的时候，它才会发挥积极主动作用。而美国允许的极限，也就是联合国作用的极限。 美国，乃是当今世界现存不合理经济、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和政治总代表。 最近美国提出所谓“布什主义”，即今后在违背美国利益的世界任何地区，美国只要力所能及就将坚决实施大规模干涉（方励之事件本于同一逻辑）。这比勃列日涅夫的主权有限论要更加危险和凶恶。 对今后的十年来说，海湾事件的结局将至关重大。如果美国图谋全部得逞，则其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 因为只要美国彻底赢了这一局，那么这就将是美国策划已久、深谋远虑，要以武力加政治，走向构建大一统世界帝国之路的前奏。六、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因何失败
世界上许多人没有真正理解苏联、东欧失败的原因和意义。 美国对此的解释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缺乏民主，存在一个特权阶级，所以失败。这纯粹是欺人之谈。所谓欺人之谈，不是说苏联、东欧制度中没有反民主现象，也不是说这些国家不存在特权问题（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加以限制，社会主义制度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问题在于，政治黑暗，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特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行资本主义的所有不发达国家中都同样存在。以金钱占有量衡量的特权和非民主现象，在西方未必比苏联、东欧结构更合理。只是因为西方社会比苏联东欧富裕，以普遍分享福利的表象，掩盖了贫富间的深刻对立而已。 许多人往往错误地把美国、西方的富裕，看作其本身制度内在机制优越的结果。却忽略了，这种成功，实际来自一个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背景－－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富裕，是因为美国和发达国家，以一切办法不让它们进步。 苏联、东欧阵营失败的根源，固然有政治、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作为后起的工业国，在５０－７０年代工业化得到巨大成功，并且对第三世界成为示范。这就对美国所代表的第一、第二代老工业国，构成经济、政治的重大威胁。所以，美国率领发达国家阵营（西方），利用其占据世界市场主导地位、拥有巨大财富和技术积累的优势，全面隔绝社会主义与世界主要市场的联系。以包围、隔绝（封锁）、困和堵的战略，施之于外。而以攻心战略，施之于内。前者即冷战，后者即和平演变。 在所谓冷战时期，美国主要运用前一套战略。而在所谓缓和时期，则主要运用后一套战略。但无论在任何时候，美国的根本目标是不变的，这就是必须摧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因为这才能消除对美国战略性利益的威胁。保持美国在现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享有绝对垄断地位。 美、苏在持续近５０年的长期斗争中，都精疲力竭。如果这场较量再坚持十年，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但是，由于苏联、东欧内部动乱，美国在濒临失败之际，取得了意外的全面胜利。 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内乱，更主要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和落后，西方在１９８９终于彻底摧毁了东欧阵营，同时使苏联大损元气。 我们注意到，利用贷款、投资作诱饵，是发达国家分化苏联，进而摧毁东欧经济的主要方略之一。实际早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波兰、罗马尼亚、东德和南斯拉夫，就已经被西方债权组织列入经济情况极为不好、偿债力低下的危险国家。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某些人只看到这些国家人均产值较高的片面事实，曾试图把他们的经验引入中国。 （由此可见，必须把人均产值与国家负债率作综合衡量，才能有效地评价一国经济的真正情况。） 但是１９８９年的事件，并没有在经济上拯救这些国家。东欧各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美国有报刊称其为“休克经济”。实际在经济政治和世界地位上，东欧已经倒退到１９３８年以前的局面。倒退了数十年。七、当代国际经济中的激烈竞争
苏联、东欧阵营的失败根源，固然有政治、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作为后起的一代次生工业国，对基础深厚已经主宰世界市场的老工业国在生产力、科技、经济效率上竞争的失败，是一次经济竞赛的出局淘汰。 １９世纪以来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大体产生了四代经济梯队： 英、法、美代表第一代工业国。 德国、日本代表第二代工业国。 苏联和东欧集团、中国，是本世纪上半叶产生的（６０年代前）第三代工业国。 巴西、墨西哥、印度等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代表５０－８０年代进入工业化的第四代。 我们注意到，２０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实际都与第一代工业国与第二代工业国争夺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有关。 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中国、东欧作为第三代新兴工业国蓬勃而起。６０－７０年代是社会主义阵营工业化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１９６０年后的２０年中，世界上出现两大潮流：１、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２、不发达国家谋求工业化、现代化的运动。导致世界资源压力严重，经济冲突激化。不发达世界在经济政治上对工业发达国的挑战，愈来愈富于威胁性。 ７０－８０年代是第四代新独立国家工业化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的时期。对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兴起，早在１９８４年就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 “我们这一时代所面临的最重大事件，不是美苏之间的持续对抗，而是产业国际市场的首度兴起，以及主要贸易国家和集团（包括美国、西欧、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集团、墨西哥－－巴西集团，可能还将有中国） ，为了主导全球经济而进行的争夺战。”（Ｌ．阿里森TheRealWar，1984）这应当说是美国战略家最有洞察力的判断之一。 在当代世界市场中，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在经济规模和贸易绝对扩大的同时，世界市场的内在空间，却由于供应者增多、销售者密集，有支付力的购买者日益减少，而呈现相对缩小。（美国在５０年来，一直是世界最大买主和卖主，现在却面临卖不动，买不起的危机。以至作为自由市场秩序的最大鼓动者，近年却频频呼唤反自由主义原则的保护主义。这是历史的极大讽剌，由此已可窥见其向中国、苏联、东欧兜售经济自由主义、绝对市场经济的险恶意图。）而保护主义，构建跨国经济区、实施各种关税与非关税的贸易限制，以及在美日、美欧、日欧、美台、美中……等世界各国或地区间，此起彼伏、无日无之的各种贸易纠纷、商业战，根据实际皆在于此。 众多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成就，对美国为首的第一、二代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特别是以７０年代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世界性原料涨价，导致多数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设备闲置，失业率上升，发生“滞胀”和外贸逆差，财政赤字。八、何谓“和平演变”
透过冷战的政治军事表象，是美国率领第一、二代工业国，遏制封锁第三代工业国，将其与世界市场的主体部位隔绝。这是当代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本实质。 对于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来，美国运用五大基本策略摧毁之： １、以自由市场经济具有最高效率的理论，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自我保护机制。 ２、以鼓动价格改革、经济放权、高额消费促进经济的理论，制造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秩序紊乱。 ３、以贸易优惠、转让技术、输入资金、提供货款为政策诱饵，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向上述两方向发生经济转变。 ４、民主、自由、政治改革策动政治体制趋向分权化、政治软体化，最终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丧失国家主权功能。 ５、以鼓吹极端个性表现主义（所谓“现代派艺术”）、鼓吹泛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摧毁社会主义各国的社会公共伦理和独立民族意识。 所有这些策略之所以狡猾而且惊人地易于得逞，不仅由于这种鼓吹的似是而非，而且由于社会主义体制为凝聚民族力量（经济技术文化落后，外部强敌林立，若不凝聚必然任人宰割），的确具有强调集中、强调整体、强调自我牺牲的特征。其所驱动而用作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的主要对象，就是青少年和社会科学、文艺界知识分子。 以上是进攻性策略。这就是以封锁资金技术、禁运高技术产品、贸易不平等待遇，阻遏限制社会主义阵营进入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和经济圈。 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内乱，但主要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和落后－－而在西方隔绝围堵下又不可能先进化；西方在１９８９年终于彻底摧毁了东欧阵营，使苏联大损元气，在这里提供如下一个事实是耐人寻味的。根据统计数字，在１９８８年东欧外债额次序如下：波兰，南斯拉夫，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 外债的发生和积累，是西方实施债务和贸易诱导的结果，东欧国家急于现代化、急于摆脱对苏联经济圈的依附，遂以借贷手段引进技术，希望以此扩大出口贸易。结果贷款诱发消费浪潮，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而出口计划由于西方封锁纷纷失败，遂陷入债务经济导致国内贫困化，若干国家实际濒于破产边缘。 而此经济濒临破产程度的顺序，基本就是１９８９年它们走向政治动乱的顺序。 早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波兰、罗马尼亚、东德就已经被西方债权组织列入经济情况极不好、偿债力低下的危险国家。由此可见，要把人均产值与国家负债率作综合衡量，才能有效评价一国经济的真正情况。 （１９９０．１０） （摘自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目前世界经济篇三:2017世界经济形势
【预计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3%】
□张宇燕 姚仲枝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1.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GDP增长率持续下降，其原因有全球总需求不旺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源于劳动供给减少和劳动生产率增幅放缓的共同作用。发达经济体和部分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下降甚至负增长，婴幼儿抚养教育、性别不平等、长期失业造成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不足以及户籍限制等因素造成妇女和成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均有所下降，这些因素导致了发达经济体和部分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主要是由全球投资不足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所致。美国金融危机后，受融资约束、经济和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投资壁垒的影响，各国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增速放缓。投资放缓不仅对短期经济增长前景产生负面影响，还会造成单位劳动使用的资本增长放慢，并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除了由于技术进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以外，还由于国际层面和各国内部仍存在诸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制度因素。
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各国需要通过结构改革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增长。G20杭州峰会已经制定了结构改革议程，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措施。然而，结构改革总是要触及既有利益结构，其顺利推进仍有赖于各国克服政治阻力的努力。
2.金融市场脆弱性加大。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增大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消除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恐慌，各国央行没有采取紧缩债务的方法，而是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危机过后，各国央行继续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
全球低利率以及部分央行的负利率政策进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低利率和负利率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利差收入和盈利能力，从而也降低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低利率和负利率还降低了低风险及无风险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收益，损害了一些长期投资者的利益，迫使他们转向高风险的投资，这在短期内会加大资本市场的风险，在长期会影响这些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稳定性。
全球债务水平的持续上升和低利率及负利率政策，是悬挂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引爆下一场金融危机。
3.美国或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来源。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和美国加息预期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可能成为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源头。
特朗普竞选中承诺的保护主义政策一旦全部或者部分实施，都将对外部世界造成不利影响，并有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政策密集出台，从而造成世界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美国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将反复扰动国际金融市场。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复波动及加息预期的反复变化，国际金融市场也将因此而出现反复动荡。
4.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乏力。国际贸易低增长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制约因素。虽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本身也是国际贸易低增长的一个原因，但是国际贸易低迷还有国际贸易体制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动方面的内在原因。这些原因包括：第一，贸易自由化的红利逐渐消失，这主要是因为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区域贸易谈判虽然方兴未艾，但目前尚无生效的重要协定，已经达成的TPP协议因特朗普的反对也变得前景不定；第二，世界经济增长从更多依赖制造业转向更多依赖服务业，经济增长带来的制成品贸易比过去更少；第三，全球价值链扩张速度放缓，中间产品反复过境产生的国际贸易减少。正是这些内在的原因，导致全球国际贸易自2012年以来出现低速增长，并且世界出口总量增长率持续低于世界GDP增长率。
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一直没有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其在2015年短暂高增长以后，2016年又一次进入低迷期，预计未来几年增长也会比较缓慢。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国际分工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低迷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国际投资准入和开放的推进力度较慢；二是发达经济体开始重视本土制造业的发展，鼓励制造业回流；三是对避税天堂的打击以及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行动计划虽然有利于各国公平地获得跨国公司的税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跨国投资活动。
5.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全球的收入不平等达到了非常惊人也非常危险的程度。收入不平等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从而引起更大的不平等。不平等加剧不仅在部分国家内部引起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冲突，同时也导致许多国际冲突的产生。
6.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化有利于世界市场的扩大与资源在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生产能力的提高，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的推进。然而，全球化并不能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获益。
一般来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在一国内部总会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较好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群体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则全球化的推动就会比较顺利；如果这些受损的群体得不到补偿，则他们就会反对全球化。贸易投资低迷降低了开放带来的收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也减少了在开放中受到损害的人群可能获得的补偿及其他机会，并使得反全球化的力量逐渐增加。英国脱欧、贸易投资保护措施频频出台、贸易谈判进展不力、贸易投资规则碎片化、特朗普竞选总统成功等现象均是反全球化趋势的表现。
反全球化运动会带来相互割裂、封闭及以邻为壑，将阻碍世界经济的繁荣。
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4%。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1.8%（美国增长2.2%，欧元区增长1.5%，日本增长0.6%，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1.9%）；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4.6%（中国增长6.2%，印度增长7.6%，俄罗斯增长1.1%，巴西增长0.5%，南非增长0.8%）。新兴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GDP增长率为6.3%。按市场汇率计算，2017年世界GDP增长率为2.8%。总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7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会高于2016年。
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好于2016年。世界银行预测2017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6%，较2016年提高0.5个百分点；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2.8%，比2016年提高0.4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17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34%，比2016年提高0.03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3%，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2.4%。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世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金融市场脆弱性加大、反全球化趋势、美国政策调整、欧洲内部政治冲突、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进程、日本通货紧缩等问题的担忧。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