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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反革命]文革奇闻：笑掉大牙的现行反革命罪名
文革奇闻：笑掉大牙的现行反革命罪名
东方牌黑鞋油被指影射东方黑
核心提示：一天，街上贴出了抓“现反”的大字报，称某公私合营厂家生产的鞋油注册商标是“东方”牌，可鞋油竟然是黑色的，不知哪位嗅觉灵敏地发现了重大“政治问题”——把“东方”和“黑”鞋油联系起来，岂不成了“东方黑”鞋油？
1968年夏季，我的母校因故停办，据说是办学方针出了问题，培养了一批“修正主义的苗子”。我家居住的部队大院，为了不至于让我们成为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找来两个支左的战士，将十几个学生集中在小礼堂办学习班，学文化，学时事政治。那两位战士一个叫蔡忠友（化名），个头不高，挺膀，双杠悠得好，浑身是劲儿，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憷他三分。另一个姓金，名字记不起来了，清瘦，朝鲜族，据说是烈士子弟，平时看我们的眼神总是不屑一顾，以为这几个“半大小子”都是“刺头”，我们暗地里叫他“金大赖”，当面则叫他“金达莱”，他感觉那是种美誉，会挤出点儿笑模样，美滋滋的，不知听到叫他“金大赖”会不会抽我们耳光。有好事的学生欺他瘦弱，和他摔跤，往往造个“平杵”（不分胜负），他就觉得大丢面子，上课时找“碴子”（毛病）收拾你。
你说两个战士肚里能有多少“墨水”？文化课讲过啥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打烙印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展开，参加了两次居民委的批斗会，斗争“历史反革命”老于头，据说是某副省长的哥哥，陪斗的是“富农分子”老王头，本院邻居。回来后金大赖就号召我们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某地方出现了“反标”，某单位抓了几个反革命。伟大领袖那段“最高指示”要求我们背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阶级斗争”这根弦儿是绷紧了，可“不拿枪的敌人”在哪里呢？
走在街上，见到一只眼儿的，就怀疑那只假眼里装了照相机；看到拄了拐的，就认准那假腿里安了电台；恨不得抠下那假眼，掰下那假腿来看个究竟。
记得1966年夏天，有人发现新生塑料厂的反革命把“毛”字压到塑料凉鞋底上，导致满大街的长春人拎着凉鞋找厂家退货。那是一家“劳改”企业，可见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狗胆包天，贼心不死，他们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利用各种机会发泄心里的仇恨。
我抢到一份传单更是离奇，不妨全文照录下来：
通令
告全国万分火急，看！《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多么反动。
《欧阳海之歌》这部小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火花，是我们无产阶级英雄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阶级敌人无孔不入，恶毒攻击，在封面上大做反动文章，诬蔑党和领袖，诬蔑英雄人物和优秀作品，空勤某部对此封面做了揭露。1．整个图形是中国地图，但缺少台湾省。2．马屁股和马身上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法西斯狗头。3．欧阳海的头上有一把刺刀插向首都北京。4．欧阳海的右脚下踏着中国共产党党旗。5．在马的后右脚下踏着中国国旗。6．马的后面是一条毒蛇。7．马的（身体）中部是延安的宝塔。8．宝塔上是蒋介石的光头。9．在马屁股上是破烂不堪的天安门。10．马身上写着中国。11．在皮带扣上有蒋介石的狗头。12．有一个所谓的美女趴在欧阳海的身上。
现将我们（新）揭发的问题写出：1．欧阳海是投降姿势，头和身不符。2．欧阳海的右大腿上（很明显）是只兔子。3．将书倒过来（看），在欧阳海的身上，有国民党军官的狗头。4．马屁股下有《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报告》的图。5．欧阳海的手不像只人手，像只怪物。6．欧阳海腿右侧有一条毒蛇。7．欧阳海的右脚中断，头部负伤。8．欧阳海腿右侧（又）有一条毒蛇。9．马的腹部有一个人头。10．封面红底、白底、黑底的颜色有严重问题。11．将书倒过来右角对地，马屁股和马身上是一个古人头。
我们希望革命群众继续揭露其反动问题，并限新华书店在48小时内向买《欧阳海之歌》的群众发出通知，全部撕掉、销毁这张封面，限令出版社在五天内印发新的《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并发给买《欧阳海之歌》的群众，如果发生意外问题，完全由新华书店和出版社负责。河南鹤壁市矿山机械厂半工半读学校红卫兵战斗队鹤壁市矿物局反修矿安阳红卫师范北京56中红港要武中学北京东方红中学
今天拿到《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反复看那幅雕塑的图案，却怎么也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政治联想”，不知当年的小将们是如何“独具慧眼”，发现其中的“重大问题”的。
不过这张传单的确“启发”了我，突然想到，姥姥冬天戴的帽子有点“问题”，那帽子是黑色大绒面的，两侧各有一个捏成绉的花纹，很像国民党那个青天白日徽。于是回到家里翻箱倒柜，终于把那顶帽子找了出来，几剪子下去，“青天白日”变成两个窟窿，心里很是得意。为这事我成了“败家子”，被姥姥“骂”了好几天。
一天，街上贴出了抓“现反”的大字报，称某公私合营厂家生产的鞋油注册商标是“东方”牌，可鞋油竟然是黑色的，不知哪位嗅觉灵敏地发现了重大“政治问题”——把“东方”和“黑”鞋油联系起来，岂不成了“东方黑”鞋油？真是反动透顶！那个私方厂长立刻成了“现反”，被群众“专政”。金大赖也看到了那张大字报，回来后大讲特讲一番，叫我们平常多个心眼儿，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
说来也巧，第二天上课，就有人发现了“反标”。在我们用的桌子上，有人用钢笔写了5个很小的字：“东方红不了！”这还了得！昨天刚讲完“东方黑”，今天就出了“红不了”，这不是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大造反革命舆论是什么？部队大院里出现“反标”还是头一回，许多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都赶过来凑热闹。戴深度近视镜的老吴太太把鼻子都贴到桌面上了，也没看清那5个蝌蚪似的字迹。金大赖断言，肯定是这十几个学生干的。于是人人过关，都到黑板上去写“东方红”，对笔体。分析来分析去，也看不出那笔体究竟像谁写的。金大赖在每个学生的脸上扫视了一圈又一圈，拍桌子瞪眼地咋唬着，叫写“反标”的主动坦白交代，争取从宽。闹得人人心里发毛，不知所措，把几个女同学都吓哭了。“半大小子”们倒是一点儿没在乎：反正不是我写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有人建议报案，有人要往家领人，乱哄哄没个主意。
这时，人群里有个老头发话了，浓重的四川口音：还是不要报案了，几个娃子，都是部队子弟，能有啥子“政治目的”，放掉算了。这老头是我同学的父亲，老红军，在大院里很有威信，说话算数。别看金大赖平时挺“扬脖”（傲气），可对老红军很是敬重，见了面一定要打立正行军礼。金大赖常说，我就羡慕那老头两道长寿眉和一口的四川话，那是“老革命”的象征。
老红军一发话，替我们解了围，谁都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早听说社会上抓反革命红了眼，不小心打碎毛主席像的，喊错口号的，无意间撕“最高指示”上厕所的，都被抓了“现行”，如果今天真的抓出个小“反革命”来，不光本人的前途完蛋了，连累家里人也抬不起头来，哪家“摊”上哪家就要倒霉。所以最终达成一致：赞成不去报案，消灾免祸。金大赖也便就坡下驴，网开一面，说这件事记录在案，一经查实谁干的，立即扭送专政机关，逮捕法办。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我想那个写“反标”的家伙，当时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
篇二:[反革命]革命与反革命
我们都熟知世界近代史上的三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中最晚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却是对于西方世界冲击最大的。法国革命的冲击力度最大，这有两方面意义，第一，它不像前两场革命一样，仅局限于一地一国，而是具有着极大的扩散性，其威力冲击了整个欧洲。而之所以它有如此大的扩散性，很大原因是因为这第二点：这一场革命所遵奉的理论原则与此前的多场革命截然不同，该原则对于传统世界而言是富于颠覆性的，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事物。从而，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史中构成了一种断裂性，而英美革命中连续性要远大于断裂性。恰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成正比，法国大革命所遵循的富于颠覆性的革命理论在思想界也激发出强有力的反革命政治理论，这在英美革命中是未曾出现过的。本文就要说一说这革命与反革命究竟是何理念。
“革命”一词的英文是“revolution”，它起源于拉丁文中的“revolvere”，其本意是指有规律的天体运动，由此推衍出一种循环往复的含义。当这一概念被投射到人类政治领域中时，其最初的隐喻不过是几种政府形式的往复循环。所以，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提出，在该词最初的用法中，英国克伦威尔推翻君主制不被称作“革命”，倒是1660年的王朝复辟被称为“革命”，1688年复辟君主制被称为“光荣革命”，因为这里面有了一种循环往复，有着一种向古代的传统与习惯的回归，也即，“革命”最初的含义反倒是“复辟”！更会令今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我们所熟知的积极宣传革命的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他看到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会引向对古代习惯的回复时，主张将这二者称作“反革命”！可见革命一词中“循环往复”的含义曾是何等深入人心。当然，潘恩的这种主张可算是此种含义的回光返照，因此时革命中的法国人对该词已有了另一种理解了。阿伦特在其研究中便进一步提出，revolution意味着有规律的天体运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可抗拒性或说必然性。到了启蒙时代，法语révolution一词开始强调这一维度，主张在人类历史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理性的力量终将冲破传统的限制而将人类引领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于是，“革命”一词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创新性、开端、暴力等意蕴被纳入进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与一百多年前相比正好反了过来。
实际上，在汉语里“革命”这个词的含义也可以说有这样一种变迁的过程。该词最初出现在《易经》“革”卦中，该卦的彖词说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革命”也是有着一种天命循环往复的意思存在的。然而，到了近代该词的意思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因为密谋起义失败，1895年底，孙中山东渡日本，在神户见一份日本报纸刊有一则《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便对同伴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革命”一词的创新性、必然性的维度便被引入汉语并延续至今。
闲话少说，我们再转回到正题上，看看西方的革命与反革命吧。
如前所述，至少在启蒙运动以前，“革命”一词在西方都是一种回复的意思。那么，当时的人们究竟是想要回到哪里去呢？这就又要从“封建社会”说起。
“封建社会”实际上并不是国人现在通常所说的那个意思。“封建”一词的原意是“封土建邦”，欧洲的封建社会主要就是指中世纪时期，国王下面的诸侯分封割据，各自为政，国家处于分裂的一种状态。所以，换在中国，非要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封建社会的话，那只能是在实行分封制的周代。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种郡县制，这种制度是近代以前的欧洲所不知道的。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并不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般黑暗残酷，那般束缚人。当时的确是有着等级制的约束，每人应该各安自己等级的本分，社会流动性比较差。然而，很重要的是，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相应的权利范围，只要一个人尽了自己等级的义务，那么他自然可以安享其权利。即便是贵如国君，他也有与其职位相应的义务要尽；即便是贫若农夫，他也有与其身份相关联的权利可享。较低的等级对于较高的等级是有着一种服从的关系，然而这是一种主动的、自由的服从，它所带来的不是卑下，反倒是一种高贵。而对这种高贵的确认以及给以适当的回应则是较高等级的一种义务，否则高等级者将失去自己的荣誉。法国大革命时期，法语世界最重要的反革命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便说过，在君主制下，“顺从的臣民，反抗的奴隶，他们希望使其对主权者的服从成为一种荣誉，同时，作为其服从的回报，他们要求向主权者陈情的权利以及引导主权者的权利。”
这些权利为个人所确保的不受侵犯的空间，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自由，而维护这些自由的一个重要机构就是由贵族及平民代表组成的两级或三级议会。因为国王的各种行动依赖于税款的支撑，议会握有批准征税的大权，这样便可达到控制国王的目的。同时，独立于国王之外的、由贵族组成的法院的存在，是另一个维护自由的重要机构。这便是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的最初来源。侵犯到此种自由的国王，很可能就会遇到反抗。著名的英国《大宪章》便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的产物。这种种反抗维护了被统治者的自由。然而，随着近代国家的诞生，各国国王的中央集权逐渐建立了起来，地方贵族的独立势力逐渐被压制，国王的意志可以在传统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之外行事，于是，欧洲人所极为珍视的传统自由开始受到威胁。
有了这样一些背景知识，我们就可以来看“革命”在英国是如何被理解的了。如前所述，英国在近代国家诞生的过程当中，国王逐渐地将决策权力收拢于自己手中；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国王可以方便地借贷而无需征税，于是便停开了议会；国王又建立了由自己控制的星室法庭，司法权的独立便也受到了威胁。所有这些都威胁到传统的自由，英国人面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终于，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军费在1640年被迫重开议会，议会便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其对国王的反抗。此种反抗的目的是要恢复那种古老的自由。然而，出乎议会意料之外的是，克伦威尔借助手中的兵权最终执掌了英国的大权。在他的统治下，中央集权的发展力度甚至超过以往，这与人们最初的期望完全相反，根本不是一种回复，对自由的威胁有增无减。所以，当时的英国人绝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到了王朝复辟，人们看到了回复传统的第一步，这可称为“革命”了。一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登基，翌年通过了《权利法案》，继1215年的《大宪章》之后，英国人所最为珍视的传统自由又一次获得了坚实的保障，他们满意地称此为一场“光荣革命”。向传统的回复终于圆满地完成了。
美国革命也是类似的情况。美国人之所以要闹独立，与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对于北美殖民地所推行的种种破坏传统自由的政策有着重大关系，美国人革命的核心目的便是要回复到过去的自由。然而其成文宪法等建制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潘恩会对其有微词。但英美革命的历史连续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法国就大不一样了。与英国的启蒙学者从传统中发掘有益因素不一样，法国的启蒙学者从传统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愚昧、迷信、束缚、贪婪，非理性的力量统治着人类的历史，这与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人类的理性解放是背道而驰的。于是，法国启蒙学者们（并不是所有，而只是其中的主流部分）鼓吹对于传统的颠覆，主张通过理性的改革来推动人类历史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也将是人类的终极解放，实现真正的自由。“革命”的意义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就转换成了一种创新性、必然性的含义。思想的力量直接影响到了现实，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由于其基本理念的指引，便在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断裂性的力量。我们现在所通称的“革命”喷薄而出。
这种巨大的断裂性力量带来了强烈反弹，英国人埃德蒙·柏克迅即写就一本《法国革命论》，成为新意义下“反革命”政治思想的先声。他在书中对法国革命中不是指向回复，而是指向创新的理念表示出巨大的忧虑，并进一步预言，这样一种激烈的运动，绝不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自由，相反，一定会以夺走所有人自由的强人政治为终结。十年后，拿破仑的上台验证了他的犀利眼光。说法语的撒丁王国贵族迈斯特成为欧洲大陆上“反革命”思想的旗手。他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启蒙学者对于人类世界理性未来的梦想，主张人类世界的非理性本质，极力强调对于传统的复归。他认为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正是传统留存下来的种种看似荒唐的制度，限制住了主权者的胡作非为，维护了人类的古老自由。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经过前面这么一番分析，我们再读历史的时候也许首先会对自己说：革命还是反革命，这是一个问题。
篇三:[反革命]“革命”与“反革命”
“革命”一词，现在用得少了，然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始终被“革命”笼罩。此革命，彼革命，它仿佛一个时髦而万能的词汇，不需要准确定义，使用了它，就取得了正确的高地，而与之对立的一面则成为“反革命”，十恶不赦。“革命”，“反革命”，历史总是让人唏嘘。而吊诡在于，如今，似乎又有了新的含义。文章选自历史学家杨念群的最新随笔集《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文 | 杨念群
“与其做一个不生不死，半生半死一年无事的闲人，正不如做一个整年寻死没路的忙人。”这是沈定一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一首诗《死》里面的诗句。沈定一是个怪人，怪就怪在无法断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沈定一活着的时间并不长，却是个“忙人”，忙着做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怪事，他当过晚清的县长却胆敢鞭打巡抚的父亲；他是地主之子，却忙着在家乡发动农民抗租，等于砸了自家的饭碗。他跑到上海当诗人，一时心血来潮发起组织了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却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浙江杭州党部的要员，直忙到被人暗杀在家乡的路上。他一生做事总是逆流而行，一反常态，身份诡谲难辨，无法归类。
民国初年，像沈定一这样忙活不停的怪人还真有不少。他们大都遵奉“与其闲死不如忙死”的人生信条，但“忙”什么和怎样“忙”却是大有讲究。让人艳羡的是，当年这些“忙人”可以瞎忙乱忙，可以悠游无求，没人管着你说应该忙什么不该忙什么，或干脆整天闲着没事干打发无聊时间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民国初立，万象更新，皇帝倒了，溥仪这小家伙腾出的位子如何填补还没着落，满街都是“闲人”，大家抡开了撒野放肆，正落得个逍遥自在。与“闲人”的自由相比，闹革命或反革命的“忙人”们也在琢磨着能否折腾出些新花样。如任公组了一阵新党，乱忙了一阵又觉得国会里武人当道，文人龌龊，于是跑去给自己的学生蔡锷当参谋，干起了他当年反对的“革命”来，想灭掉袁世凯的皇帝梦，参谋当然只是客串，等新皇帝倒了，学生死了，任公腻烦了政治，干脆躲到清华当起了教书先生。
那时生活选择相对多样化，文人政客们忙里偷闲，闲中有忙，各得其所，身份可以不重样地变来变去。民国早期到“五四”以后的若干年，无论是激进的革命党、温和的政客，还是悠闲的文人、强横的武夫还似乎都有选择闲适还是不闲适的自由，尽管大家都很忙，但忙的目的和内容不那么单一，也不那么一致。可是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不但闲人容易背上慵懒落后的骂名，连应该忙什么也被统一规划好了，只有一种忙才是最正当的，那就是“革命”。
忙人一旦全闹起革命来，对闲人的评价就会越来越低，闲适是可耻的，因为凡是忙死或累死的人，大多与革命脱不了干系。与之相反，凡是以优雅俊逸成名者，往往是革命的对象，或最终沦落为帮闲分子的下场。
一九二八年，朱自清写了一篇《那里走》的文章，代表一批城市青年宣判了闲适人群的灭亡。文章说，在十年以前，时代的界限是很难划出的，以一九二八年为界，逐渐可以清晰地看出时代发展的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他接着分析说，“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下了讽刺与诅咒……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这段文字勾勒出了时局变化如何摧毁了五四青年自我发展的玫瑰梦，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
在革命的忙人面前，不但闲适的文人自惭形秽，就是学院里的教师也会自贬自贱，如《青春之歌》里那始终一脸土灰色的余永泽，一旦遇到我党阳光大美男卢嘉川，尽管自己满腹经纶，贵为胡适之弟子，也照样掩饰不住一袭长衫之下的满脸猥琐相，虽然这副窘态毕竟是后人恶意丑化的结果，终归还是反映出时人对忙人表达出了怎样的倾慕态度。闲人与作为革命者代名词的忙人相互对峙，界线由此变得分明起来，明晰到如同夜与昼，黑与白。
因自小所受的宣传教育，我们现在对革命的记忆大多是正面的，即使革命的狂欢轻则是若干激进青年发泄无聊的游戏，重则是打砸抢的暴力施虐，我们还是从心底渴望那叛逆般的无畏能挑破生活的孤寂，革命的魅惑是与广场上漫天飞舞的旗帜、噪嚷疯癫的劲歌狂吼、扭曲变形的狰狞面孔与声嘶力竭的仇恨表白贴合在一起的。革命者的极致形象说远了就是一帮满脑门子要打碎旧世界的群氓，说近了就如一伙执意要殴杀父辈的愤怒青年。
“革命”在晚清文人的字典里并不是个好词，革命会被当作脱缰乱奔的魔兽，放出来极易伤人，所以任公用了一个“骇”字形容革命到来时的恐惧心理。他在一九〇二年说过，不害怕革命的恐怕千而得一！与革命风潮刮起时的狂乱不羁相比，改良缓进才是闲适优雅的行为艺术，值得一试再试。可是辛亥以后，革命避无可避，人人都像打了鸡血，在街上横冲直撞，玩起了广场政治。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逐渐加速，以革命的名义忙起来的人们越来越多，闲人们或者变成忙人，想当看客而不得；或者干脆被甩出革命车轮之外，碾压得没了踪影。
古人常讲“名正则言顺”，就是先要给自己的行为和立场一个合理的说法，做起事来才会感到心安理得。古人还有一种人生经验叫“循名责实”，意思是按照自己设想好的名目，去尽量求得事实与之相符。这道理看上去像是一段好经文，可一旦好经被念歪，就会遗患无穷，尤其是革命道理一旦被歪批放大肆意曲解，人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因为在愤青们看来，在革命的名义下做任何事都是合理的，否则统统都有犯罪的嫌疑，革命就是那个不能质疑必须遵守的名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提醒自己是否已经遵照革命的名分去说话行事。
革命自从变成了一个名词以后，它就会硬性规定所有忙人还是闲人的行为逻辑，这条锁链把那些习惯放浪形骸的忙人脖子箍得越来越紧，强行把他们拉到同一个轨道里来。
革命成了名词之后永远具有排他性，无论是闲人还是忙人，站队时必须选择“左”还是“右”的一方，在党派类别上或者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最极端的例子则是革命或者是反革命，没有中间状态存在的余地。
人们起初半信半疑，后来开始相信，革命一词拥有了一种正名的魔力，它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荡涤掉所有生活中的杂质，做到玉宇澄清万里埃，使分散在所有角落里的人们归拢到一面旗帜之下，唱起同一首歌。而且一唱就是几十年，因为革命只负责定下一个单一初始的调子，谱出同一首曲子。以革命的名义上演的一场最著名的悲喜剧就是强制划分阶级。
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中国有没有像西方那样边界分明的阶级本来就见仁见智，根本没办法说清楚。只是出于革命需要，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身份被迅速设计出来，就如演戏事先得有脚本，阶级斗争就像那预先设定的神圣之“名”，与历史真实是否有关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这个名分去闹土改，就会把穷人动员起来。尽管在老乡们的眼界里，这身份朦胧的地主阶级也许就是自家的邻居，甚至有远房的亲戚，未必都是坏人，然而在革命风暴下，只要能改造人心鼓动愤怒，坏人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按照这个逻辑，土改中斗地主就闹出不少笑话，例如那些本应该自觉起来愤怒声讨的革命者，却在群众批斗会上表现得羞羞答答，竟然觉得这地主本是乡里乡亲，站在台上怎么也张不开那张谩骂控诉的嘴，还不知不觉说出了地主做过的不少善事，急得工作组赶紧把他拉下台去连夜整训。第二天，这老实巴交说实话的农民貌似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开始声泪俱下地诉说地主的恶行，最终激发了台下广大民众的斗争热情。
这台控诉会就像一个蹩脚的导演临时排练一出实验话剧，脚本现演现改，与剧外的真实世界无关。新中国成立以后，地主基本上被斗光了，没了控诉对象，就如导演手里没了剧本，演员表演没了台词，照理总该歇歇了。不料，革命的新对象又被创造出来，名曰“走资派”，一大批反面演员又被推向了前台，革命控诉的大幕重启，新的胡闹演出又开始了。
如果要追根溯源，革命这套剧本的编纂应该起源于反革命罪的认定，革命与反革命就像一对双胞胎同时降生。据学者王奇生考证，当年北伐革命军兵锋直逼武汉，北洋吴佩孚守将刘玉春、陈嘉谟孤军死守，相持四十多天才城破被俘。革命党在罪名判决上始终犹豫难定。最初的舆论焦点集聚在南人与北人的利益之争上，居于北方的鄂籍商人怕影响生意，主张轻判。上海的鄂籍商人则要求严惩，结果以人民公审的形式才了结此案。公审模式明显受苏俄影响，强调“党化”“民众化”“革命化”，不按民主司法独立的形式展开。
公审的难题是罪名到底如何拟定，最终专门为此制定了一个《反革命罪条例》作为审判依据，这意味着反革命由一个谴责性的政治身份升格为一种严厉的刑事罪名。（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原来反革命只是在舆论上对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进行贬斥，现在却成为拘禁、关押和审判处死的理由。谁脸上被贴上这三个字，谁的一生就万劫不复，不单人格尽失，而且终身受辱，成为贱民。
由此可知，用革命还是反革命作为区分政治态度的标准，就如循名责实过了头，只能离事实越来越远，害人也越来越烈。为防止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还是尽量去求实求真，不要总是习惯编造些时髦名目去骗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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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选自《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杨念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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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杨念群随笔再结集
借由治史的经验与学人的品味
再议常识的新旧与文明的消长
时人常居于“安全”但“错误”的历史常识中无暇自省，直线“进化论”的无处不在，“五四”启蒙的阴影，绝然二分之对立以及政治化帽子的动辄一扣，种种褊狭已成窠臼。作者将此复原至历史空间中，重审检视，提请文质之辩，再议流品度人，探访那些已成历史尘埃之计，以传统之术助世人洞察现下。于此，不妨视作历史学人的又一关怀，不妨移作历史研究的另一镜鉴。
这本小书，大体讲的都是一些“反常识的历史观”。“反”是对应的意思，不是造反有理的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都会造成程序紊乱，因为后者更强势霸道，矫枉过度易给人遗老遗少之感。其实新旧常识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也无法简单置换或评判出优劣，治史者重经验的记录和诠释，供知我者鉴之，如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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