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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
原标题：《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自2012年3月出版以来，就被认为是一本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其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分析框架，被视为提供了一种诠释国富国穷问题的新思维。梳理作者2002年以来的一系列论著，则会发现，《失败》一书其实是对作者之前观点的一场颠覆。
制度组合论的解释过于含糊
《失败》一书首先指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良性循环：激励投资和创新，允许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繁荣；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恶性循环：投资和创新受到抑制，创造性破坏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停滞；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则极为少见。
《失败》一书的这种制度组合论，并不是什么创新。尤其是包容性与攫取性的划分，与诺思、瓦斯利和温格斯特等人2006年以来所提出的“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自然国（natural states）和稳定宪政体制（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四个组合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失败》明确强调，不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这一观点，在《失败》一书的第二章就亮明了：“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续地允许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存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之所以无法产生持续繁荣，是因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当权者刺激经济只是为了更好地攫取资源或短期内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一旦当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展影响到统治稳定时，当权者就会抑制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显然意识到，包容性政治制度不能只用“为大多数人提供政治参与机会”来刻画，至少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施政能力。因此，又特别强调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还需要“多元但足够集中”。但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个“多元但足够集中”的解释极为含糊，对不可持续的增长又缺乏时限的说明，《失败》一书就将“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和“为什么国家会成功”的问题引入了一种近乎诡辩的循环逻辑之中：如果遇到了政治包容—经济包容组合的例外（如海地、前独联体国家），《失败》一书就可以说是它们尽管多元，但却缺乏足够的集中；如果遇到了政治掠夺—经济包容型的例外（如新加坡、卡塔尔、沙特），《失败》一书就可以说它们不可持续，因为对于持续多久才算持续，《失败》一书从来就没有答案。
在《失败》一书所描述的政治包容—经济包容的良性循环中，政治包容要求政治有必要的集中，与之对应的经济包容则包含对私有产权的尊重。然而在《失败》一书所列出的“成功国家”的历史上，这两者却很少并存。
制度漂移的分析视角缺乏系统性
《失败》一书认为，成功国家，如英美等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关键的历史节点（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上的重大事件和细小的初始差别（small initial differences）导致了这一结果。关键时期是指“一个社会中破坏既有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如黑死病和大西洋贸易路线。借助于大事件，细微的初始差别得以放大，形成各不相同的制度，这就是所谓制度漂移。
为了论证这种制度漂移的观点，《失败》一书多次提到黑死病和南北美的发展差异。黑死病动摇了西欧的封建体制，使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私有产权成为可能，使东西欧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差异。南美有黄金，易于攫取，所以殖民者建立了攫取性制度，英国人没有这种偶然的幸运，反而成就了北美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
历史上的大事件的确存在，但观察大事件的视角应当是系统的和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以黑死病对东西欧的不同影响为例，《失败》一书首先忽视了东西欧地理和人口分布的差异。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是内陆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类似西欧的商业中心，大宗贸易很难发展起来，这反过来导致大城市很少且人口密度低。而在西欧，多数国家拥有较好的可航行的河流和沿海水域，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西欧便于进行商业上的相互联系，使西欧的贸易网络早在12 世纪后半期便建立起来。在南北美的不平等发展上，《失败》一书均沿袭了“包容归因于偶然，攫取必然失败”的分析路径，但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某一国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与另一国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关。
国富国穷不存在唯一的成功方案
在《失败》一书中，政治制度被视为启动良性循环的因素。但在2006年的另一部著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两人则更多地强调了经济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该书中，他们指出，政治制度从攫取（专制）转为包容（民主）的过程是统治者与民众的博弈过程，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是统治者选择宽容让步或继续专制的根本原因，而经济结构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失败》一书相对，我们可以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张夏准那里看到完全不同的国富国穷观。赖纳特指出，所有关于产权、民主以及地理位置、气候、病毒细菌疾病决定经济发展的解释都没有触及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国如何选择以及选择怎样的产业活动。产权及其他制度体系固然重要，但从因果关系上说，产权和制度本身并不创造国民财富，它们只是国民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支撑体系，私有产权与其他制度体系是经济活动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赖纳特看来，经济活动与政治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但决定性的是前者。产业活动的选择决定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方式，进而决定了社会阶层的形成，从而形成了相应的社会权利诉求和表达。民主、市民社会、平等自由的诉求只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在缺乏合适的经济活动时，它们无法生根。
《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问题的复杂性和关键的技巧在于，在不具备富国当初致富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发挥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去创造最适合的条件，但可以确定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成功方案。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第二篇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2013-11-19 1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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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一墙之隔的地方，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雷斯和墨西哥索诺拉省的诺加雷斯，亚洲的韩国与北朝鲜，历史上的东德与西德，贫富悬殊会如此之大？通过政治学、历史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组合分析，美国学者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试图用同名著作来给出新的解释。
“有三种理由让你爱上此书”，《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称：“它的研究主题是现代各国的贫富差异，这也许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它充满许多迷人的故事，可以让你在鸡尾酒会上滔滔不绝；它充满悬念，你可能会如我一样，拼着一次把它读完，然后回头一读再读。”
贾雷德·戴蒙德没有夸张。此书材料相当丰富，作者似乎是坐在一个挂满世界地图的房间里写作，一脚踏着历史，一脚踩住现实。不过，在其炫目的案例与自信的论证之外，也存在观点重复、主题先行、行文繁芜的毛病。当然，这不能掩盖那些遍布全书的洞见的光芒。
作者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专注于“做对的事情”，但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错”。国家之所以做错，之所以失败，大部分不是因为地理、文化等因素，而是因为掌权者作出制造落后的选择。他们这样选择也并非出于犯错或无知，而是有意做错——国家可以甚至必须失败，如果这样能够帮助掌权者成功的话。作者进而提出全书的核心观点：历史及现实中的国家的失败，主要是制度的失败，也即采取榨取式制度而非广纳性制度。
制度包括政治与经济制度。广纳性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规则，鼓励创新与投资，形成持续经济增长，并且人人可享增长带来的利好。榨取式经济制度与之对立，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激励。
广纳性经济制度与广纳性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广纳性政治制度拥有多元政治体系，可自由竞争政治公职、选举权普及，新的政治领袖有机会和平崛起；国家有适当的政治集权，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广纳性市场制度奠定基础。同样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也与榨取式政治制度互为支持。在权力分配上，榨取式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为私利而推动榨取式经济发展，并用所获资源巩固自身政治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榨取式制度并非一定与经济繁荣无关。在一段时期内，由于“集中资源办大事”，榨取式制度也可能获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1950-1970年代的苏联即是典型。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无法持久，关键有二：持久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创新又与“创造性破坏”（约瑟夫·熊彼特语，指新技术与新产业的进步对旧技术与旧产业的冲击及破坏）密不可分，而创造性破坏不但在经济上以新代旧，在政治上也会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因此，榨取式制度下的菁英总是会抗拒创新；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团体与个人都垂涎的目标，无不争相夺取。但在法治未立，规则不透明，权利无保障的状况下，对政治权力的野蛮角逐，其结果总是将社会推向政治动荡，从而葬送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
那么，广纳性或榨取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认为，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政治制度的形成，取决于过去，尤其是过去的差异。有时只是非常小的差异，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制度。比如，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法国与西班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英国王室对海外贸易的掌控非常虚弱，这导致在此期经济发展中得利的群体，乃是王室的对抗者而非王室自己，也由此催生英国宪政制度。而在法国与西班牙，海外贸易主要由王室掌控，此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利好，都由王室垄断，遂使它们在十七世纪走上与英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政治制度的改变或转型，则取决于关键时期，即社会既有政治与经济制度崩解的时期。关键时期往往由一系列大事件限定：比如在十四世纪导致欧洲近半数人口死亡的黑死病，使西欧传统封建制度走向瓦解；又如十五世纪之后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打开，为许多西欧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再如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为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带来快速又具破坏性的改变，奠定了延绵至今的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不平等格局。
作者特别指出，在国家制度的形成与转型上，小差异与偶然性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任何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建立在地理、文化、伟人英雄或其它历史命定因素之上的论述，都是不恰当的。正因如此，要预测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非常困难。
不过，本书最大的理论敌人，并非历史决定论，而是“威权式成长论”。
威权式成长论最强有力的论据如今不再是前苏联，而是中国。在冰封政治自由的基础上，中国打开经济门，迎来了三十多年的强劲增长。“中国模式”成为海内外热议命题，也为“威权式成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但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长，乃是因为邓小平改革了原先的榨取式经济制度，初步释放市场经济的能量，盘活大量廉价劳动力，产生“追赶效应”（穷国缺乏资本与技术，生产率也低，少量资本与技术投入即会大大提高其生产率。与之相比，富国增加的资本与技术投入对生产率只有较小影响。因此，在控制住其他变量，例如用于投资的GDP百分比时，穷国往往增长得比富国快）。此外，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大受益于外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成长仍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产品。尽管官方也倡导技术进步与企业创新，但真正推动经济的却是国家主导的快速投资，而非“创造性破坏”。与此同时，财产权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可靠，甚至完全不可靠。
应该承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确实比前苏联更有广纳性，执政党不再强行将所有重要资源都分配到军工与重工业上，但它仍是全能主义的，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
基于上述，如果制度不能变革，那么中国经济的衰退是迟早的事，一个榨取式制度的成长终究是有极限的。在达到极限之前，中国若能转向广纳性制度，衰退也可能避免。但是，想要中国自动或毫无痛苦地转型为广纳性制度，实在有点缘木求鱼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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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为什麽国家会失败
我在读一本引人入胜的新书,名为《为什麽国家会失败》.读得愈深,你愈能体会我们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是多麽笨,我们是多麽需要全面修正对外援助政策.但最出人意表的,是作者同时向美国和某国亮起警号.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士·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合著《为什麽国家会失败》,指出国家之间关键的分野,就在於「制度」.当政经制度「包容」发展,国家就会兴旺,当制度趋向「箝制」和集权,只有少数人得有机会,国家就会败亡.
他们写道:「包容的经济制度保障财产权,创造一个公平竞技场,鼓励投资创新科技,有利经济增长,胜於建立在榨压多数,奉养少数的箝制经济制度.」
「包容的经济制度,与包容的政治制度互相扶持,」因为「通过多元的方式,广泛分散政治权力,能够集中一定程度的政治力量,确立法律和政令的执行,是财产权得到保障,和市场经济得到包容的基础,」反之,箝制的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在少数人之手,箝制的经济制度就会变本加厉抓紧权力.
阿塞莫格鲁在访问中解释重点,当国民「开放」地建设政经制度,充分赋予并保障每一个公民创新,投资,发展的潜能,国家就会兴盛.比较自某主义结束後的东欧,和後苏联时代的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或比较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或比较库尔德地区和伊拉克其他地方,一切都在於制度.
作者指出历史的教训,如果你得不到政治权利,你也不能得到经济权利.此所以他们不接纳某国所发扬,结合政治控制和经济增长的神奇方式.
阿塞莫格鲁说:「我们分析,某国在箝制的制度下经历增长 - 是由某党的专制掌控,一定程度垄断权力,动用资源,能在很低的基础上,令经济爆发式增长.」但它不可持续,因为它不能促成大幅度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1」,对於创新和提高收入至关重要.
1: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的创新不断打破市场平衡,动态失衡才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常态.
作者说:「持续的增长需要创新,创新与创造性破坏密不可分,而经济领域新旧交替同时,亦打破已经确立的政治关系.」
阿塞莫格鲁指:「除非某国成功转型,经济建基於创造性破坏,否则增长不可持久.」他问你能想像某国一个二十岁的辍学生,能够开设一间公司,挑战全由国有银行资助的国有企业?
阿塞莫格鲁说,後911的角度,认为阿拉伯世界和阿富汗的弊病在於缺乏民主,并没有错,错在我们以为能够轻易出口民主.民主改革必须由下而上,方能持续.但他补充「这不表示我们什麽都不能做.」
正如埃及,我们必须渐渐改变给政权军事援助,转为致力於给社会更多阶层发表政见.所以我说,现在我们给埃及,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外援,不过是向精英缴交赎金,防范他们对我们不利.我们得化赎金为利诱.
阿塞莫格鲁建议,与其给开罗额外13亿军事援助,只有部分精英受惠,我们应该坚决要求埃及,成立代表社会各界的委员会,告诉我们什麽设施 - 比如学校,医院需要外援,我们就启动合适的建议.
如果我们准备付钱,阿塞莫格鲁说:「倒不如用来推动定这些国家,开放机会,壮大草根运动.」
我们只能助一臂之力,到得当地草根运动想建立包容的制度,我们就可以推波助澜.我们不能无中生有或越俎代庖.可悲的是我们在阿富汗和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为图一时之便,站在强人一边,使老百姓心灰意冷.我们在那儿徒劳无功,将0乘以100,到头来还是0.
至於美国?阿塞莫格鲁写道,经济上的不公日趋严重,同时会破坏美国包容的制度.「真正的问题是当经济变得那麽不公,会变相成为政治上的不公.」当一个人开一张支票就能应付你整场大选,即使你是民选官员,能对异见有多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