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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1927年篇(1):梁启超1927年的40封家书
作为一名中国传统士大夫，改良主义的信奉者，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风潮中，梁氏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主革命，都曾有过激烈的批评，甚至是不实之辞，而评论之繁、篇幅之长、言辞之烈，尤以1927年给孩子们的书信为代表。这些内容，最早收于丁文江、赵丰田编的1936年油印本《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文革”后由赵丰田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亦予以保留，并在“前言”中予以说明：“另外，不少资料对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许多诬蔑之词，修订时均保持原貌，未予删节，借以反映梁启超这派人物的历史面目。”但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版的同名《梁启超家书》中均删节未收（如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甚至是今年出版的由评论家、梁启超研究者解玺璋选编并撰写导读长文的《梁启超家书》亦付阙如。从思想史研究角度而言，这些内容，对于全面了解梁氏晚年的思想转变、政治态度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清末改良主义的演变亦是重要资料。拿到新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梁启超家书 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欣喜地看到了这些珍贵但在政治上不那么“正确”的研究资料。
《梁启超家书 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汤志钧、汤仁泽编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96.00元
此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全集”的阶段性成果，由九十余岁的梁启超研究专家汤志钧等编注，可说是当下众多版本梁启超家书中的精品。
除个别外，《梁启超家书 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所收家书均录自中华书局1994年影印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这些手迹，是中华书局准备编辑梁启超集时，经吴晗先生商请梁思成，借交中华书局影印的。虽然其中大都辑入今人引以为据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但有的只是节录择录，文字亦有改动，上下款也时有删节。梁氏手迹是出了名的难认，此次出版，编注者不畏困难，依手迹一一录排，如实再现家书原貌。
该书所收家书数量超过了迄今相对较全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梁启超家书》，达到411封，更远超今年出版的，由评论家、梁启超研究者解玺璋选编并撰写导读长文的《梁启超家书》。
内容上，虽在个别家书中，梁氏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许多诬蔑之辞，但为了全面反映梁启超的思想活动，编注者收入时均保持原貌，力图原汁原味呈现梁启超晚年的时局观、政治观。
梁启超家书
全书注释虽不多，但辨误指正，都很精当。如1915年致梁思顺一信，《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落款为“六月十四，旧端午前一日”。查《中西日历对照表》，1915年端午节为阳历6月17日，“前一日”应为6月16日，梁氏此处阳历笔误，故将这封信系于1915年6月16日。
另外，该书的第二部分“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是梁启超写给他弟弟梁启勋的书信，此次亦据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出版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整理编注，可据以考见梁氏行踪、交谊及清末民初的政治、社会活动。
1927年对于梁启超来说，“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细读该年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40封家书，即可略窥一二。
重重家事缠身
1926年被错割右肾后， 1927年的梁氏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小便依旧带血不绝，严重时， “一个多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虽如此，梁氏仍丝毫不得休息静养，学者的责任、家庭的重担使他无法轻松。他身兼司法储才馆、清华大学、京师图书馆三职，事务繁忙，“司法储才馆下礼拜便开馆，以后我真忙死了，每礼拜大概要有三天住城里。清华功课有增无减，又在燕京担任有钟点”，“真没有一刻空闲了”。即便如此努力工作，家庭财政亦偶现竭蹶，“自汇去这千元后，家中存款已罄，本月便须在兴业透支”。另外，1927年，孩子们的事情也让梁氏百般费心，这年梁思永学成将归国，梁思成、林徽音要海外结婚、回国谋职，梁思忠想出国求学，梁思顺的丈夫、外交官周希哲希冀调迁，梁氏为此四处奔波，活络走动，费尽心思。“思永回国的事，现尚未得李济之回话”，“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我给他商量你（梁思永）归国事宜”。“现在思成离开彭大，又发生回国与否的问题”。“思顺调新加坡的事，我明天进城便立刻和顾少川说去”。此时的梁启超，还要为亲朋排忧解难，而当时的北京谋生不易，“现在的北京得一百元的现金收入，已经等于从前的五六百元了”，“因为我近来担任几件事，穷亲戚穷朋友们稍为得点缀。十五舅处东拼西凑三件事，合得二百五十元，勉强过得去”，“其余如杨鼎甫也在图书馆任职得百元，黑二爷了得三十元”，“七叔得百六十元，廷灿得百元”，“我招呼的几个人，别人已经看着眼红了”。
康有为、王国维辞世的打击
更令梁氏心力交瘁、倍受打击的是，1927年至亲师友去世的噩耗不断传来。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死去，梁氏在家书说自己“好生伤感”。康有为身后事宜，亦令梁氏头疼万分，从下引家书长文，可见康有为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及梁氏煞费苦心：“他家里真是八塌糊涂，没有办法。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爷）。南海生时已经种种捣鬼，连偷带骗，南海现在负债六七万，至少有一半算是欠他的。现在还是他在那里把持，二姨太是三小姐的生母，现在当家，惟女儿女婿之言是听，外人有什么办法。君勉任劳任怨想要整顿一下，便有‘干涉内政’的谤言，只好置之不理。他那两位世兄和思忠、思庄同庚，现在还是一点事不懂，活是两个傻大少。还有两位在家的小姐，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我真不解，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我们共同商议的结果，除了刊刻遗书由我们门生负责外，盼望能筹些款，由我们保管着，等到他家私花尽，能够稍为接济那两位傻大少及可怜的小姐，算稍尽点心罢了。”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沉湖自尽，“我（梁启超）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梁氏认为这是中国学界的巨大损失，“此公（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12月23日，梁氏得意门生、得力助手范静生去世，梁氏“可伤之至”，并为此深深自责，“半年来我把（京师）图书馆事脱卸给他，也是我对不住他的地方”。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清华“被辞职”风波
更让梁氏添堵的是，1927年年末的清华“被辞职”风波，家书详述此事经过如下。1927年秋季开学，梁氏到校数天，将该年应做的事大略定出规模，便到医院去。不料梁氏出院后几天，外交部有改组清华学校董事会之举，并且章程上规定校长由董事互选，内中一位董事就聘梁氏为校长。当外交部征求梁氏意见时, 梁氏以不任校长为条件应允担任董事。不料时任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怕梁氏抢他的位子，便暗中运动教职员反对，结果只有教员朱某一人附和他。于是由朱某运动一新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上书学校，说院中教员旷职，请求易人。矛头暗指梁氏。“老曹便将那怪信油印出来寄给我，讽示我自动辞职”。不料事为清华全体学生闻知，向那写匿名信的新生责问，并全体跑到天津求梁氏万勿辞职，并勿辞董事。“恰好那时老曹的信正到来，我只好顺学生公意，声明绝不自动辞教授，但董事辞函却已发出，学生们又跑去外交部请求，勿许我辞。他们未到前，王外长的挽留函也早发出了。他们请求外部撤换校长及朱某，外部正在派员查办中，大约数日后将有揭晓”。此风波加快了曹云祥离开清华的节奏，据《金岳霖回忆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梁启超家在书中也说：“前星期外部派员到校，查办风潮起因，极严厉，大约数日内便见分晓。好在校长问题不久便当解决，曹去后大约由梅教务长代理。”
心忧天下
政治上，1927年的中国，国共从合作走向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而梁氏虽身处奉系军阀控制下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北京，但仍密切观察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在给子女的家书中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
梁氏对时局看得很清楚，“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他赞同打倒军阀，“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又对中国的前途非常悲观，“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不看好大革命，是因为，“从前在广东出发的军队，纪律的确不坏，也因为有钱。现在收编烂军队，日日加增，纪律已大不如前。军队既增，欠饷之弊一如北方”；“最糟的是鼓动工潮”，“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特别是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梁氏批评尤为激烈，“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共产党受第三国际的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
年轻时的梁启超
面对这种时局，曾活跃于中国近代政治舞台的梁氏当然难耐寂莫，不甘袖手旁观，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积极准备，企图东山再起，“许多非国民党的团体要求拥戴领袖作大结合，大概除了我，没有人能统一他们”，“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但中国现在政治前途，像我这样一个人绝对的消极旁观，总不是一回事，非独良心所不许，事势亦不容如此”。梁氏计划组党，“现在的形势，我们起他一个名字，叫做‘党前运动’”，“现在办法，拟设一个虚总部秘密的。如美之各联邦，虚总部则如初期之费城政府，作极稀松的结合，将来各团事业发展后，随时增加其结合之程度”。同时利用清华学校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已经立定主意，于最近期间内发表我政治上全部的具体主张，现在先在清华讲堂上讲起，分经济制度问题、政治组织问题、社会组织问题、教育问题四项”。
梁启超的救国之策又是什么呢？“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诊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医方，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这些想法，源于1918年梁氏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种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他的救国救世的法子，就是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但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
在现今所能见到的梁氏给孩子们的家书中，1927年是梁氏1916年远离政治舞台后写得最多的一年（达40封，相较而言，1918年2封，1919年19封，1920年5封，1921年4封，1922年7封，1923年29封，1924年10封，1925年19封，1926年25封，1928年21封），这些家书，如实再现了风云动荡年代梁氏自身及家庭的际遇，展现了旁观者梁氏眼中的国内时局，表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边缘化及其最终失败的结局。
梁启超家书中除包含现今人们常说的教育理念外，还体现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理财观念（梁氏曾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等，其丰富内容值得今天我们研读。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梁启超的1927年篇(2):梁启超
生平简介
梁启超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四岁便在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典籍，有“神童”之称，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七岁考中举人，1890年师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接受维新变法思想，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先后倡导、发动公车上书，通过强学会、《时务报》等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参与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杰出代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广泛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影响和启迪了整整一代人。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先后入阁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和财政总长，特别是组织策划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在战争中发挥了“一支笔强于十万雄兵”的巨大作用。
1918年，梁启超感愤于军阀的黑暗统治，离开政界，转而专注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组织共学社、讲学社，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受聘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合称为清华四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此外，还担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成就非凡，享誉海内外。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达一千四百万字，结集为《饮冰室合集》。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於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梁启超的1927年篇(3):1927：年度事件：国共分裂
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927
关键词：国民党 共产党 北伐战争 清党
年度事件：国共分裂
1927年的国共分裂，也就是国民党的武力“清党”——以暴力手段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极为特殊的分水岭。在“革命”与“反革命”之外，考察这场巨大变故的前因后果，仍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两党合作是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但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长期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很显然，就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也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马林在爪哇获得了 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的期望。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尤其让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运动之外。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并开除；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党人的支持，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断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1）：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开始了。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调查。中共党员们似乎忘了，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并不是日后的共产党员们，而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梁启超自1900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不足为奇。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会丧失党的独立性。”（转引自《中共党员大辞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性质有更理性的认识。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俄国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有过一段涉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质谈话，兹将当年的谈话纪录原文照录于下：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季氏在之前的谈话中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其实恰恰与国民党人的自我定位相当吻合，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正如蒋介石在1929年公开所说：“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关于国民党的性质，可详见《转型中国·1925》）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2）：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说道：“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国民党竟然“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显然是许多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国民党“二大”上，即有国民党人提出：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必须得到其所在地党部的同意。这一提议遭到了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激烈抵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均有充分的自由。
矛盾（3）：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维经斯基还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26年8月31日，国民党人顾孟余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广州就此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原文照录于此：
谢尔盖（即维经斯基，笔者注）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即顾孟余，笔者注）：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1）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2）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中共内部的报告材料证实了维经斯基、谭平山和顾孟余们的描述是准确的。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竟然占据了17个之多，占百分之八十强。
矛盾（4）：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鲍罗廷当时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可复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5）：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 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03》中有一篇总结马日事变前因后果的文章，其中一条“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关于夏斗寅的叛变》）
和平解决的努力（1）：蒋介石谋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国民党方面，先是“西山会议派”分裂出去，其主张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稍后，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共产党员：
“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中共的利益（早些时候蒋要求他退出中共也遭到了拒绝），他反驳道：“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民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民党。
和平解决的努力（2）：陈独秀希望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国民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民党，而是指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向青《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党史研究资料·06》）
1927年的蒋介石。蒋介石发动“清党”之前，始终十分重视“扶助农工”，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在高唱“扶助农工”，且反复宣传这一政策是孙中山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但在“扶助农工”问题上蒋介石有两个底线：一是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二是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但最终，这两条底线都被突破。蒋介石个人最终选择武力“清党”，需要一分为二看待：1、国民党内部的支持（譬如蔡元培也支持他“清党”）；2、中共选择支持汪精卫，蒋介石感觉自己的领袖地位岌岌可危。总而言之，“清党”是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难以磨灭的罪恶，无论它是出于集体“党争”的目的，还是出于个人“权斗”的目的，几十万无辜爱国青年的生命，就这样在极端扩大化的“清党”中白白葬送掉了。
汪精卫。苏俄及中共试图通过支持汪精卫架空蒋介石，是促使蒋介石发动“清党”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很快，汪精卫也倒向了蒋介石，其直接缘由，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鬼使神差地向汪精卫出示了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五月紧急指示”。这份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的电报，向中共提出了三点要求：(1)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村委会”。在“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前提之下，在湖南、广州等省实行“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2)“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3)“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在汪精卫看来，这是要篡夺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陈独秀。1927年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包办的工农运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陈独秀曾提出六条解决问题的意见：(1)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2)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5)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这些建议得到了鲍罗廷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另一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强烈反对。罗易在中共内部找不到同盟者，遂鬼使神差地将秘密的“五月紧急指示”告诉了汪精卫。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若干年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1936年在白家坪接受斯诺采访时，周恩来也说：“由于策略上的错误，我们抛弃了对国民党保持控制权的机会。……假如共产党全力加入国民党并且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边，我们就能与左翼组成联盟，取得并且保持领导权。”
晚年的谭平山，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28年，谭平山在《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中如此定义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和反思大革命的失败：“无如当时的国民党，依然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并非建筑于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强有力的政党，律以党的成立根本条件，已属残缺而非健全。果也，党内各分子，各本其阶级的利益，尽量发挥其各阶级的属性，不断的表现那些党内阶级斗争滑稽而奇异的现象，政纲形同虚设，纪律等诸具文。故改组开始，立起纠纷，革命发展，更呈分化。广州三月二十日之变，不过是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也是多阶级政党本身弱点的暴露。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新军阀蒋介石，于此初试其锋，所谓左派领袖汪精卫。竟仓皇出走。”
国民党元老、中共党员邵力子。1926年被蒋介石派往苏联，希望说服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为其成员，以彻底解决两党吞噬与反吞噬的危机。邵力子没有能够完成任务。1937年2月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曾批准在国统区出版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为中共做了许多正面的宣传。
陈立夫。如何找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是“清党”最大的难题。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里如此描述自己当年所采取的方法：“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同时，共产党已经下了一道秘密命令，要所有共产党员尽量地藏匿身份，以便继续混藏在国民党中从事他们的工作。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这个办法我们在安庆已经试用过。随即我们就打电报给各地足以信赖的同志，要他们想尽办法摆脱共产党，至于身份不明的人，只要从打斗中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和态度，然后就尽可能清除他们。”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开会议，由吴敬恒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文告，为“清共”制造舆论。图为吴敬恒的手抄文告。
国民党军警在街上搜查共产党嫌疑分子。白崇禧是清党的积极执行者，但他是如此感叹清党的恶果的：“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上海是舆论的中心，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这是非常痛心的。”“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壶浆，唯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岁四月，克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对于“清党”所造出的种种恐怖,就连再三强调“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也是摆首连连。他形容“清党”意义已大为走样,“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试问：他们自己不是党员，以何资格来清吾之党？真正之CP亦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打倒CP分子，于是党员皆大惧，偶语有罪。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清党”是一把双刃剑，国民党自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仰。
结束语
关键词：国民党 共产党 北伐战争 清党
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腥风血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进步”也好，“反动”也罢，这些词汇均不足以完整描述这场背景复杂的大屠杀。今天回过头去看，它更像是一场噬与反噬的生存游戏。
结局是如此的两败俱伤——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成不到一万；至少20万无辜左倾爱国青年命丧黄泉；国民党则几乎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
但青年们从血污中爬起来，继续向左……【pdf版本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