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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莫言家乡:莫言的家乡和家族
莫言的家乡和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2012年10月19日 14:35 南方报业网微博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山东高密
莫言(微博)文学馆中的《红高粱》泥塑。《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后，高密县给一条马路取了名字叫“红高粱大街”。但现在高密已不再种植高粱，当地人觉得“太难吃，除了造酒没别的功能”。 （蒋彬/图）
莫言自称 “写乡土的作者”，而他熟悉的乡土就是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夏庄镇河崖平安庄。从小饿怕了的莫言现在不但能吃饱，还在北京安了家，但他总忍不住回到家乡。
这里有他爷爷、他奶奶、他爸爸、他姑姑、他邻居……和他们的故事。虚幻和现实、历史和当下，就在这个只有七百多人口、一百多户的小小的村庄里发酵。
2012年10月，是这个已经没有红高粱的村庄最热闹的时光。
“我太累了，从昨晚到现在，都在不停地接待人，不停地说话。”2012年10月12日下午，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莫言满脸疲惫，脸色蜡黄，眼睛里带着血丝。
他不停抽烟、喝茶，以保持清醒。出门参加新闻发布会前，莫言刮了刮胡子，梳理下头发，特意换了妻子为他准备的淡蓝色衬衫、军黄色裤子和新牛皮鞋。
这一天前，瑞典文学院正式公布莫言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最先赶到莫言高密家里的是当地文友，他们在他楼下放起了鞭炮。接着是潍坊和高密的官员，他们手捧鲜花赶来了。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记者熟门熟路，堵在莫言家门口，表示祝贺的同时提出了采访要求。
半个小时后，离高密市区20里远的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老家，莫言92岁的父亲在红砖砌成的小院门口，点燃了当地政府送来的鞭炮和焰火。邻居们闻讯而来，一起参加庆贺，他们和在场驻守的记者们一起，激动地叫喊着、跳跃着。
莫言他爸爸（左上）、他哥哥（左下）、他姑姑（右)。 （蒋彬/图）
被遗弃的红高粱
“我现在经常做梦，跟别人抢夺食物，我这辈子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关，丧失自尊；最大的幸福是在参军后，第一顿饭吃了8个馒头，也跟食物有关。”12日下午3点，莫言在凤都大酒店的休息室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莫言和大哥管谟贤居住的高密市区出发，到莫言笔下的东北乡——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距离20公里，开车大约需要40分钟。莫言的父亲、二哥、姑姑一家，目前还住在莫言出生的村庄里。
从地图上看，高密属于潍坊市管辖，它东邻胶县，南临诸城，西与安丘潍河相望，北与昌邑、平度毗邻。给南方周末记者开车的司机陈师傅和莫言住同一个小区，莫言每年都会回高密住上两个月。陈师傅说，高密在行政上属于潍坊市管辖，但在地理和经济上受青岛影响更大。
这时的高密，正是丰收的季节。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黄色的土地和绿色蔬菜，地里的黄豆、麦子已经收割完毕，农夫驾着机器正在翻垦土地，无边无际的白色塑料大棚里，菠菜、大白菜、芹菜生长茂盛。公路两侧，堆满了金黄的玉米，像玉带一样不断延绵伸展开去。
莫言的老家平安庄在胶河边上，他出生的老宅在旧村的最后一排，始建于民国初年，长方形结构，一间正堂四个房间，连同前院，都是红瓦木顶，上位为砖混泥墙，石头打基。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在这个老宅西屋的大土炕上。老宅院子里原来有两间侧房，加一个猪圈和一个厕所。
管谟业是家里第四个孩子。大哥管谟贤1943年，姐姐管谟芬1946年，二哥管谟欣1950年，都出生在这里。老四管谟业和大哥相差12岁，都属羊。管谟业的女儿管笑笑，也在这个老宅里出生。
现在屋后水泥地里翻晒玉米的薛老伯和村民们都知道了，他们小时候叫“斗儿”的孩子，靠写字拿了一个国际大奖。“斗儿”是爷爷管遵义起的，爷爷算是高学历的文化人，读过旧学私塾，家里有很多医书，写得一手好字。爷爷的意思是：别看他长得丑，他可是北斗星，长大一定成才。
管家隔壁的墙上和附近的跨河大桥护栏，都挂上了“热烈庆祝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红色横幅。
莫言近千万字描述的“高密东北乡”。如今实指高密东北部的河崖、大栏两个原公社的区域，随着朝代更迭和时代变迁，明清时的旧称“高密东北乡”，先后改为河崖公社、大栏乡、河崖镇、夏庄镇、胶河疏港物流园区。莫言出生的村子平安庄，旧名“三份子”。
“我小时候，政府还没有修水堤，从屋里可以望到胶河。后来我小学失学后，还参加过胶河的水利工程，天天在河道里挖掘泥土。”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站在管家屋后，宽阔的胶河翻腾着昏黄的污水，高大的杨树一排排沿河延伸开去，高大的河堤上长满茂盛的荒草。
现在的村庄已经看不见期待中铺天盖地的红高粱，满目的黄色土地里，偶尔会有小块青绿色晚玉米沉默地站立着，凸凹站立着。
村南边的顺溪河和墨水河之间的沼泽地，当年土匪出没的芦苇湖泊，如今变成了一马平川的胶河农场。
1960、1970年代，河崖、大栏一代地势低洼，河道纵横，每逢夏季，经常水涝成灾。于是当地农民只能种红高粱，以此为主粮。
“在吃不饱饭的年代，红高粱浑身是宝，高粱米磨成粉，可以做成饼和窝窝头，或者酿酒，穗可以编织成草把扫地，叶子和枝杆用来给牛当草料，或者编织成草席和门帘，根部也可以敲干净土晒干后当柴火烧。”莫言父亲管贻範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时整个河崖公社（今天的夏庄镇），种满了高粱。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无穷无尽，风吹的时候，高粱不停摇晃，哗啦作响。
为治理洪涝灾害，当地政府大兴水利，挖河开渠，涝灾解除，大片的红高粱也从土地上消失。后来小麦、黄豆、玉米、蔬菜、棉花，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同时消失的还有高粱酒、高粱饼、高粱窝头。
莫言的《红高粱》在1986年3期《人民文学》发表，被张艺谋看到，准备拍成电影，他将4个拍摄地放在了高密，分别是莫言家附近的孙家口村石板桥，高密南部的拒马河镇泊子村，西南王五水库的农户家和高密西部的峡山水库。
这时，高密农民已经多年不种高粱这种低产难吃的作物了，莫言领着张艺谋和乡亲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亩地300元左右的价格在酒坊外的3个外景地种植了130多亩高粱。
《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后，高密政府给河崖至平安庄的马路取了个名字：红高粱大街。当地有商人灵机一动，推出了从莫言小说里借来的“我奶奶”的小名“九儿”，生产白酒。
正在莫言老宅屋后晾晒玉米的薛老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地早就不种高粱了，太难吃了，除了造酒没有什么别的功能。如今，偶尔有年纪大的村民种几株红高粱，也是为了编制扫把扫地用。
1986年，管家在规划的新村盖了8间红砖瓦房，全家就搬过去。老屋用来放杂物。后来因风吹雨打，两侧房屋和厕所、猪圈都拆掉了，只保留了正屋。南方周末记者沿河继续驱车前行4分钟，抵达莫言二哥家。
二哥管谟欣一家和莫言父亲目前住在这里。他一直在镇上工作，写了一辈子材料，退休在家。因为92岁的老父亲管贻範不愿意进城，他就一直在家里照顾父亲。管谟欣长得和莫言很像，只是个子要比莫言小一号，人比较黑瘦。
两年前，地方政府见不时有慕名而来的游客，要拨经费修理老宅，莫言不同意。
“现在拿了诺贝尔奖，政府又提出要修，开发成旅游景点，我们不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管贻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身体很好，满面红光，就是耳朵不大好使，跟他说话要对着他耳朵大点声。
搬离老宅，莫言妻子杜芹兰和女儿管笑笑在新村住了两年。电影《红高粱》走红后，杜芹兰和管笑笑被转成了城市户口，杜芹兰还得到了一份工作。为此莫言在高密市区南关天坛路买下了26号院，盖了一个大院子。
1988年到1995年，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莫言和大哥一起买下了现在居住的房子。南关天坛路的26号院转卖给了朋友，再后来，朋友把房子捐给了高密市政府。
相比莫言在平安庄的故居，26号院鲜有记者造访。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如今这里已是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
莫言文学馆成立以后，馆长毛维杰把26号院里，当年莫言在这处居所中使用过的桌子、台灯、椅子，包括一台老式电脑，都搬到了如今的莫言文学馆里陈列。
我饿，我饿，我还是饿
“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我们兄妹经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为是大家庭居住，母亲凡事都让着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婶婶，对他们的孩子们关爱有加，对我们也很严厉。”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在1950年代进行的土改运动中，管家被划为“中农”，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劳动维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因为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儿子又去了台湾，管贻範全家受牵连，在大队当会计的管贻範终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只能带回家。
“莫言小时候特别皮，上课时老是打瞌睡，还经常和同桌的同学交头接耳，中午午睡的时候跑到院子里玩。”莫言同村的小学同学李善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从记事开始，管谟业对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饥饿。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家里的锅碗瓢盆、菜刀、门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去土炉炼钢、捡铁矿石。
公共食堂很快没有干饭了，只有野菜和发霉地瓜干。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办了，只能跑到地里挖烂地瓜吃。家里没有锅，莫言就从炼钢炉里的材料堆里，偷了当年日本兵戴在头上的钢盔，回家刷洗干净，就用它代替锅煮菜饭用。
管谟贤回忆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高密风调雨顺，因为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
到1960年春天，平安庄开始饿死人。最多的一天，村里死了18个人。
“村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
莫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曾经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听说南洼里有种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一起去挖来吃，结果吃了大便拉不下来，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抠。
那年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是给他们取暖用的，堆在食堂前面。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吃了一块，说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学都去拿，上课的时候脸色蜡黄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管谟业和同学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惊喜地说：“真的很好吃！”他们的大便也是黑色的，还能够被送进火炉里烧。
管谟业的母亲偷生产队的马料吃，结果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他的大祖母去西村讨饭，在一个麻风病人家里，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条，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
后来政府打开粮仓，按照人口发救济粮，每人半斤豆饼。“我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但粮食发得太晚，管谟业的三叔已经饿死了。
管谟业隔壁家的孙爷爷太饿了，把刚分给他家两斤豆饼全吃完了，豆饼油腻劲大，他回到家里不停喝水，结果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
为了维持生命，父亲让大女儿退学回家，专门负责在地里挖野菜，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饭全家喝。长期没有营养，大人水肿，人的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清晰可见。
“那时候捉到一只蚂蚱，在火上烧一烧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着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连内脏和骨头都吃掉了。”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到了“文革”时期，没有再出现饿死人现象，管谟业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红薯粥了，政府按照人头发放半年糠菜半年粮，还是吃不饱。管谟业和哥哥到玉米田里，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回家煮熟，撒上盐用大蒜泥拌着吃。
顶替父亲去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莫言夜里起来撒尿，也会摸一块，蒙着头偷吃。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比羊肉还要鲜美，但母亲嫌脏，不许孩子们去捉。
直到“文革”结束前，管谟业终于可以吃红薯干吃饱了。这时他对食物的要求也渐渐高了。有一年年终结算，生产队分了他家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村子有人卖病死的猪肉，上面都是黄豆一样大的米虫，价格便宜，村里人都围着买。看见父亲舍不得，管谟业一个劲儿哭，最后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肉，回到家里煮熟了每人一碗。
“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难受又幸福。”莫言回忆说。
1990年代，莫言在一处仓库写作《酒国》。 （莫言文学馆 供图）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祖上有管仲这样的齐国名相，有算命特别厉害的管路，明清两代祖上出了七个进士，都是搞文的。”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还有一篇专门研究族谱的学术论文，摆在了莫言文学馆里展示。
管谟贤是管家惟一的大学生。1963年，他考上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语文、历史、外语都考得很好，数学只考了13分。”大姐退学后一直在家务农，管谟欣高中毕业时刚好赶上“文革”，没能考大学，靠文科功夫好，一直在公社搞宣传写材料。
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的文学启蒙时，提到大爷爷管遵仁和爷爷管遵义。大爷爷是当地的著名中医，以妇科和儿科见长。莫言在退学回家务农后，为混个饱饭跟大爷爷学医两年，他的旧学功底，就是当时背诵《药性赋》、《频湖脉诀》等医学著作打下的。
管遵义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管遵义一生务农，种田是一把好手，还会木匠手艺。虽然不认识字，但爷爷脑袋里装满了许多故事。冬日炕头里，夏日河堤上，爷爷给孩子们讲了不少民间狐仙鬼怪的故事。
小学读到五年级，管谟业就被学校劝退学回家务农了。原因是哥哥。
“我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还说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后来他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回了家。”管谟贤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后来，在学校喊了几句“打倒”、“造反”的管谟业，被学校劝退回家。
管谟业从此成为了大队里年龄最小的农民，过上了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为个子小，他干不了大人的体力活，只能去帮养牛队割草，种高粱、种棉花、放羊，挣一半工分。
“我们那个地方是三县交界，土地很辽阔，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我每天就只能跟一头牛和一只羊对话。我还经常躺在草地上，跟天上的鸟对话，鸟不理我，我就睡着了，过一会儿可能牛会把我顶醒，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我一看它的肚子鼓鼓的，就一块儿回家去了。”莫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说。
管谟业成为作家是受到大哥的影响。管谟贤去上海读书后，留下《吕梁英雄传》、《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革命文学和《聊斋志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
乡村一成不变的生活，饥饿和孤独，阅读成为管谟业少年时最快乐的享受。家里书看完了，他就满村借着看。为了看同学家的《封神演义》，他就帮同学家推石磨磨面，推一下午看一本。
这时候的管谟业已经有了文学梦。邻居单亦敏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政治成分不好，在“文革运动”里被打成右派回村参加劳动改造。在和他的闲聊中，吃不饱饭的管谟业知道“有个山东作家一天吃三顿饺子”，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莫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了当作家的欲望。
据管谟贤考证，正是在昌邑县参加开挖胶莱河的工程时，头一回看见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管谟业，回家后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的写作，第一节的标题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
这部模仿《红旗谱》的小说，大意是热恋的妇女队长和民兵连长为了挖掘胶莱河一再推迟婚期，而一个老地主为了破坏胶莱河的建设计划，砍断了生产队里的一匹马的腿。这部小说最后管谟业没有完成，只写了一章。
为逃避劳动，管谟业跟大爷爷管遵仁学了两年中医，但最终因文化程度太低，没学成。最后，在当会计的二叔介绍下，管谟业去高密棉花加工厂当地磅工，负责称重量。
“我叔叔在里面是主管会计，所以莫言进去算是走后门，就是个季节工，有活就干，没活就回家，干一天几块钱，发了钱以后交给生产队一部分买工分，剩下十几块钱交给家里，自己留个两块钱购买牙刷牙膏什么的。”管谟贤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时期，管谟业和来自高密陈家屋子村的杜芹兰谈起了恋爱。这时候管谟业除了负责厂里的黑板报，还开始向公社广播站和高密县广播站投稿，《潍坊日报》、《大众日报》上也能看见他的一些宣传文章了。
管谟业真正脱离土地，成为作家，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他穿上军装以后。
从18岁起，管谟业连续三年报名参军，体检合格，但每次都被“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替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招工、参军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1976年，管谟业21岁，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这一年走不成，再一年就超龄了。这次管谟业没有在老家报名，而是作为“表现好的临时工”从棉花加工厂报名，一个干部子弟也来帮他，前两年阻挠他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民兵连长都在昌邑胶莱河工地上，没机会插手。不久，气呼呼的民兵连长到棉花加工厂送应征入伍通知单，把通知单丢在他面前，转身就走。
在村里人眼里，管家从此“混出头”了。管谟贤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捧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国家饭，管谟业也提干留在了军队，还破格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你家三儿子把我给写死了”
管谟业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去了离家不远的山东黄县总参某部当兵。
送儿子走的那天，母亲哭得稀里哗啦。平日严肃的管贻範对着小儿子说：“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
后来，管谟业改名莫言，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番话。
“这一次是真正和野菜、地瓜干离了婚。”莫言刚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一笼雪白的小馒头，他一口气吃了八个。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个大肚汉。”司务长回答：“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莫言肚子里有了油水，同样的馒头只能吃两个了。
初到部队，莫言和所有的农村兵想法一样，好好表现，挖厕所，重活脏活啥都干，争取提干留在部队。他很快当上了副班长，还成为连队里的图书管理员。因为表现突出，自称高中文化的莫言被上级调到河北保定，当新兵连的政治教员和保密员。
小学毕业的莫言恶补大量马列著作后，也敢拿着大学教材给战士们上课了。在哥哥的往来书信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写作水平也得到质的飞跃。
在哥哥的指导下，莫言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在了保定的《莲池》上。
文学最终改变了莫言的命运，1982年，靠着发表的8篇小说，在领导的大力推荐下，部队留下了超龄的莫言，提升他为行政23级的排级干部，还把他调到了北京延庆总部当宣传干部，负责理论教育工作。
在莫言小说《白驹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此后，莫言所有小说故事，都围绕“高密东北乡”展开。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镇一样，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标。
“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是以他生活的故乡河崖公社为原型虚构的，现实里的高密都是一马平川，但在他的笔下，东北乡除了平原，有森林、湖泊、高山、草原，这是典型的虚构文学世界。”莫言大哥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首次设立文学系，部队老作家徐怀中当系主任。考试只有3门课，政治、语文、史地，莫言考了216分，其中语文90分。他和钱钢、崔金生、李存葆等人成为了同学。
两年之后，军艺毕业的莫言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当创作员，在北京城里安了家。接下来，莫言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
在军艺的两年，让莫言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源于他的真实遭遇：12岁时他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工地上，给一个铁匠拉风箱，他溜到旁边的萝卜地，偷了一个红萝卜，被人抓住，脱了他的鞋让他对着毛主席像当众认罪，回家又被父亲拿绳子抽打。
《红高粱》是莫言1985年写的，那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他想起了棉花加工厂的好友张世家讲的孙家口伏击战。
1938年3月15日，当时驻胶县的日军汽车队，经常从村后的石桥上经过，到平度县城去。当时高密东北乡的游击队伏击了路过的汽车队，这一战消灭日本鬼子三十多人。后来，日本军队报复，把公婆庙村当成了孙家口，一路烧杀抢掠，枪杀一百多人，烧光公婆庙村的房屋。
在真实历史基础上，莫言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和想象，小说里的“我奶奶”人物性格直接取自莫言的奶奶。莫言的奶奶和《红高粱》里的奶奶都姓戴，是管家的大总管，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她安排。
“我奶奶胆子比爷爷大，有一年家里来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家里往往是奶奶留守。”
《红高粱》中的王文义是莫言的老邻居，真名实姓。王文义是个老实人，年轻时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擦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头没了”，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
《红高粱》在莫言村里放，王文义看到莫言把他写死了，愤怒地拄着一根拐杖找管贻範：“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管贻範回说：“莫言小说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后来莫言回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聊到后来，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莫言回忆说。
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后，莫言一炮而红。
当时，有人提议莫言应该把这个题材集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莫言就把《红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发表出版。
《红高粱》里，莫言写了“我爷爷”，也写“我奶奶”。在《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里，莫言写到了自己的母亲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岁嫁给管贻範。高淑娟在黄土地劳累了一辈子，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1961年春节，正是吃不饱饭的日子，她把从牙缝里抠出的几斤白面，做成饽饽放在祖宗神位前当供品，年刚过完，婆婆让儿媳妇去收回，没想到饽饽被讨饭的偷走了。这可是一大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高淑娟背负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写了篇《五个饽饽》。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乡住了几十天，写了《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让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学奖的10万元奖金。后来莫言转业到了《检察日报》，在影视部为他们编写剧本。
“我母亲五十多年里，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等后来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着的时候经常感叹自己命苦。”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姑姑，洗衣机
1955年，给莫言和哥哥、姐姐接生的，是姑姑管贻兰；1981年，给莫言女儿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贻兰；1986年，给莫言妻子杜芹兰做流产手术的，还是管贻兰。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记者问莫言要管贻兰的地址和电话，莫言说：“不用电话，我姑姑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当医生一辈子，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贻兰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庄隔河相望。作为《蛙》的真实主人公，因为莫言的获奖，不时会有记者来采访她。
姑姑是莫言最喜欢的亲人。“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给我看完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我们就瞪着眼听。她医药箱里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退学回家务农，不想种地，还跟父亲管遵仁学过两年中医。那时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对繁重劳作的黄土地，觉得生活没有出路，看不到未来，情绪低沉。
管遵义给莫言讲过一个故事。旧社会青岛有个老板的工厂开业，大门两侧需要挂牌，请了一些当地书法家写字。当时一个农夫在门外看见了，他光脚进门拿起笔来就写，写到最后一个字不写了，说自己手疼，一个月以后再补。老板后来一比，他的字写得最好。后来他的厂要开业前一天，老板找到农夫写了一个字，回家就对上了，一点不差。
“我父亲讲这个故事，是鼓励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学好一样东西，不然被别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贻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学医那两年，莫言在姑姑家里看了不少书，还听管遵义给他讲了很多历史上的传奇和聊斋里的故事。后来，莫言小说里出现的老人，都有管遵义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笔字，也是那时受大爷爷的影响，为的是学开中医方子。
莫言小说里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够找到原型，《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20世纪推广“集体合作社”时，村里一个坚持要单干的老农民。此外，妻子杜芹兰的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并交给生产队，手拿《人民日报》去到山东济南，拿到当时省长的批示，回家后贴到大门口，以抵制上门纠缠的工作人员。
莫言的四叔管贻寿，1984年赶着牛车往40里外的县糖厂送甜菜，在途中被一个酒后无证驾驶的司机压死，当时这个司机正给一个公社书记家建房拉砖瓦。事件发生后，书记动用各种关系，上门威胁利诱，最后赔偿了500元人民币。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后，准备回乡打官司，被父亲制止：“人死不能复生，宁叫一家冷，不叫两家寒。”莫言以此为基础，写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惨死的管贻寿留在了小说里。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写《天堂蒜薹之歌》时，伪造了这段名人名言。
《蛙》的原型、姑姑管贻兰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管遵义政治上被划为“地主”，加上儿子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去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从小开药方，认识字，被当时的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管贻兰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两万个。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在当地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如今管贻兰回忆起往事：“当时的政策是‘两个正好，三个多点’。农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国人口这么多，不搞计划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个乡镇。原来一个村两百多户，一年就能生六百多个孩子。地里的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后来慢慢乡亲们也理解了。”
莫言大哥家两个儿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生了个一男一女的双胞胎；莫言妻子杜芹兰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户口还在农村。按政策讲，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间隔几年后可以再要一个。
当莫言刚刚调到北京时，妻子怀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战士，是志愿兵，可以要第二个孩子，但我们总部机关特别严，不能要第二个孩子，几千干部都没有第二胎，不能因为我影响了整个单位的荣誉。”
莫言回到山东做老婆的工作。
杜芹兰流产完，县里奖给莫言一台洗衣机。
2002年春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着莫言回高密过年。大江对莫言的姑姑很感兴趣，后来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姑姑。
“我写《蛙》是因为报纸上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当时这个政策说要管30年，政策到期后，这几年学术界开始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写这个故事的时机到了。”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写《蛙》的时候，管贻兰已经退休了，和从医院开救护车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给她的四个孩子带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户口，按照政策，四个孩子都只要了一个孩子。“管笑笑是独生子女，她爱人也是独生子女，笑笑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女儿，还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个，到时候一个姓管，一个姓苗。也算有了香火。”
《蛙》之后，已经当上了姥爷的莫言，和妻子平时在家给女儿带外孙女。
刚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他已经在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嚣了，我现在就盼着退休，该叶落归根，高密老家挺好的，亲人都在这里，我的书房也比北京的书房安静。”
第二篇莫言家乡:大禹封国｜三贤故里｜莫言家乡｜中国高密2016最新名片！
大禹封国｜三贤故里｜莫言家乡｜中国高密2016最新名片！
2016-02-08
高密新闻网官方
大家新年好，我叫高密，这是我的2016最新名片，请收藏。
人杰地灵、文化璀璨，是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沃野平畴、物华天宝，是这片土地的多彩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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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高密，走近莫言，让梦想从这里起航......
Hi，大家好！我是高密。值此新春佳节，高密偕88.9万家人在这里给您拜年啦！祝大家五临门，新春，阖家幸福！
这些年，因为莫言，全世界都知道了“山东高密”，更有不少朋友慕名来看“高密”。为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高密在此特向大家奉上“2016最新名片”，让来过高密的看看俺的新容貌，让没来过高密的评评俺的颜值高不高？高 密
一个有凤凰的城市我叫高密这是我的家庭情况姓名：高密
别名：凤凰城（因鸟瞰全区其地形宛如一只腾飞的凤凰而得名）
学历：龙山文化、海岱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父母：中华人民共和国
子女：7个镇：柏城｜夏庄｜姜庄｜阚家｜井沟｜柴沟｜大牟家
3个街道：朝阳｜密水｜醴泉
1个经济开发区
1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家庭成员：88.9万人
家庭住址：山东半岛东部胶莱平原腹地
住房面积：1526平方公里
电话区号：0536
车牌代码：鲁G、鲁V
个性特点：季风区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气候，爱憎（四季）分明，温和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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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高天密水长,我家就在胶河旁,
三贤四宝名天下,最美还是红高粱……
古风新韵，人文高密我家的文化名人
大禹封国
汉代史学家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
舜鉴于大禹治水功绩，将维邑封给大禹，又因大禹字高密，故改维邑名高密。
三贤故里
晏婴：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睿智爱民。
郑玄：汉代经学大师，遍注群经。
刘墉：清代大学士，清廉刚正。
莫言家乡
莫言：原名管谟业，高密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红高粱家族》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第三篇莫言家乡:在莫言的家乡能看见什么？
在莫言的家乡能看见什么？
时间：2013年04月08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文/图 毕 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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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科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两次发言提及他本人和家人因获诺奖而在频繁的围观下不胜烦扰，奉劝人们不要去他的家乡。实际上，这种回避、规避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笔者日前恰好专程去了一趟莫言的老家高密。以笔者愚见和遇见，若有人怀着对莫言文学的好奇，去他的家乡走一遭，还是会颇有收益的。
◎ 在高密东北乡（当地人也有这种非行政辖区的俗称），还残留着莫言老家的旧居，目前还保留着80年代末被废弃不居的原状。这个旧居反映了30年前中国农村的贫穷和困厄。据说，有很多城里来的作家和有身份的人来此，见状后无比震惊，甚至为之潸然泪下。但经历过那个时期农村生活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的农村，这样的家庭千千万，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莫言旧居室内陈设，这里曾是莫言的小家
莫言旧居大门
高密东北乡孙家口古石桥，这里曾是抗日的战场，也是后来电影《红高粱》拍摄外景地
近日，新科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两次发言提及他本人和家人因获诺奖而在频繁的围观下不胜烦扰，奉劝人们不要去他的家乡。在“2012-2013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莫言在接受颁奖时说出了自己自获诺贝尔奖以后的生活烦恼。他说：“昨天我父亲打电话说，今天老家又来了200多人，真的受不了了。”莫言希望大家别再去自己的家乡了，“千万别跑了，去了失望，我小说里辉煌的、壮丽的场景，根本看不到的。”紧随其后，在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上，在与澳大利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对话中，两位诺奖获得者惺惺相惜，莫言再提此事。可见，他本人和家人因诺贝尔奖的巨大声誉已不堪其扰，急欲退避三舍而不能。
实际上，这种回避、规避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历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虽也不乏特立独行、孤僻厌世者，但绝大多数的诺奖作家都是具有大悲悯情怀者，他们在文学之内或文学之外都在积极入世，对人类的命运和国际大势积极发言发声。获诺奖者尽管可以对周围人的围观不管不顾，可以不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但他周围的人事乃至更广大的世界必然要不断地关注他。这也是不以获奖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如何表达自己的诺奖身份，选择很多，此处不表。
笔者日前恰好专程去了一趟莫言的老家高密。以笔者愚见和遇见，若有人怀着对莫言文学的好奇，去他的家乡走一遭，还是会颇有收益的。以下几点，与莫言结论不同，叙述出来，求教于莫言和其他方家。
莫言旧居的意义。在高密东北乡（当地人也有这种非行政辖区的俗称），还残留着莫言老家的旧居，目前还保留着80年代末被废弃不居的原状。这个院落的东西厢房（杂房和作坊）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北房是居室，面积极小，分为四间，各有用处。每间不过四五平米而已，公用的小桌子，桌面还是水泥砌出来的。莫言小两口及孩子居住的那间还依稀得见他们旧时的情景。总之，这个旧居反映了30年前中国农村的贫穷和困厄。据说，有很多城里来的作家和有身份的人来此，见状后无比震惊，甚至为之潸然泪下。但经历过那个时期农村生活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的农村，这样的家庭千千万，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个旧居保留得很有意义。它真实记录了一个杰出作家的生长环境和家庭境况。莫言长期生活在农村，他的写作在这里展开，我们就能理解他的童年，理解他对饥饿与文学的反复言说和对苦难的深刻书写。况且，莫言还在这个旧居里写作了无数作品。他曾这样写：“老家当时找不到一个有炉子的房间，春节就在我们家厢房里面写，彻骨的寒冷，我穿着大衣、棉鞋，戴着棉帽、手套写作，写着写着鼻涕水就流下来了。”未曾有过农村生活经验、未曾知晓长辈苦难历史的人们，如果你们以为莫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确实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你希望了解莫言其人、其文，你就必须来此，百闻不如一见。
高密的文学风景。莫言说，高密东北乡没有他小说里辉煌壮丽的风景。的确，这里一马平川。而他的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作为莫言“文学王国”的高密东北乡，莫言为它搬来了山峦、丘陵、沼泽、沙漠和许多此地从来没有生长过的植物。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滕井省三都为译莫言作品来此实地印证，结果大失所望。还有众多的外国外地读者向莫言表达过对他家乡实地勘察与对其文学品味的巨大反差与失望。如果想要实地求证伟大作家的文学风景，恐怕全世界的读者都会对全世界的文学心生抱怨，因为后者“太美了”。但是大自然的“实在”之美又是文学永远也不能穷尽的，全世界的读者又从来没有满意过文学家、画家对自然美的表现，后者永远是拙劣的。所以，对文学的地理学观察、勘验、体味，决不能只是肤浅地印证景观。
但是，在莫言的文学王国里，受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的影响，他也开始集中精力写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并且“从此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发愁，而是要为写不过来而发愁了”。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篇、短篇小说，高密的人和事成了莫言文学的主题和主体。莫言的“魔幻的”、“民间的”、“现实的”风格都来自于高密的历史和民间文化。他早期的阅读史是“用耳朵阅读”的民间讲述史，他的叙述风格、传奇色彩、魔幻想象完全来自于高密神奇的民间想象传统。《蛙》的人物原型来自于他的姑姑，《红高粱家族》与发生在高密的抗日史实密切相关，《檀香刑》里有高密茂腔戏的灵魂，莫言的亲戚中有民俗学中所谓“机智人物”型的民间智者，他的中、短篇小说，既有同乡蒲松龄式的荒诞现实主义，也有《封神演义》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泥塑、扑灰年画、剪纸是高密民间手工艺术中享誉全国的绝技，莫言的文字经常触碰到它们。他的一篇《民间音乐》的小说，不仅得到孙犁在世时的赞誉与评价，也凭此篇敲开了军艺文学系的大门，甚至可以说也因此写就了他有朝一日终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寓言。笔者在高密时，见到一批从东北发现并购回的高密扑灰年画（是为闯关东年画之重大发现。冯骥才是“闯关东年画”命名者，他对此必有大兴趣。莫言曾有志于写高密人闯关东事，此批年画也当有“说头”），直呼“不虚此行”。在高密民间常有高人奇事。笔者也遇其一。一位祖上曾为京城贵族做冥礼殡葬的世家（莫言长篇有《高梁殡》专章），纸扎和剪纸手艺好生了得。其中一位成员，解放以后并未直接事此。前些年，这位老太太60多岁的丈夫去世，一时失魂落魄。忽一日，操起剪刀用彩纸剪蝴蝶，一剪两年，每天剪若干，剪了数百对。所剪蝴蝶成双成对，无一雷同，个个精巧无比，精美绝伦。老人说，这些蝴蝶是她和丈夫，她寄情此中。又忽一日，她回过神来，不再悲哀，而那剪纸蝴蝶的技艺也突然离她而去，什么也不会剪了。老人的晚辈送了我一本老人剪纸作品集，那出神入化的蝴蝶让我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高密的民间文化。你说是莫言的小说神奇，还是这个地方原本就是一处神奇的土地。不到高密这地面走一走，你又怎能领略莫言文学的奥秘。
莫言文学馆的见识。早在若干年前，高密的一批文学爱好者、家乡的热爱者就组织起来成立了莫言文学研究会，搜罗了一大批与莫言文学创作有关的文献、材料、实物，分门别类地整理、陈列，这就有了莫言文学馆，并在县里一所中学占据了整整一栋楼房。馆名题字是著名作家王蒙手书。这个文学馆经过几年积累，还颇具规模。其中还真有好东西。对于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而言，我以为颇有价值。比如，莫言大哥对他创作的影响。熟悉莫言的当地作家告诉我，莫言大哥对他影响最大。莫言自己1998年在《我的大学》里略有提及，他写道：“上大学的梦想，从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时就开始萌发。当时，在我们乡下，别说是大学生本人，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听到胡同里有人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过大学生的！’偶尔还听到有人压低了嗓门议论：‘这家是老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亲，趁他睡着时，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们炫耀。小伙伴们讽刺我：‘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个大学生。”由于家庭出身和时势，莫言只读书到小学毕业便被迫辍学了，虽然后来进了军艺文学系，又上了鲁院与北师大合办的作家班，拿到了大专学历和硕士学位，但他还有这样的表述：“现在，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填表时也无耻地填上研究生学历，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真正地上大学，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从这里可见莫言对自己的大哥是充满崇敬和爱戴的。高密莫言文学馆展出了一些他大哥的情况，几封书信表明，他大哥对他早期创作进行了辅导并给予鼓励，而他大哥是“文革”前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中文！
再比如，莫言的小说处女作，最早是发表在河北省保定市文联办的文艺刊物《莲池》上的。文学馆里陈列了《莲池》主编与莫言的几通书信。自1981年莫言在《莲池》发表《春夜雨霏霏》以后，他又连续在此发表了《丑兵》、《因为孩子》、《售棉大路》。第二年他就因为这个地级文联的刊物，被提拔为正排职，不久又上调到北京的上级机关。此后，他又在《莲池》发表了《民间音乐》。因为孙犁先生是以保定地区为名的“荷花淀派”领军人物，保定文联《莲池》同志将《民间音乐》寄他。孙犁就在自己工作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孙犁的道德文章文坛有口皆碑，孙犁的文学判断也是以犀利准确著名。军艺文学系徐怀中主任也是著名作家，有此一段，徐也放话：本届文学系一个都未录取，只有莫言等一二人也值。保定文联为培养莫言，《莲池》主编毛兆晃还带他去白洋淀深入生活。
这样的细节、插曲、资料还很多。比如莫言左手书法，莫言与日本文学家交往中留下的各种别致物件，莫言的部分藏书和各种证书、手稿、照片、实物，等等，无不有助于了解莫言的生活与写作。
在高密，莫言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了，他获诺贝尔奖的事也传遍了城乡。在高密，还有一大批对文学抱有热烈情怀的中青年，他们与莫言有着亲密亲近的来往，对莫言在哪一处写了什么作品，哪部作品写的是哪处地方所在也了然于心。没有他们的导向，很难从莫言巨量的创作中理出头绪来。诺贝尔奖不仅仅是瑞典文学院的一种授予，它也是世界文坛的认可，当然，它更应得到获奖者本人所在国家、地方的人们的认同。可惜我们有些人热情过头了，但凡有人来莫言老家和旧居参观，就一定要请出莫言的家人相见或留影。这才使莫言家人不胜其扰。
以笔者所见，莫言也并非有了前述言辞就对家乡风景视而不见。莫言对家乡其实早有赞辞。他曾写诗赞曰：“高密东北乡/生我养我的地方/美丽的胶河滚滚流淌/遍野的高粱/高密辉煌/黑色的土地承载万物/勤劳的人民淳朴善良/即使远隔千山万水/我也不能将你遗忘/只要我生命不息/就会放声为你歌唱。”
这也是笔者从高密文化宣传栏上抄下来的。这才是莫言对家乡的真情意。
（编辑：竞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