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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篇1:杜导斌：“国有”？还是“官有”？
杜导斌：“国有”？还是“官有”？
发布时间:2012-06-22 09:00 作者:杜导斌 点击:315次
[凤凰网]引《法制日报》报道，黑龙江省6月14日颁布了《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其中规定企业探测开发风能及太阳能资源必须经过气象部门批准，而且探测出来的资源属国家所有。
该报道引黑龙江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去奇的话说，“近年来，黑龙江省一些企业随意探测开发风能、太阳能资源问题非常突出”，同时还引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的话说：“中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气象灾害偏多，气象立法可超前”，黑龙江因此有出台了“首个规范气候资源利用的地方法规”，“对企业开发探测风能、太阳能资源进行规范。”
但是，黑龙江对风能太阳能进行立法“保护”的做法，在网上得到的评论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民间舆论普遍认为，黑龙江的这种作法是公权力的再次胡作非为，企图将自然赐予人类的公共资源劫为己有。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企业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是应予鼓励，还是应予限制？作为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相对于日益接近枯竭的化石能源，具有不可言尽的诸多优点，可谓能源产业发展的潜在方向。当今世界，哪个国家能在清洁能源领域占得先机，哪个国家就极可能在21世纪乃至今后的全球经济中取得优势。因此，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为国家政策所鼓励，国家从税收等诸多领域给予优惠，任何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抑制措施，都是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相违背的。由于目前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的技术尚未成熟，前期投入相对较高，因此，降低而不是抬高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产业的准入门槛，鼓励企业进军这个领域，才是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行为。黑龙江在这个领域设置审批权，毫无疑问，是抬高而不是降低了准入门槛。
其次，我们得弄清楚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需要不需要“规范”，如何“规范”？经济离不开法治，产业竞争往往导致无序，适当的法律规范确实是必须的，但是，至少在目前，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还只是起步阶段，里面的很多问题尚未暴露出来，黑龙江气象部门称要对企业随意探测开发风能、太阳能资源问题进行规范，请问怎么规范？一个气象部门，难道对风能太阳能产业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再次，我们得弄清楚什么叫“国有”？《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称“探测出来的资源属国家所有”，那么，什么叫国家所有？气象局所有是不是国家所有？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一切权力和资源都应当归人民所有。按此推论，“国有”就不是“官有”，不是政府所有，更不是哪个政府部门所有，而是人民所有。黑龙江的企业是国家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法人，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风能太阳能资源由黑龙江的企业自由利用，创造财富，增加就业，向国家纳税，就是国家在使用。相反，把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资源的权力交给黑龙江气象局审批，黑龙江气象局通过运用审批权收上去的钱既不是税款，也不是全部交给公共财政支配，而主要由黑龙江的气象部门这个小集团坐享其成，这恰恰不是国家所有，而是把原本国有的资源非国有化，官有化。
虽然出面对立法作出说明的是黑龙江人大法工委，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推动这次立法的真正动力在黑龙江气象局，或者在国家气象局。气象部门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地推出这样一个法规？该报道的最后一句话泄露了天机，报道引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的话说：“气象法规范了……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等活动，明确了气象部门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计划体制和相应的财务渠道，极大地调动了中央和地方发展气象事业的积极性。”把这句官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通过这么样一个法规，我们可以收到钱，因此很积极。黑龙江出台这个法规的真实原因，不过是增加气象局的收入。
风能太阳能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大自然赐予所有人的免费资源，如果我们认可气象部门把这种无偿的资源据为己有，也许某一天，当我们呼吸空气时，都会有个权力跳出来声称：这空气是国有（我们）的，你们要呼吸，必须经过我们批准！
在国家出台《行政许可法》之后，在国务院三令五申要减少行政审批权的大气候下，黑龙江却反向而动，居然要把风和太阳都变成滚滚财源，是不是穷晕了头？
来源: 爱思想 | 来源日期：2012年6月18日 | 责任编辑：邵梓捷
杜导斌篇2:杜导斌：论教子———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杜导斌：论教子
● 杜导斌
一 人们常常夸这个孩子那个孩子聪明。夸孩子的人们常常说，孩子聪明不聪明是天生的。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孩子聪明不聪明，除极少数因基因或疾病导致发育受阻的例外情形，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教育与不教育、教育得当与不得当的结果。 每个孩子来到这世上时都是一无所知，这说明，孩子后来掌握的任何知识，都是外界输入的。这点大概不会存在异议。存在异议的是，孩子获得知识的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外界输进去的？我认为，同样是外界输进去的。我们可以借助于电脑来解释这个问题。孩子的大脑与电脑有某种相似之处。开始它们都是黑屏的，是个呆疙瘩，里面什么也没有。对电脑，我们一次性给它安装进去整个程序，然后它才能正常使用。对孩子的大脑呢，我们无法一次性给他安装整个程序，只能一个信息一个信息慢慢地给他输进去。输进去越多，大脑里的信息量越大，同时，大脑里负责读取和处理信息的那个器官或脑功能区（cpu）也因不断得到锻炼而增强。它不仅发育得能处理更大的信息流量，而且不断刺激大脑产生对新信息的需求，孩子自然就越聪明。输进去越少，大脑里的信息量少，连带接收和处理信息的器官也因未得到充分锻炼而不够强大。它不仅读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弱，而且对大脑产生需要新信息的刺激也少，这样的孩子能聪明起来吗？ 上面的观点并非仅仅是个比喻，而是有儿童生理学和心理学依据的。从零岁之前开始，也就是胎儿的后期，大约七个月左右，胎儿耳朵发育得初具形态。从这时开始，胎儿就具备一定的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了。屋子里如果出现大声说话或其它大的响动，正在母亲肚子里伸胳膊踢腿的胎儿就会安静下来，放个唱歌的机子在起伏动荡的肚皮上，马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宝宝在听着呢！呱呱堕地之后，三个月之前，也就是听觉系统发育完好之前，孩子主要依靠皮肤接收外界信息。这时候既要多与孩子眼对眼直视，多跟他说说话，多让孩子看看周围的东西，多放些音乐给孩子听，帮他发育视觉和听觉，同时，还要多在孩子身体各处抚摸。直视、音乐与抚摸不仅是关爱，更重要的还是copy。就是把大人给的信息和周围的信息输进孩子的大脑，同时锻炼孩子大脑里负责读取和处理信息的器官，让它这里发出的信号能得到肌体的优先处理，使它在各个器官发育时对身体资源产生的竞争中处于被优先供给的位置，从而发育得更快更好。借电脑打个比喻，这也就是在帮助孩子做大做强他的cpu。植入的信息越多，孩子大脑发育越快，相应的，他读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发育得越快。 三个月后，孩子听觉系统发育得比较健全了，就要多跟孩子说话，多讲故事，多读书给他听。讲故事时要设法吸引住孩子的注意力，有时候可以借助于绘有漫画或花里糊哨的故事书，可以边讲边做动作，做各种怪相，逗他。逗孩子的道具不宜过于新颖，以免冲淡主题，勾引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不相干的东西上去了。培养孩子对学习的乐趣，是许多父母梦寐以求的事，可这个目标很难达到。所谓天才少年，说穿了，不过就是对知识特别敏感，不用大人督促，自己就能从学习中找到乐趣，并且学习很可能还是他最大的和唯一的乐趣。这有点可遇不可求。不过，让孩子不对学习产生恐惧、厌倦，让孩子对学习保持某种程度的兴趣，应该还是做得到的。要做到这点，头一条就归当孩子不想看到书时，千万不要强迫把书塞给他，另一条是从小就读书给他听。几个月的孩子听不懂书里的内容，但他会观察大人，观察大人喜怒哀乐的神情，进而不自觉地对大人喜怒哀乐的来源产生好奇。所以，对六个月左右的孩子读书，主要是读大人自己感兴趣的书。读的时候要读出声来，把自己的快乐与不快都外露出来，露给孩子看。表情不妨夸张一点，好玩一点，努力在他小小的脑袋里刻上一个深刻的映象：呵，那书里原来有那么多吸引爸爸妈妈的好东西！给他一个从书里可以得到无穷乐趣的设置，促他产生从书中满足好奇寻求快乐的欲望。 再大一点，就要多与孩子做游戏。一岁左右的孩子主要从童话和游戏中学习。童话讲得越多，逗得越多，游戏越多，孩子笑声越大越多，他今后就可能越乐观，遇事会越有办法，越聪明。故事讲得少，逗得少，游戏少，孩子今后就可能木讷，内向，缺少信心。 一岁后，孩子会说话了，要让孩子多认识事物，想方设法给孩子的大脑里输进去多一点的图形和词汇。大脑里的图形和词汇多，在这些图形和词汇间建立关联的机会自然增多。大脑在关闭意识控制功能后对存储的图形和词汇进行甄别和整理的过程以梦的形式为人所知晓。醒来后对梦的回忆则是把自动进行的甄别和整理的结果送交打开后的意识控制功能予以检测，判别正误。疯就是意识控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下，存储的图形和词汇间在自动产生联系。将大脑里存储的图形和词汇进行甄别和整理，判别其对错，在它们之间和在它们与外界事物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联系，就是思维。给孩子多输些信息，就是在培育孩子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智力的核心。不过，在给孩子输入图形和词汇时也不要贪多，猴子拔萝卜式的记住后面忘了前面也效果有限，而且可能造成孩子不能集中精神于一点的不良习惯。教给孩子东西时，一定要有耐心，多重复。光“爸爸”、“妈妈”这两个词，要让孩子会讲，能把嘴里说的与眼前的人对上号，有时候就得重复百遍千遍。这没太大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不是说需要重复的次数越多孩子就越笨，不要从这一点就对孩子作整全性的结论，不要从这一点就过早对孩子丧失信心，放弃对孩子大脑的开发。孩子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某一点不“亮”，说不定在另一点更“亮”。此一时不“亮”，不代表彼一时也不“亮”。关键是对孩子要有爱心，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一遍不行，就来两遍。两遍不成，就来三遍、四遍、五遍、六遍……。这种方式方法不中用，咱就换种方式方法。换一种不行，咱就再换一种。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不给孩子“真笨”的心理暗示。大人如果反复念叨这个孩子笨，孩子就很可能真的相信自己笨得没治。这种从小就被植入的劣势心理，是根深蒂固的，会陪伴孩子一生，会压迫得孩子再也难以抬起头来。而如果孩子自信，不断努力，他的一生完全可以获得成功。 教孩子时，要设法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你要教给他的东西上来。如果孩子注意力不在你想教给他的东西上，再怎么焦躁，再怎么训斥，也是白搭。这是大人方法不得当，不是孩子不聪明。自己没抓住孩子的兴奋点，没抓住孩子的注意力，光怪孩子，这样的父母实际上是自己无能，连带孩子受累。 抓住孩子注意力的方法，首先得让孩子养成与大人眼睛对眼睛直视的良好习惯。要反复对孩子强调，与任何人说话，都要把眼睛直视对方的眼睛，耳朵听着对方，不能“不对眼”，不能游目四顾，不能眼睛看着这个耳朵听着那个。专注和倾听，是准确读取信息的能力，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是大脑正确分辨、处理和输出信息的前提条件。这个能力对孩子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能力如果不具备或低下的话，要想学好知识，要想成绩好，要想事业发达，都将面临困难！许多孩子成绩不理想，为什么不理想呢？同样的课本，同是那几个老师教，为什么有的孩子成绩好，有的孩子成绩差呢？当然原因可能有许多，但其中专注和倾听的能力高低不同，应该是在孩子间区分出高低的基本因素。课本和老师的知识是同样给的，但从课本和老师那里拿知识的能力却高低有别。专注和倾听的能力有所不足，从老师那里拿知识的能力自然就大受影响。专注和倾听的能力是一到两岁间要重点加以培养的能力。 抓住孩子注意力的第二种方法是夸奖。幼儿教育专家们常说，好孩子不是打出来的，不是骂出来的，是夸出来的。批评对孩子的兴奋点产生抑制，夸奖对孩子的兴奋点是正反馈，能将信号放大。孩子非常在乎父母的关爱，小脑袋经常会挖空心思地设法引大人注意，讨大人欢心。什么事能得到大人的关注或奖赏，他往往就多做这种事，什么事受到批评或被冷漠对待，他就会不做或少做那种事。奖励与批评，热情与冷淡，是教育小孩子的十分称手的常用工具，是远比巴掌和拳头管用得多的教育手段，是大人握在手里的“牵牛绳”。大人往哪个方向牵，孩子就会往哪个方向走。大人不牵，孩子就会丧失方向感，要么乱走一气，要么就会被别人牵了去，甚至被坏人牵着鼻子走。 抓住孩子注意力的另一种方法是保持适当的新颖感。有些游戏孩子特别喜欢，会一而再地要求“再来”。当然得再来。但也别一次让他玩老了，没兴趣了。得悠着点，给他保留点余味，保留点新鲜感，让他明天还要“再来”。有的父母喜欢逼孩子背诗背书，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个必要。孩子喜欢背当然应该鼓励，如果不喜欢，只是大人强制性要求，我认为就没那个必要。孩子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却被要求反复重复背诵，这有点重复建设的意味。有那个时间，不如让孩子接触更多新信息，让孩子对知识保持新颖感，好奇心。当然，关键还是要让孩子感觉到乐趣，在快乐中不知不觉地学习，而不是压抑，压抑是达不到教育目的 的。强迫孩子背诗背书，就是压抑，会让孩子厌倦，对诗书产生反感、恐惧等逆反心理。这不是教育，而是破坏教育。 教孩子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幼儿期教育的中心课题。对孩子，不要用棍棒和拳头说话，不要把厉声呵斥作为教育孩子的常用方法，更不能把暴打视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要多跟孩子讲道理。说小孩子听不懂道理，“三句好话抵不上一巴掌”，那是没本事的大人迷信的歪理。这些大人不懂得要用合适的方式，不懂得要用孩子听得懂的肢体语言或话语跟他讲道理，因而错误地把粗暴当成了教子良方。一两岁的孩子确实不懂什么道理，但他懂得“看眼色”行事。干什么大人高兴，干什么大人不高兴，小孩子是知道的。这个时候脸色、眼神、手势等肢体语言就是他听得懂的“话”。一个阻拦的动作，一个不理睬，往往就能让孩子吓得赶紧往大人怀里扑，哪里还用得着巴掌拳头？与孩子交流得越多，肢体语言越为孩子所熟悉，这些肢体语言在孩子面前的说服力就越大。小孩子掌握的词汇非常有限，跟孩子讲道理，就得借助于孩子已经接受和理解的语言讲。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读取和处理未知的知识经验。理讲多了，孩子掌握的新词汇岂不是就越多？能理解的道理岂不是也就可以逐渐深刻起来？如果最浅显的道理都不跟孩子讲，不让孩子明白，孩子又哪来接受和理解更深刻更重要道理的能力？对孩子实行以理服人，孩子长大后行事为人就会顺着理来。用暴力与孩子交流，孩子不明理，自然就只会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优先选择。 教孩子以理性，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培养孩子按规则行事的能力，二是要培养孩子独立寻找目标并采取合适手段去实现目标的能力。第一种能力是成为一个正常人必须具备的能力，是成人的必要条件。第二种能力既是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必须具备的能力，是成人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是成为一个人才所必备的能力。前一种能力具备或不具备，就把人区分成好人与坏人，后一种能力有与没有，高或者低，则把人区分为贫富贵贱的等级。除了那些过于糊涂的父母，教给孩子按规则行事的能力一般父母都会。农村有句俗话：“只养不教”，是句骂人的话，就是证明。一般来说，对某些伤天害理的苗头，和为公序良俗所鄙视的行为，稍为关心儿女成长的父母，哪怕是文盲，都会对此发出明确的禁止性的命令，当孩子作出违反命令的行为后，会予以批评指正乃至施以惩罚。相比之下，教给孩子独立寻找目标并采取合适手段去实现目标，就不是普通家庭所能理解和重视的了。大约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天下能成才的孩子总是少数。要让孩子具备这种能力，从一岁左右开始，就得有意识加以培养训练。额外的好吃好喝好玩，不要轻易就白给。不能孩子一哭就什么都让他得到，要避免在孩子大脑里建立起不讲理不努力与好东西之间的因果链条。得弄出点“理由”，好东西得是在孩子先作出某种努力，然后才给。这是要让孩子慢慢明白，讲理和努力才能获得好东西，不讲理不努力，想要的好东西就得不到。孩子跌倒了，除非摔得太重，如果只是“啪”的一下小屁股落地了，或扑倒了头没着地，不要去哄，也不要去扶，要鼓励孩子自己站起来。他自己站起来了，就给掌声，给奖赏，赖在地下不起来，就别去管他。赖会，自己没趣，他自会起来。 两、三岁的孩子最容易犯错误。错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有时候让人伤透脑筋，有时候让人笑破肚皮。错误发生后，孩子会从大人表情上得到的反馈校正自己。对待孩子错误的方式是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很多父母喜欢用“乖”“听话”之类的标准教育孩子，以自己的意志和偏好为准绳，严格要求孩子与自己保持一致，孩子的言行只要不合自己意味，就视为犯错，加以批评，训斥。有的父母对孩子“要求很严”，要孩子“不能犯任何错误”，或一概要求“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遍”。这是不对的。对孩子一般的错误要宽容，有时候甚至要鼓励孩子犯错误，让他在错误中学习。可以这么说，孩子的胆识是在错误中树立起来的。什么错误都不敢犯，也就什么事都不敢干。这样的孩子终生难有作为。只有打小从错误中吸取了充足的经验教训，孩子才会形成分寸感，会从后果而不是单纯从意愿出发作选择和作决定，才知道哪类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哪些事要怎么干，不能怎么干。允许犯错也是给孩子适当的自由度，让孩子能按自己的兴趣和偏好选择，有利于在试错性的尝试中获得特殊经验，形成特长。孩子的错误多是微不足道的小错，没必要搞得惊天动地的。只有四种错误要认真对待，必须加以批评或甚至施以适当处罚。这四种错误是，危及生命，伤害他人，拿别人的东西，不诚实。前面三类，一般的父母都会注意，第四种错误，许多父母就不见得会认真对待。以我的观点，前面三种大错避免了，可保证孩子成长为正常人，第四种错误能避免，才有可能进入精英行列。这种错误应该属于大错。孩子不论犯了什么错，只要他诚实地予以承认，就说明他知道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自然会成为能把握住自己的人。如果表现不诚实，孩子就不会重视行为的后果，分不清诚实努力与偷机取巧的差别，那么，他长大后就可能“偷天换日头”的什么都敢干，或者不顾后果胡作非为，或者不能承担大一点的责任。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建议的方法是，孩子犯了任何错误，只要坦白承认，都予宽恕，只及时指正，不加深究，只有不诚实是肯定要加以认真追究的错误。关于错误，已经在《论错误》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说，这里就不多重复了。 民间有句流传很广的俗语：“三岁看八十”，这话不一定是真理，不过，它应该是经验之谈。孩子在三岁前学到的东西，很多会被忘掉，但他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我开发的能力，大脑与外界信息的输入输出必须的那个“USB接口”及其“驱动程序”，却是三岁前就必须开发得初具形态的，这些能力会不显山不露水然而以“路径依赖”的形式暗中影响孩子一生。所以，在孩子三岁前，做父母的一定要多在孩子身上花功夫。如果这时候不肯在孩子身上“浪费时间”，那我就告诉你，这可是在做你平生最大的一笔长线投资，是一笔一本万利的投资，并且还是赢得起输不起的投资。这个时候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孩子大了后需要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会越少；花的时间越少，今后需要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就会越多。不仅如此，这还是一笔幸福基金，孩子小的时候多陪孩子是幸福，孩子上学后成绩好，是幸福，长大成年后有所成就，还是幸福。相反，这个时候不肯多陪孩子，是丢失最大的幸福，孩子上学后成绩不好，是心烦意乱，长大后不成人不成器，那就更是莫大的失败和痛苦。 二 孩子上学后，有的父母喜欢教孩子，帮孩子做作业。对此我持反对意见。我认为，让孩子受到制式化的正规学校教育是老师的责任。老师是专业教师，学有专攻，课本上的内容年年教，几十年都靠那几本书吃饭，想不研究透都难。他们不比我们这些业余老师强？充什么能？我们该做的事，是配合学校教育，给老师做助手。大人不是什么都教。父母的责任主要是承担学校老师不教育，或教育的效果不如父母言传身教的部分。我认为父母要做的主要有五个方面：生活保障，良好生活习惯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培养，问题排查和纠正。 生活保障，主要内容是保护孩子的安全、健康和衣食住行，让孩子无忧无虑，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吃好喝好玩好睡好，让家庭成为孩子幸福温暖的“窝”。这样孩子就不会生外心，不会到家之外的社会上去寻求温暖，自然也就远离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生活得好既是关爱，也是羁绊。在家里什么都能满足，他就与外面种种邪恶的东西隔离开了，自然不会对外面的东西起非份之念。在家里享受幸福生活，他一生就会留恋同样的幸福环境，会去创造同样的或者更加幸福的条件。幸福将会是孩子生活和奋斗的原动力。 很多人不清楚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人一生有多么重要。比如说，有些贪官走上不归路，就与他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这种不良习惯包括，过多的物质与异性占有欲，占有数量上的尽可能多或质量上的尽可能好形成了他行为的“原欲”、“本我”，这种欲望驱使他不断去冒险。要去除人的占有欲是不可能的，也没这个必要。但要避免占有欲畸型发育，那么从小就应对孩子保证供给。只要孩子的要求正当，就尽可能满足，避免童年极端匮乏的经历在成年后发展成畸型的强烈渴求补偿的心理冲动。所有不正当的要求，过分的要求，应当断然拒绝。不论多么有钱，都不能无止境地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特别是无理要求，绝对不能满足。拒绝的同时，得向孩子讲明个中道理，这是教育的好时机。不良习惯还包括不会花钱，任意花钱常常会导致不择手段去捞钱，如果养成有所节制的花钱习惯，相当部分贪官会避免悲剧。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很多，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喜欢强制行事。我认为，正确的方法是给孩子以适当的自由。给他以属于自己的空间，让他在自己的空间里独立自主去选择、决策、料理，让他形成某种自我满意的秩序。大人只从旁边给予提示、建议，发现某些不良习惯时，给予批评指正，帮助孩子理清生活的条理，形成条理化的习惯，建立某种自我评判的标准。良好生活习惯固然重要，自由独立的人格可说更加重要，不能因为要培养某些生活习惯，就对孩子滥施强制。 孩子的学习习惯好或不好，老师大多是不大管的。老师的主要责任是讲好课本上的内容，对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学大纲上似乎还没有要求，中国的大多数教师目前似乎也还不具备这种能力。这自然就应该是父母操心的事。良好学习习惯的头一项就是分清学习与玩耍，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学习，不能打野走神，学习的事完成了，就要给予孩子适当的玩耍时间。孩子不是读书机器，玩耍与活动同样包含有一定的学习成分，有益于培养孩子健康快乐的性格和社会交往能力。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爱玩，玩不是错误，孩子为玩而拒绝学习才是错误，大人强迫孩子一刻也不能玩，则是更大的错误。第二项是养成对时间和学习内容作出初步计划的习惯，主动性在计划中，对时间缺乏计划，就很难争得学习乃至人生的主动权，很难成为佼佼者。第三项是培养某种连续性的习惯，比如记日记，或者弹钢琴，如果孩子喜欢，就要设法鼓励孩子坚持下去。这种事贵在保持兴趣，贵在坚持，点滴积累，而不是每天都强制要求大强度训练。大人不能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补偿自己证明自己的工具。第四项是养成当日事当日毕的习惯，能作到这一步，基本上就不必担心不勤奋。 道德品质的培养虽然不单纯是大人的责任，课堂上有这个内容，语文课、英语课、思想品德课都会涉及到道德品质。然而，课本上的多数是些大而化之的教条，生活中对个人行为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那些细致入微的东西，只有亲身经历，以“吃一堑长一智”的方式才能逐渐在内心生根。此外，天下的道德五花八门，各民族各地方有特定的经过历史传承逐渐生成的共识，这些行为规范从来没有得到过全面而清晰的阐述，它们往往存活于民间，在代际间隐性传承。特别是形成价值观的部分，父母的言传身教是课堂学习所代替不了的。意志品质则通常比较显豁，主要是持续不断的投入以实现某种目标的意志力，既有志向又能踏踏实实付诸实施的行动能力，遇到挫折不轻易放弃的韧劲与毅力，在顺境时能把握住自己不做过头事、在逆境中能从消沉中解脱出来的心理平衡能力，具有一定的抗环境干扰的能力。这些意志力，都不是普通的能力，可以说都是成为精英的必要条件。它们都不会不请自来地进入孩子的素质之中，不会一次性地在孩子身上生成，也很难从纸面上学到，都必须在亲身经历中学习养成。在孩子每遇到涉及意志问题时，大人都应该及时给予指导，经过反复练习，上述良好的意志品质才能为孩子所拥有。 孩子成长过程是漫长的，这期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孩子清楚，能主动向大人求助，有些问题孩子根本意识不到，大人只有通过细心观察和分析才能发现问题，找准症结，帮助孩子解决。最典型的比如孩子学习兴趣不高或原来很高突然发生下降，这里面的原因就可能千奇百怪，有些是孩子不愿意告诉大人的，比如在外面结交秘密团伙，受到威胁，精神被挟持，与男（女）同学发生性关系，等等，大人如果马马虎虎，不细心观察了解，根本无法对孩子提供帮助，只能干着急。所以，与孩子保持无话不谈的、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亲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三 拉拉碴碴写了这么多，似乎我教育孩子特别成功似的。情况并非这样。天底下教育孩子比我成功的不知多少，如果单纯以成功论教子英雄，哪里轮得到我？之所以写下这么多，之所以出版这本书，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有个心愿，有个目的，二是我有特殊的机缘。 先说心愿。我认为，传统文化中以“三纲五常”为特征的专制内容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把根深深扎在家庭里。政治上的等级压迫性的统治植根于家庭的等级压迫性伦理。正是依赖于亿万偏爱专制的“家长”，专制独裁的统治大厦才得以屹立几千年不倒。几千年的专制传承，以至于在专制的统治者与专制的被统治者之间达成了共识：统治就应该是专制的、压迫性的，换了任何人来统治这个国家，都会专制，都只能专制。基于这种看法，解构专制也许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专制成分，毫无优点），从家庭内部开始，建构起自由平等关爱的家庭生活伦理。以自由平等理性的个人和家庭，支撑起自由平等理性的国家。这本书的内容，可说是我在教育孩子方面践行自由平等理性所作的尝试。出版它们，目的是把自己的尝试拿出来与读者分享。也就是说，这本书中所论，是以愿景为前提，而不是以成功的经验为前提。从逻辑上讲，单个经验也不足作为某种普遍理论的前提。 再说机缘。许多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成功的人们，之所以没有像我这个远远还谈不上成功的人出版教子方面的专著，是因为他们的教子是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的，用不着以信件、文章作为交流媒介。面对面交流肯定细致得多，效果也要好得多。我则不同。由于这些年深陷“文字狱”，与孩子咫尺天涯，不得不借助于信件这种相当原始的方式交流，这才有了书中的那些教子信函。写这些信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这些信中所及，也只是我与孩子交流的很少部分，大量的面对面的言语交流，不可能具有文字的形式。就是信件，收进这本书里的也只是其中的部分，还有大约五六封信，大概是里面有些内容被思想警察们断定为不宜让我孩子读到的，被扣留了，也有可能是在邮寄与收发过程中遗失了。这些信，这个版本是不可能收进来了。完整的版本也许得仰仗“德先生”今后赐予。 朋友嘱我将近些年中写给孩子的信结个集子，在国内出版。既欣喜，又颇感意外。欣喜的原因是，多年来我就盼望自己的文字能“出口转内销”，与国内读者见面，特别是与习惯于在纸面上阅读的读者见面。意外的原因则在于，没料想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尽管我的哲学论文和政论暂时还不可能“回国”，但毕竟开了个好头。收入这个集子里的，全部是与孩子相关的文字。23封写给孩子的信，是主要部分，另外还有两篇散文，两篇论文，也都与孩子相关。这些年里，我在教育孩子方面作了些研究，感觉有些新的见解，也大体上经过了个人切身经历的验证，有别于《朱子家训》、《颜氏家训》、《曾国藩教子书》等传统家教理论，希望对生成有别于传统家长式教育的、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家教理论有所助益。 （本文系为《杜导斌家书》写的“序言”） 2011年4月于蒲阳
杜导斌篇3:杜导斌：儒家文化的优与劣
在霍布斯描述的丛林社会中，人与人不存在关爱、信任和合作，社会完全没有组织，身处这样的社会，没有任何安全感，随时随地可能被消灭，也随时随地可能出手消灭任何人，每个人对他人都是一头野兽，每个人都是他人的敌人，整个社会处于无穷无尽的“人与人的战争”之中。应该说的是，如此恐怖的社会并非完全虚构，希腊文明之前海盗横行的地中海，中国历史记载中某些父不认子、子可杀父妻(庶)母的野蛮民族，历史上因极度饥荒发生人吃人的年代，今天某些动辄相互间痛下杀手的黑社会，那些毫无诚信商业欺诈盛行的地方，都为丛林法则所主导，都带有人与人时刻处于战争状态的特征。
儒家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应该说就是把中华及周围民族带出了野蛮，带进了文明。儒有时被解读为孔孟的学说，这显然是建构主义者的误解。孔子说过，他是“述而不作”的。从在孔子之前已基本成形的《诗经》、《易经》和记载了“春秋”两百余年史实的《春秋》，以及后来追记的《史记》中，可以看到，孔子在《论语》中阐释过的思想观念，几乎都能在他出生之前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找到相同、相当或相近的阐述，或者前提。孔子也以先于他五六百年的周公姬旦的继承人自居。也因此，后来儒家把道统的奠基人定为周公。
从文明进化的角度看，周公的思想和制度不可能凭空而来，必然其来有自。可能是出于这种见解，儒家把儒文化的发端追溯到尧舜。然而，尧舜即使是某些被认为成功的思想与制度的发现者与建构者，也同样只能是对环境的回应。“成功”“失败”这些评价，就是环境与学说、制度互动的产物。这就是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呈现出以儒为轴的样子，固然有某些圣贤“天启式发现”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华夏民族千万年间难以计数的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互动，在事实与理念、保守与创新、发现与被发现、选择与被选择、认同与淘汰、成功与失败之际，亿万人共同创造，缓慢积累，才形成了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常常被人视作中华文明的特有成果，然而如果我们把儒置于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中，与其他文明成果进行比对和考察，不难发现，儒文化之所以在东亚数千年间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具有世界所有成功文明具有的某些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就是：
一、对理性的推崇与对野蛮的贬斥。儒家把道德作为解决丛林社会的方案，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也是古代“两河文明”、古希腊文明、基督教、佛教等文明的共同特征。虽然各文明对道德的理解和阐述有所区别，但最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如亲人间应当相互关爱，共享资源，而不应该独吞，邻里间应当相互帮助，不应当彼此仇恨等，在各文明间是相通的。这些最基本的自愿遵守的行为规范可称之为善良行为规范，犹如野禽毛皮里层起实质保暖作用的纤细绒毛，对于人类相互友善对待，结成社会以谋取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些积淀在文明最底部的善良行为规范，不仅构成中国，而且也是构成今天世界文明的基石。它们让人类见面时相互问候而不是横眉怒对。
儒家至今还被视为优良资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最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保存于儒家典籍之中，是由儒家系统阐释出来或存在于其暗示之中的。在这些最基本的范式之上，儒家提出了更高更多的道德要求，特点是：其所阐释的道德是高度理性化的行为规范，要求进入社会的个人必须是高度理性的人，而非野蛮人，并把这种主张融入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化的学校与官员职责性的风教的形式中，施加于整个社会之上。这点对于把中国乃至东亚从野蛮带入文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对有强制力规则的阐释与建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因畏惧而不得不遵守的规则，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当行为规则，是所有文明进入高级阶段的共同特征，虽然规则的内容各有不同。儒家，以及源生于儒后来又在儒家义理法典化过程中与儒合流的法家，在中国历史上阐发、制定了一套自我完备的规则体系，形成既可作用于亲族之内，也可适用于亲族之外的赏善罚恶的一整套法制。这对社会国家秩序与中华文明的定型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规则的文化，儒家最为崇重的礼与法都是规则。如今散见于《春秋》、《尚书》、《礼记》等典籍中的周朝礼制，最后演进为以《唐律》为完整表现形式的法典。这些礼法既有宪法性规范(与惯例)，也有行政性规范，还有大量刑法和社会性规范。这些系统化了的成文规则，通过外在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法制形式，强行嵌入到个人生活中形成畏惧性的约束力，由此，破坏性的行为不获支持，受到排斥与制裁，以强制力为保障的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平秩序得以形成，中华文明获得稳定的基础，同时也在周围野蛮民族中成为榜样。
三、责任政府的组建与社会的组织化。区别文明处于高级还是低级形态的另一标准，是有否出现超越部落之上的，在大规模人群和广阔地域内维持秩序的建制化的责任政府。也许远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之前，华夏文明中就出现了负责制定和实施强制性法律，维护财产权，普及农业和济贫救灾，通过垄断暴力以提供公共安全的政府形态。由富于管治效率的官吏组成的政府，单一的君权，宗子继承制和高度完备的等级制命令服从体系，是人类所有社会由野蛮进化到文明都出现过的形态，这些正是儒家文化的政治性内容。
四、阐释了个人生存意义。追问生命的源头和意义是宗教文明的基本特点，儒家虽然没有对彼岸世界的建构，但《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历史记载中对立德立功立言者的褒扬，对尧舜理想人格的崇拜，与对非理性的桀纣的鄙弃，形成中华文明的信仰体系，为华夏民族提供了更高意义的生命境界与人生奋斗目标，同时也提供了必须和如何规避野蛮、下流、邪恶的带有宗教性质的教义。
即使从今天我们所获得的世界文明的视角看，儒爱的“五常”也不无合理成分。“仁”与博爱大体相当，虽说儒家的“义”、“礼”是等级化的，然而，“义”在核心内涵上与必须有某种普世性原则的政治预设是相通的，“礼”在等级制度之外还包含有尊重和维护他人并进而也维护自身尊严的作用，“智”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无论中国还是全人类，都不可或缺，“信”包含有诚信、共识，是社会成员间得以合作的前提，对于稳定的任何形态的政治经济文明都是必要条件。仁义礼智信，如果摒弃其中的等级制内涵，对于平等的民主社会，大体都是崇尚良善拒绝邪恶的可用的优良资源。
儒家文化确有优点，然而，它的缺陷也很多。“内圣”固然不坏，“外王”却极可能使自身凌驾于周围环境之上，因此丧失平等权利者的平等认同。儒家道德的缺陷在于，对理性的强调达到迷信和偏执的地步，没看到欲望在更深层面上的积极作用，断定人每时每刻都必须用理性来要求自身，约束自身，断定社会和国家有权处处以理性来强制每个社会成员——直至君主的几乎所有公共生活与私生活，缺乏个人自由的观念，自然的，儒家主导的秩序也就没有给自由留下太多空间。儒家的礼法，融汇了儒家义理的《唐律》中的极少部分，仍然可能适用于今天乃至未来的中国，但极大部分显然不再适用，不可能仍然作为中华的法律。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今天看来不过是个小康社会的理想，是个相对低端的目标。
儒家学说中与现代社会最为格格不入的，则是所谓的“王道三纲”。主要依靠三纲，以儒为轴心的传统中国被建构成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国家。今天看来，儒家政治和社会文化最大的不足就是对单一权力中心的高度认同和尊崇，整个儒家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对这种单一权力中心的质疑和否定。位于这个单一权力中心之下的，对其起支撑作用的，是所谓与帝王共治天下的官吏，和一系列维持这种政治体制运行的原则、观念与制度。这种金字塔形的国家社会文化，无法适应一个扁平的以平等权利为基石，由宪法来规制的民主社会。总体而言，儒家文化是产生于封闭的等级化社会的文化，其中不乏合理成分，特别是其基本的善良行为规范，仍然可能在今后的中华乃至世界文明中发挥基础作用，但其基础之上的部分，则有些与现代开放社会格格不入，如果勉强用于现代社会，则无异于削足适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