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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军衔篇(一):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耿飚
耿飚（1909~2000），男，湖南醴陵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耿飚1909年8月26日出生于醴陵县黄獭嘴镇一贫苦人家。7岁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在水口山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积极参加工人罢工斗争。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随着湖南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耿飚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不久受党派遣回醴陵，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长沙。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于1928年4月回到浏阳，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积极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28年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9月，耿飚同志奉党的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1933年春，任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等重大作战。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红军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第2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血战湘江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耿飚同志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继又率部通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队夺占泸定桥，使中央红军再次摆脱险境。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在攻打甘泉时颈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消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为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同志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1945年8月，他指挥部队向盘踞在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这座塞外重镇。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这一期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解放战争时期，耿飚同志回到晋察冀军区，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他先后参与组织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 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同志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美军观察组和军区首长程子华（前左三）、唐延杰（前左四）、耿飙（后左二）合影. “文化大革命”中，耿飚同志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林彪、“四人帮”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他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残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坚贞不屈，有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气概。 1971年1月，耿飚同志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从“五七干校”调回部里恢复工作，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决纠正“四人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复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并同各国社会党、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的建议。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耿飚同志当晚奉党中央之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他在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期间，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1978年3月，耿飚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和军工部门的工作。1979年1月，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0年7月，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1981年3月，耿飙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起，耿飙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亦是中顾委常委。1983年6月，耿飚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积极开展工作。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1997年，成为中共第十五大特邀代表。 耿飚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多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有关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建议。他十分关心人民疾苦，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他热心老龄事业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2000年6月23日，耿飙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
给毛主席送老虎、给特务送药 1969年，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肩负‘联谊’重任的父亲，却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大胆提出调整援阿方略。“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后来，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耿莹说：“我父亲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耿飚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贫困家庭，从小读过私塾，背过诗文。耿飚的曾祖父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游方郎中。耿飚的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差点被选入皇宫。因为使过皇上赐予的虎头双钩，有“双钩大侠”的美称。后来回乡，先后学过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
1909年出生的耿飚，自小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他7岁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耿飚却身体健壮，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耿飚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当十。他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是井冈山红军的骨干之一。 1940年，陕甘宁边区正兴起“大生产运动”，耿飚率部队来到一处偏远山地屯田开荒。深山丛林里野兽众多，不仅糟蹋庄稼，还伤害人畜。“父亲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了4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和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他们把兽皮剥下来，去城里卖钱。父亲将一只虎送到延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诱’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总司令还真试了试，然后说，‘不行’……”耿莹边说边笑得前仰后合。 “父亲英勇善战。长征时湘江之战，他的一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这在战争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父亲足智多谋。当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做地下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一次，耿飚发现有个经常跟踪他的特务几天没露面，一打听原来是生病了。耿飚就买了药去看他。特务被感化了：“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人管我，反倒是你们共产党来照顾我。” 在长征途中，耿飚居然每天写日记。“父亲有一架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很多得力于父亲的日记。《西行漫记》里的照片，有的还是父亲的作品。”
耿莹与父亲耿飚.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赵兰香，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1980年耿飚与刘华清将军访美五角大楼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1979--1981年，习近平任耿飚秘书。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 “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1980年耿飚与刘华清将军访美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和同事们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赵兰香还记得一个细节：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请进白宫，卡特总统夫妇在晚宴后，邀请耿飚夫妇一起观看了电影《星球大战(Ⅱ)》。但美方因顾忌“如此过分招待中国人会刺激苏联”，所以当时没有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当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同中国在军事上，哪怕是暂时性的结盟的开端？”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答道：“根本不是。美国和中国是朋友，不结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记者问：“同中国军方发展关系是否终将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耿飚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的友谊要靠一步一步地来，一天一天地发展。”
耿莹组建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
耿莹告诉记者，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特种警察部队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1981年10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武汉军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1982年7月25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父亲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
“香港驻军”事件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耿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劈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的。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 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莹
邓小平大发雷霆的时候，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找自己的车，就近抓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 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当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耿飚后，他第一个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与彭真说了10来分钟的话，这时闻讯赶来的警卫参谋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赶到大会堂北门广场。 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因为司机知道，首长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下赶过来的，还没有用餐。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性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那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八道”。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动。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 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1984年5月28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1949年，赵兰香同耿飚在太原. 1923年,赵兰香出生在甘肃省庆阳县城内。赵兰香的家非常清贫,父母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儿。与一般家庭不同的是,她的父亲思想虽比较保守,母亲却比较开明,在她的一再要求下,父母不顾世俗偏见,送她到学校读书。这在当年那个贫瘠偏远的庆阳,并不多见。 1937年,红军部队解放了庆阳城。不久,在赵兰香就读的庆阳女子小学来了三位从延安派来的女干部,从事教学工作,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力量和发动群众。不少家长由于不了解和害怕军队,不敢让女儿去上学。为了动员它们复学,赵兰香主动要求和同学校的女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地做学生家长的工作。就这样她冲破了传统封建观念的束缚,成为庆阳县城第一个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的妇女,后来她正式担任了学校的国文和美术教师。 1937年秋,八路军129师385旅进驻陇东防区,旅部就设在庆阳(陕甘宁边区23县之一)城外田家城。当时耿飚担任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参谋长、军法处长,并任庆阳县城防司令。而385旅政委甘渭汗同志的爱人赵文正好是庆阳女子小学的校长。
耿飚全家福。右一为耿莹. 1940年夏季的一天,赵兰香注意到学校来了一位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的八路军首长,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有些清瘦,但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他的粗布军装已经洗得发白,风纪扣系地严严的,一副严肃的军人姿态,但讲起话来却文雅和气。赵文校长介绍说:“赵兰香,这就是385旅副旅长耿飚。”当时耿飚和蔼地和赵兰香聊起了家常,询问了她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渐渐地赵兰香感到这位首长对人诚恳、亲切,没有一点官架子,心中对她暗暗有了好感。后来她才知道,她和耿飚的相识并非偶然,那是甘政委、赵校长夫妇在有意识地为她们两人牵线搭桥。 于是,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两人间的交往。但当赵兰香的父亲得知耿飚要娶走他唯一的女儿时,却坚决地说:“不行!”当然,父亲希望她能在本地找一个家庭比较富裕、有一定身份的女婿,不再为贫困所累,他和母亲将来也可有所依靠。可要找一个当兵的,事情就难说了,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军人四海为家,不知哪天会战死沙场。当时,赵兰香非常理解她父亲的心情。 然而,耿飚渊博的知识、平易近人的作风,尤其是他从一名钳工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传奇经历,已深深地打动了她,她暗暗地下了决心:“非耿飚不嫁。”为了说服父亲,耿飚请来颇有地位和影响力的庆阳县商会会长到赵兰香家做工作。就这样,会长的说服、赵兰香的决心并加上母亲的支持,父亲最终同意了她们的婚事。 1941年7月5日,赵兰香与耿飚的婚礼在庆阳女子学校的一间教师里举行。385旅的首长、同事及亲朋好友参加了她们简朴而热烈的婚礼。大家纷纷向她们表示祝贺,愿她们天长地久,白头到老。赵兰香和耿飙虽然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甜言蜜语,但是她们的心为共同的理想在一起跳动。她们庄严地举起酒杯,互相勉励:一定要革命到底。
为了革命:岂能朝朝暮暮
婚后,她们就住在385旅旅部的一孔窑洞里。耿飚的工作依然紧张而忙碌,她仍在学校教书。生活虽然艰苦,但它们的感情是真挚而融洽的。 耿飚因为出身贫苦,只读过两年私塾,在庆阳驻军期间,他借来了全套中学课本,利用晚上时间自学。赵兰香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两个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耿飚的文化学习不断进步,赵兰香的政治觉悟也日益提高。在如豆的油灯下,她们的两颗心贴的越来越紧。 1942年,耿飚接到调令,离开385旅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赵兰香也骑马来到了延安,进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这时,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毛主席发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正开展大生产运动。延大为赵兰香她们每个学员都分配了指标。耿飚拿出他的钳工手艺,为赵兰香制作了一部手摇纺车。每到周末,耿飚便来到延大接赵兰香,他扛起赵兰香的纺车,大步走在前边。赵兰香在后边紧跟着。周六的夜晚和星期日,在中央党校宿舍前的空地上,耿飚摇着纺车,帮她纺棉花、织袜子。耿飚比赵兰香纺得匀、织得快。 后来,作为红军时期的一员骁将,耿飚不甘心长期在后方留守,他多次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表述过自己的心情,要求上前线杀敌。1944年秋,中央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他兴奋地立即起程,奔赴前线。赵兰香却仍留在延安。
习近平与他的导师耿飚
习近平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耿飚当秘书。那三年是他开眼界、长本领的关键三年。机要秘书 1979年春，习近平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的任命。这位26岁，毕业于清华的青年本来即将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秘书，不过就在他报到前后，中央调整了耿飚的工作。 耿飚的新工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军方职务。 习近平需要多办一个入伍手续，机要秘书如果没有现役军人的身份，将无法接触内部重要文件。根据他的本科学历，他被定为副连级，工资是每月52元。 干部被认为是需要开会的人，军服下面的两个口袋对于干部来说意义深远——开会时装小笔记本可能是最重要的用途。 不过习近平军服上的下两个口袋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很多事情耿飚根本就不许习近平记录。机要秘书要有一个好脑子，耿飚要求习近平记下了几百个电话号码。
习近平来北京探望耿飚时的合影. 耿飚那几年会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他的事务可谓庞杂：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无所不包。作为秘书的习近平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的东西，比如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问题，在习近平的眼前都不再神秘。 “那段时间对他很重要。他一毕业就直接进到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耿飚的小女儿耿焱说。耿飚1978年担任副总理后出访不少。耿飚会轮流带秘书出去，习近平也曾陪同首长出访和在各省考察，积累了很多经验。“他最年轻，就是来学习的。”耿焱说。 习仲勋和耿飚的交情可以追溯到陕甘宁边区时代。 当耿飚在红一方面军艰苦长征的时候，习仲勋在西北红军当中建设根据地。后来两人在甘肃庆阳有了交集，耿飚在庆阳驻军，在庆阳娶了夫人赵兰香，而习仲勋则在庆阳的环县当县委书记。 耿焱称呼习仲勋为“习叔叔”，习家的孩子则称耿飚为“耿伯伯”。除了习近平。因为工作关系，习近平称耿飚为“首长”，耿飚则管习近平叫“小习”。 除了工作，耿飚和习近平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下围棋。 耿飚让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下围棋，他认为这能够训练他们的大局观。习近平的发小、好友、围棋运动员聂卫平说，习近平很早就“学会了围棋规则”。 1980年代初，是聂卫平大放光彩的年代，他打破了日本棋手的垄断，一度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 耿飚访日时，中国棋手正在日本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在习近平的牵线下，耿飚接见了棋手们。 耿飚喜欢下棋，他要求习近平尽快学会围棋，与他对弈。为此，习近平还专门找聂卫平学下棋。 “当时他（习近平）想学一点快速提高的办法。”聂卫平后来说，“不过我没教他，我怕他水平不行出去给我丢人。” 耿飚和习近平的对弈可能是比较凶狠激烈的，不过在聂卫平看来水平不高。后来如果聂卫平来访，耿飚就和习近平把棋盘搬走，“他们都背着我下棋。” 首长耿飚和秘书习近平的上下级关系在百万裁军大潮中结束。
习近平和夫人来北京探望耿飚时的合影务实好学 在厦门任职时，习近平认识了彭丽媛。习近平逢年过节会经常来看老首长，有的时候也带着年轻的妻子彭丽媛一起来。 “习近平在福建时，每次过来都带一些海鲜。”耿飚的警卫参谋黄心明回忆道，“有一次他回来看首长，还陪首长又下了一盘棋。” 习近平时常把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暗合弈道的一段话挂在嘴边：“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在首长面前，习近平似乎还是过去那个小习。 一位曾在1980年代中期就读于厦门大学、后来去美国的留学生，曾担任过时任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的翻译。这名留学生在远赴美国期间，又曾接待过作为福州市委书记赴美考察的习近平。在专业的公司法律介绍会上，他注意到习近平端坐第一排，从头至尾埋首记录，特别爱问问题，从不惧尴尬。 随后的几年里，这名留学生每年春节都能收到习近平越洋寄送的新年贺卡。“足见他心细和善于交际”。这是一个可以记忆几百个电话号码的脑子。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职业外交家亲手训练出来的年轻人。 习近平和他的导师、首长耿飚一样，好学、务实、好琢磨、做事高效。他默默记下了耿飚对军队发展的无数看法，带着老首长的种种烙印，奔向前程。
耿飚军衔篇(二):醴陵走出去的“将军外交家”耿飚
建国伊始，为解决当时我国外交工作中向建交国派遣驻外大使的难题，一些身经百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纷纷踏上新的征程——出任驻外大使，耿飚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后来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除了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外，从1950年5月到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任命了14位大使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所以被称为“将军大使”。
战功卓越：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
(耿传公祠陈列的耿飚同志入党时的大型油画)
耿飚，湖南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909年8月出生。13岁到水口山铅锌矿当童工，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罢工斗争。1926年回醴陵开展农民运动，后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参加红军，历任红一军团第三军九师参谋、师教导队队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
(耿飚 资料图)
长征中，率部首夺天险娄山关，受到毛泽东同志表扬。遵义会议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等重要战役战斗。1936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委，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将军外交家”：能文能武能外交
1950年初，耿飚调外交部工作，先后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浅显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中央一纸调令，他便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新中国首批大使）
耿飚将军(中)在瑞典
耿飚将军的女儿耿焱说：“父亲那时候正带领部队往西北打，中央的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说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非常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央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懂军事的干部，外交就是战略，你懂军事，懂战略。周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就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你又在军调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怎能说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呢？基于这些原因，父亲同意了，接受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期间，周总理多次来看望，并把“外交”和“军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总理的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了另一个阵地上，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
耿飚在1950年出任中国驻瑞典兼驻丹麦、芬兰大使。在瑞典，耿飚大使广结朋友。他同瑞典名士哈马尔舍德成为了好朋友。哈马尔舍德后来成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作为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耿飚的努力之下他顺利地访问了新中国，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接待。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位瑞典军官问耿飚大使带过多少兵。耿飚问答说：“大概十几万人吧！”那位瑞典军官立即立正敬礼回答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呀！”耿飚后来又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耿飚为什么没有军衔？
由于1950年1月，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到外交部工作，担任驻外大使，所以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的时候，并没有给他授予军衔。1978年3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和军工部门的工作。
后来耿飚又进军队系统工作也是特殊原因！1979年1月，他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1年3月任国防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但他始终没有正式军衔。
“文革”中，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1年1月，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时，奉命顺利地控制了广播电台、电视台，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1978年3月后，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防部长。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5月25日，由国防部长耿飚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
（习近平来北京探望耿飚时的合影。耿飚戴着眼镜坐中间，最右为习近平）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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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军衔篇(三):揭中国唯一无军衔国防部长耿飚的传奇人生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有一位唯一没有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的命里缺火，于是母亲就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远渡重洋，成为新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一个好大使。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他奉命武装接管宣传舆论阵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在我党我军的关键历史时期，彰显了他的传奇人生。他，就是后来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耿飚将军。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浅显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中央一纸调令，他便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1946年秋，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京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的耿飚，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京。这次他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耿飚将军的女儿耿焱说：“父亲那时候正带领部队往西北打，中央的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说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非常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央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懂军事的干部，外交就是战略，你懂军事，懂战略。周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就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你又在军调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怎能说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呢?基于这些原因，父亲同意了，接受了。”
将军改行当外交新兵，其实并非耿飚一人。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外交部工作的时任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接到命令后同样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批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使中英两国代表一同坐到了谈判席上。时任三野第8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将。
周恩来有多细致：亲自教耿飚系鞋带“将军大使”学习班为了让新中国的第一批转行成为驻外大使的将军们尽快适应和熟悉国外的生活习惯，转换好自己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第一批大使和家眷集中在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举办了短期培训班，学习外交礼仪。
耿莹说：“他们都是老粗，这些长年扎根在根据地和战场上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躺门板、住窑洞日子的他们，一下子让他们脱了军装，突然要睡到饭店的弹簧床上，这个一看一会儿要穿高跟鞋，一会儿要使用刀叉了，吃饭什么这个那个礼节，这个打仗打了那么多年的军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
初次穿上中山装的将军们，都感到很不习惯，觉得这种外交服装束手束脚，不像粗布军装那样随意自在。
不习惯的地方还有称呼，习惯被人称呼为某某将军突然变为某某大使，这也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这些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们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耿莹说：“总理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驻华大使介绍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各国大使作报告时，由毛岸英当翻译。外交部先后请来了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讲课。学者、专家们分别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同时还找了国外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甚至是外国友人来教他们吃饭拿刀叉，穿旗袍怎样穿，头发怎么烫，烫什么款式。我记得父亲要穿什么三接头的皮鞋，不会系鞋带，都是周总理亲自教我父亲。”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期间，周总理多次来看望，并把“外交”和“军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总理的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了另一个阵地上，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周总理还说，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武打”变成“文打”而已。他鼓励将军们把在战场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场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也开始有了兴趣，得到了提高。
脱我战时袍，还我女红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过中国战场上的“娘子军”：女人不穿裙子不涂口红，与男人一样舞刀弄枪。在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夫人中，这样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也不在少数。当时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适应她们此前并不认同的所谓“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烫发、抹粉、涂口红，还要学习如何着装和西餐礼仪。在她们看来，如今革命胜利了，正是为建设新中国发挥才干的时候，自己怎能描眉画眼地出国去当“官太太”?有人抱怨当初不该来北京，有的吵着要回部队，更有人说宁可离婚也不出国当“夫人”。在会上，黄镇的妻子朱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翻身解放。进城后我们应该为国家出力，而现在却让我们去当夫人，去当附属品，这简直是对我们的罪恶和污辱!”
眼看工作上的分歧就要演化成大使夫妇之间的矛盾，周总理闻讯后，立即派邓颖超来解决此事。邓大姐的“现身说法”，让女同志们对大使夫人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就这样，为了国家的需要，这些从没穿过裙子、对梳妆打扮一窍不通的女战士们第一次坐在了梳妆台前，耐着性子学习对镜梳妆，描眉点唇。此时，应付这些繁文缛节已经成为组织上交给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而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认真去完成。 为了尽快适应大使夫人的角色，夫人们一有空就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脚上很快就磨出了茧子，还要忍着疼痛继续坚持。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早日成为合格的大使夫人，向组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隔着窗户看递交国书，“以小见大”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没几天，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要递交国书了。经周总理同意，将军大使们被安排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总理前来检查，要求不能将窗户纸窟窿捅得太大，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以免让外国人看见殿堂里一排排大窟窿不雅观。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大使们：“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
仪式刚一结束，大家就热烈地议论起来。有的嘟囔道：话那么多，咋记得住呀?有的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事先写好，到时背下来就行了。最后，大家得出了两点共识：一是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二是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比如走步、站立、呈递的姿势等等。有人还建议趁热打铁，当场练习。于是，他们就在勤政殿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练习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