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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共篇1:缅共兴亡始末
听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1994年，本人曾到中缅边境考察，听当年“国际支左”的红卫兵谈过这段经历。其实，从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缅共的前车之覆，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是很好的镜鉴。
抗日斗争中兴起，学习中共革命道路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内地人逃入缅境，成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他们在普遍笃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无太大影响。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打出“帮助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独立”的旗号，当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德钦党多数领导人竟欢迎日军，只有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并发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从而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是连成一体的，按这一原则要求，一国共产党掌权后便有义务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国党进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便以此原则要求下属各党。但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共识，一国又不应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党际关系要求与国际关系准则存在的矛盾，曾使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陷入“两难”处境。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对外宣传中便停止鼓动世界革命，与缅甸、印度等国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当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想支持各国的革命进步事业，关键是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他人。
1971年8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前排左二）。此后，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1954年缅甸吴努总理首次访华时，曾于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心态，那便是：“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当时因美国大力组织反华包围圈，争取缅甸中立和对华友好，便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说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周恩来、刘少奇访缅时，也都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支持缅共来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态度表示希望缅甸政府领导人与缅共坐下来一起谈，中缅两国关系由此进入非常友好的时期。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China（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3万军队。
1963年8月，中南海，毛泽东与来访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边走边谈
“党内革命”， 内部滥杀 人人自危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缅东北根据地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直接掌握的“中央远方委员会”领导，在“党内革命”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宽大些。缅共中央转移到当地后，背靠云南边境，周围多是少数民族，政府军进攻也缓和了许多。但新任主席德钦辛继续沿袭德钦丹东的极“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与政府军作战时战死，德钦巴登顶回国接任主席。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而越境的红卫兵。 毒品开禁，利益击败理想 缅共中央退到贫瘠的东北山区时，根据地内百姓粮食自给尚未不足，百年来都是靠种植贩卖鸦片弥补生计，对“人民军”及脱产干部2万多人自然难以供养。缅共领导人多年间习惯于住茅屋、穿草鞋，身无私物，中央级领导才配一台中国产半导体收音机以了解新闻，便以自身榜样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干部战士都耕地生产。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种粮收获不多，缅共只好严重依赖外援“输血”，起初还严禁任何干部战士参与当地鸦片贸易。 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增加收入，于1978年内在东北根据地进行了“阶级排队”，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其实当地丛山中的经济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连土地买卖都未产生，哪有什么“地主”!硬性采取的“阶级排队”，只能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并展开斗争没收他们几背箩就能装下的可怜财产。同时，为了满足下属的四个军区和十个县委的拨款要求，缅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据地加收粮米，结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当缅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在中国深受传统教育的德钦巴登顶主席坚决反对，认为影响既坏又会腐蚀队伍。但缅共领导人政治威信此时已大幅下降，无法约束下属。各军区见部队仅能吃盐水泡饭，决定自筹经费，不择手段“创收”，德钦巴登顶主席最后只好妥协。 缅东北山区中的特产有柚木和宝石，当地人却缺乏销售经验和渠道，只有对鸦片最为熟悉。70年代末缅共开始进行秘密的“特货”贸易时，中央曾做出严格规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组”经营，得钱全部归公，不许向中国贩运，也不准在“解放区”内销。其外销方式是将老百姓种植的大量鸦片提炼成“黄砒”，以秘密渠道向泰缅边境输送。当时缅共只允许加工“黄砒”，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黄砒”体积较之鸦片要小得多，便于运输；二是“黄砒”不能直接吸食，当地老百姓即使得到也没有用，便能达到不毒害解放区人民的目的。 缅共中央的这番考虑用心不可谓不苦，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五一小组”将鸦片生意作为中央主要经费来源后，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直接收入私囊。缅共过去的“党内革命”已把知识分子为主体领导的党委、党支部砸烂，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80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赚钱，一些单位由贩黄砒发展为直场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缅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义冲击下完全失效。 据知情者透露，至缅共后期，除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归公的经费越来越少，某些领导（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及其亲属）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楼，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生死与共的团结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 缅共后期，“人民军”的主力已是彭家声的“果敢指挥部”部队和鲍友祥（佤族）指挥的中部军区。他们长期感到“大缅族主义”压制排挤其他民族干部，对中央严重不满，最后发展到对抗地步。此时，德钦巴登顶主席仍然拘守《毛泽东选集》中的教条，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僵化的传统政治教育已近乎对牛弹琴。在这种党内凝聚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缅共解体已势在必然。
“果敢王”彭家声。正是由于他的归顺政府宣告了缅共中央走向覆灭
缅共镜鉴：如何跳出盛衰周期？ 1988年，国际大气候发生变化，缅甸奈温军政府下台，苏貌执政后宣布施行多党议会制和对外开放，对国内各派武装也采取“对话沟通”。缅甸新政府同彭家声谈判并承认果敢地区“自治”，彭本人也决定同无法再革命的缅共分家。前些年彭家声接受记者采访还说，自己很珍惜担任缅共人民军副司令员的多年战斗历史，“3?11起事”反抗缅共中央是顺应形势和为当地军民谋福利的不得已之举。 1989年3月11日，这一天彭家声宣告归顺政府宣告了缅共中央走向覆亡。面对彭部脱离组织，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认定此举是“反革命叛乱”，却已无力镇压。4月11日，佤族县长赵尼来和鲍友祥也起兵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将德钦巴登顶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礼送出境”。八天后，“815”军区也宣告脱离缅共领导，成立“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德钦巴登顶和政治局其他几名委员又组成临时中央，于6月下旬迁回境内基本由克钦族组成的101军区。该军区过去便对中央若即若离，此时司令员丁英接待也不热情。同年9月，因缅甸政府又同意这里“自治”，丁英最后通知临时中央要其离开，缅共中央失去栖身之地只好解散。德钦巴登顶再次被“礼送”去一个地方，那里既不干涉邻国内政，对昔日的朋友还会养老送终。 公正地回顾缅共由建立到覆亡的50年历史，应该承认，缅甸像德钦丹东、德钦巴登顶这样的知识分子，引来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党组织，浴血奋斗多年，还是为着国内人民摆脱贫穷压迫的理想。没想到美好的奋斗理想与可悲的结局，差距竟如此之大。缅共兴起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衰败于极“左”的内部斗争，最终亡于腐败，这种教训在不少落后国家带有规律性，有识者不能不站在时代高度进行深层次反思。 一个革命政党，出于对民族、阶级双重压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当初进行的革命势必会出现异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往往是──先由内部狂热的极“左”自残，造成理想破灭，接着又是腐败滋长导致组织崩溃或“易帜”。要跳出这种由盛至衰的周期率，不仅要靠社会结构的改造，更要靠实行民主。当人们站在云南边境，望着对面那片仍然长有罂粟花的土地，有必要对本国发展道路展开更多的思考。
缅共篇2: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
一群被输送到云南的老知青，怀着切·格瓦拉一般的骄傲，加入了缅共，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进行了15年的战争生涯。王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金三角搏命15年，能活着回来，他是荒唐岁月里“输出**”的幸存者。还有数以千计的知青，葬身在缅甸冰冷的土壤中，留下面向东方的无名荒冢一堆图为在缅甸从军的中国知青王曦。1968年1月1日，缅甸**党借势而起，在中缅边境孟古建立了东北军区。自此，那个50年代初因**失败而销声匿迹十多年的缅共，竟然又复活了。支援这支武装被我国认定为对“**主义事业”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图为在缅甸从军的中国知青们。孟古河，中缅两山间夹着的一条小溪，宽不过10米，却还得脱鞋卷裤腿涉水而过，凡是投身缅共的中国志愿者都要在此偷偷涉过此河，因此被称为“裤脚兵”。1970年5月19日，王曦跋涉到了孟古河畔，随身行李只有《**烈士诗抄》和艾芜的《南行记》两本书。这一天，恰好是他20岁的生日。第二天，又恰逢**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及其走狗”的“5·20”声明发表。这一天，他穿上了绿军装，拿起了沉甸甸的M21半自动步枪，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写上了“**干部”，彻底告别了自己压抑的过去。图为孟古河地区。王曦这拨下乡知青，有的曾在边城畹町的山上“坐山观虎斗”，目睹了缅甸政府军与缅共游击队的大阵仗，有的则听说自己的“发小”已经加入战斗。于是，在经历了“红八月”的激情和“上山下乡”的迷惘后，他们开始憧憬成为“国际主义战士”。王曦，因为父亲头上那顶“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刽子手”的大帽子，早被收拾得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图为王曦打靶照新兵队里没有一个缅甸人，完全是知青世界，大家互报校名，立马打成一片。他这才知道，原来缅共不仅有个“知青旅”，而且每个营还各有特色。303特务营，老高三知青较多，都颇有书香子弟风度，被称为“秀钉子营”。3031营，华侨知青和昆明知青各半，昆明知青中又以在瑞丽下乡的知青为主，他们背倚瑞丽江，在自己家门口打仗，被称为“门坎猴”。3032营，大多数都是初一至初三的四川人，他们特别能喝酒，人人的性格都被熏陶得和60度的老包谷酒一样火爆刚烈，俗称“**营”。3033营的昆明知青常年累月钻山沟打游击，都是些不修边幅，神头二五的老兵油子，被称之为“痞子营”。图为在缅甸从军的中国知青们。娘子连的百十号小姑娘，最让王曦自叹弗如，她们要么抬着伤员，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高射机枪，和男人们一样冲锋在前。在缅共的历次战役中，都是知青连队打头阵，他们高大、勇猛、忠诚、狂热，牺牲前高呼着“**万岁”，创造了一个个“黄继光”般的英雄传奇。图为娘子连的女知青。1968年中国出版了《格瓦拉日记》，不知有多少中国知青怀揣着它或是手抄本投身异国，用热血浸透了被弹片啃噬成齿状的纸页。到底有多少人跨过孟古河，奔赴了缅甸战场，王曦也说不清楚。有的说5000，有的说2000，无法统计。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至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图为在缅甸从军的中国知青王曦。1970年12月底，中断了三年多的中缅两国外交开始有了恢复迹象。知青们尴尬的发现，阵前的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接纳。为此，缅**区中方顾问组首长郭副政委，向部队作了内部报告，强调中国对缅共的支持不会改变。图为在缅甸从军的中国知青王曦。该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国内对“中国人自愿参加缅共的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给予了“出生入死，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对祖国边疆的安全是有功劳”的说法，并说在70年8月，中央**下达文件，10月份传达到边五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参加缅共牺牲的同志，其家属与解放军待遇同等。为此，缅共还为每个献身者出具了一张类似“**军人身份证”的证明文书。王曦将这张证明文书寄回家里，果然起了些作用，否则，父母将因为儿子“下落不明”或“叛国投敌嫌疑”而“罪上加罪”。（文字来源：中国新闻网）图为缅共出具的“**军人身份证”的证明文书。**事件之后，国内的知青政策也开始松动，招工、招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回城之风渐起，外五县知青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变革之路。滇缅路上，老知青们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在异国一侧小路上独行的王曦喊道：“喂！替别人当炮灰的同胞们，回头吧，我们有救了。”图为在缅甸从军的中国知青们。大部分知青战友已经丢盔弃甲，逃了回去。如果不是家庭背景太糟糕的话，王曦多半也会退回国内。当然，把他和百余坚定分子们留下的，还有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人生价值。在雷门伏击战中，王曦这个从来没有打过炮的炮兵，凭借自己的**，荣立二等功。一年后，他火线加入缅甸**党，并提了干部。这是一片炼狱，但他没有“碌碌无为的活着”，王曦决定留了下来，和部队一起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他隐隐感到，真正的流亡生涯开始了。图为在缅甸从军的中国知青王曦。在前线呆了15年，王曦竟然没受过伤。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戏称自己有嗅到危险的第六感。在缅共人民军，王曦历任4045部队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缅共五旅政治处干事、五旅作战参谋、042部队政委、68师教导队主任、68师保卫处长等职务。官越做越大，但王曦对前程却越来越灰心。图为在缅甸从军的中国知青王曦。1976年****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送行时，知青们的哭声响彻孟古河，从此，他们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中国不再公开对缅共给予支援，而这些知青因为自愿输出**，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当初，加入缅共时，还有人问：“**关系能转到国内吗？”，现在都成了泡影。至于他们如何恢复国籍，归国安置，均无人提起。得不到祖国的认可，牺牲还有什么意义？有门路的知青都黯然回国，缅共中的知青越来越少。此时的缅共，更无可救药的堕落下去，盘踞金三角，走起了“以毒养兵”的道路。图为中国知青王曦抱着儿子在孟古河留影。直到1980年，国内才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问题，并且出台了一个并不尽如人意的接纳、回归政策。不过，见到这条政策时，王曦哭了，如同无人认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此后，为了办好手续，名正言顺的脱离缅共，王曦经历了耗时三年的漫长等待。一边等，一边打仗，好几次险些命丧黄泉。为了全身而退，他只好一走了之。1985年，在离开故土15年后，王曦抱着两岁的儿子来到了浊浪滔滔的缅甸楠佧江边，留影为证，开始了逃亡之旅。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流浪到了萨尔温江以西的九谷，又在中国边境畹町镇，花二十元钱买了个假通行证，最终偷渡回国，抱着儿子登上了开往昆明的长途客车。回国路上，他又一次跨过了孟古河。图为1985年的王曦全家福照片。后排居中者为王曦。河畔景物依旧，但自己却从风华少年，变成了35岁的缅共逃兵、拖家带口的黑人黑户。遥想当年青春热血，回来的时候却这样连滚带爬、两袖清风，不免顿生苍凉。1985年5月，根据政策，王曦终于重新拥有了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顾不上喘息，他便拖着35岁的战争残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始了新一轮拼搏。他当了7年每天要在机床边站着忙碌8-16小时的机械工人，又下海到昆明某外贸公司，任边贸部经理，在人迹罕至的缅北野人山开山伐木，做木材生意。若干年后，企业改制、破产、倒闭，他沦为没了着落的**边缘人。至今，他仍在**底层艰难的讨生活。图为1993年，昆明某外贸公司边贸部经理王曦在云南怒江州片马口岸，身后就是曾经吞噬过6万中国**远征军生命的缅北密**野人山。
缅共篇3:中国知青与缅共
中国知青与缅共--丛林游击十五年，金三角赤色炼狱中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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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笔名：红飞蛾。男，1950年5月生。1966年昆明某中学毕业，1969年初上山下乡于云南边境的陇川县景颇山寨，1970年初参加了境外的缅甸共产党和人民军，，度过了15年艰苦卓绝、凶险残酷的丛林战争生涯，在异国赤色炼狱中九死一生，历任缅共人民军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旅部干事、作战参谋、营政委、师教导队主任、师保卫处长等职，曾于1974—1975年由缅共党组织选派往中国内地某军事学校学习。1985年，祖国寰宇廓清，万象更新，笔者始得血盆洗手，卸鞍解甲，脱离了烟毒缠身、腐朽堕落的缅共和官场黑暗.......
笔者于知天命之年总算大彻大悟，与世无争，清心寡欲，面壁自囿，致力于这大半生精神财富的挖掘聊以自慰。本处女作始于开出租车候客时的方向盘间、烟壳纸上，历时四年，终在电脑中敲定为《红飞蛾》书稿，封面付标题为“中国知青与缅共·一部沉淀史海的厚重人生档案”。全书分为《红飞蛾·萨尔温江绝唱》、《红飞蛾·血战佧佤山》、《红飞蛾·金三角畸恋》、《红飞蛾·青春挽歌》四部系列，共12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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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拙作是一枚青春和生命的苦涩之果，是迄今为止，在浩如烟海的知青文本中最精彩绝伦的一部老知青异国流亡史和最悲壮惨烈的一幅缅甸丛林革命武装斗争画卷。本书是一块原始古朴的毛玉，作者是饱蘸着自己走过的一路血迹写来，深刻揭示了欲说还羞的红色蒙昧时代许多鲜为人知的血腥真相，金三角丛林深处的一切对世人将因之不再神秘兮兮。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批共和国同龄人在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的窘迫中，纷纷铤而走险，投奔烽烟滚滚的东南亚丛林，他们披挂起了英特纳雄耐尔重甲，骑上瘦骨嶙峋的赤色战马，挥舞着“解放全人类”的精神战旗，挺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长矛，以唐·吉柯德之勇向异域大风车冲刺……尽管与“纸老虎”碰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但燃烧青春的强烈欲望仍使他们俨如飞蛾扑火，前仆后继，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那场甚嚣尘上的世界革命运动一起灰飞烟灭……
这是那一代牺牲者中最惨痛的牺牲……
本文内容于 2007-11-11 20:59:57 被zyjona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