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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志运动警官篇1:亲历台湾同志运动 20 年，同性婚姻终于不再只是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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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小说家
本文是去年 12/26 日立法院通过同志婚姻法案初审，香港的明报邀请我写的关于同婚的篇文章，我简单回顾了这二三十年我看到的台湾同志运动，以及我个人的成长。
1995 年，二十一年前，我还是个徘徊在自己错乱的往事、理不清自己人生到底出什么差错、不管跟谁在一起，都觉得人生无望，白天在餐厅里洗碗、端盘子，夜里写作到天明，既贫穷又孤单，无论走到哪都感觉自己是个怪物的女孩，那年夏天遇到了我喜欢过的国中同学，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段正式的同志爱情。同年秋天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恶女书>。
因为恶女书的出版，我被视为同志作家，刚「成为女同志」的我开始接触台湾当时风起云涌的「同志运动」，解严后九零年代的台湾，各种思潮引入，思想、政治、文化渴求改变，那时邱妙津刚过世，所谓的酷儿书写、同志运动，从文学、艺术、剧场、电影、文化评论各个领域开始发芽，一下子就百花齐放，众声喧哗。
我写作、恋爱、参与运动，交过几个女朋友，中途也曾与一位男士恋爱，2003 年跟早餐人第一次相遇，热恋后分开，我陷入了彻底的茫然，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冒险。随着时间过去，我越发感到悲哀无望，彷佛这世界上各种形式的恋爱我都谈过了，我已经将自己爱欲的可能开发到极限，却依然无法使自己感到完整，我因为渴望撕下同志作家的标签，淡出各种运动的场合，进入更孤独、沈潜的长篇小说书写时光，唯一没有变的，是每年一次的同志大游行，我总是会上街，有几年时间我都是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人群里，默默地走着。
人生太错乱，生命太艰难，我没想过结婚的可能，只觉自己一定会孤独终老，然而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有人问我支不支持同志婚姻合法，我毫不考虑就会点头说支持，原因太简单了，即使我自己不需要，即使我认为婚姻制度有太多问题，但现行法律有这样的制度，没道理一般人可以享有，而同志不行，即使有越来越多人已经扬弃婚姻，却也不能否认还有许多人，连考虑要不要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我没想过，我所支持的，多年后有一天就是我自己的处境。
2009 年我与早餐人重逢，很快就结婚了(应该说私订终身)，当时对我们而言，结婚的仪式只是在彼此相互承诺时多了两个见证人，之后我们一起生活，我身体出现问题，开始频繁地就医，曾经在一次因为右腹剧痛阿早陪我去台大挂急诊，深夜里在急诊室待了好几个小时，在寒冬的夜里我们搭计程车回家，路途上我深刻感觉我们不只是一对恋人，更是祸福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2013 年我要动一个腹腔的大手术，开刀前晚，护理师交代必需要有「家属在场」，万一有任何紧急情况可以签署医疗同意书，当时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我与阿早虽然是生命伴侣，不只因爱而结合，更因为彼此承诺愿意相守而产生了比爱情更全面的生命连结，然而在医疗体系中，她不是我的伴侣、配偶、家人，只是一个「朋友」，即使在医院里日夜陪伴我的就是她，在法律面前，她却与我毫无关连。2016 年十月，我再度住院准备开刀，依旧要面对「必需有家属在场」的问题，2016 年六月我们已经在台北的户政事务所办理过「同志伴侣注记」，因此阿早能够拿着那张证明合法地在开刀房外等候，那纸证明没有其他法律效力，唯有在医疗上可以使力。
以前每次住院，我都视作平常，对于手术开刀也没有特别恐惧，然而这次住院，我特别感到焦虑，我想到过去很多次我与阿早讨论生死问题，我总是会嘱咐她我的存折放哪、所有著作的合约书在那个资料夹，还有什么资产证明文件摆放在那个秘密的抽屉里，我们仔细讨论过身后事的处理，都希望海葬，我们很多次想到要去律师那儿办理遗嘱的公证，但总是因为忙碌一拖再拖，等到我要进开刀房，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什么也没为她准备，万一，有个万一时，包括我名下的房子，财产，著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合法让她继承，我们一起努力建造的家，几乎都在我的名下，想到这里，我怕得不得了，生命里第一次我感觉自己必需要活得很老很老，否则「阿早要怎么办？」
什么是家？什么是婚姻？当反对同志婚姻的人士大声疾呼，唯恐同志们要拆毁他们最重视的家庭传统、婚姻制度，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真正体会过结婚这项「天赋人权」被剥夺的感觉，因为他们生来就拥有这项权利，一切多么理所当然，然而，当我进入麻醉前的几秒钟，心想着如果这是我所看见的世界最后一眼，庞大的往事在我眼前翻滚，我想起我一辈子在逃家，远离家人，躲避亲情，我曾多么恐惧、害怕、爱恨交织、无法厘清到底家人是什么？为什么家庭是我最重视，也是我最亟欲逃离的，为何我明明有家，却不敢回去，而远离家乡的我，却用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在描述我的童年、故乡、我们生长的村庄、小镇，书写我那个曾经支离破碎的家庭，里面每一份子曾经历过的磨难、挣扎、痛苦，然而，我是等到我跟阿早结婚、共同生活了好些年，我才理解自己一直有亲密障碍，我有无能爱人也无法被爱的问题，等到我真正有能力修复自己，有能力爱人，才有可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家。
有人会问，相爱就好了，为什么需要婚姻？法律也没办法保障爱情的永恒啊？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追寻，当我的心安静下来时，我发现自己有能力去爱了，有不愿意放弃的人想要保护，当我与阿早两人在历经十多年分离复合聚首，我们一起建立起的小小的家，那不过是一个租来的房子，凑合着用的家具，养两只老猫，我们从最贫穷的生活一步一步走到好不容易的得来的一点点安稳，世间所有一切成见不可能将我们拆散，但死亡却可能让我们其中一人突然置身于失去所爱、失去一切的情况，「婚姻」「家」这些身为同志不敢奢求的保障，家与婚姻真正的定义，就是靠着法律这应该人人平等的防线，用来保护所爱的人，得到她们在财产分配、继承、收养子女、以及医疗同意、身后事决定等，应有的保障。
12 月 26 日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几个不同版本的婚姻平权民法修正方案初审，准备朝野协商，而后进入二读。同志运动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才走到这里，要等到二读三读，真正修法成功，未来还有漫漫长路，对我以及许许多多的同志来说，然而初审通过是同婚立法推动十多年来最大的进展(过去几次法案总是在一审就胎死腹中)，12 月 26 日当天上午我跟早餐人都在立法院旁的济南路上，跟两三万个支持同志婚姻的朋友们一起静坐，当舞台上的主持人宣布「初审通过」时，台下欢声雷动，我四周有些朋友甚至都红了眼眶、忍不住流下泪水，彷佛到了此时，我们才真的可以去想象、去思考，选择要不要结婚。
我一位拉子朋友说：「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如果早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想象我将来能够与所爱的人结婚，我对人生的想象将会多么不一样。」有多少同志等了一辈子，来不及等到婚姻合法，就去世了，有多少人在自己爱人的病房外，在丧礼中，只能以朋友的身份默默站在一旁，毫无发声权利，甚至完全无法出席。
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在同志身上并不意味着必然，通往平权的路，是多少同志们以血泪换来，每一步都是那么艰辛。
相对于台湾而言，大陆或香港要进行同志权益相关的修法(尤其是同志婚姻入法)，是更为漫长、更艰辛，或更不可想象的，或许也需要漫长的二三十年或更久的努力，台湾现象象征的就是一种可能性，大陆与香港的同志朋友们，可以更积极地从文学艺术的创造、从各种社群的连结、从小规模、进而变得有组织的同志组织开始，从更多同志的现身，更多种生命故事的发声，更多元多样的同志文化的展现，慢慢连结成一个强而有力的网络，文化渗透进生活，慢慢使社会风气为之改变，逐渐改善同志的处境。台湾的同志婚姻若修法成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镜，将有助于华人社会对于同志婚姻进行更全面的思考，「同志婚姻合法是可能且可行的」，其效应会像涟漪一般，慢慢扩散到其他地方。
成为自己是最艰难的道路，然而，当我举目回望，望见过去那漫长时光里所有的发生，我已不再困惑于自己到底是同性恋？双性恋？我到底爱男爱女？我不再苦苦盼望自己不要与他人格格不入，期盼自己能与一般人一样，我终于理解我就是我，所有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用不一样的面貌活着，这正是我们最相同的地方，我要成为我，独立完整，爱我所爱，不分性别，而我已找到我所爱、我愿意保护、并与之一生相伴的人，身而为人，无论是种族、阶级、性倾向、经济、身份特质，谁都可能成为「弱势者」，我庆幸自己曾经为他人挺身而出，而今我也能为自己挺身而出，三十年同志运动这条路上，我们曾为之流血流泪、痛苦悲伤的每一个过程，我们追求的只是希望「人人生而平等」，不再有人因为自己的性倾向受到欺侮、霸凌，我们期待人人可以真正活得像自己，并且有机会与所爱的人共度一生，「有情人终成眷属」曾经是同志们遥不可及的梦，如今，我们知道集合众人的力量，坚持不懈，那是可能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要努力设法使之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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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志运动警官篇2:台湾同性恋平权运动
还记得去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美国宪法中关于婚姻平权的条例并宣布在所有州都通用实行的时候，牛津的各大学院都纷纷高挂彩虹旗来庆祝这姗姗来迟的，历史性的一刻。
（牛津大学学生及市民于今年六月聚集悼念美国佛罗里达州同志酒吧枪杀事件，反对性别歧视并呼吁支持同性恋的合法权利，图自牛津时报Oxford Times）
虽然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民事结合和婚姻平权的地区，但最早的立法也只能追溯到2001年的荷兰，而我们所在的英格兰和其羁绊颇多的苏格兰地区也只是在近几年内才落实了这一方面的人权保障。
与差不多同期兴起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解殖运动相比，始于1969年纽约石墙暴动的同性恋平权运动，以及其后发展出的一系列兼容并包的性少数解放运动，因艾滋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出的污名化管控，而呈现出了文化发展与政治进程上的强烈落差。
这种落差在华语地区也广泛存在，而最近因立法院正打算立法提倡婚姻平权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台湾，更是这种文化超前性与政治滞后性的典型案例。
2016年11月17日这一天的台湾立法院前站满了前来抗议的市民，而闻讯前来与他们对抗的同性恋亲属和支持者也越来越多。抗议的市民多是基督教信徒，而他们手中的牌子也不乏耶和华画像和“婚姻家庭 全民决定”的大字，对他们来说，台湾的婚姻平权立法，将会是一场即将成真的噩梦。
对他们来说，立法院的单方面立法不仅仅是反民主的“黑箱作业”，更是挑战所谓“华人传统文化”的道德底线。
而对于静静站在这些抗议者对面的同婚支持者来说，这一天也许会是他们从2003年台湾行政院第一次提出就同性婚姻保障立法的愿望的时候就开始等的，噩梦终于可以结束的时刻。
（众多台湾学生及民众于17日飘扬彩虹旗支持婚姻平权立法，图自破土New Bloom）
从2003年行政院的提议被国民党和民进党双双否决到去年11月蔡英文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录制影片高调宣布她支持婚姻平权，性少数群体这十二年来在争取政治法律保障的道路上可谓是一路坎坷。
即使他们的诉求已经越来越主流化，他们的消费潜力也越来越被市场所认可，但在台湾这个小岛复杂的地缘政治大背景下，他们能获取的国家机器的关注度实在还是非常有限。
但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也正是台湾可以在同性恋文化发展上成为华语地区最前沿的魅力所在。
相比于大陆，香港甚至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其他华语地区，在台湾地区所发生发展的现代同性恋文化产品是最具连续性的脉络可循的，而这样完整的脉络具备的文化超前性反过来又更加体现出了华语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对这一议题的政治滞后性。
就战后台湾文学而言，从五六十年代反共作家姜贵对同性恋形象还略有歧视性的《重阳》，到七十年代白先勇诸多写实作品中对社会边缘化角色立体地塑造，到九十年代逐渐成为体系并多样化发展的后现代书写模式如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吴继文的《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围绕同性恋身份母题展开的书写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
特别是当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作为第一个系统性得引介西方性别理论，尤其是酷儿理论，并结合中华文化和台湾本土文化的特殊语境对其进行升华之时，聚焦同性恋生活及身份的作品往往能在各类文学大奖中脱颖而出。这一母题的发展脉络之清晰以至于国立政治大学的纪大伟教授在2014年已经可以写出一本自成体系的《台湾同志文学简史》，甚至在英语学术界中台湾同性恋文学也已经被Fran Martin, Howard Chiang, Hans Tao-ming Huang等学者出书讨论。
这一股同性恋文化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延烧到当时的华语影视业中心香港，结合当时香港社会面对回归中国的矛盾催生除了颇具寓言性的电影作品如梁朝伟张国荣主演的《春光乍泄》，何超仪主演的的《蝴蝶》以及冯德伦吴彦祖主演的《美少年之恋》。
这一股热潮甚至从香港延伸至了当时还较为封闭的中国内地，香港对陈凯歌的支持成就了像《霸王别姬》那样的经典，而由关锦鹏执导的北京同性爱故事《蓝宇》斩获了2001年的金马奖并成就了刘烨之后的演艺事业。
与此同时，台湾影业也结合当时的小清新偶像风在本世纪初推出了众多成就了一代影视明星的同志电影经典，如陈柏霖桂纶镁主演的《蓝色大门》，张孝全主演的《盛夏光年》，刘若英黄磊主演的《夜奔》等。
（2002年易智言导演的《蓝色大门》剧照，片中陈柏霖饰演的游泳队健将张士豪对桂纶镁饰演的同性恋女生孟克柔展开了追求。）
而台湾在这一股华人同性恋文化热中的中心地位更是体现在其跨国联结性上。为人熟知的《断背山》并非李安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其实早在1993年，事业慢慢起步的李安就在他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喜宴》中讲述了华人移民与其美国男友如何就出柜与婚姻传统问题与其从台湾远道而来的父母周旋的故事，从而也引出了此后越来越被讨论的东西方在同性恋权益方面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权力差异问题。
就在李安拍摄《喜宴》期间，现已公开同志身份的马来西亚华人导演蔡明亮也展开了他在台湾的电影之旅。他在1991年一个游乐场所发掘了现在的金马影帝李康生并确立了两人永久拍档的关系。从《青少年哪吒》到《爱情公寓》到《河流》再到《黑眼圈》，李康生在蔡明亮电影中塑造的迷惘少年形象和角色内心被压抑的性欲和对情感的渴求，都充分展现了存在于政治诉求之外的人性的空洞与无助。
其实与台湾以及香港有关的同志文化产品能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拥有一席之地，不但是他们高效率得与国际性别研究的学术话语接轨的结果，更是可以归功于这些作品往往都有超出同性恋这个身份亚文化的政治意义或是艺术导向。如《春光乍泄》《蝴蝶》中的同性恋情纠葛都常被学者解读为对香港和大陆的关系的拟人化隐喻，而《喜宴》和2015年的两部新电影《满月酒》和《封面有男天》这类移民叙事则注重叙述离散的华人群体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与东方家庭伦理间的挣扎与妥协。
（2015年由美国华裔导演Ray Yeung执导的新片Front Cover 《封面有男天》剧照，讲述了原本只爱白人的美国华裔设计师慢慢摒弃内化了的种族偏见并爱上来自中国的男演员的故事。）
即使是已经累积了不少面向不同的同志文学和电影产品，但是华语地区的同性恋文化呈现还是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其中最紧要的就是如何打破“同志文化不容于中华传统”这样一个现代谎言，重拾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断袖”，“龙阳”, “自梳”等流动情欲叙事；与此同时，如何冲破“进步的包容的西方现代社会”和“落后的歧视的东方传统伦理”这样的二元预设去想象一个更加后殖民的同志主体性也同样重要。
与欧美近五十年的同志平权斗争相比，台湾的平权运动在2003年的前后十多年间的发展其实已经算是搭了前者的便车，成为了华语地区同志文化发展当之无愧的领头羊。而这超前的文化发展所衬托出的滞后的政治似乎在17号下午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立法院因抗议者引起的骚乱最终决定再次搁置了立法程序，使得婚姻平权议题又再一次悬而未决。
而已经当选的民国总统蔡英文小姐似乎也是顶着太多深蓝深绿独派统派还有中国大陆各方面的压力而对此问题力不从心。
随着2008年后华语地区文化产业的市场及创新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港台同志文化热似乎也需要在广电总局的庇荫下重整旗鼓，结合新兴的男色消费和腐女文化主流化发展出更商业化的视野。一次的挫败或者衰落也许是新的契机的开始，就像《蝴蝶》那首片尾曲唱的那样：最好的，尚未来临。
台湾同志运动警官篇3:妻子回忆北平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谭政文：真实版激情燃烧的岁月
[作者简历] 姜鹏，女，原名张志莲，曾用名章新。1918年6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特训班、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学员，保安处邮政检查所检查员，谭政文同志秘书，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预审科、干部科科员、警卫队党支部书记、邮电检查所所长，中央社会部二室研究科科员。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保卫处机关保卫科科员，广东省公安厅人事处干部科长兼省厅机关党总支副书记，省公安干部学校校委会主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第774厂筹备处秘书科长，北京市公安局经保处秘书室主任、协理员、副处长。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1982年12月离休（副局级待遇）。 谭政文，是公安保卫战线的老同志。早在红军时期，他就担任闽赣省保卫局长、红一军团二师特派员；长征到陕北后，任西北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晋绥边区保安总局局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北平解放后，出任北平市委常委、北平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后随叶剑英同志南下，出任中共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努力奋斗，是政法战线卓越的领导人。更多独家请关注：公安部老干部回忆揭秘往事 我是四川岳池县人，政文是湖南资兴县人；当年我是出身破落地主家庭而到延安投奔革命、追求光明的青年女学生，而政文是出身贫农的老红军，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党的高级干部；政文虽然只读了高小，却在红军战争和革命斗争中自学成才，成长为我党保卫、公安、司法战线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而我不仅曾是他的下级，而且曾是他的学生。我们原来的阶级出身、原来的知识状况以及原来的生活经历，其反差之大，几乎不小于四川与湖南的千里之遥。是革命的激流，使我们两人走到了一起；是共同的革命信念，把我们结成终身伴侣；是革命圣地延安，成就了我们的革命姻缘。今年9月1日，是我和谭政文同志结婚65周年的纪念日，特撰写此文，怀念英年早逝的谭政文同志。 一、去延安投奔革命，革命队伍中缔结良缘 1910年4月26日，谭政文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县一个贫农家庭。其父谭聿怀，有文化，通中医，民国初年为乡里创办了一所小学，土地革命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办农会。湘南起义后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其母何美姣，生育政文兄弟四人。其兄正达，幼年早逝，政文居次，正山、正士为弟。因家境贫寒，谭政文只读了高小。他从小爱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名著，爱听父亲讲《包公案》、《聊斋》等故事，喜欢画画，常画关公、张飞、猴子和山水等。 1926年，16岁的谭政文到广州报考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团。后来回乡搞农民运动，曾任区苏维埃土地委员。1927年7月，经李玉屏和李汉廷介绍，谭政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谭政文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上井冈山。历任红军连长兼党代表，师政治部秘书长、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纵队士兵委员会主席、团政委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谭政文很早就从事党的保卫工作，曾任中央军委保卫局预审科长、侦察科长、执行部长，建宁警备区保卫局长兼闽赣军区保卫局长，闽赣省保卫局长。长征期间，担任红一军团二师特派员等职。到达陕北后，出任西北保卫局执行部长。参加东征后，谭政文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学习深造。毛主席批准他到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谭政文入抗大二期学习，毕业后留任抗大训练部教育干事兼教员。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地方部长，1940年任中央社会部地方部部长。1941年底，中央社会部改组缩编，撤销了地方部，谭政文到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三班（地方保卫干部训练班）协助工作。 1918年6月2日我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之家，但父母却是开明父母。父亲是原四川大学前身四川高师毕业生，在岳池、南充、万县等地当过中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担任过二十军军长四川军阀杨森的秘书兼家庭教师。母亲也曾是小学教师，辛亥革命时成了“解放脚”。父亲对我，基本是“无为而治”，既不要求我缠足、穿耳孔，又主张送我去教会学校、广安女子中学上“新学”。我上学时参与反对停办女校高中而到成都请愿、后来又上了男女合校的广安第一中学、上街去宣传抗日和抵制日货，父亲一概采取支持和赞赏的态度。加之他学生中有一大批共产党员，给予我很多进步影响。因而，我从小就形成了很强烈的男女平等的女性解放意识。 1937年高中将要毕业时，我面临着不是失业就是“出嫁”的双重威胁。正当在生活的十字路口彷徨，我在同学的传述中知道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通过这本外国人写的书，我第一次感性地、较全面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年轻的心中，逐渐明确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要寻求个人的出路，要争取妇女的解放，要抗击日寇拯救中华，就要到延安去追逐那颗照耀在中国西北的灿烂红星，去投奔共产党。 1937年底，我和几位同学结伴，经历“出逃”似的冒险，元旦前夜“通过”了特务“审查”，从南充途经通南巴山区、广元、汉中、宝鸡、西安，顺利到达延安。通过填表、谈话、写自传等一系列例行手续，经党组织审查并做出鉴定，我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被编入十四队三班，当了班长。在自传中，我以自己对共产党的信仰和忠诚，把个人身世和19年的历史，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和盘托出，充分表现了纯洁青年真诚革命的一片赤诚。1938年3月23日，我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我们这一期，学习时间不足四个月，到4月份即结业了。其间我们学习了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大众哲学和抗战形势等内容，还进行了初级军事训练。那时，党的领袖毛主席、陕公校长成仿吾、教务长邵式平和哲学家艾思奇等著名人物，分别给我们授课、讲演。我们这些刚进革命队伍的热血青年，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真理的营养。时间虽然不长，却奠定了我终生的思想基础，树立起了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938年4月陕公结业后，我留校在校务处当工作人员。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名人到陕公讲课，都是由我安排桌椅，负责送水。这无疑是对我政治上的信任。我当然也间接地负有安全责任。就是从那时起，我便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有了工作关系。保安处原是红军战争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改为西北保卫局。抗战后改为保安处，即为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锄奸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处长周兴同志，副处长兼地方部长、政治处主任就是政文。 同年6月，保安处在延安城南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特别训练班。由保安处保卫部长布鲁直接领导，从抗大、陕公及其他单位秘密抽调了36名男女青年（8名女学员），接受党的隐蔽斗争、特别是侦察情报工作的训练。受训半年，实习1个月。特训班学员分为三个班，我是一班副班长，李启明是班长。我们班学员中，有解衡、艾丁等同志。我党许多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特情工作和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比如陈云、李富春、徐特立、李克农、潘汉年、高自立等，都给我们授过课。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讲授国特活动，副处长谭政文亲自讲授审讯学。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也来讲过反托派斗争。 在特训班，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和严格的党的组织纪律生活，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对情报保卫人员的严格要求是，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要听、不要看。这对自己教育特别深刻，以致形成了日后某种自我封闭。对于政文许多传奇式的工作经历，我还不如一些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了解得清楚。面对子女和史学、传记工作者的采访，这成了我的终身遗憾，遗憾中包含着对政文深深的歉意。那时，特训班只有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窑洞，8个女同学挤住一间小平房。学习、开会、吃饭、睡觉、娱乐，都在三孔窑洞里。同学之间，胜似兄弟姐妹，亲如手足。这7个月的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工作方向。此后五十多年，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党的保卫、公安工作岗位，一直在这条战线上尽职尽责地工作着。 特训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保安处邮电检查所当检查员。那时，特训班女同学中，海伦调中央社会部，同汪金祥同志（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结了婚。后卓琳也走了，同邓小平同志结了婚。住在我隔壁的贺诚同志（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爱人周越华对我讲，这么多女伴都走了，你可别走，就在咱们保安处找个爱人吧。她是长征过来的红军老大姐，说话似乎弦外有音。后来布鲁也多次向我讲过此事，我说：“我还年轻，考虑这个问题还早。” 一天，特训二班的同学吕璜（后同布鲁结婚）约我一起去探望她们班的卓琳，没想到卓琳见面就挑明了问我：“听说谭政文同志对你印象蛮好，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没有想到，暗中爱上我的，竟是我原来的老师、现在的上级。怪不得他不好意思直接来同我谈，却有这么多热心的“媒人”旁敲侧击。原来这几个月唱的是这么一出戏。我第一次见政文，是他在特训班给我们上课。他中等身材，瘦削精干，浓眉大眼，乌发重须。讲话生动风趣，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能使听课者终生不忘。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钦佩之余，难免在心中疑惑：这位长征过来的“老革命”，文化水平虽然不高，肚子里怎么有那么多学问？调保安处后，又在政文领导下工作。经过工作接触，感到他机敏好学，忠贞尚武，鲠直正派，严厉而又不失情趣。一次列席他主持的工作汇报会，对于他艰苦朴素的生活，工作的水平和魄力，勇于承担责任、善于体谅下级的作风和品德，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所以，我对卓琳问话的幕后真意虽未置可否，却如实告诉她，我对政文同志的印象也不错。 吕璜回去就向布鲁打了“报告”。周兴同志马上就把我叫去“正式谈话”，说：“既然你有了明确态度，干脆明天就把事情办了吧！” 第二天，1939年9月1日，在党组织的关心和同志们的撮合下，我和政文就这么简单明了地结了婚。再革命化，终生大事总要纪念一下。于是几个同志先向公家借钱，在延安南门外一家饭馆摆了一桌菜，请保安处几位领导和我的几个女友相聚。为了这顿饭，婚后扣了我们两人三、四个月的津贴，才把公家的债务还清。刚结婚就还债，也算新婚生活的一点小点缀。一个月后，恰逢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会议，由边区政府特批，补办了十桌酒席，招待会议代表和各方战友，才算是一次大家尽兴的真正热闹的婚宴。从此，在革命队伍里，在党的保卫、公安、司法战线上，我和政文风风雨雨共同生活了22年。 1941年底，中央社会部改组缩编，撤销了地方部，谭政文到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三班（地方保卫干部训练班）协助工作。我被分配担任他的秘书。在此工作期间，政文在审讯研究小组的协助下，集中精力研讨、编写审讯学。在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训练班讲课稿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补充、缩写，形成了除“导言”和“结束语”之外的六章结构，于1942年5月写成并出版了《审讯学》，这是我党的第一部审讯学专著。按照政文在前言性“几点声明”中表述的观点，该书虽然尚不完善，欠完整，“粗枝大叶”，有些还属“尚欠成熟的粗浅见解”，但那是政文在整风运动中对自己在锄奸保卫部门工作历史的自我反省和检讨，是苏维埃时代及抗日战争中审讯工作部分经验的总结，其中不少是从沉痛的流血斗争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
二、回延安参加整风，毛主席表扬崞县土改纠“左”好 1942年6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林枫同志到延安，要求中央社会部派得力干部去晋绥边区加强公安工作，中央同意调政文去。政文到晋绥后，任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我当时正怀孕第一个孩子，也随调前往。带着八个月的身孕，行动已很不方便，听从许多同志的劝告，我被留在绥德。8月6日清晨，生下了大儿子。9月中旬，才平安赶往晋绥报到，被分配在公安总局预审科工作。 当时，日寇正集中兵力对解放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在经济上对我实行严密封锁。国民党反动派由消极抗战转入积极反共，日伪配合进攻我根据地，晋绥边区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公安总局在兴县城关，机关干部使用的“脸盆”是日本鬼子废弃的破钢盔，吃的是黑豆、土豆、萝卜，每星期只能吃上两三顿小米。政文到任后，首先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解决吃饭问题——打出去向敌人要钱、要物资；组织生产，自力更生，改善生活。二是解决队伍问题——向分局要干部，办班培训。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总局机关的机构健全了，人员充实了，各地委、县委调整了公安领导骨干力量。政文在几任副局长的努力配合下，领导社会部和公安总局积极开展工作，使晋绥边区得以对日伪特务、间谍的渗透破坏和国民党顽固派、亲日派的反共摩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锄奸反特斗争，为保障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942年底日寇扫荡，我奉命同一个看守员带一班战士押解十几名犯人向黄河西岸转移。我背着四个多月的儿子执行任务，根本没有冬季行军的经验，加之行前缺乏准备，衣被单薄。夜里十二点到了边区行署的驻地，才发现儿子两只脚冻得又红又肿，心疼得我把他的小脚放在怀里暖了一夜，也没缓过劲来。第二天过黄河到了公安总局的留守处，安排完对犯人的看押警戒之后，还要作好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那时突出的问题是粮食定量低，副食少，战士们食不果腹。留守处想方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用半斤粮换一斤豆，或者多增加点土豆，等等。几天之后，我的奶水骤减，孩子吃不饱，饿得啼哭，只好多给他喝水。幸好过了几天政文过河到分局开会，把分到的三斤面粉和一块牛油送来，我做成油茶，才解了儿子的燃眉之急。敌情缓解我们回到总局后，我调干部科工作，同时兼警卫队党支部书记。 1943年7月初，政文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央整风学习。不久收到电报，通知我也去延安。8月初到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同我谈话，让我到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去学习。这种“学习”，我带着孩子显然不方便，只好让警卫员带到托儿所照看。我去西公报到，分配在女生支部。那时，西公已成为专门进行整风审干的学校。根据中央社会部长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而开展的抢救运动，对干部、包括从前线和大后方回娘家来的干部，进行揭发、批斗和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个个像“特务”，有的被迫胡说，甚至牵连他人。毛主席及时提出了运动中的九条方针和“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使运动渐趋稳定。 我到西公时，已是抢救运动的尾声。我的小组还在批斗一位从重庆回来的同志，说她是日、美、蒋“三料特务”，从白天斗到晚上。我听了有些人提出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期间，组里一个同志在课间休息时促我“讲清自己的问题”。我说：“我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早就向组织讲清楚了。你们谁也没有本事替别人走过他的历史，凭什么对别人的历史提问题？谁提出问题，最后由谁收回去！”组长在隔壁听我俩谈得不愉快，顶了牛，赶紧用别的理由将她叫过去，算是把这次不成功的“火力侦察”叉过去了。后来，与我同到延安的一位同学和朋友“彻底”交代了“问题”，催我也“坦白”。党支部委员找我谈话，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问题。此外，多一个字没有，少一个字也不行！”我自信对党的忠诚，所以心里十分坦然。我不愿为了暂时的“信任”和“表扬”，走那种“自我诽谤”、“乱招乱供”的“坦白从宽”之路，安下心来认真学习，积极参加生产，毫无思想负担地“休整”了一年多。经过甄别，落实政策，吴德同志代表西公领导找我谈话，肯定了我当年进陕公时填表所写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是清楚的，属实的，算是整风审干对我的结论。组织上批准我返回晋绥时，晋绥边区的整风运动也进入了甄别阶段，我被分配参与机关运动的甄别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一年前政文回到延安，是他主动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上级组织审查，并受到中央社会部的表彰。 政文参加了中央的整风后即回到晋绥分局参加整风。这时，晋绥公安总局搬迁到河西神府王家庄。在晋绥整风中分局成立了党校四部，由分局社会部领导，即政文负责。党校四部也在王家庄，该部“学员”主要是各地区、各单位被揭发出有“问题”的干部，绝大多数同志在运动中都经受了各种不同的委屈。当运动已进入纠正前段极左错误倾向的甄别时，不少同志的情绪和意见仍很大。政文出乎很多人意外，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召开民主大会，放手发动大家讲话，让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发牢骚、提意见、批评消气。政文则参加大会，听取意见，认真记录，承担责任，并在总结中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向运动中被错误对待过的干部赔礼道歉，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谅解。党校四部工作结束，公安总局过黄河回到了兴县。 林枫同志调东北后，李井泉同志继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晋绥在康生主持下搞了土地改革试点。在反对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右倾偏向时，他推行一套极左的土改政策和干部政策，在晋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政文收到一份印有一位分局领导同志鼓吹极左观点报告的小册子，批注了一些不同意见，令秘书退回分局。1947年，当土改工作全面铺开时，政文被派作崞县代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并兼崞县县委书记，领导崞县和代县两个工作团。代县工作团由郝德青（后任驻挪威、荷兰、伊朗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和侯维煜（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志负责。崞县工作团除两位军队团级干部，多数成员是“七一”剧社的同志，包括社长林杉（电影《上甘岭》作者），还有晋绥日报记者马烽（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作者），公安总局则带去了两男两女（我也在内）四名干部。到崞县后，政文将原县委书记、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留任为副书记，不但在工作中给以信用，而且在下面别有用心的人乱揪乱斗时，专门派员给予保护。同时，又把乡公安员及一些村、镇治安员都抽调到工作团工作，发挥他们的知情优势。但有的同志思想不通，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领地”。待运动进行到审干、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时，别的区、县都在查三代、“搬石头”，“斗争”基层干部，闹得鸡飞狗跳墙时，崞县的基层公安干部只在工作团开了三天会，整顿思想，清查历史，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便基本都顺利过了关。到这时候，大家才理解政文对干部关爱、保护的一片苦心。然而，政文在崞县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作法，在当时是不合潮流的。那时，侵犯中农利益，挖地主“底财”，对地富乱打滥杀，伤害基层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甚至批斗摧残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的开明绅士，等等极左的错误相当普遍。所以，六地委视我们这个工作团为另类，对我们非常冷淡。晋绥分局那边也不断有人吹风，“敲打”政文不要搞右了。土改一年多，马烽同志写了不少通讯发往晋绥日报，居然一篇不用。政文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于1948年初对崞县土改工作特别是纠正“左”倾偏向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报告送至分局，分局领导未予理会，留住不发。 直到1948年3月12日毛主席到晋绥才看到这份报告，他高度评价了崞县土改经验，批示《新华日报》以“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为题，全文刊发政文的报告。并以“按语”的形式，同时发表了他在政文报告上的批示原文：“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随后，才有毛主席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不仅为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路线之争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不仅为老解放区乃至下步全国解放后广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且就运用典型经验领导群众运动方面，向全党高级干部提出了方法论和领导艺术的更高要求，以适应全国解放的新形势，以迎接建设新中国的新任务。
三、北平首任公安局长，为首都公安开天辟地 1948年6月，政文从中央晋绥分局调往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我则被分配在中央社会部二室研究科工作。1947年底，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党中央为迎接全国胜利，向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和晋绥分局发出电报，抽调部分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优秀保卫干部，到中社部接受接管大城市的公安集训。参加中社部训练班的干部，都是各地郑重挑选的精英，是未来全国各大城市公安保卫工作的骨干。预定培训一年。这个训练班的班主任，就由中社部副部长谭政文兼任。中社部三室副主任刘涌（后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部长兼市高级法院院长、市公安局顾问）担任副班主任。当时，中社部在滹沱河畔的东黄泥，训练班则与中社部隔河相望，设在西黄泥。 这个训练班的学员有邢相生（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第四任市公安局长）、高克（后任第九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朱季云（后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吉林省公安厅长）、何明（后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汤光礼（后任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等一百人（西北局十人、华北局五十人、华东局二十八人、晋绥分局十二人），后又从北平调来八名大学生，谑称“一百单八将”，加上中社部机关抽调的刘涌、狄飞（后任公安部技术局长）、刘坚夫（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兼第七任市公安局长）等二十人，成为日后组建北京市公安局的骨干力量。此外，训练班还有一名不在编的“学员”，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他不住班，上课来，下课走。 经过充分准备，训练班于1948年9月17日，由中社部李克农部长主持，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中，除了毛主席和周恩来之外，刘少奇、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等三位书记都亲临大会，并依次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讲了公安保卫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党对公安工作人员的要求。少奇同志特别强调，我们党有一条规矩，搞公安保卫工作的同志不要出名，进城以后还是这样，要甘当无名英雄。但是，党和人民会记住你们的。不要你出名，正说明了你的工作重要。党中央对这个训练班如此重视，给予学员们很深的印象和很大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学习任务的重要和将来责任的重大。之后，训练班又开会，由政文再次进行深入的具体动员，阐明训练班的宗旨、任务、意义和要求，为学员们上了入学的第一课。 当时中央社会部除了李克农部长，只有政文一位副部长，罗青长同志（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人大常委副秘书长、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是一室主任，方志纯同志（后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中顾委委员）是二室主任。政文兼顾中央社会部的日常工作之外，主要精力几乎都投入训练班之中。他历来重视干部培训，并对公安、保卫干部的训练颇有经验和建树。在训练班中，审讯课由政文主讲，其他课程分别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同志按业务分工讲授。凡由其他同志担任的业务课，也都经政文亲自审定。但是，每当别的同志讲课，只要能抽出时间，政文总是以学生的姿态坐在下面，同学员们一起听课，课后还尽量参加小组讨论，虚心以同志和下级为师。政文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非常生动。有时讲得兴起，连比带划，以姿势助讲课，妙趣横生。虽然他有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但学员们都感到深入浅出，听着不觉费力。日后很多同志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他的许多警句和妙喻都保有难以磨灭的记忆，感到在日后的工作实践中受益匪浅。 在训练班紧张学习的同时，解放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战争呈现犬牙态势，出现了意外的险情。傅作义通过电台发现我中央机关设于平山，竟挥师犯驾。当时中央警卫团也投入太原战役，中央机关身边无兵，只好沿滹沱河向五台山紧急撤退。面临突变，一方面急调华北兵团“勤王救驾”，但远水难解近渴；另方面，就以中央社会部训练班为骨干，临时组织了四百多人的一支“近卫军”，由政文指挥，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政文任命何明为队长、汤光礼为副队长。将队伍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侦察，一部分后勤，另一部分年轻的同志，一人发一支枪、二百发子弹，作为战斗队。政文亲自勘察地形，训练缺乏战斗经验的部分地方干部，部署兵力，向全体人员进行紧急动员。他说：“现在，到了考验我们这批保卫干部对党忠诚的时候了！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党、保卫革命事业。这次的任务，更直接。我们人在阵地在。即使中社部训练班的干部都牺牲掉，也不能让敌人侵犯中央一根毫毛！”后来，华北兵团跑步先敌到达，解了燃眉之急，训练班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通过处置这次意外变故，训练班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等于又增加了特殊意义的一课。学员们从政文的身上，具体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保卫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贞和义无返顾的献身精神。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快得多。平津战役揭幕，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原定一年学期的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刚学了不足三个月，就面临着准备接管北平的新任务。随着战场上胜利形势的展开，李克农部长召集政文和华北局社会部副部长许建国、杨奇清等同志（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是滕代远同志），加紧筹划进城接管的方针、政策及具体办法。并商同政文、许建国，开始研究北平、天津两市公安局的班子配备问题。中央决定，谭政文主持北平公安工作，许建国主持天津公安工作。为了准备适应将来定都北平的动议，政文要求将训练班为全国培训的公安精英，全部带往北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将来的首都公安建设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为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接管开个好头，闯条路子。 12月14日，解放大军兵临北平城下这天，中央社会部召开接管北平的公安保卫干部动员大会。李克农部长亲自主持并作动员报告，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连如何拨打自动电话、怎么用抽水马桶和革命干部不要去坐人力车等具体事项，都嘱咐周到。当晚，按四个队（以后市局四个处的雏型）的行军序列，连夜分乘五辆从“国军”手中缴获的美式卡车出发。李克农部长亲自来送行，兴高采烈地与大家一一握手，说：“咱们北平见！” 政文与李部长告别时，李部长紧紧握着他的手，微笑着又十分庄重地说：“政文同志，你的担子很重。希望你努力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 政文因工作需要，乘吉普车先行。我当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与另几个也有身孕的女同志被留在中央社会部机关。直到3月市公安局工作有了眉目，才被接到北平。 在向北平挺进的行军途中，政文日夜不息地抓紧两件事情：一是不断找干部谈话，扩充、组织、调整队伍，搭架子，配班子；二是令拟任秘书长的刘进中组织干部草拟入城后公安工作条例和工作细则。这支队伍一路北上，像滚雪球一样，越走人越多。 15日凌晨进石家庄。冯基平（后任第三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调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顾委委员）率中社部直属平津情报站人员，前来报到归建。16日晚到保定。政文住进保定警备司令部，向先期到达那里的刘少奇、彭真同志汇报工作。 12月17日在保定召开第一次北平市委会议，宣布经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和市委成员11人，其中常委7人有：市委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第二副书记李葆华（赵振声），副市长徐冰，组织部长刘仁，宣传部长赵毅敏，公安局长谭政文。并且批准了北平市公安局机构及主要干部的任命。17日晚临出发前，政文向全体人员郑重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市公安局长的任命。还任命刘进中为秘书长，刘涌为第一处（秘书处）处长，冯基平为第二处（侦讯处）处长，赵苍璧为第三处（公安处——后改称治安处）处长、武创辰为副处长，曲日新为第四处（行政处）处长，张延桢为公安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当时工作异常紧张，政文宣布命令到一半，就又去市委开会，由秘书处长刘涌接着把命令传达完毕，包括城内七个分局、外城五个分局及郊区八个分局等二十名分局局长的任命。 20日凌晨队伍乘货车由铁路到达长辛店。安林领导的冀热辽北平情报站派人来接关系。政文在长辛店召集了各分局局长集体谈话，之后又召开了市局处长、科长会议，宣布侦查、治安等各项工作条例，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要求开展工作时事先请示、事后报告。 21日进驻良乡，停了十几天，处理了大量具体工作。从地下党到民主人士，纷纷前来接头。其间，遵照中央电报的指示，各大区、军区在华北的所有情报站约一百多名干部，全部编入北平市公安局建制，归属政文领导并分配工作（多数补入二处）。在这里，将中央警卫团三营、四营七百八十多人，改编成市局领导的公安大队。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北平各情报站以及改编部队，三路大军在良乡会师。政文一手抓训练班，一手抓情报站，使公安系统对北平的接管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最得力的骨干。各情报站的工作结合地下党提供的情况，使市局基本掌握了北平的敌情、社情，以至进城后能够立即对着门牌和名单去搜捕敌特分子。至此，市公安局接管北平的人事组织工作基本就绪。其间，政文召集即将进城的中央和市级机关各单位保卫工作负责人开保卫工作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保卫工作。根据市委指示，由谭政文、刘尽中、刘涌、冯基平、赵苍璧、曲日新和武创辰等7人，组成了中共北平市公安局机关总支委员会，刘涌任机关总支书记。入城后改建为市局机关党委，仍由刘涌任机关党委书记。 1949年元旦，二处转至香山。从1月22日起，一、三、四处和公安大队陆续迁往海淀。市委书记彭真和市长叶剑英在颐和园后山召开接管北平的全体干部大会，宣布约法八章。按照毛主席“进京赶考”的精神，彭真同志讲：北平是个好地方，接管是件好事情。但是，应当是我们接管北平，而不要变成北平接管我们。千万不要学李自成！ 经叶帅带领副市长徐冰、主攻兵团政委莫文骅在颐和园景福阁同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周北峰谈判两天后，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原市长派旧警察局代局长、旧民政局长和旧社会局长，到颐和园求见叶剑英市长，接谈何时入城、何时接管及接管程序等事项。政文参加了谈判。谈判确定：2月初进城接管；先接管旧市府和警察局，再陆续接管其他机构。随后，政文派张延桢、刘涌、武创辰三人小组，先遣入城，摸情况，打前站。 1月31日，市局全体人员（其中干部489名）乘汽车入城，进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召集原市长刘瑶章和旧警察局代理局长徐澍训话，并介绍公安局长谭政文同他们见面。2月2日上午十时，以政文为首的军管小组正式接管旧警察局，向全体旧警人员宣布了接管政策以及警员八项守则。1949年2月3日，解放大军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入城仪式。 和平解放的北平，最初是一片战后的混乱。在这个一百万人口的都市里，败兵、难民四处流散，特务、土匪横行不法。经常发生敌特、匪徒埋地雷、打冷枪、抢劫、凶杀、投毒、放火、破坏等恶性案件，有时一天就发生几起大案。侦讯处处长冯基平第一次去天安门，就被人偷走了身上唯一值钱物——派克金笔。1948年下半年，随着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片解放，各地敌特军警头子大多逃到北平，被收罗进北平警察局。北平旧警局成了国民党各类特务分子的集结地。市局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国家机器，改造同时利用留用人员，维持治安常规工作；与此同时，招收、培训和组织我们自己的新型公安队伍，迅速建立、健全人民政权的公安机关和制定、完善公安工作制度，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当年政文在第一任市公安局长任上，没有配副局长，但他非常注重调动处长、科长、分局长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遇事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 政文于2月4日签发市局2号命令，向二十个分局分别派出军代表，一个分局由三人军管。2月16日政文召集市局第一次局务会，专门汇报、研究接管和肃特等工作。对旧机构，市委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而明智的策略，叫做“赶毛驴”。意即进城后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可仍靠旧人员挑担子，由我们掌握方向。政文进一步指出，“赶毛驴就要喂毛驴，不能让毛驴饿死”。根据这个策略思想，讨论确定了接管旧警察局的具体政策。 2月17日，在市局举行了正式接管仪式，召集旧警局科长（包括团级警官）以上人员——后扩大至几乎是全体人员——开会，由政文训话，宣布正式接管，结束军代表制，并按照约法八章的精神，明确宣布：“旧人员目前一律留用；照发原薪；佩带临时工作证。”这三条一讲，人心大安，旧人员无不为共产党的怀柔宽大政策所感动。会后，政文偕市局处、科长与旧警人员合影、会餐。2月18日，在前门公安街旧警局的门外，挂出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牌匾，市局对外正式办公。 集中的接管工作，约持续了一个多月。侦讯处主要负责政保，对口接管国民党中统、军统等特务业务，即秘密手段；公安处主要负责治安，对口接管旧警局的全套业务，即公开手段；人事等其余工作，由秘书处接管；行政处则对口接管行政、总务。入城式的第二天，即2月4日，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到市公安局自首，交出北平站人员名单及25本密码。经过短暂的秘密登记后，市局又设立公开登记处。截止2月19日，已接管特务机关37个，国民党、三青团机关19个，旧警察机关32个。到6月，共登记特务3500余名。旧督查处所属侦缉大队下辖四个中队，其中一中队全部是军统。政文争取侦缉大队大队长聂士庆策应，把一中队集合起来，全部缴械逮捕，一网打尽。将他们与反动党团宪特登记中罪大恶极者及清查、搜捕的潜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共二百余名，组成“清河大队”关押。“清河大队”是政文起的名字，意思是这些人罪恶深重，满身污垢，必须用清水洗涤，重新做人。2月22日，政文又派公安大队查封了“国防部爱国青年训导总队”，将其中三百余名特务分子亦送入清河大队集训。该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安林，率领17名干部、17名战士，至3月已关押、管理着近1700名人犯。1950年清河大队改编为管训处，后改称劳改处，开全国劳改单位之首户。北平那时的接管工作，从2月19日起截止4月，仅收容散兵游勇一项，已登记了包括马占山等国民党将军在内的流散军人21000多人。 局势基本稳定后，市局不失时机地对不足千人的旧警人员进行了政策性很强的初步清理。将其中的特务和罪恶、民愤较大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一批；将三朝元老（即北洋政府、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时期代代红）式的无能之辈淘汰了一批；其余升格为正式留用人员，保留了一批。被转为正式留用人员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庆幸脱离了旧的罪恶生涯之后，还能在原职业岗位上继续为革命政权服务。因而，干起工作来一般都十分卖力。 政文很善于做好关键人物的工作。旧警局代理局长徐澍，是一个有十五年警龄的职业警官，原来是外一分局局长。当旧警察局长杨清植畏罪逃跑后，他由于比较廉正，威望较高，而被推到了代理局长的位置上。在混乱中，他命令各级警官将旧警局的文件、档案保存完整，并在移交前对人员、武器、财务等都造册登记，政文对此十分满意。对他全面分析后，政文决定继续发挥他的积极作用，要他协助处理一些行政组织工作，在工作中很尊重他的人格和专业知识。为了妥善安排徐澍的工作，专门因人设事，成立了一个“业务研究组”，任命他当组长，并说，“你这个组长由我直接领导”。后来，政文奉命南调，还专门给徐澍拍来电报，盛邀他一同南下。徐澍见报后，倍感知遇之恩，毫不犹豫地随同前往。他在政文身边工作，在供给制下一直保留薪金。回忆起这段历史，徐澍感慨地说：“谭政文同志热情诚恳，与人为善。共产党好，我是从谭局长身上首先体会到的！” 在改造、利用旧人员的同时，政文已放眼长远的建设。他本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勤奋自学，然而却非常尊重知识分子，尤其喜爱那些加入公安保卫队伍的学生干部。他认为，搞公安保卫工作，文化低、知识面窄、社会阅历浅，就很难适应尖锐复杂的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刚进城一两个月，政文就向市里要一批地下党干部和大、中学生，来充实公安队伍。为了使公安干部的培训迅速走向规范化，8月在朝外东岳庙及时成立了北平市公安干校（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收训新参加公安工作的近六十名中学生。政文亲任公校的第一任校长。 在北平工作期间，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令政文日后一听到救火车的警笛声，就条件反射式地头疼。那是4月25日上午，政文正出席中央社会部一个重要会议，由李克农部长主持，向周恩来同志专题汇报北平的公安工作和治安情况。在这个会上，周副主席对侦查工作的方向和原则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例如，他规定侦查工作中不准使用“美人计”，说“那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我们不能用”。他特别强调，对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绝不能使用侦查手段，并说：“这作为一条纪律定下来，要严格遵守。” 座谈发言中，接到分局报告但没有及时向局长转报的治安处副处长贺生高（后任北京市公安局顾问）突然说到，今天凌晨两点，位于崇文门外法华寺的北平电车公司车场失火，烧毁电车等59辆！这个迟到的报警使政文十分震惊。周副主席急忙追问：“这是怎么回事？”政文因事先未接任何报告，一点情况也答不上来，只好转问治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岂料他对此也一无所知。周副主席非常生气，当机立断说：“会先不开了，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到现场后，政文陪同周副主席进行了细致的勘查，找有关人员详问了具体情况，直到周副主席对工作一一作了具体而详尽的指示，才陪同离去。 这次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发生在外三分局的管界。周副主席虽然没有具体责备任何人，但前后三次对“官僚主义”的批评，那不怒自威的压力，损失的惨重和责任的重大（直接损失约合当时人民币两亿元以上），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周副主席为此专门指示：“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相关处长一定要亲自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面对中央的严厉批评，一方面，政文为基层、为下属、也为分局、市局各级延时晚报的工作人员，一力承担了全部责任；另方面，回过头来大力健全严格了逐级的“当即报告制度”和“领导亲出现场制度”，并且就此形成了北京公安系统的永久性规定和传统作风。 同时，政文多次强调要加强经济保卫、文化保卫和机关保卫工作。到9月，市局便增设了主管内保、经保、文保的保卫处，任命王林为处长。 我生下二儿子休完产假后，9月即调该处机关保卫科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北平的保卫力量，根据市长叶剑英和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的命令，决定于1949年6月中旬，将公安大队扩编成立北平公安总队。扩编工作以原公安大队和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四旅420名干部及公勤人员为基础，接收了天津警备团、察哈尔独立团、通州独立营等和旧警局保警大队留用人员，加上从市里招收的一批青年工人和学生，共计五千多人，整编为两个建制团。政文调外五分局长何明任公安总队长兼政委，任命市局秘书处长刘涌兼任总队政治部主任、人事处长，调内五分局长汤光礼任总队副参谋长，调内四分局长张杰任政治部副主任。 约5、6月份，接管工作基本结束，社会秩序基本正常。8月9日至18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取叶剑英市长所作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毛主席出席了这次盛会。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与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讲话。政文就市府工作报告，作了关于财经和治安工作的补充报告。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新中国召开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决定了国旗、国歌，决定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此后，北平市公安局随之更名为北京市公安局。 按照政文的工作安排，市局和内七、外五、郊八等各个分局，在对天桥、八大胡同等藏污纳垢的场所进行初步清理整顿和加强过渡性管理的同时，对妓院、赌场、制毒贩毒、一贯道、包括天主教中的反动势力和间谍活动，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累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基础资料，为日后条件成熟及时开展禁娼、禁毒、禁赌、取缔反动会道门和黑社会组织等专项斗争，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面对复杂的社情敌情，承担着多重重任：既要创建市公安局，同时又要立即行使市局的职能；既要治理混乱、维护治安、打击犯罪、肃清敌特，又要直接保卫党中央。政文发挥组织才能，运用领导艺术，成功地将中央社会部训练班等骨干力量，北平各情报站等基础力量，大、中学生加入公安队伍的一批新生力量，以及留用人员这类利用力量等，全部调动起来，统一地组织成一股互补的合力，运用集体的力量，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的任务。那时，国民党潜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不断策划暗杀我中央领导、高级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甚至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对于市局担负的直接保卫党中央的工作，政文总是亲临一线，一丝不苟，竭尽心力。 3月25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京，政文在办公室召集有关方面研究布置警卫工作，并亲自去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城。进城不久，一次正开政治局会议，李克农部长让秘书打电话告知政文，毛主席和政治局领导同志当晚要到长安戏院看梅兰芳的京戏。政文放下电话，便紧急布置，派人把长安戏院控制起来，并将包厢全部包下（包赔全部退票损失），在戏院楼上设立了一圈安全带。他自己穿着便衣，拿着手电，亲自在戏院门口迎候。其他同志见他连随员、警卫员都不带，很不放心。他却说：“今天还管我干什么！你派个人跟着我，不是反倒暴露了吗？”直到散戏，观众也不知道那晚与往常有什么不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安全退场后，政文提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 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也是进城后的第一次纪念日，华北局和北京市委在先农坛召开党员大会，隆重庆祝。这次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要出席。政文任大会副总指挥，亲自布置大会保卫工作，按地图布置兵力，布置便衣，贯彻外松内紧的警卫方针。当时的“习惯”，任务来了，领导干部总是冲在第一线，身先士卒，亲自把关。会议期间，三处副处长武创辰负责内卫，一直守卫在主席台上；治安科长朱寄云负责外卫，盯在大门口亲自把大门；外一分局长邢相生负责环境治安，亲自在会场外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政文则随同李克农部长一道，先去接毛主席安全到会，会后护送毛主席安全返回。 有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政文同样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全部由市公安局承担。为了永载史册的开国大典万无一失，政文在局里专门开了两天会，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一千多名便衣警卫。可以说，开国大典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顺利进行，也是对北京市公安局前段工作的一次严格检验。事实证明，从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欢，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光荣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彰。同时，也为以后历年的国庆保卫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 从6月15日政协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之前，市公安局就全力认真做好政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工作始终由政文亲自领导、布置任务。公安部成立后，罗瑞卿部长建议建立专门警卫机构。7月18日市局成立了276人组成的“政协临时保卫大队”，简称“便衣警卫队”。由侦讯处侦察科副科长闵步瀛担任队长，外三分局长慕丰韵担任政委。专门负责政协委员住地及会议的警卫任务。从政协第一次筹备会、9月21日至30日的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9日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到10月12日政协会议代表全部离京，历时119天。市公安局的干警经受住了考验，保证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绝对安全。 在那个百端待举的年代里，政文身上体现出的革命者、创业者那种拼命、忘我的工作精神，感人至深。他带着不足十个处长、十几个科长和二十个分局长等四十多员干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在首都整顿好了战后的混乱状态，建立起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党中央创造了一个稳定安全的工作环境，为后续接收和管理大城市树立了学习样板。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工作没有干好，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经常是在市委开会到凌晨一两点，散会后又驱车直奔业务处或分局。由于工作繁重，节奏紧张，生活缺乏规律，他在战争年代就已搞坏的肠胃，这时更不撑劲。虽然生活管理的同志尽量安排好他的生活，但他却毫无食欲，只是靠生姜片蘸盐水这样的强刺激，才勉强吃下些东西。工作到深夜，就吃几片烤馒头片，当作夜宵。政文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对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许多人不知不觉地学习和效仿他的榜样。在工作的锻炼中，一批批干部迅速成熟起来。 正当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全面走上正轨的时候，党中央作出了政文离任南调的决定。叶帅从北京市长任上，南下去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广州市市长。他点将，要求中央把曾与他两度共事的政文调去作他的助手。红军时期，叶帅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兼闽赣军区司令时，政文任建宁警备区保卫局长兼闽赣军区及闽赣省保卫局长。叶帅任北京市长这一段，对政文这个公安局长的工作又非常满意。开国大典之后不久，就接市委通知，说叶剑英同志向中央要求，要政文到华南工作，中央已批准了。1949年11月15日，中央任命公安部长罗瑞卿兼北京市第二任公安局长，同时调政文去协助叶帅开辟公安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祖国南大门的前哨阵地。 从1948年12月17日，到1949年11月15日，政文在北京任职工作只有短短十一个月的时间。在市委为政文饯别的宴会上，彭真同志举着酒杯深情地说：“政文同志，叶参座点名要你，中央也已作了决定，我们想留也留不住了。北京是舍不得放你走啊！希望你把北京的工作经验带到新区去，为我们把好南大门！祝你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四、 “两手共抓、两面作战”，开辟南大门前哨阵地 政文奉命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公安局长兼广州警备区政委。还分别兼任广东省公安干校（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和广州市公安干校（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第一任校长。那时，广州是直辖市。任职时间，从1949年12月，至1953年5月。实际工作时间，则是从1949年底到1952年秋，共两年半多。 政文在启程前一个月，国庆之后即已着手令何明同刘涌一起从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总队挑选愿随队南下的干部。何明和刘涌前后共选调南下干部三百多人。第一梯队一百七、八十人，由何明任队长、汤光礼任副队长，于10月中旬先行带队南下。行前，政文向何明布置，先遣部队要办好三件事：第一，找房子，“安营扎寨”；第二，“招兵买马”，办公安干校；第三，手中要有刀——组建公安部队。何明率队到广州后，首先向叶帅报告了政文的三点意见，叶帅完全赞同，大力支持，使这几条得以迅速落实。政文开完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后，11月中旬经天津、徐州、郑州、武汉、长沙、衡阳、郴州、韶关随后到达广州。 1949年10月21日广州市军管会公安组接管了广州国民党警察局及其属下二十八个分局、两个分驻所和海防小队、保安总队、警察医院。10月27日，广州市公安局成立。11月至12月，由陈泊（即原来的布鲁）任第一任广州市公安局长。政文12月到任后，陈泊改任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兼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市公安局副局长还有孙乐宜、陈坤和朱明。省厅另一位副厅长是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长任上调来的杜明。当时广东省尚未设省委，组织关系都由华南分局办理。华南分局社会部同广东省公安厅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社会部第一副部长叫田星云（原中南公安部秘书长），同时兼任省厅副厅长。那时省厅初设五个处，办公室主任由政文从北京市公安局带去的大秘书王宁兼任，何明任人事处长，朱寄云任治安行政处长，张杰任政治保卫（侦察）处长，李成任情报处长等。后从上海调来郭曼果主管省厅情报处，李成改为主管市局情报处。 我到广东后，任省公安厅人事处干部科长，兼省厅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开创时期，搭班子、配干部是首当其冲的任务。除协助领导做好干部的常规考核、分配工作，当时很重要的一项，是为各专区调配公安处长，并根据这些干部的经历，为其争取参加各地党委或常委。海南解放后，又参与接收四十一军一批转业干部以及对他们的考核、分配工作。 我们进入广州，同北京形成鲜明的对比，明显感到广州的工作基础远不如北京。那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五万之众。广州市内土匪横行，一位民主人士在一条街上坐数，一上午就发生十几起抢劫。南下的干部刚进住东亚酒店，土匪随后就开抢。我们的警卫班被敌特伏击，甚至堵在公安局治安处的门口，公然与我们对射。市政管理也很混乱，汽车撞死了人，两、三天无人收尸。1950年，将黄沙车站炸平了的“三三大轰炸”，特务的信号弹满天飞。敌特活动十分猖狂。在农村，敌人组织武装暴乱，袭击我县、区、乡政府，杀害干部、群众，抢夺武器、粮食，散布谣言，破坏我经济 仅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全省就发现土匪337股，4万余人，发生反革命暴乱、袭击、爆炸、抢劫、纵火、投毒、暗杀事件349宗。敌特除大肆搜集情报，还不断实施暗杀、爆炸等恐怖手段，企图杀害我党政领导干部，破坏铁路等水陆交通运输。广东地处南陲，面对港台，解放初期，大批反革命分子散布在全省各个角落，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和敌特分子勾结，频频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 面对这样的危局和乱局，政文努力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发扬了“抓住重点，推动全局；顽强果敢，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雷厉风行地连出重拳，短期内迅速扭转了局面，掌握了主动。他的工作节奏，同在北京时一样紧张。经常是在华南分局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立即又把副厅长、副局长、处长们召来开会，一直开到凌晨四五点钟。稍微睡一下，七点钟又该起床了，吃完早餐，八点再准时上班。这样夜以继日连轴转地忘我工作，底下干部都吃不消。有时身边工作人员或下级给他提“意见”，希望他能有所节制，注意身体，他总是说：“敌人搞我们，难道还分什么昼夜吗？”所以，他坚持认为，“搞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这样拼命工作，要赶到敌人前面！”这两年半的工作特点，可用“两手共抓，两面作战”这八个字概括。政文以他独具个性的政治智慧、政治忠诚和政治勇气，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工作中的五对问题。 在内部建设上，政文首先抓了“文”、“武”两个方面。一手抓“文”，刻不容缓地成立省厅公安干校；另一手抓“武”，尽快组建广东公安部队。公安干校组建起来，政文担任第一任校长，何明兼副校长。公校初创工作，具体由傅世文、廖迪成负责，拟任人事处人事科长的董仲平和拟任治安处预审科长的马方协助工作。我们还没到广东，公校已开始招生了，11月，首批学员招收了千余名广州的社会青年及大中学生。从中挑选二百多人办速成班，40天结业即分配各处。后来，还专门成立了女生队。公校几乎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艰苦创业。那时没有固定的校址、校舍、课堂，学生住在分散的、茅草盖顶的临时宿舍里，大草棚便是集会的“礼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公校陆陆续续培养、输送到各类岗位上的这千余公校学员，对于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迅速打开工作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且不论日后的长远意义，仅只讲南下干部如无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新干部的配合，沟通语言就是天大的难题。莫说治安、侦查、审讯，连治安积极分子的群众会议都开不起来。政文举重若轻的这一招，至今还被许多老同志所钦佩、称道。 1950年6月，我调离省厅人事处干部科，去公安干校任主持一线工作的校务委员会主任。 南下的同时，政文又命令何明、汤光礼从广东各地方部队调员，尽快组建公安十九师。该师下辖两个大团约九千余人。初建时师长暂缺，何明任政委，汤光礼任副师长。为便于协调同军队的工作，政文还兼任广州警备区政委。有了公安十九师这样一支威武之师，广州乃至广东的大局立即稳定下来，混乱的局面得到迅速的控制和改善。1950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公安十九师改为广州公安总队。 在公安业务工作上，政文一手抓治安，一手抓肃反，不同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同时展开交替进行的两方面工作。政文认为，不肃清各类反革命分子，天下永不得安宁；反之，不抓好治安建设，肃反不仅失去了扎实的工作基础，也失去了最直接的意义和目的。所以，政文主张，“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防治并用，以治为先”。 1950年上半年，广东迅速开展了肃反运动。同时，狠抓全省的治安管理。治安格局中，明确以广州为核心：稳定广州，辐射全省。4月，华南分局社会部召开治安工作会议，认真落实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和《城市治安条例草案》、《农村治安条例草案》。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开展积极的对敌斗争，全力配合解放军剿匪反霸，努力侦查破案，全面建设边防。短期内，省厅和市局侦破了多起大案要案，抓获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派遣特务多名，粉碎了多起敌特暗杀、爆破等阴谋活动。1950年不到一年，便破获敌特案件1200多起。经一个月的内线侦查，探明活动于港澳、粤北及广州、韶关一带铁路沿线的特务、土匪、黑帮组织“飞轮党”的三个匪首及其住址和几个主要销赃点，一举将这个危害地方、民愤极大的匪帮一网打尽，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确保了铁路干线的畅通。鉴于“三·三大轰炸”时敌特疯狂的策应和破坏活动，面对党、政、军、民各界的责难和政治压力，政文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亲自指挥，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敌人一次“釜底抽薪”的致命反击。经请示叶帅批准，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不久，又处决了军统澳门站站长和军统港澳穗站站长。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和政文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节前政文向广州市人民代表会议作了治安工作报告，《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军统华南站站长。至此，一连剪除了军统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军统特务头子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彰显神威，令敌丧胆，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政文正确处理治安和肃反的关系，不仅有效地指导了当时公安战线的全面工作，也为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规定了正确的结构。 在隐蔽战线上，政文一方面加强国内侦查，严打钻进来，另方面也加强向外派遣，主动派出去。政文常说，不搞派遣，不布耳目，公安保卫工作就成了瞎子、聋子，就丧失了主动权。他认为，一不能只吃老本，不能吃光现成饭无米下锅；二不能只吃别人做的饭，瞎着眼睛听别人指挥，工作就太被动了。在情报工作中，政文力主不放松长线派遣，同时采取种种措施，坚持短线派遣和专案派遣。他甚至把主管情报、主管侦查的领导干部赶到香港去，总说：“你们不要老坐在办公室，老蹲在广州，到香港去看一看嘛！”“逼”着指挥员亲临港澳一线去实地考察社情、敌情，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路，有力地避免了工作的盲目性。政文开辟的情报工作的南门前哨阵地，不但为广东服务、为华南服务，而且也为全国服务、为中央服务。包括一些北京的任务，也一并从南大门归口派出。这种深具战略眼光的长期经营，使构筑和巩固人民共和国无形长城的特殊国防，获得了无法估量的收益。不但使我们的公安保卫和肃反锄奸工作建立在耳聪目明的坚实基础之上，而且不断及时收集到敌方大量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情报，使我往往夺得先敌之机的战略和战术的主动位势，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速祖国的建设步伐，立下了不赏之功。 这一阶段政文的工作之所以艰难、劳累，还在于，他一面要进行坚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另一面，还要同来自自己主要助手、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错误倾向和干扰作斗争。这种两面作战，不但使人疲惫，也令人痛苦。先政文到任一个月的陈泊，不仅是省厅的第一副厅长，也是市局的第一副局长，是政文在厅、局两级的主要助手。而且，在延安保安处就一起共过事，可以说是政文的老下级、老战友。陈泊同他的夫人吕璜，还是我与政文婚姻的半个“红娘”。按常理，这样的历史关系和个人关系，他们之间的工作配合应当很顺、很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陈泊在省厅挂虚名，只参与市局的工作；在市局工作中，他同另一个副局长陈坤二人，又只管侦查工作，其余治安、刑侦、内保等公安业务，全部推给孙乐宜副局长等同志。工作中，极少请示汇报，重大问题甚至不同政文商量。而在特情逆用、敌台逆用等这些涉及隐蔽斗争、秘密战线许多政策性、纪律性和技巧性极强的专业工作问题上，二陈又有自己另外一套想法和作法。政文肩负着特殊使命，又在无形战线指挥着特殊的战斗，在作战指挥部内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对大局的影响可想而知，政文的不安和焦虑亦可想而知。他是个极守纪律的人，我过去作为他的学生，后来作为他的下级和妻子，他也一贯要求我同样严守纪律。所以，鉴于所涉及工作的特殊性和机密性，对于二陈的问题，对于工作中深层次的分歧、争论和斗争，我无从知晓，只有一次，一个星期日因陪政文去陈泊家，我去看望吕璜，偶然碰上干部来向他们二人报告情况，才得知：陈泊、陈坤信用有叛变投敌和敌特嫌疑的两面人物，并收罗一批地痞流氓和“利用人员”擅自组建市局“便衣队”，竟然背着政文向他们发了枪，甚至特授了“搜捕权”。在全国向敌特分子收缴枪械的情况下，“广州公安”却把“利用人员”“组织”起来发枪，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这些坏分子持枪恃权，竟然打着“公安”的旗号抢劫、绑票、贩毒、强奸，无恶不作。最终发展到同我们的纠察队正面冲突，开枪打死一名排长。二陈对此的解释，是化大为小，轻描淡写，或推托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或示意处理问题的干部，说是“误会”、“误杀”。正如有的干部讲，我们是“以毒攻毒”，二陈是“养毒攻己”。 2003年8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蒋巍撰写的《红色福尔摩斯》一书，其中所写“二陈事件”，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据吕璜在后记中介绍，该书“是一部纪实性作品，所有的故事、经历和史料都是真实的和确凿无误的。”起码，严肃的纪实性作品不应象写小说一样有虚构、推理和臆测。如没有本人访谈、回忆录、日记、文件等实证，不应在作品中出现对已故的叶剑英、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内心活动、心理、想法和“感觉”的描写。这样强加于逝者，显然是不严肃、不客观、不真实的。此外，书中失实之处俯拾皆是。比如，政文到任前，陈泊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时间是一个月，不是书中所写的“三个月”。那时，广东省还没有设立省委，也未设社会部，因此，陈泊从未担任过书中所述的“广东省社会部长”的职务，也没有任过广东省公安厅长。政文到任后，陈泊更从未如书中所述担任过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职务。书中对涉案由专列押送北京的“要犯”，记述亦前后矛盾。21页说从七百人犯中挑出了二百二十四名“要犯”，204页又说从二百四十多人犯中挑出了一百二十四名“要犯”，这个重要情节的数字，前后相差了一百人之多。包括书中描写延安整风内容时，说吴德同志是西北公学托儿所长，也不对。吴德同志那时在西公虽未任具体职务，但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李士英、凌云二同志负责审干的甄别工作。而那时西公的托儿所长，是周子健同志的夫人王平。诸如此类明显的硬伤，使人对该书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不得不打折扣。二陈虽然平反，可能办案中确有定性过重、牵连过广等扩大化倾向，但不等于他们当初在工作中没有错误或没有重大错误。当时定案是刘少奇同志亲批，并报毛主席核准；宣判后经申诉，周恩来总理亦亲自调阅了案卷；“文革”中主持此案的罗瑞卿同志虽被“打倒”，经造反派多方“活动”，二陈仍未翻案；直至二陈已分别去世，1979年底才“一风吹”，可见其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关键是，书中对一些重要情节的编造是严重违反事实的。书中写道，1951年1月24日深夜在华南分局开会，在叶帅和罗瑞卿部长主持下，由谭政文面对陈泊、陈坤二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揭发批判”，然后由罗部长下令逮捕。据该书对陈泊的评价及对二陈角色定位，二陈是著名的侦查专家、审讯专家，反之，他们也应该是反侦查、反审讯的高手。莫道是无中生有的栽赃诬陷，就是稍有似是而非的缝隙，他们也应善于、更勇于据理力争，何况书中还让根本不在场的叶帅主动问道：“陈泊、陈坤你们有什么话要说？”然而，该书描写的现场，却是“陈泊听得心惊肉跳，大汗淋漓，陈坤更是吓得瘫软在沙发里，浑身发抖，早已不知谭政文说些什么了。” 又说，陈坤用袖口抹着满脸的汗，瘫在沙发里，说不出话来；陈泊被“狂轰滥炸”炸得晕头转向，乱了方寸，不知从何说起。书中对二陈过度失态的描写，真是令人十分难解。其实，1951年元旦过后罗部长即带工作组来到了广州，在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中央已决定批捕二陈之后，才设局进行诱捕的。据当时在场的知情同志回忆，那是1951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夜，即2月6日，比该书所写时间相差13天，以政文的名义在罗部长下榻的东山农林上路设宴——不是在华南分局开会——请广州市公安局的所有副局长：陈泊、孙乐宜、陈坤、朱明以及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田星云“节日聚餐”。作陪的还有叶帅的警卫秘书马甫同志（后任广东省外办主任）。大家落座后，罗部长站起来说：“今天过节，大家一起吃顿饭。不过，陈泊、陈坤你们要把枪拿出来。”二陈还没缓过神来，预先埋伏的公安战士就随声抢上前去下了二陈的手枪。然后罗部长只说了一句：“把他们押下去！”没容任何人多插一句话，整个过程就结束了。随后，当晚即由叶帅主持开会，罗部长参加，政文也到会，向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等有关领导同志通报了情况。接着，连夜布置并执行了对其他重要涉案人员的后续措施。可见，《红色福尔摩斯》认为“二陈案”“没有任何证据、材料”，只有谭政文在捕二陈当晚的“口述揭发”；“二陈案”以及“梁侠案”是谭政文用逼供信手段制造的一起假案；包括对二陈被捕时间、地点、情节的演义，其实都是背离事实的杜撰。应当指出的是，“文革”中曾有造反派到广东让几位反映过二陈问题的领导同志修改原始材料，遭到拒绝。回顾到这段历史，我想未亡人有责任把所知的事实和真相告白于众。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使政文心力交瘁的是，不仅对敌、对内他要两面作战，在反对内部错误思想和工作干扰时，他也要同时与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无疑，二陈在工作中敌我不分的严重错误，具有明显的右的性质。政文坚决反对他们那一套。在土改工作中，政文力主“土改结合镇反”，他坚持认为，不搞剿匪反霸，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土改，而反对“和平土改”的右倾作法。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不久，又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的指示》。政文参与领导了广东的大规模镇反运动。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是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清查和惩办反革命分子，重点纠正宽大无边的右的倾向。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是第二阶段，重点开展水上镇反，贯彻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关于收缩清理的精神，纠正多捕、多杀的“左”倾情绪。1952年12月至1953年底，是第三阶段，主要是取缔反对会道门和黑社会组织。广东的镇反工作，无论反右还是反“左”，虽然由政文在一线组织、指挥，但上面总有叶帅亲自掌舵。有关文件，叶帅都逐字逐句推敲、审改。1951年4月20日广州市政府同各界人民代表及政协委员共一百六十余人的关于镇反的联席会，由政文主持，叶帅作报告。4月25日有五万多人参加的广州各界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由叶帅讲话，政文代表检察机关对反革命罪犯提起公诉。政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与1951年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既坚决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又防止草率定案量刑、滥捕滥杀搞扩大化，使广东的镇反运动始终健康地进行。在处理二陈问题时，同样也有不同意见的干扰。华南分局社会部的一位领导，对二陈问题就看得很重，始终认为是敌我性质矛盾，断言陈泊等人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不断地到罗部长那里“汇报”。按他的观点，广州市公安局里还有许多“特务”，都要立即抓起来。政文坚持要拿证据说话，要拿材料说话，不能漫无边际地猜忌和凭空武断。因而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坚决否决了这种错误主张。 在积极进行对敌斗争的同时，政文还领导广东及华南公安机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赌、禁毒、禁娼斗争，涤荡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广州刚解放不久，军管会便贴出了禁止赌博的布告。随后，广东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发布禁赌令，严禁、严查各类赌博活动。仅1950年，全省就查处赌博案四千三百多起。1953年，全省再次开展了大张旗鼓的查禁赌博活动。与禁赌同时，刚解放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便立即着手清除毒品祸害，铲除罂粟，没收烟土烟具。1950年8月至10月，开展了全省性禁毒行动。1951年6月3日在广州体育馆举行有两万余市民参加的禁烟禁毒大会，当场将收缴的两万两鸦片和两千五百件烟具付之一炬，全场掌声雷动。1952年7月，广东省再次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性禁烟运动，缴获鸦片十一万多两。共产党、人民政府终于完成了林则徐百年前在虎门炮台的未竟事业。1951年10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娼妓，禁止卖淫。随后，全省各地采取统一行动，取缔妓院，收容安置妓女，将有性病和不愿从良的妓女送妇女教养所治疗和劳动教养。这些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和精神健康的社会痼疾，这些旧社会无法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避免的社会丑恶现象，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扫而光。这种鼓舞人心、有口皆碑的德政，不仅使全国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及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中间势力”，而且使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感性地认识了共产党执政的正义性，更看到了共产党执政的超能力和高水平。 两年半中，政文这样“两手共抓，两面作战”，高度紧张，昼夜不分地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把身体累垮了。他的肺不好，胃不好，肝不好，严重神经衰弱，几乎浑身是病。不得不于1952年秋天离开广州到北京治病、休养。1953年5月，正式卸任，告别了他在华南、在广东、在广州的战斗岗位。从北京经武汉、重庆，到成都、到昆明去疗养了小半年。在离职后将近一年的休养期间，政文奉命以“公安部副部长”名义对外。其间，罗瑞卿部长和公安部对政文政治上、生活上和治疗上都给予了非常周到的关怀照顾，使政文能够安心接受全面的治疗和调理，并逐渐恢复了身体和生活的正常状态。政文康复后，又精神振奋地准备接受新的任务、迎接新的战斗了。
五、审战犯、给国际司法史添彩，顶压力、为检察业务建设奠基 鉴于集中处理日本侵华战犯专项工作的需要，1954年初，由中央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钦点”，分配政文到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年初他领命后，立即就投入了工作。正式任命通知，是半年后才下达。1954年6月19日，由毛主席以国家主席的名义，签发“追认”了政文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的任命。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颁布了宪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检察署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8日，由人大委员长刘少奇签发了任命政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通知。 1953年底，我生了第一个女儿后，于1954年4月调回北京市工作，被分配至苏联援建的电子管厂——774厂筹备处任秘书科长。三个月后，又回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到原来的保卫处、那时的经保处（又称四处、后改称二处、“文革”后又改称十处，现为内保局）任秘书室副主任，1956年任秘书室主任，1958年任协理员，1964年任副处长。 正确处理日本侵华战犯，是一项司法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而又为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瞩目的特殊历史使命。中国作为二战中反法西斯的战胜国，以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威力、智慧和方法，妥善地解决这一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不但对于中日两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弘扬社会主义的正义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持续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此，政文又开始了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 1954年2月起，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三百多名司法干部，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由政文亲自动员，在北京真武庙进行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的短期集训。一个多月后，便在掌握和熟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争罪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12个省，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有力罪证。从1955年底至1956年6月，检、法、司合署办公，各方司法专家汇聚卧佛寺，由政文牵头，起草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和公诉词等各类法律文书。大家在统一对敌的原则下，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共同准备，密切配合。后来检察、审判、辩护三方又分别进一步修改加工各自的文件。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领导，对这些文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使所有起诉的罪行起码都有两个以上的证据。 战后十多年了，再对战犯罪行进行如此周密的侦查，是非常艰巨的。一来罪犯多数是中毒很深的“武士道”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关押期间有机会串供，侦讯审理十分困难；二来由于语言不通，多数受害群众对当年日军的番号、罪犯的姓名等忆述不详；三来隔时已久，所涉地域遍及广大的沦陷区；四来战乱期间，许多罪证早已湮灭难寻。在这种情况下，政文领导着“侦处工作团”，经过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便完成了对一千余名日本战争罪犯的全部侦查工作，使他们在我革命人道主义管教的感召下，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一个个认了罪，服了法，创造了国际司法史上的奇迹。 为了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周到，中央还委派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同志参与其事，并担任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组长，政文任副组长。他们两个取长补短，合作得非常默契。1956年3月7日，周总理指示，改由政文担任六人小组组长。无论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环节，整体工作始终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有时深夜一两点，周总理还打来电话，或问情况，或作指示。政文和廖承志同志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政文于3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继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14日会议上，就日本战争罪犯处理问题分别作了说明性发言。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侦查在押的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的主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六项原则。 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分设沈阳和太原两地。沈阳一庭是审理日陆军大案的，审判长袁光少将，首席检察员王之平少将；沈阳二庭是审理伪满大案的，审判长贾潜，首席检察员李甫山；太原庭审判长朱耀堂，首席检察员井助国。审判从1956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其间，政文三下抚顺、沈阳，一下太原，工作细致到连特别法庭的具体设置都要亲自过问。据很多受审的日本战犯讲，一进庄严肃穆的法庭，就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法律的神圣和历史的威严，内心感到沉重的压力，令其终生难忘。在审判庭的楼上，专门为政文布置了一间办公室，电话直通法庭上的审判长和首席检察员，使他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变化，坐镇指挥审判的顺利进行。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举世周知。因此，当时许多干部、群众都强烈要求严惩日本战犯。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大儿子，他当时刚满14周岁。这个在战争年代出生、听着抗日歌曲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知道，日本鬼子在中国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1937年底，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在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共杀害34万中国人。不算过去日寇侵华的历次战争，仅从1937年算起的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即死亡一千万以上。可想而知，当他盼望的审判结果，竟是不仅没有一个战犯判死刑，连判无期徒刑的都没有，儿子的心情是多么矛盾，他对自己所敬爱的爸爸是多么的不理解！ 当时，对45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主要战犯，分作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进行审判，根据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一千多名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免予起诉，宽大释放（一般都已关押六至十年以上）。 看着从东北风尘仆仆归来的政文那满面倦容，家里人都很心疼。但是，有天晚饭后，儿子还是怀着深深的失望，禁不住问父亲：“你带那么多叔叔、伯伯忙了整整两年半，怎么连一个日本鬼子也没有杀掉呀？”政文深深吸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并不是不能杀他们，其中多数战犯，就是一人枪毙他十次，也是罪有应得。这一千多人都杀掉，还不及我国抗战期间死难人数的万分之一！” 顿了顿，政文长长吐了一口浓烟，又缓缓地说：“但是党中央站得高、看得远，确定了对日本战犯‘惩办极少数，宽释大多数’的处理方针。孩子，你应该看到，中国人民以胜利者的身份，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行使司法主权审判侵略者，这本身就比什么都重要。通过庄严的审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革命人民报仇雪恨，对一切侵略者和战争贩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同时，根据‘下层从宽，上层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管教和审判，把战争狂人改造成能为世界进步、和平事业出力的新人，这不比简单地把人杀掉困难得多，也有意义得多吗？” 政文见儿子似懂非懂，笑了笑说：“你学生娃娃也听不懂。这样吧，诸葛亮武侯祠对联中有一句话，叫做‘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你把它记住。”说着，他把这句话写在一张便条上，粗粗讲解了一遍，要孩子先背下来，慢慢琢磨，说“长大就会逐渐理解的”。日后，儿子慢慢长大了，对这句深奥的古文也有了一定的领会，再来回顾父亲坚决贯彻中央方针而成功地处理日本战犯的问题，才更认清了其中的深远意义。 当年，政文亲自领导的严正而宽大的审判，对日本战犯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和感召力。中国人民不但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法庭上同样是胜利者。审判中，为中华民族申张了正义，被判刑的战犯对起诉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表示沉痛的忏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证人谢罪，还有的跪地磕头，要求判自己死刑。一些参与审理过其他战犯的苏、美等国司法专家，为之惊叹折服。至于被宽大释放的战争犯罪分子，很多人更是感动得泣不成声。他们把战犯管理所称为自己的“再生之地”。将回国时，向我管教人员和红十字会人员挥泪告别，甚至哭倒在地。连接他们回国的日本船长也感动地说：“这种惜别真是少见！” 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全部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前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当选为会长。有的人返日后，立誓一辈子睡觉不许自己以脚对向中国。很多人四处现身说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与中国人友好下去。“归还者”们曾六次组团来华“探亲”，看望“恩师”、“母校”，成为反对战争、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藤田茂率团访华就有四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赠他一套中山装。1982年他弥留之际，就穿着这套衣服谢世，以示九泉之下也不忘中国恩师，系念日中友好之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法律，竟具有如此的威力，它真的把战争狂人变成了和平使者！这一切，产生了一般人当初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 政文调高检工作时，正当第一届全国人大会前后，国家加强法制建设之际。1954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适时地提出了加速检察制度建设，全面开展检察工作的方针。所以，政文在处理日本侵华战犯工作告一段落后，便集中精力投入了检察工作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调到高检前的四五年里，这项检察工作的基础建设就不曾中断过。政文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结合工作实践反复推敲这些文件。这样一个过程，充满了不同意见的交锋、思想上的反复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升华，是非常正常的。比如检察院要不要承担“一般监督”职能，检察机构要不要实行“垂直领导”——即“独立行使检察权”独立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是引起过激烈争论的问题。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中建设检察系统，如何让检察机构能同其他兄弟政法部门既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在“镇压敌人，保护人民”这两方面都能完善自己的职能，这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是个崭新的命题。当年根据地、解放区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又与革命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体系，所以，当时苏联的检察系统和检察工作，自然成为我们的重要借鉴。实事求是地讲，真的不是政文对苏联有什么迷信，而是因为历史的局限只给了共和国的创业者们唯一的“选择”。政文对中国革命历史中第三国际和斯大林多次的“瞎指挥”，历来不满，不断告诫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干部，“不要以为洋屁就是香的”。他认为，在科技和重工业方面，苏联确有自己的长处；但在农业、在军事、特别是在政法方面，他们的教训比经验多，我党在这几方面的独特优势，是他们望尘莫及的。 那时，参考苏联检察工作模式，确定了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要进行侦查，决定批捕、起诉或免于起诉，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等等。经过反复研究、讨论，逐渐明确了，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检察机关，应对国家机关实行行政监督，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实行法纪监督，对公安机关实行侦查监督，对法院实行审判监督，对司法机关和监所、劳教等实行执行监督。总之，检察系统在国家的法制建设中，权力大，责任重，影响深远。政文深知所挑担子的分量，上靠高检党组的领导和支持，下靠各厅、各处的集体智慧，不敢有丝毫懈怠和大意。 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以来，政法战线断断续续总有一股“左”的空气在蔓延。1957年8至9月，高检在京召开审判监督会议，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细则（草案）》。几乎同时，检察系统就开始批右倾，批教条主义，批旧法观念。1958年初，说是也要注意防“左”，其实还在继续批右。有人认为，检察、监督这一套，束缚手脚，好像在帮倒忙。在这个风头中，检察工作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文件显然不合时宜。但检察工作的实际运作又亟待尽快具体化、细化。于是，高检党组分派政文牵头，先搞出一个“高检各厅办案试行办法”，作为省以下检察机关工作的参照。既解决了下面实际工作的急需，又留有了回旋的余地。这个文件成型后，经党组郑重讨论多次才定稿，以备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所用。 1958年6月23日至8月18日，在高检党组召开十几次“务虚会”的基础上，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务虚会”上，政文迫于压力为前段高检的全局工作承担责任，在6月5日就所谓“右倾”、“教条主义”等问题作了检讨。 但是，具体工作还要做。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按照党组的意见，政文将“高检各厅办案试行办法”批作会议文件下发。不料当会便引起非议，有同志批评“苏联教条主义那一套又来了！”还有人说，前一段右倾，该批捕的不批捕，该起诉的不起诉，对敌打击不力，根子都在那个教条主义的工作条例！在政法战线上，好像公安机关是左派，检察机关成了“右派”。“监督”二字几乎成了雷区。面对上上下下的政治压力，似乎政文在会议上批发党组讨论通过的“高检各厅办案试行办法”是擅权，被批为“独断专行”，最后竟责令政文在大会上作了包揽全部责任的违心检查。这次会议前后开了57天，通过了上报中央的高检党组“务虚”报告和《检察机关的今后任务（五十条）》。政文事后说：“批我经验主义可能还有一点，批我教条主义，真是荒唐！”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批复》，决定公安部、高检院和高法院三家“合署办公”，高检只保留二、三十人。随后召开的高检助理检察员以上干部会议，强烈要求张鼎丞检察长向中央反映：合署办公必然削弱甚至取消检察工作，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1961年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和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同志指出，检察制度、检察机关是必要的，不能削弱，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同严重违法乱纪作斗争。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决定，公安部、高检、高法仍分设三个党组，直接对中央负责。从这个过程中，后人不难看出，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检察体制的完善发展，经历着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 从1960年秋起，政文身体日渐衰弱。我想，除了工作劳累，心情不舒畅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他在上海开完会后，在华东医院检查身体时，居然确诊有十一种疾病。我被电话急召去陪护。一起返京后，医生力劝政文立即停止工作，安心疗养。1960年底，我陪政文去海南岛休息。1961年，先后转至汕头、广州等地继续疗养。8月，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政文患了肺癌。国庆前后，由医护人员陪同，乘专列返回北京。他拖着瘦弱的病躯，在旁人的搀扶下逐屋到儿女们的房间去转了转，看了看，隔天立即住进了协和医院。 1961年12月12日，因医治无效，政文逝世，年仅51岁。 同日，中央组成了以张鼎丞为主任委员，叶剑英、贺龙、彭真、罗瑞卿、林枫、习仲勋、李克农、谢觉哉、李井泉、曾希圣、刘亚楼、杨志诚、安子文、康生等五十九人为委员的治丧委员会。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同时发出讣告。12月15日在嘉兴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公祭前，高检机关干部为政文守灵三日。中央电台还播出了朝鲜发来的唁电。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首都各界公祭谭政文同志》刊登了配发照片的通讯报道。 经中央审核批准公告的讣告及“简历”，把政文到高检任职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即政文从1953年5月调离广东至1954年6月正式签发高检任命通知之间这休养待命的一年，亦算作已到高检任职。所以，附于讣告之后的“简历”盖棺认定：政文“1953年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1954年宪法颁布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政文英年早逝，对于党和国家的政法战线诚为沉重的损失，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更是无法弥补的巨痛。正如许多熟悉他的老同志所讲，政文是拼命工作累死的。除了斗争复杂，工作艰苦，在无形战线的特殊战斗使他身心高度紧张，长期不得松弛之外，政文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充满了坎坷。虽然他曾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但在其三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中，却三次被“左”倾路线或思潮错误地压抑打击。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他对王明“左”倾路线不满，被批评为“消极对抗中央路线”；第二次是在晋绥分局，他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作法，险些被批为“右倾”；第三次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无端被扣上“右倾教条主义”的帽子。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无疑在鲠直正派的政文心中留下了沉重的阴影。有些委屈和苦闷，甚至对家中亲人也无法倾诉。 不是说政文光明磊落的革命一生中没有缺点、错误，他有时急躁，不够冷静，有时也随着潮流一起“左”过，但他从来不是那种故意整人的人。政文对敌人像一柄剑，对人民、对同志却像一团火。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生病疗养期间，还请人每天来给“上课”，讲解古典诗词。只要可能，还要拉上大儿子一起听讲，父子切磋生活的诗意和诗意的生活。肺癌后期，已有大面积转移扩散，政文相当痛苦，他却以坚韧的革命意志同病魔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刻。我知道，他割舍不下自己终生投入的革命事业，放心不下党、国家的法制建设和长治久安，同时，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三儿两女。那时，大儿子19岁，小女儿才4岁。政文是个特别喜爱孩子的人。只要允许，他走到哪里就把孩子们带到哪里，尽量让儿女们多见世面，多长见识。对孩子少有重言重语，经常为我管教子女他不高兴。工作再忙，哪怕是深夜回家，也要到孩子们房间去看看已经入睡的儿女。大儿子寄宿的干部子弟学校同班有两个烈士子弟，放学儿子回家，政文就让把那两个同学也带到家里来一起过周末，同我们的孩子一起吃饭，一起洗澡，一起看戏，一起郊游。1959年政文去视察藏区，把照顾他生活的县团委书记藏族姑娘荷茂认为干女儿，在草原上传为民族团结的美谈。至今荷茂还不时到北京回娘家来看我，或接我到草原去消夏，像亲女儿一样。 政文对干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严厉的外表下包裹着一付热心肠。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求自己的工作，也以同样的态度要求自己的同志和部属。他最不能容忍的，一是在党内搞歪风邪气，二是工作拖拉、马虎、不负责任，完不成任务。尤其是遇到工作中出了毛病和差错，他毫不讲情面，甚至会忍不住要瞪起那双熬红的大眼睛，厉声训斥一顿。但是，跟他工作过的同志，包括挨过他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仍然爱戴他。干部对政文畏而不怨，敬而不远，主要是因为：他批评干部，是为工作好，为干部好，不是故意整人；批评过后，几乎立即手把手地教改正的方法；而且事后对干部在政治上、生活上照样关心爱护；特别是，别管他骂得多凶，在上级面前却从不诿过，总是替下面承担责任。所以，底下的干部都说：“谭老板脾气大，心地好！”在三年困难时期，有次政文到草原去打了几只黄羊，除分别给几位领导同志家里送去些羊肉外，还在家里做了一桌“黄羊席”，特意请高检各厅的正、副厅长来“打打牙祭”、“补充营养”。我们家逢年过节，都要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感谢他们的工作和服务。政文的勤务员、炊事员、司机结婚，都是在我们家举行仪式，政文都是证婚人。秘书的孩子病了，他还专程到家里去看望。 政文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但亲人们对他的怀念却越来越强烈。通过很多同政文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老战友的追思、回忆，使我重新认识了许多原来我也不大清楚、不太了解的工作情况，才让我有可能形成这么一篇粗浅的文字，聊寄大家的思念之情。这个过程，对于我自己，也是一个对爱人认识升华的过程。它使我和政文的心更贴近了，对他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共鸣。政文辞世时我43岁。在组织的关怀照顾下，我独养三子二女，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直至1982年12月离休。现在，我已有两个孙儿、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虽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儿孙们都健康成长起来。儿女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继承父志，都在为党和国家尽责尽力。 我想，政文的革命精神，应当是他留给儿孙们最可宝贵的遗产；而儿孙们像他那样对社会的无私奉献，应当是对政文最好的纪念和慰籍。更多独家请关注：公安部老干部回忆揭秘往事注：本网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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