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篇一:[钦点]谁才是康熙钦点的接班人？
英国医生约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康熙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获得的，或为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迄今尚未为人注意的一手文献。
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对立的结论。一部分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是篡权夺位。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其实，后一问题同样至关紧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敌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流言，北京城上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对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力斗争不无助益。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难解决。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设和推理。而后一问题，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材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所著《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金著于雍正继位问题用功至勤，所著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分析透辟，视角新颖，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著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著和档案。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TravelsfromSt.PetersburghinRussiatoVariousPartsofAsia，1806年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他对东方和中国兴趣浓厚，接到俄国政府的邀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稣会士、来华的朝鲜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来往。他不仅参观皇宫王府，还访问北京的市场店铺，观察中国商人讨价还价的方式，记下满汉军民互相对骂的细节。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旅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间，将康熙逝世前有关皇位继承问题的所见所闻记入自己的旅行记。当时在京外国使臣（如朝鲜燕行使）虽然不少，但只有贝尔留下了清楚明确的记录，而且如下所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获得的，堪称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的一手文献。
贝尔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清楚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有关皇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皇子勇猛善战，正在指挥和卡尔梅克人（当日西方人对准噶尔在内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称呼）的战争，据说皇帝想让他继承皇位[itissaid，heintendsthefourteenthforhissucceffor(successor)]”。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尽管记录了这一信息，但落笔非常谨严，采用“据说”的方式。这与康熙去世前夕，一方面继承人选未定，继承问题讳莫若深，另一方面各派争夺加剧，有关消息纷飞的复杂诡异的政治形势十分吻合，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贝尔记录的可信性。不过，贝尔的记述也引出更多的问题，一个从未到过中国，不通任何中文的英国人，仅仅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何以会注意到继承人问题，何以会对中国政局，尤其是康熙去世前夕的复杂多端的皇位继承问题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和了解？谁敢向一个不通中文，不明底细的外国人，谈论大清国最敏感的权力传承问题？
从贝尔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至少有三。其一是康熙本人。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熙多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的辞世。当然，从贝尔的记录看，康熙在接班人问题上，倒是口风极严，没有半点透露。不过，皇帝即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刺激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消息来源的，分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而且事后，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问题。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注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按年纪长幼，排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等”。第一位引起贝尔注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同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不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贝尔有来往的是皇九子允禟。12月8日，康熙盛宴款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团一行。次日，允禟就邀请使团成员到王府赴宴。宴会的奢华给贝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规模盛大，几乎持续整整一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一道，川流不息地端上来”。当时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日中天。如果允禟认为胜利指日可待，席间大胆透露点皇位继承的某些内幕，恐是再正常不过了。除皇子外，贝尔医生还和康熙的孙子打过交道。据他说，有一位十四岁左右的皇孙到使团驻地参访过。从现存材料看，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贝尔来华时恰好十四岁。这位贝尔见过的皇孙可能是皇十四子之子，可惜，文献不足征，不能有更确切的结论。时下史家已经注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孙，即日后的乾隆皇帝与乃祖父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宠视弘历视为康熙选择雍正继承大统的因素之一。其实，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康熙的宠眷。根据清史学者杨珍发现的满文史料，允祯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两个儿子召至身边，亲自养爱。康熙对弘历的宠爱，究竟是哪一年，已经无证可察。或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尝不可能。而康熙将十四子之子招致身边一事，从杨珍引用的满文史料看，就发生于康熙去世前不久。这位皇孙为何要到俄国使团驻地参访？或许是受乃祖乃叔热情款待西洋人的影响。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卷四曾说，皇十四子的支持者在康熙去世前就广造舆论，声言康熙“欲传大位于允禵”（《大义觉迷录》卷四），这也被贝尔的见闻所证实。而且，贝尔的记录说明，在雍正即位两年以前，北京城中有关皇十四子要承大位的消息已经广为流传，甚至传入在京外国人之耳。在康熙六十年初，也就是贝尔在京期间，立储问题已成禁忌。在这种背景下，皇十四子继位说何以会大行其市呢？这是否来自康熙本人的某种暗示？当接班人问题成为政治禁忌之时，他却容忍偏向某一皇子的小道消息肆意传播，把这理解为乐观其成，也是可以成立的。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是来自康熙本人的一种暗示，甚至是因康熙年迈而未来得及阻止的，它的流传，也证明了皇十四子支持者之活跃。
有了贝尔提供的新材料，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雍正初年的权力斗争。从现存雍正上谕看，允禟在他继位之初，“敢公然于王公大臣面前，诅咒訾骂”（《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明知诸弟不服，仍然好言相劝，继位几个月后，还安抚他们说，“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戮之心。”在和他兄弟的权力厮杀中，雍正在继位之初的两三年中，一直步步为营，软硬兼施，逐步削夺康熙其他皇子的势力和权力，直到雍正四年，他才最后采取行动，将允禟等人或打入监狱，或入监后暗害至死。他为何要容忍如此长时间，待到雍正四年才动手呢？真如其所言，顾念兄弟之义吗？根据贝尔书中的新史料，就不难看出，雍正继位之时，实际上是另有苦衷。首先，康熙委以十四皇子平叛重任，宠遇异乎寻常，使得他的支持者相信，皇位已经唾手可得，因而暗造舆论，宣称康熙已选定接班人，并拉拢人心，为登位做准备，使日后的雍正皇帝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的位置。而康熙的去世实属突然，并未如雍正后来所声称的那样，在临终时明确选定他为接班人，留给他继承大统的法理依据。因此，尽管雍正凭借隆科多的军事支持，迅速控制京师，瞬间夺取权力，但事属突然，不能短时间内让人心服口服，为解一时之窘，雍正只得妥协，以争取反扑的时间。雍正继位初的尴尬处境，反过来又说明康熙钦定雍正为接班人的说法，确实大可怀疑。
最后一个问题，贝尔为何没有交代消息来源？这个问题或许与当日贝尔对北京的观感有关。在一些强调清朝闭关锁国的论者看来，1720年的北京或许更像世界主流信息外的孤岛。不过，贝尔的印象可能不会如此。在他逗留的三个多月，不仅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交往甚多(页295，296，297-300，303)，还见到教廷遣华使团的成员。一个英国人能在短时期内，在遥远的远东都市见到如此多西方人，他恐怕不会视北京为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闭天地。当然，这固然与康熙对西教士的优礼，以及当日清廷和教廷围绕“礼仪之争”正在进行交涉的特殊背景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这会使他对清朝掌握西方信息的能力有与后人不同的估计。如果贝尔在他的旅行记中公布确切的消息来源，出版后很有可能为朝廷得知，对提供者无疑将是灭顶之灾。有鉴于此，他在这个问题上采用“据说”的方法，不失为一种保险而稳妥的方式。当然，这仅是作者一种推断，是欤非欤？尚祈通达之士指正。
凤凰
篇二:[钦点]毛泽东钦点的中共副主席辞职内幕[组图]
李德生应该是文革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共九大上以12军军长的身份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进入中央工作；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又钦点李德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仅次于周恩来和王洪文。然而，就是这位毛泽东钦点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突然辞职的内幕却鲜为人知。
李德生上将
“红黑不认人”的儿童团长
1916年,李德生出生在河南新县柴山堡的一个小村,李德生在回忆录中,曾用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老家和自己的少年岁月。字里行间，半是辛酸，半是骄傲。
李德生幼时家境十分贫寒，“家里没有水田，父亲在山脚边开点荒地，种点杂粮，不够养家糊口。”9岁的时候，母亲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即便是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父亲仍琢磨着让他读点书。于是，在放牛之余，李德生在李家祠堂里开始念书，就这样持续了半年。
虽然那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开了新风气，但李德生的教材，依然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很多年后，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掌握文化知识的开端和基础。”
而为他转变命运奠定基础的，是1928年他的家乡柴山堡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年，他的村子里建立了童子团，后来叫儿童团，李德生被推举为团长。他说，“我们虽然是小孩子，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依靠的地方，一夜之间，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少，好像有了力量。”
童子团活动很正规，每人戴袖标，系红领巾，人手一根木棍。木棍也是“标准化装备”，长度一米二三，一头涂成红色，一头涂成黑色。意思是“红黑不认人”---谁违犯了苏维埃法令，木棍伺候！ 虽然是“团长”，但少年李德生还是很羡慕当地“守备队”（编者注：就是赤卫队）的装备，他们人手一杆红缨枪，纪律严明，集体吃住，还能跟红军正规军一道冲锋陷阵。
为苏维埃政府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送信带路,少年李德生不久就越过守备队一级,直接加入了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一名小兵，时年14岁。
徐向前试他的小马枪
刚刚成为红军战士，少年李德生很是痛苦，为的是手中没有武器，感觉似乎还不如儿童团带劲。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枪也没有刀，很着急，空着两只手算什么红军。”
一天，他壮着胆子问老兵要一支枪，老兵告诉他：“红军战士哪有要枪的，得到敌人手里去夺。你不要急，等着打仗，打完仗你就有枪了。”终于，一仗胜后，连里缴获几支枪，李德生分到了枪，外加10发子弹，但是他个子小，所以分给他的是一把最短的、断了半截的枪，好在还能使。
因为早年在儿童团跑腿送信有经验，1932年，参军不到两年的李德生被选到团部交通排当了一名传令兵。交通排装备不错，排长见他只有那把半截枪，马上发给他一把苏式小马枪。
小马枪也曾在战斗中受损。一次军长徐向前到他们班，发现一把枪不对劲，问道：“这是谁的？”
“报告军长，是我的，”李德生回答。
“没有准星怎么瞄准啊？”
“让标尺的缺口对准枪管的正中，形成三点成一线，高低注意点就行了。”
徐向前接过李德生的枪试了试，点了点头。李德生后来回忆：“在红军时期，徐向前同志对我的成长进步影响特别大。”
长征中，李德生随部队历经山高水险之苦，抵达陕北。部队立足陕北不久，他就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一颗子弹从左前肩胛射入，于背部第七八肋骨间穿出，穿透左肺，几乎伤及心脏，剧痛难忍，需要服用鸦片制作的止痛丸才能稍稍得以缓解。
伤愈归队，再经几次恶战，李德生所在的红四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也就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抗战爆发前后，李德生被编入129师，任通信排长，仍是他的儿童团老本行。在八年抗战中，儿童团长一步步成长为八路军中级指挥员。解放战争中，他升任师长，解放后，他率部入朝作战，成就了上甘岭战役中功勋将领的历史地位。
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李德生成为开国800名少将中的一员。
李德生凭什么进了政治局
李德生出身于红四方面军，1930年2月参加革命就一直是“武行”。从战争年代走过来，文化不高的李德生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刚直，他曾因为反对张国焘一度被开除党籍；另一个是“敢做主”，从班长开始李德生就没有当过副职，一直是能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从排长干到团长，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又当上了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长为第12军军长。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李德生曾任前线总指挥，立下了赫赫战功。1960年代，李德生在第12军积极训练，总结出了“郭兴福教学法”，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的高度称赞，成为“大练兵”中的先锋，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人马都纷纷进入政治局，作为军长的李德生竟然也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在不久之后调中央工作，成为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并兼任安徽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变动不寻常，十分引入注目。李德生何德何能可以进政治局？原来还是毛泽东的意思。
毛泽东在武汉“七·二O”事件之后，决定有必要“稳定下来”了。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了权，夺权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认，于是分成两派斗个不停，逐渐发展成了武斗，形势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便调李德生的12军到安徽稳定局势。
李德生下令要以正确的宣传和严肃的军威形成一种气势，来制止武斗。部队接到命令，一队队整齐的队伍，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穿过两派对峙的大街。正在对骂的两派哪里见过这样的气势，武斗队员一个个目瞪口杲，把枪都撂下了。12军进城后，大造舆论，李德生先后十几次到两个造反派总部做工作，每次都是穿过插着匕酋、别着手枪、拿着大刀的武斗队员。这帮造反派头头看到一位军长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讲道理也不好不听。李德生还请各派头头来座谈，他笑眯眯地出场，见过的都直接叫名字，没见过的一个个询问姓名、职业、哪里人，拉上几句家常，说说朴素的道理，经过几次座谈，造反派头头心悦诚服，本来气氛紧张的“群英会”，变成以诚相待的“恳谈会”。后来，群众组织都愿意听李军长讲话，只要李军长召集会议，都争先恐后地参加。
李德生到安徽，仅30多天，就成功制止武斗、收缴武器。40多天，就促进了两派的大联合，还在9月20日举行两派20万人大游行。李德生在安徽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取得了“制乱求治”的成效，因而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并开始考察李德生这个人。
毛泽东在两次中央全会上点名认识李德生
1968年10月13日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当周恩来念分组名单时念到“李德生”时，毛泽东接话问“哪个是李德生？”因为毛泽东曾化名“李得胜”，对读音相近的“李德生”三字特别敏感。
周恩来朝台下的与会人员扫视了一下，然后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紧接着，他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
李德生立即站起来，喊了声“到”。紧接着，他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微笑着问道：“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他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52岁。”
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一片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而后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李德生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九大之后，召开九届一中全会。李德生接到中央印发的候选名单，当看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时，猛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他脑子“轰”地一下简直蒙了。自己作为军长，竟列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里，这简直太出乎意外了。
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时，毛泽东又一次接话说：“让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同志站起来，你把军帽摘下来让毛主席看看。”
李德生起立，摘下军帽，立正站好，让毛泽东仔细端详。
毛泽东眯起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回答说：“53岁。”
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其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问过李德生的年龄了，这次又问起他的年龄，可见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969年7月，毛泽东提名李德生调入中央，任职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七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召开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抓生产问题。忽然，他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7月28日李德生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当天下午3时，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不久，毛泽东便亲自接见了李德生，并对他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是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肯定的，他的才干和品质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应该说，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了解和赏识是从他在安徽的表现开始的，而其中周恩来慧眼识英才的推荐更为重要。
毛泽东：你我都是“李德生”
1969年7月，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李德生到北京之后住进了京西宾馆。几天后，毛泽东召见了他。李德生随周恩来到了中南海，进入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身着一身淡黄色半旧的睡衣，正坐在沙发上专注地看《红楼梦》，见李德生来了，毛泽东把手里的书放在一旁的茶几上，转脸看着走进来的李德生。他紧紧握了握李德生的手，拍拍一旁的沙发，让李德生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笑着说：“李德生同志，李一德一生。我也是李德生（得胜）啊！”李德生当即想起来，当年从延安撤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从陕北转战到河北，党中央一支极小的队伍，同敌人干军万马周旋，却指挥着全军向国民党军队的大反攻。为了保密，毛泽东曾经化名为李得胜。他曾经听人说，李得胜谐音的意思是，离（李）开延安，一定得胜利。李德生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
李德生视察部队
第一次见毛泽东，李德生感到有点拘谨不安。毛泽东显然看出他不自然的神态。他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茶几上的花镜，戴在脸上试试，很随意地问李德生：“你53岁了，是不是也要戴花镜哪？”李德生没想到毛泽东询问自己的第一句，竟然是这样一个极轻松的家常话。主席居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问了这么一个极普通的问题。于是比较自然地回答说：“看文件、看书都要戴花镜了。”推荐阅读：李德生的意外擢升和与毛泽东的不解之缘[组图]
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
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
毛泽东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只听得云里雾里，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他读古书的用意。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毛泽东想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周恩来向毛泽东说，安排李德生到国务院办事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李德生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道：“你大胆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嘛！”
毛泽东笑了笑，最后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自此，李德生便身兼党政军数职，开始接触各方面的工作，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在军委办事组见识了“四大金刚”
当时军委办事组有个很小的办事机构，办公、生活都在京西宾馆。李德生住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活动也比较方便。军委办事组主要是“黄、吴、李、邱”几位主事，每周有两三次例会，就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室召开。会前一股也通知议题，印发会议讨论文件。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黄永胜或者吴法宪主持会议，先讲他们的意见，也不展开认真讨论。尤其使李德生感到意外的是，在没有固定议题的例会上，又没有重大问题急着处理，黄、吴、李、邱爱摆龙门阵，讲起四野东北战场、平津战役、两广作战；讲起“文化大革命”，邱会作怎样被二医大“揪斗”，吴法宪、李作鹏怎样在空军、海军“挨整”，又怎样组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得到林彪的支持。谈起来往往信马由缰，东拉西扯。有时，他们会提起毛笔，练习书法，旁若无人。这些“不正常”都使李德生心生反感。而黄、吴、李、邱，对这位军长也不那么尊重，重大事项很少征求他的意见；有什么事也只是让他在传批件上跟着画个圈，表示看过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下午，李德生按时来到军委办事组会议室，准备参加例会，可是过了10多分钟，还是不见人影，正在纳闷，警卫参谋小倪进来告诉他说，听到黄永胜的警卫员讲，今天是黄永胜大儿子结婚，在西山举办婚礼，吴、李、邱都去了。警卫员还问，你们首长不知道？李德生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李德生慢惺地和他们保持了距离。
毛泽东力挺，李德生当上了总政主任
1970年，恢复总政治部部管理全军高级干部的任免和他们的历史档案的职能，这也是林彪集团志在必得的部门。林彪希望让吴法宪或者李作鹏当总政治部主任，因为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警觉而都没同意。毛泽东对李德生在安徽做群众思想工作、“大造舆论”印象颇佳，赞成由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咨询谢富治，谢富治说：“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这个回答正好说出了林彪想说又不好说的话。毛泽东却很不高兴，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你就合适？”
政治局讨论确定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之后，黄、吴、李、邱仍然想方设法，加以拖延。他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说：“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如果毛泽东画了圈，就可以按照报告上写的第一个职务，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以后他们再相机提名吴法宪或李作鹏当主任。毛泽东焉能看不出他们的用意，他在报告上批上了“同意”二字。同意和画圈不同，究竟是同意哪一个职务，毛泽东又没有明说。难题回到了军委办事组。
1969年12月10日，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按说，这一次该明确了吧！黄永胜等居然又把报批手续拖延了4个多月，直到1970年4月30日，才向全军公布了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就在李德生任职命令颁发后不到20天，1970年5月中旬，林彪从苏州回到北京，他同黄永胜、吴法宪商量，确定在他的住地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以示拉拢。
“九·一三”后有人揭发，叶群在筹划接见之前，曾经找人出主意，总政人员到达后，见面的第一句话，说什么最能打动人？她从提供的诸多条目中，精心筛选。最终，她选中的是这句台词：“见到你们格外亲！…见到你们格外亲哪——！”
1970年5月19日下午5时，李德生和部分总政领导们进入毛家湾，在叶群笑脸相迎并连说“格外亲”之后，事先安排的摄影人员开始照相了。镜头转到林彪，林彪摸摸胡子说：“我还没有刮胡子呢。”叶群迈着小碎步跑过去说：“我就喜欢你的胡子。”并且让摄影员给他们俩人多照几张。林彪指着在座的众人说：“照片洗出来，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上。”
为了显得亲切，林彪对其他12人逐一询问姓名、年龄。然后夸奖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办事的时候。”还说：“你们是个新班子，是新气象，已经看到了新的做法，将来会有新的成就，部队里头会出现更新的面貌。”一连用了5个“新”字。
谈话进行到最后，林彪很巧妙地点到李德生说：“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林彪还说：“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叶群乘机说：“毛主席很赞成林彪同志这句话。”林彪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李德生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完全是林彪一手挑选、推荐的。 “九·一三”之前，毛泽东叫李德生调一个师来。
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林彪从上山时候的志得意满，到下山时候变成了垂头丧气，中国的政治生态似乎又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1970年11月，正在安徽安排工作的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毛泽东见到李德生，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兼任司令员。”毛泽东让李德生到北京军区当司令，就是他常说的“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之后的几个月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到了1971年9月，竟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9月12日临近中午，李德生在家里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要他中午12时前到达丰台车站。李德生接到通知后，匆匆吃点东西，按时赶到丰台车站。中央警卫团已经在车站布置了警卫。只见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先后来到。不远处，毛泽东的专列进站，缓缓停在专用车道上。李德生听说过，每次毛泽东出巡回京，极少中午到达，也极少在丰台车站停留，这次为什么例外？
正在此刻，随同毛泽东出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下专列，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请他们四位一起上了毛泽东所在的车厢。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最后毛泽东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以参加军委办事组。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示意李德生留下，郑重地交代李德生，要他从38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北郊的南口。此时情景，使李德生觉得像接受战斗任务那样的紧张郑重。看来，同林彪、黄、吴、叶、李、邱之间的斗争，不止是在会议上、文字上的交锋，还要准备武的一手，有备无患。李德生告别毛泽东，从专列上下来，立即会同纪登奎，驱车直奔西山北京军区机关驻地，部署调动38军一个师进京的紧急任务。
江青给李德生拜年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紧接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审查。中央政治局成员里面，林彪集团消失了，江青集团的比重上升。
江青深知，夺取最高权力，必须利用军队的影响和实力，她把目光转向军委办公会议。在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里面叶剑英是最有实力的，可叶剑英这座山不好拉拢，江青便将目光转向李德生。
江青是怎样施展伎俩“拉拢”李德生的呢？1973年除夕之夜，江青特意叫秘书杨银禄打电话给李德生拜年，说：“江青同志要我打电话，请转告德生同志，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拜年。”李德生的秘书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我一定转报德生同志。”放下杨秘书打来的电话，秘书立即给李德生家里打电话，将这一内容直接报告给李德生，并且等着他如何给对方回话。李德生听了之后，只是答应一声：“哦！”其实，李德生到北京以后，已经过了两个春节了，江青给李德生“拜年”，这是空前的一次，也是绝后的一次。
没过几个月，春暖花开，有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江青走到李德生面前，显得非常关心的样子说：“德生同志，你到北京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到过你的家里看望过。我准备找个时间，到你家里拜访一下，好吗？”李德生是很朴实的人，他很不善于无辜应酬，更不善于做“联络感情”一类的事。他听到江青的要求，很感突然，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政治局开会，我们常常见面。你又很忙，不要去了吧。”江青哪里听过这样的大实话，她不答应，说：“那不一样，去一下好，看看你住得怎么样。”李德生不会虚与委蛇，也不会敷衍地表示感谢，而是如实地说：“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个小胡同，车子不好走哩。还是不去的好。”江青并没有因此作罢，她让杨秘书和中办警卫处的同志给她“勘察”地形。“勘察”证实了那里确实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还要拐两个九十度的直弯，江青的大红旗轿车不容易开进去，这才作罢。
1973年春末，李德生偶患感冒，在政治局开会时，服务员悄悄送了一次药，被江青发现了。江青显得格外关心地问道：“德生同志，怎么了？”李德生没有想到，江青居然发现医生送药这么一件小事，只好回答说：“有点感冒了，已经差不多好了。”不想第二天，李德生参加政治局活动后，回到总政治部的办公室，警卫参谋小倪拿出一个褐色的玻璃小瓶，放在办公桌上。这是一个普通的药瓶，里面原来的药片和外边的药签已经没有了，药瓶上面贴张白纸，用铅笔写着“竹沥盐”三个字，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江青手写的“仿毛体”。
李德生身体好，很少有病，偶尔头疼发热，服用普通的药物很快就见效。那瓶竹沥盐，连瓶盖都没有打开，就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睡大觉”。
毛泽东钦点李德生当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事件后，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21位委员，有7人成了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央政治局不健全了，应当改选，加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竟然成为反革命政变的头子，这个党章不修改实在不行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提前举行十大。
1973年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十大组织人事安排。毛泽东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主席谁当啊？”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大家都不同意。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当主席，鞠躬尽瘁”。
毛泽东说：“谁当副主席？”周恩来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他听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便用说服的口吻，解释说：“他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接着说：“康老（指康生——作者注）算一个，剑英算一个。”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毛泽东又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李德生应该是其中之一。”
1973年8月，中共中央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可是李德生这个副主席没千多久，就赶上了批周恩来，总政治部没有配合江青一伙借着批孔为名“批林批孔批周公”，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开始调转枪口批总政治部。李德生感到形势不妙，只好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军区上。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德生在八一厂和解放军报的问题上和江青唱了反调，又在围绕邓小平到军委工作的问题站在了叶剑英一边。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为此，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不满。之后，李德生就开始不受待见了。
八大军区司令员大调整
1973年10月，江青在清华、北大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李德生不像一些人喜欢随风倒，而是以是非曲直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谁知通知刚发出，就有人汇报给江青，这不是在和她江青唱对台戏吗！
江青立即大嚷道：“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江青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非常不满，认为叶帅不买她的账，没有把王洪文安排到军委，反而建议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确，十大之后，叶剑英鉴于“九一三”事件的教训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请邓小平继续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
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说部队对“批林批孔”运动响应不及时，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对叶剑英、李德生产生了不满。在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同时，他还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并让叶剑英拿出具体意见。
14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到毛泽东处参加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15日，李德生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问题。
会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等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征求各位司令员对调动的意见。李德生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毛泽东首先问到他。李德生态度很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
22日，毛泽东召集八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会议宣布：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这样，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随后，毛泽东当众对八大军区司令员点评了一遍。点评李德生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干的时间倒是不那么久。”并开玩笑地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不过你是陪绑的。”
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又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大家笑得更欢了，李德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李德生也到总政移交了工作，几天后，他便乘专机前往沈阳履任新职，担负新的使命。
李德生辞去钦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8、9月间，各大军区负责人被招到北京开会，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刚刚做过手术，正在养病。王洪文主持会议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当靶子打，列举了李德生十几条罪状。李德生心里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一伙是想借批自己来罗织周恩来、叶剑英的罪名。李德生把问题一身承担，做了“检查”。会后叶剑英特意找到李德生，握住他的手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
1975年1月，由于“四人帮”一伙陷害，加上其他主客观原因，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回到沈阳军区工作。李德生离开中央很突然，同当年来中央一样突然，但是，在“文革”的动荡岁月里能全身而退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决定为在“四人帮”制造的“三五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李德生镇守东北多年，1988年，李德生被授予上将军衔，1990年离休。
2011年5月8日，李德生上将在京逝世。5月9日，新华社授权发布讣告，李德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5月14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德生同志”，横幅下方是李德生同志的遗像。李德生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李德生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李德生遗体告别仪式上与李德生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10时许，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李德生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李德生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
(参考资料：《瞭望东方周刊》《开国将军李德生》、《李德生：阅遍沧桑》、《文史参考》《李德生在“文革”中的沉浮》等文章编辑配图，照片源于新华社、资料)
篇三:[钦点]毛泽东钦点的中共副主席辞职内幕[高清组图]
毛泽东钦点的中共副主席辞职内幕[高清组图]
毛泽东在两次中央会议上点名看看李德生，随之又提名李德生进京，职务节节升迁，随之这位毛泽东钦点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又突然辞职，升迁感到突然，辞去易如脱靴，其内幕却鲜为人知。
“红黑不认人”的儿童团长
1916年,李德生出生在河南新县柴山堡的一个小村,李德生在回忆录中,曾用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老家和自己的少年岁月。字里行间，半是辛酸，半是骄傲。
李德生幼时家境十分贫寒，“家里没有水田，父亲在山脚边开点荒地，种点杂粮，不够养家糊口。”9岁的时候，母亲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即便是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父亲仍琢磨着让他读点书。于是，在放牛之余，李德生在李家祠堂里开始念书，就这样持续了半年。
虽然那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开了新风气，但李德生的教材，依然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很多年后，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掌握文化知识的开端和基础。”
而为他转变命运奠定基础的，是1928年他的家乡柴山堡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年，他的村子里建立了童子团，后来叫儿童团，李德生被推举为团长。他说，“我们虽然是小孩子，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依靠的地方，一夜之间，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少，好像有了力量。”
童子团活动很正规，每人戴袖标，系红领巾，人手一根木棍。木棍也是“标准化装备”，长度一米二三，一头涂成红色，一头涂成黑色。意思是“红黑不认人”---谁违犯了苏维埃法令，木棍伺候！ 虽然是“团长”，但少年李德生还是很羡慕当地“守备队”（编者注：就是赤卫队）的装备，他们人手一杆红缨枪，纪律严明，集体吃住，还能跟红军正规军一道冲锋陷阵。
为苏维埃政府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送信带路,少年李德生不久就越过守备队一级,直接加入了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一名小兵，时年14岁。
徐向前试他的小马枪
刚刚成为红军战士，少年李德生很是痛苦，为的是手中没有武器，感觉似乎还不如儿童团带劲。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枪也没有刀，很着急，空着两只手算什么红军。”
一天，他壮着胆子问老兵要一支枪，老兵告诉他：“红军战士哪有要枪的，得到敌人手里去夺。你不要急，等着打仗，打完仗你就有枪了。”终于，一仗胜后，连里缴获几支枪，李德生分到了枪，外加10发子弹，但是他个子小，所以分给他的是一把最短的、断了半截的枪，好在还能使。
因为早年在儿童团跑腿送信有经验，1932年，参军不到两年的李德生被选到团部交通排当了一名传令兵。交通排装备不错，排长见他只有那把半截枪，马上发给他一把苏式小马枪。
小马枪也曾在战斗中受损。一次军长徐向前到他们班，发现一把枪不对劲，问道：“这是谁的？”
“报告军长，是我的，”李德生回答。
“没有准星怎么瞄准啊？”
“让标尺的缺口对准枪管的正中，形成三点成一线，高低注意点就行了。”
徐向前接过李德生的枪试了试，点了点头。李德生后来回忆：“在红军时期，徐向前同志对我的成长进步影响特别大。”
长征中，李德生随部队历经山高水险之苦，抵达陕北。部队立足陕北不久，他就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一颗子弹从左前肩胛射入，于背部第七八肋骨间穿出，穿透左肺，几乎伤及心脏，剧痛难忍，需要服用鸦片制作的止痛丸才能稍稍得以缓解。
伤愈归队，再经几次恶战，李德生所在的红四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也就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抗战爆发前后，李德生被编入129师，任通信排长，仍是他的儿童团老本行。在八年抗战中，儿童团长一步步成长为八路军中级指挥员。解放战争中，他升任师长，解放后，他率部入朝作战，成就了上甘岭战役中功勋将领的历史地位。
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李德生成为开国800名少将中的一员。
李德生凭什么进了政治局
李德生出身于红四方面军，1930年2月参加革命就一直是“武行”。从战争年代走过来，文化不高的李德生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刚直，他曾因为反对张国焘一度被开除党籍；另一个是“敢做主”，从班长开始李德生就没有当过副职，一直是能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从排长干到团长，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又当上了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长为第12军军长。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李德生曾任前线总指挥，立下了赫赫战功。1960年代，李德生在第12军积极训练，总结出了“郭兴福教学法”，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的高度称赞，成为“大练兵”中的先锋，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人马都纷纷进入政治局，作为军长的李德生竟然也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在不久之后调中央工作，成为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并兼任安徽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变动不寻常，十分引入注目。李德生何德何能可以进政治局？原来还是毛泽东的意思。
毛泽东在武汉“七·二O”事件之后，决定有必要“稳定下来”了。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了权，夺权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认，于是分成两派斗个不停，逐渐发展成了武斗，形势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便调李德生的12军到安徽稳定局势。
李德生下令要以正确的宣传和严肃的军威形成一种气势，来制止武斗。部队接到命令，一队队整齐的队伍，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穿过两派对峙的大街。正在对骂的两派哪里见过这样的气势，武斗队员一个个目瞪口杲，把枪都撂下了。12军进城后，大造舆论，李德生先后十几次到两个造反派总部做工作，每次都是穿过插着匕酋、别着手枪、拿着大刀的武斗队员。这帮造反派头头看到一位军长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讲道理也不好不听。李德生还请各派头头来座谈，他笑眯眯地出场，见过的都直接叫名字，没见过的一个个询问姓名、职业、哪里人，拉上几句家常，说说朴素的道理，经过几次座谈，造反派头头心悦诚服，本来气氛紧张的“群英会”，变成以诚相待的“恳谈会”。后来，群众组织都愿意听李军长讲话，只要李军长召集会议，都争先恐后地参加。
李德生到安徽，仅30多天，就成功制止武斗、收缴武器。40多天，就促进了两派的大联合，还在9月20日举行两派20万人大游行。李德生在安徽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取得了“制乱求治”的成效，因而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并开始考察李德生这个人。
毛泽东在两次中央全会上点名认识李德生
李德生曾在1935年，远远地看到过毛泽东。“高个子，长头发的中年人”就此留在了他的心目中。然而毛泽东认识他，似乎还是在建国后的1968年。
1968年10月13日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当周恩来念分组名单时念到“李德生”时，毛泽东接话问“哪个是李德生？”因为毛泽东曾化名“李得胜”，对读音相近的“李德生”三字特别敏感。
周恩来朝台下的与会人员扫视了一下，然后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紧接着，他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
李德生立即站起来，喊了声“到”。紧接着，他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微笑着问道：“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他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52岁。”
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一片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而后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李德生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九大之后，召开九届一中全会。李德生接到中央印发的候选名单，当看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时，猛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他脑子“轰”地一下简直蒙了。自己作为军长，竟列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里，这简直太出乎意外了。
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时，毛泽东又一次接话说：“让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同志站起来，你把军帽摘下来让毛主席看看。”
李德生起立，摘下军帽，立正站好，让毛泽东仔细端详。
毛泽东眯起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回答说：“53岁。”
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其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问过李德生的年龄了，这次又问起他的年龄，可见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969年7月，毛泽东提名李德生调入中央，任职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七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召开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抓生产问题。忽然，他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7月28日李德生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当天下午3时，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几天后，毛泽东召见了他。李德生随周恩来到了中南海，进入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身着一身淡黄色半旧的睡衣，正坐在沙发上专注地看《红楼梦》，见李德生来了，毛泽东把手里的书放在一旁的茶几上，转脸看着走进来的李德生。他紧紧握了握李德生的手，拍拍一旁的沙发，让李德生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笑着说：“李德生同志，李一德一生。我也是李德生（得胜）啊！”李德生当即想起来，当年从延安撤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从陕北转战到河北，党中央一支极小的队伍，同敌人干军万马周旋，却指挥着全军向国民党军队的大反攻。为了保密，毛泽东曾经化名为李得胜。他曾经听人说，李得胜谐音的意思是，离（李）开延安，一定得胜利。李德生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
毛泽东接着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是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肯定的，他的才干和品质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应该说，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了解和赏识是从他在安徽的表现开始的，而其中周恩来慧眼识英才的推荐更为重要。
毛泽东又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
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
毛泽东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他读古书的用意。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毛泽东想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李德生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道：“你大胆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嘛！”
毛泽东笑了笑，最后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自此，李德生便身兼党政军数职，开始接触各方面的工作，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1970年总政治部恢复职能，4月，李德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中央任职期间，李德生的才干得以展示，此后在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中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了在南方的视察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等人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李德生等人谈话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他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让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却没有说。
毛泽东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林彪携妻带子乘机叛逃。飞机一飞，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了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不然林彪也不会有这样便利的外逃机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图专门提名李德生作为“老中青三结合”当中的“中”的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李德生不负众望，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是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一个信号。十大结束时，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与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李德生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除王洪文和张春桥之外，他最年轻，资历亦最浅。至此，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位。这是李德生政治生涯的顶点。
毛泽东在两次中央重大会议上点名看看李德生，或许是毛泽东曾化名“李得胜”，对读音相近的“李德生”三字特别敏感，然而，李德生由此政治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八大军区司令员大调整
1973年10月，江青在清华、北大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李德生不像一些人喜欢随风倒，而是以是非曲直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谁知通知刚发出，就有人汇报给江青，这不是在和她江青唱对台戏吗！
江青立即大嚷道：“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江青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非常不满，认为叶帅不买她的账，没有把王洪文安排到军委，反而建议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确，十大之后，叶剑英鉴于“九一三”事件的教训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请邓小平继续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
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说部队对“批林批孔”运动响应不及时，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对叶剑英、李德生产生了不满。在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同时，他还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并让叶剑英拿出具体意见。
14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到毛泽东处参加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15日，李德生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问题。
会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等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征求各位司令员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毛泽东首先问到他。李德生态度很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
22日，毛泽东召集八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会议宣布：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这样，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随后，毛泽东当众对八大军区司令员点评了一遍。点评李德生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干的时间倒是不那么久。”并开玩笑地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不过你是陪绑的。”
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又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大家笑得更欢了，李德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李德生也到总政移交了工作，几天后，他便乘专机前往沈阳履任新职，担负新的使命。
1975年1月，由于“四人帮”一伙陷害，加上其他主客观原因，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决定为在“四人帮”制造的“三五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李德生镇守东北多年，1988年，李德生被授予上将军衔，1990年离休。
离休后的李德生，卸下繁重工作，文史工作者和媒体记者得以进一步了解这位老将军的日常生活。
他与老伴曹云莲结合于战争年代，两人生育二子四女，相濡以沫几十年。六个儿女皆事业有成，四个女儿中三个是学医的，小女儿学法语出身，“文革”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后留在美国工作。
小女儿在美国将要生孩子的时候，打电话问家里，孩子是在美国生还是回国生，因为在美国生，就意味着孩子自动有了美国国籍。
李德生答复女儿：“回到北京来，让孩子抱紧我们的祖国。”
晚年的李德生也曾回家乡，发现就在他念了半年书的那个小村庄，教育资源依然稀缺，他四处筹资，为村里办起了一所小学。
李德生晚年写过一首诗，似乎是对自己戎马半生、风雨岁月的总结：“阅遍沧桑话长短，红肥绿瘦难相安，愿得人间多伯乐，同心征战苦亦甜。”
李德生逝世，胡锦涛在李德生遗体告别仪式上与李德生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2011年5月9日，新华社授权发布讣告，李德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参考资料：《上将李德生》、《共和国将军录》、《瞭望东方周刊》《李德生：阅遍沧桑》等，编辑配图，照片系新华社及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