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在收拾江的人马篇(一):揭秘长征最惨烈一战：江面漂着人和马的尸体
本文摘自《长征》 作者：王树增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尽管各部队指挥员已经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二十公里的路途。二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指挥红军主力阻击国民党军在南北两面的夹击，同时指挥陆续到达湘江边并开始在浮桥上渡江的庞大的军委纵队。此刻，他们已了解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部队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那条通道的完整和畅通。
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八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都已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中央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红一军团指挥部也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了。原来的后方，现在成了前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将反击的命令直接下到了团、营，甚至是连。红军退守黄帝岭阵地后，湘军组织了敢死队，向红一军团各团的阻击阵地开始了疯狂的冲击。湘军冲击的兵力已经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红一军团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三十日晚上无论如何要渡过湘军。林彪和聂荣臻认为否则的话阻击部队将很难坚持，因为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凌晨三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到了：“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好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
根据电报的要求，已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但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们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这两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这也许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了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被完全封堵，同时也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这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中革军委给红一军团的命令是：无论如何在中午前保证不让湘军突破全州以南的白沙一线。于是，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敌人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
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才缓和了话语：“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和缓了而轻松，他的脸色反而格外凝重了，他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之所以怒火万丈地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警卫员冲近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感到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鸣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
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甚至已经打到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来源：新华网）
用了 ·秒，转发只需1秒呦
舆论压缩，平台常被*封，朋*友*圈*一*直*在。如需查看更多“更深层”"你懂的"的内幕消息请长按二维码识别添加好友！
朋*友*圈今日揭秘（每日更新）：一号首长内部系列讲话之怒批“有人到处插手人事安排”
此DV机功能太过强大，比打火机还要小巧，请勿用于偷拍！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产品展示，验货后付款
在收拾江的人马篇(二):65.194两个被封杀的博客回来了一个再次整理
65军194师 194师——该师前身是1944年11月组建的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第15军分区。1948年1月，以15分区机关及所属警备第1、5团和冀东独立团为基础，组建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5师。1948年5月，该师调归新成立的华北军区建制。8月，该师改称华北军区第2兵团独立第1旅。1948年11月，独1旅调入新组建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8纵队，改为第23旅。194师团以上干部多为红军干部，营连以下干部都经过抗战洗礼，基层士兵都是冀东子弟兵、翻身农民，部队纯洁，进步迅速，敢于刺刀见红，580团、582团曾被荣记集体大功。该师在1948年配合东北作战的“牵牛战役”诸战斗中表现优秀，逐步锻炼成英勇善战的劲旅。后参加平津、太原、解放大西北等战役战斗。1949年2月，由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8纵队第23旅改称第65军194师， 65.194 1947年5月，第59团随主力参加滦东战役，战后编入第9纵队。至此，第15军分区先后向主力部队输送了5个建制团，约l万余人。 9月，以宁河县大队为基础，与蓟县、遵化、宝坻等县部分地方武装合编，组建了第15军分区警备第1团，团长武宏，政治委员刘卓群。 I0月15日，玉遵县大队奉命扩编为第15军分区警备第5团，玉田县大队大队长王定国任团长。 第194师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袁耐冬，副师长李君南，参谋长杨百让，政治部主任国林之，原第23旅所辖第67、第68、第69团依次改称第580（团长武宏，政治委员史国才）、第581（团长曾绍东，政治委员张复海）、第582（团长孟平，政治委员赵佛山）团。 1951年2月至1953年10月，194师随65军入朝参战，歼敌9482人，涌现出“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 1951年2月22日，65军由第1野战军第6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归杨得志19兵团建制。军长肖应堂，政治委员王道邦，后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道邦。辖第193师、第194师、第195师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 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发起，65军和兄弟部队组成右翼集团，计划突破临津江后向议政府迂回，包围韩1师和美3师、英29旅，大量歼敌并进占汉城。战役开始后，63军率先突破临津江插入纵深，64军在突破临津江后，在临津江南岸弥陀寺以北地区，受阻于韩1师，遭密集火力反击，一时陷入对峙，联合国军机械化部队借机快速撤退。杨得志担心达不成歼敌任务，下了死命令要求快速突破。65军作为第二梯队紧跟63军和64军之后把2个预备队师也压了上去，这样，64军和65军5个师近6万人马拥挤在临津江南岸长坡里、高士洞以北约20平方公里狭小地域内，进退无路，难以施展，遭到联合国军优势地空火力猛烈突袭，损失很大，其中65军伤亡达1000余人。朝鲜人民军，负责配合我军从西线包抄的人民军第一军团也没能完成与65军所属的19兵团合围美军的任务，甚至在后来１９兵团已经到达汇合点的时候，朝第一军团还无影无踪．（有朝方解密资料显示，当年朝第一军团将领临场怯战，有意避战）。由于战役迂回受阻，影响了按时歼灭英军第29旅的任务。 当日，西线联合国军开始南撤，65军终于向前推进。然而，迂回包围歼敌条件已失，战斗打成了一线平推战。65军各部斩获不多，仅194师重创英29旅一部。65军逼近汉城。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志愿军采取示形于西，实攻于东的方略，65军在西线以营团级规模不断攻歼联合国军防守据点，大有迂回汉城进逼仁川之势，诱使李奇微将美军主力调至汉城地区，为东线志愿军3兵团和9兵团的突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第五次战役后撤转移阶段中，西线实力最完整的65军成为殿后部队，按计划在议政府至涟川地区坚守15天，掩护全兵团北撤。然而联合国军反攻速度极快，中线突破3兵团防区，直插昭阳江，割裂了19兵团和3兵团的防线。65军正面迎来的韩1师、美骑1师、美25师和英29旅的猛烈进攻。各部奋勇抵抗，战斗非常残酷。其中193师主力苦战加郎山四昼夜，伤亡很大；在跨岩岭阻击战中，193师577团3营9连打到只剩下9个人，完成了阻击任务，被授予“跨岩岭钢钉”的奖旗；194师580团1个连坚守阵地6小时，歼敌240余人。但因人民军1军团的阵地被韩1师突破，65军右侧暴露，防御陷入被动。韩军推进速度很快，大有包抄65军之势。无奈之下，肖应棠下令后撤一步继续阻敌，但联合国军衔尾紧追，65军连退30余公里，一直退到了涟川以南地区。按照志愿军司令部命令，65军在铁原地区实施反攻击，与联合国军反复搏杀，迟滞联合国军的进攻。其193师579团坚守南峰岘地区不退，时时威胁北进联合国军的侧翼；577团与美骑1师争夺233.2高地，重创骑5团一部，歼敌230余人。这样，65军和20军并肩站住了脚，形成了一体防线。战斗持续至6月1日，65军除194师配合63军继续阻敌外，余部后撤休整。 在整个第五次战役中，65军阵亡千余人，负伤3913人，付出很大代价。 1951年8月，朝鲜战场转入阵地战阶段。休整完毕的65军担任守卫开城地区的任务。11月，65军发动了两次扫荡作战，清除了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至汉江以北的韩军据点，将控制地区向前推进了280平方公里。 进入1952年后，65军参加了挤占联合国军阵地的战术性反击。曾以一个加强连配炮兵攻占砂川河以东的楸村，歼灭韩陆战1团一个连大部；585团一个营一个月内狙击歼敌83人；攻占西场里北山、67高地、86.9高地三个阵地并全歼守敌；反击29.5高地等，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1953年10月，65军胜利回国。在2年多时间中，65军共进行大小战斗380余次，毙伤敌23552人，俘敌美、英、韩军中校营长以下471人；击落敌机113架、击伤335架；击毁坦克62辆、击伤84辆。涌现出吕顺保、马万新、周世森、郑定富、梅怀清、刘宝英及“登城先锋连”、“军政全胜连”、“钢铁连”等一批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 著名作家巴金在该军第1 94师体验生活，创作了小说《团圆》，后被改编为家喻户晓的电影《英雄儿女》。 1981年参加北京军区在张家口地区组织实施震惊中外的现代战争条件下代号为“八○二”大演习。1985年整编后，改番号为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步兵第一九四师，执行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1998年8月体制编制调整，一九四师缩编为步兵第一九四旅。2003年该旅撤消番号。 第194师（辖第580、581、582团）：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陈亚夫，副师长潘永堤，参谋长曾绍东，政治部主任刘绍先。 第194师（辖第580、581、582团、炮团）师长齐景武（代）、师长齐景武，政治委员陈亚夫、政治委员刘绍先（代），副师长武宏，参谋长陈建武， 第一九四师师长赵文进，政委袁耐冬，副师长李君南、陈亚夫、潘勇堤，政治部主任国林之。参谋长曾绍东，副参谋长杨世明。 第六十五军第194师政委袁耐冬； 第194师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陈亚夫，副师长潘永堤，参谋长曾绍东，政治部主任刘绍先，下辖第580（团长武宏，政治委员卫金昌）、第581（团长杨万华，政治委员申建堂）、第582（团长姜玉昆，政治委员赵佛山’）团和炮兵团（团长储绍孟，政治委员于自新）。 国林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教员、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6分校主任教员、宣传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东第15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兴隆县委书记，中共冀东第17地委秘书长，华北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1旅政治部主任，第8纵队23旅政治部主任，第19兵团第65军194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第19兵团第65军194师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赵文进（1913~1998），湖北大悟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4军1 2师36团排长、连长、红9军25师36团副营长、营长、红31军91师277团副团长、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总校队长、平西挺进军11支队32大队大队长、冀东军分区11团团长、冀热辽军区第15军分区司令员、热中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8月17日从喜峰口出关，26日与苏军在平泉会师，接管赤峰。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热辽纵队3旅旅长、热南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独立 5师师长、华北军区8纵23旅旅长、第十九兵团65军194师师长。参加了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65军194师师长、副军长、后兼参谋长。参加了第 5次战役、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保卫开城作战、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回国后，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时，任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成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田鹅年 1930年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 志愿军65军194师战士，1952年9月在黎树县黎树镇牺牲 周振海(1920．4～1951)，栲栳村人，志愿军65军194师58团1营2连战士，在朝鲜汉城战斗中牺牲。 第65军第194师 王佑民，河北省宝坻县(今天津市)人，1925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第65军194师军务科科长，1952年5月牺牲。 65军、65军194师 ？李春平，河北省，1950年3月牺牲平罗县黄渠桥，19兵团65军战士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有唐山籍烈士还没有找到亲属(前面为墓碑上名字，后面为烈士名录上名字) ？李庆平，1947年参加革命，唐山市滦南县坨里镇张家庄村，1950年牺牲宁夏，65军194师班长【在滦南县烈士英名录946页查到该烈士】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有唐山籍烈士还没有找到亲属(前面为墓碑上名字，后面为烈士名录上名字)， 65军194师杜景昌，1947年参加革命，唐山市滦南县周各庄管理区杜各庄村，1950年牺牲宁夏，65军194师班长【在滦南县烈士名录944页查到该烈士】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有唐山籍烈士还没有找到亲属(前面为墓碑上名字，后面为烈士名录上名字)， ？杜景昌：河北省，1950年3月牺牲平罗县黄渠桥，19兵团65军战士， 65、65.194 ？张福德，河北省，1950年3月牺牲平罗县黄渠桥，19兵团65军战士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有唐山籍烈士还没有找到亲属(前面为墓碑上名字，后面为烈士名录上名字) 张福稳，1947年7月参加革命，唐山市滦南县柏各庄镇甜井庄村，1950年牺牲宁夏贺兰山，65军194师战士【在滦南县烈士英名录946页查到该烈士】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有唐山籍烈士还没有找到亲属(前面为墓碑上名字，后面为烈士名录上名字) 陆作相，河北省，19兵团65军战士，1950年3月牺牲平罗县黄渠桥，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有唐山籍烈士还没有找到亲属(前面为墓碑上名字，后面为烈士名录上名字) 陆作相，1919年生，唐山市滦县小马庄乡陆庄村，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牺牲宁夏，65军194师【在滦县烈士英名录779页查到该烈士】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有唐山籍烈士还没有找到亲属(前面为墓碑上名字，后面为烈士名录上名字)， 志愿军65军194师殷志根， 1951年2月，我的父亲殷志根随部队入朝参战。三年里，为部队的后勤保障建功立业，带领战士化妆成朝鲜老百姓给部队找粮食，险些被美军飞机扔的炸弹炸飞，辛亏是一枚臭弹，他们几人只是被震的耳鼻出血昏了过去，几天也听不见声音。另一个故事，有一次，在行军中人困马乏，父亲揪着骡子的尾巴边走边睡，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一个山洞里，山顶处有一股泉水，战士们轮流喝，当最后一个战士喝完后，这股泉水却一滴也不流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太神奇了，有的战士说，是天意不可思议，我认为是巧合，泉水刚刚够这些人喝，多一个少一个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有一次，父亲他们连配合拍电影，夜间阵地上灯光一亮，敌军的一发炮弹打过来，把摄影机掀翻，他们马上撤离了阵地，原本想上一回镜头，让美国鬼子捣乱的也没上成。我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说，如果不是第一批回国装备，他可能立的功不只是三等功。志愿军后勤部领导去他们连检查，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三年里，他保管的粮食没有一粒发霉浪费，要在全志愿军推广经验，这时，朝鲜战争停战。父亲说，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比起牺牲在朝鲜的战友我是幸运的。从朝鲜回国后，父亲又在部队服役两年，转业到邮电系统，历任乡邮员、检查员、股长、书记、局长， 65军194师 苏振合 1949年9月 河南省长坦县四区 志愿军65军194师战士，1952年7月因战伤救治无效牺牲 ， 陈亚夫、潘勇堤，政治部主任国林之。参谋长曾绍东，副参谋长杨世明。 程利善， 金华乡人，生于1930年，1949年参加革命，任65军194师战士，同年7月在甘肃泾川县因战事牺牲。 孙侯章， 山东泰安岱岳区道郎乡西孙大队65军194师朝鲜开城.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周义云， 贵州省盘义周家湾人 志愿军65军 194师战士 在战斗中重伤，牺牲于桦南县29医院，佳木斯桦南烈士陵园 ，刘增章 山东滨州博兴县店子镇大刘村65军194师朝鲜开城.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王崇顺 山东滨州惠民县清河镇牛王店村65军194师朝鲜开城.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储绍孟，河北省博野县人，1915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志愿军第65军194师炮兵团团长， 1951年5月牺牲。 志愿军65军194师炮兵团政委王克， 贺明书（甘肃陇南市成县支旗镇贺垟村，65军194师交炮营） 王朝顺（甘肃陇南武都县金厂乡，65军194师高炮连）
在收拾江的人马篇(三):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之后：北宋怎么收拾五代十国留下的烂摊子？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完成了中原的统一，然而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却已经一去不复返（敬请参阅昨日晚间推送：《大话五代十国》（下）：梁唐晋汉周频繁更迭，燕云十六州一去再难返），也给赵宋王朝丢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本期就将讲述燕云地区的割让对契丹的崛起和北宋的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有宋一代，武力颇为不振。这当然有诸如“守内虚外”与“重文轻武”之类的制度原因。但细究起来，整合五代十国的乱局而建立的大宋王朝也的确有其先天不足，赵宋王朝接过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对中原抵御北族入寇至关重要的燕云地区已然北属契丹，这形如一块阴霾飘扬在中原政权的头顶，几与历时近两百年的北宋相始终。
契丹得燕云十六州公元960年，当赵匡胤在通过不甚光彩的“陈桥兵变”从恩主柴荣留下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江山建立宋朝的时候，契丹（辽），这一窥视中原的强邻已经建国半个世纪之久了。
《番骑图》卷，辽，李赞华，绢本设色，纵27.8厘米，横125厘米，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又名《出行图》，描绘了6人骑马外出游玩的场景。李赞华原名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被册封“东丹王”统领渤海国旧地，阿保机死后因受猜疑而投奔后唐，改名李赞华，多才多艺，擅长画契丹人物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大契丹”。后世其汉文国号更改为“大辽”，“以辽水名国”。这是因为在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中，湟河（今西喇木伦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湟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而“辽水”就是湟河和土河合流后的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契丹广场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塑像
契丹建国后，其攻掠的矛头指向地广人稀的西北草原诸部和当时已经处于衰弱趋势的渤海国。天赞三年（924年）契丹发动了对西北草原诸部的全面攻势，把势力范围延伸到贝加尔湖以南，从而完成了对于北方草原地区的统一。两年后的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倾国而东，灭掉了立国二百年之久的“海东盛国”渤海，“得地五千里”，进而收服女真，统一东北地区，将北方各族置于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
《骑射图》，辽，李赞华，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49.5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契丹武夫腰挎箭筒，手中持弓，立于马前，正在校正箭杆，做着狩猎前的准备
936年，担任后唐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于晋阳（今太原）起兵造反，在遭到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凌厉攻伐后，石敬瑭为最终取得帝位，于936年七月，向契丹人求救，条件是“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并约定成功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些条件，甚至连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刘知远（后汉建立者）也为之惊愕。
在契丹人的武力帮助下，石敬瑭代唐自立，是为后晋高祖；还亲自拜见耶律德光，当面确定了父子关系。这年，石敬瑭45岁，耶律德光34岁，老子比儿子小11岁。这个儿皇帝穿着一身契丹服装，不伦不类地演了一场傀儡登场的喜剧。
燕云十六州分布图
但对中原而言，悲剧的大幕就此拉开了。938年，儿皇帝践约，后晋使节献上“燕（幽）云十六州”图籍，向契丹老子割让包括燕（幽）、蓟、瀛、莫、涿、檀、顺、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在内的十六州。
其中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的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则在太行山的西北。
为纪念此事，耶律德光改年号为“会同”，又下诏升幽州为“南京”。自此，契丹正式占有燕云地区，夺取了这块东西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大约30万户、150万口左右的土地。迄后中原政权不知费了多少气力，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收复燕云并在古北口设防，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432年。
中原的软腹部儿皇帝的慷慨馈赠使得契丹不费一矢便获得了一块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汉人聚居地区。虽然阿保机时期契丹即在现在的内蒙古东部，建立了一些城邑，利用汉人的劳动力，发展了一点农业，但主要还是以畜牧为生。待到灭掉渤海后，才得到一批城镇，然其发达的程度，决不能与燕云相埒。
正因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远较契丹本部地区发达。故而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青睐有加，幽州由原来北方的军事重镇，一跃成为辽朝的政治陪都、军事前哨和主要的赋税来源地。契丹人还组织一个“南面朝官”的系统，使它和负责契丹族和其他北方各族军政的“北面朝官”同时并存。如此因俗而治，不啻古时的一国两制，北面官以一位皇后领导，衣契丹服，从契丹俗，用传统制度治理草原和大漠地带；南面官由大契丹皇帝亲自统领，衣汉俗，用汉仪，行汉制，用汉法治理辽南、漠南农耕地带。皇帝在不同时间内分别进入南、北面官所居营帐（“四时捺钵”），以适应境内差异悬殊的不同经济生活及生产方式。
这使得契丹成为一个与过去的匈奴、突厥、回鹘汗国截然不同的草原-农耕复合帝国。其组织能力，比与汉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契丹则已有农业基地，可以筑城防御，北方地势之艰难也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动员的迅速和在战场上的机动性，这些优势又与他们草原上的生活习惯息息相通。可以说，正是从占有燕云十六州开始，契丹开始以“北朝”自居，与中原的五代政权（及之后的北宋）形成了南北朝的态势，不仅高丽、甘州回鹘、吐蕃俯首称臣，甚至远在淮南的南唐及两浙的吴越亦前来朝贡。“盖北朝（辽）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连宋人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这一点。
<>>
《卓歇图》卷，五代，传为胡瓌作，绢本设色，纵33厘米，横25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契丹可汗率部下骑士出猎后歇息饮宴情境，“卓歇”即立起帐篷休息的意思。也有观点认为：全卷画表现女真贵族在狩猎休息时邀南宋使臣宴饮观舞的情景，画中大多数人物脑后垂双辫的发式和装扮，是金代女真人的风俗，可能出自近代汉族画家手笔另一方面，作为这场零和游戏的失败者，中原政权因丢失燕云而损失巨大。中唐以降，以“攻守战斗”、鞍马骑射、重武轻文为鲜明特色的胡风胡俗在幽州地区盛行，闲习弓矢、马射走兔成为幽州社会时尚潮流，而唐代马球在幽州地区的流行更使人们得以较好的骑技训练。幽州不但拥有中原数量最多亦最为优秀之骑士；也拥有数量最多亦最为精良之马匹。幽州地区本来处于半农半牧地带，故其地马匹繁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驰名天下。822年时，卢龙节度使朱克融曾一次向朝廷献马万匹，数量惊人。随着燕云割属契丹，如此精兵良马，再不复为中原政权所有了。
更重要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易主使得中原政权在地理上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战略地位。燕云处于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的最北端，其中包括了燕山山脉和今天山西北部多山地带，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一道天然的军事天险。
在燕山山脉的外围，有两个最主要的来路：一个是辽西走廊，通辽河流域；一个是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通蒙古草原。几处重要的关隘便是扼守这些来路。山海关扼辽西方向的来路，居庸关、紫荆关扼大同方向的来路。就像北宋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所说：“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诚可谓中原地区北境的大门。
这也就意味着，契丹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尽夺河北北部险要，占据有利的地理形势，已能随心所欲地兴兵南下。燕云地区地势高于南部地区，骑兵可乘势就高趋下直接杀入大同盆地，继而兵进汾河谷地攻取太原、河中。若再南下或东进，又是从黄土高原就高趋下直扑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正如日后蒙古的木华黎所说的，“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而对中原政权而言，云、朔州以南尚有雁门关等要隘（相当于现存的内长城一线），还算是有险可守；但在河北，石晋割地后，燕山山脉已位于契丹的内地，幽州成为契丹的重镇，马足一动，不到黄河，再也碰不到难以逾越的地形了。
偏偏到了此时，中原政权的政治中心也由隋唐时期的关中，转移到河南的汴、洛一带。这样一来，不仅华北平原，而且整个中原王朝的软腹部就完全敞露在北方铁骑的攻击力之下，彻底处在藩篱尽撤、无险可守的境地。这也就是日后宋朝大臣吕中所哀叹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挖沟植树布重兵失去燕云地利之后，为阻止契丹铁骑南下，中原政权只能另想办法。其一，开挖水渠。北宋初年为了防御契丹骑兵南下，构筑了一条西起今满城县北山，经清苑、高阳、雄县、霸州等地，东至泥姑海口（今天津东南的西泥沽和泥沽咀一带），联结大清河几条支流与30余处洼淀，绵延450公里的瑭泊防线，又不断开挖渠道，使之与瑭泊连成了网络，形成一道阻遏契丹铁骑南下的屏障。甚至历代沿袭下来的治理黄河在宋代也有了新的内涵，并不完全为了防治黄河决溢。“国家恃此大河，内固京都，外限敌马”，宋人最为担心的就是黄河改道往北从辽境入海。如此一来，“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
无论如何，宋人构筑的千里水长城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限制契丹军队南下的作用，大面积的瑭水使辽军受阻，不能任意入侵，只有从西边无瑭水处、东边水浅处或通道而入，辽军南侵的通道减少到三条。一条是山西燕门，这条路突破之后便可进入山西。另两条在河北：一条是从幽州经过雄县或霸州—高阳或任丘到开封的大道，俗称东官道；另一条是从幽州经徐水、满城、望都到开封的大道，俗称西官道。前者是一条半陆半水而且狭窄的小道，后者才是四季可通的广宽大路。
其二，植树造林。宋辽对峙时期以白沟河下游为两国的分界线，故白沟河即称界河，沿界河一带地势由西向东倾斜，以保州为中心分成两段，东从泥姑海口西至保州数百里皆瑭水弥漫，辽兵难以通过。保州以西至太行山下并无瑭水，近二百里无险可守，契丹骑兵可以直入，这一带遂成为营造军事防御林的重点地区。
北宋建国以后，多次诏令保护边界地区的林木，并令植树造林，以作为御辽的军事防御工程。首先利用了原有的林木作为军事防御林，对河北地区的山林，朝廷常有诏令禁止砍伐，以致“积有岁年，茂密成林，险固可恃”。除利用原有的山林外，北宋还很重视人工造林，宋仁宗在皇拓元年（公元1049年）把目的说得一清二楚，“广植林木，异时以限敌马”。这在木材消费压力很大的北宋实在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须知宋代开封附近已是一片平原，早已没有森林，修造宫殿所需的杉木都取自千里之外的湖南湘潭、衡阳、道县等处。甚至北宋的印书业很发达，纸与墨的消费量均高。制墨的方法是燃烧松木，聚积其烟灰，用胶调和，制成锭状，使得“今齐鲁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
由于朝廷的重视，经过宋初百余年的经营，河北缘边的军事防御林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太祖立国时曾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至真宗朝，形成了“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的局面。1075年时，沈括奏报定州北境种植的榆柳已经以亿计。契丹也意识到宋人的目的，以致出现了“雄州种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的事情。
光是挖沟植树自然是不够的。瑭水“冬冰坚，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碰到天寒地冻甚至黄河都会结冰，此时天堑即变成了通途；与此同时，契丹军若要从林带中砍伐出一条通道，并非是件十分艰难的工程，这当然会迟滞行军速度，但浓密的树荫或许反而资敌所用，为辽骑提供隐蔽的场所，也是利弊互见的事情。为此，宋廷不得不以重兵驻扎河北，“十九城都用兵三十万”，依托坚城深壕构筑了三道防线。首先，在诸河流间的各州建立城池据点以为防守，如霸州、雄州、易州、定州、保州、祁州。在雄州以西各州县间，建立寨堡群屯军驻守，谓之军城。在雄、易二州以南至镇、定间的纵深地带，以镇定为核心，在此驻扎重兵，并在纵深地带建城堡群进行防御。其东则以霸、莫、瀛三州为国防据点，作为辅助。是为第一道防线。在此之后，北宋又以滹沱河为第二道防线，以瀛、沧、冀、贝、邢诸州为中间防线之要点；而黄河则是北宋抵御辽军入侵的最后防线。北宋在黄河线上以北京大名府及澶州、滑州作为抵抗中心，在此驻扎有重兵保卫首都开封府。
以步制骑图恢复由于燕云十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对北宋国防安全的重大影响，加之传统中原王朝的一统观念，从开国之祖赵匡胤开始，对于收复燕云失地，赵宋君臣都是念兹在兹。开宝九年（976）二月己亥，宋军攻灭酣睡卧榻之侧的南唐，群臣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赵匡胤却表示：“燕（云）、晋（指北汉）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
但是，鉴于契丹势力强大，针对幽云问题，赵匡胤确定了和平赎买为主，武力攻取为辅的战略方针。为此，宋太祖特地把平定南方各国得来的府库金帛和三司常赋的岁余，存入“封桩库”。“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希望通过厚积钱粮、和平赎买的办法，收复幽州。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契丹人如何会卖掉自己最富庶的土地，慷慨如石敬瑭这样的极品更是千古罕有。宋人要夺回燕云，必须在沙场上打赢契丹人。在封建社会，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一般来说，没有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封建军事强国。”对于以骑兵见长的契丹军队，宋朝的最佳手段自然是“以骑制骑”，像汉、唐时期那样，组建一支大规模的精锐骑兵集团，以攻势立国，长驱千里，主动出击。
《备马出列图》，辽代壁画，辽宁赤峰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辽墓出土，画中是为出猎做准备的仪仗队和侍从
但宋朝偏偏缺乏产马地。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冀北之野。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但前者是契丹的大本营，失去燕云之后宋廷更是无法指望从此获得战马；后者在北宋早期名义上是疆域内的定难军，但开封朝廷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那里，等到西夏独立并与北宋敌对后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宋人还可以通过茶马贸易从吐蕃买马，但这些高原马已适应了高寒、低气压的自然环境，到了高湿、潮热的平原反而会产生诸多不适。
无奈之下，北宋只能占用宝贵的耕地在内地养马，开国伊始，赵匡胤审时度势即设置两个养马务和四个葺旧务，作为牧马之所，到真宗时期达到鼎盛水平：养马20余万匹。这与汉朝马匹数量高时有40余万匹，唐代则达70余万匹颇有差距，远不能满足军队对战马需求。何况，北宋牧马地多在今河南、河北地区，气候不符马之习性，养出来的马习性温良，难胜战骑长途追击之用，以致“诸军缺马，人多相与咨怨”。
马匹这种珍贵国防资源的稀缺使宋朝建立一支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基础不复存在，宋朝丧失了在马背上和北方游牧民族一较短长的机会。面对周边游牧民族强大骑兵，宋朝只得推行“以步制骑”的军事战略，并一直成为宋代朝廷的主流。甚至有见识如沈括也说：“（宋）利强弩，舍我之长技，勉强其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
就技术而已，弩的确在宋朝得到很大发展，偏重步兵的宋廷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弩是有臂的弓，与后者的区别是在弓的后部装有弩机，因此射程更远，但射速慢，从敌骑兵进入射程到短兵相接，只能发弩三、四次。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三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372米以上。床子弩则从小型至巨型，种类繁多，杀伤力惊人。
宋代三弓床弩复原示意图，床弩的射程远达千步（约合1535米），是我国冷兵器中远射兵器所达到的最远射程
一方面，强弩的确是对付骑兵的有效武器。在澶州之战（1004年）中，契丹大将萧挞览（也作萧挞凛）即是被宋军威虎军头张瑰所发的床子弩箭射中阵亡，使契丹军的士气受到很大挫伤。同样在此战中，大名府守将孙全照一向注意训练弩手，射人射马，都能洞穿重甲，他命令大开北门，放下吊桥，严阵以待。契丹人最后只能弃大名而走。甚至大名鼎鼎的杨业在陈家谷战役中也要求潘美用强弩扼守谷口，派步兵张开两翼，准备接应。在杨老令公看来，强弩足以抵御契丹骑兵，如果不作这样的安排，出击的部队势将全军覆没（结果也是如此）。
轮流发弩图（从左至右）：张弩人、进弩人、发弩人
但另一方面，“以步制骑，莫善于险”。宋军在作战形式上多利用山地江河等险要地形，限制敌骑的优势发挥，以城塞防守战为主。出于惧怕辽军铁骑冲击的考虑，行军作战也非常注重布列阵势，组成密集战斗队形。这又使得宋军行动迟缓，使“兵贵神速”变成一句空话，更让宋军变成了一支防守型的军队。问题是，仅靠防守的胜利是夺不回燕云的，宋人不得不冒险进攻，在平原开阔地带与对方的精锐骑兵争锋，结果在机动性优越的对手面前，诚是“勉强其所不能”，往往如王夫之所称，“宋师一遇辽军突骑”，如“春冰顿释”，溃不成军，遑论收复燕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