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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荀子的思想]荀子思想概述
荀子思想概述
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他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维护儒家的传统，痛斥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对子思、孟子一派批评甚烈。其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孔子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并非完全偶然。 由于荀子处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批判和比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观知识论、教育观、文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各个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树。 一、天道观 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荀子?天论》）。 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从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出发，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
《荀子》一书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荀况本为孙氏，故此书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32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22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5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5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 《荀子》的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如果任人顺性发展，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必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使社会正常安定。所以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教育的结果；善不是性，而是“伪”。他与孟子一样，也肯定人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善成圣，只是成善成圣的途径与孟子所说的不同。他不是强调尽心知性，而强调学习、积累和“注错习俗”，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荀子认为“能群”是人类区别于禽兽并能胜过和役使禽兽的基本条件，而“分”则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法则。为了消除人们由于欲利而引起的争夺，必须明确规定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这就是礼义的起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他在政治上提出了隆礼重法说。在君民关系上荀子一方面尊君、隆君，一方面重视民本，提出君民舟水说。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在认识论方面，荀子特别提出“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人们的通病。他提出“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虚心、专心、静心，以达到主观上的大清明境界。荀子又构成了以正名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他揭示了名反映实的本质，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阐述了制名的原则，又揭示了命题的本质，特别是在直言判断的定义上超越了的人。 荀子以儒学为本，对诸子百家之说进行了激烈批评，其论虽不无偏颇，但足可称为先秦时期继孔子、盂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 《荀子》一书唐杨倞曾为之作注。较好的注本有王先谦的《荀子集释》，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较为浅近的注本有梁启雄《荀子简释》，还有《荀子新译》。其中《天论》、《性恶》、《解蔽》、《劝学》诸篇可细读。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发行、征服自然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荀子的这一系列富于唯物论性质的思想，在先秦诸子关于天道观的争辩中，独树一帜，它高扬了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二、认识论 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即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而进行。认识的过程是通过“天官”（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维器官）进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体相结合。“心”（思维）是认识的重要阶段，“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要解蔽就须“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荀子?解蔽》）。 如做到了“虚壹而静”，也就可以达到“大清明”。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荀子以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 在“名”与“实”的关系上，荀子强调“实”是“名”的客观基础，提出了“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的观点。 三、人性论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质朴的一种自然属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表现为“铠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 （《荀子?性恶》）。而人性的“善”则是后天人为（即“伪”）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谓之伪”（《荀子?性恶》）。 先天赋予的“性”和后天学事的“伪”是一对矛盾，要解决矛盾通过“化性起伪”，就是通过学、事而改变“性”。“性”和“伪”是对立统一的，“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只有做到“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荀子?礼论》）。
１．荀子希望君主能主持国家的公平正义。荀子深知，在君主统治的政治体制下，一个好的君主是政治清明、民众安康的关键。所以在他的思想中对君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中一个就是要求君主主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他说：“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这些言论都是要求君主要主持社会的公正。荀子提出国君就要讲礼义，讲正义，并从明君与暴君的区别中，提出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他说“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这些言论都体现了荀子要求国君主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 ２．荀子提倡全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荀子在全社会提倡公平正义，认为公平正义是君子的品格，是人们应该追求的道德标准。他提出“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提倡全社会都能像君子一样公平正义，而不能做一个只追求钱财的俗人。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荀子通过士君子的道德品行来影响人们，指出君子不会因为贫穷而损道义，能够以公平正义战胜自己的私欲。荀子指出，见利忘义、先利后义的人是小人，甚至是盗贼，“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以他的义利观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在全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的风气。 二、荀子希望社会安定有序 荀子目睹战国时期各国的兼并和纷争，人民在这种纷争和混乱中无法生存。荀子当时很希望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荀子希望通过“礼”形成一个封建的等级秩序和社会分工，使社会安定有序。《荀子·富国》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通过礼在社会形成贵、贱、贫、富等级。荀子提出了“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主张让社会形成分工，各务本业，各司其职，“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社会上的不同职业者能按照社会分工安心工作，不做非分之想，不行非分之事，这样社会就能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荀子倡导诚信友爱 培养国民良好的道德素质，建立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在荀子礼治思想中有多处体现。 荀子认为，诚信是一个仁人君子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他说，“忠信以为质，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荀子把一个人是否讲诚信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人格高低的重要标准。他在《不苟》篇中说：“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严厉批判了小人的言而无信、行为不端、唯利是图行为。荀子强调人要进行自我修养，达到诚信的境界，讲求诚信是一个人道德修养中最重要的。他说：“君子养心莫大于求诚，至诚则无它事”。荀子倡导社会要互敬互爱，他说：“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遇上年长的人要行子弟的礼义，遇到朋友要礼节谦让，天下的人就互敬互爱，没有争斗。 荀子思想中的和谐社会理念和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理论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并结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形成的；而荀子思想中的和谐社会理论具有历史局限性，他的本质是建立封建社会的良好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形成和谐的社会人际环境。学习荀子思想中的和谐社会理论，对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荀 子 思 想 浅 析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基网中心论题：由于传统观念，二千余年人们一直视战国时期的荀子为儒学大师，但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依我个人之所见，荀子应该是战国后期“黄老之学”，“稷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个人的思想体系当然也应该属“黄老之学”——后期道家。 论文内容：首先，介绍一下荀子的思想体系。荀子（约公元前340年—前245年），赵国人，名况，字卿，又称孙卿。《史论·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子十五年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在此期间，他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子、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盖为三十三篇之误，与今本合。梁启超在《荀卿与〈荀子〉》一文中说：“今案读全书，其中大部分固定推定为卿自著。”这是研究荀学的主要资料。 荀学的主要特色是兼综道家，调和儒法。其基本理论是“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调和礼、法的政治思想，重在“解蔽”的认识论，“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的自然观与儒家不同，主要是继承了“道法自然”的思想。他的《天论》是一篇杰出的黄老之学自然哲学著作。他把“天”完全解释成自然现象。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同照），日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是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从这个自然之”“天”出发，他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明确地把人与自然分开，同时又强调人能改变自然，作用自然的思想，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把“天”看作是独立于人的自然界，这是继承老庄的思想。但是，他又强调“人”能积极改造“天”，这又吸取了儒家，法家思想，从而与早期道家有明显的区别。他提出：“大天而思之，孰物莆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在黄老道家至先秦各家思想中，都是富有生气，充满活力，进取的人生观，其重要价值在于强调主体（人）对于客体（环境）的积极改造，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为中国思想文化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重视“礼”学的，这似乎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其实，荀子对孔子的“礼”学进行了历史的改造，他重新解释了“礼”的产生与社会功能。他提出：“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变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欲，以养人之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很明显，荀子把“礼”解释为调解财产关系，调解社会关系的伦理范畴和标准。这是一种新生活的思想，是在酝酿一种新兴制度的诞生。荀子的“礼”已经包含了“法”的思想，所以他的“法”实际上也就是在封建社会中起不成文“法”的作用， 这就是有了调和礼法的倾向。 他也曾明确说：“礼者， 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者也。”（《劝学》） 因此他提出的治国指导思想或治国的思想纲领便是：“隆礼重法， 则国有常， 尚贤使能， 则民知方。”（《君道》）又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立重法爱民而霸。”（《大略》） 孔子本来重视内者的修养，强调对事物的体悟，并没有提出系统的认识理论。荀子主要是继承了《管子》的《心术》（上大）、《内业》、《白心》等四篇黄老著作思想，而发挥成系统的认识理论，这至少是在先秦思想家中最出色的。他的认识主要反映在《劝学》、《解蔽》、《正名》、《天论》、《性恶》等篇论文中。 荀子认识论的主要特点是区别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第一次明确了认识的对象是客体，是强调“缘天官”（根据感官接触外界事物），“惩知”（理性分析）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何谓天官？他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天论》）人为什么会产生认识呢？荀子认为：人的认识开始于“缘天官”和“天官之意物”（《正名》）。所谓“意物”是指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后而对事物产生的意象。不同的天官接触不同的事物，形体、色理、川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川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正名》）“耳，鼻，目，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君道》）但是，他认为这样产生的认识并不一定准确，有时会受到各种“冥蔽”，因而必须做“解蔽”的工作，以照“实情”，而定是“理”。“解蔽”就要靠“征知”。何谓“征知”？荀子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天官之当簿（同薄）其类，然后可也。”（《正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征知，是指人运用思维（心）把天官接受来的各种意象进行归类分析，得出类似理性的认识，所以，“征知”的基础是“缘天官”然而又突破了“天宫之意物”的认识。在“征知”中最重要的是“心”主神明功能。“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心者，形这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解蔽》）。古人无“思维”的概念，故以“心”为思维器官，“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解蔽》）所以荀子认为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天论》），即正确发挥“感官”与“思维”的作用。 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以其“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的，而荀子的“天人相分”的自然观的思想模式运用在人性论问题上自然引导出“性伪之分“的命题。也认为人性恶是天然的，而后天的“善”则是人为教育的结果，这叫做“伪”。“虚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 孟子主性“善”， 荀子主性“恶”。荀子通过批判孟子而阐出了自己的理论。 他认为：“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 顺是， 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嫉）恶焉， 顺是， 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耳有耳目之欲， 有好声色焉， 顺是， 故注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性，必生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景。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社义之道（导），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些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 荀子的“性恶”论为其“隆礼重法”主张提供了哲学论证；但不论是“性善”论抑或“性恶”论，都旨在论证教育必要，为发展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荀子的思想基本特征是综全百家，出入道法，这正和“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之学相契合，具体地说：第一，《荀子·天论》系统地论述了“明于天之分”的自然天道观与气物论。这是发挥早期道家老子的思想而比老子更为积极，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即是“黄老之学”的思想特点；第二，《荀子·大略》明确论述了“无为而治”的“君人南面之术”。主张：“主道之人，臣道和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家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工贾亦然。”《荀子·天论》谓：“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此“官人”指天文历法，星相学者)守天而自为守道也”。《荀子·君子》云：“天子…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行。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动，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愉)，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第三，《荀子》中的《解蔽》，《天论》，《正名》，《劝学》等篇论述了“黄老之学”的“形名学”内容。荀子主张：“制名以指实”，“王者之制名，名定而辩，道行而志通。”(《正名》)这和《黄帝四经》中说的“道顺死生，物自为名，各刑(形)已定，物自为正。”“知虚实动静之所为，达于名实(相)应，尽知请(情)伪而不惑，然后帝王之道成”是完全一致的；第四，荀学的特色是调和儒法，隆礼重法。《荀子·强调》：“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君道》：“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这和《黄帝四经》中说的“法度者，正之致也。……(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的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行备，则天地之德也”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荀子思想和孔孟儒家思想的重大区别那更是明显的。第一，在天人关系上，孔孟强调“天人合一”荀子主张“天人相分”；第二，在历史观上，孔孟主张“法先王”，荀子强调“法后王”；第三，在政治思想方面，孔孟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荀子提倡兼用王道霸道；第四，在人性论问题上，孔孟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其善者伪也”。 根据以上的对比分析，历史上把荀子划为儒家学派，确属误解。按荀子活动的文化环境、师承授受、思想观念、学术趋向来看，如果说他是儒家，不如说他更像黄老道家，他更应当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后期代表人物。 总而言之，荀子对先秦的思想文化做了综合的批判与总结，对于形成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和格局，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仅次于孔子的历史性贡献。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荀子管理思想：“性恶论”
|作者: 清雅 | 来源: 中人网|
摘要
荀子之学，之所以胜过孟子，就在于他提出了“性伪合而治”的人性治理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隆礼重法”的治理理论，不但要重视德育教化，还要重视法制建设，因而，显得合乎实际，切于实用，为现代的国家治理学家和企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如何管理好国家是古今中外的重大实践课题。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任何成熟的管理理论，都是以一定人性假设为其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其管理的方法、过程和目标出就不同。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成熟的、完备的治理（或管理）社会、国家的理论，也十分重视人性的问题。孔子的德治理论，是隐含着以人性善为其前提的。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的人性假设，目的是为他的“仁政”服务的。孟子的“以不忍仁之心，行不忍仁之政”和孔子虽然主张“宽猛相济” 的理论，他们都认定人性“本善”这一原则，于是他们都不太重视“法”在治理中的作用，因而，被人批评为“迂阔而不切于实用。”荀子之学，之所以胜过孟子，就在于他提出了“性伪合而治”的人性治理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隆礼重法”的治理理论，不但要重视德育教化，还要重视法制建设，因而，显得合乎实际，切于实用，为现代的国家治理学家和企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因此，荀子的关于人“性恶”的这一人性的假设是他的全部学说的基石。荀子首先区别“性”、“情”、“欲”三者的不同。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篇》，以下凡引《荀子》者，只注篇名）“性”指人的自然性，“情”，即喜、怒、哀、乐等是“性”的内容，“欲”是与外界事物发生交感之后而产生的心理倾向或追求。荀子认为，由于人的这种自然的本性，生而好利多欲，为了满足这种利欲故必争斗，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篇》）荀子的结论是：“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在荀子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礼论篇》）即“性”为“本有”，而“礼”为“伪有。”“本有”指人生理本能或生理欲望，“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鼻欲綦臭，心欲綦佚。”（《王霸篇》）“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非相篇》）。“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篇》）人的这种好、恶、喜、怒、乐的情感，就是人性本有的内容。这些情感与外界的事物发生交感时，便产生欲望，而在欲望的驱动下，就要产生满足这些欲望的行动，于是争斗就发生了，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性恶。”
荀子提出“性恶论”有一个明确的实用目的，那就是“求治去乱。”荀子认识到，要把国家治理好的根本问题是“人”，从国君到各级官员，以至庶民百姓，都有共同的本性。如何认识这个人的本性，即对人的本性从总体上作出一个价值判断，更利于规范人的行为，达到“求治去乱”的目的呢？荀子看到孟子“性善论”的不足，从“性本善”出发，达到善的目标（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虽然有一个很好的愿望，但是如何解释社会上邪恶与犯罪，以及如何处置它呢？荀子认为，从性恶出发，进而达到善政（王道），更切于实际。这也为法制建设，实行法制政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以法治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荀子以“性恶论”为其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隆礼重法”的法治理论，是东亚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成果。
人们羞于承认人本性恶，如同羞于承认是从猴子变来一样。可是，人确实是善的，又是恶的。一半是禽兽，一半是天使。如果认识到人有恶的一面，就应该主动采取相应的措施，“隆礼重法”，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高尚的精神情操，作文明的人；另一方面也加强法制建设，打击犯罪，惩办邪恶。如果以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人都会自觉从善根中生长出善德和善行，没有邪恶和犯罪，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可以不要了，那就太迂腐了。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荀子并不只说出这种“伟大得多的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隆礼”的理论以及一系列的导人为善的主张。
二：[荀子的思想]荀子的教育思想
第768篇：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之三·荀子的教育思想
逍遥行者
2011年4月2日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儒学大师。也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长期执教，成为资望最高的“老师”，齐襄王时，三次任学宫“祭酒”，影响很大。
荀子对当时诸子各家的观点都予以批评，包括儒家的子游、子夏、子张、子思、孟子各派。同时他又批判地吸取了各家学说，特别是法家思想，因此被誉为先秦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学生中，李斯、韩非都是著名的法家代表，而浮邱伯、张苍均是当世名儒。荀子学派与思孟学派是先秦儒家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
现存《荀子》一书，共32篇，大部分为荀子本人所作，也有他的弟子后学撰写的内容。
二、论教育作用
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提出了“性恶论”，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他写了《性恶》一文，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好利疾恶的，并不存在仁义礼智等先天道德品质，如任其发展而不加节制，必然使社会产生混乱，这就否定了先天道德论。那么，人之善从何而来？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为善，全靠后天的努力，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指人为，泛指后天一切人为的努力而使本性发生的变化。
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起伪”。人性本恶，任何人的道德观念，都不是本性固有的，而是“积伪”的结果，其过程就是由“性”向“伪”转化，“长迁而不反其初谓之化”。最终达到与恶的本性彻底决裂，永远不再走回头路。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学习是人的素质和命运的决定因素，荀子否认了道德先验论，肯定了人是后天环境与教育的产物，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三、论教育目的与内容
荀子在《劝学》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教育目的与内容。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在荀子看来，教育目的就是将士最终培养成圣人。荀子对“学而优则仕”思想作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治学并非一定要作官，但作官的必须先治学。
荀子把当时的儒者划分为几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大儒。俗儒是最低一等的儒，这类人徒然学得儒者的外表，宽衣博带，但对“先王”之道仅会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雅儒不侈谈什么“先王”，却懂得取法“后王”，他们虽不能理解“法典”所未载和自己所未见的问题，却能承认无知，显得光明而坦荡；大儒是最理想的一类人才，他们不仅知识广博，且能以已知推知未知，自如地应付新事物，新问题，这才是教育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才。
在教育内容方面，荀子特别强调学习《诗》、《书》、《礼》、《乐》、《春秋》和《易》等儒家经籍，而尤重礼乐。他认为礼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法则，所以说：“学至乎《礼》而止矣。”他曾写《乐论》一文，认为，乐则是表现情感的重要方式，“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的教育作用很大，“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认为礼可使上下有别，乐可使上下和谐，礼乐并施就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善美相乐。”
荀子重视以儒家经籍为内容的文化知识传授，对经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由于荀子的传经，使先秦儒家经籍得以保存，这就使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有了经典的教科书，为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教学思想
荀子认为教育是“化性起伪”的过程，是不断地积累知识、培养道德的过程，因此，在教学思想上，与孟子“内省”的思路相反，他更强调“外积”。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更侧重于“学”，其教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积”“渐”
荀子通过教育可以改变自己的恶性，从而成为君子乃至圣人，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君子，因为人性是随着环境和教育而向多种途径发展变化的，其关键在于人本身的主观努力，这就是所说的“积”。在荀子看来，无论是知识还是道德，都是由于积累而成的。他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
“注错习俗”即指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与教育。他还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说明知识和道德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提高的过程。
荀子在重视主观上“积”的同时，也重视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这就是他所说的“渐”。他认为，通过主观的“积”和环境的“渐”，能够使人的本性发生根本的变化。
（二）闻、见、知、行的教学过程
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这段话表达了学习过程中阶段与过程的统一，学习初级阶段必然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思想。
闻、见是学习的起点、基础，也是知识的来源。人的学习开始通过耳、目、鼻、口、形等感官对外物的接触，形成不同的感觉，使进一步的学习活动成为可能，故云：“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但是，闻、见只能分别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无法把握事物的整体与规律。
知的阶段实际上是思维的过程。荀子说：“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学习而善于运用思维的功能去把握事物的规律，就能自如地应付各种新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然而，仅有理性认识而不去实行，虽有广博的知识，也仍然不是终结，还存在更高水平的“知道”，即“行”。
行是学习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高的阶段，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在他看来，由学、思而得的知识还带有假设的成份，是否切实可靠，唯有通过“行”才能得到验证，只有这样，“知”才能称得上“明”。这是教与学不可违背的“法则”。
（三） 解蔽救偏，兼陈中衡
荀子特别重视良好的思想方法和学习心态。他看到在学习过程中人们容易因片面性而妨碍认识事物的全貌。因此他提出了解蔽救偏、兼陈中衡的原则。所谓“蔽”，就是片面性，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或只被事物的一个方面所支配，从而对复杂的事物和现象缺乏全面了解。只有解除其蔽，以救其偏，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因此，荀子提出了“解蔽”之法，这便是“兼陈中衡”，也就是说，把所有事物都展示出来，摆列在一起，不偏执于某一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对事物作全面、广泛的比较、分析、综合，择其所是而弃其所非，以求如实地把握事物及其关系。
这一思想方法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荀子并不知道揭示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他权衡事物的标准不是客观实践而“道”或“礼义”，这就削弱了这种思想方法的积极意义。
（四）虚壹而静，专心有恒
荀子教学特别重视对学习态度的培养，他把学习态度归结为“虚壹而静”，特别强调专心有恒。所谓“虚”，即
“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就是不要先入为主，不以已有的知识或见解阻碍对新知识的认识和接受。所谓“壹”，即“不以夫一害此一”，就是不一心二用，不以另一项注意妨害这一项注意。所谓“静”，即“不以梦剧乱知”，就是不能用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或者情感的冲动来扰乱人的理智和思维活动。总之，只有做到虚怀若谷、精神专注、头脑清醒，学习才能取得成效。
荀子特别反对志不专注，用心浮躁。而要想做到“专”，就要持之以恒，不断朝着一个方向努力。荀子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学习就如同雕刻一样，只要坚持不舍，金石也可以镂空。“锲而不舍”的精神是进学修德的有效途径。所以，学生获得知识技能，不取决于愚与敏，如果能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学有所成。
五、论教师
荀子特别推崇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竭力倡导尊师。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连的。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之兴衰，原因在于，“礼”是最高的社会规范，是治国之本，而教师正是传授“礼”和实行“礼”的关键。他说：“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人无师法，就会任凭恶的本性支配，有师法才有礼教，才能向善。《荀子·礼论》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后世将天、地、君、亲、师并列，即由此而出。
教师的地位既然如此之高，自然不是人人可以作教师的。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即当教师有四个条件,
一般的传习学问，不在其列。一是有尊严，使人敬畏；二是年纪五六十岁，有崇高的威信；三是讲授解说准确适当，不违背师道；四是能体会精微之理且能加以阐发。荀子对教师提出这样高的标准，是与教师崇高的地位相配套的。
按照这样的教师价值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然要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荀子主张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做到“师云而云”，不能有任何违背师说的言论。即使毕业后，自己也当了教师，也不能把老师的教导抛在脑后,否则就是背叛：“言不称师谓之畔，教不称师谓之倍。”这样的要求显然过于苛刻，但它代表着极端尊师的传统流派。
荀子提出“性恶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与教育“内省说”截然相反的教育“外积说”，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他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学习过程、教师地位与作用的阐发都颇具新意，予人启发，其中不少主张对历代封建教育与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荀子的思想]荀子思想概述
本文引用自楚风吹箫《【转】荀子思想概述》
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他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维护儒家的传统，痛斥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对子思、孟子一派批评甚烈。其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孔子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并非完全偶然。
由于荀子处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批判和比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观知识论、教育观、文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各个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树。
一、天道观
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荀子?天论》）。
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从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出发，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
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发行、征服自然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荀子的这一系列富于唯物论性质的思想，在先秦诸子关于天道观的争辩中，独树一帜，它高扬了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二、认识论
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即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而进行。认识的过程是通过“天官”（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维器官）进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体相结合。“心”（思维）是认识的重要阶段，“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要解蔽就须“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荀子?解蔽》）。
如做到了“虚壹而静”，也就可以达到“大清明”。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荀子以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
在“名”与“实”的关系上，荀子强调“实”是“名”的客观基础，提出了“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的观点。
三、人性论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质朴的一种自然属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表现为“铠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 （《荀子?性恶》）。而人性的“善”则是后天人为（即“伪”）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谓之伪”（《荀子?性恶》）。
先天赋予的“性”和后天学事的“伪”是一对矛盾，要解决矛盾通过“化性起伪”，就是通过学、事而改变“性”。“性”和“伪”是对立统一的，“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只有做到“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荀子?礼论》）。
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所谓的“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
四、礼论
“礼”的思想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
荀子提出，“礼”是“先王”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度量分界”，“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认为，“礼”的内容虽包含“事生”、“送死”、“祭祀”、“师旅”等等，实质不外乎“养”（“养人之欲”）和“制”（“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和治国的根本，即“人道之极”，同时也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则，“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饰，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
五、教育观
荀子重视教育和学习的功能，这实际是他“天人相分”天道观及“化性起伪”人性论的逻辑延伸。他认为，学习对人是至关重要的，“学不能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教育决定了人后天的成长，“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
他指出，知识和德性修养是通过积累而成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荀子认为学无止境、后来者居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并强调“学”的目的就在于“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
荀子一向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兼通诸经，应劭《风俗通》螳臂当车谓：“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清儒汪中著有《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荀子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儒学家、大学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其地位比较高，但自宋代以后，理学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贬抑荀子，将他从儒家“道统”中排除出来。但荀子的思想学说还是具有颇为深广的影响，如张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