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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向前与聂荣臻恩怨]聂荣臻元帅与黄永胜上将的恩怨
聂荣臻在军队系统里的资格非常深。不管他打仗如何，但凭其黄埔军校教员、红军时期红1军团政委、抗日时期八路军115师首任政委及晋察冀军区最高首脑，解放战争时期五大野战军之一的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是有足够的资格位列于中国十大元帅的第九位。授衔后，本人倒没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不像其他一些元帅比如贺龙，就对林彪排名在自己之前一直耿耿于怀。据说1925年冬天，林彪在黄埔军校第一堂政治课就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兼教官聂荣臻给上的。
聂荣臻是一位非纯粹的政治主管出身的元帅，指挥作战的能力极其一般。所谓非纯粹之意，就是不完全的意思，因为他也担任过军事主管，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他一生之中几乎没有指挥过什么像样的战斗，爱摆老资格是出了名的。早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他看见林彪总爱在一本小笔记本上写上什么，觉得非常好奇，便问：“军团长，你在本子上都写些什么啊？”林彪不无得意地晃了晃小本子，只见上面写满了只有林彪自己才看得懂的一些数字。见聂荣臻非常不解，林彪就解释说这是历次战役中歼灭敌军的数字。聂荣臻于是就不高兴了，觉得林彪是独吞战功。他认为战斗的胜利并不能归功于某个指挥员，这应该是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实林彪本身或许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聂荣臻对于某些指挥员的个人英雄主义总有些看不惯，认为他们打了几个胜仗就尾巴翘上了天。开国上将黄永胜个性突出，打仗勇敢，同时有时嗓门大，好显摆，因此他是被聂荣臻批评得最多的一位部下。
黄永胜从1927年9月起就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不折不扣的三湾嫡系。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曾和幸存下来的三湾派干部合过影，总共才二十多个，其中就有黄永胜。黄永胜打仗机智勇敢，深受毛泽东的器重，屡屡委予重任。
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中，黄永胜最主要的上司有三个，罗荣桓、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可以说是黄永胜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黄永胜一生都十分尊敬他。1927年6月，黄永胜参加崇阳农民自卫军时，罗荣桓就是中共湖北省委的特派员，来湖北领导崇通秋收起义，起义领导人还有叶重开等人。可是当时的黄永胜还是个小兵拉子，农民自卫军有好几千人，身为起义领导人的罗荣桓自然也不认识黄永胜。后来，起义失败后，崇通农民自卫军残军约100来人来到江西修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黄永胜因为战斗勇敢，被提升为班长，而罗荣桓就是黄永胜所在连队的党代表。在以后的岁月里，罗荣桓长期以来就是黄永胜的上司，主要是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曾写了不少早年追随罗荣桓参加革命的文章，真可谓是情真意切。
林彪更是黄永胜敬佩的人，没有谁更能在指挥作战方面让黄永胜如此佩服的了。1929年前的黄永胜还是红4军第3纵队第9支队的一位副中队长，相当于副排长级别，而这时的林彪是第1纵队司令员（有的资料称纵队长）。这时的林彪不可能认识黄永胜，而作为基层干部的黄永胜对林彪也只有仰慕的份了。1933年5月，红军在江西藤田整编，红66师整编为红1军团1师3团，师长黄永胜担任整编后的团长，邓华任政委。红1军团军团长就是林彪，政委聂荣臻。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而黄永胜则担任东野第8纵队司令员。解放后，曾有人问黄永胜一生中最佩服谁？黄永胜想都不想，随口就说：“林彪，跟他打仗最爽。”
聂荣臻是黄永胜多年的老领导，甚至比林彪和罗荣桓领导黄永胜的时间更长。早在1932年聂荣臻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1军团政委，这时的黄永胜是红1军团红12军36师师长。1933年江西藤田整编时，黄永胜担任红1军团1师3团团长，聂荣臻是该军团政委。红军长征到达陕西后，黄永胜担任红军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3大队大队长，聂荣臻依然是陕甘支队第1纵队政委，林彪是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1936年6月，黄永胜在红军大学学习半年后，于1937年7年1月，接替去红军大学学习的杨得志，担任红1军团2师师长，聂荣臻还是红1军团政委。
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黄永胜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聂荣臻则是师政委。不久，根据中央指示，115师独立团、骑兵营和教导队共3000多人东进，成立华北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黄永胜是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直到1940年，黄永胜才担任军分区司令员。
1944年初，黄永胜率晋察冀军区六个主力团奔赴延安，担任保卫延安的任务，同时出席中共七大。这六个团就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2旅，也叫做“延安教2旅”。抗日胜利后，奉中央指示，黄永胜于1945年9月率延安教导2旅和干部团奔赴东北，驻扎在热河。12月底，黄永胜率延安教导2旅与文年生部，以及冀东地方部队共同组建热辽纵队，黄永胜担任司令员，这支部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永胜纵队”。1946年，热河纵队被编入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是罗瑞卿，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就是聂荣臻。1947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全部共把8万多人转入东北野战军指挥，归林彪和罗荣桓指挥，其中就有第8纵队黄永胜部和第9纵队詹才芳部。直到这时，黄永胜和聂荣臻的合作才真正结束。从1932年至1947年，黄永胜一直就是聂荣臻的部下，长达十数年。
中共军队系统一直存在着山头主义，连毛泽东对此也是直言不讳的。除了林彪和罗荣桓的东野、陈毅和粟裕的华野、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中野、彭德怀的西野等四大解放军主力外，还有就是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老底子就是抗日时期的晋察冀边区部队。黄永胜从红军时期的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军分区司令员，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纵队司令员，一直是聂荣臻老部下，十数年来追随聂荣臻出生入死，应该不是其他将领所能比的。
黄永胜的上司当然也不止这罗荣桓、林彪和聂荣臻这三位了，比如长征时期李聚奎曾担任过红1军团1师师长，是3团团长黄永胜的顶头上司；再比如抗日时期肖克曾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也可以说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的顶头上司，更何况解放战争时期肖克曾担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同样是热辽纵队黄永胜的顶头上司；陕北红25军创始人之一程子华，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政委，1947年4月划归东北军区时是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正是其麾下东野第8纵队司令员；还有罗瑞卿等，不能一一列举。李聚奎和肖克等人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黄永胜差不多。而且战争年代黄永胜对于肖克有救命之恩，肖克一生对黄永胜都感恩不尽。
研究党史军史的人会发现，黄永胜虽然长久战斗生活在晋察冀边区，可从来就不曾属于聂荣臻派系。无论战争时期还是解放后，不曾发现黄永胜对聂荣臻有任何片言只语的颂扬文章或讲话，相反，在1968年初“杨余傅事件”中，黄永胜曾批判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总后台。这里面固然有林彪的因素，但黄永胜本身与聂荣臻有太多的历史恩怨。客观地讲，战争年代，黄永胜与聂荣臻的合作关系是主流，但在合作中也有过许多不愉快。就是这些不愉快，导致黄永胜和聂荣臻之间有非常大的隔阂。就像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和华野第9纵队司令员许世友一样，两人的合作是主流，但许世友仗着毛泽东的宠爱，不服粟裕，打仗时时常抗命，最后导致许世友离开华野。
黄永胜打仗异常剽悍，而且出了名的狡猾和灵活，这是战争这所特殊学校成就了黄永胜的军事天才。同中共其他将领不同的是，黄永胜不是一味地勇敢，而是非常善于打游击。其实早在1929年初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被国民党刘士毅部苦苦追赶时，红军饥寒交迫。时任班长的黄永胜和战士们不愿走了，向部队领导建议，应该同敌人打上一仗。于是，就有了红军设伏大柏地，并取得大捷，缴获了敌人许多过年的物资，红军过了一个肥年，这里面就有黄永胜等士兵委员会的功劳。否则，哪里还有毛泽东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诗句呢？
黄永胜身材高大威猛，性格鲜明，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非常突出，在部队常常独断专行，大骂士兵在他看来是常事。早在当班长时，因为寒冷某个新战士擅自拿了百姓的茅草抵寒被黄永胜扇了两耳光，为此受到连党代表罗荣桓的批判。熟知罗荣桓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批评人是非常讲究策略，严厉而不失关怀，使得受批评的人心服口服。还有一次，大约是1928年初，红军打下了遂川，黄永胜率部担任筹款任务，由于宣传不到位，土豪纷纷躲起来。黄永胜大怒，将该地主的房子烧了一大半。罗荣桓得知后很生气，狠狠第批评了黄永胜。这就是典型的黄永胜特点。另外，黄永胜打了胜仗往往不懂得谦虚，好显摆，常常看不起同级政治主官，这点尤其为重视政治工作的聂荣臻看不惯。
众所周知，1932年底，邓华担任红12军36师政委，而师长就是不久前从中央特务营营长任上调来的黄永胜。1933年6月，藤田整编时，红66师改编为红1军团1师3团，师长黄永胜任团长，邓华当政委。可是，两人个性都太强，都喜欢指挥军事，邓华经常越权指挥部队，还动不动抬出“党指挥枪”那一套，所以黄永胜得听邓华的。就这样，两人就尿不到一个壶里，结果事情反映到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那里，经过和林彪协商后，邓华调往2团当政委，林龙发给黄永胜搭档，担任3团政委，一直到长征以后，可惜林龙发后来死了。
1937年8月，八路军三原改编，黄永胜任685团团长，又是这个邓华当政委。黄永胜和他狠狠地吵了一架，原因就是政委喜欢什么都管。黄永胜气得拍桌子狂吼：“操！什么事都由你政委说了算，还要我这个团长有卵用。”结果是黄永胜去独立团当副团长，这是聂荣臻作用的结果。当初来到侯马685团驻地宣布撤消黄永胜该团团长命令的是罗荣桓和肖华。同时，由聂荣臻向杨得志宣布任命。
平型关战斗一结束，黄永胜出于对聂荣臻派他到独立团担任副团长不满，再加上他也不是很服气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在和团长杨成武、参谋长罗元发等商量后，由黄永胜带领两个连去晋东南打游击，杨成武也乐得耳根清净，便同意了。
不久，聂荣臻知道黄永胜率领两个连在晋东打游击后，马上派人找到他，命令他将部队带回来。平时比较好脾气的聂荣臻这一次忍不住劈头盖脸地大骂了黄永胜一顿，说黄永胜不该无组织无纪律，擅自带部队去打游击。而应该听从统一指挥，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鉴于黄永胜打了两个胜仗，原先部队只有两个连300多人，在短短地不到一个月，比以前更加得到了发展到600多人，足足翻了一倍，而且部队装备也大大地改进，就没有深究他的过错。
开国上将王平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和黄永胜搭档。1937年底，王平担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黄永胜担任副司令员，而司令员则是陈漫远。黄永胜有一个特点，就是总以为自己打仗行，别人不行，个人英雄主义习气非常严重。以前有杨成武、邓华等人，后来有程子华、段苏权等人。这时黄永胜又看不起陈漫远，说陈漫远不会打仗，军事训练也不行，经常在作战方案上给陈漫远出难题，王政委经常出来调和两人的关系。40年初，上级考虑陈漫远政治主官出身，担任第3军分区司令员的确不太合适，就由黄永胜接替陈漫远任司令员，陈漫远调肖克挺进军任参谋长。当初的对日斗争非常残酷，聂荣臻曾专门征询过政委王平的意见，王平其实也是很欣赏黄永胜的指挥才能的。就这样，政委王平和司令员黄永胜就一直搭档到1944年初。
聂荣臻是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就连会打仗的林彪都不放在眼里，你黄永胜算个球？龙书金曾经说：“聂荣臻老谋深算。”与军事主官相比，聂荣臻更加重视政治主官。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黄永胜发现军分区所属骑兵团在马上行动越来越困难，而骑兵团团长刘云彪身体也越来越差，黄永胜于是和王平政委商量，两人一致同意骑兵团下马。可是，这样的行动必须要经过晋察冀军区总部批准才行。黄永胜借一次去军区总部开会之际，向聂荣臻建议第3军分区骑兵团下马。对于黄永胜的建议，聂荣臻未可置否，只答应研究研究。可是，过了几天，政委王平来到总部汇报工作，也提到骑兵团下马一事，聂荣臻满口答应。结果，黄永胜气得鼻子冒烟，觉得聂荣臻不重视自己，好一段时间情绪低落。
许多资料都曾记载，在抗日战争后期，黄永胜曾和一个漂亮的地主女儿热恋过，爱得天昏地暗，但是黄永胜注定不会和这位地主的女儿结婚的。因为这时黄永胜不但已经同项辉芳结了婚，而且组织上也绝不会允许。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黄永胜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因此受到过聂荣臻的严厉批评。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断，这件事应该发生在1944年以前，因为1943年夏秋时节，聂荣臻离开晋察冀军区去了延安，肖克代司令员。有些资料称，“黄永胜和一个地主的女人发生不正当地关系，受到聂荣臻的批评，他感到没脸见人，想调到别处，正好第二野战军成立，黄永胜担任热辽纵队司令员。”
和地主的女儿发生关系而受到聂荣臻严厉批判，并公开检讨。这件事经过考证，是确有其事。但是，这个时候不是第二野战军成立，因为黄永胜担任热辽纵队司令员是1945年12月，这时抗日战争早就结束了。总而言之，黄永胜为了此事，确实感到脸上无光，可以想见，黄永胜是深深怨恨上了聂荣臻。后来，聂荣臻犯了两大错误，身为下属的黄永胜丝毫没有给聂荣臻面子。一是聂荣臻盲目相信中美军调小组签订的和平协议，认为未来不会发生战争，硬是在晋察冀军区大裁军，使晋察冀部队由原先的20多万裁减到不足10万，其中就有不少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部队；二是大同集宁之战，聂荣臻率领拥有优势兵力华北军区部队同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展开反抢占的战斗，结果被兵力少的傅作义部队打得溃不成军，部队怨声载道，都说聂荣臻不会打仗。聂荣臻一时感到很茫然，曾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请求处分。
总之，一战失大同集宁，二战失张家口，这在聂荣臻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很悲痛的描述，聂本人也总结说战术上犯了很多错误。此战过后，晋察冀军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聂荣臻也一度被彭真所替代而被变相夺了权。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曾历任北京市市长、政府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负责国防科技的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等职。而黄永胜则依靠林彪，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权倾一时。有一个歪曲黄永胜的未经证实的小笑话：“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徐向前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荣臻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为什么没有去看望。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我认为，以聂荣臻的个性，这话像是他说的。
1971年冬天，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聂荣臻发言说：“林彪为了抓军权，培养他的死党。总参是黄永胜，这个人历史上打仗就不行，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认为只要忠于他就行。”
事实上，黄永胜不但能打仗，会打仗，而且能打巧仗，打勇仗。多次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都有他的身影，比如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黄永胜同国民党湘军血战脚山铺和美女梳头岭一线。激战了两昼夜，全团2800多人在掩护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只剩下1400多人。随后，黄永胜率领英勇的3团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抢占遵义，逼近贵阳，突破乌江天险，四渡赤水。稍后，更是强渡大渡河，配合4团抢夺泸定桥。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参加平型关腰站阻击战以及后来的百团大战，率领晋察冀第3军分区部队同日军浴血混战八年。抗战期间，日军视晋察冀军区为华北地区的毒瘤，在全中国抗日进入相持阶段时，日军更是抽调大量军队疯狂进行大扫荡。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小扫荡不计其数，比如著名大扫荡就有“八面围攻”、“五一大扫荡”及“神仙山保卫战”，黄永胜率军分区指战员立下赫赫战功，哪里还是聂荣臻嘴里的“历史上打仗就不行”呢？更不用说解放战争时期黄永胜率领东野第8纵队在辽西三战三捷，威风无限。
总之，聂荣臻和黄永胜之间有太多的历史恩怨，理不清，剪不断，千古功罪留给后人评说吧！
聂荣臻元帅
黄永胜上将
(2) [徐向前与聂荣臻恩怨]陈昌浩与张国焘的恩恩怨怨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将陈昌浩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而实际上，陈昌浩对张国焘并非一直支持，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张国焘。长征途中，陈昌浩曾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许多重要的军事决策上，陈昌浩是支持总指挥徐向前而反对张国焘的。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将陈昌浩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而实际上，陈昌浩对张国焘并非一直支持，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张国焘。长征途中，陈昌浩曾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许多重要的军事决策上，陈昌浩是支持总指挥徐向前而反对张国焘的。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陈、张关系
1930年11月，经共产国际批准，陈昌浩结束了在莫斯科的三年留学生涯，启程回国。12月，陈昌浩出席了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政治局而高于各省委。起初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是沈泽民，但不久，支持王明的中共老资格领导人张国焘被任命为分局书记，沈泽民改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回国伊始的陈昌浩也被派到鄂豫皖苏区，此后他开始了和张国焘恩恩怨怨的共事经历。
1931年5月12日，刚到鄂豫皖苏区不久的张国焘主持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撤销原鄂豫皖边区特委的决定：中央分局由张国焘等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七人组成中央分局常委会，书记为张国焘。会上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为委员。陈昌浩还兼任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此后，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体制，由原来以原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为首，转为以张国焘为首，沈泽民、陈昌浩等为主要成员的新的领导体制。
1931年7月，张国焘撤销了邝继勋的红四军军长职务，改由徐向前担任。9月中旬，张国焘撤销了不服从自己的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改由陈昌浩担任。在坚持南下、比较符合实际的曾中生等人和坚持东进的张国焘等人的争论中，陈昌浩坚决地站到了张国焘的一边。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搞“肃反”。徐向前负责军事，陈昌浩主抓“肃反”。陈昌浩将红四军12师师长许继慎、11师师长周维炯抓了起来，张国焘亲自审问，加以杀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次“肃反”被称为白雀园“大肃反”。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指出：“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在张国焘的影响下，陈昌浩在红四军的“肃反”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5年后，陈昌浩对这段历史作了沉痛的总结：“‘左’倾路线指导下的‘左’的肃反政策，也给鄂豫皖苏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31年夏天红军主力在皖西白区行动时，分局收到了敌人给12师师长许继慎的一封信，立即派我到前方把红军调回苏区，肃反斗争就从此展开。许继慎是否通敌，当时并无更多的材料可以证实。〔去年(即1955年)6月7日总政治部保卫部给我一封信，说从被俘少将高参钟俊的口供中有主谋策反许继慎叛变一事，主谋策反还不等于许继慎有意通敌，也很可能是敌人从中离间，借刀杀人〕。”“当然，在这些人中间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分子毕竟是极少数，而多数人是被冤枉了的。‘左’的肃反政策伤害了很多革命干部，使军队工作、地方工作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也是鄂豫皖根据地没有能够巩固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国焘则极力为自己推卸责任，声称“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因此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禁止用刑逼供”(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5页)，完全歪曲历史事实。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陈昌浩虽然在政治上紧紧追随张国焘，但他与张国焘还是有区别的。陈昌浩作战勇敢，在黄安战役中，陈昌浩亲自坐上缴获的敌机(被红军命名为“列宁号”)飞到黄安上空投炸弹，散发宣传品。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27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在经历了黄安、商潢战役后，陈昌浩与徐向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在军事上坚决支持徐向前。他坚决支持徐向前进军皖西，本来持反对意见的张国焘见陈昌浩态度坚决，也只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在进军皖西的苏家埠战役中，由于敌援军赶来，红四方面军一度处境险恶，已无退路，唯有背水一战，才能摆脱困境。张国焘畏战，不想打，而徐向前则坚决表示要打。这时，陈昌浩坚决支持徐向前的意见，张国焘最后也不得不同意打。在重要的军事问题上，陈昌浩和徐向前的看法是一致的，支持了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是称职的。徐向前评价说：“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入川后攻打木门的战斗中，陈昌浩由于冲锋在前而负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建国后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回忆说：“陈昌浩和战士一起打仗、砍柴、摔手榴弹，好像位置放得不合适，但红军当时初入川陕，为了打开局面，指挥员的亲临前线、勇敢、沉着、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是有很大的表率作用的。”1932年10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西征。在事关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漫川关突围战斗中，红军处境一度极为险恶，张国焘惊慌失措，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这种正好被敌人一口一口吃掉的错误做法。陈昌浩坚决支持徐向前，并表示愿意率前卫部队突围开路。陈昌浩带领前卫部队，付出沉重代价，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使红军连夜突围而出。对于陈昌浩在漫川关突围中的重要贡献，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不得不充分肯定陈昌浩此役的功绩。12月中旬，在秦岭南麓的小河口，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对张国焘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的一批干部，酝酿派人到中共中央去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张琴秋和陈昌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她去争取得到陈昌浩的支持。但陈昌浩认为在此紧急关头，远去上海寻找中央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内部解决比较好。他立即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迫于众人的不满情绪，在陈昌浩的建议下，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暂时缓解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关系，使部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但怀恨在心的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人杀害，将张琴秋降职使用。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年底到达川陕一带后，逐步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上旬，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国焘为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副主席。在红四方面军，陈昌浩实际上已是张国焘之下的二号人物。入川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中提出了与党中央现行的总方针政策相违背的《入川纲领》，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企图放弃苏维埃政策，放弃土地革命。陈昌浩对《入川纲领》严重不满，他和徐向前站出来公开地批评张国焘。他们两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深夜跑到张国焘的住处，向张国焘提出严正批评，指出：他们不愿背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红军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颂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之时，如果张国焘坚持其《入川纲领》，继续诋毁苏维埃运动，那势必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而影响与田颂尧作战，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并且提出：如果中共中央来电撤换领导人，那张国焘将得不到任何支持。张国焘面对群情激愤，感到处境十分孤立，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
陈昌浩在中共中央的北上和张国焘的南下之间痛苦抉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主力则集中在涪江地区，进行休整和筹粮扩红，也为会师作准备。6月25日，中央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懋功县两河口会面了。毛泽东冒雨会见了张国焘，陈昌浩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张国焘在从两河口返回后，见中央红军力量远不及四方面军，便产生了野心，开始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还一再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中共川陕省委也秉承张国焘的意志，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和军委增设常委。7月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总司令：“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人;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会议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委。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附近之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司令部去了左路军，已经出发;右路军派出由叶剑英率领的先遣兵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路。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红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出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在毛泽东发言后，陈昌浩接着发了言。陈昌浩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并且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会上继续发言的还有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徐向前。其他同志的发言内容也是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在会上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会后右路军迈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征途。为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毛泽东找到陈昌浩和徐向前，希望能说服张国焘。三人于是共同致电张国焘，后来陈、徐二人亦数次致电张国焘，力陈北上理由。但张国焘仍然执意南下。
9月8日22时，张国焘背着朱德，以张国焘和朱德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准备南下。陈昌浩先看到这份电报，拿来和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陈、徐二人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地开会。周恩来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会前，毛泽东已经拟好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也同意中央意见。会后，中央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力促北上。9月9日24时，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继续鼓吹坚持南下、反对北上的错误主张。此时的陈昌浩却屈服于张国焘的压力，一改初衷，开始同意南下。而徐向前也不愿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更不愿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所以最后他也只好同意南下了。于是，陈昌浩亲自骑马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张国焘的来电和他及徐向前的意见。陈昌浩回来后，很不高兴地对徐向前说他在中央那里挨了一顿批评。
9月11日凌晨，陈昌浩、徐向前刚一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两人大吃一惊。接着前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后来回忆此事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卓木碉后，加紧了分裂党的活动。10月5日，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寺内，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他不顾朱德的劝告和反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所谓“临时中央”的名单，自封为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还宣布了对中央领导人的所谓“处分”，使其反党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徐向前、陈昌浩猝不及防，均未表态。
岷州会议后，因为坚持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了他们共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冲突
到了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制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妨碍实现这个方针的“左”倾关门主义。12月，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经历千辛万苦，越过蒙古大沙漠来到陕北，及时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林育英还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以“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过渡办法，使张国焘有台阶可下，最后同意北上。陈昌浩闻听林育英的最新精神后，深受鼓舞，并在政治部编的《红色战场》和《红星》小报上，突破张国焘的封锁，首先刊登了这一最新精神和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胜利的消息。
北上途中，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9月16日到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举行会议，研究行动问题。每天会后，陈昌浩就和朱德一道与张国焘讨论军事行动问题。陈昌浩和朱德的意见是一致的，主张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而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单独在西兰大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共事以来第一次公开站出来明确反对张国焘。两人争吵得非常激烈，互不相让。当争执不下时，双方同意将两种意见都汇报党中央。但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搬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里住。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陈昌浩、朱德和其他西北局成员只得赶到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陈昌浩的主张，张国焘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9月18日，朱、张、陈联名发布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但张国焘却在会后出尔反尔，反对北上，提出西进，并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调动部队。陈昌浩知道后很生气，他和朱德、刘伯承都赞成北上，他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他有权推翻这个错误决定。陈昌浩马上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陈昌浩的命令下后，张国焘深夜3点多就找来了。他向陈昌浩谈了三点：第一，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计划;第二，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第三，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张国焘痛哭流涕。陈昌浩也毫不相让，当即表示：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见陈昌浩态度坚决，知道再多说也没有什么用处，掉头就走。陈昌浩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对徐向前说明情况。但当天夜里，张国焘就匆匆赶往漳县。陈昌浩知道后，也立即骑马赶了去。
张国焘连夜赶到漳县红军前敌指挥部。进门后，他马上让徐向前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几个人找来，对他们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他向大家谈了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尖锐的公开冲突，再加上张国焘又背着另立“中央”的包袱，所以情绪非常激动，流着泪说陈昌浩反对他，“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在大家的安慰下，张国焘开始平静下来，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大家认为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张国焘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阴谋也似乎有些奏效，大家都误以为陈昌浩这时有取代张国焘的念头。于是，众人当场制定了第二套行动方案。当陈昌浩赶到漳县时，见众人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自己已很难改变，便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9月21日，张国焘给朱德发电，提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采取第二方案，并要朱德到漳县商谈。朱德接电后，一面致电中共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人，一面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其他西北局委员到漳县开会。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召开。朱德、陈昌浩对张国焘违背组织原则的行径作了严肃的批评。朱德批评道：“岷州会议的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陈昌浩力主早点同一方面军会合，他还强调指出：陕北的中央是在行使其中央职权的，而且是应当的，因为大多数中央委员在那里，而且有国际代表在那里。他们的意见都赞同我们的第一个方案(按：指的是静会战役计划)，难道他们都错了吗?陈昌浩明确地表示：我坚决赞成第一个计划，第二个计划(按：指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未经西北局会议(讨论)，应由国焘同志负责。在会上，陈昌浩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张国焘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擅自改变西北局决定，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严重错误。鉴于自己已无条件正常地行使职权，也为表示对张国焘的抗议，陈昌浩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再做政治委员。由于大家认为黄河此时适宜渡河，也可以避免与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中共中央在9月26日致电四方面军，坚决表示反对。中央军委也致电朱、张、徐、陈，敦促北上。9月27日，明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此时张国焘接到西进先头部队的消息，黄河对岸已进入封山季节，气候严寒，不利于大部队作战，遂放弃了西进计划，同意北上。9月29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1936年10月8日，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了。
延安批判张国焘运动中的陈昌浩
就在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11月8日，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开始了悲壮的西征征程。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陈昌浩宣布：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余部突围。
1937年8月下旬，陈昌浩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延安。就在他回到延安的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刚刚结束。先期回到延安的原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傅钟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生病和返回湖北老家，陈昌浩没有能够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军委，成员增加为11人，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陈昌浩的老战友徐向前名列其中，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是红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中的唯一成员。陈昌浩在洛川先后见到参加了洛川会议的彭德怀、徐向前和张国焘等人。
西路军西征失败后，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洛川会议上陈昌浩的缺席及中央军委成员的重新调整，陈昌浩的政治生命从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从此不再担任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和红军的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尽管中央并没有对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一定责任的陈昌浩作出处分，但陈昌浩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的生涯就此宣告结束。
8月底，陈昌浩在延安被安排住进杨家岭的窑洞里，开始写西路军失败的检讨。一个月后，他陆续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和《第二次报告书》。在《报告》中，陈昌浩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作战问题，作出了违背历史事实的三点错误说法：第一，“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命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第二，“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第三，他甚至说“过河本身根本也是不对的”，等等。
显而易见，陈昌浩的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渡河作战基本上执行的是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坚持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陈昌浩在这里为什么说违心的话呢?这与他来延安前已深入开展的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作战及其失利所作的严厉批评也不无关系。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长文，揭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3月27日到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与会者中有30多人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31日，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指出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关于西路军失败问题，《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西征的失败，与张国焘并无直接关系，把责任都推在他的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西路军西征期间，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发给西路军的电报仅有两封，分别是1937年1月8日和1937年3月4日。从电报内容看，也是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一致的。在前一封电报中，张国焘强调“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威信”。在后一封电报中，张国焘则明确批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当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
批判国焘路线的运动，此后在全党、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批判渐渐过了火，红四方面军战士和干部成了对象和靶子。先是少数人，然后是大多数人，最后造成一大批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受到伤害，而且形成了一个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将西路军判定为“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样对于西路军是不公平的。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但执行的任务飘忽不定，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最后失败了。应该说，中央在这件事上赋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与“国焘路线”并无太大的关系。西路军为中共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最后形成而孤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却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在延安的抗大，甚至发生了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陈再道等十多位军师级别的干部准备拖枪出走，回四川打游击的事件。
这些事不能不给陈昌浩以很大的压力。毕竟，在历史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关系密切，在四方面军是张国焘之下的二号人物。张国焘受到激烈的批判，陈昌浩不能不与张国焘“划清界线”，不能实事求是，作出违心之论，就不足为怪了。在《第二次报告书》中，陈昌浩更是反复地强调，“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违心地将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但在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两个报告中，仍有两点很有价值：第一，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陈昌浩指出：“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得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了，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陈昌浩的这两个意见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实事求是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从任务、战场主动权和独断专行三个方面作了系统的总结。1982年，曾担任过西路军30军政委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开始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进行研究。1983年2月25日，《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写成。该文从历史的全局与河西走廊的地理条件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总结，与陈昌浩在延安时的报告有许多共同之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执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199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关于西路军问题修订后的注释写道：“(1936年)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陈昌浩的两条基本意见，在经受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后，终于还其本来面目。
检讨西路军失败教训的活动告一段落后，陈昌浩先被安排到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和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三校的政治课教员。陈昌浩后来也产生过委屈的情绪，犯了分裂党中央和红军这样严重错误的张国焘还依然保留着重要的职位，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自己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年征战中是作过贡献的，现在却一下子降为一个普通科长，他感到很不公平。但他毕竟是一个受过党教育多年的高级干部，经过一段时间后，很快恢复了平静。
1939年8月，陈昌浩赴苏联治病，1952年回到祖国。他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终年61岁。198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等同志参加。而张国焘则于1938年4月在武汉叛逃，投向国民党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飘零海外，先是在香港居住，以写回忆录从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报酬为生。1968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香港，作为一个叛徒，张国焘惊慌不安。为躲避灾难，他远赴政治气候宽松的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死于多伦多的一个老人院，时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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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向前与聂荣臻恩怨]彭德怀与粟裕，刘伯承的恩怨
彭德怀与粟裕，刘伯承的恩怨
58年批粟及粟裕的漫漫平反路 下文将进入更核心的领域：58年批粟及粟裕的漫漫平反路。我写这段文字也有些顾忌，因为某些东西即便在今天也不好说。只好尽可能地描摹真相了。涉及粟裕平反的个别地方用了春秋曲笔，细心的读者当可看出。我们这段历史主要涉及的是彭德怀粟裕，再加上聂荣臻刘伯承等。说起来牵扯的可能就太多了，故只择要而谈。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首任总长是徐向前，但徐因病未赴任，由副总长聂荣臻代）。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１９５２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我的看法是：这两个人的人品都没问题。粟不用说。聂虽军事才能差，但党性坚强，长征中曾坚决反对林彪轰毛泽东下台，那句名言“我要实施政治委员的最后否决权”不少军史爱好者都耳熟能详。建国后长期带病主抓尖端武器，并卓有成效，可谓“战而不能屈人，不战而能屈人”的元帅。但粟裕军事上才能上太杰出，而彭德怀未归国时的总参主管作战，权力又是极大；且粟裕不善社交，虽谦虚抑让，但涉及具体的军事问题，往往据理力争，毫不让步。解放战争对毛便是如此。种种这些结合到一起，聂荣臻心中难免会有芥蒂。这本是人之常情。读者深谙世故的，当能明白我的意思。后来，聂粟之间的“误会”有无消除，聂在58批粟中是否对彭德怀的态度有影响，社会上也有一些传闻，但无可靠史料依据，委实不敢说。 本文还没怎么提到彭老总。但提到58年批粟，以及先前与反教条同步的批刘伯承，彭德怀都是主其事者。这里就要详细提一下他的个性。以纠正常人眼中完美无缺的悲剧英雄的形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这样，就无法得出批刘批粟真相。 众所周知，彭德怀个性倔强、孤傲。这一性情一方面表现为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无畏，以及后来的刚正和坚忍；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则是心胸狭窄、目中无人和瑕疵必报。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形容彭德怀这位悲剧英雄颇为不敬，但为了分析他这位历史人物的种种行为因果，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回避。事实就是事实。 一位从江西时代就与彭德怀很熟悉的老将军，对彭的个人评价只有很无奈的一句话：“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彭德怀一向对与他同级的将领持有蔑视的态度，“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而参加朝鲜战争的恰恰都是这些同级将领带过的部队，彭的个性使他在处理这些上下级关系时加深了矛盾。五次战役后彭与三兵团司令王近山等人检讨战役过程，对原属二野的三兵团他竟说出这样的话：“人家是专家，我是丘八。你们不都是刘伯承带出来的么？刘伯承不是挺讲战术么？你们怎么不讲战术啦？” 彭德怀本人的军事素养并不高，他的作战能力基本是依靠他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积累的战争经验，而不是以指挥艺术见长。这一点结合了他孤傲偏激的个性，使得他对于那些学识丰富、理论全面的同行们以及军队正规化的行动有着本能的抵触。 彭德怀回国后总了军，首先打击的就是刘伯承和他的南京军事学院。在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刘伯承的背景，刘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嫡系将领。他虽是早年的川中名将，南昌暴动的参谋长，但未随朱老总上井冈山，而是去了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训后于三十年代初才到江西任红军总参谋长。他的正规化军事理念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游击战观念历来有冲突。 毛对刘一向是使用而不信任的态度。晚年的毛泽东在对张玉凤评价邓小平时，曾用蔑视的口吻说过“他只听两个半人的话，从不听我的话”。两个半人即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刘伯承，刘伯承是残疾人，故毛称之为“半个人”，由此可见毛对刘的敌视态度。而彭德怀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毛泽东在军中最主要的支持者，其作用有时甚至都要超过朱总司令，毛和彭在对刘伯承的态度上完全一致。这里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对林彪虽然一直是重用提拔，信任有加，但完全依靠他掌军则是庐山会议之后了。而且彭德怀下台之后，贺龙是军委第二副主席，也是毛用以牵制林彪的主要人物，取消军衔制就是他的杰作（可见，即便是嫡系，毛也在防，他唯一不防的是他自己。另外，淮海和渡江之后，二野扫平大西南，刘邓坐镇重庆，此时毛派贺龙率18兵团从北面入川，钳制味道已经出来。刘遂心领神会，自释兵柄，提出办军校，毛立许之。哪知后来还是难逃大难。贺老总并不是个老粗，屡屡在关键时候被毛派上夹钳的用场。要说他也不是嫡系，起家是靠两把菜刀，熟谙湘西土匪那一套。何以被毛用作关键人物，读者有以教我）。所以林彪后来那么恨贺龙。 事件的起因是南京军校的授课内容中，讲授了不少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例，苏军归纳为“十次打击”。彭德怀对此甚为不满，向毛泽东进言，并将毛的指示向军内的高层传达，核心即“专门讲人家的什么十次打击，而我们自己一百次打击都有过，却不肯讲。”彭德怀据此在军委内部开始对刘伯承进行批判，并迫令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过关。当时刘伯承旧伤复发，被迫兼程进京，在怀仁堂的数百名高级将领面前，发着高烧作检讨，当场“独眼之中老泪纵横”。而对刘帅的检讨，数百名将军的态度却是惊人地一致：全场起立报以掌声，以示对他的尊敬！而从另一角度对这次批判表示不满。刘伯承从红军时代就任瑞金红校校长，长征时任红军大学校长，可说是门生遍布全军。加上他对军队建设起过历史性的作用，本人又善于带兵且战功卓著，使得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批判无形中起到了“伤众”的负面效果。 这次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刘伯承被调离了南京军事学院，学院也因而降级；同年训练总监察部业组建完成，人员到位。军委本已明令刘伯承任部长，而刘帅因此次的事件没有到任，旋而由叶剑英接任了这一职务。从此，曾被白崇禧称为“共军第一号悍将”的刘伯承再未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军职。同时，这次事件也成为后来波及更大的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前奏曲。 这里讲个插曲。早在红军时期，刘帅就为军队最基本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把伙夫叫炊事员；把伙夫头叫司务长；把司令官叫司令员；把护兵叫通信员或警卫员等等。他翻译校订过《合同战术》、克劳 塞维茨的《战争论》。据后来做了海军副司令员的杨国宇回忆，挺进大别山过黄泛区时，一天刘帅审订《合同战术》的时候讲，翻译把“混成旅”翻成了“杂种旅”，引为笑谈。 朝鲜停战前，刘伯承就在南京开始对全军高级将领进行轮训。让这些其中不少是半文盲的老兵痞走上正规军人的轨道谈何容易？他们个个身经百战，军功显赫，军校的教官却只是国军的留用人员。“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轮训的艰难可想而知。而刘帅从红军时代起就是军队正规化的极力推行者，他的许多建军方案到今天还在执行。也正是由于他的学识、威望及努力，这场历时数年的轮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五五年时，连许世友、陈再道（二人都是徐向前培养的得力干将，许后来更是成了毛的李逵式人物，此人据说平生也只听两个半人的话：两个为毛泽东徐向前，半个为周恩来，喝酒赢了许世友）这样的老粗都已通过了毕业考试。可以说，南京军事学院在那几年里是中国军队正规化的一项成就。越是到了现在，我们越是能够体会到刘帅的伟大。 上述文字很容易令人产生我把彭当成反面角色的印象。这决不是作者的本意。从庐山会议来说，彭德怀的确是英雄，战争年代的彭总就更不用说了。我只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英雄也是人，也有失误，也有罪过。实事求是是我们看待任何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事实是，在对刘伯承的问题上，毛泽东确实应负有责任，不能完全归到彭德怀的头上。历史如允许假设，那么即使没有彭德怀，毛泽东迟早也会给刘伯承来那么一下子的，可以说彭德怀让毛当枪使了。刘伯承如果没有毛的默许，又怎么能这样轻易为彭搞倒？难道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与刘伯承关系极好的当时的政治局常委都是漠视此事并无所作为的么？要知道，刘伯承实际上是周恩来南昌起义的前敌总参谋长，是周恩来系统的老军事班底（周恩来早年也是俄派打法的支持者之一）；就像林彪原来是朱德的人一样。但刘未像林彪那样频频对毛泽东表忠心，加之一直“道不同”，故在毛泽东心中依然是杂牌。不过“杂”得没有徐向前那么厉害，故叫林彪在东北吃肉，吃得肥肥的，然后好荡平神州；叫徐向前养病，养得是时候了去晋南啃骨头；叫刘伯承就到中原吃那些半肉半骨头的东西。林彪其人，庐山上看到毛泽东讥讽朱德在批彭问题上“隔靴搔痒”，便公然大声斥责朱德“你有什么资格称总司令！”对林彪，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其人性格上上坏的成分居多，这确是历史事实。作为一位名将，如此忘恩负义，忘记朱老总当初慧眼识才并提拔自己的恩德，见风使舵，简直给军人抹羞。林的人格与粟刘确是没的比。又扯远了。有人说58年毛用西北搞掉华东和中原，59年用东北又搞掉西北。这话说得阴气森森，但也确是近于真相的。 那么，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什么要搞掉本文的主人公粟裕呢？毛泽东要拿掉粟裕的理由前面已有涉及：第一，粟裕军事上太杰出，在军队影响大，而且太有独立见解，不吹拍，难以驾驭控制，给人尾大不掉的感觉。第二，此人跟刘伯承在一起，而且观点相近，军事思想跟自己不合拍。道不同不相为谋。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１９５２年７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事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也是信不过的。具体原因没看到材料，他俩以前也没什么工作上的交往，我也只有猜测：粟裕与刘伯承私交极好。这为彭所不喜。粟裕在党内军内一向是“君子不党”的作风，与将帅如果特别投缘也只是军事观点的相近起因。尽管他最喜欢手下作风硬朗顽强的四方面军将领，但与徐向前没有共同作战的经历，我也未见到二人交往密切的史料，因此不好说他与徐向前有多深的交往。但他与刘伯承倒是在淮海等战役有过合作的。粟裕本人对于刘伯承十分尊敬，刘伯承品格高洁，胸怀宽广，对粟裕这位后进奇才也是毫不保留地推赞。史有明文的有： 一九四九年九月，粟裕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刘伯承在中外记者面前把粟裕推到了前台。刘伯承介绍说：“这位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大家注意：据说后面的“之一”是58年陈毅让加上的。让我们来分析分析。后来粟裕评了大将，按军衔，似乎他还不配去掉“之一”这二个字。但按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来说，加上“之一”是谈不上称赞的。假如我们说“美国是今天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那你说这是在夸美国吗？这其实是一种否定，言下之意是说你美国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是不服你，你别那么神气。假如外国人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我们会感到对方是有意把唐朝往低处说。因为印象中唐是最强的，不该加“之一”。因为加“之一”的话，没必要说唐。符合“之一”条件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少。当时粟裕身为副职，名气很小，刘伯承非要加“之一”的话，以他当时比粟裕高得多的“人气指数”，那就成了居高临下地夸粟裕，反而成了一种贬。那样的话夸还不如不夸。 为将者，讲的是战功。而且越是杰出的将领，对资历越看轻，对战功越看重。连林彪这样孤高自许的人，都赞赏粟裕，说粟裕打的仗是“神仙打的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以刘伯承“当代孙武”的身份，不太可能拿自己的资历说事，而解放战争中的战功又明显不及粟。所以他是绝对不可能当着粟裕的面居高临下的。故而按常理分析，他不可能在夸粟裕时加上“之一”二字。但是到了1955年，军衔尘埃落定，原话中不加“之一”是惹人恨的，也许恨的人没有十个（元帅）这么多，但肯定不是零。所以我猜“之一”是1955年后才被人加上去的。这种推理我认为在逻辑上是严谨的。 另外还有一次在南京军事学院教课，学生中有赞他是“常胜将军”的，刘伯承说：“我不是常胜将军，粟裕才是常胜将军。”刘伯承本是个谦虚的人，但这种情况下是无须谦虚的。尤其是他主动夸的粟裕。 《大决战》把淮海战役的胜利演成了“集体智慧的成果”，读者能想像这么大的决战、并且难度很大，会是“不需要主将，只需要一个靠电报往来的总前委就可以取胜”吗？中央就算没有给哪个人主将的军权，其意义无非是加大了取胜的难度，但肯定有人在做主将做的工作：从全局考虑，安排每一场仗，到控制战争的节奏，不受动于人，而这种工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只不过是个文艺色彩极重的谎言。所以主将一定不是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也不是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不是华野司令陈毅，也不是中野司令刘伯承，实际上只能是粟裕。但他得不到主将的军权，或荣誉。刘对此心里有数，所以在公开场合这样夸他。 我想刘伯承的这种称赞，有二层意思：一、刘不敢反对“跃进大别山”的决定，而粟抗言不去闽浙赣，即“三个纵队暂不过江”；二、淮海战役如果刘伯承本人向中央提出合兵，自己当副司令员，淮海会打的更漂亮。这一点，刘心里有数。而在一不利条件下仍能取胜，实在难为了粟裕。因为当时华野实力比中野强得太多，出了事，负责的只能是华野。第二阶段就是中野点菜，钱没带够，华野买单。战争全局也由粟裕安排，刘伯承就算考虑了全局，是不是有力量像粟裕那样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一种大局观来？历史没有假设。也不好假设。但我们应有如下推测：刘伯承参谋长出身，做司令本是半路出家。他一生极为擅长也极为喜爱打巧仗，一生的得意之仗都是那些代价很小的仗。在中原与白崇禧那样的战力极强的部队就不敢正面交手。但是解放战争后期，战局的发展一大特点是“打硬仗”，要求解放军对要点顽强固守，而不再是“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正应了一句古话“大巧不工”。此种类型的战争，显得不再像红军及抗战时那样灵活了。而且想灵活也是“灵活”不起来的。因为几十万大军、庞大的后勤、后勤路线及我军转移兵力路线，均为我所必保，这都是制约因素。而在红军及抗战时的战争中，这些因素虽然也存在，但对我军的制约力要弱得多。而此时的战争，与红军及抗战时期相比，还有一大不同是，它主要发生在平原地区，发生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在红军及抗战时的战争中，我军是一直避开平原，避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故而由于学院派加上过于求巧的特点，刘伯承在目睹了粟裕的大手笔之后，是心悦诚服的。他这种比较纯粹的军人，心中有话，口中便自然流露出来了。只是这些军事上的细微关节与奥妙，却又不是陈毅，邓政委，谭震林等外行看得出来的了。 以粟刘二人这样的背景，加之粟刘在军队建设思想上也有共同语言，彭德怀不喜粟裕也便是自然的事情了。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加上他们之间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看法的某些不同，两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矛盾。粟裕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很快就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对此，彭德怀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今天军队就是这么做的。由此可以看出粟裕的远见）。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加大了国防部的作用，粟裕本人就同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６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一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一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要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他主持下拟定的全军的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还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跟毛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此时毛泽东的想法已经是鸟尽弓藏，已经是想怎样拿掉他的“枪杆子”了。 在批粟之前，彭德怀先以反教条主义的名义批了刘。此时时代背景是57年的反右。58年7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话：军队落后于地方，落后于形势。彭于是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只是小打小闹，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揭示出实质性的东西来。用一句小平的话就是“会议温度不够”。为了给会议加点温度，中央放话，摊开心腹，敞开肚皮谈。于是会议迅速加温。有人便捅出“将帅不合”，说“粟总长与彭总有矛盾”。彭德怀建议这个问题放开讲。于是，就有阿谀彭总的人站出来，“揭发”粟裕两条罪状：一，目空一切，向党要权，历来与领导搞不好关系；先后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没搞好关系。 粟裕的人品没有问题。诸多事实为证。只是平素不善社交，而又对军事上认定的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这种“非中国化”的个性在中国历来是吃不通的。现在依然如此。这里引一段与粟裕私交很好的陈赓大将的话：６０年代初，粟裕与陈赓都在上海某高干医院治病，二位大将正在日光室聊天，陈赓忽然对粟裕说：“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我以为这是说到点子上了。 第二条罪状是所谓“告洋状”。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58年军委扩大会议组织者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 粟裕面对种种不实之词，也想解释几句。然而，越解释会场的火药味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此人是谁我尚未查到）甚至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必须指出一点：向林彪汇报会议内容的是黄克诚。林彪看到军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后，才转报毛泽东。实际上，批粟与林无关。前文已述，林彪对粟裕其实是相当欣赏的。林彪不是如彭德怀一样本能的不喜欢甚至讨厌粟裕。这里有个现像：军事好的将领对粟裕的印象及评价都不错，如刘伯承林彪陈赓，军事上不是太好或是不行的将领如彭德怀陈毅聂荣臻与粟裕之间都有嫌隙。 军委扩大会开始后，毛泽东曾向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肖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点头赞同。此后毛又讲了句公道话：“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实际上是保了粟裕。 军委扩大会议于７月２２日结束。粟裕近两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就告一段落了。８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 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一次，在冰雪北疆进行一项重要课题调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队，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 凡涉及重大问题，不是地委书记胡立教在场，就由牡丹江市委书记李友林陪同。其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场悲剧呢？ 回答这个问题，从大道理上讲，可以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大气候、小气候说上个十条八条。那么具体就粟裕蒙冤而言呢？叶剑英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罗瑞卿回答部下提问时说：“粟裕也是人，难免有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但这一回不对了，是有人容不得他，硬往死里整啊！”接着罗瑞卿回顾了被人诿过的往事。那是１９４０年秋，罗瑞卿到八路军当政治部主任以后的一段往事，约三年时间，罗瑞卿说：“就是这个人把自己所有的过错，特别是被毛主席严肃批评的几个大错，全部栽到了我的头上并报告给主席。”其实就是指彭德怀。而且，恰恰就是这位罗瑞卿，当粟裕靠边站之时，对粟大将军极为不敬，往往直呼其名，态度粗鲁——想想同时，连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元帅对他的副院长粟裕都是称呼“粟总”——这不免让我们这些现在才知晓内情的后人唏嘘不已。 历史有时也会跟人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１９５８年军委扩大会上主持会议，坚持主张把粟裕“斗倒斗臭”的彭德怀，在正好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坐上了被批斗的位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脑”。 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一些老战友一再建议粟裕借这个机会，把１９５８年的事提一提。“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达到个人的目的。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粟裕在会上被指定发言，但也只谈了一些重大问题与彭总的分歧，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丝毫也不强加于人。对此，在这次会议上平白蒙冤的革命老人张闻天，１９６４年在无锡与家人谈话时曾提起，称粟裕“人格品德光彩照人”。相比之下，罗瑞卿大将就是以牙还牙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还受到毛泽东安排的贺龙罗瑞卿的牵制。此二人在庐山上也是批彭生力军。贺龙的表现，我没有看到相关材料，估计是他在西北的指挥权为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所夺，自己只是运运粮草，当个安慰性质的“西北军区司令”即实质上的“西北野战军后勤部长”而已。后人每每为彭老总、贺老总在建国后的的悲惨遭遇痛心疾首，其实谁又真正清楚这些老总又是怎样整的别的老总的呢？就像钱钟书透露的，大家只记得吴晗在文革被人整得惨，谁又知道他在57年反右的时候整别人是怎样的落井下石不留情面呢？我每每读二十四史，看到那些不能再黑暗的黑暗，总难相信是人间之事。谁知道即便在新中国开国之后，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还是一至于斯。这整个就是一个人肉的修罗场。佛经中说“众生在业力的果报下永无休止地流转轮回”，我算是看到了。 １９６０年１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我难以直面毛泽东说这话的心理。此话借刀杀人之心表露无疑。我更难以体会粟裕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着他的面说出这样刀子一般寒冷锋利的话的内心感受。 然而，毛泽东发话后，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粟裕并不知道，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粟裕拜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陷为“里通外国”。所幸的是，随同粟裕拜会苏军总长的中方翻译孙立思多年来始终未屈服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不然的话，等待粟裕的将是更为残酷的一场灾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得知这一消息后，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时，向叶报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叶当面对他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据此，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0月16日，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粟裕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后来，粟裕又拜会了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徐帅也说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以后军队吃了两个大亏，一为反教条主义吃了亏，一为反正规化吃了亏。实际上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其实一直是刘伯承粟裕一边。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1984年2月15日，一代名将粟裕含冤辞世。在中共中央的讣告里，也只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他蒙受的冤屈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讣告中一句未提。 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了。”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张震是粟裕老部下，战功卓著的华野参谋长，55评衔时仅仅是中将。粟裕由于只评个大将，其手下将领军衔普遍偏低由此可见一斑），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总书记亲自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