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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璞]宗璞介绍
中文名：
宗璞
别名：
冯钟璞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928年7月
职业：
作家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
编辑本段经历与创作
宗璞(pú)[1]的祖籍是河南省南阳唐河县，原名冯钟璞，笔名任小哲、丰非
宗璞
等。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等单位工作。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
“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
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 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铁箫人语》，《紫藤萝瀑布》被收入初中课本，其作品大多反映中华知识分子的生活。作品《A.K.C》、《寻月集》、《红豆》、《宗璞散文小说选》、《丁香结》、《南渡记》、《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
宗璞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
宗璞精选集
宗璞在病中苦耕，历时7年，《南渡记》的第二部《东藏记》终于面世，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西征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曾在《收获》上部分发表，计划中尚有《北归记》。这是总书名为《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
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读《东藏记》和《紫藤萝瀑布》这样隽永而精致的小说，真是受益又享受。
宗璞对创作情有独钟，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编辑本段宗璞家人
父亲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国学大师、哲学家。
叔叔
冯景兰：（1898.3.9——1976.9.29）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
姑姑
冯沅君：文学史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一级教授。
女儿
冯珏：TOM在线执行董事兼销售与市场推广部行政副总裁。
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弦上的梦》、《三生石》、《宗璞小说散文选》、《野葫芦引》、《东藏记》、《南渡记》、《西征记》、《北归记》、《总鳍鱼的故事》、《蜗居》、《我是谁》、《紫藤萝瀑布》、《泥沼中的头颅》 《花的话》
编辑本段《野葫芦引》——四卷长篇小说
《南渡记》内容提要
《南渡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深刻细腻的表现。作品的结构严谨合度、语优雅蕴藉、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具有臻于完美的思想和艺术品格。《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亡国之际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也揭示了一些人懦弱苟且的灵魂。小说富于生活气息，营造出纯净真挚的艺术氛围，令人回味不已。
《东藏记》内容提要
《东藏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描写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对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生活情境和细节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
《东藏记》刚开始写作，宗璞的视网膜脱落，手术后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加之近年来头晕顽疾使她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已经无法阅读和写作。 不能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放大到一号字体再打印出来给她看。难以想象宗璞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历时7年，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
《西征记》内容提要
《西征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三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和朋友的大善、对祖国和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了深刻细腻的表现。作品的结构严谨合度、语言优雅蕴藉、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具有臻于完美的思想和艺术品格。
《西征记》紧接《东藏记》，写的是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在滇西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在硝烟炮火的战争里，青年学子丰富而又纯真的内心世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更见其可敬可贵。宗璞笔下的远征军和滇西之战别有境界，气韵非常。
《北归记》即将创作
完成《西征记》之后，81岁的宗璞两次因头晕住院。“等到身体调整好，她要开始写《野葫芦引》的最后一卷《北归记》。这部小说从抗战胜利写起，直到建国初期。四卷中涉及的主要人物的人生故事，将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圆满收尾”。
编辑本段《紫藤萝瀑布》
紫藤萝瀑布原文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 。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就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放似的。那里装的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淡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种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982年5月6日
词语解释
终极：最后，最终 。
迸溅：向四外溅 。
繁密（fán mì) ：繁多，密集。
伫立（zhù lì）：长时间地站着。
凝望：目不转睛地看，注目远望。
伶仃：孤单，没有依靠 。
稀零：稀稀疏疏，出现得少 。
忍俊不禁：忍不住笑。
仙露琼浆：仙人饮用的美酒，比喻美酒。 形容传说中的美酒。
蜂围蝶阵 ：这里形容蝴蝶蜜蜂成群飞舞。
盘虬卧龙（pán qiú wò lóng）： 同“卧虎藏龙”，比喻非常厉害的人等。但在《紫藤萝瀑布》一文里比喻枝干盘曲嶙峋。盘绕横卧着的虬龙。形容树木枝干盘旋的样子，弯弯曲曲。虬，传说中的一种龙。 回旋的盘绕像卧着的龙。
写作背景
作者深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虽已过去多年，但心灵上的创伤仍无法愈合。作者的弟弟当时处于癌症晚期，命在旦夕，作者面对弟弟的英年不幸，雄才未展深感受悲痛。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作者写了这篇文章，因而心情是异常焦虑不安。
作者家门口曾经也有过1棵树，但是后来上面的紫藤萝都凋谢了。后来又经过文革。作者有个亲弟弟，在文革中为国家付出了很多汗水和心血，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后来弟弟却身患绝症。这时可正是弟弟展示自己才华的年龄，但是却没有机会了。作者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伤心，但当她看到那像瀑布一样的紫藤萝时，她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开心向上的心情。
关于“生死谜、手足情”(宗璞)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50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像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像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雨，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而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30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吗?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惟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哭小弟》，《铁箫人语》，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紫藤萝瀑布》赏析(海岗)
《紫藤萝瀑布》是一幅极为精细的工笔画，就是高明的丹青国手，也未必能够穷尽它所包含的意蕴。在这里，不但那片紫藤萝的大致轮廓你可以从画中加以把握，而且那花的色泽，那花的神采，那花的气味，你也尽可以从画中领略到。也许，在大自然中，当你面对这样一片紫藤萝，你也未必能够如此真切地认识它、感觉它。读着宗璞的这篇文章，仿佛在你眼前，就展现出一条紫色的瀑布，绚丽的色彩曳动你的目光，郁郁的幽香缭绕在你鼻前……这样一幅卓绝的“图画”，除了得力于作者卓越的笔力，亦与作者认真、细致的观察是分不开的。 《紫藤萝瀑布》又是一首深沉的歌。当作者把一幅精致的“工笔画”呈现给读者的时候，也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暖的色调，是一种明快的情绪与生活的欢欣。但是，当随着作者的思绪，回首那不堪的十年动乱，把眼前的美好与过去的黑暗联系到一起，你就会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正如作者所言，那是一种压在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对往昔被毁坏的幸福生活的追忆。可以说，当作者细致地观察这素朴的紫藤萝时，当作者一笔一笔勾画着这紫藤萝的神态时，在她心中一定翻涌回荡着一曲深沉的歌。因为，只有经历过黑暗的人，才会在璀璨的生活面前目眩神摇，只有遭受过苦痛的人，才会如此珍视这生活的浪花。因此，尽管在这幅精致的图画之中，作者没有大力张扬、肆意宣泄感情的心曲，但是，当人们观察着《紫藤萝瀑布》的
一个细部时，必然会体味到作者倾注其间的一种深沉而欢乐的旋律自天而降，弥漫于《紫藤萝瀑布》的整个框架之中。 从直观上说，《紫藤萝瀑布》形象鲜明，如在目前，而不肤浅；从情境上说，《紫藤萝瀑布》文意含蓄，意境深远，不尽于句中。但是，当你阅读过《紫藤萝瀑布》，会感到，在它的字句之外，包含着更深刻、更令人神往的意蕴，而对《紫藤萝瀑布》反复阅读，不可能不对下述见解有会于心：美好的事物(紫藤萝瀑布就是一种象征)是遏止不了，也戮杀不灭的，生活的河流必将冲决各种障碍，日复日、年复年地涓涓流动……“在这闪光的河流上航行”的人们，“加快了脚步”吧，前边就是更加美好的彼岸…… 由此，《紫藤萝瀑布》达到了“韵外之致”的极高的意境。 (选自《中国现代散文鉴赏文库》，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紫藤萝瀑布》赏析(张梅)
同样的花草面对不同的人，可能会唤起不同的审美感受。女作家宗璞更多注意的，常常是丁香、二月兰、玉簪、木槿、紫藤萝这样的花，它们虽平凡而柔弱，却有着生命的尊严与蓬勃。她往往会从这些小小的生命中发掘出许多美好的品性，并藉此表达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紫藤萝瀑布》这篇散文便传达了这样的一种追求。 这篇散文写的是作者重见紫藤萝盛开，而引发的对生命的感慨。文章从紫藤萝引人驻足、炫人眼目的美丽写起。盛开的藤萝花像辉煌的淡紫色的瀑布，色调的错落有致，阳光下的跳跃闪烁，使它仿佛有了生命，给人一种“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的感觉。 藤萝不与群芳争胜，它们静静开在春花已谢的时节，踏春的人无意流连，蜂蝶亦不来眷顾。然而，它们仍然盛开着，尽情绽放着它们自己的生命。虽然是静静的，但那挨挨挤挤的繁盛让人觉得它们在骄傲坦荡地为自己美丽的存在而欢腾笑闹。 在描述了藤萝带给自己的强烈的瀑布般的整体印象后，作者的笔触沿自己的视线所及，从细处落墨，描写了组成那神奇瀑布的每一朵小花。原来那迸溅着的浅色水花，是已经盛开了的；那流动的、仿佛沉淀了的紫色瀑水，便是那正含苞待放的。而每一朵盛开的花又像是在那紫色河流上轻泛的一叶扁舟，这张满了帆的小舟有着鼓鼓的舱，“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这些小生命盛着怎样的仙露琼浆，才会有这神话样的美丽啊!作者几乎感到有点疑惑了，忍不住想摘一朵来看看。 但是作者没有摘花的习惯。在这一犹疑的驻足中，她陷入了凝思。这美丽的紫色瀑布不再只是眼前的景致，它也缓缓流过作者的心，使她一点一点从连日来对小弟的病痛的焦虑、悲痛中平静下来。这架盛开的藤萝几乎有一种魔力，不惟光彩，它的芳香似乎也是浅紫色的，将作者笼罩在宁静与喜悦中。她忽然记起从前的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的紫藤萝。在那个年代，由于“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连这稀零的藤萝后来也没有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终于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 文章至此点明了主题：“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原来那使紫藤萝花如此美丽与繁盛的仙露琼浆，就是“生命的酒酿”啊!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人亦如花，时代的洪流总会冲走种种令人不快的过往。只要你也加快脚步，张起生命的风帆，在这闪光的时代中航行，你也会再次盛开，你也会是组成那灿烂瀑布的一朵浪花，不是吗? 宗璞的写景散文，一向重在对客观景物作精细、真切的描摹。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爱心体贴物情，品味景物的最积极的内在精神，比如这藤萝花的充盈蓬勃的生命力，与既灿烂奔放又耐得寂寞的纯朴本性。同时，她避免作主观的渲染抒发，避免直接的说教，而是以客观、精微、从容的笔调来叙写自己所体味到的，力图使读者能够自己去领略这景物的精神与意义。这与宗璞本人醇厚自然的天性，重视内敛的个人修养，与直面人生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比如在这篇《紫藤萝瀑布》中，假使作者真的摘了一朵花来仔细欣赏，那么她的注意力就会一直在这花的美丽上了；惟其惜花驻足，作者与如水的繁花才有了内在的沟通，它抚慰了作者的郁痛，作者才能在宁静与喜悦中，把对这美丽的感触升华为对生命的感触。而假使作者直接盛赞这花的生命力，读者也不过是感叹藤萝之热烈美盛；惟其回想与展望交织，内在精神与外在情态并举，读者才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今日的丰茂曾经经过怎样长久而执著的期待，在倍加珍惜的同时，更会鼓舞起你拥抱生活的热情。 本文有着宗璞写景散文的一贯风格：积极又含蓄的主题追求，婉曲有致的感情流露，精美的景物描写，简洁精练的文字表达。由于文章的写作是在创乱初定，热情复炽的年代，这篇优美的散文便有着更普遍的时代意义，在当代散文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编辑本段报 秋
似乎刚过完春节，什么都还来不及干呢，已是长夏天气，让人懒洋洋的像只猫。一家人夏衣尚未打点好，猛然却见玉簪花那雪白的圆鼓鼓的棒槌，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我先是一惊，随即怅然。这花一开，没几天便是立秋。以后便是处暑便是白露便是秋分便是寒露，过了霜降，便立冬了。真真的怎么得了！ 这花的生命力极强，随便种种，总会活的。不挑地方，不拣土壤，而且特别喜欢背阴处，把阳光让给别人，很是谦让。据说花瓣可以入药。还有人来讨那叶子，要捣烂了治脚气。我说它是生活上向下比，工作上向上比，算得一种簪花精神罢。 我喜欢花，却没有侍弄花的闲情。因有自知之明，不改邀名花居留，只有时要点草花种种。有一种太阳花又名死不了，开时五色缤纷，杂在草间很好看。种了几次，都不成功。“连死不了都种死了。”我们常这样自嘲。 玉簪花却不同，从不要人照料，只管自己蓬勃生长。住后院月洞门小径的两旁，随便移栽了几个嫩芽，次年便是绿叶白花，点缀着夏末秋初的景致。我的房门外有一小块地，原有两行花，现已形成一片，绿油油的，完全遮住了地面。在晨光熹微或暮色朦胧中，一柄柄白花擎起，隐约如绿波上的白帆，不知驶向何方。有些植物的繁茂枝叶中，会藏着一些小活物，吓人一跳。玉簪花下却总是干净的。可能因气味的原故，不容虫豸近身。 花开有十几朵，满院便飘着芳香。不是丁香的幽香，不是桂花的甜香，也不是荷花的那种清香。它的香比较强，似乎有点醒脑的作用。采几朵放在养石子的水盆中，房间里便也飘散着香气，让人减少几分懒洋洋，让人心里警惕着：秋来了。 秋是收获的季节，我却是两手空空。一年、两年过去了，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怪谁呢，很难回答。 久居异乡的兄长，业余喜好诗词。前天寄来南宋词人朱敦儒的西江月：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消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我把“领取而今现在”一句反复吟哦，觉得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其实不必深杯酒满，不必小圃花开，只在心中领取，便得逍遥。 领取自己那一份，也有品味把玩、获得的意思。那么，领取秋，领取冬，领取四季，领取生活罢。
编辑本段人物故事
“父亲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和谐’，他曾说：‘一个人，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达到恰当的限度，他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在精神上很健康。一个社会也同样，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的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现到恰当的限度，这个社会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安定而有秩序。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
9月20日，在南阳理工学院举办的冯友兰哲学思想高层论坛，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的发言引来阵阵掌声。她，就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次女、著名作家宗璞。
冯友兰晚年的得力助手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小说《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已届81岁的她如今仍在坚持长篇创作。
[2] 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是从南阳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代国学大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中国哲学界旗帜性人物。自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至1990年去世，从事哲学活动长达75年。冯友兰一生曲折、动荡，充满传奇色彩，被称作20世纪中国名声、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很多学者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是“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而“自成一家”的，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历史上经过几次文化融合，第一次是汉代董仲舒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第二次是宋代程颐、程灏和朱熹等对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和印度佛教的大融合，第三次就是冯友兰等学者们所做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冯友兰晚年一直是和宗璞一家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曾说自己早年赖慈母，中年仗贤妻，晚年靠孝女。80岁以后，冯友兰逐渐失明，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越来越差，但对学术研究乐此不疲。花了15年时间，双目失明的冯友兰以95岁的高龄完成了150万字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奇迹。这奇迹有宗璞很大的功劳。
作为数十年都生活在冯友兰身边的女儿，宗璞是“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从1977年母亲去世到1990年冯友兰去世，宗璞尽心尽力，支持父亲完成了巨著。
在协助父亲的过程中，宗璞对父亲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有学者称“冯友兰‘和’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对世界未来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冯友兰最后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哲学遗产”，宗璞对此深表赞同。她同样认为，“和”的哲学是父亲冯友兰的一贯思想。早在1924年撰写的《人生哲学》一文中，冯友兰就指出“‘和’之目的，就是要叫可能的最多数之欲，皆得满足”，冯友兰及其哲学的最大理想是追求“大和”。到了晚年，冯友兰更加突出了这种“和”的哲学，把“和”归结为中国哲学最优秀的传统和中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核心，“和”是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哲学的最大贡献，也是建立世界永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最宝贵的哲学。
宗璞就目前的冯学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均发展才是健康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父亲冯友兰一生孜孜不倦，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而不懈地追求、奋争、思考、创作，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永恒的怀念。父亲的哲学精神、思想视野以及学术方法、学术意识等，值得当今中国学术界深入研究并认真汲取。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冯先生的书，相信会有所收获，特别是《新世训》，读后会让人心胸开阔、心神宁静。
难忘故乡之行
冯友兰自离开故乡唐河后只回过一次，就是1945年母亲去世。当时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冯友兰和弟弟冯景兰辗转一个多月回到故乡为母亲奔丧。此后，冯友兰虽没有回过家乡，但心牵故乡。每有家乡人到北京看望，他都关切地问家乡的方方面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给镇第一初级中学捐资上万元，盖一栋以母亲吴太夫人的名字命名的“清芝楼”教学楼。
宗璞虽生于北京，但对故乡一直有深深的感情，多次表示希望能走上故土，一睹家乡的风采。直到1992年，64岁的宗璞才来到唐河县祁仪镇冯友兰的故居，圆了思乡之情。首回家乡，宗璞对家乡充满了新奇和好感，对家乡的落后也深有感受。捐资、赠书，宗璞也一直为家乡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南阳市及唐河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在国内外都越来越受到关注，家乡也掀起了一个怀念冯友兰、学习冯友兰、研究冯友兰的热潮。南阳理工学院成立了冯友兰研究会，同时还是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委员会南阳分会。南阳师范学院成立了冯友兰研究所。经常性地开展冯学的研究、宣传、普及和学术交流活动，并决定在今年举行“2007年冯友兰哲学思想高层论坛”。
宗璞自然成为重点邀请的对象，也得以有机会第二次回故乡。今年8月份，南阳理工学院副院长兼冯友兰研究会会长刘振山专程到北京，期望宗璞回家乡看看。宗璞欣然同意，并说家乡的文化滋养了父亲，自己十分想念家乡，想念冯家故宅的腊梅和银杏，也一直企盼着家乡发生新的变化。
参加了各种公务活动后，9月22日，宗璞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冯家大院。“欢迎您回来看看，乡亲们永远想念您”的条幅格外醒目，让宗璞分外感到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冯家大院是宗璞的曾祖父所选地址，院前是水流潺潺的清水河，远眺是群山连绵，是古人所崇尚的风水宝地。经过数十年的变迁，如今冯家大院是祁仪镇政府办公所在地。冯家的老房子虽然不在了，但宗璞曾祖父冯玉文亲手所植的一棵已有160余年树龄的银杏树和父亲冯友兰年少时所植的一株腊梅仍绿意葱茏，长势喜人，而且树前新建有保护设施和立有石碑，碑上详细记载着树的由来。宗璞对此激动不已。
宗璞在故居前的河边驻足。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她惊讶地拉住身边的堂弟冯钟俊问：“这水啥时变清了？”原来，宗璞首次回乡时看到这条河变成了一条污水沟，曾非常感慨。尽管这次她已看不清楚，可空气的味道还是让她感到了变化。堂弟告诉她：“去年开始变清的，和建冯家大院时一样清，‘清水河’成了名副其实的清水河。”宗璞大声笑了，分别在河边和树前照相留念。
南阳文化底蕴深厚，古迹众多。因冯友兰的父亲曾担任过湖北崇阳县县令，冯友兰对衙门接触较多，在书中多次描述衙门和衙门文化，宗璞更想亲身感受中国的衙门文化。9月25日，她到我国唯一保存完整、规制完备的知府衙门——南阳府衙参观。南阳府衙始建于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历经元、明、清共199任知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璞对这个秦始皇设置郡县制以来留下的完整郡级实物标本兴致很高，对府衙中的楹联尤感兴趣。她说：“南阳正是因其厚重、博大的历史文化而充满灵气和魅力。”
这次故乡之行，宗璞感受到了家乡人懂文化、懂哲学，爱文化、爱哲学，发展文化运用哲学的浓浓氛围。她说，家乡的耳闻目睹使我坚信：家乡的明天更美好。回北京后，宗璞又接连三次致电刘振山说：“故乡之行令我难忘，南阳所见所闻令我兴奋。我父亲一生追求的和谐社会正在构建。他老人家九泉有知当欣慰。”
冯氏家族声名显赫
在唐河，有这样一个传说：曾有先人预测说，唐河应该建4座塔，预示将有4个杰出人物出现，在中国产生非凡的影响。遗憾的是，唐河只建了泗洲塔和文峰塔2座塔，所以只能出现2个杰出人物。据说，这两个杰出人物就是冯友兰和徐旭生。前者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后者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在中国的文化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次回家乡，宗璞也特意到始建于北宋的泗洲塔以及文峰塔参观。
对这一传说，冯友兰和宗璞都曾当做笑话来讲。其实，他们都清楚，冯友兰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靠的是吃苦耐劳的努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冯友兰1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和弟妹含辛茹苦地支撑住家庭。少年的冯友兰深知生活的艰难，勤奋好学，得以公费留学美国，回国后任教清华大学，30多岁就成为知名的哲学家，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文化大革命期间，虽历经波折，但对生活、对祖国始终充满信心。改革开放后，虽身体每况愈下，但仍醉心学术，笔耕不止。
冯友兰的精神、品德和成就，既是冯氏家族的最高成就，也是家族的写照。据不完全统计，自冯友兰起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
弟弟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妹妹冯沅君是文学史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不仅“三冯”享誉学术界，冯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同辈堂兄妹中，培兰、瀛兰、丰兰、让兰、静兰等也都学有所成；下一代中，冯钟芸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冯钟璞（宗璞）是著名作家，钟辽、钟越、钟鲁、钟豫、钟燕、钟广、钟睿等，也都是有成就的专家、教授。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是冯友兰的堂妹夫，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则是冯景兰的女婿。
毫不夸张地说，从山乡祁仪走出来的这个家族，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构筑了中国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勤奋是成才的决定因素
一个偏僻的山乡，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辉煌粲然的世家大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与冯家世代重视教育密不可分的。作为家庭男丁，冯友兰、冯景兰兄弟自小受到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冯友兰1915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时，正赶上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当时的精英人物汇集北大，开阔了冯友兰的眼界，为他日后的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之下，妹妹冯沅君从小缠了小脚，并且在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她许婚给唐河一户人家。１９１６年夏天，冯友兰回到唐河老家过暑假，兴之所至，就按“黄调”念诗念文章。旁边的小妹冯沅君听得羡慕无比，缠着哥哥要学。冯友兰就选了些诗文，给小妹讲、念。沅君兴趣盎然，一个暑假的时间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还能写， 写出的小品文清新优美，深得六朝小赋神韵。第二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冯友兰等人都主张让沅君去应考，沅君本人更是坚决。在当时的唐河，一个女孩子进京上学，是耸人听闻的大事。平生最喜儿女读书的母亲不顾别人的议论，同意了女儿的要求。于是，沅君跟友兰、景兰一起，离开家乡到北京报考，一考即中。如此，“五四”时期多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中国后来多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女教授。
对于成才，冯友兰自己曾多次说，一个人成功的条件，主要是天赋、勤奋和机遇，其中勤奋是决定因素。
宗璞在回忆父亲时曾说，父亲给我的人格和文学影响都很大，他不是很勤奋的那一类，但有恒心，有韧劲。他引以自豪的是从来不开夜车，不熬夜。他待人很宽容，讲忠恕之道，常常替别人着想。他让我“莫将《新编》代《双城》”，意思是不要因为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耽误了我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宗璞和父亲冯友兰在一起
宗璞在谈到自己的成就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父亲的执著精神给我印象最深，以８５岁高龄开始写作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我现在也要用父亲的这种执著精神把我的小说写完。1985年到2000年，同样在燕南园三松堂冯友兰书房，同样在双目基本失明的情况下，同样用口授的方式，宗璞完成了100万字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二卷。其中第二卷《东藏记》获茅盾文学奖。王蒙认为，能够把童话写成散文诗而不去靠拢民间故事的作家，除了安徒生外，只有宗璞。总之，宗璞的小说、散文、诗歌无不体现出一种“兰气息，玉精神”。
宗璞患有白内障。2000年，由于视网膜脱落，做了三次手术。最终，宗璞告别了阅读。她曾这样描述自己失明后的情景：“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
宗璞最得意的是父亲为她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这副对联写于20世纪80年代。冯友兰在落款里说：是为“苦女”而写的。但宗璞一直以此为乐。
编辑本段宗璞的人生之路和校园情结
宗璞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翻开作家的履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与其作品中那股淡雅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书香之气。宗璞的经历，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她不像师陀、田涛等老一辈作家，是从中国的底层社会一步步艰难地爬到了知识的殿堂；她也不像巴金、谢婉莹，从旧的地主家庭中游离出来，流入城市，形成瞿秋白所说的一代“薄海民(bohemian)；她更不像新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就离开书本，离开家人，在贫穷、愚昧与困惑中探索人生的价值。甚至生长于“文革”之后的一代年轻人，也很少有像她这样得天独厚的学养根基。她是一株冰清玉洁的兰花，有幸在远离贫困与肮脏的净土中发芽，成长，就象夏洛蒂所言，拥有一个“没有污点的，饮之不尽，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泉”般的纯净记忆。她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限于高等学府和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由于自小在和谐淳厚文雅的学术气氛中得到熏陶，因而奠定了一生的做人与做文准则。她确实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童年时代。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宗璞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大家之气，冲和之态，甚至一种率真洁白的“学生腔”的原因所在吧。
宗璞童年所生活的大学校园中，教授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绝无今日“脑体倒挂”之虞。生活的舒裕与地位的高贵，使得钻研学业的教授们能比较专心于书本的研究(当然抗战开始后又有了不同)，他们的子弟也能
大家宗璞
在一个相对单纯、明净的天地中获得比同龄孩子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文化滋养。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他们过分地单纯，书卷气过于浓厚，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则免不了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与挫折。我手头正好有一本1990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不妨拿来，随便撷取几段，为宗璞笔下的清远世界作一个更详尽的注脚。宗璞的同辈人，著名文史专家虞振镛的女儿，西南联大1943年学生虞佩曹在《水木清华——童年的回忆》中曾饱含深情地描写了清华校园在自己童年眼中的平静与清雅，以及清华人文景观的优越与独特。她说“那时清华只有附小(即冯友兰提到的宗璞就读的成志小学)及附设的幼稚园。马约翰是我们的校长。……后来由蔡顺理夫人教，她本人也是留美学生。”在这样条件下成长的孩子，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而当时孩子们生活的环境又是怎样的呢?“水木清华的工字厅……里面典雅、阴凉，有一股楠木香味，单身教授吴宓、叶企孙先生曾在里面有过住所。”“我们住的南院是一个四周由房屋围绕着的大院……西式住宅一号是赵元任先生家……”。这种耳濡目染的文化气韵，在一点一滴中已深深地渗入了孩子们的灵魂之中。宗璞《南渡记》中所写的方壶小院，不就是这种充满清远文化气息的精英荟萃之地吗?法国现代派女作家纳塔丽·萨马特说：“文学所描写的，永远只能是某种看不见的，每个作家所向往的——他独自一人感觉的现实。”作品中的生活、人物可以虚构，然而意境却总是忠诚地反映出一个具有敏感禀赋的作者童年时对周围景物的特殊感觉以及这种感受对其终生造成的影响。宗璞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意境之美，正如同一缕轻烟，又好似一丝馨香，着意体会时捉摸不出，只有亲身体会过这种生活的人，才能从那似乎非常平淡的描写中领略到作家实际极其浓厚的感情，那种对童年精神生活的无限追忆与留恋。这种非过来人不能写出亦不能读出的爱，正是宗璞“校园情结”的真谛所在。
(《这方园地中的冯家山水》--《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编辑本段八十宗璞无法阅读后学会倾听
[3]从1990年起，宗璞就患上白内障。虽然几经手术，但情况一直不好，“视网膜多次脱落，因做了修复手术才勉强维持到现在，但总是提心吊胆，就害怕感冒咳嗽。手也不能写字了，只能口述请秘书代劳。”
最终，她无奈地告别了阅读。“对于从小躲在被子里看小说的我来说，不能阅读真是残酷的事。”宗璞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孤零零地悬在空中，少了许多联系，变得迟钝了，干瘪了，奇怪的是我没有一点烦躁。既然我在健康上是这样贫穷，就只能安心地过一种清贫的生活。我的箪食瓢饮就是报刊上的大字标题，或书籍封面上的名字。” 告别了阅读，是什么让她敢于面对黑暗并远离了那些来自内心的恐惧呢？对此宗璞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做了手术，出院回家的那天，宗璞在屋中走来走去，想倾听原来的父亲卧房里发出的咳声，但是只有寂静。“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父亲曾坐了33年。无论是否成为盲人，我也都会这样坐下去。”
编辑本段宗璞的书房
永远的大家闺秀。凡是见过著名女作家宗璞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无论初识还是熟知。
[4]4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院三松堂。如想象中，房间高阔，虽无奢华，却更古雅。
77岁的女作家一头华发益显慈心睿智，一身便装不掩满腹诗书。记者随女作家走木地板，穿细走廊，墙边书橱中装满各类书籍。书房不大，北面书柜中，多是女作家自己写的书；西面放电脑桌；南窗微微开着，可见窗外的丁香已绿，写字台上的传真机，不时响起；东面墙上挂着先父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为爱女录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宗璞老师落坐在电脑桌旁平时写作的转椅上。“虽然现在身体不好，但我很努力。”女作家平静地说。原来老人几次手术后视力下降，每天上午写作都是口述，要靠别人帮忙打字，现在帮忙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四年级女生。
记者得知，宗璞老师正在抓紧《野葫芦引》4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三部《西征记》的写作，前两部《南渡记》《东藏记》已分别于1988年、2001年出版。《野葫芦引》是写抗日战争期间北校南迁全过程中前辈学人的风貌，尤其是写在民族危亡的大关节上知识分子的操守。“我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地留下来。”女作家平静的语调透出一种坚定。
二：[宗璞]大家宗璞
1928年，哲学大师冯友兰喜添一女，取名冯宗璞。
1938年，年仅十岁的宗璞在战火中，随家庭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八年时光，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1985年春到1987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
1993年秋，冯友兰先生去世。一场大病后的宗璞重新提笔，继续中断多年的《野葫芦引》，开始创作第二卷《东藏记》。期间，宗璞在病痛的折磨下多次被迫中断写作。2002年，这部耗去她七年精力的作品终于出版问世。
2005年4月，宗璞因《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5月11日，已经77岁高龄的宗璞拖着病体来到上海，一是受王安忆之邀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南渡记》与《东藏记》作品研讨会，另一方面是慕名来上海张建明中医工作室为缠身的顽疾求医问药。
在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在去嘉定江南名医张建明先生处看病的间隙，记者得以近距离地与宗璞先生“面对面”。
从来病骨难承受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散曲是宗璞先生自述生平的游戏之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她创作的艰辛与执著。
在陪同宗璞先生在嘉定看病时，听她慢慢地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真的觉得这句“从来病骨难承受”并非虚言。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做过各种各样的手术，因而得了个外号：挨千刀的。《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是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说是“准盲人”实在不为过。近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宗璞的头晕顽疾更加重了，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虽然身体的顽疾带来的是许多的不适和不便，但并没有阻止宗璞先生对写作的热爱。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因为多年来她的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不能执笔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宗璞看，当然，字号也必须放大到一号。难以想象宗璞先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她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如此重病缠身，何以还要对写作不离不弃？宗璞先生也承认：“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但是，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一脉文心传三世
说起来，宗璞先生的文学启蒙老师还是她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虽是哲学家，但他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能写旧诗，并且常常谈一些文学见解。宗璞先生还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让宗璞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背诵唐诗，每天早晨起来背白居易的《百炼镜》。抗战时，十一二岁的宗璞跟父母到了昆明，她每天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里看书，哲学、自然科学无所不看，父亲却从不加限制。老先生认为：书读千遍，其义自见。这无疑为宗璞先生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宗璞先生从父亲身上承继的不仅仅是日后文学创作的积淀，更是一种坚韧执著的写作精神。冯友兰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起先还能自己写，以后就只能口述，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薪尽火传，这脉脉文心在曾经长期侍奉左右的宗璞的精神中一脉相承。在母亲、父亲、丈夫，这些生命中最亲的人一一西去时，宗璞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做书房。当年冯友兰失去目力听力后，就是坐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写着的。而如今，宗璞也在这间书房里，长年抱病写写停停，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三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
一句话道出书名来由
宗璞先生说，写《野葫芦引》是来自于一种留住一段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的使命感。年少时随父兄辈南迁，这段铭心刻骨的亲身体验成为了她创作《野葫芦引》的丰富素材。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她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来刻画出西南联大师生们身受亡国之痛、流离之苦，却依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不过小说的人物已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经过15年的心血浇灌，两个“野葫芦”——《南渡记》与《东藏记》终于“长熟”了。
12日那天，她就带着这两个耗尽心血“培育”的“葫芦”来到复旦大学，听沪上一些作家、评论家的点评。整整三个小时，病人宗璞带着助听器，如石佛般静坐，倾听各位的高论。王安忆说，小说把一群锦衣玉食的人物放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去，主人公却依然没有丧失人的高贵与尊严，这正是一个民族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精神潜流。蒋丽萍说自己在阅读时，常因书中人物的一句话、一个细节而感受到心灵的撞击，眼眶湿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把它归结为一种“贵族气”：“这里的贵族不是财富或是身份的贵族，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高贵的精神传统。阅读宗璞先生的小说，就是对这一精神传统的记忆被唤醒的过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对小说中历史记忆重于虚构提出了质疑。宗璞回应说：“个人的记忆是会模糊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有责任让它鲜明。用小说的形式来留住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宗璞认为：“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我还不能说这是个野葫芦，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引你去看人生的世态。”一句话道出了书名的来由，其实，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野葫芦引》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4卷本长篇小说组成，如今，《西征记》的写作已经开始。宗璞先生说：“接下来的写作还有许多难题，我知道说要克服这些难题是在说大话，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小，但我还是会去做。”
兰气息，玉精神
李子云曾借用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评论宗璞，可谓传神。虽然，时代潮流的变幻也呈现于宗璞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但是，宗璞的文字似乎永远与时下的流行无关，坚持着自己纯净优美的本色———它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与时代格格不入，但真正阅读时，心灵又不由得被它左右，时代反而离得远了。这也许正是她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宗璞很认同自己是“本色作家”的说法。她说，我写作品时，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一个什么原则，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写授命或勉强图解的作品。
和宗璞先生打过交道的编辑都知道，如果有什么命题作文请她写，就很难约到稿子。但如果是她自己送来发表的，无一例外地都是能上副刊头条的好文章。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细腻敏锐的内心世界的呈现、优雅严谨的文字，以及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持续关注，使得宗璞的作品有着当代作家少有的一贯品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宗璞先生本人也是一个与流俗相去甚远的人，话不多，却自有一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度。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殊荣，但宗璞先生却平静地说：“获奖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但那是对过去工作的一种评价，也是一种鼓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前面还有许多没有做的事，那才是更重要的。”
站在宗璞先生的身旁，一个动作、一个细节，时时让人感受到她一贯的安静与低调。在张建明中医工作室宗璞先生看病的过程中，她经常会用右手悄悄按摩自己时常麻木的左手，但从不伸出手去让照顾她的助理帮她按摩。那天看完病，用完餐已是晚上九点，宗璞先生神色已显现出疲倦，被人搀扶着站在饭店门口等候车子来接。这时，她突然转头向四周看了看，我们都以为她是在找椅子想坐下来休息，不料她轻声问：“我们站在门口会不会挡着别人进出的路？”大家在意外之余又心生感动。这就是宗璞。（解放日报 姜小玲 韩璟）
三：[宗璞]宗璞
红豆 宗璞 天气阴沉沉的，雪花成团地飞舞着。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铺满了洁白柔软的雪，仿佛显得丰富了，温暖了。江玫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在X大学的校园中一条弯曲的小道上走着。路旁的假山，还在老地方。紫藤萝架也还是若隐若现的躲在假山背后。还有那被同学戏称为阿木林的枫树林子，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雪花迎面扑来，江玫觉得又清爽又轻快。她想起六年以前，自己走着这条路，离开学校，走上革命的工作岗位时的情景，她那薄薄的嘴唇边，浮出一个微笑。脚下不觉愈走愈快，那以前住过四年的西楼，也愈走愈近了。 江玫走进了西楼的大门，放下了手中的箱子，把头上紫红色的围巾解下来，抖着上面的雪花。楼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静悄悄地。江玫知道这楼已作了单身女教职员宿舍，比从前是学生宿舍时，自然不同。只见那间门房，从前是工友老赵住的地方，门前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传达室”三个字。 “有人么？”江玫环顾着这熟悉的建筑，还是那宽大的楼梯，还是那阴暗的甬道，吊着一盏大灯。只是墙边布告牌上贴着“今晚团员大会”的布告，又是工会基层选举的通知，用红纸写着，显得喜气洋洋的。 “谁呀？”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传达室里发出来。传达室门开了，一个穿着干部服的整洁的老头儿，站在门口。 “老赵！”江玫叫了一声，又高兴又惊奇，跑过去一把抱住了他。“你还在这儿！” “是江玫！”老赵几乎不相信自己昏花的老眼，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江玫。“是江玫！打前儿个总务处就通知我，说党委会新来了个干部，叫给预备一间房，还说这干部还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呢，我可再也没想到是你！你离开学校六年啦，可一点没变样，真怪，现时的年轻人，怎么再也长不老哇！走！ 领你上你屋里去，可真凑巧，那就是你当学生时住的那间房！” 老赵絮絮叨叨领着江玫上楼。江玫抚着楼梯栏杆，好像又接触到了六年以前的大学生生活。 这间房间还是老样子，只是少了一张床，有了些别的家具。窗外可以看到阿木林，还有阿木林后面的小湖，在那里，夏天时，是要长满荷花的。江玫四面看着，眼光落到墙上嵌着的一个耶稣苦像上。那十字架的颜色，显然深了许多。 好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重重地打了江玫一下。江玫觉得一阵头昏，问老赵：“这个东西怎么还在这儿？” “本来说要取下来，破除迷信，好些房间都取下来了。后来又说是艺术品让留着，有几间屋子就留下了。” “为什么要留下？为什么要留下这一间的？”江玫怔怔地看着那十字架，一歪身坐在还没有铺好的床上。 “那也是凑巧呗！”老赵把桌上的一块破抹布捡在手里。 “这屋子我都给收拾好啦，你归置归置，休息休息。我给你张罗点开水去。” 老赵走了。江玫站起身来，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像怕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手，怔了一会儿，后来才用力一揿耶稣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墙上露出一个小洞。江玫颠起脚尖往里看，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她低声自语：“还在！”遂用两个手指，箝出了一个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 江玫坐在床边，用发颤的手揭开了盒盖。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镶在一个银丝编成的指环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泽十分匀净而且鲜亮。时间没有给它们留下一点痕迹——。 江玫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欢乐和悲哀。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升起，泪水遮住了眼睛——。 那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江玫刚二十岁，上大学二年级。那正是一九四八年，那动荡的翻天覆地的一年，那激动，兴奋，流了不少眼泪，决定了人生的道路的一年。 在这一年以前，江玫的生活像是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一年到头潺湲的流着，从来也没有波浪。她生长于小康之家，父亲做过大学教授，后来做了几年官。在江玫五岁时，有一天，他到办公室去，就再没有回来过。江玫只记得自己被送到舅母家去住了一个月，回家时，看见母亲如画的脸庞消瘦了，眼睛显得惊人的大，看去至少老了十年。据说父亲是患了急性肠炎去世了。以后，江玫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 在中学时，有一些密友常常整夜叽叽喳喳地谈着知心话。上大学后，因为大家都是上课来，下课走，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人简直连同班同学也不认识，只认识自己的同屋。江玫白天上课弹琴，晚上坐图书馆看参考书，礼拜六就回家。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 一九四八年春天，新年刚过去，新的学期开始了。那也是这样一个下雪天，浓密的雪花安安静静地下着。江玫从练琴室里走出来，哼着刚弹过的调子。那雪花使她感到非常新鲜，她那年轻的心充满了欢快。她走在两排粉妆玉琢的短松墙之间，简直想去弹动那雪白的树枝，让整个世界都跳起舞来。她伸出了右手，自己马上觉得不好意思，连忙缩了回来，掠了掠鬓发，按了按母亲从箱子底下找出来的一个旧式发夹，发夹是黑白两色发亮的小珠串成的，还托着两粒红豆，她的新同屋萧素说好看，硬给她戴在头上的。 在这寂静的道路上，一个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练琴室走来。 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也许是江玫身上活泼的气氛，脸上鲜亮的颜色搅乱了他，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玫想，这人虽然抬起头来，但是一定并没有看见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 晚上，江玫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许多片断在她脑中闪过。她想着母亲，那和她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这一生欢乐是多么少。好像有什么隐秘的悲哀在过早地染白她那一头丰盛的头发。她非常嫌恶那些做官的和有钱的人，江玫也从她那里承袭了一种清高的气息。那与世隔绝的清高，江玫想想，忽然好笑了起来。 江玫自己知道，觉得那种清高好笑是因为想到萧素的缘故。萧素是江玫这一学期的新同屋。同屋不久，可是两人已经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萧素说江玫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清高这个词儿也是萧素说的，她还说：“当然，这也有好处也有不好处”。这些，江玫并不完全了解。只不知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片断都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这屋子多么空！萧素还不回来。江玫很想看见她那白中透红的胖胖的面孔，她总是给人安慰、知识和力量。学物理的人总是聪明的，而且她已经四年级了，江玫想。但是在萧素身上，好像还不只是学物理和上到大学四年级，她还有着更丰富的东西，江玫还想不出是什么。 正乱想着，萧素推门进来了。 “哦！小鸟儿！还没有睡！”小鸟儿是萧素给江玫起的绰号。 “睡不着。直希望你快点回来。” “为什么睡不着？”萧素带回来一个大萝卜，切了一片给江玫。 “等着吃萝卜，——还等着你给讲点什么。”江玫望着萧素坦白率真的脸，又想起了母亲。上礼拜她带萧素回家去，母亲真喜欢萧素，要江玫多听萧姐姐的话。 “我会讲什么？你是幼儿园？要听故事？呶，给你本小书看看。”江玫接过那本小书，书面上写着“方生未死之间”。 两人静静地读起书来了。这本书很快就把江玫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描写着中国人民受的苦难，在血和泪中，大家在为一种新的生活——真正的丰衣足食，真正的自由—— 奋斗，这种生活，是大家所需要的。 “大家？——”江玫把书抱在胸前，沉思起来。江玫的二十年的日子，可以说全是在那粉红色的夹竹桃后面度过的。但她和母亲一样，憎恶权势，憎恶金钱。母亲有时会流着泪说： “大家都该过好日子，谁也不该屈死。”母亲的“大家”在这本小书里具体化了。是的，要为了大家。 “萧素，”江玫靠在枕上说：“我这简单的人，有时也曾想过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但想不通。你和你的书使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你还会明白得更多。”萧素热切地望着她。“你真善良——。你让我忘记刚才的一场气了。刚刚我为我们班上的齐虹真发火——。” “齐虹？他是谁？” “就是那个常去弹琴，老像在做梦似的那个齐虹，真是自私自利的人，什么都不能让他关心。” 萧素又拿起书来看了。 江玫也拿起书来，但她觉得那清秀的象牙色的脸，不时在她眼前晃动。 雪不再下了。坚硬的冰已经逐渐变软。江玫身上的黑皮大衣换成了灰呢子的，配上她习惯用的红色的围巾，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她跟着萧肃生活渐渐忙起来。她参加了“大家唱”歌咏团和“新诗社”。她多么欢喜那“你来我来他来她来大家一齐来唱歌”的热情的声音，她因为《黄河大合唱》刚开始时万马奔腾的鼓声兴奋得透不过气来。她读着艾青、田间的诗，自己也悄悄写着什么“飞翔，飞翔，飞向自由的地方”的句子。“小鸟”成了大家对她的爱称。她和萧素也更接近，每天早上一醒来，先要叫一声“素姐”。 她还是天天去弹琴，天天碰见齐虹，可是从没有说过话。 本来总在那短松夹道的路上碰见他。后来常在楼梯上碰见他，后来江玫弹完了琴出来时，总看见他站在楼梯栏杆旁，仿佛站了很久了似的，脸上的神气总是那样漠然。 有一天天气暖洋洋的，微风吹来，丝毫不觉得冷，确实是春天来了。江玫在练琴室里练习贝多芬的月光曲，总弹也弹不会，老要出错，心里烦躁起来，没到时间就不弹了。她走出琴室，一眼就看见齐虹站在那里。他的神色非常柔和，劈头就问： “怎么不弹了？” “弹不会，”江玫多少带了几分诧异。 “你大概太注意手指的动作了。不要多想它，只记着调子，自然会弹出来。” 他在钢琴旁边坐下了，冰冷的琴键在他的弹奏下发出了那样柔软热情的声音。换上别的人，脸上一定会带上一种迷醉的表情，可是齐虹神采飞扬，目光清澈，仿佛现实这时才在他眼前打开似的。 “这是怎么样的人？”江玫问着自己。“学物理，弹一手好钢琴，那神色多么奇怪！” 齐虹停住了，站起来，看着倚在琴边的江玫，微微一笑。 “你没有听？” “不，我听了。”江玫分辩道，“我在想——。”想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送你回去，好么？” “你不练琴么？” “不想练。你看天气多么好！”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散步，就这样，他们散步，散步，看到迎春花染黄了柔软的嫩枝，看到亭亭的荷叶铺满了池塘。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酽的甜香里，然后又是雪花飞舞的冬天。哦！那雪花，那阴暗的下雪天！—— 齐虹送她回去，一路上谈着音乐，齐虹说：“我真喜欢贝多芬，他真伟大，丰富，又那样朴实。每一个音符上都充满了诗意。”江玫懂得他的“诗意”含有一种广义的意思。她的眼睛很快地表露了她这种懂得。 齐虹接着说，“你也是喜欢贝多芬的。不是吗？据说萧邦最不喜欢贝多芬，简直不能容忍他的音乐。” “可我也喜欢萧邦。”江玫说。 “我也喜欢。那甜蜜的忧愁——。人和人之间是有很多相同的也有很多不相同的东西。——”那漠然的表情又来到他的脸上。“物理和音乐能把我带到一个真正的世界去，科学的、美的世界，不像咱们活着的这个世界，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 他送她到西楼，冷淡地点了一个头就离开了，根本没有问她的姓名。江玫又一次感到有些遗憾。 晚上，江玫从图书馆里出来，在月光中走回宿舍。身后有一个声音轻轻唤她：“江玫！” “哦！是齐虹。”她回头看见那修长的身影。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齐虹问。月光照出他脸上热切的神气。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江玫反问。她觉得自己好像认识齐虹很久了，齐虹的问题可以不必回答。 “我生来就知道，”齐虹轻轻地说。 两人都不再说话。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 以后，江玫出来时，只要是一个人，就总会听到温柔的一声“江玫”。他们愈来愈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图书馆到西楼的路就无限度地延长了。走啊，走啊，总是走不到宿舍。江玫并不追究路为什么这样长，她甚至希望路更长一些，好让她和齐虹无止境地谈着贝多芬和萧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他们都很喜欢苏东坡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他们幻想着十年的时间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他们谈时间，空间，也谈论人生的道理—— 齐虹说：“人活着就是为了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实在好极了。自就是自己，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解释好吗？”他的语气有些像开玩笑，其实他是认真的。 “可是我在书里看见，认识必然才是自由。”江玫那几天正在看《大众哲学》。“人也不能只为自己，一个人怎么活？” “呀！”齐虹笑道：“我倒忘了，你的同屋就是萧素。” “我们非常要好。” 因为看到路旁的榆叶梅，齐虹说用热闹两字形容这种花最好。江玫很赞赏这两个字。就把自由问题搁下了。 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可是她并没有去多想这个，她只欢喜和他在一起，遏止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 一个礼拜天，江玫第一次没有回家。她和齐虹商量好去颐和园。春天的颐和园真是花团锦簇，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来往的人都脱去了臃肿的冬装，显得那样轻盈可爱。江玫和齐虹沿着昆明湖畔向南走去，那边简直没有什么人，只有和暖的春风和他们做伴。绿得发亮的垂柳直向他们摆手。他们一路赞叹着春天，赞叹着生命，走到玉带桥旁。 “这水多么清澈，多么丰满啊。”江玫满心欢喜地向桥洞下面跑去。她笑着想要摸一摸那湖水。齐虹几步就追上了她，正好在最低的一层石阶上把她抱住。 “你呀！你再走一步就掉到水里去了！”齐虹掠着她额前的短发，“我救了你的命，知道么？小姑娘，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江玫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她靠在齐虹胸前，觉得这样撼人的幸福渗透了他们。在她灵魂深处汹涌起伏着潮水似的柔情，把她和齐虹一起溶化。 齐虹抬起了她的脸，“你哭了？” “是的。我不知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感动——” 齐虹也感动地望着她，在清澈的丰满的春天的水面上，映出了一双倒影。 齐虹喃喃地说：“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是那个下雪天，你记得么？我看见了你，当时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就像你头上的那两粒红豆，永远在一起，就像你那长长的双眉和你那双会笑的眼睛，永远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没有看见我——。” “谁能不看见你！你像太阳一样发着光，谁能不看见你！” 齐虹的语气是这样热烈，他的脸上真的散发出温暖的光辉。 他们循着没有人迹的长堤走去，因为没有别人而感到自由和高兴。江玫抬起她那双会笑的眼睛，悄声说：“齐虹，咱们最好去住在一个没有人的岛上，四面是茫茫的大海，只有你是唯一的人，——” 齐虹快乐地喊了一声，用手围住她的腰。“那我真愿意！ 我恨人类！只除了你！” 对于江玫来说，正是由于深切的爱，才想到这样的念头，她不懂齐虹为什么要联想到恨，未免有些诧异地望着他。她在齐虹光亮的眼睛里读到了热情，但在热情后面却有一些冰冷的东西，使她发抖。 齐虹注意到她的神色，改了话题： “冷吗？我的小姑娘。” “我只是奇怪，你怎么能恨——” “你甜蜜的爱，就是珍宝，我不屑把处境跟帝王对调。”齐虹顺口念着莎士比亚的两句诗，他确是真心的。可是江玫听来，觉得他对那两句诗的情感，更多于对她自己。她并没有多计较，只说是真有些冷，柔顺地在他手臂中，靠得更紧一些。 江玫的温柔的衰弱的母亲不大喜欢齐虹。江玫问她：“他怎么不好？他哪里不好？”母亲忧愁地微笑着，说他是聪明极了，也称得起漂亮，但做为一个人，他似乎少些什么，究竟少些什么，母亲也说不出。在江玫充满爱情的心灵里，本来有着一个奇怪的空隙，这是任何在恋爱中的女孩子所不会感到的。而在江玫，这空隙是那样尖锐，那样明显，使她在夜里痛苦得睡不着。她想马上看见他，听他不断地诉说他的爱情。但那空隙，是无论怎样的诉说也填不满的罢。母亲的话更增加了江玫心上的阴影。更何况还有萧素。 红五月里，真是热闹非凡。每天晚上都有晚会。五月五日，是诗歌朗诵会。最后一个朗诵节目是艾青的《火把》。江玫担任其中的唐尼。她本来是再也不肯去朗诵诗的，她正好是属于一听朗诵诗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那种人。萧素只问了她两句话：“喜欢这首诗不？”“喜欢。”“愿意多有一些人知道它不？”“愿意。”“那好了。你去念罢。”江玫拂不过她，最后还是站到台上来了。她听到自己清越的声音飘在黑压压的人群上，又落在他们心里。她觉得自己就是举着火把游行的唐尼，感觉到了一种完全新的东西、陌生的东西。而萧素正像是指导着唐尼的李茵。她愈念愈激动，脸上泛着红晕。她觉得自己在和上千的人共同呼吸，自己的情感和上千的人一同起落。“黑夜从这里逃遁了，哭泣在遥远的荒原。”那雄壮的齐诵好像是一种无穷的力量，推着她，江玫想要奔跑，奔跑——。 回到房间里，她对萧素说：“我今天忽然懂得了大伙儿在一起的意思，那就是大家有一样的认识，一样的希望，爱同样的东西，也恨同样的东西。” 萧素直看着她，问道：“你和齐虹有一样的认识，一样的期望么？” 江玫很怪萧素这时提到齐虹，打断了她那些体会，她那双会笑的眼睛严肃起来：“我真不知道怎样告诉你，我和齐虹，照我看，有很多地方，是永远也不会一致的。” 萧素也严肃地说：“本来是不会一致。小鸟儿，你是一个好女孩子，虽然天地窄小，却纯洁善良。齐虹憎恨人，他认为无论什么人彼此都是互相利用。他有的是疯狂的占有的爱，事实上他爱的还是自己。我和他已经同学四年——”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我爱他！我告诉你我爱他！”江玫早忘了她和齐虹之间的分歧，觉得有一团火在胸中烧，她斩钉截铁地说，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到走廊里去了。 “回来！回来。”第一声是严厉的，第二声是温柔的。萧素打开房门，看见她站在走廊里，眼睛像星星般亮。“你这礼拜天回家吗？有点事要你做。” 江玫是从不拒绝萧素的任何要求的。她隐约觉得萧素正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做着工作，萧素的生活是和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非常炽热，似乎连石头也能温暖。她望着萧素，慢慢走了回来。 “什么事？交给我办好了。” “你不回家么？” “原来想回去看看。听说面粉已经涨到三百万一袋了。前几天《大公报》登了几首小诗，有一点稿费，想去送给母亲。” 江玫一下子觉得疲倦得要命，坐在椅子上。 萧素本来想说“不食人间烟火的江玫也知道关心物价了，”又一想，就没有说。只说： “这里有几篇壁报稿子，礼拜一要出，你来把它们修改一遍，文字上弄通顺些，抄写清楚。我明天进城，可以把钱送给伯母。”她把稿子递给江玫，关心地看着她，说：“过两天，咱们还要好好谈一谈。” 礼拜天，江玫吃过早饭就坐在桌旁看那些稿子。为什么这些短短的文字并不怎么通顺的文章这样有说服力？要民主反饥饿，像钟声一样在江玫耳边敲着。参加新诗朗诵会的兴奋心情又升起来了。《火把》中的唐尼的形象仿佛正站在窗帘上。 有人敲门。 “江玫！”是齐虹的声音。 江玫转过头去，正是齐虹站在门口，一脸温柔的笑意，在看着江玫。 “哦！你来了！” “昨天晚上到你家里去了，伯母说你没有回来。我连家也没有回，就回学校来了。”他走上来握住江玫的手。 一提起齐虹的家，江玫眼前就浮现出富丽堂皇的大厅，老银行家在数着银元，叮叮当当响，这和江玫手上的那些文章很不调合。甚至齐虹，这温文尔雅的齐虹，也和它们很不调合，但江玫看见他，还是很高兴的。 “在干什么？要出壁报么？听说你还朗诵诗？你怎么？也参加民主运动了？我的女诗人！” 江玫不太喜欢他那说话的语气，颔首要他坐下。 “我是来找你出去玩的。你看天气多么好！转眼就是夏天了。我来接你到‘绝域’去做春季大扫除。” “绝域”是他们两个都喜欢的一个童话《潘彼得》中的神仙领域。他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些并不存在的童话，终究要萎谢的花朵，要散的云，会缺的月上面。 “今天不行呀，齐虹。”江玫抱歉地说。抽回了自己的手，理了理放在桌上的稿子。“萧素要我——” “萧素！又是萧素！你怎么这么听她的话！”齐虹不耐烦地说。 “她的话对么！” “可是你知道我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去听那新生的小蝉的叫唤，去看那新长出来的小小的荷叶——我想要怎样，就要做到！”齐虹脸上温柔的笑意不见了，好像江玫是他的一本书，或者一件仪器。 江玫惊诧地望着他。 “也许，你还会去参加游行罢！你真傻透了！就知道一个萧素！”愤怒的阴云使他的脸变得很凶恶。但他马上又换上一副温和的腔调：“跟我去罢，我的小姑娘。” 江玫咬着自己的嘴唇，几乎咬出血来。 门外有人叫：“小鸟儿！江玫！快来看看这幅漫画，合适不合适。” 江玫想要出去。齐虹却站在桌前不放她走。江玫绕到桌子这边，齐虹也绕了过来，照旧拦住她。江玫又急又气，怎么推他也推不动，不一会儿，江玫的头发散乱，那红豆发夹落在地下。马上就被齐虹那穿着两色镶皮鞋的脚踩碎了，满地散着黑白两色的小珠。江玫觉得自己整个的灵魂正像那个发夹一样给压碎了。她再没有一点力气，屈辱地伏在桌上哭起来。 齐虹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哭泣。他捡起那两粒红豆，极其体贴地抚着她的肩：“原谅我，原谅我！我太任性，我只是说不出的要和你在一起，我需要你——” “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小姑娘。”齐虹真的着急起来，“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再也不——再也不——” 江玫觉得这一切真没意思。她很快就抬起头来，擦干了眼泪。她看出来壁报是编不成了，但她也下定决心不跟他出去。只呆呆地坐着，望着窗外。 “好了，好了，不要生气。我来做个盒子把这两粒红豆装起来罢。做个纪念，以后决不会再惹你。咱们该把这两粒红豆藏在哪儿？” 以后，这两粒红豆就被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放在耶稣像后面的小洞里了。那小洞是齐虹偶然发现的。江玫睡在床上看见耶稣的像，总觉得他太累，因为他负荷着那么多人世间的痛苦。 这一次争吵以后，齐虹和江玫并不是再也不，而是把争吵哭泣，变成了他们爱情中的一部分。他们每次见面总有一阵风波，有时大有时小，但如有一天不见面，不看到听到对方的音容笑貌，在他们却又是受不了的事。他们的爱情正像鸦片烟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江玫一天天的消瘦了，苍白了，母亲望着她忍不住哭。齐虹脸上那种漠不关心神气消失了，换上的是提心吊胆的急躁和忧愁。因为他对人生不信任，他对爱情也不信任，他监视着爱情，监视着幸福，监视着江玫——。 就在这个时候，江玫也一天天明白了许多事。她知道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该被打倒。她那善良的少女的心，希望大家都过好的生活。而且物价的飞涨正影响着江玫那平静温暖的小天地。母亲存着一些积蓄的那家银行忽然关了门。江玫和母亲一下子变成舅舅的负担了。江玫是决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的。她渴望着新的生活，新的社会秩序。共产党在她心里，已经成为一盏导向幸福自由的灯，灯光虽还模糊，但毕竟是看得见的了。 也就在这时候，江玫的母亲原有的贫血症愈来愈严重，医生说必需加紧治疗，每天注射肝精针，再拖下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这一笔医药费用筹办起来谈何容易！舅舅已经是自顾不暇了，难道还去麻烦他？本来和齐虹一提也可以，但是江玫决不愿求他。江玫只自己发愁，夜里直睡不着觉。 萧素很快就看出来江玫有心事。一盘问，江玫就一五一十告诉了她。 “那可不能拖下去。”萧素立刻说，她那白白的脸上的神色总是那样果断。“我输血给她！小鸟儿，你看，我这样胖！” 她含笑弯起了手臂。 江玫感动地抱住了她：“不行，萧素。你和我的血型一样，和母亲不一样，不能输血。” “那怎么办？我们总得想办法去筹一笔款子——。” 第三天，晚上萧素兴高采烈地冲进房间。一进来就喊： “江玫！快看！”江玫吃惊地看她，她大笑着，扬起了一叠钞票。 “素！哪里来的？你怎么这样有本事！”江玫也笑了，笑得那样放心。这种笑，是齐虹极想要听而听不到的。 “你别管，明天快拿去给伯母治病吧。”萧素眨眨眼睛，故作神秘的说。 “非要知道不可！不然我不安心！” “别说了。我要睡觉了。”萧素笑过了，一下子显得很是疲倦。她脱去了朴素的蓝外套，只穿着短袖竹布旗袍，坐在床边上。 江玫上下打量她，忽然看见她的臂弯里贴着一块橡皮膏。 江玫过去拉起她的手，看看橡皮膏，又看看她的脸。 “有什么好打量的？”萧素微笑着抽回了手，盖上了被。 “你——抽了血？” 萧素满不在乎的说：“我卖了血。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几个伙伴。” 人常常会在一刹那间，也许只是因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伤透了心，破坏了友谊。人也常常会在一刹那间，也许就因为手臂上的一点针孔，建立了死生不渝的感情。江玫这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一下子跪在床边，用两只手遮住了脸。 礼拜六，江玫一定要萧素自己送钱去给母亲。萧素答应了和江玫一道回家，江玫也答应了萧素不告诉母亲钱的来源。 两人欢欢喜喜回家去了。到了家，江玫才发现母亲已经病倒在床，这几天饭都是舅母那边送过来的。她站在衰老病弱的母亲床边，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萧素也拿出了手绢。但她不只是看见这一位母亲躺在床上，她还看见千百万个母亲形销骨立心神破碎地被压倒在地下。 这一晚，两人自己做了面，端在母亲床边一同吃了。母亲因为高兴，精神也好了起来。她吃过了面，笑着说：“我真是病得老了，今天你舅母来，问我有火没有，我听成有狗没有：直告诉她从前咱们养了一只狗，名叫斐斐。——”萧素和江玫听了笑得不得了。江玫正笑着，想起了齐虹。她想：这种生活和感情是齐虹永远不会懂的。她也没有一点告诉给他的欲望。 六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达到了高潮。江玫比以前更关心当前的政治局势。她感到美国正在筹谋着什么坏主意。很明显，扶植压迫中国人民八年之久的日本，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上都会引起抑止不住的愤怒。 有一天，萧素和江玫坐在窗前，读着当时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报上发表的声明，一面读一面生气。声明中说：“如使日人成为饥饿不安之人民，则日人亦将续为和平之威胁，此种情形适为共产主义所需。如吾人诚意为一般之利益计，必须消灭鼓励共产主义之因素。”这很可以看清楚美国的目的究竟何在了。读完报纸，江玫愤愤地说： “要不要共产主义，是我们自己的事！” 萧素微笑道：“你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 江玫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想那种生活总不会比现在坏。那时的人，都像你一样——” 萧素又笑道：“现在哪里不够好？你吃着大米饭，穿的花布旗袍，还坏么？” 江玫倚在萧素身上，一面想，一面说：“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不只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她出了一会儿神，又说： “萧素，要知道，我是多么寂寞呵。” 萧素抚着她的肩，说：“人生的道路，本来不是平坦的。 要和坏人斗争，也要和自己斗争——。”以后江玫在最困难的时候，总会想起这几句话。 六月九日，北京学生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江玫也参加了。 那天早上，窗外还黑得像老鸦的翅膀，江玫就起来收拾医药包，她是救护队的。她看看萧素空了一夜的床，又看看救护包上的红十字，心想萧素这一夜不知忙得怎样了，也许今天就会用这包里的绷带纱布来救护她罢。不知为什么，江玫特别为萧素和几个社团里的同学担心，江玫摸摸碘酒，和红药水的药瓶，心中又兴奋，又不安。 “小鸟儿快走呀！”同学在门外叫起来了。 她们跑到操场上，夏天的太阳刚在东柳村那边村庄的屋顶上射出一片红光。萧素正在人丛里，她分明是一夜没有睡，胖胖的面庞有些苍白，但精神还是那样好。她看见江玫和同学们跑来，脸上闪过一个嘉许的微笑： “江玫！” “萧素！”江玫悄悄地塞给她一个大苹果，那是齐虹昨天送来的。对于齐虹不断向西楼运来的各式各样的礼物，江玫只偶尔接受一点水果和糖食。 长长的队伍出发了，举着各种标语，沉默地走在郊外的大道上。愈走天愈亮，愈走路愈分明，一个男同学问江玫： “药包重吗？我代你拿。”江玫微笑，说：“一个兵士的枪，能让人家代他背着吗？”那男同学也微笑，看着她穿着白衬衫蓝长裤红背心的雄赳赳的样子，问：“你永远都要做一个兵？”江玫严肃地睁大眼睛，略想了一想，她回答：“是的，永远。” 队伍七点钟就到了西直门，可是城门关了，进不去。人群中有的喊着：“不开城门，决不回校！”有的喊着：“大家冲呵，冲进去！”一时群情激昂，人声嘈杂，那些标语牌子忽高忽低地起伏着。萧素在队伍里跑来跑去叫着：“别嚷！别乱！ 已经去交涉了。”江玫忽然很希望自己是一个手执拂尘的仙女，用拂尘一指，城门马上便开——自己这样想想，又觉得好笑，还是等萧素他们交涉，萧素比仙女有用得多。 果然，到九点钟时，城门开了，队伍涌进城去，正遇到城里几个大学的同学拥在门前迎接他们。“同学们，你好！” “兄弟们，你好！”热情的呼声，此起彼落，江玫觉得泪水已冲到了眼睛里，她连忙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游行开始了，大家一步步的走着，一声声的喊着。“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要自由！”“要独立！”口号像炸弹一样在空中炸了开来，路旁的有些军警脸上带了惊慌的神色。江玫几乎来不及想喊了些什么，只觉得每一步路每一声喊都使大家更接近光明—— 队伍走过了西四西单天安门，绕南池子到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走过天安门的时候，江玫望着那宏伟的建筑，心里升起一种怜悯而又惭愧的心情。天安门在不肖的子孙手里，蒙受了多少耻辱。江玫觉得那剥落的红墙也在盼望着：新的社会快点来，让中华民族站起来，让天安门也站起来！ 在民主广场举行了群众大会，有几个教授讲演。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别的原因，江玫觉得思想很不集中，那种兴奋和激动已经过去了。她惦记着那黄昏笼罩了的初夏的校园，惦记着自己住的西楼，说得更确切些，她是惦记着那在西楼窗下徘徊的那个年轻人。天知道他会急成什么样子，会发多么大的脾气，会做出怎样的事来！她把肩上挎的药包紧了一紧，感觉到一阵头昏。 萧素走过来了，低声问：“你不舒服么？” “没有，一点儿都没有！”江玫连忙振起了精神。自己暗暗责骂自己，在这样的场合，偏会想到他！ 大队回到学校时，灯光已经缀满校园。江玫回到房间里，两腿再也抬不起来，像是绑上了两块大石头。这时有人敲门，江玫心中一紧，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发生了，她靠在床栏杆上，默默地啜着热水。门开了，进来的是老赵。他的眉头皱得打了结，手里拿着一个破碎的糖盒子，往桌上一放说： “哎哟江小姐！可真不得了啦！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脾气这么火暴的人！你们这位齐先生别是用公鸡血喂大的吧？他要死了，准得下冰冻地狱把人镇凉了才行，要不然连阎王殿都给烧啦！” “什么‘你们齐先生’？别这么说。他怎么了。你快说呀。” 江玫放下了手中的杯子。 “今儿个下午他来找您，我说江小姐游行去了。他一听，就把他带来的这盒糖扔到大门外台阶上了，像是扔球似的！盒子破了，糖都滚了出来，我看这盒糖呀，值一袋面的钱，心里怪舍不得，我说，‘齐先生，江小姐不在，你给东西留下得了，干吗发这么大的火呀？’他一听更急了，一张脸煞红煞白，抄起门房的一个茶杯就摔在玻璃窗上，哗啦！你瞧这满地的玻璃渣子！我看他是有点儿疯病！摔完了拔腿就走，还扔在台阶上三百万的票子，那是让我们修玻璃买茶杯？您说是不是？” “别说了。”江玫无力地挥手。“就补块玻璃买个茶杯罢。” “这糖，我看怪可惜了的，给您捡了来了。” “你带回家去，那不是我的，我不要。” 这时萧素已经进来了，把这一段话都听了去。她一回来就洗脸洗脚，都收拾好了就伏在桌上写什么。而江玫还靠在床栏杆上，一动也不动。 萧素停下笔来，“你干什么？小鸟儿？你这样会毁了自己的。看出来了没有？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干吗要折磨自己？结束了吧，你那爱情！真的到我们中间来，我们都欢迎你，爱你——”萧素走过来，用两臂围着江玫的肩。 “可是，齐虹——”江玫没有完全明白萧素在说什么。 “什么齐虹！忘掉他！”萧素几乎是生气地喊了起来，“你是个好孩子，好心肠，又聪明能干，可是这爱情会毒死你！忘掉他！答应我！小鸟儿。” 江玫还从没有想到要忘掉齐虹。他不知怎么就闯入了她的生命，她也永不会知道该如何把他赶出去。她迟钝地说： “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会忘掉。” 萧素真生她的气：“怎么这样说话！好好儿要说到死！我可想活呢，而且要活得有价值！”她说着，颜色有些凄然。 “怎么了？素姐！”细心而体贴的江玫一眼就看出有什么不平常的事。对萧素的关心一下子把她自己的痛苦冲了开去。 萧素望着窗外，想了一会儿，说：“危险得很。小鸟儿。 我离开你以后，你还是要走我们的路，是不是？千万不要跟着齐虹走，他真会毁了你的。” “离开我！”江玫一把抱住了萧素。“离开我！为什么！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要毕业了呀，家里要我回湖南去教书。”萧素似真似假地回答。她是湖南人，父亲是个中学教员。 “毕业？” “是毕业呀。” 可是萧素并没有能毕业，当然也没有回湖南去教书。她去参加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项科目，就没有回来。 同学们跑来告诉江玫时，江玫正在为《英国小说选》这一门课写读书报告，读的书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莱·勃朗特的《咆哮山庄》。江玫和齐虹常常谈论这本书。齐虹对这本书有那么多警辟的见解，了解得那样透彻，他真该是最懂得人生最热爱人生的，但是竟不然—— 萧素被捕的消息一下子就把江玫从《咆哮山庄》里拉出来了。江玫跳起来夺门而出，不顾那精心写作的读书报告撒得满地。好些同学跟她一起跑出了西楼，一直跑到学校门口，只看见一条笔直的马路，空荡荡的，望不到头。路边的洋槐上发散着淡淡的香气。江玫手扶着一棵洋槐树，连声问：“在哪儿？在哪儿？”一个同学痛心地说：“早装上闷子车，这会子到了警察局了。”江玫觉得天旋地转，两腿再没有一点力气，一下子就坐在地上了。大家都拥上来看她，有的同学过来搀扶她。 “你怎么了？” “打起精神来，江玫！” 大家嘁嘁喳喳在说着。是谁愤愤的声音特别响：“流血，流泪，逮捕，更教人睁开了眼睛！” 是呀！江玫心里说：“逮走一个萧素，会让更多的人都长成萧素。” 江玫弄不清楚人群怎样就散开了，而自己却靠在齐虹的手臂上，缓缓走着。 齐虹对她说：“我们系里那些进步同学嚷嚷着江玫晕倒了，我就明白是为了那萧素的缘故，连忙赶来。” “对了。你们不是一起考高等数学吗？听说她是在课堂上被抓走的。”江玫这时多么希望谈谈萧素。 “是在考试时被抓走的。你看，干那些民主活动，有什么好下场！你还要跟着她跑！我劝你多少次——” “什么！你说什么！”江玫叫了起来，她那会笑的眼睛射出了火光。“你！你真是没有心肝！”她把齐虹扶着她的手臂用力一推，自己向宿舍跑去了。跑得那么快，好像后面有什么妖魔鬼怪在追着她。 她好容易跑到自己房间，一下子扑在床上，半天喘不过气来。这时齐虹的手又轻轻放在她肩上了。齐虹非常吃惊，他不懂江玫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曲着一膝伏在床前说： “我又惹了你吗？玫！我不过忌妒着萧素罢了，你太关心她了。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我常常恨她，真的，我觉得就是她在分开咱们俩——” “不是她分开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道路不一样。”江玫抽咽着说。 “什么？为什么不一样？我们有些看法不同，我们常常打架，我的脾气，确实不好。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只知道，没有你就不行。我还没有告诉你，玫，我家里因为近来局势紧张，预备搬到美国去，他们要我也到美国去留学。” “你！到美国去？”江玫猛然坐了起来。 “是的。还有你，玫。我已经和父亲说到了你，虽然你从来都拒绝到我家里去，他们对你都很熟悉。我常给他们看你的相片。”齐虹得意地拿出他随身携带的小皮夹子，那里面装着江玫的一张照片，是齐虹从她家里偷去的。那是江玫十七岁时照的，一双弯弯的充满了笑意的眼睛，还有那深色的嘴唇微微翘起，像是在和谁赌气。“我对他们说，你是一首最美的诗，一支最美的乐曲——”若说起赞美江玫的话来，那是谁也比不上齐虹的。 “不要说了。”江玫辛酸地止住了他。“不管是什么，可不能把你留在你的祖国呵。” “可是你是要和我一块儿去的，玫，你可以接着念大学，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没有任何东西能分开我们。”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是江玫唯一能说的话。 心上的重压逼得江玫走投无路。她真怕看萧素留下的那张空床，那白被单刺得她眼睛发痛。没有到礼拜六，她就回家去了。那晚正停电，母亲坐在摇曳的烛光下面缝着什么，在阴影里，她显得那样苍老而且衰弱，江玫心里一阵发痛，无声地唤着“心爱的母亲，可怜的母亲”，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玫儿！”母亲丢了手中的活计。 “妈妈！萧素被捉走了。” “她被捉走了？”母亲对女儿的好朋友是熟悉的。她也深深爱着那坦率纯朴的姑娘，但她对这个消息竟有些漠然，她好像没有知觉似的沉默着，坐在阴影里。 “萧素被捉走了。”江玫又重复了一遍。她眼前仿佛看见一个殷红的圆圆的面孔。 “早想得到呵。”母亲喃喃地说。 江玫把手中的书包扔到桌上，跑过来抱住母亲的两腿。 “您知道！” “我不知道但我想得到。”母亲叹了一口气，用她枯瘦的手遮住自己的脸，停了一下，才说：“要知道你的父亲，十五年前，也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就再没有回来。他从来也没有害过什么肠炎胃炎，只是那些人说他思想有毛病。他脾气倔，不会应酬人，还有些别的什么道理，我不懂，说不明白。他反正没有杀人放火，可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再也看不见他了——”母亲说着，失声痛哭起来。 原来父亲并不是死于什么肠炎！无怪母亲常常说不该有一个人屈死。屈死！父亲正是屈死的！江玫几乎要叫出来。她也放声哭了。母亲抚着她的头，眼泪浇湿了她的头发—— 从父亲死后，江玫只看见母亲无言流泪，还从没有看见她这样激动过。衰弱的母亲，心底埋藏了多少悲痛和仇恨！江玫觉得母亲的眼泪滴落在她头上，这眼泪使得她逐渐平静下来了。是的，难道还该要这屈死人的社会么？徬徨挣扎的痛苦离开了她，仿佛有一种大力量支持着她走自己选择的路。她把母亲粗糙的手搁在自己被泪水浸湿的脸颊上，低声唤着： “父亲——我的父亲——” 门轻轻开了，烛光把齐虹的修长的影子投在墙上，母亲吃惊地转过头去。江玫知道是齐虹，仍埋着头不作声。齐虹应酬地唤了一声“伯母”，便对江玫说： “你怎么今天回家来了？我到处找你找不着。” 江玫没有理他，抬头告诉母亲：“他要到美国去。” “是要和江玫一块儿去，伯母。”齐虹抢着加了一句。 “孩子，你会去吗？”母亲用颤抖的手摸着女儿的头。 “您说呢？妈妈！”江玫抱住母亲的双膝，抬起了满是泪痕的脸。 “我放心你。” “您同意她去了，伯母？”人总是照自己所期待的那样理解别人的话，齐虹惊喜万分地走过来。 “母亲放心我自己做决定。她知道我不会去。”江玫站起来，直望着齐虹那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齐虹浑身上下都滴着水，好像他是游过一条大河来到她家似的。 可是齐虹自己一点不觉得淋湿了，他只看见江玫满脸泪痕，连忙拿出手帕来给她擦，一面说：“咱们别再闹别扭了，玫，老打架，有什么意思？” “是下雨了吗？”母亲包起她的活计，“你们商量罢，玫儿，记住你的父亲。” “我不知道下雨了没有。”齐虹心不在焉地回答，他没有看见江玫的母亲已经走出房去，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江玫。 江玫呆呆地瞪着他，尽他拭去了脸上的泪，叹了一口气，说：“看来竟不能不分手了。我们的爱情还没有能让我们舍弃自己的一生。” “我们一定会过得非常舒适而且快活——为什么提到舍弃，为什么提到分手？”齐虹狂热地吻着他最熟悉的那有着粉红色指甲的小手。 “那你留下来！”江玫还是呆呆地看着他。 “我留下来？我的小姑娘，要我跟着你满街贴标语，到处去游行么？我们是特殊的人，难道要我丢了我的物理音乐，我的生活方式，跟着什么群众瞎跑一气，扔开智慧，去找愚蠢！ 傻心眼的小姑娘，你还根本不懂生活，你再长大一点，就不会这样天真了。” “傻心眼？人总还是傻点好！” “你一定得跟我走！” “跟你走，什么都扔了。扔开我的祖国，我的道路，扔开我的母亲，还扔开我的父亲！”江玫的声音细若游丝，她自己都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说到父亲两字，她的声音猛然大起来，自己也吃了一惊。 “可是你有我。玫！”齐虹用责备的语气说。他看见江玫眼睛里闪耀一种亮得奇怪的火光，不觉放松了江玫的手。紧接着一阵遏止不住的渴望和激怒，使他抓住了江玫的肩膀。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字的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 江玫回答说：“我宁愿听说你死了，不愿知道你活得不像个人。” 风呼啸着，雨滴急速地落着。疾风骤雨，一阵比一阵紧，忽然哗啦一声响，是什么东西摔碎了。齐虹把江玫搂在胸前，借着闪电的惨白的光辉，看见窗外阶上的夹竹桃被风刮到了阶下。江玫心里又是一阵疼痛，她觉得自己的爱情，正像那粉碎了的花盆一样，像那被吹落的花朵一样，永远不能再重新完整起来，永远不能再重新开在枝头。 这种爱情，就像碎玻璃一样割着人。齐虹和江玫，虽然都把话说得那样决绝，却还是形影相随。花池畔，树林中，不断地增添着他们新的足迹。他们也还是不断地争吵，流泪。—— 十月里东北局势紧张，解放军排山倒海地压来，解放了好几个城市。当时蒋介石提出的方针是：“维持东北，确保华北，肃清华中”。虽然对华北是确保，但华北的“贵人”们还是纷纷南迁，齐虹的家在秋初就全部飞南京转沪赴美了，只有齐虹一个人留在北京。他告诉家里说论文还有点尾巴没写好，拿不到毕业文凭，而实际上，他还在等着江玫回心转意。 他根本不相信江玫可能不跟他走。他，齐虹，这样的齐虹，又在发疯地爱着的齐虹！在那执拗的江玫面前，他不只一次想，若真能把她包扎起来带走该有多好！他脸上的神色愈来愈焦愁，紧张，眼神透露着一种凶恶。这些都常在黑夜里震荡着江玫的梦。 江玫的梦现在已不是那种透明的、颜色非常鲜亮的少女的梦了。局势的变化，萧素的被捕，齐虹的爱以及她自己的复杂的感情，使她多懂了许多事。在抗议“七五”事件（国民党屠杀东北来的青年学生）的游行里，她已经不再当救护队，而打着“反剿民，要活命，要请愿”的大标语走在队伍的前列了。她领头喊着“为死者申冤，为生者请命”的口号，她奇怪自己的声音竟会这样响。她想到，在死者里面有她的父亲；在生者里面有母亲、萧素和她自己。她渴望着把青春贡献给为了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她渴望着生活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动。 后来据萧素说（萧素在解放后出狱，在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向全世界广播北京的声音），那时的地下组织原打算发展江玫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只是她和齐虹的感情，让人闹不清她究竟爱什么，憎恶什么，就搁下来了。江玫听说这话，只轻轻叹了口气。 一九四八年冬天，北京已经到了解放前夕。城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家家挂红灯，迎接毛泽东。”最沉得住气的反动官员们大亨们都纷纷逃走了。齐虹家里几乎是一天一封电报催他走，并且代他订了飞机座位。那时江玫的中心工作是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怎样应“变”，宣传护校。她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感到兴奋，好像等待着一件期待已久的亲人的礼物，满怀着感情，幻想解放后的日子。而同时，她和齐虹那注定了的无可挽回的分别啮咬着她的心。她觉得自己的心一面在开着花，同时又在萎缩。 一天，齐虹进城去了，直到晚上还没有露面。江玫坐在图书馆里，一页书也没有看，进来一个人她就抬头，可是直到电灯开了，齐虹还是不见。她忽然想，很可能他已经走了。 走了，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可是江玫一定还要再看他一眼，最后一眼！“齐虹！齐虹！”江玫几乎要叫出来，叫得全图书馆都听见。她连忙紧咬着嘴唇，快步走出了图书馆。 那是那一年冬天的第一个下雪天。路上的雪还没有上冻，灯光照在雪花上，闪闪刺人的眼。江玫一直向北楼走去，她想看一看那正对着一棵白杨树梢的窗子，有没有灯光。那个房间她从没有去过，可是那窗口她却十分熟悉。齐虹常对她讲窗口的白杨树叶的沙沙声怎样伴着他度过多少不眠的夜。 透过飞舞着的迷乱的雪花，她一下子就找到那棵白杨树，而那白杨树梢的窗口，漆黑一片，没有灯光。 江玫的心沉了下去。她两腿发软，站在北楼前，一动也不动。 也许他从城里回来太累，已经去睡了？也许他还没有回来？江玫快步走进了北楼，走到齐虹的房间，她敲门又推门，门是锁着的。 “难道再见不着他了！真见不着他了！”江玫走出北楼，心里在大声哭泣。她完全没有看见新诗社的一个同学从她身边走过，也没有听见人家在唤着“小鸟儿”。 好容易走到西楼，江玫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想找个地方靠一靠再上楼，一眼看见自己房间里有灯光。那房间，自从萧素被抓去以后，是那样空，那样冷，晚上进去总是黑洞洞的。这时竟点着灯，这灯光温暖了江玫，她三步两步跑上去，在门外就叫着“虹！” 果然是齐虹在房间里等她，满脸的焦急使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他一看见江玫，连忙迎上来握着她的手，疲倦地、也多少有些安心地说：“你到底回来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江玫没有回答。她怕自己会把刚才那一番焦急向他倾吐，会让他明白她多离不开他。而他却就要走了，永远地走了。 “明天一早的飞机，今晚就要去机场。”齐虹焦躁地说： “一切都已经定了，怎么样？咱们就得分别么？” “分别？——永远不能再见你——”江玫看着那耶稣受难的像，她仿佛看见那像后的两粒红豆。 “完全可以不分别，永不分别！玫！只要你说一声同我一道走，我的小姑娘。” “不行。” “不行！你就不能为我牺牲一点！你说过只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自己呢？”江玫的目光这样说。 “我么！我走的路是对的。我绝不能忍受看见我爱的人去过那种什么‘人民’的生活！你该跟着我！你知道么！我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人！玫！你听我说！” “不行。” “真的不行么？你就像看见一个临死的人而不肯去救他一样，可他一死去就再也不会活转来了。再也不会活了！走开的人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你会后悔的，玫！我的玫！”他摇着江玫的肩，摇得她骨头直响。 “我不后悔。” 齐虹看着她的眼睛，还是那亮得奇怪的火光。他叹了一口气，“好，那么，送我下楼罢。” 江玫温柔地代他系好围巾，拉好了大衣领子，一言不发，送他下楼。 纷飞的雪花在无边的夜里飘荡，夜，是那样静，那样静。 他们一出楼门，马上开过来一辆小汽车，从车里跳出一个魁梧的司机。齐虹对司机摇摇手，把江玫领到路灯下，看着她，摇头，说：“我原来预备抢你走的。你知道么？你看，我预备了车。飞机票也买好了。不过，我看了出来，那样做，你会恨我一辈子。你会的，不是么？”他拿出一张飞机票，也许他还希望江玫会忽然同意跟他走，迟疑了一下，然后把它撕成几半。碎纸片混在飞舞的雪花中，不见了。“再见！我的玫。 我的女诗人！我的女革命家！”他最后几句话，语气非常尖刻。 江玫看见他的脸因为痛苦而变了形，他的眼睛红肿，嘴唇出血，脸上充满了烦躁和不安。江玫忽然想起，第一次看见他时，他脸上那种漠不关心，什么都没看见的神气。 江玫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她心里想：“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她觉得齐虹冰凉的嘴唇落在她的额上，然后汽车响了起来。周围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 她最后对齐虹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后悔”。 江玫果然没有后悔。那时称她革命家是一种讽刺，这时她已经真的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了。解放后又渐渐健康起来的母亲骄傲地对人说：“她父亲有这样一个女儿，死得也不算冤了。” 雪还在下着。江玫手里握着的红豆已经被泪水滴湿了。 “江玫！小鸟儿！”老赵在外面喊着。“有多少人来看你啦！ 史书记，老马，郑先生，王同志，还有小耗子——” 一阵笑语声打断了老赵不伦不类的通报。江玫刚流过泪的眼睛早已又充满了笑意。她把红豆和盒子放在一旁，从床边站了起来。 （选自《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