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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极权]极权统治下的人们
极权统治下的人们
作者：林建刚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1-9-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6 22:36:24
阅读量：22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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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许是雾里看花的原因，有许多人都对“文革”抱着赞赏的态度，不论是科学家杨振宁还是历史学家何炳棣，都曾有这般迷思。后来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对于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2) [极权]极权专制独裁主义的20个特征
胡适关于极权专制独裁主义的20个特征：1. 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 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 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 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 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6. 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 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 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 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 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 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12. 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13. 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14. 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5. 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6. 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 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 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19. 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 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补充一下，以上言论是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英文演说。他在演说中概括了美国政治家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并认为不管哪个政权只要具备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便具有二十分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
(3) [极权]极权专制与法西斯主义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的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一词来自拉丁语Fasces，原意是“束棒”，是古罗马执政官权力的象征，对于那些违反法律和秩序者，执政官的随从可以用“法西斯”对之进行严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泛滥于欧洲与亚洲的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结合的怪物，从那时到如今，世界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秩序的追求与对暴力的信仰。
而“极权主义”这个词指思想控制力度最强的非民主政府。被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国家形态，表现为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类理性和经验之外的特殊的社会过程。这个社会过程，就是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概括的由极权主义宣传和极权主义组织拼合而成的“极权主义运动”——“在极权主义国家，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是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往往用灌输来替代宣传。他们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对暴力的使用与其说是恐吓民众，毋宁说是为了推行意识形态教条和散布意识形态谎言。”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它的真正恐怖在于达到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的目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极权主义必须依仗严密的组织，“组织和宣传是相辅相成的”。阿伦特所说的“前锋组织”或许会有很多种类别和名称（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意识形态专家组成的精英阶层、党组织和党组织周围的其它政治团体），但万变不离其宗，形形色色前锋组织产生和存在的实质都是为了使宣传和灌输成为（维护国家政治运行的）民众日常生活。阿伦特指出：“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更能被普遍接受，这是因为，他们善于用比较温和的和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散布宣传，直到（社会）的总体气氛（完全）被极权主义毒化。”
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民众绝对服从政府，集体利益完全凌驾于个体利益之上。统治者利用入世思想或神权思想宣扬一套有利于其统治的绝对价值观，是对文化政治的极端强化，或者道德的大多数人暴政，达到让民众臣服效忠的目的。极权主义统治力求入侵并控制民众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剥夺民众的个人自由。因为这样的政府企图改变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实施思想控制和德育控制。换句话说，政府不仅压迫民众的身体和行动，而且压迫民众的思想和道德。
极权主义通过恐怖氛围来维持统治，极权主义政体以受腐蚀或者受反对的方式，实现其有形或者无形的延伸。这样，对政府控制的任何反对都被视作对统治的威胁。这样的统治需要不断制造新“敌人”来维持凝聚力。但是，这样的统治比其他统治更可能“自食其果”。为什么呢？因为统治者怀疑谁有叛逆之心，就会迅速拿下他，判其流放、监禁或死刑，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者就会越来越少。
以法西斯德国为例，那时，希特勒就经常喊着“…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人民，神圣的…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最终，这种民族空前“统一”和“团结”的结果是：这个民粹纳粹…的“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对所有“非优秀民族”和“民族内异见者”的歧视、清洗、屠杀和种族灭绝、世界大战，整个民族误入歧途、集体退化，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
豪斯·张伯伦在1899年写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提出的基本理论，就是雅利安——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种族的荒谬思想。张伯伦认为，必须连结雅利安人纯粹的血统，世界才有希望。他还扯谈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血统高贵的雅利安人，企图借以煽惑首要信奉基督教的日尔曼人对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宗教和种族主义的仇视情绪。
而希特勒更进一步认为，劣等民族不应有其生存基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我们区分人类为三个范畴——文化的建设者，文化的维持者，文化的破坏者，那么可以说惟有雅利安人种可以代表第一个范畴。”希特勒宣扬雅利安人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它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进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点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为人类文化中的每一个伟大的建筑物奠下了基础，竖起了墙桓。” “要发达高级的文化，必须有赖于低等文明的种族的存在，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替代技术的工具，没有他们，较高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人类文化的初期中，从来驯服的野兽的地方很少，利用人类劣等的材料的地方很多。” 希特勒强调：“民族或是人种的鉴定在乎血统不在乎语言，不能因为一个黑种人学过德文，而且终身讲德语，并且投德国某个政党得票，就以为这个黑种人就可以变为德国人。”希特勒断言：“血族的混合，和他同时发生的就是种族标准的降低，是文化消失的唯一原因。”
在希特勒等极权专制统治者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输、被引导、被宣传、被塑造，才能正确的加以表达。希特勒的教育方针是“不要让青少年有判断力。只要给他们汽车摩托车明星、刺激的音乐、流行的服饰，以及竞争意识就行了。剥夺青少年的思考力，根植他们服从指导者命令的服从心。让他们对批判国家、社会和领袖抱着一种憎恶。让他们深信那是少数派和异端者的罪恶。让他们认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公敌。”
那么，谁能完成这种灌输、引导、宣传、塑造的任务呢？只有少数纳粹精英才能堪此大任。既然大多数人的理想和观念是在法西斯控制下的环境中形成，所以就必须依靠这些精英，有意识地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的思想穿上由统治者和少数知识精英“缝制好的制服”，转变到希特勒等极权专制统治者认为是正确的方面去。一旦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穿上了制服，也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权力与能力，失去了自由心灵的感悟和想象，成为了《国际歌》中所说的囚禁在“思想牢笼”中“饥寒交迫的奴隶”。
且看希特勒的纳粹精英戈培尔是如何堪此大任的：
一、关于真理、信仰和谎言
“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
“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
“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二、关于文宣的目的和方法
“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
“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
三、关于对媒体、媒介的管理和利用
“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
“报纸上的言论，应当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
“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在一个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里，一切宣传都必须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的宣传工具都要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民众，并造成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即使是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如果他们被长期地与其它一切信息来源相互隔绝的话，他们也会变得愚钝和盲从。极权专制主义统治者提出的计划与目标，是神圣的，不容怀疑，更不容批评。一切对于这个目的与手段的公开批评，或者甚至是表示怀疑都必须禁止，因为它们容易削弱人民对党的信任与支持。
诚如哈维尔所言：“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在极权统治下，统治者对于说真话的惩罚不只仅限于公开言论，甚至侵入到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妄图清除人们说真话的残存本能。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仅说真话，吐露实情是犯上作乱，甚至对现实稍加思考与怀疑，都成为了大逆不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谁，都要带着面具生活。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稳定，只是人们出于对暴力的恐惧。他们不断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继续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根本无法呼吸到自由和民主的空气，几乎每一个被统治者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都有可能失去眼前的一切，都会产生丧失名誉、财产、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惶恐不安。于是，虚伪成为了人们交往的方式，而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不但表明权势者和无权者都在心照不宣的相互欺骗，也表明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无可救药。
所以，在极权专制统治下，不仅舆论宣传是虚伪的，甚至连虚伪本身也都是虚伪的。这是因为，宣传者本身都明白这种舆论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口是心非的蛊惑。尽管如此，宣传者仍要在人民面前强装成气壮如牛，真理在手的样子，并且指望别人能够信以为真。如若明明知道自己的假面具已经被戳穿，还在那里一本正经地作假，虚伪也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一方面统治者并不刻意掩饰自己为非作歹，践踏民主，剥夺自由，用人民的福祉去祭祀法西斯主义的恶行，对于民众的不满和怨愤也心知肚明，故意装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清楚统治者的口是心非，明白在崇高的字眼儿下面，这伙流氓正在剥夺自己的自由与民主的权利，侵害自己的利益，但出于对当权者的恐惧，故意装聋作哑，假装顺从与拥护。权势者与无权者彼此之间的虚伪被扭曲成为一场光怪陆离的闹剧，统治者在台上兴高采烈地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装疯卖傻地表演，人民大众则在台下故作虔诚地注目观看，装模作样地叫好、鼓掌。
作为普通人而言，求得生存是其本能，如何生存则受观念的支配。由于人的意识有限，因此权势很容易利用意识形态对人操纵。这从反面证明了理性思想的重要，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正通过外在的暴力控制和内心自我恐惧，成为官方的、主流信念的时候；当人们将自己并不尊重的理念作为信仰的遮羞布与挡箭牌，用以掩饰自身的恐惧和维护眼前利益，并为屈从权势寻找借口的时候；当人们随着自身阅历的增长，看穿极权统治的谎言不断露出破绽，而采取逃避抗争，消极处事，继续努力迫使自己去适应这个谎言世界的时候，犬儒主义和民粹主义便会乘虚而入，深入人心，大行其道，比虚伪还要虚伪的社会现象就会泛滥成灾。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曾经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被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看似或貌似“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独立自由的鲜活个体的人而存在，而作为依附在一部机器上的纯物质的“机器零部件”（一个齿轮、一颗螺丝钉）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宣传工具、国家的使用工具、某个统治者的统治工具。
作为极权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很清楚，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最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这个制度下的每个人都甘心情愿地为这个体制服务，同时使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无比壮丽的崇高的事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只用外在的强迫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是，要教会人们把这项事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就需要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一种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并使这种信仰成为他们必须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统治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如果在实施极权专制统治时，使人民由于麻木与愚昧感到不到压迫的痛苦，甚至欢迎这样的压迫，一般说来，极权主义的统治就已经获得了驱使人民遵照独裁者的意愿行动的成功。
即便是德意志这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够保持个人的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专制极权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自身以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当生活在有着极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极权专制的体制下，当每一个人都被说成“人民才是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公民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只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一旦这个国家被某个政党，被某个独裁者变为杀人机器时，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书中言道：极权社会将会丧失个人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而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无法想象会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保障。如果，失去了这一切，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若是只能苟且偷生地活着，那与动物牲畜或者一部机器还有什么区别？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或许，人类的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当献身于一种信念或是一种价值观，并用极其认真的态度和行为去践行这种信仰时，一直不清楚或不明白自己所实践的，只是一些非正义和非人道的，或者说是荒诞与罪恶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