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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关系的认识2017篇一: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认识（中）
作者：倪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原文较长，拟分三部分刊载。
倪峰
第二，在战略态势上继续进行适度战略收缩。
实际上，战略收缩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奥巴马上台时美国就面临金融风暴和金融危机，并且美国在这场金融风暴和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重挫。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认为，美国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重建自己的国家上，减少外部责任。比如，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就开始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兵，不愿意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海外。所以说在奥巴马时代，实际上美国已经开始实施战略收缩。但是和奥巴马相比，特朗普更具孤立主义色彩，会更多地将施政重心放在国内，会更进一步收缩，但是鉴于美国所拥有的重大海外利益，他也不可能真正推行孤立主义。
再有，特朗普来自共和党，共和党实施战略收缩，当遇到一些外部挑战时，会采取比平时更为激烈极端的做法，这在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尼克松上台后，想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为了逼迫越南签署一个对美国有利的条约，派出了美国B-52轰炸机，大规模轰炸河内。特朗普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要收缩，但是在收缩的同时，如果在一些点上激怒了他，他会做出比奥巴马政府强烈得多的反击。比如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可能会做出一些强烈的反击行动。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对外战略，一方面要收缩，但是在收缩时，如果有人惹到他，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更极端的行动。这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二个可能的走向。
第三，特朗普上台后，外交议题将紧紧围绕经济、移民和反恐展开。
从特朗普上台100多天的行动就可以看到，他的很多对外关系都是围绕内部问题展开的。比如，特朗普要在墨美边境修墙，这是一个和外部有关的行动，实际上他关心的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因为他认为是非法移民抢了美国人的饭碗，所以他要修墙。再有，他还指责日本、德国等操作汇率，他认为这和美国工作机会是连在一起的。可以看到，这些对外议题很多都是从他最关心的国内问题出发的。这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对外政策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在处理与各国关系中，特朗普更加注重“抓大放小”。
奥巴马在处理国内国际关系时，有一个特点是“推小搏大”。比如，在应对中国时，美国自己不到前面来，而是推越南、菲律宾等国到前面来挑战中国，他在后面压阵。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时，美国也不站在前面，而是推乌克兰、波兰等国在前面挑战俄罗斯，他同样是在后面打气。这是奥巴马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他把小国推到前面，把美国放在后面，我把它称为“推小搏大”。
特朗普认为奥巴马“推小搏大”的做法效率很差，而且很麻烦。因此，特朗普选择跳过小国，直接和大国打交道，也就是“抓大放小”，更加重视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把大国关系搞定了，那么小国也就不在话下了。这个观点在特朗普对外政策中非常明显。比如，他在竞选时就一直强调要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这在美国国内遇到了一些抵制。因此，特朗普又开始转过头来推中美关系。所以说，“抓大放小”，更加重视处理与大国的关系，这是特朗普对外政策的第四个可能的走向。
第五，在安全议题上，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放在突出位置。
特朗普特别强调反恐，要打击“伊斯兰国”。奥巴马虽然也强调反恐，但是他指出美国不会对“伊斯兰国”派出地面部队。特朗普上台以后，就向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可以看到他是把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放在了突出位置上。
此外，特朗普还特别强调要重建美国军力。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军费是逐年递减的。特朗普认为，虽然美国的军队已经很强大了，但还要更加强大，所以他开始增加美国的军费。特朗普建议，2017年美国要增加540亿美元军费，这也可以看出他越来越强调要建设强大的美国军队。再有，特朗普还喜欢用军事实力示强。比如，2017年4月7日，美军用“战斧”式巡航导弹对叙利亚进行打击，这也能看出特朗普特别热衷于武器、热衷于军备。
第六，在贸易政策上强调“公平贸易”，重双边而轻多边。
实际上，特朗普认为的“公平贸易”就是指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奥巴马强调的是多边贸易，而特朗普上台以后，则是重双边而轻多边。特朗普的逻辑是，美国较之于任何对手，各方面都占尽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达不成对美国有利的交易。而以往美国政府往往放弃利用美国优势，不敢采取强硬的方式向对方要价，结果自己在众多问题上都成了“冤大头”。这是特朗普在贸易上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第七，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上“踩刹车”、甚至“开倒车”。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协议，即《巴黎协议》，这是中美共同推的，中美两国都花了很大力气。但是，特朗普却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中国制造的阴谋。特朗普的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实际。2017年3月28日，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名为“能源独立”的行政命令，旨在推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气候政策。
以上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两个特殊背景，一是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象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二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可能会推出一套和以往不一样的对外政策，这可能会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二、中美关系的新动态
这一部分我想谈两方面内容：一是特朗普的中国观，二是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可能的走向。
（一）特朗普的中国观
特朗普的中国观会影响他在未来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如果对特朗普的中国观作归纳和梳理，我认为主要有两条。
第一，在特朗普眼中有“两个中国”。
这一点从特朗普在竞选时发表的各种演说以及之后发的推特中就能看出。特朗普心中的“两个中国”，一个是“好的中国”，建起了大城市，为数亿人提供住房和教育，允许其公民到世界各地旅游，接受教育，创造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就经常用中国的好来反衬美国，指出美国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他说，中国的机场要比纽约的好，中国的高速公路要比美国的好，中国的桥梁是世界上最好最先进的。他通过中国的好来映衬美国的不好，也能看到他内心对中国发展取得的成还是比较敬佩的，并且他认为美国可以和这个“好的中国”发展合作关系。这是他心目中的“好的中国”。
同时，在特朗普眼中，还有一个“不好的中国”。他说，“不好的中国”盗窃了美国400至700万个就业岗位、坐拥5000多亿贸易盈余、放任人民币贬值、进行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在南海和朝核问题上不尊重美国。特朗普所谓的“不尊重美国”很有意思，他在推特上发文称中国在南海造岛，没有征求美国意见，这就是不尊重美国。那么，中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造岛，为什么要征求美国的意见。然而特朗普就认为这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尊重美国。此外，他还认为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最大的外部原因来自于中国。所以，特朗普在竞选时说，将在出任总统的第一天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还威胁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对于特朗普眼中的“不好的中国”，他认为美国必须强硬、施压，逼中国就范。
第二，特朗普主要从经济的视角看中国。
由于特朗普曾是个商人，因此他在看中国时，和以往历任美国总统有很大区别。以往历任美国总统，尤其是到二战以后，不论是克林顿、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他们主要以三重视角或四重视角的融合看中国。第一种视角是地缘战略安全，第二种视角是经济，第三种视角是价值观，如果说还有第四种视角，就是奥巴马特有的，叫世界秩序。这是美国以往历任总统从三到四重视角来看中国，并且这三到四重视角的比例是比较均衡的。但是特朗普却几乎是从纯粹的经济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在他的对华观点中占了绝对重的分量。他认为，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议题而非外交或安全议题而存在，这主要是由美国的内政问题，尤其是严重的经济、就业问题外溢所引发的。特朗普主要从经济视角看中国，这是他与以往的美国总统不同的地方。
（二）特朗普时代与中美关系
从特朗普的两个中国观向下推导，在他的任期内，中美关系可能有以下走向。
第一，中美关系将可能有一个艰难的磨合期。
依据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每当美国出现政党轮替，中美关系通常会面临一个艰难的磨合期。因为新上台的总统可能以前没和中国打过交道或者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这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在中美关系中经常出现的。比如，1993年克林顿上台以后，就发生了“银河号”事件，美国海军在海上公开拦截中国商船，并登船检查，导致了中美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偶发事件；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大的颠簸。如今特朗普已经上台，并且他还是一个没有从政经验的总统，因此我认为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艰难的磨合期，并且这个磨合期还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特点。
一是特朗普属于非建制力量、“政治素人”，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可能会更缺乏了解。我们知道，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对于不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人来说可能会很难把握，而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那么他对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更加缺乏了解。比如，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后接了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再如，特朗普还曾说过，“一个中国”原则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的。我们知道，“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特朗普却说“一个中国”原则可以拿来做交易，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更缺乏了解。
二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团队，包括对华政策团队主要被美国的强硬派所占据，还包括一些“疯狂”的反华人士，如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博明。纳瓦罗曾经写过很多鼓吹中美贸易战的书，他还写过《致命中国》，并将其拍成纪录片。纳瓦罗认为美国将被中国杀死。这可能会给中美关系的磨合带来很大的挑战。
三是美国战略界对华态度总体更趋负面、趋强硬。从2015年开始，美国战略界开始进行对华政策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一个非常刺耳的观点就是认为从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可能都是有问题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美建交以来，包括中美关系有所突破时，中美关系的力量对比是美国很强大、中国很弱小，但是美国在执行这么多年的对华政策后，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而美国越来越弱小。所以，这些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原来的对华政策，并且这一派的声音非常强烈，这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四是特朗普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个性，即不按常理出牌。特朗普上台后，由于他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在美国研究领域，心理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特朗普个性的研究成果。我讲几条最基本的结论：其一，他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其二，他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人；其三，他是一个不受价值观约束的人；其四，他的竞争性非常强；其五，他很善变；其六，他很情绪化，办事会受情绪的支配；其七，他的攻击性强；其八，他的交易性强；其九，他是商业谈判高手，确定的目标一定要拿下；其十，看问题直观，不喜欢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比如他看中美贸易关系时，认为中国顺差、美国逆差就是美国吃亏了，但是经过仔细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结果并不是如特朗普所认为的那样；其十一，不喜欢知识分子；其十二，重宣传，喜欢上镜头；其十三，做事起点高、重门面；其十四，追求简单的方式；其十五，找说话算数的人，喜欢找有决策权的人谈事情；其十六，做事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其十七，喜欢钻法律的空子。因此，特朗普的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好的影响。
对中美关系的认识2017篇二:《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
《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关键词：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来源：《中美关系报告2017》 2017-06-26 09:40:33 作者：倪峰 樊吉社 刁大明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响了两国合作共赢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 ,中美在诸多领域方面的合作仍将继续受到影响和限制。
一、历史与现实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是中美关系发展演变中的制约因素 ,是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自 1949年以来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都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状态。
冷战初期 ,中国选择 “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分裂后 ,采取了同时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姿态。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在中美对抗的 20多年中 ,意识形态对抗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0世纪 70年代 ,随着苏联逐步扩张 ,中美曾经因为面临共同威胁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 ,走向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
冷战结束前后 ,中美政治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再度凸显 ,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断冲击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美关系最糟糕的时期 ,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 ,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美不能打架 ,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 ,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 ,不要提倡这些。” “我多次讲过 ,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 ,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 ,美国人自己说 ,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 ,要彼此尊重对方 ,尽可能照顾对方 ,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 ,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冷战结束后 ,中国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处理中美分歧的上述原则。美方则看到了双方之间越来越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和战略合作机遇 ,没有将意识形态分歧置于双边关系的首位。但中美在 “人权”和 “民主化”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仍然时刻影响着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克林顿担任总统后,美国曾经企图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 ,一度冲击双边关系。此后 ,虽然美国将两者脱钩 ,但在诸如宗教自由、持不同政见者、西藏、新疆、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仍然攻击中国政府 ,一些美国机构继续在中国进行政治和思想渗透 ,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
在中国人看来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存在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冲动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其眼中的 “非民主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冷战时期 ,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和平演变”是美国的阳谋。冷战结束后 ,美国除了进行较为频繁的所谓 “人道主义干涉”之外 ,还积极支持、推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 “颜色革命”,支持 “阿拉伯之春”,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搞 “民主试验”。此外 ,“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美国学者中有很大影响 ,这些学说认定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应遵循西方民主原则 ,否则就是站在 “历史的错误一边”,同美国发生冲突。
介入中国内政以改变中国的政治走向 ,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之一 ,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案例。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存在明确的指向性 ,其根本目的是动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改变中国基本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 ,在美国官员讲话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 ,也常常看到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和疑虑。美国积极推动并且协助中国 “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从现存国际体系中受益颇多。但美国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逻辑和假设 ,似乎是期待中国在此进程中出现 “政治民主化”、思想舆论自由化 ,以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当美国看到 ,自己所期待的中国内部变化没有出现 ,反而看到一个坚定地走向与其期待相反的道路时 ,美国的抵触、怀疑、防范心理就与日俱增 ,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政治制度、地缘战略、经济规则等多方面挑战。冷战结束后 20多年来在美国出现过不同形式的 “中国威胁论”,究其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反感、忧虑和恐惧。
相比而言 ,中国在涉及美国内政问题上异常谨慎。美国在政治问题上偏好 “己所欲 ,施于人”,而中国奉行的政治哲学根植于传统文化 ,即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中国国内政治治理的实践不但从未企图损害美国利益 ,而且在美国所关切的具体问题 (例如某些人权个案和最近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讨论和执行方面 )上倾听美方意见并予以妥善回应。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该国人民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结果 ,中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介入美国内政事务。
2013年 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 ,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不冲突、不对抗 ;二是相互尊重 ;三是合作共赢。其中 ,相互尊重就包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求同存异 ,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在中国看来 ,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与中国早在 20世纪 50年代提出的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一脉相承。对于中国政府关于 “相互尊重”的倡议和解释 ,美方一直含糊其辞。这一态度给中国人造成的强烈印象是 ,美国在需要中国配合的国际领域积极寻求支持 ,却在中国最关切的核心问题上避免表态和承诺 ,不愿意尊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这难免加深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和道德标准的怀疑。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响了两国合作共赢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 ,中美在诸多领域方面的合作仍将继续受到影响和限制。
回顾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可以注意到 ,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但这远非中美关系的主要部分。自中美关系实现突破以来 ,中美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上享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中美共同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拓展 ,中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拓展。这些共同利益与合作有助于中美两国有效排除政治因素干扰 ,促进两国关系稳步发展。
面对在中美关系中时隐时现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全力排除干扰、强调共同利益 ;美方一方面始终不放弃政治议题 ,一方面也追求共同的利益与合作。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持续介入中美关系 ,促使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分歧愈发显性化。长期以来 ,人权、台湾、西藏、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持不同政见者等政治议题持续存在 ,但由于中美共享的利益合作点 ,这些政治议题仍处于相对可控的状况。
二、中国的立场和关切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
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 ,中国在提高国家与社会治理水平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改善人权 ,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等政治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凝聚国家力量、保持社会团结、实现战略性发展的制度基石 ,是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障 ,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持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不适应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 ;对外开放是中国将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全面、继续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 ,进一步对世界开放。反腐倡廉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加强反腐倡廉的核心任务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2004年 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在《宪法》第二章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享有的政治、人身、宗教信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作了详尽规定。中国政府不仅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还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当然 ,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国力增强 ,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意义上日益自信 ,不断继续完善国内治理体系和实践。这包括 :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 ,扩大公众有序参与 ,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通过反腐行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发展中维持了国内政治稳定 ,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和符合中国国情的 ,美国期待的中国政治体制演变并没有成为现实。与此同时 ,美国受两场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影响 ,相对实力有所下降 ,对于能否继续维持其全球霸主国地位和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自信心有所下降 ,对中国崛起可能构成的挑战较为担忧。这是否会导致两国在排除政治干扰方面的能力下降?政治因素是否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美方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判断日益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也是影响两国战略互信的重要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 ,美国始终不愿放弃政治议题 ,在人权、涉台、涉藏、涉疆、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异见分子等政治议题上持续指责中国。尽管多年来美方提出的长长的人权个案单子不断缩小和更换 ,尽管事实证明中国在保护人权上不断取得可见的巨大进步 ,但美方总试图挖掘新话题 ,表达对中国国内政策的疑虑和对中国外交行为的担忧。例如最近开始对中国完善国内治理的政策和立法提出怀疑或者指责。例如《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美方认为这是对所谓 “公民自由”的威胁 ,从而抨击中国政治体制。美国一度抵制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企图阻止其盟友参加。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输出中国模式 ,用 “中国梦”对抗 “美国梦”等。中国政府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腐败 ,一些美国人则认为是中国国内 “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并且在反腐问题上迟迟不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对于中国在国内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 ,美国设定双重标准 ,等等。中国同样怀疑美国在香港所谓 “雨伞革命”中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幕后予以煽动支持 ;美国驻华官方机构包庇个别异见分子 ,做出有损中国政治形象的行为 ,等等。
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知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2016年 10月皮尤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 ,只有三成 (29% )的中国公众相信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 ,有一半 (52% )的民众则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成为能与之抗衡的大国。此外 ,有约一半 (45% )公众表示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威胁 ,持这个观点的民众同 2013年相比 ,增加了 6个百分点 ;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公众也占44%。
近年中美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和摩擦逐渐表面化 ,美国一些重要官员的讲话甚至隐含了类似与中国开展冷战的内容。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 ,中方担心台湾问题再度困扰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在过去十几年中 ,由于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台海问题 ,两岸关系得到了发展 ,保持了稳定状态。随着 2016年岛内政党轮替 ,过去一贯主张 “台独”的民进党当选 ,美国政府未来能否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政治立场 ,能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 “独立”,不仅事关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 ,也将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
另一方面 ,美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变化也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和担忧。由于美国国内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严重 ,政治极化日益突出 ,反全球化呼声强烈 ,排外情绪上升 ,民粹主义发酵。在这一背景下 ,某些政治人物和利益群体诿过于外 ,将中国视为在国家发展模式与国际地位方面对美国的双重威胁 ,描绘为抢夺美国工作机会和利益的 “汇率操纵国”。 2016年 5月的另一份皮尤调查报告表明 ,有近 1/4的调查对象视中国为美国的对手。在中国方面 ,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纷纷报道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乱象、政客相互攻讦、媒体报道失实、智库预测失灵等 ,中国人普遍感到,美国现行的政治模式也存在自身的弱点和问题。
三、关于未来的思考
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是深刻的 ,但是同时也是可以管理的,这是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中美关系新的背景下 ,如何管理日益凸显的政治分歧是关心中美关系的智库学者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第一 ,如何认识当前的政治分歧 :相似的问题 ,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国内政治问题是有相似性的 ,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开始持续发酵 ,社会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精英对民众的回应性下降等社会不公正现象导致社会各种焦虑情绪蔓延。中美两国曾被视为在全球化进程获益最多的两个国家 ,但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 ,并都在探索应对之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采取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扶贫攻坚等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加以应对 ,而美国则付诸竞争性的政治方式 , 2016年大选中引人注目的种种现象和观点 ,实际上是美国民众对各种全球化弊端不满的宣泄。应当说 ,对于相似的问题 ,两国都在探索解决之道 ,不能用自己的政治思维简单地否定对方的探索。
未来 ,中美两国可在共同关心的政治治理议题方面展开更多的理论性探讨 ,议题可以涉及 “国家政权在国内的善治”, “主导族裔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机制”, “公民权利的疆界与辩证逻辑”, “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个体差异性”, “网络时代的信息管理和公民自由”等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议题 ,从而实现两国彼此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理解。
第二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 :坚持与完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 ,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 ,而且几乎与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所有这些成就表明 ,中国不可能放弃取得这些成就行之有效的做法。同时 ,中方也意识到 ,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仍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需要和希望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以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中国也注意到 ,美国对外输出所谓民主政治模式 ,将美国认同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做法导致了许多国家的政治乱局 ,这是中国坚决不能接受的 ,而且这种局面客观上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例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乱局导致了伊斯兰国势力的崛起 ,使美国和欧洲面临更为严峻的反恐形势。
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 ,并将继续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现状是与目前中国发展态势相适应的。在 “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 ,中国政治中的 “集权”与 “分权”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有机统一。任何强加给中国、迫使中国接受的别国模式都会 “水土不服”,都无法保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甚至反而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无法预期的负面影响。
中美关系要想有更好的发展 ,美国不应期待与一个臆想的 “未来”中国打交道 ,而应立足于现实 ,与现实的中国打交道。
第三 ,相比政治分歧 ,中美应关注更重大、更紧迫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中美已经建构了某种具有战略稳定意义的双边关系 ,包括中美在核领域的非对称战略稳定、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中美对一个和平稳定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依赖等。中美 “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这已经被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所证实。
不仅如此 ,中美在诸多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 ,就此而言 ,地区的动荡、政治混乱、全球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蔓延 ,远比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更为重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这些挑战需要中美共同应对 ,中美两国在防止世界走向失序、完善各种有效治理等方面肩负重大责任 ,也有着广阔的对话和合作空间 ,在这方面需要两国不断的探索和挖掘。如果中美能够管控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 ,避免从根本上挑战对方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 ,中美完全能够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7年 4月 6—7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首次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
泛深入交换意见。双方愿意共同努力 ,扩大互利合作领域 ,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习主席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 ,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奉行 “你输我赢”的理念 ,不走 “国强必霸”的老路 ,愿同美方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特朗普总统表示 ,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 ,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 ,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面给予更多配合的希望 ,美方则积极表示了对中方追逃追赃方面努力的支持。中美两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理解与合作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政治分歧在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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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关键词：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来源：《中美关系报告2017》 2017-06-26 09:40:33 作者：倪峰 樊吉社 刁大明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响了两国合作共赢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 ,中美在诸多领域方面的合作仍将继续受到影响和限制。
一、历史与现实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是中美关系发展演变中的制约因素 ,是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自 1949年以来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都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状态。
冷战初期 ,中国选择 “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分裂后 ,采取了同时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姿态。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在中美对抗的 20多年中 ,意识形态对抗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0世纪 70年代 ,随着苏联逐步扩张 ,中美曾经因为面临共同威胁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 ,走向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
冷战结束前后 ,中美政治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再度凸显 ,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断冲击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美关系最糟糕的时期 ,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 ,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美不能打架 ,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 ,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 ,不要提倡这些。” “我多次讲过 ,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 ,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 ,美国人自己说 ,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 ,要彼此尊重对方 ,尽可能照顾对方 ,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 ,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冷战结束后 ,中国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处理中美分歧的上述原则。美方则看到了双方之间越来越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和战略合作机遇 ,没有将意识形态分歧置于双边关系的首位。但中美在 “人权”和 “民主化”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仍然时刻影响着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克林顿担任总统后,美国曾经企图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 ,一度冲击双边关系。此后 ,虽然美国将两者脱钩 ,但在诸如宗教自由、持不同政见者、西藏、新疆、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仍然攻击中国政府 ,一些美国机构继续在中国进行政治和思想渗透 ,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
在中国人看来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存在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冲动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其眼中的 “非民主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冷战时期 ,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和平演变”是美国的阳谋。冷战结束后 ,美国除了进行较为频繁的所谓 “人道主义干涉”之外 ,还积极支持、推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 “颜色革命”,支持 “阿拉伯之春”,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搞 “民主试验”。此外 ,“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美国学者中有很大影响 ,这些学说认定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应遵循西方民主原则 ,否则就是站在 “历史的错误一边”,同美国发生冲突。
介入中国内政以改变中国的政治走向 ,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之一 ,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案例。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存在明确的指向性 ,其根本目的是动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改变中国基本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 ,在美国官员讲话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 ,也常常看到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和疑虑。美国积极推动并且协助中国 “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从现存国际体系中受益颇多。但美国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逻辑和假设 ,似乎是期待中国在此进程中出现 “政治民主化”、思想舆论自由化 ,以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当美国看到 ,自己所期待的中国内部变化没有出现 ,反而看到一个坚定地走向与其期待相反的道路时 ,美国的抵触、怀疑、防范心理就与日俱增 ,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政治制度、地缘战略、经济规则等多方面挑战。冷战结束后 20多年来在美国出现过不同形式的 “中国威胁论”,究其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反感、忧虑和恐惧。
相比而言 ,中国在涉及美国内政问题上异常谨慎。美国在政治问题上偏好 “己所欲 ,施于人”,而中国奉行的政治哲学根植于传统文化 ,即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中国国内政治治理的实践不但从未企图损害美国利益 ,而且在美国所关切的具体问题 (例如某些人权个案和最近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讨论和执行方面 )上倾听美方意见并予以妥善回应。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该国人民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结果 ,中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介入美国内政事务。
2013年 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 ,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不冲突、不对抗 ;二是相互尊重 ;三是合作共赢。其中 ,相互尊重就包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求同存异 ,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在中国看来 ,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与中国早在 20世纪 50年代提出的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一脉相承。对于中国政府关于 “相互尊重”的倡议和解释 ,美方一直含糊其辞。这一态度给中国人造成的强烈印象是 ,美国在需要中国配合的国际领域积极寻求支持 ,却在中国最关切的核心问题上避免表态和承诺 ,不愿意尊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这难免加深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和道德标准的怀疑。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响了两国合作共赢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 ,中美在诸多领域方面的合作仍将继续受到影响和限制。
回顾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可以注意到 ,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但这远非中美关系的主要部分。自中美关系实现突破以来 ,中美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上享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中美共同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拓展 ,中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拓展。这些共同利益与合作有助于中美两国有效排除政治因素干扰 ,促进两国关系稳步发展。
面对在中美关系中时隐时现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全力排除干扰、强调共同利益 ;美方一方面始终不放弃政治议题 ,一方面也追求共同的利益与合作。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持续介入中美关系 ,促使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分歧愈发显性化。长期以来 ,人权、台湾、西藏、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持不同政见者等政治议题持续存在 ,但由于中美共享的利益合作点 ,这些政治议题仍处于相对可控的状况。
二、中国的立场和关切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
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 ,中国在提高国家与社会治理水平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改善人权 ,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等政治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凝聚国家力量、保持社会团结、实现战略性发展的制度基石 ,是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障 ,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持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不适应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 ;对外开放是中国将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全面、继续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 ,进一步对世界开放。反腐倡廉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加强反腐倡廉的核心任务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2004年 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在《宪法》第二章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享有的政治、人身、宗教信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作了详尽规定。中国政府不仅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还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当然 ,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国力增强 ,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意义上日益自信 ,不断继续完善国内治理体系和实践。这包括 :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 ,扩大公众有序参与 ,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通过反腐行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发展中维持了国内政治稳定 ,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和符合中国国情的 ,美国期待的中国政治体制演变并没有成为现实。与此同时 ,美国受两场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影响 ,相对实力有所下降 ,对于能否继续维持其全球霸主国地位和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自信心有所下降 ,对中国崛起可能构成的挑战较为担忧。这是否会导致两国在排除政治干扰方面的能力下降?政治因素是否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美方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判断日益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也是影响两国战略互信的重要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 ,美国始终不愿放弃政治议题 ,在人权、涉台、涉藏、涉疆、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异见分子等政治议题上持续指责中国。尽管多年来美方提出的长长的人权个案单子不断缩小和更换 ,尽管事实证明中国在保护人权上不断取得可见的巨大进步 ,但美方总试图挖掘新话题 ,表达对中国国内政策的疑虑和对中国外交行为的担忧。例如最近开始对中国完善国内治理的政策和立法提出怀疑或者指责。例如《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美方认为这是对所谓 “公民自由”的威胁 ,从而抨击中国政治体制。美国一度抵制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企图阻止其盟友参加。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输出中国模式 ,用 “中国梦”对抗 “美国梦”等。中国政府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腐败 ,一些美国人则认为是中国国内 “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并且在反腐问题上迟迟不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对于中国在国内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 ,美国设定双重标准 ,等等。中国同样怀疑美国在香港所谓 “雨伞革命”中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幕后予以煽动支持 ;美国驻华官方机构包庇个别异见分子 ,做出有损中国政治形象的行为 ,等等。
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知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2016年 10月皮尤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 ,只有三成 (29% )的中国公众相信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 ,有一半 (52% )的民众则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成为能与之抗衡的大国。此外 ,有约一半 (45% )公众表示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威胁 ,持这个观点的民众同 2013年相比 ,增加了 6个百分点 ;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公众也占44%。
近年中美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和摩擦逐渐表面化 ,美国一些重要官员的讲话甚至隐含了类似与中国开展冷战的内容。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 ,中方担心台湾问题再度困扰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在过去十几年中 ,由于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台海问题 ,两岸关系得到了发展 ,保持了稳定状态。随着 2016年岛内政党轮替 ,过去一贯主张 “台独”的民进党当选 ,美国政府未来能否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政治立场 ,能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 “独立”,不仅事关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 ,也将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
另一方面 ,美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变化也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和担忧。由于美国国内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严重 ,政治极化日益突出 ,反全球化呼声强烈 ,排外情绪上升 ,民粹主义发酵。在这一背景下 ,某些政治人物和利益群体诿过于外 ,将中国视为在国家发展模式与国际地位方面对美国的双重威胁 ,描绘为抢夺美国工作机会和利益的 “汇率操纵国”。 2016年 5月的另一份皮尤调查报告表明 ,有近 1/4的调查对象视中国为美国的对手。在中国方面 ,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纷纷报道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乱象、政客相互攻讦、媒体报道失实、智库预测失灵等 ,中国人普遍感到,美国现行的政治模式也存在自身的弱点和问题。
三、关于未来的思考
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是深刻的 ,但是同时也是可以管理的,这是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中美关系新的背景下 ,如何管理日益凸显的政治分歧是关心中美关系的智库学者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第一 ,如何认识当前的政治分歧 :相似的问题 ,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国内政治问题是有相似性的 ,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开始持续发酵 ,社会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精英对民众的回应性下降等社会不公正现象导致社会各种焦虑情绪蔓延。中美两国曾被视为在全球化进程获益最多的两个国家 ,但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 ,并都在探索应对之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采取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扶贫攻坚等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加以应对 ,而美国则付诸竞争性的政治方式 , 2016年大选中引人注目的种种现象和观点 ,实际上是美国民众对各种全球化弊端不满的宣泄。应当说 ,对于相似的问题 ,两国都在探索解决之道 ,不能用自己的政治思维简单地否定对方的探索。
未来 ,中美两国可在共同关心的政治治理议题方面展开更多的理论性探讨 ,议题可以涉及 “国家政权在国内的善治”, “主导族裔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机制”, “公民权利的疆界与辩证逻辑”, “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个体差异性”, “网络时代的信息管理和公民自由”等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议题 ,从而实现两国彼此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理解。
第二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 :坚持与完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 ,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 ,而且几乎与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所有这些成就表明 ,中国不可能放弃取得这些成就行之有效的做法。同时 ,中方也意识到 ,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仍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需要和希望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以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中国也注意到 ,美国对外输出所谓民主政治模式 ,将美国认同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做法导致了许多国家的政治乱局 ,这是中国坚决不能接受的 ,而且这种局面客观上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例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乱局导致了伊斯兰国势力的崛起 ,使美国和欧洲面临更为严峻的反恐形势。
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 ,并将继续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现状是与目前中国发展态势相适应的。在 “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 ,中国政治中的 “集权”与 “分权”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有机统一。任何强加给中国、迫使中国接受的别国模式都会 “水土不服”,都无法保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甚至反而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无法预期的负面影响。
中美关系要想有更好的发展 ,美国不应期待与一个臆想的 “未来”中国打交道 ,而应立足于现实 ,与现实的中国打交道。
第三 ,相比政治分歧 ,中美应关注更重大、更紧迫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中美已经建构了某种具有战略稳定意义的双边关系 ,包括中美在核领域的非对称战略稳定、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中美对一个和平稳定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依赖等。中美 “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这已经被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所证实。
不仅如此 ,中美在诸多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 ,就此而言 ,地区的动荡、政治混乱、全球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蔓延 ,远比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更为重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这些挑战需要中美共同应对 ,中美两国在防止世界走向失序、完善各种有效治理等方面肩负重大责任 ,也有着广阔的对话和合作空间 ,在这方面需要两国不断的探索和挖掘。如果中美能够管控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 ,避免从根本上挑战对方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 ,中美完全能够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7年 4月 6—7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首次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
泛深入交换意见。双方愿意共同努力 ,扩大互利合作领域 ,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习主席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 ,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奉行 “你输我赢”的理念 ,不走 “国强必霸”的老路 ,愿同美方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特朗普总统表示 ,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 ,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 ,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面给予更多配合的希望 ,美方则积极表示了对中方追逃追赃方面努力的支持。中美两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理解与合作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政治分歧在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影响。
昀舒
对中美关系的认识2017篇三:《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亚太分歧与缓解路径
《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亚太分歧与缓解路径关键词：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来源：《中美关系报告2017》 2017-06-22 10:33:09 作者：朱锋 黄仁伟 胡波中美两国在亚太的矛盾与竞争随处可见。未来中美会走向战略对抗或冲突 ,还是和平与合作 ,将取决于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的选择。关键在于理性界定彼此的利益与空间 ,并寻求秩序理念上的相互包容。
当前 ,中国日渐成为对亚太事务有巨大影响的大国 ,而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和影响依然举足轻重 ,中美间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竞争 ,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 ,而中美利益交融也最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关于亚太 ,中美的认知与视角有所不同。在中国看来 ,“亚太”主要是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 ;而美国人往往持有 “泛亚太”的观念 ,还有人提出了 “印太地区” ( Indo-Pacific)的概念 ,包括太平洋东西海岸、亚洲及印度洋。
在战略认知方面 ,中国的利益关切主要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与主权 ,以及成为亚太秩序中的重要角色 ;美国同样需要亚太和平与繁荣 ,同时强调维护地区安全规则、盟友安全 ,以及亚太主导地位。两国在亚太的矛盾与竞争随处可见。未来中美会走向战略对抗或冲突 ,还是和平与合作 ,将取决于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的选择。关键在于理性界定彼此的利益与空间 ,并寻求秩序理念上的相互包容。
一、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角色
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观察近代以来中国在亚太的角色与定位。第一阶段为 1840—1949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开始融入基于民族国家原则的现代国际体系,成为首先取得完全独立的亚洲国家之一 ,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为 1949— 199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保卫自身主权和安全的能力提高 ,逐渐成长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支力量。面对冷战两极格局 ,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20世纪 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 ,大大改善了本地区的安全环境 ,为亚太各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978年开始 ,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 ,快速融入国际社会 ,中美开始超越分歧 ,加快经济合作的步伐。第三阶段为冷战结束以来 ,中国经济大幅增长 ,成为该地区新的增长引擎 ,成为牵动地区格局发展演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支持东盟主导地区合作系列机制 ,提出综合安全观和 “一带一路”倡议 ,开始在秩序层面探索和形成自己的观念和政策。
美国在亚太角色地位的演进也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为美国独立到 1945年,美国通过自身发展和陆、海战略扩张 ,参与两次世界大战 ,在确立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 ,也获得了主导亚太事务的权力。许多美国人士同情中国的民族独立事业 ,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第二阶段为冷战时期 ,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界 ,以防范 “共产主义扩张”为己任 ,并不惜介入朝鲜战争和越南内战 ,与中国爆发过激烈的冲突。冷战后期美国调整政策 ,与中国共同抵御苏联的扩张 ,双方建立了反对霸权的共同立场 ,与中国的关系得到缓和。第三阶段为冷战结束之后至今 ,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亚洲发展较快的 20多年 ,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曾有所降低。但自 2010年开始 ,美国突出安全因素 ,将维护亚太领导地位与牵制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政府倡议 “重返亚太”,提出了 “亚太再平衡”战略 ,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 ,防止一个崛起的中国侵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其全球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
2016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第 45届美国总统。 2017年 1月 20日,特朗普政府上台。特朗普政府究竟将实行什么样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 ,还在观察之中。但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竞选之后的对华政策主张来看 ,人们似乎难以对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政府似乎想要重申里根政府时代的 “以实力换和平”战略 ,不仅将大举扩充美国军备、建设更加强大的核武库 ,还威胁将对中国发动 “贸易战”、让美国的产业投资重新流回美国国内、威胁不再接受 “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特朗普的亚洲政策似乎想要从奥巴马时代的保障 “有规则的秩序”,转向 “以实力为基础的秩序”。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系究竟将如何演变 ,是更多的合作还是趋于更多的对抗 ,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和美国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历史上 ,两国合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对抗的时间 ,两国的地区角色多数情况下是互补的。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的最大亮点 ,就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 ,这也离不开中美两国的贡献与合作。然而 ,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抱有不认可和不信任的态度 ,期待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起来后会导致政治变革 ,在对华政策上从未放弃 “两面下注”。近年来 ,由于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 ,加之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急剧调整,中美战略分歧的一面日渐凸显 ,一些战略界人士甚至认为 ,“中美正在接近一个冲突的临界点”。
二、中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与对美方的关切
自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总体上是一以贯之的 ,具有较强的延续性 ,那就是为自身发展构建和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 ,捍卫领土完整、主权与主权权益 ,以及在亚太秩序的改革与完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亚太区域的稳定、和平与繁荣 ,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外部安全环境 ,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治社会稳定。过去 30余年 ,得益于自身努力与和平的外部环境 ,中国人均 GDP从 1978年的不到 200美元增长到 2015年的 8000美元。中国经济高度依赖面向东亚和太平洋方向的对外通道联系。如今 ,中国已经是世界头号货物贸易大国 ,且 60%的对外贸易面向亚太地区 ,中国的海外利益也主要是通过亚太地区向全球延伸。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即到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 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基点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周边外交也将服务于这一目标 ,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和平发展的内外安全环境。
长期以来 ,中国希望美国能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与合作伙伴 ,也注意到美国在促进亚太经济繁荣、制止核扩散、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但近些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与作战概念等都日益瞄准中国 ,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也在快速强化。这越来越引起中国对美国危及自身安全的担心,也促使许多中国人怀疑 ,美国究竟有无诚意尊重中国的和平发展 ?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两国在亚太的合作也是该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中国倡导了 “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欢迎美国参加 ,对美方表现出的批评和阻碍姿态难以理解 ,也希望美国自己不要再试图在该地区建立排他性的地区性秩序安排。
(二)领土完整、主权与主权权益
近代以来中国曾多次遭受列强的侵略 ,有着百余年的民族独立斗争历史 ,时至今日 ,中国仍没有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在海上也有一些岛礁被其他国家侵占。中国十分珍视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地位 ,在此类问题上异常敏感和警觉 ,不能放弃自己的严正立场 ,更不能允许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新的挑衅和侵犯。
考虑到历史和现实 ,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需要 ,中国在相关问题上一直奉行和平、务实而克制的态度。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是争取以 “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只要台湾当局不搞 “台独”,大陆愿意继续推动两岸和解。台湾问题的出现源自于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认为美国始终将台湾问题当作牵制中国的一张牌。在台海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台湾岛内政局动荡的情况下 ,美国的既定政策面临巨大挑战 ,是倾向于约束 “台独”?还是再次纵容台湾当局挑起危机 ?
在钓鱼岛、南沙岛礁等问题上 ,中国的政策是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近些年来 ,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动确实变得日益坚决 ,主要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等国家挑衅行动的反制 ,中国处理上述问题的大政方针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对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 ,“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 ,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美国频繁声称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 “选边站”,但在具体问题上又支持甚至鼓励其他争议方给中国制造压力,在中方看来显得过于虚伪。考虑到历史上美国是钓鱼岛和南沙群岛问题出现的始作俑者之一 ,中国对美国在这些问题上 “选边站”非常反感 ,更不能接受美国走上前台公开介入上述问题。至于美国所谓 “维护国际法和地区稳定”的说辞 ,难以让中国人信服 ,事实上 ,正是美国 “重返亚太”以来 ,这些海洋争端问题才愈演愈烈。美国需要严肃考虑自己在这些争端问题中的角色 ,如果后任美国政府仍坚持奥巴马政府的做法 ,中美走向对抗或冲突的危险只会越来越大。
(三)地区安全架构与秩序
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 ,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安全问题。在秩序观念方面 ,中国不主张泾渭分明的结盟和对抗 ,更青睐开放、包容的安全制度。冷战后 ,中国奉行合作安全理念 ,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各种开放型安全机制 ,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不在美国所界定的安全架构之内 ,游离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之外。不过 ,在 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的相当长时期内 ,中国都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和平相处。虽然中国不欣赏 (appreciate)美国的同盟体系 ,但只要它不针对自己,中国也没有采取强硬立场予以反对。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存在和利益 ,但中国不希望成为美国所主导的同盟体系排斥、威胁甚至恐吓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上升 ,中国对此自然愈发难以容忍 ,反抗力度也会越来越大。
过去几年 ,美国的同盟体系建设明显针对中国 ,除美日、美菲、美澳等传统盟友体系外 ,美国还极力打造美日澳、美日菲等小多边的同盟网络。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多个热点问题上关系趋于紧张 ,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同盟体系的日趋咄咄逼人。随着中国与美国的部分盟国间矛盾的日渐尖锐 ,美国需要认真考虑以同盟体系为支柱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包容性问题 ,如果美国继续以盟友画线 ,在构建地区安全规则时继续绕着中国走 ,甚至毫不顾忌中国作为一个亚太大国的应有安全利益和活动空间 ,两国的安全困境和战略疑虑势必更加恶化。美方经常讲 “基于规则的秩序”,而规则的基础是共识 ,国际规则意味着主权国家利益和权利的让渡 ,因此必须基于相关国家间不同立场和主张的最大公约数。而以完全基于自身立场的所谓规则去规范他人 ,那就是霸权。中方的问题是究竟是谁的规则 ,哪些规则 ,如何根据现状的发展来定义规则 ,以及如何实现共同规则的演进和发展。
三、妥善应对亚太热点问题的建议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 ,近期有三大热点问题 ,中美双方无法回避 ,需要妥善处置。
(一)“台独”问题
台湾关系到中国的领土完整 ,攸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持不放弃武力遏止 “台独”的选项。在台湾问题上 ,中美经过多轮激烈的折冲和博弈 ,逐渐形成目前相对稳定的共识 ,美方明确了自己不支持 “台湾独立”的立场。美国近三届政府都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敏感性和危险性 ,保持审慎态度 ,台海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在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2016年 5月 20日上台的台湾民进党政权拒绝承认 “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正在经历新震荡。中国关注美国的对台政策 ,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反对美国在亚太区域安全版图的调整过程中 ,鼓励和支持 “台湾角色”。美国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前 ,就台湾问题采取了一些不利于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行 ,一度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2017年 2月 10日,特朗普总统在和习近平主席的电话通话中,声明将坚持 “一中政策”,坚持发展对华合作 ,给两国关系开了个好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 “不容谈判”的问题 ,中国对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决心不容置疑。只要台湾方面不谋求改变台海两岸现状 ,中国不会对台实行强制性统一。中、美、台三方增进两岸关系在 “一中框架”下的在台海局势问题上建设性地互动 ,降低台湾因素对北京 —华盛顿关系的干扰 ,符合两岸三地的共同利益。
(二)南海问题
近两年来 ,随着美国加大介入 ,南海问题有从中国与邻国间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 ,滑向中美间地缘战略竞争的风险 ,双方应认识到 ,南海不应成为两国战略博弈的竞技场。中国拥有对南海岛礁的主权以及相关海洋权益 ,南海亦是中国通往远洋的最为重要的海上通道。美国既然宣称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 ,那么中美在南海不应该有实质性的分歧 ,两国均有责任维护南海通道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保障南海 “航行自由”,这也符合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然而 ,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持续关注 ,特别是通过派遣军机和军舰在南海中国岛礁抵近航行 ,夸大中国在新建岛礁的 “军事化”等行动 ,鼓励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 “域外国家”在南海和美国联合巡航等干预性行动 ,不利于南海局势的稳定。美国军方更是倾向于将南海问题视为保障美国在西太平洋地缘战略优势、防止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的焦点地区。一方面 ,中国、美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三边关系,因为南海问题复杂化难以降低 ;另一方面 ,日本在美国的鼓励下 ,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外交和军事介入 ,未来南海局势的不确定性难以降低。如果美国只考虑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和安全 ,并且企图以牺牲中国主权和利益为代价维护其海上霸权 ,那么中国必然要进行反制 ,中美两国在南海的战略对抗似乎难以避免。
中美两国需要及时和冷静地处理两国在南海的争执 ,并努力发展在南海地区有利于主权争议解决与各自关注得以有效应对的合作架构。维护南海局势稳定与商业水道安全 ,中美不仅有竞争性的关注 ,同样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和东盟之间正在进行的 COC框架谈判 ,鼓励中国和东盟就南海争议的解决启动双边对话 ,支持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南海沿岸国合作制度。这些举措 ,都将实质性地有利于降低南海主权争议引发的冲突。
对于被他国侵占的南沙岛礁 ,中方在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 ,应继续落实同有关声索国和东盟对话的 “双轨”思路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岛礁归属争端。中国原则上支持在南海地区建立 “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也尊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但中国在南海诸岛享有主权的法律依据与历史事实清晰。美方应对南海问题的经纬和中国的政策有更全面和准确的了解 ,避免将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立场曲解为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谋求排他性的 “控制权”,坚守中立立场 ,停止鼓励、刺激盟友和伙伴在南海采取与中国对抗的行为。我们强烈建议中美双方应就南海问题展开对话。
(三)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是亚太地区目前最具威胁性和爆炸性的地区安全热点。从 2006年以来 ,朝鲜已进行了 5次核试验 ,其中 4次都发生在 2008年六方会谈停摆之后。朝鲜还不间断地进行卫星和弹道导弹发射。金正恩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不再参加六方会谈、不会放弃核武器甚至是在竭力加速建立可投射的核能力的进程。 2016年 9月朝鲜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和 2017年 2月进行的导弹试验 ,意味着朝鲜的导弹与核威胁达到了新水平。中美双方有必要加强合作、采取共同的行动 ,打破目前朝核问题的僵局 ,切实推进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我们应该看到 ,“只制裁、不对话”的政策没有达到遏制朝鲜拥核的目的。美韩在半岛频繁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也只会加剧朝鲜半岛的对立情绪。同时 ,美国一方面试图把责任推给中国 ,另一方面又鼓励韩国部署 “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了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联合应对的努力。
中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 ,坚持半岛局势 “不生乱”和 “不生战”的立场 ,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和半岛分裂局势。 2017年 4月 6—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举行的第一次 “习特会”,就朝核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领导人认识到朝核问题的威胁性和严重性的上升 ,愿意加强合作 ,共同遏制朝鲜有可能采取新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等挑衅性行动 ,推进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所达成的 “海湖庄园共识”,需要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在朝核问题上一旦重建中美紧密合作 ,打破目前半岛的紧张局势 ,并切实启动朝鲜半岛 “停、核机制”的转化 ,将十分有利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合作进程的发展。
四、中美亚太分歧的出路
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声明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 ,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原则今天仍然适用,关键在于中美两方都不应谋求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无论是分权共治、共同进化 ,还是安全共同体 ,归根结底都要看中美两国能否在亚太形成更具共识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 “共同愿景”。我们认为 ,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双方应做如下努力 :
第一 ,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是缓解分歧的基础。中美双方应培养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前主动沟通的意识和习惯。从中美交往的历史和现实看 ,彼此的沟通和了解对战略判断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现在 ,中美业已成为亚太棋局中的两个最重要棋手 ,彼此的哪怕是很小的动作 ,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对方的猜测与反应。两国应围绕亚太重大问题进行更加坦诚的战略沟通与对话 ,内容可包括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海洋战略、美国亚太战略、美国同盟体系等 ,客观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 ,探索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各种可能路径。
由于中美的亚太互动涉及主权、权力、发展、规则、荣誉等多重利益和原则 ,所涉议题高度敏感 ,中美需要加强高层对话和展现领导力 ,并在各自国内构建强有力的跨部门网络 ,切实落实高层沟通的成果。
第二 ,相互的战略调适是中美长期和平的保证。双方需要从战略高度探索 “和平共存”和 “共同进化”的可能性。中国从陆望海 ,海洋战略一定是区域性的 ;而美国从海看陆,其海洋战略通常是全球性的。两国不仅先天地理禀赋有很大差异 ,两国历史传统和发展路径也截然不同 ,这决定了两国的视角和目标具有天然的差异性和包容性。目前两国在海上的权力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中国在近海需要有适当的空间和地位 ,即便美国要保持在全球海洋的主导地位,在西太海域有利益关切和传统影响 ,但不应试图构建排他性势力范围 ,阻挡中国成长为海洋强国。双方都需要认识到自身实力的缺陷 ,相互包容妥协。
中国最需要改进的是追求目标的方式。中国在行动时 ,需要给予传统强国美国以适当的外交空间 ,更及时准确地向美国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海洋争端中需慎重考虑军事手段的应用 ,避免迫使美国在或是与中国对抗、或是抛弃盟友的两难境地中做选择 ;在追求近海利益时 ,要充分考虑美国有关海上航行自由等利益关切。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威慑 ,但要注意到自身海上力量发展的有限性 ,不宜追求美国那样的全方位的海上目标。
美国应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中美在亚太的主要矛盾 ,是中国维护主权及海洋权益与美国维护亚太海上主导地位之间的摩擦。美国应理性地认识到 ,只要中国保持崛起势头 ,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终究会发生较大变化。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崛起和走向海洋的追求 ,给予中国应有的空间和地位 ,避免过度激化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应放弃在该地区打造针对中国的 “北约”的企图 ,肯定并鼓励中国增加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航行自由与地区稳定等方面的贡献。
第三 ,共同塑造包容性的亚太秩序是两国的根本路径。美国在亚太的安全秩序、利益不能容纳也不能顾及非同盟国家 ,是当前亚太安全矛盾和摩擦的制度性根源。中美要想在亚太共存 ,没有别的出路 ,唯有超越现存安全架构 ,共同促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安全秩序。特别是需要在未来亚太地区秩序问题上 “重新对表”,防范该地区出现“新冷战”,抑或 “阵营化”的局面。中美两国应与亚太其他国家一道 ,共同筹谋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应比目前的各种次区域机制更具包容性和全面性 ,应涵盖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这个架构之下 ,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与在亚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可以实现共处 ,避免亚太地区出现新的对立和对抗。通过更加包容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力量 ,可以在维护地区安全、降低紧张、管控危机等方面分担责任 ,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之间也可以建立起更为制度化和规则化的沟通机制。
第四 ,坚持用合作和非对抗性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中美之间的一切争议和冲突 ,是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关键。2016年 11月 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朗普先生赢得 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贺喜电话中表示 :“中美建交 37年来 ,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促进了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事实证明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特朗普先生在电话中对习近平主席强调以合作来应对美中关系中的一切问题的看法 ,也表达了积极的认同意见。中美关系今天确实面对着诸多的经济、贸易、安全与战略领域的争议。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意图、南海与东海的维权政策走向、中国国内市场状况、军事力量发展和政策含义都有诸多的疑虑甚至焦虑 ;中国对美国是否在加大对中国周边形势的干预也存在着浓厚的疑问。然而 ,不管中美之间出现什么样的争议、摩擦甚至冲突 ,只要两国政府、两国军队坚持合作性的应对路径 ,中美关系就能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发展势头。这是两国领导人为了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需要共同承担的历史性责任。
责任编辑：昀舒
《中美关系报告2017》：中美亚太分歧与缓解路径关键词：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来源：《中美关系报告2017》 2017-06-22 10:33:09 作者：朱锋 黄仁伟 胡波中美两国在亚太的矛盾与竞争随处可见。未来中美会走向战略对抗或冲突 ,还是和平与合作 ,将取决于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的选择。关键在于理性界定彼此的利益与空间 ,并寻求秩序理念上的相互包容。
当前 ,中国日渐成为对亚太事务有巨大影响的大国 ,而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和影响依然举足轻重 ,中美间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竞争 ,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 ,而中美利益交融也最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关于亚太 ,中美的认知与视角有所不同。在中国看来 ,“亚太”主要是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 ;而美国人往往持有 “泛亚太”的观念 ,还有人提出了 “印太地区” ( Indo-Pacific)的概念 ,包括太平洋东西海岸、亚洲及印度洋。
在战略认知方面 ,中国的利益关切主要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与主权 ,以及成为亚太秩序中的重要角色 ;美国同样需要亚太和平与繁荣 ,同时强调维护地区安全规则、盟友安全 ,以及亚太主导地位。两国在亚太的矛盾与竞争随处可见。未来中美会走向战略对抗或冲突 ,还是和平与合作 ,将取决于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的选择。关键在于理性界定彼此的利益与空间 ,并寻求秩序理念上的相互包容。
一、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角色
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观察近代以来中国在亚太的角色与定位。第一阶段为 1840—1949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开始融入基于民族国家原则的现代国际体系,成为首先取得完全独立的亚洲国家之一 ,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为 1949— 199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保卫自身主权和安全的能力提高 ,逐渐成长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支力量。面对冷战两极格局 ,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20世纪 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 ,大大改善了本地区的安全环境 ,为亚太各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978年开始 ,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 ,快速融入国际社会 ,中美开始超越分歧 ,加快经济合作的步伐。第三阶段为冷战结束以来 ,中国经济大幅增长 ,成为该地区新的增长引擎 ,成为牵动地区格局发展演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支持东盟主导地区合作系列机制 ,提出综合安全观和 “一带一路”倡议 ,开始在秩序层面探索和形成自己的观念和政策。
美国在亚太角色地位的演进也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为美国独立到 1945年,美国通过自身发展和陆、海战略扩张 ,参与两次世界大战 ,在确立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 ,也获得了主导亚太事务的权力。许多美国人士同情中国的民族独立事业 ,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第二阶段为冷战时期 ,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界 ,以防范 “共产主义扩张”为己任 ,并不惜介入朝鲜战争和越南内战 ,与中国爆发过激烈的冲突。冷战后期美国调整政策 ,与中国共同抵御苏联的扩张 ,双方建立了反对霸权的共同立场 ,与中国的关系得到缓和。第三阶段为冷战结束之后至今 ,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亚洲发展较快的 20多年 ,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曾有所降低。但自 2010年开始 ,美国突出安全因素 ,将维护亚太领导地位与牵制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政府倡议 “重返亚太”,提出了 “亚太再平衡”战略 ,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 ,防止一个崛起的中国侵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其全球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
2016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第 45届美国总统。 2017年 1月 20日,特朗普政府上台。特朗普政府究竟将实行什么样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 ,还在观察之中。但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竞选之后的对华政策主张来看 ,人们似乎难以对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政府似乎想要重申里根政府时代的 “以实力换和平”战略 ,不仅将大举扩充美国军备、建设更加强大的核武库 ,还威胁将对中国发动 “贸易战”、让美国的产业投资重新流回美国国内、威胁不再接受 “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特朗普的亚洲政策似乎想要从奥巴马时代的保障 “有规则的秩序”,转向 “以实力为基础的秩序”。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系究竟将如何演变 ,是更多的合作还是趋于更多的对抗 ,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和美国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历史上 ,两国合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对抗的时间 ,两国的地区角色多数情况下是互补的。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的最大亮点 ,就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 ,这也离不开中美两国的贡献与合作。然而 ,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抱有不认可和不信任的态度 ,期待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起来后会导致政治变革 ,在对华政策上从未放弃 “两面下注”。近年来 ,由于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 ,加之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急剧调整,中美战略分歧的一面日渐凸显 ,一些战略界人士甚至认为 ,“中美正在接近一个冲突的临界点”。
二、中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与对美方的关切
自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总体上是一以贯之的 ,具有较强的延续性 ,那就是为自身发展构建和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 ,捍卫领土完整、主权与主权权益 ,以及在亚太秩序的改革与完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亚太区域的稳定、和平与繁荣 ,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外部安全环境 ,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治社会稳定。过去 30余年 ,得益于自身努力与和平的外部环境 ,中国人均 GDP从 1978年的不到 200美元增长到 2015年的 8000美元。中国经济高度依赖面向东亚和太平洋方向的对外通道联系。如今 ,中国已经是世界头号货物贸易大国 ,且 60%的对外贸易面向亚太地区 ,中国的海外利益也主要是通过亚太地区向全球延伸。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即到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 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基点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周边外交也将服务于这一目标 ,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和平发展的内外安全环境。
长期以来 ,中国希望美国能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与合作伙伴 ,也注意到美国在促进亚太经济繁荣、制止核扩散、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但近些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与作战概念等都日益瞄准中国 ,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也在快速强化。这越来越引起中国对美国危及自身安全的担心,也促使许多中国人怀疑 ,美国究竟有无诚意尊重中国的和平发展 ?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两国在亚太的合作也是该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中国倡导了 “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欢迎美国参加 ,对美方表现出的批评和阻碍姿态难以理解 ,也希望美国自己不要再试图在该地区建立排他性的地区性秩序安排。
(二)领土完整、主权与主权权益
近代以来中国曾多次遭受列强的侵略 ,有着百余年的民族独立斗争历史 ,时至今日 ,中国仍没有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在海上也有一些岛礁被其他国家侵占。中国十分珍视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地位 ,在此类问题上异常敏感和警觉 ,不能放弃自己的严正立场 ,更不能允许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新的挑衅和侵犯。
考虑到历史和现实 ,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需要 ,中国在相关问题上一直奉行和平、务实而克制的态度。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是争取以 “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只要台湾当局不搞 “台独”,大陆愿意继续推动两岸和解。台湾问题的出现源自于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认为美国始终将台湾问题当作牵制中国的一张牌。在台海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台湾岛内政局动荡的情况下 ,美国的既定政策面临巨大挑战 ,是倾向于约束 “台独”?还是再次纵容台湾当局挑起危机 ?
在钓鱼岛、南沙岛礁等问题上 ,中国的政策是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近些年来 ,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动确实变得日益坚决 ,主要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等国家挑衅行动的反制 ,中国处理上述问题的大政方针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对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 ,“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 ,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美国频繁声称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 “选边站”,但在具体问题上又支持甚至鼓励其他争议方给中国制造压力,在中方看来显得过于虚伪。考虑到历史上美国是钓鱼岛和南沙群岛问题出现的始作俑者之一 ,中国对美国在这些问题上 “选边站”非常反感 ,更不能接受美国走上前台公开介入上述问题。至于美国所谓 “维护国际法和地区稳定”的说辞 ,难以让中国人信服 ,事实上 ,正是美国 “重返亚太”以来 ,这些海洋争端问题才愈演愈烈。美国需要严肃考虑自己在这些争端问题中的角色 ,如果后任美国政府仍坚持奥巴马政府的做法 ,中美走向对抗或冲突的危险只会越来越大。
(三)地区安全架构与秩序
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 ,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安全问题。在秩序观念方面 ,中国不主张泾渭分明的结盟和对抗 ,更青睐开放、包容的安全制度。冷战后 ,中国奉行合作安全理念 ,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各种开放型安全机制 ,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不在美国所界定的安全架构之内 ,游离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之外。不过 ,在 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的相当长时期内 ,中国都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和平相处。虽然中国不欣赏 (appreciate)美国的同盟体系 ,但只要它不针对自己,中国也没有采取强硬立场予以反对。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存在和利益 ,但中国不希望成为美国所主导的同盟体系排斥、威胁甚至恐吓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上升 ,中国对此自然愈发难以容忍 ,反抗力度也会越来越大。
过去几年 ,美国的同盟体系建设明显针对中国 ,除美日、美菲、美澳等传统盟友体系外 ,美国还极力打造美日澳、美日菲等小多边的同盟网络。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多个热点问题上关系趋于紧张 ,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同盟体系的日趋咄咄逼人。随着中国与美国的部分盟国间矛盾的日渐尖锐 ,美国需要认真考虑以同盟体系为支柱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包容性问题 ,如果美国继续以盟友画线 ,在构建地区安全规则时继续绕着中国走 ,甚至毫不顾忌中国作为一个亚太大国的应有安全利益和活动空间 ,两国的安全困境和战略疑虑势必更加恶化。美方经常讲 “基于规则的秩序”,而规则的基础是共识 ,国际规则意味着主权国家利益和权利的让渡 ,因此必须基于相关国家间不同立场和主张的最大公约数。而以完全基于自身立场的所谓规则去规范他人 ,那就是霸权。中方的问题是究竟是谁的规则 ,哪些规则 ,如何根据现状的发展来定义规则 ,以及如何实现共同规则的演进和发展。
三、妥善应对亚太热点问题的建议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 ,近期有三大热点问题 ,中美双方无法回避 ,需要妥善处置。
(一)“台独”问题
台湾关系到中国的领土完整 ,攸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持不放弃武力遏止 “台独”的选项。在台湾问题上 ,中美经过多轮激烈的折冲和博弈 ,逐渐形成目前相对稳定的共识 ,美方明确了自己不支持 “台湾独立”的立场。美国近三届政府都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敏感性和危险性 ,保持审慎态度 ,台海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在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2016年 5月 20日上台的台湾民进党政权拒绝承认 “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正在经历新震荡。中国关注美国的对台政策 ,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反对美国在亚太区域安全版图的调整过程中 ,鼓励和支持 “台湾角色”。美国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前 ,就台湾问题采取了一些不利于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行 ,一度给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 2017年 2月 10日,特朗普总统在和习近平主席的电话通话中,声明将坚持 “一中政策”,坚持发展对华合作 ,给两国关系开了个好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 “不容谈判”的问题 ,中国对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决心不容置疑。只要台湾方面不谋求改变台海两岸现状 ,中国不会对台实行强制性统一。中、美、台三方增进两岸关系在 “一中框架”下的在台海局势问题上建设性地互动 ,降低台湾因素对北京 —华盛顿关系的干扰 ,符合两岸三地的共同利益。
(二)南海问题
近两年来 ,随着美国加大介入 ,南海问题有从中国与邻国间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 ,滑向中美间地缘战略竞争的风险 ,双方应认识到 ,南海不应成为两国战略博弈的竞技场。中国拥有对南海岛礁的主权以及相关海洋权益 ,南海亦是中国通往远洋的最为重要的海上通道。美国既然宣称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 ,那么中美在南海不应该有实质性的分歧 ,两国均有责任维护南海通道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保障南海 “航行自由”,这也符合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然而 ,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持续关注 ,特别是通过派遣军机和军舰在南海中国岛礁抵近航行 ,夸大中国在新建岛礁的 “军事化”等行动 ,鼓励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 “域外国家”在南海和美国联合巡航等干预性行动 ,不利于南海局势的稳定。美国军方更是倾向于将南海问题视为保障美国在西太平洋地缘战略优势、防止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的焦点地区。一方面 ,中国、美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三边关系,因为南海问题复杂化难以降低 ;另一方面 ,日本在美国的鼓励下 ,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外交和军事介入 ,未来南海局势的不确定性难以降低。如果美国只考虑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和安全 ,并且企图以牺牲中国主权和利益为代价维护其海上霸权 ,那么中国必然要进行反制 ,中美两国在南海的战略对抗似乎难以避免。
中美两国需要及时和冷静地处理两国在南海的争执 ,并努力发展在南海地区有利于主权争议解决与各自关注得以有效应对的合作架构。维护南海局势稳定与商业水道安全 ,中美不仅有竞争性的关注 ,同样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和东盟之间正在进行的 COC框架谈判 ,鼓励中国和东盟就南海争议的解决启动双边对话 ,支持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南海沿岸国合作制度。这些举措 ,都将实质性地有利于降低南海主权争议引发的冲突。
对于被他国侵占的南沙岛礁 ,中方在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 ,应继续落实同有关声索国和东盟对话的 “双轨”思路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岛礁归属争端。中国原则上支持在南海地区建立 “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也尊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但中国在南海诸岛享有主权的法律依据与历史事实清晰。美方应对南海问题的经纬和中国的政策有更全面和准确的了解 ,避免将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立场曲解为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谋求排他性的 “控制权”,坚守中立立场 ,停止鼓励、刺激盟友和伙伴在南海采取与中国对抗的行为。我们强烈建议中美双方应就南海问题展开对话。
(三)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是亚太地区目前最具威胁性和爆炸性的地区安全热点。从 2006年以来 ,朝鲜已进行了 5次核试验 ,其中 4次都发生在 2008年六方会谈停摆之后。朝鲜还不间断地进行卫星和弹道导弹发射。金正恩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不再参加六方会谈、不会放弃核武器甚至是在竭力加速建立可投射的核能力的进程。 2016年 9月朝鲜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和 2017年 2月进行的导弹试验 ,意味着朝鲜的导弹与核威胁达到了新水平。中美双方有必要加强合作、采取共同的行动 ,打破目前朝核问题的僵局 ,切实推进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我们应该看到 ,“只制裁、不对话”的政策没有达到遏制朝鲜拥核的目的。美韩在半岛频繁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也只会加剧朝鲜半岛的对立情绪。同时 ,美国一方面试图把责任推给中国 ,另一方面又鼓励韩国部署 “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了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联合应对的努力。
中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 ,坚持半岛局势 “不生乱”和 “不生战”的立场 ,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和半岛分裂局势。 2017年 4月 6—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举行的第一次 “习特会”,就朝核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领导人认识到朝核问题的威胁性和严重性的上升 ,愿意加强合作 ,共同遏制朝鲜有可能采取新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等挑衅性行动 ,推进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所达成的 “海湖庄园共识”,需要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在朝核问题上一旦重建中美紧密合作 ,打破目前半岛的紧张局势 ,并切实启动朝鲜半岛 “停、核机制”的转化 ,将十分有利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合作进程的发展。
四、中美亚太分歧的出路
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声明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 ,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原则今天仍然适用,关键在于中美两方都不应谋求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无论是分权共治、共同进化 ,还是安全共同体 ,归根结底都要看中美两国能否在亚太形成更具共识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 “共同愿景”。我们认为 ,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双方应做如下努力 :
第一 ,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是缓解分歧的基础。中美双方应培养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前主动沟通的意识和习惯。从中美交往的历史和现实看 ,彼此的沟通和了解对战略判断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现在 ,中美业已成为亚太棋局中的两个最重要棋手 ,彼此的哪怕是很小的动作 ,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对方的猜测与反应。两国应围绕亚太重大问题进行更加坦诚的战略沟通与对话 ,内容可包括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海洋战略、美国亚太战略、美国同盟体系等 ,客观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 ,探索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各种可能路径。
由于中美的亚太互动涉及主权、权力、发展、规则、荣誉等多重利益和原则 ,所涉议题高度敏感 ,中美需要加强高层对话和展现领导力 ,并在各自国内构建强有力的跨部门网络 ,切实落实高层沟通的成果。
第二 ,相互的战略调适是中美长期和平的保证。双方需要从战略高度探索 “和平共存”和 “共同进化”的可能性。中国从陆望海 ,海洋战略一定是区域性的 ;而美国从海看陆,其海洋战略通常是全球性的。两国不仅先天地理禀赋有很大差异 ,两国历史传统和发展路径也截然不同 ,这决定了两国的视角和目标具有天然的差异性和包容性。目前两国在海上的权力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中国在近海需要有适当的空间和地位 ,即便美国要保持在全球海洋的主导地位,在西太海域有利益关切和传统影响 ,但不应试图构建排他性势力范围 ,阻挡中国成长为海洋强国。双方都需要认识到自身实力的缺陷 ,相互包容妥协。
中国最需要改进的是追求目标的方式。中国在行动时 ,需要给予传统强国美国以适当的外交空间 ,更及时准确地向美国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海洋争端中需慎重考虑军事手段的应用 ,避免迫使美国在或是与中国对抗、或是抛弃盟友的两难境地中做选择 ;在追求近海利益时 ,要充分考虑美国有关海上航行自由等利益关切。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威慑 ,但要注意到自身海上力量发展的有限性 ,不宜追求美国那样的全方位的海上目标。
美国应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中美在亚太的主要矛盾 ,是中国维护主权及海洋权益与美国维护亚太海上主导地位之间的摩擦。美国应理性地认识到 ,只要中国保持崛起势头 ,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终究会发生较大变化。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崛起和走向海洋的追求 ,给予中国应有的空间和地位 ,避免过度激化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应放弃在该地区打造针对中国的 “北约”的企图 ,肯定并鼓励中国增加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航行自由与地区稳定等方面的贡献。
第三 ,共同塑造包容性的亚太秩序是两国的根本路径。美国在亚太的安全秩序、利益不能容纳也不能顾及非同盟国家 ,是当前亚太安全矛盾和摩擦的制度性根源。中美要想在亚太共存 ,没有别的出路 ,唯有超越现存安全架构 ,共同促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安全秩序。特别是需要在未来亚太地区秩序问题上 “重新对表”,防范该地区出现“新冷战”,抑或 “阵营化”的局面。中美两国应与亚太其他国家一道 ,共同筹谋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应比目前的各种次区域机制更具包容性和全面性 ,应涵盖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这个架构之下 ,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与在亚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可以实现共处 ,避免亚太地区出现新的对立和对抗。通过更加包容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力量 ,可以在维护地区安全、降低紧张、管控危机等方面分担责任 ,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之间也可以建立起更为制度化和规则化的沟通机制。
第四 ,坚持用合作和非对抗性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中美之间的一切争议和冲突 ,是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关键。2016年 11月 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朗普先生赢得 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贺喜电话中表示 :“中美建交 37年来 ,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促进了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事实证明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特朗普先生在电话中对习近平主席强调以合作来应对美中关系中的一切问题的看法 ,也表达了积极的认同意见。中美关系今天确实面对着诸多的经济、贸易、安全与战略领域的争议。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意图、南海与东海的维权政策走向、中国国内市场状况、军事力量发展和政策含义都有诸多的疑虑甚至焦虑 ;中国对美国是否在加大对中国周边形势的干预也存在着浓厚的疑问。然而 ,不管中美之间出现什么样的争议、摩擦甚至冲突 ,只要两国政府、两国军队坚持合作性的应对路径 ,中美关系就能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发展势头。这是两国领导人为了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需要共同承担的历史性责任。
昀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