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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京城最有势力的公子:“京城四少”丢尽了“公子”的脸
导语：2010年12月17日晚，北京王府井地区两车相撞并起火，近期事故的主角被爆是商界“京城四少”的两名成员——王烁和王珂。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尚未平息，“二少火并”又进入公众视线，再次触动公众敏感神经。泡女星、开名车，甚至干出斗气撞车、非法持枪的违法勾当，“公子”为何变成“公害”？回顾历史，真正的“公子范儿”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品质呢？[资讯专题：“京城阔少”火并 ]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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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所谓的“京城四少”，说的是汪小菲、王珂、汪雨、王烁四位富商公子哥儿。针对这个称号，知名专栏作家宋石男著文称“四少”们“最大成就只是不断搞女明星，或者被女明星搞”。事实果真如此吗？
傍靠女星步入“上流社会”
“京城四少”中的每一位的成名几乎都与女星脱不了干系，以汪雨为例，先后被传出的绯闻对象从张敏到赵薇，从黄奕到陈紫函，可谓琳琅满目。而汪小菲更是因为与张雨绮谈恋爱而为公众所知，与大S的闪电婚姻更是一度将之推上娱乐头条。此次“火并”事件中的两位主角亦不例外，王烁爆得大名是作为周迅的前男友，王珂引发关注则是因为他是演员刘涛的丈夫。无怪乎有人感慨，没有女星何来“四少”，宋石男更是讽刺他们是吊挂在女星的膀子上。
的确，隐藏在这个称号的背后是内地的一些富二代想获得名气，靠金钱攻势搭上女明星，从而获得进入上流社会的渠道。他们只是明星名气的一部分，满足的也只是民间喜欢八卦的欲望。这就像顶尖奢侈品不会在电视里向最广大群众投播广告，最漂亮的女人不会抛头露面演戏给大众看，真正有身份的少爷自有封闭的小圈子，绝不会与外人道。 [详细]
炫富好斗加剧“仇富心理”
新晋升GDP俱乐部前三名的中国，已经不缺富人了，“京城四少”就是他们的代表，但是，富不等于贵，富人更不等于贵族，富人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和文明礼貌的涵养，富人充其量是“暴发户”。以王烁为例，说这位“少爷”“穷得只剩下钱”一点也不过分。公开资料显示，他喜欢泡妞，与周迅有过绯闻史，坊间传闻王烁的杀手锏是豪华跑车泡妞，泡得周迅时豪车如下：劳斯莱斯跑车、法拉利599、奔驰G55、兰博基尼LP640黑、兰博基尼LP640敞篷白、迈巴赫62、宾利GTSPEED、阿斯顿马丁DBS。[详细]
炫富之余，王烁的嗜好之二是与人斗气，除与另一位“京城四少”王珂斗气外，去年7月15日晚上10时，王烁在新光天地商场地下车库，因行车与宝马X6司机刘某等人发生矛盾，纠集他人将刘的宝马毁坏。
更危险的是，富人炫富、逞强好斗，不仅是暴殄天物，更是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加剧“仇富心理”，更加剧社会的动荡。像王烁一样，当人们苦苦蜗居之时，他却不断用名车来炫富，这让人们为之侧目；如今更是敢于以身试法，私藏枪支，动辄当街用枪指人，撞车，毁灭他人财物，这就已经踏破社会底线，为富不仁了。[详细]
倚仗“特权”伤及公平正义
很显然，这些“公子哥”们行事乖张的背后，恰恰是他们一度享受过的“特权”自由。如前所述，王烁在枪指王珂之前，就曾因交通纠纷，纠集公司保安将他人的车辆损毁。这些行为其实早就违法、违规，却并没有及时得到严惩。其中原因何在，或许并不难懂。
更为有趣的是，这样一个私藏枪支弹药、公然在大街上打砸的人，在所谓“投案自首”之后，竟然于今年的6月取保候审、在家闲居了。这种车牌与这种待遇联系到一起的话，想必我等心中自有衡量，两者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还真是难说。
从二王事发时驾驶车辆的车牌来看，我们还能知道两个情况：特权车未必都是公务车，有些却是这样的人在使用。用金钱当然是可以交换到权力的，就像权力可以换到金钱一样，两者都是硬通货，而且互为表里。如果说特权令人痛恨，这种买来的特权就更为令人痛恨。因为特权的使用还有公务行为在其中，而买来的特权往往就真的是纯种特权，并且其嚣张的程度要超过真正特权很多倍。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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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京城四少”的种种行为实在有辱其名号。正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四公子”的称号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物堪称上品。
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士的世家贵族
话说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后人称他们为“战国四公子”。
作为世家贵族的他们，很多举动都为后世所传颂。比如，信陵君，窃虎符救赵的侠义；平原君重用自荐门客毛遂；春申君兴修水利造福后世；而孟尝君更是“世皆称能得士”。虽然后世有评论称此四人的礼贤下士有“作秀”之嫌，然相较今日那些只知泡妞开名车，而不知“才”为何物的阔少爷，他们的“识才”、“爱才”与“惜才”颇为难得。[详细]
明末四公子：才情斐然的风流名士
战国四公子之后，要到明末才有四公子继起：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四人均为风流名士，也是复社骨干，可说是从战国的“贵二代”演变为“文二代”。陈贞慧骨气最高，与吴应箕一同起草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檄》，慷慨磊落，掷地有金石之声。方以智是学问家，也是遗民，最后自沉于惶恐滩，余英时有《方以智晚节考》，精致详尽。冒辟疆是天生情种也是才子，传世作品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苑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语体文字的鼻祖。侯方域虽后来应清朝科举，也被孔尚任《桃花扇》狠狠地挖苦过，但总体来说气节不亏，他青年时代写给阮大铖的信，《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犀利如干将莫邪，传之后世。[详细]
清末四公子：卓尔不群的重臣之后
清末四公子虽知名度不高，然而作为重臣之后的他们既有“官二代”的教养、名位，又洗去了此阶级中人常有的骄矜纨绔之气。其人选有多种版本，较主流的版本是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和丁惠康。其中，陈三立又号散原先生，著述甚丰，其父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其子陈寅恪更是成为一代学宗。吴保初则是淮军将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甲午战败后，他上《陈时事疏》，直“以亡国之说，告之于皇上”，其勇可嘉。
当然，四人中名气最大的还属谭嗣同，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是标准的“官二代”。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还广结天下名士，是名满天下的维新志士。“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慷慨赴义，留下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唱。[详细]
民国四公子：当世称奇的传奇人物
民国四公子则因年代较近，而常被人提起，同样也有多个版本，但通常认为是张伯驹、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四人。论身家、论才气、论情史、论成就，在他们面前，“京城四少”就如小巫见大巫，只剩退避三舍顾影自怜的份儿。
其中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他晚年变卖家产以阻文物流失更是被传为佳话。张学良的一生为人熟知，无需赘述，后世评价虽争议颇多，然晚年“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的自嘲亦算真诚。
后两位更是身份特殊，一位是负尽狂名的末世王孙，一位是爱新觉罗家的“皇二代”。其中袁克文与大哥袁克定不同，始终反对其父袁世凯称帝。他写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就是劝谏其父的名句。他有名士派头也有名士技艺，长诗文、工书法、善昆曲。家道中落后，他加入青帮，属于大字辈的小老大。42岁去世时家徒四壁，丧礼由青帮操办，参加送葬的人却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喇嘛、青帮的徒弟，从他的住处直到他的墓地间，在沿途搭了很多的祭棚，天津的僧俗各界也来了不少。当然最突出的景致，还是那些系着白头绳、面容姣好、来路不明的女性。溥侗更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传奇人物，《群英会》一剧，他一人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出神入化、叹为观止。[详细]
清初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传奇剧本《桃花扇》，剧本男主角正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
谭嗣同既是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又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临刑前，他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死后次年魂归故里没，其墓联云：“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民国四公子：左上袁克文，右上溥侗，左下张学良，右下张伯驹，四人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差不多六十年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了今天，中国终于在经济上站起来，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站起来的标志之一，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如今神州富人遍地。富人多了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了贵族呢？
谄媚权钱的社会风气催生“四少”名号
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富人，而且有富人文化，称之为“暴发户文化”亦未尝不可。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是否有社会尊严、社会地位，不是看你的内在品质，而是由消费定性，看你穿什么名牌、开什么名车、住什么等级的房子、还有住在哪儿。这些都是身份的炫耀。这样一种奢侈之风如今到处弥漫。
正因为“暴发户”文化的大行其道，人们为了谄媚权力和金钱而热衷于“封少”。西方也有很多大官富豪，可西方的官员和富豪都是夹着尾巴走路，在公众场合很难区分谁是富人谁是官员。除了民主法治是维护多数平民百姓利益的体制外；还因为多数民众对有钱有权者不卑不亢不羡慕不嫉妒，使官员富人感受不到任何优越感。所以有钱有势者不会显摆金钱权力，不会炫耀“钱是老大”，更不会仗势欺人。一旦哪位官富自以为了不起显摆权钱，不但法律会找他的麻烦，民众也会对他之以鼻，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人崇尚“钱是老大，官是老爷”，处处表现出对权钱趋之若鹜，对富人讨好对权力谄媚，把“权钱”笼得“不作恶就会浑身不自在”，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为官作怅为富不仁。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健康人格独立精神，拒绝阿谀权贵，官员富人作恶的冲动和概率就会大为降低。“京城四少”称号背后折射出来的这些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 [详细]
欲再现真“公子”，先回归“贵族精神”
世人尊称为“公子”特别是“名公子”的，其门槛是很高的。一是其父的级别要高，一个九品科级或者不入流的小官吏的儿子，称“公子”会让人笑掉大牙的。二是其父是大官只是必要条件，本人还要有些文才，风流倜傥，长得不算丑，举止风雅，为人侠义。只是到了今天，上不了台面的“京城四少”将“公子”的门槛拉到了与权贵持平的水准。
于是乎，有人感慨当今中国有权贵而无贵族。究其原因，还得从历史说起，中国自秦之后，皇权坐大，相对独立、权责对等的“贵族阶层”衰微，“贵族精神”也失去了阶层支撑而流失。相应的，诡诈之术、厚黑计谋，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权和势利观念日益盛行。
那么，什么叫贵族？贵族精神最重要的品质又是什么？或许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丢得太久了，在一夜暴富的创富神话背后，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权力语境中，“高贵”一词含义渐渐模糊异化。所以风流倜傥荷尔蒙过剩的富二代星二代权二代们，若生得面容娇好，似乎就能忝列上流社会“贵族四少”了。
而在一个房产广告和娱乐会所，只会以豪奢、尊贵、帝王等语词自命时，“贵族”已经迷失。如秦晖所言，“贵族”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是指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后才是）富裕尊贵的人。而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只能叫寡头。贵族高贵，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
不论财富多寡，在这个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变革时代，在最需要公正的时代，我们应呼吁更多的贵族精神，以便在社会中培养起一种超越既得利益，捍卫社会正义的高贵品质。只有具备了这种品质的人才配得上“公子”的名号。[详细]
人们关注“京城四少”，与其说是关注他的财富地位，不如说是爱看他们与女明星的绯闻情史 。面对这样的“关注”，即便是王珂本人也不堪其扰，他在微博中直言自己不愿被冠以“刘涛老公”的头衔，也不喜欢“京城四少”这顶“黑帽子”。
莎翁说：一夜可以造就一个暴发户，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我们不需要赋予少数人以特权的贵族制度，但超越既得利益，捍卫社会正义的贵族精神却值得期待，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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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京城最有势力的公子:关于“四大公子”的历史社会学——四一博客
关于“四大公子”的历史社会学（吊膀子京城四少之续篇）
2011-10-08 09:46:56| 分类： 文史 | 标签：京城四少 四大公子 变迁 历史社会学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以历史的眼光看，没有一种评价标准是永恒的。譬如说，一千年以后，莎士比亚戏剧也许会被彻底遗忘而一张借条却成为最好的文学作品。又譬如说，两千多年以前，惟有风骨秀耸的世家贵族才能成为四大公子，而今天，几只胸毛都没发育出来的苍白的纨绔子弟就可以被称作京城四少。
评价标准的历史变迁，虽未必完全对应，但一定能折射时代风气、社会结构及民众心理的变迁。
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多为世家贵族，且都以善养士、精通治理术著称。因战国时代乃是中央集权崩坏，地方诸侯雄起的时代，也是攻伐频繁，危机十足的时代。在此时代，天子只具备理论上的合法性，诸侯及贵族世家才是真正拥有权力者。职是之故，四大公子自然多出世家贵族。与此同时，战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流动性极丰富的时代，布衣说客、平民智者而能为白衣卿相；鸡鸣狗盗之徒、引车贩浆者流也可能平地拔起。作为天子与民众之间的中间力量也是中流砥柱的世家贵族，必须发挥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充足流动性的功能。因此，战国四大公子，就必须重然诺、讲义气、有担当，天下朋友皆胶漆。社会如此期许他们，而他们也不辱社会的期许，终赢得闪闪发光的评价。
西汉没有四大公子之说，乃是因为西汉的中央政权相当警惕地方势力，不论是分封诸王还是地方豪强。其时地方豪强，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级，或由巨商转成，或由游侠登堂，飞扬跋扈，横行乡里，乃至与郡守结盟，成为与官方政权平行的一种势力。汉景帝对此即开始警惕，并有少数举措，至汉武帝则对地方豪强进行全面打击，收到良好效果。
东汉同样没有四大公子之说，及至末年，却有三君、八俊之论。乃是因为当时宦官专权，清流名士起而与之对抗，主要手段是通过号召舆论。名士要有公共影响力，须经过漫长的学术训练及丰富的社会阅历，青年人很难成为名士。中年名士既成主流，公子哥儿自难出人一头之地。
魏晋六朝，世家门阀的意味更深，所谓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人，社会流动呈板结状。但正因如此，阶层常以士族与寒族划分，二元对立形成，非三五个佼佼者可以脱颖而出。加上政治黑暗，世家贵族动辄因站错队招来杀身之祸，于是隐逸风气大行，竹林七贤等消极自由者成为主流——都这么低调了，哪里还有屌屌的四大公子出现的空间？
唐宋两代，科举大兴，平民阶层崛起。尽管仍有荫护和世袭，但并非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同和追求的方式。贵族暗淡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被重视和放大，公子哥儿遂常成为庸碌的别名。如此，则四大公子欲图浮出水面，也如水藻缠身的溺水幼孩一样困难。
抵至明末，文人结社风气大盛，庙堂江湖，均有其人。他们抢占清议之制高点，也就夺得舆论之风向标。四大公子重新抬头，且多出于文人世家，自是情理中事。其时对四大公子的评价，无非才、学、识、风骨。四者必居其一，集而有之者则最佳。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以此社会评价观之，均为一时之选。
及至清末，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风东渐，帝制可危。自太平天国之后，汉人士大夫崛起，酿成地方分权之势。于是督抚之权势地位，达到明清两代之巅峰。这时的四大公子，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丁惠康，均为重臣之后，可算“官二代”。但他们既有“官二代”的教养、名望，也洗去了此阶级中人常有的骄矜纨绔之气，终能赢得社会尊重，并在群星璀璨的时刻绽放夺目光芒。
民国初年的四大公子又有不同。这个时代之前，是剧变时代，这个时代之后，仍是剧变时代。而这个脆弱的共和时代，也是变动不居，复杂价值观博弈颉颃的时代。此期的四大公子，张伯驹、张学良、袁克文、溥侗，两个为军事强人之后，代表着权力的主宰者，一个为巨商之后，意味着士绅实业界的上升，还有一个为满清皇室之后，象征着政府对皇室的优待以及民情对其的眷恋。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公子，除了张学良外，全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及天赋，这也许暗示即使在民初浊世，礼或崩而乐仍未坏。
1949年以降，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运动，无论是贵族阶层还是士绅阶层，均荡然无存。从前是“礼不下庶人”，现在是不论庶人或士大夫，都不再有“礼”的光芒照耀。国家直接面对个人，几乎不允许任何非官方的中层组织和非官方的价值学说存在。在1980年代以前，凡是说到四大什么的，基本都不是好东西。比如陈伯达1946年写就，建国后一再重版的小册子《中国四大家族》，彻底将四大家族钉在红色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到了文革以后，一说到四，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张牙舞爪的四人帮……
1980年代后，民间社会开始复苏，在官方一元意识形态之外，涌现了更多虽在武力上无法与之对抗，但在优美、智慧与悲悯上足以秒杀前者的多元价值观。1980年代也被不少人称作中国当代史上短暂的文艺复兴时期。但众所周知，1990年代与19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经济门打开，而政治门关上。此期出现的京城四少，是四位经济学家。这饶富意味。它既反应了民间社会对学术的尊重，又衬出普罗大众对经济的艳羡。经济学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显学。其实经济学几乎没可能帮助任何个人发财，但这并不能阻挡穷鬼们对它的热爱，就像即使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粉丝可以碰到林志玲的一根腿毛，也不妨碍粉丝们一听到她的名字就惨叫。
时光流转，日历指向2011年。20年的经济腾飞，似乎喘着粗气到了一个临界点；20年经济腾飞换来的民众拥护或容忍，也似乎叹息着走到了街头拐角。如今，人们还没有解决很多前现代的问题，又裹挟着太多现代性问题，竟一头扎入后现代。
后现代的社会，是消解中心解构权威的社会，也是娱乐至死的消费社会。人们可能拥有一切但更可能失去一切。人们大声地喊叫，却没人倾听；人们一旦严肃起来，就是最滑稽的小丑。于是，新的京城四少出现了，王烁等四个不入流的富家小混混，除了一个略有红色世家气息外，基本全是暴发户子弟。他们最习惯的学历，停留在初中；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第一是搞女明星，第二是被女明星搞，第三则是为了女明星拔出枪指着争风吃醋的对手的头。
是谁将他们称作京城四少的？已不可考。也许是某个小报记者，在大排档喝高之后回去赶稿子瞎写的；也许是四少的某个小弟，突发奇想而编造出来，并在网络造势；还可能根本就是四少搞过的某个三流女明星，想想干脆封他们个京城四少，也不枉老娘陪他们都走过一程……
其实谁封他们为京城四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与民众为何对此信手拈来且津津乐道。这背后既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贵族世家消亡的失落，也有娱乐时代人们没心没肺地嘲弄一切的无厘头。京城四少实际上就是四个长了喉结的芙蓉姐姐，他们的每一次出镜，都不过是满足了人们不可告人的审丑情怀和揶揄心理。
再往深里说，京城四少更照出这个时代的审查和自我审查。我们能肆无忌惮地嘲笑真正的恶少吗？不论是最高层的恶少，还是身边一个普通的黑社会恶少？我们做不到。那就让我们尽情嘲笑京城四少吧，他们虽然对我们并没什么伤害，但他们有够讨厌，而且，更重要的是，嘲笑他们对我们毫无危险可言。
王荆公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现在，我们却是，看不到最高层恶少，只因浮云有意无意地遮住了望眼。王烁等所谓京城四少，就是这浮云；而真正的最高层恶少，却正站在浮云之上，一脸不屑地对我们这帮看不见红太阳深处的人冷笑呢。
【附录】
四大公子降级考（点此进入）
第三篇京城最有势力的公子:民国四大公子都是谁？
民国四大公子都是谁？
王锦思
最近，京城四大少再次曝光，因喜欢和女明星传绯闻的富二代被戏称为“京城四少”，汪小菲、汪雨、王烁、王珂。王烁非法持枪被公诉、王珂因一房二卖和信用卡透支等官司缠身、汪小菲和他的俏江南深陷回锅油漩涡、汪雨与明星各种绯闻——而这几乎是四人的共同特点。比起来，民国四大公子其实也不乏祸国殃民之举。老子有多牛，他们的势力就有多大。
关于民国四公子共有七种版本，大致有七种说法：一、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 二、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 三、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四、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棋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五、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 六、钱复、陈覆安、宋楚瑜和连战。七、沈君山、钱复、陈覆安、连战。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最常见的说法是京津沪的上层人士把当时四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公子。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袁克文，老子袁世凯在四大公子的爹里官衔最大。他是32个儿女中最受宠爱的次子。据说这个老二从小便聪慧过人，有过目不忘之能。由于家庭条件极好，养尊处优，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诸多方面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绝对是一大才子。
张伯驹，其父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也号称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这些声誉不排除是拍马屁者牵强附合而已。张伯驹一生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因此，他被称为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戏曲奇才溥侗 。是溥仪的族兄，爱新觉罗氏，字后斋（一作厚斋），号西园。自幼在上书房按部就班地读经史，学作诗文，钻研琴、棋、书、画，收藏金石、碑帖，精于治印，酷爱剧艺。对于昆、京艺术，生、旦、净、末、丑兼工，并对戏剧音乐如笛，二胡、弦子、琵琶等无所不通，世人尊称为“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溥侗精于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并通晓词章音律。每逢春秋佳日，他便会约上朋友到西山大觉寺小住，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使人顿入绝尘脱俗之境。此等雅致，无人能及！
最有名的四大公子就是张学良，其父是民国初年有名的东北大军阀张作霖。少帅数度挥兵入关，两次直奉大战成名。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少帅统领东北，同苏军子打了一大仗，又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改旗易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他最大的污点，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政治原因这个历史罪名被蒋介石背过去了。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为当时花花公子之魁首，鸦片、可卡因、女明星无所不好。军事上颇有成就的他，在个人感情上却是诽闻不断，甚至跟宋美龄都有相关版本弥漫民间。
民国四位公子打小生活在美人堆里，大都风流成性、怜香惜玉；张伯驹是标准的好男子，所有女子梦里的好丈夫，可遇不可求；溥侗太过沉浸于自我的世界里，爱情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张学良是女人们的完美王子，但也因完美而无人敢浪费掉青春光阴。因此有人说，要找老公，选张伯驹；要找情人，找袁克文；要找知己，找张学良；要找朋友，找溥侗。当代京城四少，也竞选漂亮美女陪在身边。
更有人形容，当“少爷”遇上了“公子”，论身家、论才气、论修养、论情史、论成就……无论何论，“少爷”们皆如小巫见大巫，可谓立竿见影，现形为跳梁小丑，可笑、可叹、可耻、可悲。前后四公子，决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的民国四公子，无论如何风流倜傥，都成一把黄土。而今的京城四少，正在使劲得瑟，玩大了出好名，玩不好玩进去自己，为天下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