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日本近代史篇(一):简介：日本近代史
简介：日本近代史----幕府海军兴衰录[收藏本帖]
[楼主] 作者:西陆星 发表时间:2013/04/01 07:35
修改 加精 置顶 锁定 标题 来源 删除
点击:63次
简介：日本近代史----幕府海军兴衰录
一、锁国政策
所谓"海军"，自然是有别于"水师"的近代概念。所以，要谈近代日本海军史，还是先由德川幕府海防的建立说起。
日本自德川家康江户开府以来，幕府的锁国政策一直未受到强而有力的挑战。一方面，幕府对国内严禁人员出国，违者处死，另一方面，国外的威胁尚不至于冲破锁国的铁幕，只有荷兰一个西方国家被准许在长崎作有限度的贸易。但是，进入18世纪，这种状况逐渐改变，日本的海疆越来越不平静了。
俄国是第一个试图冲破日本锁国政策的西方国家。17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开始鲸吞西伯利亚及其以东的辽阔土地，最终将触角伸出太平洋西岸、与日本碰头了。俄国人从西伯利亚一直扩张到太平洋北端的堪察加半岛，再由那里沿着千岛群岛摸索南下。到了18世纪，俄国人已经确认了日本的存在，并与后者建立了通商关系。
1792年，俄国军官到访虾夷的松前藩，要求与日本开展贸易关系。意识到俄国人渗入的严重性之后，承平日久的幕府要员门吓得几乎窒息，立即向松前藩作出回应：拒绝通商要求，但发给长崎入港的许可证。对俄国人委以虚蛇之后，幕府立即着手处理虾夷地的防卫事务，1802年在箱馆设立虾夷奉行，直接管理虾夷地的开发与海防。
1804年，俄国人领着十二年前的许可证，开船驶入长崎港，不料却遭到长崎奉行所的拒绝。这次事件之后，日俄之间零零星星的军事摩擦持续了数年，俄国海军屡屡袭击虾夷岛与桦太岛南端的日本据点。但是，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本来不强，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更是微不足道，日俄边界的冲突也随之自然降温。对于日本而言，俄国人的出现还只算是虚惊一场。
继俄国人之后，又一碧眼红须的英国人闯入日本人的视野。1808年，英国籍快速帆船菲顿号挂着荷兰国旗进入长崎，搜寻荷兰的船只，并威胁将炮击长崎港。虽然菲顿号终究没有开炮，不过还是致使长崎奉行松平原英切腹，以承担事件责任。1819年，再有一艘英国船进入浦贺附近，1824年又一艘英国船来到萨摩藩，船员在陆上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鉴于与英国人的系列摩擦事件，幕府于1825年向沿海诸藩下令：毫不迟疑地赶走外国船只。
二、黑船骚动
最终制服日本的，是美国人。
1837年，美国商船莫利逊号载着日本航海漂流者进入江户湾，但是日本毫不领情，浦贺发炮将莫利逊号赶走。
1846年，两艘美国军舰再度来到浦贺，日本依然寸步不让。于是，美国决心以武力迫使日本就范。
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7月8日（旧历六月三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休Ｃ．佩里（M.C.Perry）率领Mississippi(明轮军舰，3220吨)、Susquehanna(明轮军舰，3824)、Saratoga（运输帆船）、Plymouth（运输帆船）四艘舰船、载炮63门出现在浦贺海面。
相对佩里舰队的炮位数，浦贺周边也有99门岸炮，可惜射程不及佩里舰炮的一半。
在强大的武力背景下，佩里要求将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信函递交日本官方，同时，奉送白旗二面，并告知日本人：这是在战败投降之时挥起的旗帜。绵里藏针之意，溢于言表。
当时的西方船只将船体漆成黑色，对于日本人而言，这可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庞然大物--它们既不用帆也不用浆，来去神速、进退自如，船上的大炮既粗又长，拥有摧毁一切的神秘威力。
面对这些前所未见的怪物，日本人吓得肝胆俱裂，浦贺奉行所呈递幕府的报告中称："看上去像是三千石的船（6000多吨）。"日本那些数百石的木船，在它们面前会是何其渺小？
"泰平の眠りをさます上喜撰（名茶，蒸汽船谐音）たった四杯で夜も寝られず。"（上喜撰唤醒太平梦，喝上四杯再难入眠）
美国"黑船"来航，为日本带来莫大的骚动。街头巷尾的"有志之士"，夸下海口要用武力将夷人逐出神州（日本），然而幕阁要员们深知，这次的"黑船"是无法用中古式刀枪铁炮对付的。
这次，美国人同样没有轻易动武，在递交官方书信之后，1853年7月14日（旧历六月九日），佩里声言明年再来接受答复，发了几响空炮、率舰绕航江户湾之后，抛下震惊不已的幕阁官员们扬长而去。
日本幕府发展近代舰船的历程，就是以这次"黑船骚动"事件为起点的。
三、仿造洋式舰船
事实上，幕府一直断断续续仿造洋式舰船。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至德川家康时代，英国人三浦按针建造的欧洲帆船。在佩里来航之前，浦贺奉行所就曾改装和式警备船下田丸为洋式帆船，建造苍隼丸、晨风丸两只仿欧帆船，其中，佩里还对晨风丸的造型赞赏不已。
然而，这些仿制品还停留在模仿形状的阶段，只能是"形似而神不似"，无法胜任海防之用。幕府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船只，出现在美国佩里舰队来航后的不久。
美国佩里舰队离开才不过几天时间，深受震动的幕府首脑们便奋起直追、决定向荷兰订造一艘帆力军舰和一艘蒸汽商船（后更改为两艘蒸汽军舰咸临丸、朝阳丸）。
同年内，幕府又先后下令水户藩鲈半兵卫建造750吨的洋式帆船旭日丸、浦贺奉行所的中岛三郎助建造550吨的洋式帆船凤凰丸。其中，由中岛三郎助负责建造的凤凰丸成功下水，成为日本第一艘近代船舶。
当时，任职于浦贺奉行所的中岛三郎助，在海防热兴起之际，在其著名的《嘉永上书》中写道："为了防卫江户湾......应当添置军舰三十艘，其中三分之二分配给负责守卫江户的诸藩，其余的三分之一则配属浦贺奉行所......"其后，再次提出更为具体的方案：若要对付西洋军舰，就不能不全面仿制西洋船，建造大型洋式军舰费用浩繁，不如先节省造价、建造较为轻型的警备船，同时进行关于建造大型船舶的调查。
幕府同意了中岛三郎助的建议，造船计划获得通过。造船所设在浦贺湾内，即今日的住友重工浦贺舰船工场。
之后的嘉永七年一月（1854年2月），佩里率领七艘军舰重临江户湾，幕府无计可施，被迫与美国缔结《日米（美）和亲条约》，开放关闭了215年的国门。《日米（美）和亲条约》缔结的两个月后，三桅帆船凤凰丸竣工，中岛与同僚登上凤凰丸，开始了其处女航行、向馆山驶去。当时，日本连一个懂得操纵西洋帆船的水手都没有，中岛三郎助从濑户内海招募三十个船夫，由曾居留美国的中滨万次郎训练，凤凰丸便是由这些临时拼凑的水手操纵出海的。
安政二年（1855），凤凰丸再次向品川试航，途中还进行了炮击演练，包括老中阿部正弘等幕阁要员，还登上凤凰丸视察。这艘毫不借助西人之力而自力建造的日本产军舰，受到了众人的好评。中岛三郎助，由此成为日本近代造船第一人。
至于鲈半兵卫那一边，事情进展就不是那么顺利了。由于毫无西方船舶方面的知识，鲈半兵卫只好硬着头皮、按照荷兰书籍中的记载指挥造船工程。旭日造了两年，排水量600至700吨左右，这船不单是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古董样式，并且下水之日船身居然自动倾斜。最后，这个花费巨额金钱的造船计划，只得出一个失败的试验品。
在自建军舰的同时，幕府解除自宽永十二年（1635）以来禁止诸藩建造大船的禁令，诸藩在报备之后即可建造洋式舰艇、为诸藩建造洋式船只大开方便之门。可想而知，当年幕府建设海防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
四、建立德川海军
吃了美国的闷亏，意识到建设海防刻不容缓的幕府，立即向两百年来的通商之国----荷兰寻求协助。除了从荷兰大量引进技术书籍之外，幕府还直接向长崎的荷兰商馆征询海防事务的建议。结果，荷兰军舰森宾号（Soembing）的舰长克鲁提斯，前后三次向长崎奉行水野忠德提交了幕府海军创设意见书。幕阁要员们在仔细研究意见书后，作出了三项重大决定：
1、向荷兰订购军舰；
2、创设西式海军；
3、在长崎建立海军传习所，培养海防事业所需的人才。
对于幕府提出的以上三点，荷兰一口赞同，甚至慷慨地将森宾号军舰留下，作为礼物赠送幕府。这部森宾号是780吨的明轮蒸汽军舰，在欧洲早已过时，但这在日本却是相当时髦的产物。森宾号改名观光丸，成为长崎传习所的练习舰，是日本历史上第一艘蒸汽军舰。
此外，幕府还从荷兰Fop Smit造船厂订造Japan及Edo两艘蒸汽军舰。安政四年（1857）八月四日（新历9月21日），Japan抵达长崎，改名咸临丸，于安政六年(1859)运载赴美使节团完成横渡太平洋的壮举。安政五年五月三日（新历6月13日），朝阳丸也进入了长崎。
安政年间，幸运之神似乎眷顾着幕府，昔日凶神恶煞的西方敌国，此时纷纷向幕府伸出友谊之手。安政五年七月（1858年8月），英国王室将下水才一年的Emperor号赠送给将军德川家定，改名为蟠龙丸之后，加入德川海军的队列。
幕府筹建近代海军的热情持续高涨。继安政年间引进蒸汽军舰之后，文久、庆应年间，幕府再度通过一切可行渠道大批量引进新旧舰艇。
文久年间，幕府向荷兰Gips en Zonen船厂下订单、订造木壳军舰开阳丸，之后，向美国Westervelt & Son船厂订造炮舰富士山丸。
同时，幕府向英美大量收购二手商船，改装成武装商船使用，分别有顺动丸（405吨）、昌光丸（81吨）、太平丸（370吨）、翔鹤丸（350吨）、大江丸（609吨），等等。即使是废舰，幕府也毫不嫌弃，庆应二年（1866）年，购入普鲁士的退役明轮军舰，改名"回天"后成为幕府海军的第二大舰。
为了征伐长州藩，幕府还购买了长鲸丸（1462吨）、奇捷丸（517吨）、龙翔丸（66吨）、行速丸（250吨）、飞龙丸（590吨）等蒸汽运输船。由于对近代船舶缺乏认识，幕府在引进海军舰艇的过程中，过分看重舰艇数量、急于购入大批二手船舰，而造成海军编制中的人员良莠不齐、新旧并存的局面。
通过不遗余力的引进，幕府初步建成了一支数量可观、但实力单薄的海军队伍。
五、模仿与仿制
在引进国外军舰的同时，幕府乃至各地诸藩也不断尝试自主建造舰艇，但是由于缺乏近代工业基础的支持，在历次的试制中，除却像中岛三郎助等少数的成功事例，大多以失败告终。在挫折面前，自感力量不足的诸藩，往往不得不放弃蒸汽军舰的研发，转而依靠从国外引进。不过，幕府有着充实军备的长远计划，在积极从国外购买舰船之余，还排除万难、坚持自主开发的路线。
日本人正式接受船舶建造教育，始于安政元年（1854）。当年，由于大地震，俄国使节的座舰受损、在航行中失事沉没。事后，得到幕府的允许，俄国使节在户田建造新舰回国，大量日本工匠因而有机会接触西方的造船技术。根据俄国使节在户田建造的洋式帆船，日本户田、石川岛两地相继造出十只君泽形系列的复制品，此外，石川岛还曾出产丰岛形系列洋式帆船四艘。
在仿制西方舰船的历程中，幕府始终停留于拙劣的模仿，而仿制品则从帆船渐渐向蒸汽船过渡。万延二年（1862），几经试验研究，幕府正式批准蒸汽动力炮艇建造计划。建造项目由长崎海军传习所出身的小野友五郎监制、具有建造君泽形系列经验的工匠参与施工，蒸汽机由长崎制铁所制造。同年五月七日（新历6月4日），新船建造计划在石川岛造船所正式开工。翌年七月二日（新历8月15日）新舰下水，命名为千代田形。由舰名可见，这将是一个系列型号，原定建造30艘，用于江户湾与大阪湾的防卫，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实际完工的就只有这么一艘，这也是代表了幕府蒸汽船建造最高水平的唯一成品。
从各种参数来看，千代田形无疑是一艘马马虎虎的劣质小艇，吨位仅138吨，航速仅5节，船上仅载有3门轻型火炮。不过，千代田形却是出奇地顽强，她经历过戊辰战争，最后在箱馆海战中被新政府军捕获，1888年退役为民用，直到1911年才报废拆解，前后长达44年。作为日本人自主开发的第一艘蒸汽军舰，长命似乎是其唯一引人瞩目的长处。由于日本的近代工业近乎一穷二白，幕府始终无法造出一艘像样的蒸汽舰艇。不但建造新船异常困难，连日常修理维护也成问题。
在幕府海军中，二手舰艇占据相当比例，故障、损坏时有发生，而日本国内的大小造船所、常常对此无能为力，需要大修的舰艇不得不远赴中国上海、香港等地修理。
痛感发展近代工业必要性的幕府，继长崎制铁所之后，相继在横滨、横须贺斥巨资建设造船厂。而当这些近代工业一一竣工时，幕府早已成为历史名词。
纵观幕末时代，幕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造出千代田形以及横须贺丸、先登丸、琼浦形、长崎形、箱馆形等几艘小马力小艇，此外便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蒸汽小船。虽然如此，作为日本近代船舶工业的奠基者，幕府的成绩应不容否定。
六、德川海军主力舰一览表：
舰名-下水年-舰种-排水量-载员-航速-备炮-建造国-备注
开阳丸-1866年-木造军舰-2590吨-429人-12节-34门-荷兰；
回天--1855年-木造明轮-1678吨-211人-不明-13门-英国；
富士山丸-1864年-木造炮舰-1000吨-231人-8节-12门-美国；
观光丸-1850年-木造明轮-781吨-97人-5节--6门-荷兰；
咸临丸-1857年-木造军舰-625吨-85人-6节--12门-荷兰；
--幕府财匮而拆锅炉改帆船
朝阳丸-1857年-木造军舰--625吨-85人-6节--12门-荷兰；
蟠龙丸-1856年-木造炮艇--370吨-94人-7.5节-4门-英国；
千代田形-1866年-木造炮艇-138吨-50人-6节--3门-日本。
日本近代史篇(二):简介：日本近代史略
简介：日本近代史略
沿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北上，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北角处，自东北至西南分布着一列弧形的岛屿，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里就是日本。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一点与不列颠群岛颇为相似。但日本比不列颠群岛更加与世隔绝：日本列岛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却只有21英里宽。因此有人说，日本既离大陆非常近，近到足以从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得到益处；又离大陆非常远，远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
在近现代世界大舞台上，最早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是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而在东方最先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恰恰正是地处欧亚大陆东北端的日本。两个同为孤悬海外的列岛国家，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一个巧合。
日本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国土面积仅37万多平方公里，不仅矿产贫乏，而且经常遭受地震、火山和台风的袭击。同时它又是一个封建色彩浓重的典型东方国家。因此，日本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在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迅速具备足以同世界强国抗衡的实力，成为成功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唯一一个东方国家，确实令世界为之震惊，也着实值得世人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日本近代史略(1)
源起
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认为，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由于地壳变动，海面上升，日本列岛才逐渐成为今天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屿。但那时，大陆上的人类仍然可以借助季风的帮助横渡海峡，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他们很可能成为了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在这片原本荒凉的岛屿上开始播撒文明的种子。
公元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代。这时的日本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在洞穴之中，他们依靠集体协作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一般认为这是日本文明的起始阶段。此后日本进入弥生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就是水稻种植和铁制工具的出现。据考证，这两项重大突破都与当时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大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技术的进步使得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与此相伴，逐渐产生了原始的村落并发展为原始的部落和国家。到弥生时代的中后期，约公元1、2世纪时，在九州北部出现了日本最早的政权国家--邪马台国。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列岛进入了诸国纷争的时代，兼并统一的步伐由此加快。到3世纪末期，本州中部兴起了一个大国，名为大和国。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兼并和争霸斗争之后，大和国基本统一了日本国土。
关于日本国产生的历史，也出现在一些传说之中。相传最早的创世神兄妹创造了日本列岛以及山川草木，并生育了治理国土的众神。众神中最高的统帅是天照大神。她的后人彦火火出见被日本统治者奉为开国之王，称为"神武天皇"。传说他自北九州东征，最后在大和橿原即位，建立大和国。这些传说虽然明显缺乏科学的根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和国政权统一列岛的情况。同时，这也成为日本神道教产生的重要基础。日本人特别崇拜天照大神，将天皇看成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依"神敕"实行世袭统治；视自身为天照大神属下诸神的后裔；将日本称为"神国"；而祭祀场所则被称为"神社"或"神宫"。
海对面的"心之故乡"
由于日本与大陆隔绝，孤立闭塞，来往困难，因此其文明的开化时间要晚于临近的大陆民族。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但与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文化中还是具有更多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东西。这不单纯缘于地域上的与世隔绝，也因为日本民族对外来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一衣带水、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这种由地缘和历史融合而成的厚厚的积淀，使中日两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相互影响，彼此滋润。特别是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里，日本只同近邻的中国和朝鲜保持了较多的联系。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前，中国始终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悠久的文明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周边的众多国家和民族，其中当然也包括居于亚洲东北一隅的日本。日本被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中华文明成为它汲取智慧和养分的重要源泉。那时的日本人称中国为"心之故乡"。
日本近代史略(2)
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收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两千多年。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中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更包含了日本列传，详细记述了日本列岛风俗人情和中日往来的史实。
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如太宰春台所说，日本从儒学中懂得了先进文明的道德准则，"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4世纪中叶，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疆域，日本开始涉足朝鲜半岛，但多次出兵尝试均遭失败。这使日本朝廷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从而更加坚定了通过吸收先进文明以壮大本国实力的决心。于是从公元4、5世纪之交的应神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加紧了学习中华文化和引进物质文明成果的步伐。在此阶段，大量大陆移民在日本政府的招请下来到日本，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无数事实证明，日本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无不与这些大陆移民有密切关系。也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下，日本到公元4至5世纪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4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值推古天皇在位(593年~629年)，摄政的圣德太子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他先后4次向中国直接派出"遣隋使"，充分显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以人为师的诚意。日本也因此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公元618年，随着唐朝灭隋，中华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迅速呈现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令东亚各国羡慕不已，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年~894年，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随行的还有众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两国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为了更好地达到学习中国的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使命，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科技、艺术、宗教、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每个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高超技艺者。他们把从大唐学得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回日本。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历法以及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重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留学僧僧旻、灵云、惠云等人，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之一。经过大化改新之后，日本确立了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以均田制为蓝本的"班田收授法"，以府兵制为蓝本的"防人制"军事体制和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形成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特别是此后颁布的《大宝律令》，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被认为是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一直得以沿用。据考察，在大化改新所颁布的律令中，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多达420余条。难怪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所谓"奈良至平安时期"，也就是公元8世纪至12世纪末期左右，大致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日本近代史略(3)
在众多的日本留学生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堪称是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精研经史，博学多闻。734年他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归国，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和典章制度，深受日本圣武天皇的重视，官至右大臣。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这对于日本的文化传承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倍仲麻吕19岁赴唐进国子监学习，因成绩优异而中进士，被唐玄宗赐以"朝衡"之名，即为晁衡。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在惊闻晁衡突然去世的消息后，李白悲痛不已，做诗《哭晁卿衡》以示悼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李白对异国友人的无限哀思：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日本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求学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商人和工匠到日本去传播中华文化，他们同样为推动日本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他们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鉴真大师。他以66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仍然顽强实现了东渡扶桑的愿望，给日本带去了佛教经典和汉学知识，被日本人民赞誉为"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正是在这种密切交往的气氛中，中日之间的交流在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89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日本，不仅穿唐服、品香茶成为时尚，而且连唐人喜欢的马毬、相扑、围棋等体育活动，也为日本人所喜爱。日本学习中国之全面，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中国宋代，儒学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在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被推广到民间。一时间，日本各地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文化开始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自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７至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时所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消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宋、元时代，中国曾出现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而在当时的日本，中国钱币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联系和民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即使是元代，在蒙古大军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1247年、1281年），导致两国官方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民间的商贸联系依然相当频繁，甚至超过了宋朝。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了恢复。从1401年第一艘"遣明船"出发赴明，到1547年最后一次为止，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相继派出19次遣明使团。这些遣明使者主要由精通汉学的高僧担任。他们不仅完成了对明的朝贡任务，而且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不少佳话，尤其是与同时期出没于明朝沿海的倭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期间，大量汉文书籍被带回日本，给日本的汉文化发展注入了清新的刺激与活力。据说，崇尚"和敬清寂"之境界的日本茶道艺术就是在这时最终形成的。此外，明朝的印刷术、医学、礼仪、美术工艺、美食等等众多领域也都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对中国的入侵中断了两国的官方往来。此后尽管德川幕府曾为恢复国交而进行过努力，但都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但是，即便是在德川幕府锁国最为严厉的时期，中日民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也从未彻底割断。那时，在允许中国商船停靠的长崎港专门建有"唐人坊"。中国商人就住在那里，用中国文化点缀着那里的特殊情调。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就是中国情调。祭祀、节庆、饮食等都受到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影响。然而，随着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而作为幕藩体制理论的朱子学在克服现实社会的矛盾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动摇，逐渐为重实践、贵实证的西学所替代，儒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被削弱。到德川时代后期，程朱理学的地位逐渐衰弱，沉寂一时的中国阳明学思想出现了复苏。由于它提倡实践精神，适应了变革形势的需要，因此鼓舞了日本的一批社会革命家。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以及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都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成为日本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者。
日本近代史略(4)
幕府统治
从9世纪中叶起，日本历史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藤原氏外戚专政时代。这是日本历史上朝廷斗争激烈、变乱不断的时期。1190年11月，关东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再次统一全国，强迫天皇授予其"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设立幕府掌控国家政权。以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正式到来。从此日本政坛出现了双重政权体制并存的局面：在仍然保存天皇政权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平行的武士政权，利用天皇精神权威号令天下。这是日本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江户）三个幕府、共约700年的漫长统治。
镰仓幕府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庄园，而其阶级基础则是新兴的军事贵族阶层--武士。幕府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正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称为"御家人"。武士享有将军赏赐的土地，但并不从事耕作劳动，平时的生活费用由幕府分担，武士为将军服役，对将军尽忠。将军和武士之间以土地为媒介结成了主从关系，这构成了幕府时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镰仓时代，以皇室为核心的所谓"公家"政权开始衰落，而以幕府为中心的"武家"政权和武士阶层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镰仓幕府末期，即12~13世纪，日本进入了内乱不断、纷争频仍的时期。直到16世纪，日本历史的发展才又一次从分裂割据走向了统一。
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他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对于稳定和发展日本国内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也向海外迈出了侵略扩张的脚步。他于1592年、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觊觎中国，公然挑衅中华帝国的权威，结果均遭到惨败，秀吉本人最终也落得郁郁而亡的下场。总结丰臣秀吉一生的成败，应该说是强于内政而输于外交。他在日本战略能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就妄图实现侵占朝鲜、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战略目标，这种目标选择与现实能力的严重不符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可惜的是，许多日本人并未能从秀吉的失败中真正吸取教训，以至于历史的悲剧在300多年以后又再度重演。
1603年，德川家康接替已故的丰臣秀吉成为新的掌权者。他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史称德川（江户）幕府。经过苦心经营，德川幕府彻底清除了国内的威胁，将江户建成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时代初期，为了强化幕府统治，巩固中央政权，德川家康把全国1/4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将其余3/4的土地分别交给260多个"大名"全权支配，称为"藩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幕藩体制"。这种体制由幕府把持中央大权，地方各藩则由"大名"来管理。"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而幕府则通过各种措施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将军通过分封领地和提供俸禄，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了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的关系也基本与之相似。德川幕府还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等职。对于他们的选用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则按"士农工商"的身份加以区别，并规定各等级一般世袭不变，互不通婚。这样处于最高等级的武士阶层虽然仅占全国人口的10%，却统治着占人口80%的农民和10%左右的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在四民之下还有"秽多"、"非人"等，仅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居于社会的最底层。
16、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航海贸易广泛开展。这一浪潮也冲击着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它在给日本带来各种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出于对西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担忧和畏惧，幕府采取了一系列以"禁教"为主要目的锁国措施，加紧了闭关自守的脚步。从1633年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下五道"锁国令"，从开始的单纯以禁教为目的最终发展到全面的闭关锁国，不但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而且也禁止本国人出国，甚至不准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违者将被处以死刑。这一系列极端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彻底地与世隔绝，成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事实上，幕府对锁国政策寄予了厚望，希望借此实现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的目的，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局面，使遭受列强殖民统治的噩运没有过早降临。
日本近代史略(5)
尽管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是极为落后和不稳定的，但是依靠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推行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幕藩体制得以安全运行了近两个半世纪。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一国的落后而放慢前行的速度。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消极理念和做法尽管可能发挥一时的作用，但从根本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必然被日益进步和开放的国际潮流打得落花流水。
17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封建经济危机丛生。商人阶层崛起，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而与商人日渐富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下层武士和普通平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幕府对此毫无解决办法。而其自身的财政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农民、城市贫民和中下级武士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到德川幕府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在城市和农村都陆续出现。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开始打破，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动摇。1837年，在大阪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由于这一暴动发生在日本的经济中心大阪，因此极大地震撼了幕府统治。此后，幕府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都未能达到彻底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各地的农民起义与市民运动愈演愈烈，幕府统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黑船"事件惊醒众人梦
直到19世纪中叶，历经了两百多年锁国政策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而就在它闭关自守、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将恍如隔世的东方小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他写的《樱花歌》，将幕末日本孤芳自赏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
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
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
一朝枪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17世纪之后，率先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西方列强纷纷崛起。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它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而地处东方航线末端、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日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列强的视野。最先叩响日本锁国之门的是充满占有欲的俄国人。从1711年起，沙皇俄国先后派人到千岛、择捉等岛进行"探险"，并企图据为己有，由此埋下了日俄北方岛屿之争的祸根。1792年，俄国轮船"卡塔琳娜号"奉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命，携带着价值两千卢布的"礼物"，以护送海难中获救的日本人回国为由，抵达日本的北海道，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终因幕府的拒绝而未能如愿。此后，英、美舰船也曾多次前来交涉通商事宜，但均无功而返。
外国军舰的频繁滋扰使幕府更加惊恐，于是发布了更加严厉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具体行动就是加紧修筑海岸要塞和炮台，对近岸的外国船只一律进行炮击。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天朝大国顷刻崩塌的命运使日本充分认识了欧美列强的威力和锁国政策的局限。许多有识之士疾呼：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两年后，幕府废除了"异国船只驱逐令"，并吸收改革派的意见改进炮术，加强武备。鸦片战争给日本民众敲响了警钟，他们积极寻求维新图存的良方。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备受推崇。正如梁启超所感叹："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但日本寻求自保的脚步还是慢了许多。4条美国黑船的不期而至，扣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也惊破了看花众人的美梦。原来，在多次通商请求均遭拒绝之后，美国决定借助武力打开日本的国门。1853年6月3日，受美国政府委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士兵560人，闯入日本浦贺港。他在递交国书的同时以武力相要挟，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佩里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幕府官员怯于4艘从未见过的像山一样的庞然大物，迫不得已收下了美国国书，声明第二年春天予以答复。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以蒸汽为动力，冒着黑烟，因此佩里舰队叩关被形象地称为"黑船事件"。第二年春天，佩里率领7艘大船如约而至，以武力威慑迫使幕府于3月31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是近代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两港；供应美国船只水、燃料、粮食及其他必需品；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日本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一条约，美国成功地为海上航线开辟了重要的补给基地，"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而日本则在列强炮舰的逼迫下，痛苦而艰难地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日本来说既是噩梦的开始，更是衰弱到极点后再度走向强大的重要转折。
日本近代史略(6)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英、俄、法、荷等国也竞相涌来，如法炮制了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至此彻底告别了锁国的时代。对于日本开国的历史，明治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了评价，他认为："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其中"烈火"所指的正是"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1858年，在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的努力下，日美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江户条约》）。接着幕府又毫无例外地相继与荷、俄、英、法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以上条约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列强的开放程度，而且丧失了制定本国税率的自主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在"亲善"、"友好"名义的掩盖下，日本的封建社会制度面临全面解体，国家主权遭到损害，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
从"尊王攘夷"到"倒幕开国"
开国之初的日本，幕府的昏庸无能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使原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在民族危机和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早已走到尽头的幕府统治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大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逐渐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些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包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诸藩。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些藩通过改革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能够与幕府对抗的强大力量，在后来的倒幕维新运动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起初，改革志士还对幕府抱有幻想，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改革幕府政治的落后状况，唤起人们抵御外侮的勇气和热情。但是随着精神权威天皇和政治权威幕府之间分立的加深，改革幕府的企图招致了幕府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镇压。1858年9月，幕府突然采取行动，大肆搜捕、迫害尊攘派领袖，制造了所谓"安政大狱"，使"尊王攘夷"运动遭受沉重打击，并由此转入了低潮。这一事件让许多尊攘志士在充分认清了幕府反动面目的同时，开始认真反思改革运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安政大狱"中被捕的吉田松阴所说：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刑场上，他慷慨陈词：
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
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就义时，他年仅29岁。
正当"尊王攘夷"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一些眼界开阔的改革派志士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慢慢认识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所在，领悟到只有推翻落后的幕府统治，走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路，才能使日本摆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在他们的竭力劝说下，改革派逐渐摒弃了盲目排外的思想，将斗争目标由"尊王攘夷"演变成"倒幕开国"，而西南强藩也成为倒幕运动的根据地。
1865年春，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了武装倒幕的决定。在倒幕维新的大旗下，以长州、萨摩为首的西南强藩捐弃前嫌，很快结成了军事同盟，掀起了武装倒幕的高潮。他们的行动不仅得到了即位不久的天皇睦仁(1867年~1912年)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国等列强的默许或援助。1868年1月3日，睦仁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归天皇，并成立新的天皇政府。《大号令》对倒幕斗争的公开支持，无疑加速了倒幕形势的发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西乡隆盛的指挥下，于京都附近的伏见、鸟羽与幕府军展开激战。结果以少胜多，大败幕府军队，取得了武装倒幕的关键胜利。经过1年零5个月的战争，倒幕运动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场倒幕战争历史上称为"戊辰战争"。经过戊辰战争，日本彻底结束了延续700多年的幕府统治，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清除了维新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改革派武士在新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为下一步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日本近代史略(7)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即：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行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施政纲领和方针。尽管其中明显包含了封建保守思想，但其历史作用更为突出，它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在宣读《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向全国发布了天皇的亲笔诏书，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府的远大抱负。诏书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代表了天皇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呼喊。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理解以及扩展势力和影响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基本成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明治年代之后，为大正、昭和两代天皇所沿用。在当时的多数日本人看来，唯有实力和强权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木户孝允所说："皇国兵力不足以与西洋强国相匹敌，兵力未整之时，万国公法固不可信也。以公法为名向弱国谋利者不鲜也。故余曰：万国公法者，侵夺弱国之工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初年，日本就相继出兵台湾（1874年），并吞琉球（1879年），还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朝鲜（1875年）。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定都江户，并改称为东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句子。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沉寂多年的东方岛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从此，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历史。
明治初期的破旧之举
就在戊辰战争爆发之时，日本新政府以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起点，迈出了维新变革的步伐。当时，新政府中的改革派武士大都非常年轻，在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中，西乡隆盛年近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而木户孝允仅有34岁。他们凭借年轻人的热情和胆识，以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精神克服了治国经验不足的缺陷。新政府实行太政官制度，确保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明确规定："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由此建立了日本的君主专制制度。直到1885年，太政官制才被内阁制所取代。
早在倒幕战争进行当中，新政府已经开始了没收幕府封建领地的工作，为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建立现代国家进行积极的准备。在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首的改革派推动下，西南强藩率先提出了"奉还版籍"的请求。"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奉还版籍"就是把对藩属领地和人民的控制权交还天皇。1869年，明治政府宣布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的请求，并不再予以封授，同时任命原藩主为藩知事，负责掌管地方事务。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于1871年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将全国划分为3府302县，后又改为3府72县，至1888年并为3府43县。按照规定，府、县知事由中央任命；旧藩主一律迁居东京，享受国家的俸禄。这样一来，就完全剥夺了封建藩主所保留的对藩领的控制权，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政治上的统一，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了条件。1872年，在"废藩置县"的基础上，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了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解除了长期以来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同时，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日本近代史略(8)
幕府时代以来延续多年的封建等级制度，早已成为制约日本社会进步的积弊。因此，在进行"废藩置县"改革的同时，明治政府也逐渐废除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度，比如废除武士的称号和武士阶层曾经拥有的特权，改称他们为"士族"；将藩主、公卿改称"华族"；取消在通婚、迁徙、征兵和职业选择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限制等等，由此建立起较为平等的身份制。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移风易俗，而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经过改革以后，华族和上层士族日益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或官僚，而日趋没落的下层士族，则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
封建等级制度的改革对武士阶层冲击最大。明治初年，日本约有武士40万户，武士连同家属有近200万人。每年支付武士薪俸的消耗约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成为政府的经济负担。同时，这一封建阶层本身也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明治政府采取了渐进手段，取消了武士薪俸，彻底清除了武士阶层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改革触动了武士阶层的根本利益，引发了不满武士的多次叛乱。就连西乡隆盛、江藤新平这样的倒幕维新骨干人物，也加入了叛乱的行列。对于这些叛乱，明治政权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镇压。在平定西乡隆盛叛乱的过程中，政府军的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戊辰战争的损失，足见改革代价之巨大，也显见明治政府破除旧制、锐意改革的决心之巨大。素有"维新三杰"之称的一代英豪西乡隆盛最终战死沙场，倒在了不断前进的改革车轮之下。他个人的悲哀也恰恰反衬出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迅速崛起的脚步。
废藩置县的顺利进行推动了日本的地税改革。1873年7月，日本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等一系列改革地税的法令，但却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开始，明治政府企图通过暴力镇压，推行新税制，但收效甚微，于是被迫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才暂时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到1881年，日本的地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对日本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实现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确立了日本近代土地所有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积累，为政府发展工业和军事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提高了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日本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稳定了天皇统治的社会基础。地税改革也给地主加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从中受益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新兴的寄生地主阶级，农民们的租税负担却是有增无减。
总之，从新政府成立到地税改革的完成，明治政府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对封建幕府体制的破旧改革。尽管这些改革还不够彻底，也遗留了很多问题，但对于日本自身的发展而言，其积极因素无疑是占主要方面的。它为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扫清了障碍。日本的改革者深知破旧更需立新的道理，因此，在打破旧体制的同时，这些民族的精英分子也开始了探索强国之路的新的实践。
求知于世界
戊辰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可谓百废待兴。尽管一系列破除旧制度的改革都相继展开，使政府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控能力逐渐恢复，但日本如何实现强国梦想的问题，一时却难以回答。关键时刻，"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誓文解决了人们心中的迷惑，学习西方迅速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共识。在他们的全力推动之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热潮。
经过精心准备之后，1871年12月23日，以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日本使节团登上了美国公司的轮船，从横滨出发奔赴美国和欧洲。使节团成员共有48人，几乎涉及政府机构中的每个重要部门，其中包括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此外，随使节团出行的还有一支由近60人组成的留学生团队。临行前，明确规定了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各国情况，学习治国经验和各种优长。当轮船在礼炮声中渐渐离开海岸的时候，出访的人们长久地伫立在甲板上，远眺着美丽的富士山，心中充满了对获取知识的渴望和对日本未来的美好憧憬。
日本近代史略(9)
岩仓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息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岩仓使节团的规模之大，周期之长，考察之详细的确世所罕见。使节团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整理的资料，编辑了长达100卷、共2110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发行，在日本民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
尽管原定的修改条约的设想因阻力巨大而未能实现，但岩仓使节团还是收获丰富：不仅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日本与欧美的差距，从而坚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且通过亲身接触，确实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具体而实用的经验，寻找到了适合日本自身条件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考察过程中,使节团对普鲁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经验尤感兴趣。特别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所说的"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等言论,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以实力求强权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和法则。
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木户孝允等人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这无疑给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幅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就此展现在日本的面前。
师从西方
所谓文明开化，也就是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按照当时的理解就是要以西方为师，在教育、思想、观念甚至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明治政府最具战略眼光的决策之一。
日本历来重视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引进，这一点在中日两国古代的交往史上有深刻的体现。到了近代，儒学地位不断降低，使得日本逐渐加强了对洋学的引进。对日本影响较早的洋学主要是"兰学"，即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方近代文化。因其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适应了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兰学"书籍大量流入了日本。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日趋转向了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可以说，明治时代日本掀起全面学习西方的热潮本身就是文明开化的重要表现。
要文明开化，首先就要抓好教育。明治时代日本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近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早在幕府末年，日本的教育就已具有一定的普及程度，那时已经有专门以平民百姓为传授对象的"教谕所"、"寺子屋"，甚至还有教授洋学的学校。这些都为明治教育改革打下了基础。
岩仓使节团在赴欧美考察期间，倍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木户孝允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国家的教育改革，参照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还大力兴办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非常注重高等教育，到1918年，日本全国共有大学和专门技术院校118所；改变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和传统的教育理念，重视普及具有实用性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强调学问为立身之本，在《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中明确批判了认为"学问系士人以上之事，至于农工商以及妇女则置之度外，不知学问为何物"和"士人以上之少数学者，动辄谓为国而学，不知其为立身之基"的错误观点，大力提倡"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通过教育改革，完成了从"士人教育"向"国民教育"的重大转变。对出国留学制度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日本近代化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优秀人才。明治初期，政府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授，弥补本国教育资源的不足。1877年东京大学初建时，39名教授中有外籍教授27名。当时东京大学的经费占文部省总经费的40?9%，而外籍教授的工资就占了其中1/3左右，有的外籍教授工资甚至远远超过政府大臣的薪金。日本政府对于教育和人才的渴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近代史略(10)
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与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据统计，明治维新所颁布的各种法令中，内容有关教育的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这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得到了发扬，到1910年，小学教育经费已占地方政府预算的40%，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至国民收入的3%。日本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先进国家还要早。最初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警察督促家长送儿童上学。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经过35年的不懈努力，日本实现了6年义务教育制。1908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已达到97?8%。
文明开化之风也带动了日本近代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报纸、杂志层出不穷。现在依然畅销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都是在这时创刊的。1897年，日本发行的报纸杂志共计已达745种，1912年上升到2227种。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日本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信息、通讯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
明治时期，学习西式的生活习惯也成为文明开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在这方面明治政府的做法与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颇有几分相似，比如颁布《断发脱刀令》，要求武士剪掉长发，除去佩刀；提倡穿着西式服装；禁止男女共浴；改行阳历等等。特别是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希望以此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当时，政府在东京耗巨资建造了一座高档的交际场所，取名"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国贵宾。日本的达官显贵们经常携妻带女、洋装革履，来此参加为西洋客人举办的舞会、宴会等社交活动，史称"鹿鸣馆外交"。但是，这一做法招致了民众的极大反感，并最终随井上馨的辞职而宣告破产。有趣的是，当时很多日本人学习西方人吃牛肉、喝牛奶，以为牛性格迟重，可以增强人的耐力。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于许多社会变化还是一知半解，因此参与变革带有盲从性，但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其热情更是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文明开化也带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终于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担忧和反感。他们以文明开化伤风败俗为由，提出加强"忠孝仁义"教育的主张，使得以强调"忠君爱国"为核心理念的国家主义教育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很快，连发给小学生使用的《幼学纲要》中都充斥了忠孝仁义的学说。
1890年，天皇颁布了《关于教育之敕语》。这是一个集儒家礼仪道德和日本传统神道思想于一体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产物，核心思想就是造就所谓的忠孝良民。此后规定，每当节日庆典，全国学校都需集体宣读《教育敕语》，播放歌颂天皇统治的歌曲《君之代》，同时向天皇、皇后的"御影"鞠躬行礼。它使得一代代日本人从少年时开始就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成为忠实履行天皇使命的工具。《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文明开化尽管使日本成为了知识上和技术上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在思想上的某些方面，封建落后的种子却并未得到真正根除。
内治优先
如果说贯彻"文明开化"的方针主要从精神层面推动了日本的进步，那么"殖产兴业"则更多地是从物质层面使日本的实力得到了加强。工业的发展、经济的振兴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这是岩仓使节团欧美之行的最深感受。他们把欧美国家"内治优先"的发展经验带回了国内。1874年，考察归来的大久保利通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强调发展工业、增加物产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鼓励之力。" "如果时间不足，上下为衣食奔走，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有海陆军备之严，学校教育之盛，但徒属虚美，国非其国。"根据这一建议，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主要发挥国家干预的力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日本近代史略(11)
为了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首先根据考察得到的经验，设立了内务部，全面统领经济建设。将原属大藏省负责的资金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主导的铁路、矿山和机械加工业，以及司法省的安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利通担任，而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则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在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指挥下，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得以顺利进行。
筹措资金是发展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欧洲国家发展起步阶段的情况看，其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外，但日本直到20世纪初入侵亚洲之前，主要依靠的是国内资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1868年~1885年间，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1/5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尽管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税费改革、广设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等措施，提高了国家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大久保利通建议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农牧业、轻工业和海运为中心，推行经济建设，调整殖产兴业政策开始前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模式，同时加大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鼓励和支持，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1875年~1880年期间，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政府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出售官营企业，使之私营化的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1/7的价格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官办投资额1/10的价格就收购了兵库造船厂。
对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问题，明治政府施行了"拿来主义"的做法，通过从欧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设备、聘请专家和派出留学人员，迅速提高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改革初期，日本聘请外国专家、技师和技工，最多时达400多人，其中尤以工部省最多。1880年起，随着归国留学生和本国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日益增多，日本遂逐年减少了外国专家的数量。总的来看，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的方针主要是利用外国专利和技术来进行模仿性生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全新的科技产品。日本始终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本土化作为引进技术的最终目标。这种廉价的应用外国智力的方针，显然比直接引进外国的资金进行生产有效得多。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进口大国。
在国家的干预和扶持下，日本的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像三井、三菱这样的大型企业。它们凭借着同政府建立的亲密关系，逐渐发展成财阀、政阀，成为推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首先实现了轻工业的工业化。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以资本主义工业国的面貌在大清王朝的面前亮相。
强兵富国
富国强兵其实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梦寐以求的目标，明治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项治国纲领中，富国强兵被确定为建国的总目标，其他两项政策都围绕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这也更加凸显出其重要地位。日本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队建设成为当时日本压倒一切的任务。
早在幕末开国之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也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的内心。在恐惧、愤怒和羡慕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态下，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陷于矛盾之中：在被迫忍受并试图摆脱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同时，却又充满了将这种痛苦强加于其他国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因此对于日本而言，富国强兵政策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改变受列强压迫的局面，而是具有更深层的考虑，就如《五条誓文》所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正因为这样，"富国强兵"政策很快就演变为"强兵富国"。看似简单的文字调整，却显示出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转变。
日本近代史略(12)
其实，明治政府中要求走"强兵富国"路线的声音始终存在，特别是人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更是鼓动侵略的代表，他露骨地叫嚣："现今兵部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则在于外。"充分表白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在执掌了日本军队的大权之后，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也鼓吹发动了一次次对外侵略战争。
体制的变革是强军的根本。在认真研究对比西方列强兵制的基础上，山县决定日本陆军采用法国体制，而海军则采用英国体制。1872年，他建议政府取消了原有的兵部省，转而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彻底打破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开始实行近代意义上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这不仅使日本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常备军，而且确保了兵源的充足，为进一步扩军备战打下了基础。1874年，山县效法普鲁士的成功经验，在陆军省内设立参谋局，后将其改组并扩大为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成为统辖军令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侦察中国的地理和军事情况，着手为武力入侵做必要的准备。此后不久，又设立了监军本部，后改为教育总监，专司军队教育和干部人事之责。至此，形成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共同组成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军部"。这一系列改革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军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到19世纪末，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地位更加高涨，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超过了政府内阁，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最终确立。1874年，日本还参照外国经验建立起近代警察组织，成为维护国内安全、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力量，甚至在殖民朝鲜期间，也发挥了臭名昭著的作用。
提高军人素质也是造就强军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军人的素质，日本广泛借鉴欧美强国的做法，建立了各种专业军校，并聘请外籍教官负责训练，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带动了日本军人素质的整体跃升。在日本官方看来，效忠天皇也是日本军人必备的素质。因此，日本的新式军队称为"皇军"，意为天皇的军队。1882年，天皇颁布了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交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以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为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绝对服从天皇的领导，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这实际上提倡了一种盲目忠君的封建思想，企图以此主宰士兵的心灵，使他们成为甘愿替天皇卖命的战争工具。
在购买武器装备和引进先进的军事科技方面，明治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花费了大量金钱，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在引进过程中，日本十分注意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不断提高军事生产的自主能力。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工业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充分保障了日本自身的军事和国防安全。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已经掌握了独立设计建造军舰的能力；1883年，大阪兵工厂实现了火炮生产的自主化；1885年，在法国技师的建议下，日本建造了"严岛"、"松岛"、"桥立"三艘舰船，专门用于应对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巨型战舰。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本国的富强，这是近代多数西方列强崛起的"成功经验"。以西方为师的日本对此心领神会。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日益增强，明治政府逐渐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周边邻国，开始了侵略扩张的"富国之路"。
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台湾，在获胜无望的情况下，仍以外交讹诈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专条》。中国除向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外，还轻易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实际统治。当时旅居中国的一位英国人评价指出："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争，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清政府的举动不仅降低了大国的威信，动摇了长期维持的东亚封贡体系，也让日本尝到了恃强凌弱的甜头，看清了中华帝国外强中干的本质，从而助长了军事冒险心理。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从此改称为冲绳县。
日本近代史略(13)
1876年，日本以美国佩里扣关的方式敲开了朝鲜的国门，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从事实上否定了中朝两国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使日本势力进驻朝鲜，为日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做好了铺垫。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采取了掠夺式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把朝鲜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牟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大量套购朝鲜的金银，以增加本国的财富积累。据统计，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朝鲜运回本国的黄金约合835万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黄金总量的68%，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张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1882年，不堪忍受日本盘剥压迫的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高潮。愤怒的士兵和群众杀死了日本军训教官和亲日官员，发动了"壬午政变"。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平息了事态，同时也阻止了日本趁机吞并朝鲜的企图。日本国内便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煽动民众对朝鲜和中国的仇视，也为继续扩军备战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理由。山县有朋鼓吹说："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经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他还警告指出："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言语间，把强兵与富国自然联系在一起，似乎合情合理，却难以掩盖狂妄自大的心态和急不可耐的侵略本性。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扩军力度，提出："今欧洲各国远离我国，痛痒之感并不急迫，然而近察我邻邦之势，正在迅速勃兴，决不可轻忽。"无疑将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不仅加快了扩军的步伐，建立了战时大本营，还千方百计地搜集关于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战略情报。
为了扩大税收以增加军费，明治天皇亲自出马，召见地方官员，对征税进行动员指导，强调："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证贯彻执行。"从1887年起，天皇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1/10，用于补充造船费用。在政府的诱导和鼓励下，日本国内支持侵略扩张的情绪高涨，推动了扩军计划的顺利实施。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40%，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日本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1890年，已经身为首相的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开鼓吹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的所谓"利益线"理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保卫本国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国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在当时列强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利益线理论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为推行武力扩张政策而精心编织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理由。根据山县的要求，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日本立宪后第一届内阁对邻国外交的总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成为日本对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
当时的日本正陷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心浮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都空前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既符合其侵略扩张的战略传统，也希望借此达到转嫁国内矛盾的目的。
为了降低战争风险，日本急于寻求美英等列强的支持。而此时，美英也恰好希望借日本之力制约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双方各有所求，可谓一拍即合。日本借此良机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请求，得到了英国的同意。1894年7月，日英双方签订了5年后废止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日英新约》。以此为契机，日本与其他列强也陆续进行谈判，相继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于1911年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成为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奴役的亚洲国家。但从开始进行交涉至最终完成改约，日本足足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且是在以牺牲亚洲近邻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欧美列强青睐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也就在《日英新约》签署的第9天，即7月25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和朝鲜不宣而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一场战争，对于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
日本近代史略(14)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长期占领了台湾、澎湖和朝鲜，加紧了对那里的剥削和掠夺，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跳板；日本还深入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有权开矿设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日本从中国索取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加上掠获的战利品共计约合4?6亿日元，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从此，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蹶不振，而日本的国家实力则为之大增。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喜家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曾明确写道，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依靠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实现了与欧美国家的金融接轨，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募集了大笔外债用于发展经济和进行战争，这与实行金本位制有直接的关系。借助战争赔款，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备战。在此后用于陆海军扩的费用约3?1亿日元中，有大约2/3来自赔款。依靠从中国掠取的巨额财富和大量资源，日本国内掀起了兴办企业的新高潮。1894年，日本各种公司总计不到2900家，1898年就猛增至7000多家，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进步显著。1897年，日本创立了第一个大型冶金企业--八幡钢铁厂，其资金部分来自赔款，而原料铁矿石则完全来自中国。八幡钢铁厂投产第一年的钢铁产量占日本国内总产量的53%，钢材产量占82%。源源不断的钢铁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活力。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垄断组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财阀、政阀不断涌现，日本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受自身历史和经济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军事封建色彩。从此，好战的日本军部的新军阀们同热衷于追求利润的垄断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更加疯狂地投入了对外国的侵略战争。
近代天皇制
从古至今，日本国家政权的性质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3个阶段，但作为政体表现形式的天皇制却始终保持未变。天皇制因此成为日本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实际上，在历史沿革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制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运作形式，也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因此，了解近代日本天皇制是分析近代日本发展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编纂而来的日本国家发源史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即现出人形的神），神武天皇是日本天皇谱系上的第一代天皇。许多日本人据此认为，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的"万邦无比的神国"。事实上，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天皇并非总是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最高象征而存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进步的同时，也推动了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治初期，以天皇为首的神权专制政权曾经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因为一个超越于各阶级和政治力量之上的神权权威，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意志，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种专制统治毕竟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因此变革是迟早的事情。此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已经渐成气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日本启蒙思想的早期传播者。福泽谕吉素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他所著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书，较早地宣传了自由、平等和独立等思想。在《劝学篇》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其销售量达20万册以上，在日本影响十分广泛。
日本近代史略(15)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整个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都浮出水面。特别是破产农民和丧失了经济来源的没落武士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大，而新兴的中、小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对藩阀专制的政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享有的特权深感不满，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出于反对政府、争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要求而汇集到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19世纪70、80年代在日本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1月，因"征韩论"意见分歧而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爱国公党"，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设立国会，给人民以选举的权利。这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端。此后，板垣退助又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权运动组织"爱国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所谓"国会期成同盟"，号召群众以向天皇请愿的方式实现"开设国会"、"减轻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要求，从而把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最终不仅使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还迫使天皇在1881年10月下诏宣布于1890年以前开设国会、颁布宪法。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民权运动的兴起可谓忧心忡忡，担心欧美国家革命的历史会在日本重演，但是迫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又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如伊藤博文所说："当前世事的变化，乃宇内大势推动所致，非一国一洲之事端。"井上馨也断言："为了摆脱政府不能威服人心的危机，必须开设国会。"这反映出日本明治政府思想开化的一面，与身处"戊戌变法"浪潮之中的中国清政府相比，他们的确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锐意改革的胆识。
但日本统治者终究难以彻底摆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着手准备开设国会的同时，对自由民权运动也采取了分化瓦解和镇压的措施，使其最终走向失败。这也是导致日本民主政治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日本近代政党制度的起步和发展，也加速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立宪前的精心准备
为了兑现在1890年之前开设国会的承诺，明治政府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1882年，由伊藤博文率领的日本政府"宪法考察团"奔赴欧洲，又一次开始了学习之旅。其实，早在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之时，就对欧美列强的政治制度进行过研究。当时的考察结果认为,尽管英、法、美等国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在日本,既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
由于对普鲁士的发展模式和崛起经历颇感敬佩和亲切，因此，这一次伊藤博文重点考察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老牌君主专制国家的宪政情况，并认真请教了普、奥两国的法学教授，"充分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致旁落的大道理"。他认为：英国宪法中的国王只有王位而无统治权，这不符合日本的国情，而"普鲁士政府虽采众议，却有独立权"，"君主亲掌立法行动大权"，比较适合日本的情况。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考察之后，伊藤博文回国，决心以普鲁士为样板，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为此，他还专门聘请了德国的法学专家担任顾问，指导日本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与此同时，为防止在实行立宪后出现危及天皇政权统治的局面，老谋深算的岩仓具视又向政府提出建议："我国方今将制定宪法，首先必须巩固皇室之基础，以期在今天防止千秋万载之后大权发生动摇之弊。"日本政府在充分借鉴普、奥两国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
日本近代史略(16)
在经济上，为了保证皇权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避免受到未来国会和政党的牵制，"皇室的财产扩大到了和全体人民的财产相差无几的程度"。有资料显示：1872年，皇室的土地只有1000町步，1885年已迅速增至3?2万町步，1894年更激增至365?3万町步；明治天皇即位时仅继承了约10万日元的财产，到1889年宪法颁布时，他拥有的财产总数已达1000万日元。甲午战争后，明治政府从掠得的中国巨额赔款中，一次就拨出2000万日元给天皇。明治天皇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地主和财阀。在政治上，模仿德国贵族制度，巩固并扩大了日本的华族制度，封授了一批爵位，为加强统治基础培植了一个忠心维护皇权的权贵阶层。1885年重新改组政府机构，废除太政官制度，按欧洲模式成立了内阁制。此后不久，又设立了枢密院。内阁和枢密院均由天皇直接任命和领导，保证了天皇拥有超然于议会之上的独立地位。在思想上，以大中小学生和军人为主要对象，加强国家主义、天皇主义和神道思想的宣传和灌输，强化他们效忠天皇的意识。前面曾经提到的《幼学纲要》、《军人敕谕》以及后来的《教育敕语》都是在这种背景下颁布的。同时，政府还采取严厉的措施限制出版、集会和结社等活动，依靠国家强力阻挠民权运动、维护皇权统治。
通过这些措施，日本皇权得以扩大，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的权力得到巩固，宪法出台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日本宪法与近代天皇制的建立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宣读了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诏书，并把宪法授予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这一天是日本的传统节日纪元节，就是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选择这一天颁布宪法也的确是别有一番深意。按照宪法的规定，1890年日本国会正式成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七章七十六条组成。第一章全是有关天皇的内容，其中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之"等等。总之，天皇几乎将行政、司法、立法和军事统帅等一切大权集于一身，与专制君主相差无几。其中还强调："朕承祖宗之遗烈，践万世一系之帝位"；"国家统治之大权，朕承之于祖宗，并传之子孙"，以此表明天皇的地位和权力完全是因为他是神的后裔，具有神的权威，并且世代相袭，不可动摇。这对于深受神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宪法第二章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这里，宪法将日本国民称为"臣民"，在赋予他们种种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又明文规定："本章所载之条规，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表明为了保障天皇的权力，可以借故剥夺宪法赋予臣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宪法第三章是有关议会的内容，规定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天皇任命的特殊议员组成；众议院由选举产生，但对选举和被选举人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缴纳直接税15日元以上且期满一年、超过25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具有同样财产资格的30岁以上的男子，拥有被选举权。这实际上剥夺了贫苦百姓参与选举的权利。按照这一规定，1890年举行第一次选举时，获得选举权的仅有45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1?24%。这显然难以保证选举的公正与权威。
窥一斑而知全豹。由以上列举的这些条款不难看出，明治宪法其实是一部封建君主思想与近代西方立宪主义相互混合、相互妥协的产物。它一方面要"以皇室为中心"，以"使人心归一"，确保天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性和统治力；另一方面，又要赋予人民主要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定的权利和自由，以缓和对立情绪，稳定社会基础，反过来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宪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包含了强烈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封建残余思想。美国的日本学家赖肖尔指出："宪法自然是以天皇及其权威为中心的，因为推翻德川的理由就是要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但是，实际上大家并不是想让天皇统治，而只是要他使大臣们的决定生效而已。"〔美〕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一语道破了日本宪法的本质，天皇不过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
日本近代史略(17)
但明治宪法毕竟公开承认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建立了具有近代立宪国家特征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相互分离的政权体系，"古老的亚洲，从此有了宪法、议会、选举等等限制君权独夫专制的法制，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而明治宪法亦曾为当时亚洲其他封建国家的进步人士所憧憬或效法。"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以1889年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近代天皇制。
明治时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参与编纂《宪法义解》的穗积阵重，对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特征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天皇掌握着大权，但并非是其固有的，而是继承了神祖的权利；天皇作为日本国民大家族的最高家长统治国家；天皇遵循以近代立宪主义的原则为根据而制定的宪法行使大权，因此，日本是神政的、家长式的、立宪主义国家。历史证明，这种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日本，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符合了日本维护国内稳定和开展对外扩张的迫切需要，在集中权力、财力和人力建立近代工业、国防和教育，为推行侵略政策服务等方面曾起到残暴的、但"效果明显"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直接领导军部，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事问题，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天皇很少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的光环中，军部成为真正的"权力核心"。由于内阁中设有陆海军大臣之职，而两者又都听命于军部，因此军部势力自然地延伸到内阁之中，对国家政治构成干预。在近代日本的历史上，因军部阻挠造成内阁垮台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比如1912年，因西园寺内阁不赞成增设两个师团，陆军大臣辞职，而军部拒绝推荐后继人选,致使内阁垮台。由此可见军部在日本内政中的地位和影响。正是由于宪法赋予军部的特权，导致日后军部势力独大，从而造成军国主义泛滥，最终演变成殃及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灾难。所以，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政的延续和发展，其实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政阀、财阀的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和贵族实行的寡头专制。
武力扩张
甲午战争后，素有扩张倾向的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狂妄梦想，日本动员一切力量，甘冒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亚洲近邻发动了一系列的罪恶战争，最终走上了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之路。
日俄战争：两个强盗之间的争夺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日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为贪婪的强盗因利益争夺而必然导致的结果。为拓展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决定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动工。日本政府敏锐地感到这将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严重威胁，因此决心趁俄国立足未稳，夺取中国东北和朝鲜。
甲午战争的结局无疑使日俄矛盾更加激化。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庞大的中华帝国打得一败涂地，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而丰厚的战争收益更增强了它同其他列强进行争夺的信心和动力。但日本的迅速崛起和觊觎东亚的图谋深深地触动了沙皇俄国的神经。在《马关条约》中，原本有清政府答应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条款，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上演了一幕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搅和了日本的好梦。虽然日本获得了清政府支付的3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赎辽费"，但却被迫撤出了辽东半岛，将到嘴的肥肉拱手相让。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正是沙俄。日本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感觉蒙受了"千古未有之大辱"，决心卧薪尝胆，伺机报复。俄国策动的"干涉还辽"，将中国东北彻底拖入了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漩涡。此后十余年间，日、俄双方在中、朝两国境内又发生了多次冲突，矛盾对抗不断加剧，一场大战已经在所难免。
日本近代史略(18)
为了打败俄国，一雪前耻，同时更是为了扫清独霸东亚的障碍，日本又一次进行了近十年的战争准备。甲午战争，使日本国力今非昔比，用于军事的投入更是变本加厉。战后，日本每年直接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到1903年，战时兵力达到40万人，海军舰只的总吨位达到26万多吨，舰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沙俄此时也希望借一场对外战争巩固自己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地位，因此毫不示弱，不仅在辽东重镇修筑大量防御设施，建立军事要塞，而且积极向远东地区调集兵力和军舰。到1903年10月，俄军在中国东北的地面部队已达到12?7万人，两个月后增加到24万人，海军太平洋舰队也已进驻朝鲜和旅顺，舰只总吨位达到19?1万吨。双方可谓势均力敌，剑拔弩张。
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言称："日俄战争对于帝国而言，乃是前古未有之大事，关系国家安危盛衰，......故而不能不慎重考虑，以周密确定庙谟。"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对于日俄战争准备的重视。但俄国对日本却抱有轻视的态度，认为这个东亚小国国土狭小，兵力不足，财源匮乏，不过是虚张声势，曾有俄国官员轻言："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这种麻痹的思想给俄军的备战工作大打折扣。面对不断升温的日俄矛盾，英美等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了支持日本的态度，不仅为日本提供了总计4?1亿美元的贷款，约占日本战争军费的40％，而且还帮助日本购买了急需的舰艇等武器装备。这更加助长了局势的恶化，给即将点燃的战火添加了催化剂。
1904年，经过长期备战的日本决定对俄开战。2月8日夜，日本联合舰队在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以惯于采用的偷袭手段，分兵两路同时向位于朝鲜仁川和中国旅顺的俄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未经宣战就拉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日本的偷袭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以仅失6人的代价造成了俄军舰2沉3伤的重大损失，打击了俄海军的士气，从而迅速改变了日俄海军的力量平衡，率先争得了制海权。此后，俄太平洋舰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日本海军的压制下基本无所作为，这为日军迅速开辟陆上战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04年5月，日本陆军分两路经鸭绿江和辽东半岛登陆中国领土，接连在大连、辽阳、旅顺和沈阳与固守的俄军展开激战，前后历时10个月，以伤亡近15万人的巨大代价取得了陆上战场的最终胜利，把俄军残余部队赶到了中国东北的北部。
旅顺之战是日俄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残酷的攻坚战。旅顺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最大根据地，因此俄国花费巨资修建了一套完整、坚固的防御体系，设有大炮700多门，守备力量4?2万人。俄军总司令曾夸口说："攻陷旅顺，就连欧洲最强大的陆军也要3年时间。"为了啃掉这块硬骨头，日军任命名将乃木希典为主帅，率军攻打旅顺。开战前，乃木希典为自己和两个儿子准备了三口棺材，以此表明誓死报效天皇的决心。在战斗中，他为了达到目的不计代价，组织了5万人的敢死队，发动一次次的冲锋，结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经过155天的争夺，迫使俄军主帅意志崩溃，放弃了抵抗，日军才得以攻陷旅顺。为了这场战役，日军投入了13万兵力，伤亡6万人，俄军也死伤3万人。面对以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的胜利，乃木希典的喜悦之情完全被深深的愧疚和伤感所替代。他做诗感叹道：
皇师百万征骄虏，野战攻城尸成山。
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旋今日几人还！
就在陆上激战正酣之时，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正在紧急驶往亚洲水域的路上。原来，俄国国内在得知太平洋舰队失利的消息后，顿感震惊，立即派出了波罗的海舰队前来增援，企图挽回败局。但俄国舰队的行动早已被日本间谍通报了国内。所以，当这支劳师远行18000海里刚刚进入对马海峡，就遭到了守候在那里的日本联合舰队的迎头痛击。历时两天的激烈海战给俄国舰队历时7个月的航程画上了永久的句号。俄军舰船共被击沉19艘，俘虏7艘，逃跑时被中立国解除武装6艘，遇难2艘，仅有4艘舰船逃回到海参崴，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对马海战的结束，标志着俄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列宁在评价这次失败时认为："俄国海军彻底被消灭，吃败仗是注定的了"，"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1页。
日本近代史略(19)
由于日俄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俄国更是因为国内爆发革命而自顾不暇，因此双方在美国总统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根据条约，日本取得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俄国库页岛的南部，并享有了对朝鲜的占领权和中国南满铁路的修筑权，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
日俄战争开创了世界近代史上东方人打败西方人的先例。居于东亚一隅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纵论短长的霸权国家，令当时世界为之惊叹。从此，日本开始跻身于争夺亚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列强行列之中，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一次大战：日本的"天佑"良机
1912年7月30日，统治日本长达45年的明治天皇病逝。明治天皇死后，34岁的太子嘉仁即位，改年号为"大正"，取自中国《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的句子。日本从此进入了大正时代。
日俄战争结束后，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占领地区采用了怀柔政策，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缓解民族矛盾，消磨民众的反抗意志，同时通过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扶植傀儡和军阀代理人，干涉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搞特务分裂活动，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积蓄力量。在此阶段，日本依靠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使国内工业生产继续提高，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外债逐年增加，对外贸易连年入超的局面无法扭转，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摩擦又日益增多，加上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日本的经济、政治以及外交一度陷于低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图强占满洲乃至整个中国，进而称霸东亚的欲望更加强烈，它迫切需要再次获得一个契机以助其阴谋得逞。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消息传来，犹如给日本社会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连年逾八旬、患脑溢血卧床休息的元老井上馨都为之振奋，立即上书政府，讲明："此次欧洲的大祸乱，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良机"，必须趁此"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也认为："英国参战之后，即使战争继续下去，最后的胜利也在英国方面，就是最坏的情况也会是对英国有利的不分胜负的结局。所以日本参战没有什么损失。"还可以"抓住好机会，在世界上提高日本的地位，在东亚进一步巩固日本的立脚点"。一时间，"举国一致"的口号几乎成了朝野上下共同的声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成了日本的"天佑"良机，趁欧美列强忙于应付大战、无暇东顾的有利时机，日本当局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展开了大肆扩张。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趁火打劫，不仅出兵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占领了南太平洋的德属马绍尔、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等群岛。日本还趁欧洲战时经济萧条、物资供应紧缺之机大发战争横财。1919年日本的出口额比战前增加了2?5倍，黄金储备从1914年的3?5亿剧增到1919年的20亿，一改多年的入超而成为出超国，也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造船业和海运业迅猛发展，1918年造船总量比战前增加近6倍，从战前的世界第6位上升到世界第3位，而造船业的发展又直接推动了钢铁、电力等工业部门的发展。日本国内出现新的投资热潮，1914年~1919年，企业投资从25亿增加到400亿日元，公司总数从17000家增加到26280家，工业总产值也由13?4亿增加到65?4亿日元，形成了京滨（东京、横滨）和阪神（大阪、神户）两大工业带。1919年，日本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但日本工业和投机性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重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未能改变，1919年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仍占70%以上，而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仅占20%左右。
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在战争时期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禁运政策，以及北洋政府对铁矿资源国有化的实行，又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临危机，因而加速了侵略动机的恶性膨胀。1915年，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接受了旨在全面控制并最终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尽管"二十一条"的要求未能全部实现，但它所体现的基本路线却被全部继承了下来。
日本近代史略(20)
一战使得日本政府、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都发财致富了，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不升反降，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农民更是度日艰难，许多人破产流入城市或沦为佃农。1918年，日本爆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暴动--米骚动。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3个多月，波及了包括东京、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全国2/3以上的地区和1/4左右的人口，充分暴露了日本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所造成的隐患，也显示了战争催生的经济浮华背后所潜藏的巨大的社会危机。
随着一战的结束，战时空前膨胀起来的日本经济迅速下滑，大战期间积蓄的财力也很快消耗殆尽。1923年9月1日，正当日本政府为摆脱经济困境而一筹莫展之时，一场大的自然灾难又突然降临到日本的头上。这天中午，在日本经济中心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的大地震，引发的火灾和海啸将东京和横滨变成了一片废墟。这场灾难造成了日本财政损失达5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半的财政收入，受灾人口高达340万。为了救灾和重建，日本政府大举借债，从债权国又变成了债务国。
从1929年开始，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沉重地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也使得各列强之间、列强与殖民地之间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日本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这场经济危机引发的浩劫之中，令持续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危机期间，日本失业工人达300万，2/3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在政治上由实行政党政治转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加速推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军阀与财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所谓"军财抱合"的局面，对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战争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军事上，则积极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以武力扩大势力范围。
一战期间，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实力的增强和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政党在日本政治舞台上逐渐活跃起来。1918年9月，日本诞生了其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由此开始，日本进入了短暂的政党政治时期。1924年1月，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了"三派联盟"，提出了"反对特权内阁"、"坚决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等政治口号，发动了以维护宪法、反对军部和藩阀专制为目的的护宪运动。在议会选举中，三派联盟获得大胜，组成了联合内阁，使议会的作用有所增强。从一战结束后至1936年法西斯分子全面上台时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非选举的（元老、枢密院与军部）政府相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这无疑是日本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天生具有的保守性和妥协性的弱点，以及日本政治体制固有的军部权力过大、难以受到议会和内阁制约的致命缺陷，注定了日本政党政治的短命下场。它最终被军部法西斯势力所颠覆。这使日本错失了一次选择理性发展之路的有利时机。
从"华盛顿会议"到"东方会议"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将"维护和扩展在满洲和韩国的利权"作为"开国进取之国是"和帝国施政的方针，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类似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机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还成立了一支专门的军事力量--关东军，以此为工具，开始了殖民主义性质的"满洲经营"。为了排斥其他列强的利益渗透，日俄两国在东北亚问题上采取了相互勾结的政策。1907年~1916年间，先后签订四个密约，确定了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分割：日本灭亡了朝鲜，深入中国东北；沙俄则策动了外蒙独立，攫取了松花江流域的很多特权。
然而，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俄政府终止了同日本的分赃密约，使日本多年来在远东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盟友彻底消失，美日之间的战略利益矛盾则随之凸显。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仍不惜冒财政崩溃和与列强对抗升级的风险，大肆扩充军备，企图以此确保日本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1921年，日本军费支出达7?3亿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54?9%，陆军常备兵力达到21个师团，并朝着25个师团的目标扩充，海军已拥有各型军舰238艘，约86万吨，并着手建立所谓"八八舰队"，即舰队拥有第一线主力舰为8艘战舰和8艘巡洋舰，再配以第二线的辅助舰艇。这意味着日本将拥有可以与美英抗衡的一流的海军作战能力。同时，日本还乘苏俄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将西伯利亚和满洲北部的俄国势力范围纳入到自己麾下。
日本近代史略(21)
日本的行动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担忧和警觉，为了限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也为了重新分配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1921年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限制海军军备；讨论远东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会议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要求日本放弃追求舰船吨位与英美平等的权利。由于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还不能给英美以致命打击，在贸易和债务方面又必须依赖英美列强，因此被迫接受了条约的要求。但在军事力量遭到削弱的同时，却更加坚定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以武力对抗欧美强权的决心。当然，条约的签订也无疑向全世界宣告了日本已经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的事实。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还利用其大国地位对日本进行遏制，迫使日本退还山东，放弃"二十一条"的要求，接受"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关系原则。还强行拆散了英日同盟，使日本丧失了长期以来推行侵略政策所倚重的重要支柱。会议建立的华盛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起到了暂时的抑制作用，使日本陷于外交孤立之中。然而，这一瓜分世界的新体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短暂的缓和仅仅是新一轮疯狂角逐的酝酿阶段。从此，日本将美国明确作为了战略对手和主要的打击目标，日美矛盾进一步加深。
华盛顿会议后，由于受到美英压力、本国经济停滞（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和中国反帝革命运动兴起的影响，日本政府暂时服从了华盛顿体制的安排，采取了所谓"协调外交"的政策，并执行了一系列裁军行动。但日本政府决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裁军，而是把节省下来的大量军费继续用于军事上，不仅对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而且还新建了坦克部队、野战重炮兵种和空军。同时，日本对青年国民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把学校变成了军事训练的主要基地，还专门成立"青年训练所"，对社会青年进行军事教育。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曾吹嘘说，这种全民皆兵式的训练制度可以使日本军部掌握20余万正规军人，300余万复员军人以及数十万青少年。正是依靠推行这样一种制度，使日本不仅弥补了裁军减少的兵员数量，而且为以后大规模扩军、发动全面战争做了人员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叫嚷终止"隐忍之策"、转向"积极雄飞"的呼声始终不断，强硬派势力蠢蠢欲动，猛烈抨击政府的对外政策，鼓吹武力入侵中国。1927年，日本政友会总裁、老牌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组建新一届内阁。他一上台，就在对华政策上恢复了强硬立场。在他的主持下，日本召开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确定了所谓"满蒙分离"的方针，企图以武力达到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中国的战略目的。东方会议是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会议，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心打破华盛顿体制的约束，不惜挑起帝国主义战争，推行武力侵华的战略。此后，日本在中国连续挑起事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积极制造借口。
侵华战争：落日之路的起点
1928年，日本侵略者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希望借机推动"满洲独立"，达到鲸吞东北的目的。但身背国仇家恨的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的百般威胁和拉拢，毅然选择了东北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肢解中国的企图，最终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不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尖锐，这给了军国主义势力大显身手的机会，法西斯力量借机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日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思想和军国主义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北一辉、大川周明为领导的民间团体"犹存会"，成为日本最早的法西斯组织。之后，五花八门的法西斯组织日益增多，在民间形成了强大的法西斯势力。但是，对日本法西斯化起真正主导作用的不是民间力量，而是军部。根据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军队由天皇统帅，军部直属于天皇，不受制于内阁。由此开始，军部势力便经常凌驾于内阁之上。一战后，一些日本军官组成了"一夕会"、"樱会"等法西斯团体，其骨干分子包括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这些中国人所熟知的罪大恶极的人物。他们以效忠皇权自我标榜，要求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和发动对外战争。
日本近代史略(22)
20世纪20年代末，当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矛盾激化之时，军部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提出了具有欺骗性的"打倒财阀和政党"、"解决满蒙问题"等口号，接连实施恐怖暗杀活动，加快了军部独裁和对外侵略的步伐。1930年11月，在军部的唆使下，法西斯组织"爱国社"的成员暗杀了不顾军部阻挠、执意推行裁军计划的内阁首相滨口雄幸。而凶手后来竟被免予死刑并假释出狱，原因是全国上交了7万多份请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市场。
为了给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合适的理由，1931年7~8月间，日本先后制造了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和日军间谍潜入东北腹地的"中村事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此大事聒噪，渲染战争气氛。9月18日，日本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终于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第二年，建立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我国东北从此陷入日本殖民统治的深渊。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实质上是几十年来日本矢志吞并满洲、推行北进战略的必然结果。英美主导下的国际社会采取了实际上的默许和纵容态度，希望以此诱使日本对抗正在崛起的苏联。当时列席"国联"的美国代表公然支持日本的侵略，声称：日本为保护日侨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有美国记者甚至说：全世界都应该感谢日本在远东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国东北由此沦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和继续实施扩张的重要基地。
1932年5月15日，以少壮派军官为主体的军人法西斯分子，为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发动暴乱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等多人，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在这一事件的冲击下，日本政党政治宣告结束，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代表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日本政权开始向军部独裁过渡。1936年2月26日，1500名少壮派军人再次发动兵变，企图建立军人法西斯内阁。尽管兵变很快就被平息，参与者也大多受到了严惩，但军部势力却得到增强。同年3月，在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财阀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为首的新政府，内阁从此沦为军部的傀儡，任由军部操控。以广田内阁的成立为标志，日本近代历史上最反动的军部法西斯专政体制正式建立，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也渐渐形成。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召开会议，制定了新的《国策大纲》，提出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日本的根本国策。根据这一决策，1937年日本昭和政府以"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为开端，向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希望由此走上"大东亚共荣圈"的创建之路。此后，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和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掌权，日本与德、意结成了法西斯反动同盟，并最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们从以往的经验出发，狂妄地认为：两个月内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毛泽东则指出：时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的前夜。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事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日本的侵略激发了中华民族蕴藏的巨大潜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千百万中华儿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把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东亚的美梦打得粉碎。在亚洲广大受侵略国家掀起反抗高潮、世界反法西斯形势风起云涌、而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坚决地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进程。
启示
在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就日本而言，地缘政治要素对于其战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常体现为一种极为严厉的束缚；而精神文化传统的势力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经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战略的缔造并对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两种因素是如此强烈和与众不同，它们时而冲突，又时而交织在一起。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曾给日本的特定历史时期带来变革的动力与崛起的契机，也使日本的大战略表现出众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了违背日本自身根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根据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项合理的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给其战略手段与资源牢牢地带上物质性枷锁的同时，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却以近乎先验性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目标的形成。而目标同手段和资源之间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终是令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者们最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应变性与变革意识。特别是在外强入侵的危机面前，日本的领导层往往能正视地缘上和传统制度中的不足，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日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但在自身变革成功之后，日本民族传统的优越性与危机意识的矛盾结合又会再度打破维持战略目的与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维，从而引导日本走向歧途。
日本历来是一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度。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吁："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亚洲，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处理之。"他的言论表达了近代日本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做出的选择，也是日本崛起过程中基本战略谋划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脱亚入欧"的观念既推动着近代日本实现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梦想，也使日本逐渐偏离和平发展的目标，逐渐走向以邻为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
日本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并大体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亚洲国家。正如陈晓律先生所说，日本的崛起过程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即：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变革是由精英阶层推动的，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变革当中，国家政权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的政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最后一个特征正是日本成功的关键。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条件，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多少年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甚至尚未达到的。其中的成功经验如同日本"速兴骤亡"的短暂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样，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日本近代史篇(三):纵横日本近代史
公平说历史，公正评价人。 ——写于帖前 日本国是位于亚洲大陆东岸外的太平洋岛国。西、北隔东海、黄海、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东濒太平洋。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3900多个小岛组成。 日本有大和人、阿依努人（也称虾夷人，约有25000人，位于今北海道地区）、琉球人（今冲縄地区）三族，但习惯上称日本为单一民族国家。 读日本近代史前，在此向大家解读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 他们国家为什么叫“日本” 日本在公元7世纪之前一直使用的称呼是“倭”或“倭国”。更前期百国并立的时候也叫过“狗奴国”。到公元607年，著名的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朝。 其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之语。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则是：太阳出来的那个地方的皇帝给太阳落山的那个地方的皇上的一封信，您过的还好吧？当时隋朝好大喜功的皇二代隋炀帝，也看出了国书中的猫腻，但是一想到小野妹子不远万里赶来隋都，而且还穿的那么磕碜。心一软，也就没有在意倭国自称天子了。况且倭国依旧年年称朝，岁岁纳贡。 隋炀帝当时平静地接受了倭国“日出处天子”的自称，故“日出之国”便渐渐在倭国传开。 倭国之所以自称为“日出处”，是因为其地理位置位于中国的东方，太阳自东方升起，所以便有“日出处”之称。“日出处”意为“太阳的源头”。“源头”即“本”，故称“日本” 但“日本”一词被普遍使用是在公元689年正式实施《飞鸟净御原（律）令》后，倭国将国号改为“日本”。飞鸟是当时倭国的北京，而净御原（宫）则是中南海。不难看出这份律令是在首都的执政机构制定的。 但正式对外，也就是对他的上司中国使用“日本”作为国号，则是在公元702年，日本派遣了中断30年之久的遣唐使再次踏上中国大陆觐见武则天。并向其汇报了改国号为日本、君主称为天皇等事项。 自此，“日本”一词正式传开。 但他们在觐见武则天的时候还是出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媚娘彼时已经将国号改为“周朝”了，而他们却依旧沿用了“遣唐使”一称。这种失误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当时日本人都不爱看国际新闻，另一则是日本人在“大化革新”中受唐影响太重。 第二，“天皇”一称之来源。 “天皇”一词来自中国史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 《史记?补三皇本纪》中写道：“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其他史籍亦有类似介绍，不一而举。 日本在公元7世纪之前是没有“天皇”一称的。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王”，也有以中国皇帝册封的封号自称。如公元57年，日本遣使赴东汉，当时的光武帝刘秀赐其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 最有名的是公元3世纪，当时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派遣两名使者赴朝鲜半岛带方郡，向带方郡太守刘夏提出希望前往洛阳朝见魏国皇帝。刘夏一听主子竟然这么有魅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撂下公务亲自带两使者前往洛阳。 当时的魏主是魏明帝曹睿，他虽然继承了老曹家的天下，但是才能可远比不上他爷爷和他爹，所以那时不怎么遭人待见。最有名的例子是马谡在街亭防守时对孔明立军令状说“休道司马懿、张郃，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完全不把曹睿放在眼里。 魏明帝见倭国使者远涉重洋来朝贡，而且朝贡的是自己的魏国，不是他阿斗的蜀国，更不是他仲谋的吴国。不禁感动的泪眼汪汪，于是下诏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 时间飞逝，随着中倭的不断往来，“天子”一词也由使者带到了倭国。因此倭国最高统治者也渐渐开始以“天子”自称。但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股创新精神，于是“天子”有一天就向群臣暗示了想改称号的想法。 后来一名倭国史官翻阅中国史籍的时候，突然两个字映入他的眼帘，那就是“天皇”。于是他赶紧跑去净御原宫向主子大声喊道：“我想到了，我想到了”。颇像当年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一样。“天子”一听，“天皇”两字着实不错，于是便开始以天皇自居。 （日本在4世纪末出现文字到10世纪初，一直使用的是汉字，所以中国史籍的“天皇”二字他们看得懂。但女人写字都爱用平假字。10世纪初，日本进行“平假字革命”，平假字慢慢取代汉字成为日本正式文字） 到公元689年《飞鸟净御原（律）令》实施后，天皇成为日本统治者的正式称号。 但在中国，将日本最高统治者用“天皇”来称呼则是在清末的同治时期。 （一是种族歧视，不屑于叫。另外媚娘可能也贡献不小） 即使在日本历史上，在以“天皇”称呼国君时，同时使用的也还有“皇帝”一称。到1936年以后，便只用“天皇”一称了。 第三，日本为何称为“大和民族”。 到公元4世纪末，日本列岛才出现文字记录（或者叫汉字记录），故日本早期的国家历史，异议颇多。 一种说法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率军队进入大和的磐余彦，并在此建立了大和政权。故大和被喻为民族的发祥地。 神武天皇是谁呢？我往上推几代你就知道了。 神武天皇的爸妈分别是“鸬鹚草葺不合命”和“玉依姬命”（两人都是神） 神武天皇的爷爷奶奶是“彦火火出见尊”和海神之女“丰玉姬”（两人还是神） 神武天皇的曾祖父和曾祖母是“琼琼杵尊”与“木花开耶姬”（他曾祖母名字挺特别，不用怀疑，这两个人还是神） 神武天皇的高祖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也是神。 再往上推一代就是著名的“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可见神武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孙子的曾孙子。典型的神N代。（不用说，他也是神） 这个家庭关系表来自于于公元712年所编的《古事记》和公元720年所编的《日本书记》。这两本史书是当时元明天皇下诏编纂。书中神话满篇，故“神武天皇建立大和政权”这种说法，瞎子也听得出是吹牛的。 另一种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则是日本第十代天皇崇神天皇建立了大和政权。（日本历史上只有三个天皇的尊号带“神”字） 上面提到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被认为是大和国的雏形，邪马台罗马拼音为yamatai，大和为yamato。 当时日本列岛有大大小小数百个国家，国与国经常发生火并。（或者叫村与村发生火并比较贴切，那时小国有的只有数百人） 公元4世纪初，崇神天皇逐步成为了大和地区的部落领袖，初步建立了大和政权。经过多年发展，到公元4世纪末，大和国依靠先进的武器和尚武精神，四方出征，逐渐征服了其他小国（其他村长）。到5世纪初，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 故日本取“大和”作为民族代称就如我中华民族取“华夏”一般。 “夏”为古时中原的部落，意为“中国之人”，“华”即荣耀之意，“华夏”即为光荣的中国人。 近来很多朋友一直对“大和”二字耿耿于怀，认为小日本配不上这个“大”字，只有我中华民族才能自称“大汉”“大唐”“大中国”，甚至一度把那些称日本为“大和民族”的都冠上“卖国”“崇洋媚外”的“大帽子”。 从客观事实上来讲，“大和”与“和”是有区别的。“大和”是日本古地名，而“和”是因为日本人深受儒学影响，故他们经常喜欢提“和魂”。“和魂”在日本的确意为“日本人之精神”。但并不意味着“和”=“日本人”。 这两个词进入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被国人混淆来谈，所以在很多介绍上可以看到：“大和民族”也称“和族”。这是不对的。 “和”在《说文》和《广雅》中分别解为：“和，相应也。”“和，谐也。” 可见，“和族”之意应该是“美好的，和谐的民族”。世界上任何一个美好的民族都可以称为“和族”。所以“和族”不能与“大和民族”混淆谈。 退一步讲，“大和民族”约有1.3亿人口，这也的确对得起那个“大”字了。 第四，日本“武士”解析。 在日本，武士可以带刀上街。明治时期，武士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大量明治时期的杰出人物都源自“武士”这一阶层。但是“武士”却并不都是“会武术的人”，他们只是一个阶级的代称。简言之：拿刀的，阶级出身好，但不见得会武术。 第五，日本近代史的时间段。 日本近代史一般以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作为开端，以1945年二战战败作为结尾。本文如是。 第一章：前景提要 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即是幕府时代的末端，幕府掌控日本朝政近700年之久。其始于1192年，后鸟羽天皇迫于源赖朝威压，封其为“征夷大将军”。 源赖朝在镰仓自建政权机构，自此，幕府时代揭开帷幕。其总共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源赖朝建立的镰仓幕府（1192-1333），第二个时期为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1336-1573），第三个时期为德川家康建立的江户幕府（1603-1867）。 其中还有一个战国时代（1467-1603），战国时代时间的界定也直接导致室町幕府时期产生了两个很难统一的时间。另一说则为室町幕府（1392-1467）。 本人认为历史某段时期出现两个时代无可厚非。 当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和炎帝也在同一时期，而且还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虽说黄帝收服了炎帝，但历史上照样把他们并立而谈。 另外则是解放前国共对立，那段时期是应该叫国民党的时代呢，还是共产党的时代？谁说的清呢。 之所以特别把战国时代并同幕府时代提上，不单是因为战国时代英雄辈出。如大名鼎鼎的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等，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战国时代的一个人，影响了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这个人就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简介 丰臣秀吉阶级出身不好，几代贫农，但是因为有个了不起的娘，子凭母贵。倒是成就了他日后的事业。 丰臣秀吉的母亲也是贫农，但是她很有信仰，是虔诚的“日吉权现”（太阳神）信奉者。这个女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日吉权现”能够赐给她一个男孩，延续夫家香火。 一日，她在睡梦中忽然见到太阳进入了自己的身体，不久之后，她便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虽是老掉牙的一套，但史书是这样记载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丰臣秀吉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娘胎里都要比别人厉害，别人在娘胎中呆十个月，有的甚至只呆八个多月，但是他，足足呆了十三个月。1536年1月1日（猴年），丰臣秀吉总算是出来了，他父母极其高兴，于是为了感激“日吉权现”，便给他取了个名叫日吉丸。但没有姓，因为幕府及战国时期，武士阶级以下的人，都不能拥有姓。 日吉丸可能是由于娘亲营养品没吃够，一出生就很瘦，长得颇像小猴子，加上猴年出生。大家便亲切地叫他“猴子”。 人说“十个猴子九个精，还有一个是猴精”。日吉丸就是那只猴精。 日吉丸早年亡父。15岁那年，日吉丸因被继父毒打一顿，遂离家出走。 那些年，日吉丸做个倒爷（小买卖），也当过保安（雇佣兵），还帮人打过铁（锻造），生活颇为凄惨。 18岁那年日吉丸迎来了人生的曙光，他在流浪途中碰到了自己的老乡，而且还是儿时的玩伴！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的老乡看着日吉丸这副凄惨样不禁动了男人的恻隐之心。于是问道：“日吉丸，这些年你都干啥子呢，咋混成这样了？” 日吉丸抹了把眼泪说道：“哎，哥，还是你命好，我大前年被我继父毒打了一顿，离开了故乡，现如今还到处漂泊啊” 老乡听完十分感慨：“这么着吧，我现在在织田信长将军府上做侍童，老弟你要是不嫌弃也就一块来吧” 于是日吉丸就跟随着他的老乡进入了织田家，做起了织田信长的侍童。日吉丸工作认真负责，织田信长有一次说了句“脚太冷”。此后日吉丸每次拿鞋给信长之前都会先放在自己怀里捂暖。信长非常感动，就提拔他做了个下级武士。从此，日吉丸改姓名为“木下藤吉郎”。 藤吉郎此后跟随信长南征北战，如果打胜仗，那最前面的一定是“猴子”。如果吃了败仗，殿后的还是“猴子” 。1560年，信长带领“猴子”等3000多勇士在“桶狭间”夜袭今川义元的4万大军大获全胜。藤吉郎因为表现优异，在织田家身价暴涨，因而在这一年，24岁的大龄青年藤吉郎娶了个将军的养女。（当时青年普遍13至16岁婚娶）如果有人问丰臣秀吉这辈子最想感谢谁，我猜他肯定会感谢三个人。 一， 他娘。他娘怀了他十三个月，当时受了不少流言蜚语，比如怀上妖怪之类。但是人家没有堕胎。最重要的是他娘给了丰臣秀吉一个神话式的出生背景，为儿子称王道路奠定了封建迷信的舆论基础。这也是前文说她了不起的原因。 二， 他老乡。可以说没有他老乡，丰臣秀吉不要说想娶老婆，能不能赚够钱吃饭买房都是个问题。 三， 织田信长。织田信长一路提拔他，而且最后织田信长遭反叛自焚身亡，丰臣秀吉成为最大受益者。（本能寺之变：发生在日本天正10年6月2日(公历1582年6月21日)早上，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的本能寺中起兵谋反，杀害其主君信长。一统近畿二十余国，开创了日本安土桃山时代，近乎结束战国乱世的织田信长殒命，日本历史也由此被改写。） 藤吉郎从一个下级武士走上权力巅峰期间，先后改名“木下秀吉”“羽柴秀吉”，最后于1586年被天皇赐姓“丰臣”，遂改名为“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衣钵，走向了统一日本的道路。1585年统一大半个日本后，天皇并没有封他为“征夷大将军”（幕府将军标志），这让丰臣秀吉很受伤。于是他想那就封个摄政王吧（“关白”）。1586年，丰臣秀吉被赐姓“丰臣”，并且封为宰相（太政大臣）。1590年，丰臣秀吉一统日本，结束了战国群雄割据的局面。 丰臣秀吉登上权力巅峰所为 在统一日本期间，1588年丰臣秀吉在全国下达了一道《刀狩令》，禁止百姓佩刀、携枪等。《刀狩令》的实施基本为丰臣秀吉扫清了民间威胁统治的力量。之后佩刀成为武士阶级的标志，也是武士炫耀自己是官N代的资本。 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做了五件大事： 一，1591年颁布《身份统制令》，禁止武士务农和从事工商业，也禁止农民从商，不准农民离开土地。这个制度的实施，使得日本建立了一套森严的士农工商体系。也成为了400年后邻国万恶的户籍制度的“祖师爷”。 二，同一年，实行“检地”。“检地”即丈量日本全境的土地，登记入册。然后再重新划分，使得耕者有其田。 三，驱逐基督教。驱逐基督教的命令其在1587年即已发布，但由于基督教传播太广，深入民心，各地政府打击不严。丰臣秀吉担心基督教的传播会影响统治，于统一日本后加大了打击力度。 四，建立政权统治体系。建立“五大老”和“五奉行”制。“大老”由当时其他五个最有实力的诸侯（大名）担任，“奉行”则由丰臣秀吉的五名忠实家臣担任。这种制度的设立，无形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为后来败亡埋下了伏笔。 五，出征朝鲜。因为丰臣秀吉毕竟骨子里流的的农民的血，所以继承了农民朋友那种“宁愿去田里干活，也不坐在家中闲着”的品质。1592年，两年没打仗的丰臣秀吉实在是闲不下去了。于是，发动了第一次征朝战争，史称“永禄之役”。 这次战争日本国内是反对的，因为国内刚经历了战国时代群雄混战的创伤。而战争之后一个国家最紧缺的便是两样东西，一是金钱，一是男人。那时国内男人已经不多了，丰臣秀吉却还穷兵黩武，所以朝野纷纷反对。但他还是力排众议，召集了15万大军。 由于当时日军配备了火枪，加上这批身经百战的虎狼之师都是从战国年代中走出来的。所以前期陆战特别顺利，闪电般便把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大城市攻陷。（京城即今韩国首尔，原名汉城。开城，今朝鲜开城。平壤，今朝鲜首都） 但是海战却遭遇惨败，当时朝鲜名将李舜臣制造的“龟船”把日本水军打得一败涂地，几近全军覆没。后来在援朝明军的帮助下，日军被彻底赶出朝鲜半岛。丰臣秀吉被迫坐下和明朝谈判。 1597年，本就无心妥协的丰臣秀吉因使反间计，成功使得朝鲜名将李舜臣被罢免。于是发动了第二次征朝战争，史称“庆长之役”。 朝鲜方面再接再厉，以前是陆战惨败，庆长之役则发展为水陆战皆惨败。水军被日本打得只剩下了10艘小战舰。陆战方面则继续发挥前一次的特色，一战即败，甚至被日军屠城。好在悬崖勒马，及时起用了李舜臣。 起先朝鲜想让李舜臣带领陆军雄起，但是李舜臣有强烈的“水军情结”，坚决要求成为水军大将军（只有10艘战舰，共统领120名水军战士！） 1597年9月16日，日军发动两万水军，330艘战舰准备一举消灭朝鲜水军（朝鲜水军发展到12艘战舰，人员也略有增加） 李舜臣精心部署，在朝鲜海域鸣梁海峡，设计一举击毁日本水军战舰30余艘，歼灭日本水军4000多人。成就了世界海军史上的光辉战例！ 之后援朝明军再次出动，日军第二次被赶出朝鲜半岛。 丰臣秀吉由于两次惨败，致使国内谴责一片，1598年，气病身亡。战国时代结束。
第二章：1853年开国之前 1603年，德川家康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优异，击败竞争对手，转而建立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幕府时代。即为江户幕府时代。 德川家康虽然建立了幕府政权，但是当时反对势力依旧存在。至1615年武力扫清了全部威胁对象后，日本的青壮年男人也基本成为了当时的二级保护动物。德川家康明白，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就是青壮年男人。而经过长年累月的战争，德川也深知战争不可再打了。于是该年将国号改为“元和”，自此之后幕府进入了“元和偃武”时期，“偃武”即为“停止武力”。江户幕府也因此有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时代。 德川家康对近代史产生影响的政策 一，完善幕府武家职制 德川家康上台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幕府机构，基本实现了“紧密团结在以德川家康同志为将军的幕府机构周围，高举“元和偃武”理论和“忠于将军”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和平发展观”的政治理想。 其中讲解幕府武家职制中最常见的三个官名（以1853年开国后的幕府机构为例）： “大老”，相当于总理，至多设一名，但也可不设。 “老中”，有时也称“阁老”，相当于部长，设四至五名。分别分管幕府政务，各地官吏，财务，外交等。其中设“老中首座”一名，“老中首座”在无“大老”情况下等同于总理。 “奉行”，一般常见的都是“城名+奉行”，如长崎奉行。但各地“奉行”所管理的事物不一，大致可分为三类，最多见的是分管民政与司法，第二类则是濒海城市的“奉行”，管理海防及本城外交，另外一类“奉行”比较特殊，管理的是寺庙或神宫。 各地“奉行”一般设一名。从权力上看，“奉行”大致等同于局长，但由于其“稀有性”，（一地只一名）故将其划为“市长”级官僚。 另外有一个也较常见，但是在1853年之后基本属于游离于幕府之外，故分开列举。这个官名便是“藩主”。“藩主”基本是以前“大名”（即诸侯）转化过来的，有自己的军队，也有自己的行政机构，相当于“省长”级官僚。 但刚刚所说的“奉行”是不归“藩主”管辖的，即“市长”和“省长”没有从属关系。 除此之外，其他官名不多见，见时再解。 二，颁布《武家诸法度》 《武家诸法度》共计13条，在此概括要点如下： 1，明确“一国一城令”，这里的“一国”为“分国”，即诸侯（大名）的领地。明确命令一个诸侯最多只能在其领地里建一座城。这是为了防止诸侯叛乱，只有一座城方便收拾他。众所周知，冷兵器时代攻城胜利就意味着你占据了这座城及其周边地区，极少战争是以攻击农村取胜的。 2，强调法治，“乱世用重典”，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3，规定文武并立，“习文”亦成为武士的行为准则。江户幕府武士的特色因此形成。 4，规定全国诸侯（大名）一年当中必须有一半时间留在江户（今东京）。期满后可回自己领地，但是妻小必须继续留在江户。而且诸侯来回路费不报销，更抠的是诸侯被迫留在江户的老婆孩子生活费和买房费也不报销，房子自建，生活自理。 这一条的规定显然是为遏制诸侯叛乱。第一是变相将诸侯家小作为人质。第二是削弱诸侯经济实力，诸侯除每年往返都要负担一笔车马费之外，还要承担给老婆孩子在江户造房子及其生活的费用，经济压力颇大。 以上四点，也是“元和偃武”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诸侯对第4点意见很大，首先是将妻小作为人质就不厚道。其次是诸侯要忍受夫妻长久分离的痛苦，再者是一年有近半时间不能与孩子见面，无法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所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诸侯想起自己的妻儿总会碾转难眠。“凭什么他幕府将军就能搂着老婆孩子睡觉，我却只能独守空房？”诸侯想到这里就恨不得冲出门外带上军队直接杀奔江户。但是兵不如幕府多，老婆孩子又在那里做人质。想想也只好放弃，然后拿起巴掌抽自己两嘴巴子，大骂一句“我真他么没出息”。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诸侯（大名）一低头，幕府无烦忧。 中下级官僚的图强 转眼间，“元和偃武”也好些年了，江户幕府算是一只脚踏入了太平盛世。 这时，那些不知战争为何物的日本青年，最爱干的事便是坐在酒馆里约上三五好友侃侃当年丰臣秀吉出征朝鲜的“光辉史”了。 这些人，习惯上称他们为“愤青”。他们最爱说的便是“哎，当年丰臣君要是带上我出征，我肯定打的李舜臣落花流水。” 而这个时刻，从平民到武士阶级，似乎都开始对丰臣秀吉的“征朝史”津津乐道。原因无他，丰臣秀吉在战争前期，陆战方面的确打得朝鲜节节败退。而且最重要的是朝鲜当时是明朝的藩国，动朝鲜等于动明朝，日本人对于丰臣秀吉敢于与大明对抗十分崇敬。认为其打出了国民的威严，打出了气势，虽败犹荣！ 但武士阶级的眼光显然要比平民长远。他们看到的是当时日本水军惨败，而水军的惨败对于一个岛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很清楚。所以丰臣秀吉征朝给他们最大的警示是——建立强大的水军（海军），构筑坚固的海防。 18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乾隆皇帝还在跟英国使节夸耀“”富有强盛，朝鲜国君沉湎于大清保护伞下的安逸太平时，日本人工藤平助已在1783年著《赤虾夷风说考》中陈述对俄发展海外贸易及巩固北面边防。1775年林子平著《三国通览图说》介绍朝鲜、琉球、虾夷地（今北海道）。翌年，其又著《海国兵谈》呼吁强化国防，防止俄国南下，清军东侵。 这些武士阶级都是中下级官僚，平时大会轮不到他们发言，企业剪彩也邀请不到他们前往，所以上班期间很是清闲。但日本人很有责任感，觉得拿着俸禄却不干事无耻。于是便决定去写事关国内发展道路的书。 写书在当时几乎是亏本买卖，那时印刷行业不发达，再者没有宣传工具。一般人看书都是先看作者，作者若没有名气，便可以下结论——这本书和作者一样，属于无名气、无思想、无内容的三无劣作。 但幕府中下级官僚不管能不能赚钱，就一个字——写！为了祖国发展，亏点本又算的了什么！ 到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一本有名的书，有名之处在于：第一，书名霸气，名为——《宇内混同秘策》。第二，书中思想令人震惊，也令（日本）人佩服，其在书中向幕府提出侵占中国东北和内地，吞并中国并征服亚洲的大陆政策构想。 能提出这种思想的人，如果他不是空想家，也不是臆想家。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政治家。 以当时幕府的实力，不要说侵占中国东北，哪怕是动一动清朝藩国朝鲜的勇气他都没有。但佐藤却提出了这么大胆的设想，他不像那些日本愤青一样大声嚷着要征服世界。这是空口号，毫无意义，只要有张口，谁都可以说“我能征服世界”。佐藤在书中详细地提出了他的策略，那是日本典型的——鲸吞蚕食！ 佐藤信渊不是神经病，也不是臆想家，那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具备成为卓越政治家的武士。 佐藤的“大陆政策”对日本后人影响深远，70年后，“大陆政策”植根到了每一个日本人的脑中。 这帮中下级文艺官僚写的书虽然无法呈递到上司及幕府将军手里。但这些书籍的著述和构想的提出，却在当时的日本民间和开国之后的全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章：1853年开国之前（二） 天有不测风云，1840年的一声炮响震惊了日本朝野。这声炮响就是来自邻国清朝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日本看着这个昔日的“世界老大”此刻居然也会被洋夷欺负，不禁对夷狄产生了恐惧之情。幕府有鉴于此，立马实施了以重振幕府权威和加强国防的“天保改革”。其意显而易见——祈天保佑！故称天保。 幕府将加强国防定为国策，这对于那些进步武士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又开始纷纷为国家的国防及海防事业建言献策。 1842年佐久间象山（牛人）献《海防八策》，建议幕府兴办教育，起用贡士，构筑海岸炮台，铸造洋式大炮千门，建造洋式军舰，训练水军，强调“当务之急是制造大量火器和造军舰练水军两件”。 佐久间象山“铸洋炮，造洋舰”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另外佐久间象山提出的“造火器和练水军”两项也切中要害，幕府陆军方面基本还是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水军方面也是由于两百多年的和平，使得他们缺乏战斗经验。所以加强陆军装备配置和强化水军训练，是提高幕府军队战斗力的根本。 最了不起的是，佐久间象山身体力行。他参照当时荷兰商船的海员带过来的军事图书，居然自己铸造出了铜炮，并且还试射成功！日本人的创造力可见一斑！ 1849年，佐久间象山的门生吉田松阴（幕末第一人，后面将着重介绍）著《水陆战略》，主张操练陆海军，加强海岸守卫，用大炮武装陆军，关注海外动向。 同年，佐藤信渊又出了一本书——《存华挫夷论》，主张放弃侵华论，转而认为应该“存中华，挫夷狄”，期待清朝君臣“上下同苦劳，操练兵将。数年后乃起复仇义兵，征伐英夷，将其彻底逐出东洋，使中国永为日本的西方屏障”。 卓越政治家的特点——嬗变，在佐藤信渊身上再次得到体现。他明白“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可惜，这句话被英国首相麦斯顿抢注了。 我相信，佐藤在1823年之前肯定就理解了这句话，只是由于自己是中下级武士，出身卑微，没有当时“日不落帝国”的首相那么有名气，所以那句话才会被他先一步在公众之下使用。这的确是令（日本）人扼腕叹息啊！ “名气害死人！”佐藤信渊低低念了一句。 鸦片战争的爆发震惊了日本朝野，但也间接带动了日本当时文化产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民间流传着诸多记叙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小说。这些小说都充满了奇特瑰丽的想象，是浪漫主义的杰出作品。 如《海外新话》《海外余话》《清英近世谈》等。它们无一例外都强烈的表达了作者阻挡英国扩张的思想，纷纷将清朝描述为战胜方。但清朝不争气，使得这些“浪漫主义”小说家纷纷“被”成为意淫家。 更离谱的是“浪漫主义”的集大成之作——《海外余话》，其故事情节为：英国总大将王妹阿黛和副将义律前来攻打清朝，被林则徐活捉，道光皇帝慈悲大发恩赦之，英国人因此感激不尽，情愿做清朝属国，岁岁纳贡。林则徐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可恨道光皇帝不去学习日语，要是当年他能看到《海外余话》，了解到日本文人都是铁杆“清粉”，说不定一转念就能成为主战派，历史或许将会改写。
附幕末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靓照一张
第四章：锁国到开国 传教士之殇与闭关锁国 在世界历史中，16世纪至19世纪有一个职业的人特别让人“钦佩”，从事这个职业的被称为——传教士。 大航海时代，欧洲强国为了探索新大陆和执行殖民政策，国内涌现了大批冒险家和开拓者。他们有的垂名青史，有的暴死异国，还有一些，为海洋鱼类换口味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 历史记住了哥伦布、麦哲伦这些冒险家，但是却忘记了传教士。因为哥伦布手里拿着枪，而传教士手中则拿着《圣经》。所以有时候，暴力比知识更让人记忆深刻。 传教士们抱着对教派的极度热爱，无悔地奔赴各个大陆。在异国他乡，他们甘于寂寞，客服了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种种障碍。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基督教、天主教等教派得以迅速在各个大陆传开。 江户幕府初期，日本也迎头碰上了这批“执着”的传教士。不过幕府对于基督教和天主教进入日本列岛可并不欢迎。 基督教的传教士能力出众，亲和力强，在战国时代末期便将教众发展到了15万。当时日本人口只有两千万左右，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而且基督教当时宣扬的是“信耶稣，得永生”思想，还有就是提倡“一夫一妻”制。这都为日本统治者所不能容忍。 从战国的丰臣秀吉到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他们无一例外都视外国传教士为“钉子户”，必须除之而后快。德川家康先是在1612年颁布“禁教令”，关闭教堂和驱逐传教士。但他显然是太低估传教士这块“牛皮癣”了，传教士们吓不倒，赶不跑，没有教堂事业依旧搞。 翌年，德川家康也不得不佩服这帮家伙，于是决定从思想上下手。他向国民宣传传教士是洋夷推行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劝告国民不要信奉基督教。但依旧效果不大。 德川家康死后，他儿子德川秀忠继位。他奉行的是“暴力比劝服更有效”，“鲜血有助于提高人民的记忆力”。于是开始了血腥镇压。1622年镇压达到高峰，8月幕府在长崎制造了处死55名传教士和信徒的“元和大殉教”惨案，可怜耶和华在天上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善男信女充满惊恐的丧生在幕府的屠刀之下。他无奈地的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于是那天就下了一场雨。 自此，基督教在日本进入“大萧条”时代。 但日本民间依旧存在一些基督教徒，他们发挥了日本人民独特的创新精神，把佛教的观音菩萨当成——圣母玛利亚。如果你听到“慈悲的观音啊，祈求你的圣子降临凡间拯救受苦受难的百姓吧，阿门。” 那这些人肯定是基督教的残余教众。 江户幕府为彻底防止基督教卷土重来，由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在1633年至1639年连续颁布5次不同程度的“锁国令”，日本锁国政策正式开始。 幕末海防冲突 幕府在锁国后，只允许两个国家的商船进入日本，一个是清朝，一个是荷兰。清朝前期还勉强和日本做着海外贸易，进入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皇帝便天天做着上国的美梦，看不起这个穷小子，不屑于与日本开展海外贸易。（清朝虽锁国，但同日本有点像，即对外交流还是存在的。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完全与外界断绝关系。） 荷兰这个“海上马车夫”由于在17世纪初开始实施“商教分离”的海外殖民新主张，故被破例同意与幕府开展贸易。但即使同意荷兰进入日本发展贸易，荷兰商船还是处处受到制约。 日本海岸一直到1853年基本保持了相对和平的态势，但同时与西方势力的小摩擦也不断。仅在1764年至1854年，便先后发生了52次冲突。 其中俄国叩关多次，并在1792年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但被幕府拒绝，后俄国又进行了多次闯关。 英国则在工业革命后重返日本，1795-1796年，英国舰船两度来到日本补充给养，并用世界航海图交换了日本北部地图。1808年“日不落帝国”和“海上马车夫”在日本领海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护卫舰“斐顿”号奔袭上千海里，跑到长崎对刚出岛的荷兰商船放了几炮，打完之后迅速撤离。1818年，英国同样提出对日通商，亦被幕府拒绝。 1824年英国捕鲸船船员登入日本萨摩岛休整，当时英国是发达国家，人民生活富裕。而有钱人最喜欢抓野味改善伙食。这也是当年广东人把穿山甲吃到灭绝的原因。英国人那时估计也把本土的野牛吃尽了，所以当这些登入萨摩岛的船员在岛上发现了野牛时，激动异常，他们兴奋的从船上拿着鱼叉、大刀和火枪开始在萨摩岛快乐地抓捕野牛。这就是“文明”国家的野蛮行为。幕府那时信奉佛教，禁止杀牛，国内从没有人吃牛肉。而此时却被英国人在本土无情猎杀野牛，不禁大为恼火。但由于这些船员抓完野牛就跑了，没办法追究，此事就只好作罢。 数月后后英国商船“费顿号”伪装成荷兰商船驶入长崎要求给予食物、淡水和柴薪。当时的长崎市长（奉行）一看商船上挂的是荷兰国旗，而且交涉的人也说的荷兰语，便以为他们真的是荷兰商船，所以友好的提供了这些物资。“费顿号”接收物资后立即扬长而去。长崎市长知道自己上当后，当即回家自杀。 幕府听闻此事十分震怒，大骂英国人不是人，于是立即发布了《异国船驱逐令》，命令沿海地区凡有外国船只接近（清荷除外），须毫不犹豫给予轰击，将其驱逐。 1837年美国也进行了首次冲关活动。 当时有人上报江户湾浦贺海面发现了一只形迹可疑的异国船只，浦贺市长（奉行）立即下令开炮将其驱逐。翌年才从荷兰船员处得知那艘船是美国的快速帆船“摩里逊”号，以送还7名日本漂流民为由，要求开港贸易。不料当时话都没说上一句就被浦贺港的海岸炮台给轰跑了。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鉴于当时大清惨败于英国。幕府审时度势之后，立即取消了实施17年之久的《异国船驱逐令》，另发布以礼相待的《薪水令》。即要求沿海慎用炮台，灵活处理外国船只来日事件，并且向外国船只提供柴火和淡水（故为薪水），然后温和劝其离境。 1845年，美国捕鲸船再次载着22名日本海难漂流人员前往浦贺港。此次没有遭到炮火轰击，当时的浦贺市长大久保利通充分领会了幕府上层领导的精神，一看到美国船来了，还没等美国船长上岸，立即呵呵大笑：“阿里嘎多，盼星星盼月亮，今天可把你盼来了。”美国船长一上岸，大久保立马对他做了个揖。 大久保与美国船长的这次亲切会见，是美日两国在日本的第一次和平接触。这种温和政策的调整，无意中为美国舰船安全进入日本提供了可能，也为1853年佩里首开日本国门奠定了基础。
国民需要了解日本。 一衣带水到底怎么解释？ ----------------------------- 解释为：一条衣带那样狭窄的水。指虽有江河湖海相隔，但距离不远，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阻碍。 语出自隋文帝杨坚 陈后主陈叔宝因不愿与杨坚发生战争，故有遣使赴隋请求称臣，想和平保守老祖宗的一亩三分地。但杨坚是那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人，故在征陈的时候，假惺惺的说了一句“我为百姓父母，岂可一衣带水不拯之乎”。他说自己是去拯救陈朝百姓，纯属狡辩，陈叔宝虽不会治国，但还是爱民的，他就是因为不愿看到发生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所以才愿意称臣隋朝。
美国首开日本国门 19世纪40-50年代，美国正在开展工业革命。这相对于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来说，它无疑只能称得上是二流国家。 当时欧洲列强在东亚瓜分殖民地，美国也想分一杯羹。但当时美国南北矛盾加剧，内战危机日益加深。美国只得量力而行，柿子先挑软的捏捏，于是把迫使日本开港作为东亚新战略的首要目标。 19世纪30-50年代，欧洲英、法、俄三强国为争夺中亚、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海峡展开激烈较量，到50年代克里木战争爆发，普奥两国亦相继加入战斗，这使得欧洲强国无力东顾。因此，美国趁机取而代之，充当了冲击日本国门的角色。 另外，由于当时航海设施、技术条件的限制，远洋轮船还不能从美国西海岸直接抵达中国，需要中途停靠锚地，补充食物、淡水和煤炭。 加上19世纪40年代起，太平洋捕鲸业日益繁荣，美国在东北亚海域的捕鲸业为国内提供了1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并且捕鲸业收益巨大，这对于民主选举的美国政府，显然任何政治家都不会放弃这一地区捕鲸行业的发展。而日本列岛，既可以为美国远洋轮船提供停靠锚地，补充食物、淡水，又能为美国的捕鲸船在东北亚海域躲避风浪、补充给养。所以征服日本被迅速提上了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1852年2月2日，美国《快报》上一篇文章称：“日本无权在国门里封闭其财富，无权认为其国民可以对我们怀有厌恶和偏见而拘押海员。日本声称本国是世界的一个强国，那就必须承担与其资历和力量相适应的义务。但是如果日本无此觉悟，拒绝接受启蒙，自以为可以无理行动，那么各国都有义务让日本明白它的处境。” 这篇文章极其无耻，其宣称弱国无权固守本国财富，暗喻要将财富被列强瓜分。甚至将其非法入境的海员也赋予了合法性，最无耻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是合理的，而弱国拒开国门则被认为无理。 这是美国一贯的“强盗理论”。其在文中声称的“强国就必须承担与其资历和力量相适应的义务”，而日本在八十九后则照着他这句话承担了“强国相适应的义务”，那就是——把美国的珍珠港炸了个稀巴烂！ 可见，老大动不动就像强盗一样打小弟，最终也会被小弟像强盗一样打回来的。这就是著名的复仇理论！ 1853年，美国为叩开日本国门做足了准备。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于6月率领4艘通体漆黑的军舰闯进江户湾，并在浦贺抛锚待命。 “不战而屈人之兵”，佩里是这样想的。毕竟在美利坚人命是很贵的，要是把人家儿子带出去打仗却带不回来，那么你要么也把命交代在外面，要么就准备回国接受人民的谴责吧。佩里想，要“屈人之兵”首先就是要吓唬对方。吓人是门技术活，要是吓得太惨或是吓的太真，让对方以为你是要跟他真干，那可能会把对方逼急，说不定就跟你拼命了。佩里很聪明，他先是带领舰队闯进江户湾，那里紧靠江户，是幕府的大本营所在，这样一来就能威胁到幕府，但佩里也不把他们逼急了，所以进入江户湾后选择了在浦贺港待命，静等幕府前来谈判。 奉命赶来加强防卫的幕府官兵从未见过这种阵势，4个通体漆黑的大铁疙瘩居然浮在海面上，简直就是神迹！最要命的是，他们看到舰上有一样东西和他们的海岸炮台如此的相似，不用说了，那肯定也是火炮了，而且舰上主炮塔的那门巨炮不知道要比海岸炮台的几门土炮威猛多少。 幕府官兵此刻看着这几艘大船，一下也没了主见，因此乱作一团。 幕府官兵乱作一团，而江户城的百姓则更是乱作一团。他们没了命的逃跑，几乎达到了风声鹤唳、十室九空的地步。很多人在大街上买菜，突然就看到一群人疯了似地拿着大包小包狂奔。许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到大街上到处传着美国带着大铁船和许多火炮来了，后来越传越离谱，简直成了“三人言虎”的真实版本。江户城因此也一下子乱了套。 幕府官兵见无法收拾这种局面，于是便赶快去向浦贺市长（奉行）汇报。“大人，不好了，美国人开了几艘大船来了！” “淡定，那船有多大？”浦贺市长从容的问道。 “好大好大！” “混蛋，有这么回答的吗！那你们有没有开炮？” “这个没有”士兵弱弱地回答。 长崎市长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事情还不至于太严重，于是决定先去探探风声。但肯定不是自己去，于是选了两名下级武士，无非张三李四之流，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两个是我最信任的人了，现在国难当头，我很是焦虑啊。” 张三说：“大人有何吩咐，小人定效犬马之劳！” 李四一看“忠心”被张三先表了，也不甘示弱：“小人为大人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长崎市长听了十分高兴，总算还有两个傻瓜，于是他吩咐了这两个下级武士冒充总督和副总督前去佩里处探听风声，并安慰他们，回来一定给升官。 佩里一看这两个“总督”“副总督”就知道他们是“山寨货”，直接把他们轰跑了，并且还威胁说幕府高层要是再迟迟不来谈判就将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因此还派了小船去测量浦贺港的水深和港口地形。 这四艘“黑船”的到来震惊了日本朝野。“兄弟睨于墙内御辱于外”，当时深受儒学文化影响的日本人也是如此。虽然幕府和天皇水火不相容。但一旦美国入侵，当时的孝明天皇还是非常虔诚的去神宫祈祷了17天，日本国民也几乎全部赶往神宫祈祷。希望13世纪那两股毁灭元朝大军的“神风”能够再次降临。他们还祈祷天照大神降临凡间击退美国舰队。但是神在愚民的时候个个是龙，而到救民的时候，则个个变成了虫！ 最终“神风”没有出现，天照大神也没能击退敌人。佩里从6月3日到6月9日不断对幕府施压。幕府总理阿部正弘（老中首座）只得妥协，于是命令长崎市长先在久里滨设置临时接待所与佩里谈判。 佩里代表美国对幕府提出了三项要求： 1，友好通商； 2，为美国捕鲸船和其他遇难船只提供保护； 3，为了给美国船只补充燃料和淡水、粮食，在日本南部开放一个港口。 佩里提出这些要求后称翌年再来，届时听候幕府回复。 离开前，佩里还不忘对幕府说道：“我明年一定会再回来的！
日本近代史名人榜第一榜 人物：佐久间象山 主要事迹：“和魂洋才”倡导者 曾自学研制出铜炮 培养了吉田松阴、胜海舟、坂本龙马三个名人 曾计划自费偷渡俄国学习，但失败。 因学生吉田松阴犯案，被牵连坐了8年黑牢 1864年被暗杀 推选理由：人民的好教师 推选委员坐看流萤这样评价他：他，是“东洋道德，西洋才艺”的先驱，“自学成才，为人师表”的典范。在那个彷徨的年代，他将深邃的眼光望向了海外。他用自身的热情唤醒了一个民族思想的苏醒！ 颁奖词：梦想在海外，思想就能到海外。
第五章：殖民危机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佩里果然又回来了，他跟灰太狼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临走的时候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说“我一定会再回来的！”而灰太狼则次次是以失败者的口吻说的。 第二年正月（即1854年1月）佩里率领7艘军舰再次进入江户湾，并将所有炮台对准江户城。幕府担心军舰一旦走火，江户城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于是提出将谈判地点定在浦贺，想把这尊“瘟神”先移离江户。但佩里不同意，坚决要求在首都江户会谈。最后，双方折中，决定在江户和浦贺之间的神奈川谈判。 会议从1月谈到3月，前期一直僵持不下。幕府只同意提供物资和救助遇难船员，坚决不同意通商，而且还很明显地透入出了“愿签就签，不签请回”的姿态。佩里见他们居然这么趾高气昂，心中还纳闷他们哪来的勇气？于是就“盛情”邀请幕府官员登上军舰参观，还饶有兴致地跟他们讲解了火炮的“巨大威力”——曾经不小心走火，一炮轰掉了一座城门！幕府官员依旧是“死硬到底”，坚决不妥协。佩里最后只好就拿出了文明国家惯用的野蛮行径！他纵令舰队官兵上岸去神奈川的横滨“打砸抢”，所幸没有发生“烧杀淫”。 直至3月31日，双方经过了多轮协商方达成一致，签订了日本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自此，“锁国政策”宣告结束，日本国门正式打开。 （《日美亲善条约》又有称《日美和亲条约》，原因是日语原文名称为《日米和亲条约》，所以翻译直接把“米”译成“美”，或许这就是“米国”一称在中国的来源吧，但我认为条约的签订，取“亲善”二字更妥，而且现在普遍都译为《日美亲善条约》） 《日美亲善条约》条约共12条，要点是： 1， 日美两国及人民世代友好，互不歧视（说的好听！） 2， 日本对美国船只开放下田和函馆两港并提供必需品，美国船只非意外不得驶往其他港口 3， 美国如有船员遇难，日方须予以救助并不给予如中国人和荷兰人在长崎所受限制（前文提到，荷兰虽然与日贸易，但限制颇多。）美方遇难人员须守日方法律（遇难而亡可不遵守！） 4， 美国船员可在两港口交易，但须遵守日方规定（此处是“规定”，不是“法律”二字） 5， 日本若给予他国此条约未设之优惠，当对美国同样待遇（典型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为将来与欧洲列强获得同等利益做了保障） 6，两国间遇难以解决之问题，由双方代表酌情解决 7，条约由两国元首批准后生效。 除此之外，条约中的第11条日文和英文语意相差甚大，颇有意思。 按日文理解，该条为“两国政府间如遇难以解决之问题，可以酌情由美国派遣官吏驻留下田港，以便商议。但在本条约签订后未满18个月时，对于派遣官吏一事不予考虑”。 而该条按英文理解则为“如签约的任何一方政府认为有必要，则条约签署18个月以后，由美国政府派遣官吏留驻下田港。” 所以最后日方的理解为“未满18个月，派遣官吏一事不予考虑”，而美方却是“18个月以后，有一方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派遣官员留驻下田” （美国政府肯定认为有必要派遣官吏赴日！）这项条约的出入直接导致21个月后美国派遣驻日总领事遭到日方拒绝。 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条约签订会出现这样的闹剧呢？很多书上对于这次出错没有记载，而记载了的也是直接跳过，并未说明原因。我从佩里两次访日看出了一丝端倪。分析如下： 佩里第一次访日前，也是一直苦于没有日文翻译。美利坚的原主人——印第安人可以一群人围着一棵树把它骂到枯萎，但是佩里没有这个能耐，佩里舰队中也没人有这个能耐。因此用英语跟日本人交谈无异于对牛弹琴！ 佩里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得知在琉球（今冲縄）的南洋“倒爷”有不少精通日语的。于是前往日本之前，佩里先去了一趟琉球，他在那里招募了一名菲律宾水手担任舰队翻译。第一次访日时，翻译工作没有出现失误。因为总共也就谈判了一天，而且佩里只说了三点要求就回印度去了。 第二次，没有记载佩里从哪里找的翻译。但是以我分析，佩里从1853年6月9日回程，到翌年正月（1854年1月）就迫不及待地赶来日本。期间除去来回路程，只有大概半年时间，佩里是不可能用半年时间培养出一个精通日语的翻译的。所以我推断第二次的翻译应该还是在琉球找的，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印度到日本的路线中，琉球正好在中间，而且可以充当一个不错的补给点。 第二次的谈判工作量陡然增加，谈了三个月。这对于任何一个翻译来说的确都是不小的压力。加上双方所谈的基本都是政治话题，虽然都是讨价还价，但跟跑生意的讨价还价可完全不是一个样！所以我认为这次错误应该是出在佩里临时招的那个翻译身上。并不是有意而为。 鉴于双方当时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因此签完条约后，双方互赠礼品。 日本人民很朴素，为了体现两国友谊，特意从大阪市场上选了“贡品”级的大米和白酒，还有日本女性最爱用的团扇。本来准备等着佩里赞扬日本列岛物产丰饶的。 结果佩里一脸无奈，他心想我们美国人早上都吃面包的，你送我大米难不成是要我带回去磨成面粉，还有白酒，美洲人根本就不爱喝，除了那几把精美的团扇可以带回去送给老婆之外，其他东西几乎都准备到时候扔海里的。 而美国送给日本的礼品就彻底让幕府官员认识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差距了。美国把当时西方最新科技的产物，如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火车模型和大炮送给了幕府。 为了向幕府展示蒸汽火车的性能，美国人还特意在横滨铺设了铁轨，然后烧煤开动。面对隆隆作响、车轮飞滚的火车，幕府官员惊讶的目瞪口呆。他们心中都感慨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自己是日本第一批看到火车的人。 在铺设铁轨期间，幕府官员还邀请佩里观看了日本国粹——相扑。他们想以此证明大和民族是集力量与勇敢于一身的民族，想给佩里呈现一场暴力美学盛宴。但佩里看的一头雾水，两个戴着遮羞布的胖子扯来扯去没一点看头，他觉得还不如花点小钱去美国黑市看拳击比赛。那才是真正的暴力美学！ 美国和日本文化科技上的巨大差异，无形中也为日本明治维新全盘欧化提供了一个前期的条件。 佩里叩开日本国门后，不久之后，陷入战争的欧洲列强也不顾疲惫，纷纷抽空介入日本主权。 在瓜分日本的行动中，英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签的最轻松。 1854年9月7日，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斯特林因追击俄国舰队而闯入日本长崎港。在与长崎奉行的交涉过程中，斯特林要求日本保持中立，可以拒绝向英俄两国提供维修舰船的便利，但由于翻译员乙吉英语水平太低，竟误译为英方要求给予提供维修舰船的便利。长崎奉行以为碰到了“佩里二代”，立即向幕府总理阿部正弘请示。 阿部正弘本着“虱子多了不怕痒”的精神，决定“来者不拒”。10月14日，日英两国签订了《日英亲善条约》。条约同意向英国开放长崎、箱馆两港，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最牛的一条是：承认英国有权处置违反日本法令的官兵。这实际上是承认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斯特林签完之后恨不得抱上那个翻译官亲上两口，英国外交部得知此事也迅速批准了条约的实施，生怕幕府反悔。 1855年2月7日，继美英之后，俄国又与日本签订了《日俄亲善条约》。通过条约，俄国取得了日本固有领土千岛群岛（即如今日俄领土争端的重心，日称“北方四岛”，因已被俄国占领，故用俄称），并且首次将领事裁判权写进条约文本。 昔日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与幕府开展了200余年的海上贸易，如今却被美英俄后来居上，于是心有不甘大发感慨：“这年头做好人没钱赚啊！” 最终荷兰人在“友谊”和“金钱”面前做出了“痛苦”的选择，他们毫不犹豫的也逼迫幕府与其签订了《日荷亲善条约》。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了美英俄三国所获得的所有权益。
国内矛盾加深 1856年7月21日，即日美两国签完《日美亲善条约》21个月后，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兴致勃勃来到下田准备上任。不料却遭到幕府方面的强烈抵制。哈里斯十分郁闷，找来美国海军评理。此时，条约上的错误才被发现，但幕府和美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美国一看幕府分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于是懒得讲道理，直接派遣舰队压境，以此对幕府施压。幕府迫于压力，只得承认自己理亏。9月4日，美国在下田开设领事馆并进行了升旗仪式，哈里斯兴高采烈的出任第一任驻日总领事。 幕府末期与美国的外交博弈便是这般，幕府先是抵抗两回，然后美国开始发威，抽幕府两耳刮子，接着幕府便老老实实地从了美国。 江户幕府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使得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岛国逐渐走向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边缘。 通过自由通商，欧美不断地从日本进口初级原材料，然后回国加工又廉价销往日本。这种一来一回的方式不但把日本本土的生丝、棉花等掠夺一空，而且欧美批量生产的方式给日本手工业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传统纺织业，全国几乎无一家幸免，手工业纷纷破产，手工业者生活陷入困境。 加上当时日本国内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金银比价为1:15。欧美商人发现这个商机，疯狂赶来日本套购黄金。商人的疯狂举动，直接导致了欧美国家前往日本的商船和邮轮一票难求。那时候商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够买到一张船票——前往日本的船票。那意味着自己去趟日本，身上的银子就能变成原来的三倍。 商人们为了比别人早一步到日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像买通商船船长，直接拒载货物，天还没亮就偷偷出发，途中承担商船所有“油费”，即煤炭钱，唯一的要求就是开足了马力往日本飞奔。有的则不惜重金请“女公关”攻破海军上层高官，获得搭乘军舰前往日本的机会。另外一些则花费血本自购舰船，然后携带满满一船白银前去日本淘金。 那时候商人们的理想只有一个——别人跑完一趟，我坚决要跑完两趟！ 欧洲那时又掀起了一股自马可波罗发表“东方的中国，遍地都是黄金”之后的淘金热，不过马可波罗是个骗子，那时候的商人去了趟中国什么都没捞到，还得恭恭敬敬地给大明皇帝磕几个响头。但这次，却是货真价实的“淘金”。 为了这个淘金梦，也不知道多少劣质商船葬身鱼腹，那些携带着发财美梦和大量白银的商人，就这样在这条黄金航线上，将自己的小命终结。 国外疯狂，日本国内也疯狂。由于大量黄金被“无良外商”套购，导致了国内硬通货短缺，幕府为了弥补黄金的不足，开始掺假造假，疯狂地铸造劣质货币。因此日本国内钱价下跌，物价暴涨，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近代史名人榜第二榜 人物：马修.佩里 主要事迹： 打开日本国门第一人 签订《日美亲善条约》 推选理由：将日本陷入殖民危机的罪首，间接推动日本腾飞的功臣 推选委员坐看流萤这样评价他：1853年的四艘黑船，将一个混沌的国家惊醒。他用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从此，一个国家在东亚腾飞。 颁奖词：打人不是本事，打人还受挨打之人后代的尊敬才是本事
第六章：尊王攘夷 人才辈出的年代 欧美列强的侵略行为使得日本的主权逐渐丧失，经济一片混乱。广大民众开始纷纷对幕府表达不满，其中中下级武士尤甚。 日本的阶级等级同古中国一般，为“士农工商”，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士”为武士，中国的“士”为文士。故武士在日本亦是属于最高阶级，但武士中又有等级之分。武士以前一直效忠于幕府，他们有很强的“荣誉”观：种田对不起腰间的武士刀，经商还不如切腹自杀！所以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幕府给予的俸禄。 但幕末时期国内政治动荡，经济混乱，幕府税收锐减。 老大收的保护费少了，小弟分红当然就要缩水了。但这个老大特别不厚道，他对于那些堂主、分舵主、常驻各地黑老大（幕府家臣，各地大名，幕府派驻各地官僚）都实施保值分红，即“再穷也不能穷上层领导”。而对于那些打架时常冲在最前面的小喽啰（中下级武士）却分红减半。 根据金字塔原理，处在最高层的肯定占少数，在最底层肯定是绝大部分。幕府觉得从这“绝大部分”中抽取一半收入补给“最高层”，充分利用中下级武士的丰富资源，不禁暗笑自己算术真是学的棒啊！ 但他们却忘记了一条，官逼民还反呢，官逼官那肯定反的更凶。而且这些官还占据了官员的“绝大部分”，幕府这个馊招无疑是自掘坟墓。但，这只是幕府的第一个馊招，后面还有更馊的。 中下级武士的俸禄全部减半，其中部分下级武士甚至生活难以为继。这时不免激发了武士阶层的不满：凭什么都是武士，有的人俸禄就那么高，我们就那么低！ 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是什么呢？我是这么分析的：“凭什么都是当官的，省长年年可以贪一大笔，俸禄还那么高；我们村长权力如此小，每次贪村里几百块露馅了都被村民暴打一顿不说，工资也就年终的几百块！”的确不公啊。 而有的人道理更简单——“凭什么都是"长’，军长就管一个军，班长却只能管一个班”。 有了这些理论做武装，部分生活难以为继的以及一些锐意进取的中下级武士便开始倒戈天皇。这便是“尊王”运动。 “尊王”运动的契机始于1853年佩里叩关，当时幕府对于是否同意与美国签约意见不一，有的人说要签，我们应该欢迎美国前来通商，这样幕府财产才能增加，日本才能进步。持这种意见的当时被当成卖国贼，后来却成为了有识之士，可见，卖国也要选对时机，卖国贼也有翻身日！ 而另外一种则是“死硬派”，坚决不同意通商，打死也不通！（潜台词是打不死就通）这帮人当时被当成了爱国人士，并且这种观点当时占据了上风，所以幕府前期每次面对外国列强都要象征性的反抗一下，然后那帮“强盗”一发怒，便立即小鸟依人。到后来一想反正也被蹂躏的不成样子了，干脆不用您发怒了，我幕府直接就从了！ 本来以当时天皇的地位，这辈子估计都碰不到政治了。但幕府高层可能心里也打着小九九，居然派人去江户请示毫无实权的天皇，象征性的过问了一下天皇要不要签。估计是想如果签了就把责任归咎于天皇，说是天皇同意的。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注意，但如果你注意到这次举动的实际意义就会发现，这无疑又是幕府的一个馊招！ 幕府当局派人前往京都请示朝廷，这个举动，无形中自毁当年《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中不许天皇朝廷过问政治的有关规定。 前面幕府已经出了一个馊招，再加上这个，不能简单的以为是“一个馊招+一个馊招=两个馊招”，这应该用化学反应来解释，那就是“馊招拌馊招，那简直就成了催化剂了” 从此，天皇在国内的政治斗争地位急遽上升。中下级武士仿佛看到了启明星一般，纷纷支持天皇重新执政，于是不久后便打出了“尊王”口号。“尊王”运动也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而“攘夷”也是源于佩里叩关，经美国之后，欧洲列强相继开始瓜分日本。当时看着千疮百孔的国家，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开国攘夷”（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尊王”和“攘夷”运动的作用下，幕末年代涌现了大批卓越的人才。其中“尊王攘夷”的代表人物便是吉田松阴 幕末第一人：吉田松阴 1830年9月20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那天天上既没有打雷，也没有下暴雨。杉百合之助的家门口倒是有几株亭亭如车盖的大树，但也没见吸引喜鹊前来。最重要的是，杉百合之助的老婆怀孕前也没听说她做梦梦到“长庚星坠怀”，更没听说她吃饱了没事去“踏巨人足”。反正一切的一切，根据风水学来说，在这种环境下都不可能诞生一个伟人。 但是，有的人的诞生就是用来违背风水学的！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出生于长州藩萩城的一个武士家庭。父亲名杉百合之助，吉田松阴为家中次子。 （长州藩萩城，今山口县萩市。藩即省，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故大家可以看到县的行政级别大于市，这是日本与中国的不同。在幕末，几个强藩是推翻幕府的主要力量，在此特别提出） 吉田松阴的降生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既是喜悦又是痛苦。 喜悦的是一个新生命的降临，而痛苦则是——他爸是中下级武士，俸禄只有26石。（一石为180公斤，实际大概150公斤）这么低的俸禄，如果全家只吃饭不干其他的倒是绰绰有余，要是随个分子，生个大病，则显然生活会很拮据。所以一个新生儿也就意味着多了一张吃饭的口和一个用钱的人。 吉田松阴原名杉百虎之助，1835年，吉田松阴的叔叔吉田大助身体状况日渐糟糕且无子嗣，于是他的哥哥（即吉田松阴的父亲）便把次子虎之助过继给了弟弟，吉田松阴因此继承了叔叔的姓，并改名为寅次郎。 吉田大助为山鹿派的掌门人，（一个军事学派，山鹿素行创立，跟三鹿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吉田松阴过继之后接受了叔叔的严格教育。一年后，吉田大助病亡，吉田松阴继承了叔父的事业和财产。他的童年几乎都在村塾中度过，期间学习了不少汉学和军事理论，10岁的时候进入藩校“明伦堂”读书。 吉田松阴天资聪颖，11岁时就在省长（藩主）毛利敬亲前讲解《武教全书》的战法篇，（《武教全书》，山鹿派鼻祖山鹿素行著） 15岁时，又应诏给省长毛利敬亲讲解《孙子兵法》。 16岁时，吉田松阴迎来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他在这一年见到了长泽派军事学教师山田亦介，并在其门下潜心学习。山田亦介向吉田介绍了大量西方形势的军事学，特别是海防学。这刺激了吉田积极学习西方军事学的愿望，使他在了解了欧美强大的同时，也产生了要出国看看的愿望。 1849年，19岁的吉田开始四处游学，地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他在游学期间参观了荷兰商船，调查了日本的海防。1851年，吉田抵达江户。在那里，他见到了佐久间象山，（那个参照军事图书就造出铜炮的人才）并拜佐久间为师，继承了其“和魂洋才”的思想。 两年后，吉田松阴再次游学到江户。那年夏天，佩里率领4艘军舰闯入江户湾浦贺海面。吉田为了看看先进国家的武器装备，连夜从江户赶往浦贺。在那里，他见到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大口径火炮，吉田羡慕不已。这次游学使得吉田松阴的思想产生质的飞跃，他提出了“天下乃之天下，即天下之天下，而非幕府私有”。这是典型的尊王思想！ 这一年，许多先进武士分子开始将目光定在海外。由于江户幕府在17世纪30年代提出的“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国，所以私自出洋要承担极大风险。 先是吉田的老师佐久间象山于11月意图搭乘俄国军舰出洋考察，但最后行动受挫。1854年3月，吉田得知佩里第二次访日，便化名“瓜田万二”，冒死登上佩里舰队的军舰，请求美方携带出国，但是遭拒。吉田松阴因此被幕府抓捕，关进了野山监狱。佐久间象山也因为学生犯法遭受牵连被捕入狱，并关押了8年之久。 在野山监狱的犯人平均关押时间超过十年，这些犯人基本都产生了在监狱中了却残生的念头。 但思想家之所以叫思想家，就因为他能够改造别人的思想，而且是无论何时何地。进入监狱之后的吉田没有像常人一样，一进去就打架争夺牢霸。 他抓进去的时候昂首挺胸，大气从容。很多人看到他不禁想起当年自己进来的样子，不是满脸愁容、低头叹息，便是抿嘴冷笑，不可一世。但此刻吉田的到来让他们从心底的佩服。 吉田在狱中教化狱友，他与狱友一同讨论时事军事，教他们《孟子》，还请了狱中的富永有邻作书法教师教写字。俨然把野山监狱变成了日本的“狱中雅典学院”。 在狱中，吉田还从事著作工作，吉田著述了对日本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幽室文库》，文中称： 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这段话读过《孟子》的人就知道吉田是模仿自何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吉田的思想亦是这般，日本想要成为强国，就必须先经过一番磨难，而现在国外列强的侵入不就正是“我们”的磨难吗！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机遇，通过学习丰富自己，以图强大！ 并且他还提出了要成就王图霸业首先要“安内”，而以吉田的思想不难推出其“安内”肯定是推崇“皇权集中”，即“尊王”，使政权由天皇一人独揽。国内稳定了然后在慢慢图谋海外。 第二段话则是典型的日本式“鲸吞蚕食”以及“步步为营”的军事策略表现。吉田的策略是先发展贫穷的虾夷地（即北海道），然后侵占琉球国（今冲縄），接着则侵吞朝鲜半岛（包括朝鲜和韩国），随后北上控制清朝东北地区，满洲是清政府的“老家”，控制了这里便能扼住清朝的命脉。然后再兵临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一统亚洲。这口气不可谓不大！吉田还警告“宜择易者而为之”。真可谓“趁你病，要你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