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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革命故事]红色革命小故事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小侦察员张嘎
抗战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员罗金保执行任务，表现得勇敢、机智。但嘎子毕竟还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他与小朋友胖墩摔跤输了还不讲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烟囱。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支手枪，竟偷偷把枪藏进了老鸦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捕。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鸦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上缴。队长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姜墨林
1937年中秋刚过，黑龙江大地上就下了一场半人深的大雪。侵华日军趁天寒地冻，调动10多万大军，切断了东北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部和在外作战部队的联系，想把缺少过冬棉衣和粮食的抗日战士冻死饿死在山上。
总指挥部决定派一支小部队到依兰县城去，找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筹划些粮食、棉花和布匹，运回根据地；可是，这样重要和危险的任务由谁来领导完成呢?首长把眼光落在了16岁的姜墨林身上。
姜墨林出生在牡丹江西岸一户贫农家里，十一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十三岁就进抗日联军部队，成为一名正式的抗联战士。他人虽小，却十分机灵、胆大，组织上经常派他到敌人眼皮底下传书送信，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连日本鬼子和汉*都知道他的名字，可就是没抓到他。因为他肯动脑子，作战勇敢，很快就担任了小队长。这次首长又把任务交给了他，他心里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姜墨林带着一小队骑兵来到依兰县城外，他让大家把马和爬犁隐藏好，自己换了一身脏衣服，然后背起一条破麻袋，里面装上又脏又臭的黄豆，把两万块买货的钱藏在里面，大摇大摆地朝城门走去。
把守城门的日本兵见来了个小孩，上前盘查。姜墨林抓一把黄豆给他们看，说：“马料的卖！”日本兵闻到一股酸臭味，赶忙捂着鼻子，甩手让他过去了。
姜墨林进城后顺利地找到了地下党的同志，说明了来意。地下党组织决定通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购买物品。姜墨林留下钱就出城等候。
城里的群众很快把物品置办齐了，他们用各种办法，偷偷把物品运出城外，交给姜墨林小分队。地下党还派出游击队护送运输小分队赶回驻地。
运输小分队装好爬犁刚出发不久，敌人就发现了，立刻派出马队追击。姜墨林打发其他运输队员争分夺秒赶回营地，自己留下来和游击队一起伏击敌人。
不一会儿，敌人的几百名骑兵迫上来了。姜墨林嘱咐大家：“沉住气!我们要缠住敌人，保证运输队返回营地!”
敌人在埋伏圈里遭到意想不到的突然袭击，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姜墨林率领战士激战了两个多小时，为运输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天黑以后，他下令撤出战斗，去追赶运输队。第二天，运输队满载着越冬物品，与总指挥部派来的接应部队汇合了。
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拉着姜墨林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得胜归来，这是一个奇迹！全军的同志们感谢你们！”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海娃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小卫生员孙大兴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一代人。
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村头那座破旧的草房里住着王二小一家。11岁的二小是个放牛娃。
1943年的一天，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的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惊恐地看着遮天蔽日的浓烟烈火，他不能相信，刚才还温暖的家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鬼子扫荡来了，八路军和干部们组织乡亲们转移。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
村外有一个大山坡，这是一片好大好大的草地，碧绿的青草间开着点点的小花。二小就在这片山坡上放牛，这里美丽安宁，二小躺在草地上，望着蓝蓝的天空想，没有鬼子该多好。
二小参加了儿童团，跟着柳老师和吴连长，学了许多知识。他知道打走了鬼子，自己长大了，还要建设我们的国家。鬼子的大扫荡又要开始了，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说要做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鬼子来了，二小看到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去，心里着急，就唱着放牛歌走了出来。鬼子看到了山坡上的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二小牵着一头壮牛，就带着鬼子走了。二小领着鬼子在山里转圈，狡猾的鬼子起了疑心，鬼子头拔出战刀威胁二小。二小心里很镇定，却装出害怕的样子，对鬼子说，那边有条路，穿过去就能找到八路。鬼子说你撒谎，你想骗皇军。二小说那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去。鬼子相信了二小，就跟着他走了。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二小机灵地从沟边往山上跑。吴连长一边高喊要二小快跑，一边开枪打死了向二小瞄准的鬼子。可是鬼子小队长端着大枪追上二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到了山坡上。二小像一片树叶一样落了下来，满山的树叶都一起落了下来，鲜血染红每一片树叶和绿草。
八路军发起了进攻，消灭了鬼子。大壮牛像是要报仇，用尖角挑死了鬼子小队子。
乡亲们把二小放到担架上。吴连长喊着二小，乡亲们喊着二小，可是二小安详地闭着眼睛。他再也听不到了。
太阳也仿佛被染红了，满山都飘着红色的树叶，那景色，美丽极了。
二：[经典革命故事]中国共产党革命经典故事
“左”和“右”说法到底出自何处——翻阅历史人物传记时，不时能看到有关“左”和“右”、“左”倾和“右派”的是是非非。不过，对于“左”和“右”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抑或引自西方这一问题，还是有点让人搞不明白。“左”和“右”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可以肯定地说，“左”和“右”在我国古代只是方位词和姓氏，不具有政治意涵。而在西方国家，“左”和“右”作为政治派别的称谓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5月5日，在国王路易十六的亲自主持下，法国三级会议正式举行。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在《欧洲史》中描述说，会议举行时，贵族派自然坐在国王的右边，因为这是“一种固定的特权标志”，有如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一样。这样，“右派”就成为“政治既得权势的同义词”，而“左派”“就被用到反对派身上”。联系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当时法国贵族特性的分析，戴维斯教授的这一记述是可信的。到1792年9月，法国国民公会废除王政，宣布共和。此后，国民公会中的“左派”与“右派”对立愈益明显。当时山岳派以雅各宾派为核心，占据会场左边及高处席位，政治立场相对激进于吉伦特派。“左”和“右”作为对立政治派别的比喻，从此开始。二是来源于英国议会下院。依据我国学者程汉大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的研究成果，18世纪前期，英国议会下院出现反对党，有人还发表文章系统阐述反对党理论。1730年，“反对党”专用名词产生。同时期，英国议会内形成了“反对党”与“宫廷党”分别坐于议长席左右两侧的习惯，左侧是反对党的固定位置，右侧成为执政党的固定位置。由此可见，“左”与“右”作为政治派别，具有对立性。其中，“右派”具有维护特权、拥有高位等含义，而“左派”则被视为反对派，具有激进、革命、反对党等含义。但毫无疑义，“左”与“右”是以同一个中心权力为基点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也偶尔提到“左派”与“右派”。但是，“左”和“右”始终未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术语和分析工具。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才开始较多地使用“左派”这个术语，有“左派社会党人”和“我们可怜的‘左派’”两个基本用法。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签订和约问题上出现分歧，列宁将反对签订和约的一批人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因为这些人开办报纸，有了某种组织形式和比较一致的持反对意见的观点。后来，列宁又在1920年4月写就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将当时共产国际一些成员，如德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不能正确理解十月革命意义，不能正确理解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对议会斗争、反对进入工会、反对一切妥协等立场和观点的，统称为“‘左派’幼稚病”。这一著作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出版，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发放给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左派”和“右派”作为重要的政治概念，正式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左派”概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一些年间，就已经开始使用，如“国民党左派”。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和中国革命历程中，“左”和“右”的概念更多的是强调两种倾向，因此“左”倾、右倾概念的使用更为经常和普遍。概言之，“左派”“右派”等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指政党或其内部基于观点与立场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而“左”倾、右倾概念强调思想观点或立场态度的偏斜。不过，“左”“右”的内涵始终要根据某一权力中心、某一论说中心或“正确”的假定来理解。一般而言，“左”是对“革命”的立场、观点、理论以及策略等的过激反映，“右”则相反。200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立场之争：左和右的文化政治》一书，将左右之争放进“文化政治”中来讨论，颇有新意。事实上，二战以后，欧美国家社会运动频发，私有化浪潮来势汹涌，苏联、东欧国家解体，全球化进程急剧加快等几乎不间断乃至叠加的重大事件，接连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各种争取选民的政党不得不面临一次次的政策抉择。于是，思想浪潮迭起，“主义”色彩缤纷。无所适从者会陷入窘境，难以抉择者会陷入选择困境。“左”“右”出现了话语夸张与泛化，而从全球大背景看，哪是“左”，哪是“右”，却已难以定位。因此，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超越“左”与“右”意识形态纠纷、放弃非“左”即“右”思维的呼声。
朱毛会师：中国红军和革命突破性进展的里程碑——八十年前，在中国南部江西宁冈县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朱毛会师（亦称砻市会师、井冈山会师）。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朱毛会师”这一特别用语，一直成为崇高的、充满含金量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光辉名词，闪现在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语汇中。虽然“文革”时期她曾一度被蒙上阴影，但拂去阴霾，她又以更加闪光、亮丽的身姿出现在世人面前。今天，在纪念“朱毛会师”八十周年的时光里，回顾和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应如何以新的视野评价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呢？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解读，商于学界同仁。朱毛会师的伟大壮举，举起了中国革命低潮中一面坚持斗争、鲜艳夺目的大旗。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跌入谷底。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余人，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指出的，那时“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大革命失败的阴霾笼罩，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战友的尸体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着。在继续战斗的共产党人群体中，有两个伟人。他们高举革命旗帜，历尽艰难困苦，意志坚定地带领着两支起义后失败的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涌动、汇聚，随后快速发展壮大。这两个伟人，就是毛泽东、朱德。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中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全权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在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撤守三河坝，带领南昌起义余部游击闽粤赣边境，在陈毅协助下，经过“赣南三整”后，领导发动了湖南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挺进，成为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朱、毛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亲切会见，随即畅谈“文星阁”，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时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双龙聚首龙江畔，联袂雄踞井冈山，演绎出中国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史学界称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双雄”，笔者以为，这只能就本地域而言。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朱德、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井冈双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双雄”。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重要史实问题，就是朱毛会师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依据回忆录确定的1928年4月28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发现此说与史实不符，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了三个“新说”：一是“4月上旬说”（张国琦），二是“4月中旬说”（陈伙成），三是“4月24日前后说”（中央文献室）。我和陈钢合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包括2007年修订新版）一书中审慎采用的是第三说，即1928年4月24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会师日，除了不仅是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的口径外，经我们考证，主要依据是两个历史文献资料：一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央的信》写道：“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二是国民党追剿部队第十三军第二师周参谋长梗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23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上述正反两则文献表明，江西省委于4月25日即向中央报告朱毛两部确已“会合”，可肯定在25日前会师；国民党追剿部队报告朱毛部已于4月23日撤离酃县接龙桥战斗，从酃县接龙桥到宁冈砻市，一日可到。据此大体可判断确定：朱毛会师在4月24日。当然，如有新的史料披露，会师的准确时间还是可以讨论的。朱毛会师，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朱毛会师高举起一面坚持斗争、雄踞井冈的鲜艳夺目的大旗，给全国民众树立了对革命的信仰，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朱毛会师后的军事大捷，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朱德部上山前，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已在井冈山苦心经营半年之久，取得了新城战斗（第一次击破赣敌“进剿”）等重大胜利，创建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朱德所说的“五破围攻”的军事胜利，特别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都发生在朱毛会师之后的四个月内。这五次大胜是：首战五斗江。朱毛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却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朱毛两军刚一会师，赣敌闻讯，想夺首功。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七十九团、八十一团，于4月底从永新开拔，从七溪岭、拿山、五斗江迂回侧击，合围宁冈。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巧妙部署，设定包围圈，溃敌于五斗江，并乘胜追击，一占永新。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报告：“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此役“缴枪三百支”，敌溃逃吉安，红军第二次击破赣敌“进剿”。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部”、“朱部”的战绩。二战草市坳。红军攻占永新城后，蒋介石急令湘赣两省国军“加紧剿匪，不得有误。”江西国民党省府主席朱培德命令杨如轩率全师从吉安返攻永新，加调王均第七师一个团、杨池生第九师一个团，合围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率部主动撤离永新，避敌锋芒，退回根据地中心宁冈，随即奔袭高陇，设伏草市坳黑栋山，于5月19日获大胜。是役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师部，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伤敌师长杨如轩，缴获山炮、迫击炮9门和大批枪支弹药及20余担银洋，红军第三次击破赣敌“进剿”，乘胜二占永新。三战龙源口。同年6月底，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九师三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共五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红四军退至宁冈，部署迎敌方略。6月23日这一天，大雾迷漫，红四军和边界农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袁文才等领导下，在新、老七溪岭激战一日后，于龙源口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红军乘胜三占永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永新困敌。1928年7月下旬，在湖南省委“左”倾错误的指令下，红军大队（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兵败郴州。井冈山根据地内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蒋介石下令湘敌吴尚第八军、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个团，协同“会剿”井冈山。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等领导、组织红三十一团和永新万余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地内达25天之久。永新困敌遏制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观。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大队在湘南遭受“八月失败”后，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奉命调集7个团，通电合谋，“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湘敌吴尚部3个团、赣敌王均部1个团进逼井冈山时，红军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在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领导下，发动群众构筑五道防线，凭险抵抗，于8月30日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击破了湘赣敌人的第二次“会剿”，又一次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毛泽东称此役为“边界名战之一”，吟就了《西江月·井冈山》的著名词篇。由此可见，朱毛会师后，在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永新、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五次击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大大地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并得到了巩固发展。这是毛泽东、朱德的军事领导才干和指挥艺术的杰作。朱毛会师后的红色劲旅，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朱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亦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红四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根”、基石、源头。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军团，再发展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尤为突出的贡献是，铸造了我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的军魂。这是我军“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备的历史过程。南昌起源。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军军魂的发源地。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军魂的根基是军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何谈军魂的存在？而且，在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受党中央之托，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起义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大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这一点在非党人士、总指挥贺龙身上尤为突出。党的领导中枢中共前敌委员会不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暴动决策，确保南昌起义的如期实施，而且在起义胜利前后制定颁布了各种政纲、政策，阐释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工农的政治主张。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队南下广东浴血奋战的重要保证。南昌起义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倾向、“听党指挥”的武装集团，这就为人民军队军魂的铸造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又毅然率部转战，经“赣南三整”整顿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的领导，最后挺进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踏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三湾初铸。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后，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体制上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军魂由此得以明确。正如亲自参加改编的赖毅将军在《三湾改编前后》中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由于支部设在连上，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军魂初铸的标志。古田形成。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经历了一场有关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纷争，一度产生过“分权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毛泽东还在“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及其“九月来信”的影响下，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重掌军中“帅印”，并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和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党路线和建军纲领。我军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的军魂框架由此正式形成。延安定型。长征途中，当红一、红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马（时朱毛中央红军仅一万余人），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屡屡向中央伸手要权，甚至以武力要挟，另立中央，与朱毛红军分道扬镳。张国焘的错误做法，对“党指挥枪”提出严峻挑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枪指挥党”的错误，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断，正确处理了个人兵权与党领导军队的关系，使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而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至今相传不变。从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汀州整编（成立红一军团）——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三军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指挥枪”军魂原则指引下，走过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和锤炼，终于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朱毛会师后的理论创新，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基础。朱毛会师后，在“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中，毛泽东、朱德等及时总结经验，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是“十六字诀”、“七项政策”和红色政权理论。“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是两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作了理论上的总概括。“十六字诀”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就是我们的战术。”1928年1月攻打遂川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秘诀”。1928年5月五斗江战斗、6月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战斗经验时，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有当时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的历史报告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为据。“十六字诀”的形成，也蕴含了朱德的游击战争经验。朱德1944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讲话时曾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毛会师后，朱德在指挥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重大战斗中，实际上都运用了含有“十六字诀”要素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实际形成是1928年朱毛会师后的五、六月间，但正式进行理论概括、见诸文字是朱毛红军下山以后。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写作《前委致中央的信》时，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的游击战争经验，明确提出：“我们三年来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记载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红军14条游击战术，诸如“红军不攻坚”、“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出敌不意歼灭之”、“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敌人若进攻我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等等。这些战术都是对“十六字诀”的丰富和发展，陈毅称这套战术为“四军的法宝”。党中央和周恩来在1930年1月15日的《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了陈毅的上述报告，向各地红军推介朱毛红军的经验，并在“按语”上赞扬道：朱毛红军的经验“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的。”此后，朱毛红军的经验传遍全国苏区和红军。“七项政策”是朱毛会师后5月到10月间形成的边界党的领导经验的总结，见诸于文字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写道：“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上述“七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是在总结四月朱毛会师后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边界5月党的“一大”上提出的。这“七项政策”基本上概括了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的要点，也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内核。随后，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形成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理论的历史条件、主要内涵的同时，还论述了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他指出：“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可见，毛泽东当年身在井冈山，就胸怀全中国，萌生和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雄心大志和科学预见。中国革命从井冈山到天安门的22年历史巨变，雄辩地揭示和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伟大真理。朱毛会师的历史影响，还辉映着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征程。可以说，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道路的开创；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精神的孕育。这方面的历史影响和精神感召，本文就不展开论证了。总之，朱毛会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鼎盛发展新阶段的转折点，是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里程碑。
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中共党史、军史上的“第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村开幕，11月20日结束，选举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劳苦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全国性工农兵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中国历史上由人民政权设立的第一个最高司法审判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1932年2月在瑞金设立，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在瑞金正式成立，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中国历史上由人民政权建立的第一个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2月在瑞金设立，行长毛泽民。1932年7月，在苏区第一次发行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中国历史上人民政权设立的第一个中央审计机构——中央审计委员会，1933年9月成立，隶属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领导。1934年2月，中央审计委员会改为直接隶属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阮啸仙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上由人民政权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政权设立的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成立，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政权颁布实施的拥军优属条例——《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931年11月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颁布实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体现男女平等的婚姻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1年11月28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中国历史上人民政权主办的第一次大规模运动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体育运动会，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在瑞金举行。★中国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阅兵典礼——庆祝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的阅兵典礼，1931年11月7日清晨在瑞金叶坪村红军广场举行。★中国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授勋——1931年11月20日在瑞金叶坪村隆重举行，由“一苏大会”主席团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8位红军领导人授予勋章，向红一、二、三、四军和红三军团、红六、七、十、十二、十六军授予奖旗。★1933年6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正式确定并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节，并在瑞金第一次隆重开展了建军节纪念活动。此后，8月1日便成为我国人民军队的建军节。★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个无线电通讯队——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讯队，1931年1月10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成立，队长王铮，政治委员冯文彬。★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所正规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又称中国工农红军“郝西斯大学”，1933年10月由原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为基础扩大而成。校址设瑞金大埠乡，校长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后为张宗逊），周昆曾任代理校长，徐梦秋曾任代理政治委员，彭雪枫亦曾任政治委员。1934年10月该校编为中央红军野战军第一野战纵队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参加长征。★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所军医学校——红军军医学校，1932年2月在于都县城天主堂创办，校址后迁兴国县茶岭。校长兼政治委员贺诚，教育长陈志方。1932年秋彭龙伯任校长，王立中任政治委员。先后设有军医班、看护班、卫生员训练班、卫生行政人员训练班。1933年秋该校迁至瑞金杨家岭，改校名为红军卫生学校，校长陈义厚，扩大为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军医科，第二大队卫生员训练班。1934年10月该校编入野战军参加长征。★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所通信学校——红军通信学校，1933年6月以原红军无线电学校第六期为基础改编成立。校址设瑞金洋溪村。校长刘光甫，政治委员曾三。★中国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歼灭战——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龙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2个旅，活捉该师师长张辉瓒，俘敌9000余人，缴枪9000余支。★中国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1934年2月7日至12日在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会议总结了几年来红军政治工作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要求，确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口号，在我国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领导者顽固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拒不采纳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从反“围剿”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境地，不断遭到失败。1934年4月，博古、李德等组织红军与“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进行“广昌会战”，红军遭受惨败。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得不开会接受李德的建议，决定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同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一战略决策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红军已不可能在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记处作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的决策，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中央书记处的决策以及后来在“三人团”领导下实施的突围转移，不是以保存红军实力、调动和打乱国民党军部署、创造有利条件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而是消极被动、逃跑式的“大搬家”。这一战略退却的指导思想本身无疑是错误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全权负责突围转移的筹划决策。他们以保守秘密为由，对所筹划的突围转移计划向“三人团”之外的所有人保密。突围转移预定在1934年11月开始实施。为能拖到这个预定时间，“三人团”命令红军主力“六路分兵”，在6个不同方向节节抵御、迟滞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秘密准备工作，主要是补充红军兵员，筹集粮食、军费，赶造武器弹药等；并派出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东征北上，以吸引调动在东线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西进湘西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为中央红军即将进行的突围转移探路。1934年8月底，“三人团”获悉国民党军将提前向苏区腹地发动总攻，于是决定将突围转移的时间提前到1934年10月中旬开始，并从组织、舆论、行动计划等各方面，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根据“三人团”制定的突围转移计划，1934年10月7日至9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分别向正在前线作战的红三、九、一、八军团下达撤离战场、开往于都河以北地域集结补充的命令。10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对红军各部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的集结转移、休整补充做了具体安排：红军总政治部也于同日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第一野战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并且发出《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同日，由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及军委补充师组成的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也开始撤离瑞金云石山、梅坑等地，开向于都县城以北地域集结。依照上述命令和计划，野战军各部在于都紧张地进行了突围转移的政治动员和兵员、物资补充。10月16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又向仍在兴国前线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红五军团下达撤离战场、集结补充、准备转移的命令。1934年10月17日晚(原有资料说16日晚)至20日晚，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先后渡过于都河，踏上突围转移漫漫征途。10月1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向全野战军下达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攻占信丰县古陂、新田地域的命令。10月21日上午10时起至23日，野战军右前锋红三军团和左前锋红一军团，先后向驻守古陂、新田地域的国民党粤军发起猛烈进攻。敌第一道封锁线被迅速突破。至10月25日，野战军全部顺利西渡桃江。26日，左前锋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县界址、鸟迳一带，右前锋红三军团进入信丰县油山和大余县境。10月30日，野战军全部离开江西中央苏区，继续西征。历时一年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举世闻名的壮举。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南苏区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中央红军长征的酝酿筹划、秘密准备和出发突围阶段，是长征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苏区军民在这个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无私奉献、前赴后继、奋勇向前的精神，同样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江西苏区的革命力量，调集数十万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保甲连坐”等手段，企图将留守苏区的红军全部围歼。当时，坚持在中央苏区的3万多红军和地方武装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变，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和赣南省委机关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南部的狭小地区。仅仅两个多月，在激烈战斗中红军只剩下5000余人，中央分局除了能与赣南省直接联系外，与其他根据地大都失去联系。遵义会议后，中央分局按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战略战术，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到江西边境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由于突围时机过迟，敌人在根据地外已构筑了几层包围圈，向湘南、粤赣、闽赣、闽西、皖南、鄂东突围的红军部队，有的被打散，有的受到很大损失才冲出敌军包围。项英在向党中央电告了部队突围情况后，埋掉了电台，于1935年3月上旬，与陈毅等率领坚守在仁风山地区的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分路向南突围。经过浴血奋战，冲破了敌人设下的道道封锁线，到达赣粤边境的油山地区，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特委和当地红军游击队会合。在战斗中，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阮啸仙英勇牺牲，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受伤被俘，不久被敌人杀害。各路红军部队突围以后，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在深山密林中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根据地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是中共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坚持斗争的地方。它包括油山、北山、信(丰)(南)康赣(县)、南山、上(犹)崇(义)等5个小块游击区。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和其他游击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斗争，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同时保存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成为党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十大军事原则——1948年1月1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华社发）。解放战争开始时，国民党统治着全国3/4以上的地区和3亿以上的人口，解放区只有1亿多人口；国民党军总兵力达43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国民党军接收了100万侵华日军的装备，并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解放军装备是小米加步枪，没有外援。面对国民党军的猖狂进攻，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和进攻。至1947年底，完成了建立新的中原解放区的任务，将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可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半作战，特别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毛泽东对这些经验作了系统、科学的概括。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主要内容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守备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等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这就是人民解放军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全部军事奥秘所在。十大军事原则全文593个字，毛泽东用精辟的语言，把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讲得清清楚楚，既易懂又易记，全然不同他的对手蒋介石那样长篇大论，莫衷一是。在以后的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人民解放军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瑰宝，并最终依靠这一瑰宝，彻底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标志着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理论的日臻完善，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由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曾是留学日本军校的优秀士官生、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最终败在没上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毛泽东的手下。英国军事问题专家巴特曼评价道：“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规模整编——实现军队的正规化，是革命战争发展和人民解放军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人民军队无法实现正规化。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人民解放军已基本完成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过渡，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了适应正规作战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区作战及不同建制部队间战役协同的需要，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保卫国防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战略决战前后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建设的任务。军队统一的编制是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相继发出了《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据此，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2月至6月进行了历史上最大一次规模的整编，统一了全军的组织编制和番号。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1、第2兵团，第1至第4、第6、第7军共6个军，共15.5万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第3、第4、第5兵团，第10至第18军共9个军及特种兵纵队，共28万余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下辖第7、第8、第9、第10兵团，第20至31军、第33至35军共15个军及特种兵纵队，共58.1万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后萧克），政治部主任谭政。下辖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第38至第49军共12个军及特种兵司令部、铁道纵队、两广纵队，共88万人。华北军区第1、第2、第3兵团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辖第60至第68军共9个军，共23.8万余人，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另组成第8、第70军，属华北军区建制；第19、第58军，属中原军区建制；第50军，先属东北军区，后调归第四野战军；第32军，先属华东军区所属山东军区，后改归第10兵团。全国划分为五个大军区，即西北军区（1949年2月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后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后高岗）；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中原军区（1949年5月改称华中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此外，在长江以南各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也先后进行了整编，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魏金水；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平；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周楠；闽浙赣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镜冰；粤中纵队，司令员吴有恒，政治委员冯燊；粤桂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广；粤桂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嘉。上述8个纵队总兵力近10万人。全军共编成四大野战军，17个兵团，57个军，188个师，另五个一级军区，总兵力达400万人以上。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有空前发展，全军拥有各种炮2.6万门。中央军委还成立了铁道兵团（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称），华东军区成立了华东海军。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延安保卫战和党中央撤离延安——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向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但是，战争开始仅8个月，人民解放军就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受到重创的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改变战略，调集重兵，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妄图扭转败局。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为主力，并率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等部共34个旅25万余人，100余架飞机，由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面对严峻的形势，1947年3月初，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击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问题。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外线配合内线作战，保卫延安的计划。同时决定，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3月6日，毛泽东一面向各解放区通报陕北军情，一面急调外线部队靠近陕甘宁边区，电令王震率两个旅由晋绥西渡黄河，同时调守卫边区南线的新四旅、三五八旅从淳化、合水一线回延安。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新市场举行万人大会，动员保卫边区、保卫延安。3月10日，保卫延安的部队集结完毕，彭德怀亲临前线部署。当时，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只有6个旅，兵力不足3万，与敌相比，众寡悬殊。面对危急形势，为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群众转移，中央决定将兵力部署于延安以南地区，用运动防御战阻击敌人。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后仅7小时，国民党军飞机即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3月13日，国民党军南线集团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由宜川、洛川等地向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飞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再次实施轮番轰炸。胡宗南坐镇洛川，要求“三天占领延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从3月13日起，西北各野战集团军和地方武装在延安以南地区，依托既设阵地，对来犯之敌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抵抗，为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3月12日凌晨，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撤离延安。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由预设在瓦窑堡的备用电台接替，继续广播。3月16日，为统一指挥边区部队，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所有野战集团军编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下辖主力6个旅共2.6万余人，陕甘宁边区警一旅、警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和骑兵第六师共1.6万余人编为地方部队，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签署保卫延安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在防御作战中达到疲劳与消耗敌人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撤离延安前在驻地会见了刚刚率部从晋绥赶来的王震，并嘱咐彭德怀，一定要让部队把房子、院子都打扫干净。入暮时分，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在延安保卫战中，西北野战兵团经六天激战，以伤亡691人的较小代价，取得了毙敌5200余人的重大战果，迟滞、消耗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的任务。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
西北战场我军五战五捷——1947年5月，在蟠龙歼灭战中，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向守敌发起攻击。1947年3月起，在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期间，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在彭德怀、习仲勋等指挥下，以不足敌人1/10的悬殊兵力，采用“蘑菇战术”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周旋，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瓦战役等五次歼灭战的胜利，越战越强，随后转入外线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青化砭歼灭战。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撤离延安时就预见到，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必然急于寻求解放军主力决战。于是，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除以一部在延安西北方向诱敌深入外，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方向待机歼敌。彭德怀按照中央意图，决心歼灭敌军伸向延安东北方的侧翼掩护部队。3月24日拂晓前，按照彭德怀的命令，西北野战兵团各部进入青化砭伏击阵地。25日10时许，胡宗南整编第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全部进入伏击圈，西北野战兵团各参战部队按预定计划拦头断尾，东西夹击，以多路纵队将被围之敌截为数段。国民党军顿时大乱，指挥失控。经1个多小时的激战，毙伤俘敌2900余人，其中包括旅长等3名少将，缴获其大量装备和辎重。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７天后我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补充了我军装备，鼓舞了我军士气。羊马河歼灭战。青化砭一战，胡宗南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所在，随即命整编第一军由安塞掉头东进，与整编第二十九军向青化砭方向分进合击。在青化砭一带扑空后，国民党军被迫以整编第一三五旅守瓦窑堡，主力于4月6日南下蟠龙、青化砭集结补给。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迅速集结于蟠龙、瓦窑堡大道两侧待机歼敌。4月12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９个旅开始向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进犯。13日，西北野战兵团阻敌于李家岔、新庄沟以西地区。胡宗南误认为我军主力位于瓦窑堡——蟠龙大道以西，遂急令第一三五旅迅速南下，并令整编第一军５个旅向三皇峁、凉水湾方向急进，企图包围西北野战兵团。14日晨，胡部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10时，我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迅速将敌包围于羊马河地区。经6小时激战，西北野战兵团全歼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俘少将旅长等。此役首创西北战场一役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蟠龙歼灭战。羊马河战役后，胡宗南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瓦窑堡以南地区，乃令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迅速进至瓦窑堡东南，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此时，西北野战兵团已转移至瓦窑堡至清涧大道以南及永坪东北地区隐蔽待机。胡宗南为防伏击，只走山路，不走大道，结果大兵团在陕北高原“旅行”数日，处处扑空，陷入兵疲粮缺的困境，不得不于4月17日南下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补充。此时，蒋介石误认为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要东渡黄河，遂令胡宗南、邓宝珊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兵团合围于佳县、吴堡地区。胡宗南按照蒋介石旨意，集中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9个旅的兵力，于4月26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前进；以一六七旅旅部率一个团及陕西民团第三总队守备补给基地蟠龙。根据敌情变化，西北野战兵团立即调整部署，以第三五九旅一部，及绥德军分区部队、晋绥独立第五旅佯装主力，诱敌北上；集中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及新编第四旅围攻蟠龙，同时，以第三五九旅主力于清涧以西阻击绥德、清涧可能回援之敌；以教导旅阻击青化砭地区进犯之敌。蟠龙是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防守严密。西北野战兵团于5月3日凌晨向守敌发起突然攻击，4日攻克了蟠龙以东、以北之主阵地及蟠龙外围制高点，当日黄昏结束战斗，全歼守敌整编第一六七旅等部6700人，俘敌旅长等3名少将，缴获大量粮食和军需物资。沙家店战役。按照中央军委关于“两翼牵制，三军配合，夺取中原”的战略部署，西北野战军计划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引向陕北沙漠边沿，以利实现中央的战略决策。1947年7月28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8月8日，经两天激战，解放军直逼榆林城下，对国民党在陕北的统治中心榆林城形成包围之势。蒋介石惟恐丢失榆林，影响整个西北战局，于8月6日急飞延安，部署救援榆林并准备在榆林、米脂、佳县之间的三角地带“围歼”西北野战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令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所属8个旅分两路向绥德、佳县地区急进，以整编第三十六师为援榆快速兵团，驰援榆林。鉴于三十六师救援榆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当即同意彭德怀围点打援的计划。此时，解放军虽已歼敌3000余人，但榆林城尚未攻克。彭德怀立即果断决定撤出榆林战斗，以小部队佯装主力东渡黄河。野战军主力则向榆林东南，米脂东北地区隐蔽集结。胡宗南误认为西北野战军骤然撤围是“仓皇逃窜”，遂令所部迅速追击。此时，自恃“援榆有功”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部经米脂县沙家店向乌龙铺方向孤军突进。彭德怀当即抓住战机，以西北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两个纵队及部分地方部队将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包围于米脂县沙家店一带。8月20日拂晓，战斗打响，激战一天，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俘敌旅长等2名少将。沙家店战役是扭转陕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这一仗对全国战局的重大意义，指出：“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会向指战员们祝贺胜利。毛泽东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宜瓦战役。1948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自陕北南进，发起春季攻势，粉碎胡宗南的机动防御部署，解放黄龙山区，威胁关中，兼以调动胡宗南援豫兵团回援，策应陈谢兵团等经略中原。为完成上述任务，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决定采取攻敌必救、围点打援的作战方针，首战攻击宜川县城。2月20日，彭德怀发布作战命令。24日，西北野战军第三、六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县城。宜川守敌被围后惊慌失措，请求救援。胡宗南一面严令坚守宜川城，一面急电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九军火速东进援宜。26日，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两个师兵力从洛川经由瓦子街东进。西北野战军第一、二、四纵和第三、六纵各一部立即按预定作战方案迅速向瓦子街以东洛（川）、宜（川）公路两侧急进，隐蔽设伏，待机打援。29日凌晨，整编第二十九军通过瓦子街后，西北野战军参战各纵队立即对敌断头截尾，分割包围，并同时从公路两侧向被围之敌发起猛烈进攻。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总攻命令。战至下午4时，公路两侧敌军阵地全部被占领，压入沟底的敌人混乱不堪，纷纷缴械投降。下午5时，战斗结束，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全军覆没，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3月2日，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又对宜川守敌发起总攻。战至3日8时，全歼守敌整编第二十四旅5000余人。宜瓦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此役全歼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及所属2个整编师另一个整编旅，共计5个整编旅，3万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毙敌中将2名、少将3名，俘敌少将4名。3月3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宜瓦大捷。7日，毛泽东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重要谈话《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盛赞宜瓦大捷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整个中原的形势。
三军挺进中原——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6月，全国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370万人，战略机动能力大为减弱，战斗力下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195万人，机动作战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解放区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后方更加巩固；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形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陷于全民包围之中。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规定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针对敌我双方战略态势，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既是国民党军的要害又是其薄弱环节的中原地区，并确定了“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部署：以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以跃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陈谢大军直出豫陕鄂边界地区，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以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扩大原有根据地。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互为犄角，紧密配合，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另以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军北上；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作战，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军东引，以策应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行动。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余人，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接着发起鲁西南战役，打开了南进通道。随后，刘邓大军突然甩开紧急驰援的蒋介石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先后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等重重障碍，于8月末胜利到达大别山，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集团共8万人，于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豫陕边地区往返机动作战，采取“牵牛战术”分散疲惫敌人。9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等8个纵队共18万人组成西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进行沙土集战役后，即以6个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边区。到11月中旬，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并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约90个旅回防中原。随后，中原三军以巩固大别山根据地为中心，密切配合，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至12月底，打破了国民党对大别山的围攻，巩固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将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在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的西北、山东和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入了战略反攻和进攻。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分别举行沙家店、延清、黄龙等战役和胶东保卫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晋察冀野战军连续举行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由战略反攻转为战略进攻。经过半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内外线配合，共歼敌75万余人。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济南战役——1948年秋，国民党军由于不断丧师失地，被迫改“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在华东战场，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并迟滞华东野战军南进，令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所部9个正规旅、5个保安旅及特种兵部队约10万人固守济南，将集结于徐州附近的主力部队约17万人编成3个兵团，伺机北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战局发展，命令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举行济南战役，并确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即“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并强调指出，此战目的在于攻占济南，但必须集中大部兵力于打援、阻援方向，力争歼灭援敌一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决定组成攻城、打援两个兵团。以参战兵力的44%、计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分东、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东集团由第9纵队、渤海纵队及渤海军区一部组成，西集团由第3、第10、两广纵队和鲁中南纵队4个团及冀鲁豫军区一部组成，第13纵队为攻城总预备队；以参战兵力的56%、计8个半纵队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于巨野、兖州等地夹运河而阵，担负对徐州北上援敌的打援、阻援任务，由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战役于9月16日晚发起。攻城兵团以突然勇猛的动作，迅速突破济南外围防线。至17日，西集团袭占匡李庄、双山头、长清等据点，进逼飞机场、腊山一线；东集团攻占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要点，直扑外城。18日，西集团以炮火控制飞机场，使济南空运联系中断。19日，守卫城西的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华东野战军敌军工作部门和中共济南地下组织的政治争取下，率3个旅2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攻城兵团抓住战机，即调预备队第13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各部乘势扩大战果。至22日，西集团占领商埠，东集团直逼城垣。当日晚，攻城兵团开始攻击外城，至23日，除个别据点外，攻占外城。当日晚，攻城兵团对内城发起总攻。各部浴血奋战，连续突击。第9纵队第73团于24日2时从城东南角突入内城；第13纵队第109团于拂晓前从城西南角突入。战后，第73、第109团被中央军委分别授予“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随即各部迅速向纵深猛攻，激战至24日黄昏，全歼内城守军，济南解放。王耀武等化装潜逃，被民兵俘获。徐州地区的国民党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但慑于华野打援兵团兵力强大，不敢冒进，直到济南被克，第7、第13兵团尚在集结之中；第2兵团进抵城武、曹县地区后，闻济南守军已被全歼，即仓皇回撤。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严密监视中原战场国民党军，有力保障了攻济作战。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经８昼夜激战，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4万余人（内起义2万人），俘虏其高级将领23名，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连为蒋介石撑腰的美国人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海铁路以南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周恩来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辽沈战役——解放战争进入到1948年秋，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用于第一线作战的174万人被分割在以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徐州为中心的五个战场上，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120余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经过实战锻炼和新式整军运动，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军政素质。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以敏锐的洞察力，不失时机地作出打大歼灭战，攻占大城市，歼敌重兵集团的重大决策。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军500万，在大约5年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央军委决定把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择在条件最有利的东北战场。此时，在东北战场上，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有正规军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总兵力为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蒋介石深知东北情势危急，但为支撑全国战局，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铁路的方针，企图保住现有占领区，一旦形势发展不利，即经北宁铁路从陆上或经营口、葫芦岛从海上撤退。其部署是：由“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2个军6个师共10万人防守长春，钳制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南机动；由“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6兵团等部4个军14个师共15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以锦州、锦西为防守重点，维护东北与关内的陆上及海上的联系；东北“剿总”直接指挥第8、第9兵团等部7个军另1个整编师共24个师（旅）计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附近地区，作为防御中枢，以确保沈阳并支援锦州、长春方面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共54个师70万人，另有军区武装33万人，总兵力已达103万人。在全国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最为有利，已经具备了同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中共中央军委依据战局的发展和东北战场形势，制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于9月10日下达了北宁路作战计划：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北宁路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守军，切断关内外国民党军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部署是：以7个纵队另3个独立师，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守军，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以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和长春、沈阳之间，阻止沈阳国民党军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以1个纵队和6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等部围困长春。辽沈战役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9月12日至10月19日），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义县至河北省滦县300余公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至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蒋介石为解锦州之危，组成东进和西进兵团，从锦西、葫芦岛和沈阳地区东西对进，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迅速攻取锦州的指示，确定了攻锦打援的整个兵力部署：以2个纵队另2个独立师位塔山地区，阻击东进兵团；以6个纵队共16个师计25万人攻击锦州；以1个纵队主力为战役总预备队；以4个纵队共14个师位彰武、新立屯地区，阻击西进兵团；以11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围困长春。10月14日，攻锦集团发起总攻。经31小时激战，于15日攻克锦州，全歼守军10万余人，俘范汉杰及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等，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上撤向关内的大门。在锦州攻坚战的同时，南北两线阻援部队分别采取坚守防御和运动防御，粉碎了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图谋。在南线坚守核心阵地塔山的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陆海空立体进攻，鏖战6昼夜，歼敌6000余人，创造了野战阵地坚守防御的光辉范例。战后，该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锦州被克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东北野战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于10月17日率所部2.6万余人起义。21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第二阶段（10月20日至28日），辽西会战，围歼西进兵团。10月18日，蒋介石飞赴沈阳部署“总退却”，严令西进兵团继续前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重占锦州。19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在辽西地区围歼西进兵团。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以东，饶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12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对西进兵团展开大规模围歼战，各部大胆穿插，分割围歼。至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结束，全歼西进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1军和新6军，生俘中将司令官廖耀湘，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第三阶段（10月29日至11月2日），攻占沈阳、营口，解放东北全境。从10月29日起，东北野战军乘胜东进，先后解放新民、抚顺、辽阳、鞍山、海城等沈阳外围据点。11月2日，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守军13万余人全部被歼。同日，解放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9日，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从海上撤至关内。至此，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灭东北“剿总”及所属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整师及地方部队计47.2万人，俘国民党军少将以上军官186名。东北野战军伤亡6.9万余人，炮兵司令员朱瑞在战役中牺牲。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解放区成为巩固的战略后方。连同这一时期全国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军事形势出现新的转折，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迫近的标志。毛泽东指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二个战役。在中原、华东战场，到1948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中原野战军辖7个步兵纵队15万人，中原军区部队20余万人；华东野战军辖15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36万人，华东军区部队30余万人。济南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济南、滕县之间，一部位于山东省临沂、夏庄地区和江苏省宿迁地区休整，积极进行新的作战准备。中原野战军主力于10月下旬解放郑州、开封，另一部活动于豫南、鄂北地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已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役上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中原、华东解放区空前巩固。在国民党军方面，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辖3个兵团、3个绥区，共35万余人，主力分布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平汉铁路确山至汉口段和长江北岸宜昌至安庆段。徐州“剿总”刘峙集团辖4个兵团、6个绥区，共60万人，主力集结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商丘至海州段、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这是国民党军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战略集团。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基于对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下一步极有可能在陇海路以南联合发起新攻势的判断，为避免徐州“剿总”刘峙集团重蹈东北卫立煌集团的覆辙，确定在徐蚌战场采取“备战退守”方针，一面向徐州、蚌埠间收缩兵力，准备应战；一面从徐州撤退物资和非战斗人员，以备在形势不利时全军南撤淮河以南。11月6日蒋介石下达调整部署的命令：撤销第9（李延年）绥靖区，其所属第44军由海州西撤新安镇，归第7兵团指挥。第7（黄百韬）兵团由新安镇撤至运河以西地区。第3（冯治安）绥靖区由临城、枣庄向南退守韩庄、台儿庄地区。第13（李弥）兵团由陇海铁路碾庄圩、炮车南移灵璧、泗县。第1(周碞）绥靖区防守淮阴至扬州一线。第2(邱清泉）兵团由商丘东移砀山、永城。第4（刘汝明）绥靖区由商丘、马牧集南移固镇、蚌埠。第16（孙元良）兵团由柳河移至蒙城。徐州“剿总”直接指挥的４个军守备徐州、蚌埠等城。华中“剿总”的第12（黄维）兵团改归国防部指挥，由确山东进阜阳、太和，准备参加徐蚌地区作战。蒋介石声称：徐淮会战是政权“存亡最大之关键”。中央军委曾于1948年7月间提出“冬春夺取徐州”的设想。济南战役结束时，即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乘胜举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海州、连云港之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中央军委于9月25日复电同意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并于10月11日发出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第７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此目的，应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即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可能由徐州东援的第2、第13两兵团。14日，又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夺取郑州、开封，吸引徐州“剿总”分兵西顾；以一部兵力在平汉铁路以西、以南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使之不能调兵东进徐州、蚌埠地区。11月7日—9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后迅速东进，正同华东野战军会合等情况，以及刘峙集团有向南撤退的征候，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野战军联合进行淮海战役，由原来计划歼灭刘峙集团一部的战役企图，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及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5人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淮海战役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11月6日至22日），歼灭黄伯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1948年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向新安镇地区的黄伯韬兵团发起进攻。7日晨，黄兵团自新安镇地区沿陇海铁路西撤，华东野战军立即展开猛烈追击、截击。在追击黄兵团的作战中，第9纵队“潍县团”2连1排共产党员范学福等10名勇士，用身体架起一座人桥，保证追击部队顺利通过10米宽的沂河，创造了“十人桥”的壮举。8日，第3绥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共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截断黄伯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有利条件。至11日，华东野战军将黄兵团合围于碾庄圩及其周围约1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激战至11月22日，全歼被包围于碾庄地区的黄伯韬兵团。黄伯韬自杀身亡。中原野战军于11月15日攻克宿县，隔断了徐蚌联系，孤立了徐州，并将由平汉路东援的黄维兵团阻止于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第二阶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歼灭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中原野战军于11月25日将黄维兵团合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各7.5公里的区域内。27日，黄维集中4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被击退，其第85军第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在突围中率部起义。华东野战军于12月4日将由徐州撤退的杜聿明集团合围于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并于6日歼灭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率少数人脱逃。鉴于淮海战场态势，总前委决定采取“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首先集中兵力吃掉黄维兵团，挟住杜聿明集团，看住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至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将黄维兵团10万余人歼灭于双堆集地区，生俘黄维。第三阶段（12月16日至翌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首先为配合平津战役，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暂停对孤立无援、陷入绝境的杜聿明集团的军事攻击，进行战场休整和政治攻势。成批的国民党军士兵向解放军投诚，20天内即达1.4万余人。当华北战场上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1月6日，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至10日将其全歼，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逃脱。至此，淮海战役结束。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和冀鲁豫分局全力组织支前工作。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日夜活跃在战场上。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有力地保障了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经过66天的激烈作战，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人民解放军伤亡13万余人。至此，南线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毛泽东欣喜地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基本上解决。
平津战役——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个战役。1948年11月上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已经开始，华北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华北第１兵团正在围攻太原；第2兵团位于河北省阜平休整；第3兵团位于绥远东部，准备围攻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的后方基地归绥（今呼和浩特）。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已进至河北省蓟县地区待机；东北野战军主力位于沈阳、营口、锦州地区休整，准备1个月后向山海关内开进，同华北军区部队协力歼灭傅作义集团。面临着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打击的严重局面，蒋介石于11月初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谈华北作战方针。经过磋商，认为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东北野战军需经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华北不致遭受威胁”，因此决定暂守北平、天津、张家口，并确保塘沽海口。据此方针，傅作义于11月中下旬调整兵力部署，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除归绥、大同两个孤立地区外，以4个兵团12个军共42个师（旅），连同非正规军共50余万人，部署于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其中，以蒋系的3个兵团8个军共25个师，防守北平及其以东廊坊、天津、塘沽、唐山一线；以傅系的1个兵团4个军共17个师（旅），防守北平及其以西怀来、宣化、张家口、柴沟堡、张北一线。准备在战局不利时，蒋、傅两系部队分别向南和向西撤退。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中央军委判断位于平津地区的蒋系部队向南撤退的可能性增大，一旦蒋系部队南撤，傅系部队亦必将西逃。如果蒋介石采取撤退方针，人民解放军虽可不战而得平、津等大城市，但国民党军加强了长江防线，对于尔后渡江作战不利。为此，中央军委于11月18日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为了实现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采取了以下措施：命令华北第1兵团停攻太原，华北第３兵团撤围归绥，以稳定傅作义集团，不使其感到孤立而早日撤逃；利用蒋介石、傅作义对东北野战军入关时间的错误判断，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多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练兵开会及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沈阳活动的消息，迷惑、麻痹敌人；命令华北第3、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向平绥线发起攻击，引敌向西，以便抓住傅系部队，拖住蒋系部队，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争取时间；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开进中夜行晓宿，隐蔽入关，迅速隔断北平、天津、塘沽、唐山间的联系，切断傅作义集团南逃的道路，以便尔后逐次加以围歼。人民解放军遂行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2个兵团部、13个纵队、1个特种兵司令部、55个师共80余万人，华北军区7个纵队、21个旅共13万余人，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0万余人。中共中央决定战役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统一指挥。1949年1月10 日，又决定以林彪、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和管理平、津、唐等地的一切工作。平津战役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11月29日至12月20日），对傅作义集团实施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战役首先从平绥线发起，华北第３兵团围攻张家口，吸引傅部西援；华北第2兵团将西援之傅部主力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东北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康庄、怀来，并歼敌2个军主力。至12月11日，达成对平绥线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东北野战军主力从11月23日起，分三路入关，向平、津、唐（山）地区挺进。为防止华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采取“围而不打”，对平、津、唐、塘（沽）之敌采取“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后再各个歼敌。至12月20日，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内，封闭了其西逃和南逃的一切道路。第二阶段（12月21日至翌年1月17日），各个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华北第2兵团于22日攻克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王牌第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华北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于24日追歼张家口逃敌5.4万余人，收复张家口。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由参谋长刘亚楼统一指挥，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经29小时激战，于15日攻克国民党军有13万守军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天津，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之战，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也是人民解放军参战兵种最多的一次战役，积累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丰富经验。17日，东北野战军一部解放塘沽。第三阶段（1月18日至31日），和平解放北平。天津解放后，北平25万守军陷于绝境。鉴于北平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采取多种形式，直接做傅作义及其周围人员的工作，爱国民主人士也呼吁傅作义走和平谈判道路。傅作义是抗日名将，并和共产党有过友好往来。在内战中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反共政策，但随着国民党军的不断失败，逐步对蒋介石的统治失去信心。从1948年12月起，傅作义派代表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三次正式谈判，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随后，北平守军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将国民党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总”总部及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共52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华北地区除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国民党军孤立据点外，均获解放。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丧失了三大精锐战略集团，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的“国”与“家”——主讲人：舒龙国家一级编剧舒龙向市民们讲述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2111个日日夜夜：1929年1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3600余人下井冈山，1月17日冒雪进入赣南的上犹营前圩。从1929年1月17日到1934年10月29日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离开赣南大余、崇义进入湖南汝城止，共5年零9个多月。毛泽东自36岁到41岁，经历了从“而立”步入“不惑”之年的人生旅程：1929年到1931年是奋发苦斗期，1932年到1934年是逆境搏斗期。因此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经历，本身就有着浓重悲壮的传奇色彩。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站在赣南瑞金叶坪村的红军广场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8年后，1949年10月１日他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轻轻按动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电钮。弹指一挥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２２年的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其中，毛泽东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战斗生活了５年零９个多月，占中国人民武装斗争漫长岁月的四分之一。在民间习惯中，说哪里人杰地灵，哪里就是风水宝地。舒龙认为，真正人杰地灵的所在，是共和国的摇篮瑞金，最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也要数红都瑞金。78年前，红色中国在这里立“国”建都，毛泽东在这里当选为首任国家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中国共产党的12位建党元勋中，就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四位在中央苏区，在瑞金为创建共和国而披荆斩棘。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杨尚昆等都是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有朱德、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聂荣臻、彭德怀、叶剑英、贺龙、林彪九位，十位大将中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七位，1600余位上将、中将、少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以上干部60％多，当时都曾在瑞金这个红色国都中战斗和生活过。这个“山林里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才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蓝图，是从瑞金开始描绘的。从毛泽东在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整整用了18年时间才“转正”。据统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系统约有干部1.3万余人、党和群团系统干部约2万多人、军事系统干部2.2万以上。解放后，这些苏区干部担任中央各部委，包括驻外大使等的，共有140多人。有人说，长征是“共和国大搬家”。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把“苏维埃共和国”驮在马背上，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瑞金搬到了陕北延安，再经河北的西北坡，最后把共和国从农村搬进了北京城。1949年10月1日，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是当年站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红军检阅台上的元勋。“国家”这个词是含义微妙形象的一个复合词。由“国”和“家”两个词组成，但主要的含义是“国”。在瑞金有毛泽东缔造的“国”，更有他的“家”。瑞金叶坪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地，前边的谢家祠堂，当时已成为国家机关驻地；后边是一间两厅一井的土砖砌成两层的房屋，原来的主人叫杨深兰，住进新房后，家里经常出事，说是风水不好，便搬到别处居住，毛泽东一到叶坪就住进了这间房子，从筹备建国，到当上了国家主席，一直住了3年。从大柏地的祠堂到东华山庵堂、沙洲坝老屋、云石山云山古寺等地的毛泽东旧居，都是毛泽东的家。1921年开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回到韶山老家，在火塘边动员毛泽民、毛泽覃两个弟弟以及全家跟他一起参加革命。他说，舍小家，为国家，没有国，那有家？就这样，一家人毅然离开韶山冲“小家”，为了国家，东征西战，为了国家，举家革命，跟着他到瑞金安了家。“毛氏三兄弟”，大哥泽东是国家主席，政治家；二弟泽民，白手起家办银行，骑着马上战场收集资财，人称带枪的银行家；三弟泽覃，是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独立师师长，是位军事家。兄弟三人都是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的代表。在建“国”的喜庆日子里，一家三兄弟得以团聚。三兄弟的夫人分别是贺子珍、钱希均、贺怡,号称“毛氏三妯娌”。“贺家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也都到了瑞金，还有毛泽东的岳父贺焕文、岳母温杜秀，他们住在塔下寺，在国家机关供职，在乡村土屋里住家。毛泽东一家六烈士，满门忠烈。贺子珍先后为毛泽东生了10个孩子，为了国家，有9个孩子丢失或夭亡。为了长征，毛泽东将爱子毛岸红留了下来，最后下落不明；毛泽东的岳父、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的坟墓，至今还留在章贡区湖边镇的冈边排山坡上；贺怡为寻找丢落在赣南的毛岸红，不幸翻车而牺牲；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毛泽覃，英勇牺牲。他的铜像，矗立在瑞金烈士陵园。家与国，国与家，毛泽东从“家庭”，到“朝廷”，他舍家弃家的意识何等的无私，他的爱国为国的观念何等的伟大！舒龙简介——1941年9月生，从事专业文艺创作40年。国家一级编剧，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现为赣州市专家联谊会会长、赣州市红土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赣州市文联副主席。上世纪70年代起，竭力倡导“红土地文艺”研究与创作。其代表作“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电视连续剧《封锁线上的交易》、《贫穷的富翁》、《赤都财魁毛泽民》，以及《毛泽东的传说》等多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发表、上演《长冈红旗》、《烽火奇缘》等30部舞台剧作。出版有《舒龙影视剧作选》、《毛泽民》、《神奇的红土地》等专著。上世纪末开始研究客家与红军关系史，著有《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
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渊源及其科学内涵——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60个年头。但是什么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是怎样的？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至今还是弱项和缺项。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大喜日子，我们深刻认识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内涵和制度特征，回顾其发展里程，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权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人民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是阶级、国家产生以来，人类对国家形式探索的智慧结晶。“共和国”一词渊源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柏拉图从伦理学的理念视角，把国家政体分为五类，即哲学家政治或贤人政治、军阀政治、富阀政治、平民政治和专政政治。在这里所说的“平民政治”，即“共和政体”的最初来源。其后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可称为研究国家形式类型的鼻祖。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对纷乱繁杂的雅典各个不同政体城邦的周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国家政体三大类型的理论。认为凡政权归一人掌握者为“王制”，即君主政体；凡政权为少数人掌握者为贵族政体或贤能政体；凡政权为群众掌握者为共和政体。他认为各种政体是否合理，要视各种具体条件而定，脱离具体条件难以区分孰优孰劣。但他又主张以中产阶级组成的共和政体为最理想的政体。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大部分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只是个别城邦在较短的时期内实行过共和政体。列宁指出过：封建社会的国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体。”共和政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广泛认同，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普遍形式，只有少数国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这是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阶级妥协的产物。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力、契约代理以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政治理念，大大丰富了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内涵。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特点是理论原则与实践内容的巨大矛盾，理论原则的普遍性、一般性、抽象性掩盖了剥削制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从来采取历史的公正的评价，既充分肯定其理论原则和政治形式的进步意义，同时又深刻揭露其剥削阶级的本质。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一步。”又曾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揭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本质。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时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形式时，曾经提出过民主共和国是国家政权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必然选择的重要设想。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最高形式，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社会条件下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政治形式”。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研究国家问题，必须坚持国体与政体的统一。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政体即国家的组织形式，采取什么组织形式运作政权。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否则必然陷入理论上的困惑而不能自拔。由是，人民共和国可界定为：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由公民大众实行共同管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最早提出“共和国”概念的是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在这一文献中指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论述了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的转变。他提出：“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因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全国亿万人民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实现了，以此为历史界碑，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开启了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
纪念八一建军节专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39年秋，公木、郑律成在延安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组歌，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是组歌中的8首歌曲之一。同年冬，由郑律成指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1940年夏，《八路军进行曲》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后，便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传唱。1941年8月，该歌曲获延安“五四青年节”奖金委员会音乐类甲等奖。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颁发试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又将其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曲调气势磅礴，坚毅豪迈，热情奔放。词曲浑然一体，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历史重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
纪念八一建军节专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项基本任务，为此，也形象地称之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砻市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攻打茶陵县城战斗经验时，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军第４军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中提出，红军的根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自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同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并将三大任务教育作为红军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1934年，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在建军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给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造成严重消极后果。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红军部队恢复和坚持了执行三大任务的传统。打仗。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解放劳动人民，必须建立革命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作战，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打仗消灭敌人，保证作战胜利，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和保卫革命政权，必然成为人民军队最经常最重要的一项根本任务。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民政权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是一支战斗队。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只要国内外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人民解放军就永远不能松懈斗志，其根本职能依然是执行作战任务。做群众工作。革命战争年代，除担负打仗外，还要担负做群众工作，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在人民政权机关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军队政治机关还要暂行代理政权机关的职能。在全国建立统一政权后，军队仍要开展群众工作，但其内容、形式和范围则与革命战争年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建党建政的工作队任务有很大区别，它主要是作为军队自身建设的一部分，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保持军民一致。生产。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生产任务，发挥生产队的作用，是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没有建立全国统一政权，人民军队不可能有固定的军费保障，这就决定了军队在担负作战任务的同时，必须设法筹措给养和作战所需物资，尽力从事自给性生产经营活动，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尤其处于中国农村的长期游击战争环境，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军队担负生产队的任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不仅对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至于对整个革命任务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队经费由国家保障供给，军队仍然担负有一定的生产任务，但不是自给性的生产，主要是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增加社会财富，补充国家军费的不足，用以改善部队生活，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
纪念八一建军节专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服务的。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的基本含义，主要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军队中一切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不允许向党争夺兵权，不允许打个人的旗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军队成员不得参加其他党派和宗教组织，未经相应政治机关批准，不得擅自参加地方的群众团体，不准成立违背编制和条令、条例规定的社团和组织，不允许其他政党和政治派别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军队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军队成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军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持在军队建立和开展党的政治工作，保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军队的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开始，就逐步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1927年9、10月间，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进军井冈山途中进行“三湾改编”，确立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奠定了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基础。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阐明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重要性，提出党在部队的领导机关要成为“领导的中枢”，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和措施。1930年10月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条例形式规定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活动进行坚决斗争，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毛泽东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抗日战争时期，针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新情况，中央军委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保证始终是共产党的军队，为共产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在团以上单位相继恢复和建立了党委制。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作为国家主要武装力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保卫祖国、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人民军队，并确定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到更加坚定地贯彻。1982年，四项基本原则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用国家的根本大法再次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始终牢记人民军队的宗旨，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为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纪念八一建军节专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紧紧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它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全体人员，都以广大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全体官兵在为人民服务的奋斗中，要求做到完全、彻底、大公无私，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至生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在这支军队诞生时便确立下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即宣告中外，要为中国工农大众而战。同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9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布告，宣告红军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1931年7月，朱德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报著文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其历史任务是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唯一宗旨，就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所赋予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使命集中体现了建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军队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人民解放军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这支军队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然也是这支军队的宗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任务都是艰巨复杂的，人民解放军要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必须紧紧地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大都来自工农，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奋斗目标，也决定了这支军队能够彻底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根本目的和全军行动的最高原则，由此规定了军队的全部职能、全部工作和建军的其他原则。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战斗历程中，坚定不渝地信守和履行建军宗旨，使其成为全军团结战斗的政治思想基础和行动准则。尽管其成员不断更新变化，但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显示了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全力支持，使之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同人民群众一起，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做出了卓越贡献。
纪念八一建军节专栏：“八一”建军节的确定——1933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议，以南昌起义日——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每年的８月１日开展纪念活动。中央政府同意这一建议，并决定在红军成立纪念日期间，开展拥军优属活动。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决议如下：（一）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予奖章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二）责成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三）在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与乡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与内务部共同管理之下及在乡苏维埃政府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7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八一”反帝反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色战士书》，号召“全体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红军，拥护我们百战百胜的红军，慰劳我们红军的家属。”同时，要求红军在“新的战争中，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锻炼我们自己，解除敌人的武装，武装我们自己，使我们铁的红军在不断的胜利中日益壮大起来。”根据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决定，中央苏区全面开展纪念“八一”活动。红军各部队加强军政训练，特别是对红军官兵进行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的再教育，增强官兵的政治责任感。全国总工会发布文件，号召苏区工人突击赶制３万双布草鞋慰问红军。苏区共青团中央局号召共青团员，积极参加红军和开展慰问红军活动。少共苏区中央局号召青年妇女，突击做１０万双草鞋送给红军来纪念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共江西省委、福建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也相继作出布置，要求各县委做好“八一”慰问工作。苏区广大人民在县、区、乡党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组织下，纷纷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1933年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举行阅兵、宣誓、授章、授旗仪式，纪念“八一”节。为防止遭受到国民党军的空袭，活动于17时到19时30分进行。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中共临时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和机关部门领导及代表，青年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等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与代表，瑞金城附近的部分群众，非受校阅部队代表，受校阅部队，总部直属队，共数万人。受阅部队由4个有代表性的步兵团组成。即：由原红3军一部编成的，代表“继续井冈山的精神”的红1军团红1师红2团；由原红4军一部编成的，代表“发扬南昌暴动的精神”的红1军团红2师红5团；由原宁都起义部队一部编成的，代表“发扬宁都暴动的精神”的红5军团红13师红37团；由原江西博生县等县地方武装一部编成的，代表“光荣的博生模范师”的红14师红40团。阅兵指挥员由红2师师长徐彦刚担任。阅兵首长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陪阅首长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17时，阅兵部队、非受阅部队代表、总部直属队和参观人员入场。17时30分，在军乐队的欢迎曲中，阅兵首长和陪阅首长入场。17时35分，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在陪阅首长陪同下，依次检阅了受阅部队。17时45分，朱德总司令主持宣誓。全体官兵齐声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的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要保证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农的利益和自己的武装，使它不遭损失和窃夺。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武装保护苏维埃完成革命，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拿着刺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拿我们头颅和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我们为着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上级命令，如若违犯不遵守，甘受革命纪律制裁，愿听同志指斥。”接着，朱德总司令宣读中革军委通令，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一等“八一”红星奖章；授予王稼祥、刘伯承、陈毅、张云逸、罗炳辉、罗瑞卿、彭雪枫等二等“八一”红星奖章；授予王震、杨得志、苏振华、钟赤兵等三等“八一”红星奖章。随后进行授旗仪式。周恩来总政治委员宣读了中革军委通令，决定授予每一个团一面军旗。每团派代表1名、护旗2名，列队统一受旗。19时，举行分列式。军乐队奏乐，受阅的红2、红5、红37、红40团以团为序，以连为方队，端枪行注目礼，高呼“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正步通过阅兵台。他们高举着军旗，带着从国民党军缴获的各种装备，雄赳赳气昂昂地接受总司令和总政委的检阅，给了苏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从1933年起，“八一”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在“八一”节期间开展纪念活动，也成了全体军民的光荣传统。
纪念八一建军节专栏：人民军队称谓的历史演变——人民军队诞生于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名称。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师和直属队。全军共4.6万人。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并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令其改变番号，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和安徽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月6日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下辖４个支队和１个特务营。全军共约1.03万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从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蓄谋发动内战。为适应国民党将要发动内战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各战略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由关内各解放军抽调11万主力部队及2万余名党政军干部挺进东北；浙江、苏南、皖南、皖中地区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八路路军南下支队）及我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至以桐柏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军，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1945年10月31日，由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中共中央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发出关于野战兵团的编组与指挥关系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都应编有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能够脱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战略区的部队都陆续进行整编，先后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等。至1946年6月，全军共组成27个野战纵队（有的称师）及6个野战旅。全部野战军61万人，另有地方军66万人。1946年6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定的《停战协定》，悍然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946年9月中旬起，我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司令。从此，我军一直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当时战事繁忙，各部队改称的时间不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全部改完。
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一九四七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新华社发）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已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十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干部们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下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亲自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比自己多达十倍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几十万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不断地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位置，而不得不往返奔波，疲于奔命，造成补给等方面的严重困难，士气低落。而人民解放军则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寻机歼敌，并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3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子长县王家坪会合。当天，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当即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3月29日，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平山，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代号“九支队”）指挥，由任弼时为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毛泽东、周恩来也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与敌周旋环境极其险恶，从容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真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4月12日至6月8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停留56天，一个新的全国战略部署在这里酝酿形成。在此期间，毛泽东连电前方各战场高级将领，部署各路大军的作战行动，要求各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并准备转入战略进攻，将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遵照党中央的部署，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的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3万余人。5月下旬至6月中旬，西北野战兵团由安塞地区挥师西进，发起陇东战役，痛击西北二马。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一九四七年七月，毛泽东和随同转战的机要人员在小河村合影。(新华社发)1947年6月16日，党中央由靖边县天赐湾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在这里停留了45天。7月21日至23日，在小河村农家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河会议。会议依据一年来的战况和各战场的形势，着重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同时指出：“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会议决定：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陈谢兵团由西进陕北改为渡黄河南下，挺进豫西；西北野战军改南下关中为独立坚持内线作战，牵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二，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指挥，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内线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指挥，牵制山东国民党军。至此，一个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形成。按照党中央的部署，8月中旬，刘邓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彭德怀牵着胡宗南的“牛鼻子”往北跑，在沙家店一个回马枪，陕北战局翻过了“山坳”；8月下旬，陈谢大军强渡黄河，东逼洛阳，西叩潼关；谭震林、许世友率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转入了内线反攻；9月下旬，陈粟大军分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苏边。党中央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全部变成了现实。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在陕北高原一次次转移，与敌人周旋。1947年10月10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郑重向国内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7年11月22日，党中央移住陕北米脂县杨家沟。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就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等等重大问题发表讲话。会后，党中央集中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问题，尤其注意纠正党内“左”的偏向。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948年3月23日，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到达晋绥解放区，再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向民众开展革命宣传，在上海建立起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我国近代的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印书馆”等，该社首次使用了“出版社”的名称。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20年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在沪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此系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74平方米，门额刻着吉祥图案，内有小天井，底层是客堂，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亭子间即编辑部，楼下是客厅。这里虽然挺简陋，但周围民居成片，门户相仿，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锁定，便于隐蔽；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因前后有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可以迅速撤离。《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曾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订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由于那时环境十分险恶，条件非常艰苦，最终这些书籍未能全部出齐。陈独秀当年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的时间里，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查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大约近20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的中译单行本，还有《共产党宣言》（重印1920年陈望道译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列宁传》等书籍，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4种小册子；此外，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还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和传单。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谈到：“‘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当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原是遭法租界巡捕房逼迫由沪迁粤的新青年社址，后来搬至隔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曾发布启事称：“本社现已迁移隔壁，即昌兴马路二十八号，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去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顺便说明，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在河北保定又有党领导的人民出版社，也叫北方人民出版社，由王辛民负责，曾重版《共产党宣言》等几十种书籍）。人民出版社虽独立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蔡和森在1926年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社址与中共“二大”会址为同一处。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李达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中回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弄和门牌号码我记不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表明，鉴于中共“一大”曾遭法租界巡捕房骚扰，中共“二大”采取了更严格的保密措施，每次会议都更换地址。关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这个门牌，曾引起争议：辅德里弄内总共只有49幢房屋，怎么可能出现“625号”呢？然而，1922年3月上海出版的《妇女声》杂志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时，其中也明明白白写着报名地址为“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半”。原来，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两租界合并而成）早期的房屋门牌较混乱，没有一定的规则，每条弄堂建成后，均有工部局捐务处按所在马路的门牌次序来续号，令人生惑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其实就是“南成都路625号”；为改变这种状况，工部局从1930年开始整顿马路两旁的门牌，均由东向西或从南往北编号，遇到弄口只编一个号（弄内房屋另编门牌）。据《工部局年报》记载，上海成都路（由北成都路、南成都路合并而成）的门牌是1932年重编的，此时“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改为成都路7弄30号。抗战胜利后，因为附近的贝谛鏖路更名成都南路，所以成都路便改称成都北路。1958年，李达专程到上海协助寻访重要的革命旧址，指认成都北路（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随后中共“二大”会址得到了有关部门确定，早期人民出版社社址也被勘实。（作者：夏雨，载《人民政协报》2009年11月5日）
中国共产党党徽：是镰刀斧头，还是镰刀锤头？——党徽的图案是什么？是镰刀斧头，还是镰刀锤头？即使是中共党员也未必都能正确回答。常有人说，党徽是“镰刀斧头”。但如果看看党旗实物，或是翻一下党章条文，就会豁然明白，党徽并非是镰刀斧头，而是镰刀锤头。中共十七大党章也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许多人受了历史上党徽图案不够规范的影响在中共历史早期，党徽常常被画成镰刀斧头。如2008年8月《中国收藏》杂志介绍过一枚徽章，中心图案是镰刀斧头，周围是隶书文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证章”。据文章作者考证，此“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即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的第一团，此徽章为该团人员的一种标志物。及至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一项关于党旗样式的决议，仍将党徽图案规定为镰刀斧头。决议说：“中共党旗样式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毛泽东也曾把“镰刀斧头”写进词作。1927年他写过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这样写，有人认为是误写。但我认为毛词并没有误写。因为，当时把党徽说成镰刀斧头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说明“镰刀斧头”曾被普遍认可。对于党徽在当时何以被画成镰刀斧头，有人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中共在建党早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出发，特意将党徽画成镰刀斧头，以斧头代表手工业者，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把斧头改成了锤头。这一解释，我认为多少有些道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1942年期间，既出现过镰刀斧头图案，也出现过镰刀锤头图案，还有过确定党徽图案为镰刀斧头的决议。这说明，在建党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徽图案一直处在一种变动的、不规范的状态中。将党徽图案定为镰刀锤头最科学镰刀锤头的寓意，更符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斧子和锤子，在相当程度上是与不同的生产形态相联系的。斧子，一般是木匠、伐木工、消防员使用的工具，亦即主要是手工业者的工具，与大工业的联系不多；而锤子，除了城乡间的小铁铺多使用外，更多的是大工业中的工人所使用，如钳工、扳金工、锻工等产业工人都离不开锤子。也就是说，斧子是手工业的象征物，而锤子是大工业的象征物，斧子和锤子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锤子更多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所以，共产党的党徽采用“镰刀锤头”做标志，才是最合适的。这不只是一个名称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的理解问题，更涉及到对“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命题的理解问题。所以，应该郑重对待，准确地理解和解说党徽的图案和意义。中共党徽的镰刀锤头图案，并不是中共发明的，而是从俄共（苏共）或者说以俄共（苏共）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移植来的。中共第一次将“镰刀锤头”正式确定为党旗党徽的图案，有文章考证，是在1943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将党徽图案的释文改为“镰刀锤子”虽然我们说党徽图案是“镰刀锤头”，但严格来说，“锤头”二字并不十分准确。从工艺学上说，锤子是由锤头和锤柄两部分组成的，锤头只是锤子的一部分，但党徽上的图案是整个锤子，并非仅仅是锤头。所以，对党徽图案的正确解说应该是“镰刀锤子”。建议今后修改党章时将党徽图案的释文改为“镰刀锤子”。（摘自《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3期 李乔文）
瑞金：人民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广大军民，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红土地上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治国安民的伟大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瑞金就有了共和国摇篮、红色故都之美誉！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1、重大决策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作出的重大决策。具体来说：一是统一领导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残酷“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统一步调。二是争取政治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反革命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区域性的、零散的、没有外交话语权的，后者是国家形态的、系统的、具有外交话语权的。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形成为开基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2、精心筹备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革命斗争的构想。自此，中共中央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革命政权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长达1年零9个月的筹备工作。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等对筹备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牵头筹办“一苏大”的会务和各项庆祝活动。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月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一苏大”筹备就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呼之欲出。3、“瑞京”奠基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1、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国家政权的历史序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出现的第二个红色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因为地处农村和面临战争环境，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山坳里的中国”、“马背上的共和国”、“山林里的国度”等等。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临时”两个字就去掉了，正式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二苏大”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大纲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使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形态更加完备。总体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以博古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走向消亡，而是因为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换成地方政权的形态得以继续延续，直至1949年10年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可见，瑞金的“红场”通向了北京的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接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逻辑！2、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但却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积累了宝贵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科学总结对敌斗争和治国安民的历史经验，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革命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的中国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架和活的灵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培养造就了我党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据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党政军群干部总数，共有五万余人。这支干部队伍，是苏维埃和红军时期的一代精英，他们既是苏维埃政权的开创者，又是新中国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骨干。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有经验、最有威信、最成熟的领袖。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过的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方面的重要领导人。3、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还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丰富并充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是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前后，在我们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严重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中央苏区写下《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红军也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由此形成了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并成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二是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党和政府就牢固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并努力付诸实践。毛泽东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当时苏区的干部都满怀深情地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三是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当年中央苏区的干部没有薪饷，只发伙食费，干部下乡和开会，必须自带干粮。有这样一首革命历史歌谣，被老区人民广为传诵：“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高度评价。当时在苏区政权机关提倡的精简、廉洁、高效的作风，以及为发扬这种好风气而进行的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无私奉献以及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和光大。三、苏区人民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奉献了一切苏区人民为保卫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苏区时期，赣南的总人口为240万左右，而参加红军的共有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参战组织的有60余万人。24万人口的瑞金，一共就有12万人参军参战。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烈士有10.82万人，占江西同类革命烈士总数的43%，占全国同类革命烈士总数的1/16。瑞金共有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17200多名。瑞金下肖村一户农民家庭的8兄弟先后报名参加红军，全部为革命牺牲。红军主力长征后，仅据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石城、会昌、寻乌、上犹8个县统计，被国民党杀害的苏区干部群众就达36154人。中央苏区频繁的反“围剿”战争，军需浩大。战争物资和经费供给以及繁重的支前任务，全部由苏区人民承担。仅1934年5月至9月，为准备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赣南人民就为红军贡献军粮84万担、被毯2万余床、棉花8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及其他大量的军需物资。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苏区人民真正是把家中的最后一把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颗盐，全都奉献了出来。正是因为这样的牺牲和奉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长期以来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关心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老区建设给予了政策上的倾斜和人、财、物等方面的帮助，使革命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曾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必将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顽强拼搏、再立新功！主要参考文献：1、胡锦涛：《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4日。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3、刘孚威、余伯流：《治国安邦的预演民主新政的初探——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求实》2001年第22期。4、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5、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龚培兴、罗惠兰、刘若飞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材，2005年。7、胡国铤主编：《共和国之根》，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本文作者：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沈谦芳，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9月14日）
全面内战爆发和中原突围——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原解放区位于武汉和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投降前，人民军队积极发展根据地，缩小沦陷区，使中原解放区扩展到60余县，形成对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态势。抗战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进军华东、华北和东北的战略枢纽。因此，国民党一度调集20多个师（旅），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先后侵占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地区，企图消灭中原解放军，扫清通向华东、华北和东北的通道。为了争取中原地区的和平局面，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在武汉签订了《汉口协议》，规定停止中原地区的武装冲突。然而，国民党军队违反协议，继续围攻、蚕食中原解放区。为了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自6月26日拂晓起，向黄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中原解放军阵地发起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分南北两路于6月26日向西转移。北路约1.5万人，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和副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越过平汉铁路，经过艰苦作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于7月中下旬进入陕南，同当地游击队会合，并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其中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南路约1万余人，在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下，越过平汉铁路，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鄂西北的武当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于8月下旬组成鄂西北军区。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任务向东转移的第一纵队第一旅，在旅长皮定均的指挥下，东西穿梭佯动和阻击敌人，造成中原部队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在成功迷惑敌人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出敌人包围圈，挥师东进，转战20余天，跋涉千里，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序列。此外，张体学、吴诚忠、熊作芳率领的鄂东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后向东挺进大别山。黄林、张水泉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罗厚福、文敏生等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分别掩护北路与南路主力部队突围后，转入豫西地区。这些部队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任务后，纷纷突出重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兵力。从1946年6月26日起至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部队均先后胜利突围。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它牵制了国民党军队30个旅的兵力，保存了主力，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并留下小部分兵力坚持原地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为以后的战略反攻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人民日报》(2007-07-16 第02版)
纪念八一建军节专栏：瑞金，八一建军节的诞生地——1933年6月26日，八一南昌起义六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局根据中革军委的相关决议，作出《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并提出了开展纪念活动的几项要求。6月30日，项英签发《中革军委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通知全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紧接着，中央局宣传部于7月2日发出《关于八一宣传鼓动工作给各级宣传部的信》，开始了纪念活动的舆论准备。7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会，讨论关于“八一”纪念日的问题，作出了《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活动的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战旗予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八一”纪念日确定后，中央局宣传部立即印发了宣传大纲，拟制了相应的标语口号。党、政、军、群中枢领导人着手撰文纪念。毛泽东、张闻天、邓颖超、凯丰的文章从南昌暴动的历史功绩、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纪念“八一”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不同侧面，阐述了纪念“八一”的意义。其中邓颖超的文章特别有文采，充满诗情和激情。文章开头写道：“火花般光耀的，热血般鲜红的‘八一’节！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的纪念日，是怎样值得我们兴奋鼓舞来庆祝的斗争节啊！”“同志们！战斗啊！战斗的努力来完成战斗的任务，这是我们对工农红军诞生纪念的战斗庆祝！”从此，8月1日就成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在第一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到来的这一天（1933年8月1日），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马岗举行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成立大会，以此作为对这一天的庆祝。朱德、叶剑英等中革军委领导人出席大会。朱德还亲自为工人师授旗，并宣布梁广任该师政委、李松任师长。工人师担负保卫赤色首都的任务，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1934年8月1日，第二个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这一天，朱德签署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八一节给全国工农红军的命令》，赤色首都瑞金举行了“八一”阅兵和军委授奖典礼，隆重庆祝八一节。“八一”纪念阅兵典礼，于1日清晨在瑞金西效大埠桥红场举行。受阅部队为军委直属队、红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特科学校、新编师、补充师、独立团、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中央机关赤少队、瑞金模范营等，共约两万人。红军家属代表也参加了检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刘伯承等领导同志，依次乘马进入阅兵场，绕场巡视一周。朱德慰问红军指战员后，带领大家举行抗日宣誓，然后又为教导团授旗。军委授奖典礼于当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首先由周恩来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战斗任务，继由博古宣布开会并讲话，朱德宣布奖励名单及其战绩，并亲自将红星奖章佩在得奖战士的胸前。“这时，乐声大作，掌声雷动，兴奋了每个到会战士和群众们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的情绪”。此前，瑞金开展了迎接“八一”红属代表大会、创造模范红军家属活动。8月1日下午1时，瑞金县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开幕。250多名红军家属代表到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于当日给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的代表朱德向大会致词，他赞扬了瑞金在红五月扩红突击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希望到会代表带领全县红属，完全做到模范苏维埃公民的条件，学习在前方英勇奋斗着的红军的精神，以迅速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在瑞金县红属代表会的倡导、示范下，中央苏区迅速掀起了创造模范红属运动。其结果，为红军长征做好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各种准备，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作者：曹春荣）（2007年7月27日《赣南日报》）
何长工秋收做军旗 毛泽东连队建支部——话说毛泽东在板仓告别了杨开慧，便直趋江西安源。安源是江西著名的煤都，安源矿工组成的暴动部队和其他暴动武装都集结在这一带。毛泽东穿着蓝色大褂，手提红油纸雨伞，一个人匆匆忙忙往安源走去。路上虽然不时有警察和军队开过，但谁也没有注意他。毛泽东赶到安源后，立即召集各暴动部队负责人开会，宣布了中央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会议作出决议，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作为指挥秋收暴动的领导指挥机构。在安源，毛泽东对准备参加暴动的部队，特别是那两个未赶上南昌暴动的正规军团队的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这两个团的番号分别是国民革命军张发奎之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和贺龙之二十军独立团。警卫团是以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为基础组建的，编有三个营和一个连，团长是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二期生卢德铭。卢德铭当时奉调去参加南昌暴动，但他不想离开这个团，去武汉向中央请示方略，让他在军校时的同期同学，原叶挺独立团调拨过来的那一营人马的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职务。独立团是由浏阳农民义勇军和平江农民义勇军合编而成的，由黄埔二期生苏先骏担任团长。这两个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暴动，这时警卫团驻屯修水，独立团驻屯铜鼓。特别令毛泽东鼓舞的是，警卫团排以上干部中，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独立团的指战员中，有不少人是他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卢德铭这时从武汉归来，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央命令警卫团、独立团两个团参加秋收暴动，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听了大喜，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把参加秋收暴动的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安源矿工武装和醴陵农民武装合编为第二团，独立团编为第三团。毛泽东任命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一团团长钟文璋、二团团长王兴亚、三团团长苏先骏。前委会议决定暴动日期为1927年9月9日，行动计划是以第二团在安源举行暴动，夺取矿警武装；第一团由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夺取浏阳。三个团得手后，向长沙逼近，夺取长沙。行动计划订好了，但工农革命军还得有一面军旗，卢德铭总指挥便命令一团（即原警卫团）参谋何长工设计。何长工是留学生，会讲法语、俄语。警卫团由于是正规部队中的精兵，官佐文化水平较高，有许多是军校生和大学生，如罗荣桓是中山大学学生，何挺颖是上海大学学生，伍中豪和宛希先是黄埔军校学生，张子清是湖南讲武学堂学生。更可喜的是这些人都是中共党员。何长工接受命令后，把这些共产党员大学生找来，大家商议了一下，便由何长工设计，在一面长方形的红巾上缝上黄色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交叉的图样，在红布的前端有一溜白布，用墨笔写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面军旗诞生了。毛泽东看着军旗，想象着暴动开始后的革命大发动的红火局面，想象着打下长沙后的胜利景象，随后拿起雨伞，向驻铜鼓的第三团走去。他决定在第三团指挥整个秋收暴动。毛泽东从安源出发，取道浏阳前往三团驻屯的铜鼓。走了一上午，到浏阳张家坊时，他肚子饿了，便踱进张家坊的一家饭铺里吃饭。突然几个挨户团（国民党民团武装）的团丁走了进来。近来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传遍了浏阳、萍乡一带，挨户团奉令严查过路行人。团丁们用枪指着毛泽东问：“干么子的？”毛泽东掏出路条说：“老总，我是安源煤矿账房的。”那几个团丁一看路条说：“原来是煤矿采办张先生，快吃完了走路，共党最近要在这一带暴动。”说着就要离开，不巧一个横斜眼、腰别盒子枪的家伙进来问道：“么子事？”那几个团丁说：“他是安源煤矿采办张先生，我们查过了没错，让他快走。”那家伙一听是安源的，顿生疑心，把手一摆说：“不行，把他带到团防局问问。”那几个团丁连声答应说：“是！队长。”用枪逼着毛泽东跟他们走。小队长带着几个团丁在前面走，两个团丁押着毛泽东在后面跟着，毛泽东心里直发紧，他知道押到团防局是凶多吉少。急中生智，他看这几个团丁好对付，枪毙了自己，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倒是那个小队长不好对付，便装作脚痛，一跛一跛地故意落在后面。等到离队长远些了，毛泽东掏出几十块钱给两个团丁说：“两位老总拿去买碗酒喝吧，煤矿上正等着我这笔货，你们就把我放了吧。”两位团丁见钱，喜笑颜开，向毛泽东使个眼色。毛泽东正要跑开，谁料走在前面的队长转过头大声呵斥：“快跟上来，搞么子名堂！”两个团丁见状也大声喝道：“快走！快跟上。”毛泽东无奈，只好跟着他们走，离团防局还有几步了，路边有一道水沟，水沟旁边是一大片茅草灌木。这时一个团丁跑到后面去小解，另一个团丁草鞋带子松了，蹲下身系鞋带。现在不跑还待何时，毛泽东一下跳过水沟，在茅草里躲了起来。过了片刻，才听到团丁喊道：“人跑了！”队长远远地喊道：“快搜！”两个团丁走下水沟，在茅草里搜起来，有好几次他们的脚就要碰到毛泽东了。毛泽东动也不动。那两个团丁搜了两下便喊起来：“队长，我们搜遍了，没有，已经跑了。”队长骂了一声，叫他们跟上来。（摘自张涛之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新华出版社）
“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由于苏区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由于苏区广大党员、干部传承了中华民族历来勤劳朴素、克己奉公的美德，自觉地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由于苏区持续不断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并且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尽管掌握着苏维埃国家各方面的权力，但是他们不是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作威作福，滥用职权牟取私利，而是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没有一点特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34年9月11日，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曾发布过一份审计报告，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个历史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调研员 凌步机）
三：[经典革命故事]十大经典爱国故事
中华上下五千年中，有多少爱国故事千古流颂。不论巾帼须眉，只为了心中那个伟大的祖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惧艰险，始终坚持自身理想。从纸上，从墨中，似乎能看到他们高大巍峨的身影。如一座座丰碑，矗立在历史的洪波之中，指引着我们前进。他们的一生都在吟唱着祖国，吟唱着，身为中华儿女的骄傲！
一、《妇好》——戎马易针黹，朱袖伐千军
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就在这时，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保卫国家。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
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那时作战，出动的人数都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和大规模械斗差不多，但是根据记载妇好攻打羌方的时候一次带兵就有一万三千多人。也就是说占都城十分之一的军队都交给她了。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她为了国家，不惧危难挺身而出，出兵救国的精神让人抚掌称叹，她不仅仅是华夏民族的骄傲，更是女子楷模。
二、《谭嗣同》——书剑情怀家国，经纶抱负河山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四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谭公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三、《岳飞》——精忠报国
岳飞，字鹏举，北宋崇宁二年二月十五日（公元一一0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相州汤阴县永和乡（今河南省汤阴县程岗村）。绍兴十年（1140年）夏，金人撕毁和约南侵，岳飞奋起抗战，大破金兵于蔡州、陈州、颍州，郑州、西京、蒿州、许州、孟州、卫州、怀州、郾城等地，并在顺昌、郾城大捷中粉碎了金“拐子马”、“铁浮图”不可战胜的神话，朱仙镇大捷，威振敌胆、金兀术叹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正当岳飞所向披摩，抗金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宋高宗于绍兴十年七月十七日连下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二十四日，秦桧为剪除和谈障碍，指使万俟莴上章诬篾一贯主战的岳飞“谋反”，收买王俊作假证，十月将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关进杭州大理寺。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8日），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将岳飞父子和张宪诬害，岳飞宁死不屈，临刑前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四、《屈原》——负石而投河，行之难为者
公元前342年屈原诞生于楚都丹阳，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
屈原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五、《柳如是》——凛然香扇坠，千古节堪哀
柳如是，女诗人，秦淮八艳之首，后嫁给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着的大官僚钱谦益。她一生中历来最为人称道的不是她的美貌、不是她的才学。而是她的爱国忧民的情怀，反清复明的大志。
对于国家大事，这不仅仅是封建社会里一般女性很少过问的事情，而柳如是则不然，以一个儿女之身，特别是以一个饱受人世炎凉的女流之辈，偏偏要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以扶持大明社稷为志向，真可谓感天地，泣鬼神。崇祯17初年李自成兵逼京畿，清兵铁骑频频叩关，明军屡战屡败，面对局势危急，柳如是心急如焚，2月春寒料峭，柳如是与钱谦益同游京口，当年梁红玉协助韩世忠擂鼓击退金兵的情景如在眼前，柳如是欲效仿梁红玉而不能，不禁恨恨不已。
在清兵铁骑南下之际，柳如是极力劝说夫君钱谦益以死殉国。请钱谦益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一种，钱临阵畏怯，柳如是愤而跳水，被人救起。后来，钱谦益在柳如是的影响之下，也开始暗中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接触反明志士，联络反明队伍，柳如是曾以七锭金子赠反清志士黄宗羲，以大量金银首饰赠与反清军队。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向朝廷托病辞官，很快便获得了应允，脱下官袍，再度回乡。
宁静的生活又过了十余年，钱谦益八十三岁那年病殁于杭州。丈夫死后，四十七岁的柳如是受到钱氏家族的排斥。为了家产之事，族人与她纠缠不休。丈夫去了，柳如是失去了依靠，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就在当年，她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风风雨雨的一生，追随钱谦益于九泉之下。一代奇女，香消玉殒。
尽管柳如是的反清复明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她的爱国情怀却使后来者感动，作为当时的地位卑下的女性女性，柳如是用自己的一生，无声的反驳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对后世影响深远。
六、《梁红玉》——智略之优，无愧前史
梁红玉（1102-1135），原籍安徽池州，生于江苏淮安，宋朝着名抗金女英雄，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的名字，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后结识韩世忠，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平定方腊后的庆功宴上，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护国夫人。
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于当年八月二十六日死于楚州抗金前线，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七、《崇祯皇帝》——鸡鸣而起，夜分不寐，焦劳成疾
朱由检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于天启二年年被册封为信王。1627年-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
崇祯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只是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明朝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八、《苏武》——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了，还把汉朝的使者都放回来。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表示，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苏武到了匈奴，送回扣留的使者，送上礼物。苏武正等单于写个回信让他回去，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倒霉的事儿。
匈奴中有人造反，苏武的手下牵连其中，苏武知道自己有辱使命，决定自尽，未遂，单于就把他关押起来不给饭吃，苏武吃雪和毡毛活了下来，匈奴人认为很神奇，就把他流放北海边牧羊。所有羊都是公羊，要求他让公羊生下小羊才让他回来。
苏武到了北海，旁边什么人都没有，唯一和他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朝廷的旌节。匈奴不给口粮，他就掘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日子一久，旌节上的穗子全掉了。一直到了公元前85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来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后来汉朝又有使者来到匈奴，苏武的手下悄悄与其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苏武还活着。这才让苏武返回大汉。这中间度过了十九年。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
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九、《刘胡兰》——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十、《戚继光》——血战歼倭，勋垂闽浙
戚继光（1528--1587）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出身将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17岁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三十四年（1555年）调浙江都司佥事，次年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3府。9月，倭寇800人进掠龙山所，戚继光等即率10倍于敌的明军前往阻击。
倭寇分3路冲杀，1万多明军竟不堪一击，阵渐大乱，纷纷溃退。戚继光看到形势危急，纵身跳上一块高石，连发3箭，3个倭寇头目应声而倒，倭寇群龙无首，仓皇退逃。三十八年（1559年）台州倭乱频繁，百姓深受其害。数千名倭寇包围桃渚千户所，戚继光从宁波率兵连夜驰援台州，解桃渚之围，歼入侵海门倭寇。
接着，亲去金华、义乌等地招募精壮农民和矿工3000余人，以岳家军为榜样进行编练，终成闻名天下的戚家军。戚继光针对南方的地形和倭寇作战特点，创造了长短兵器配合，因敌因地变换队形、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使用飞刀、飞枪、飞箭的火箭等，屡次打败倭寇。三十九年（1560年）春，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驻守台州。
在沿海造烽堠，修城墙，训练守军。四十年（1561年），数千名倭寇在台州登陆。戚继光率军出击，在宁海健跳（今属三门），临海花街、上峰岭、白水洋和太平（今温岭）新河、长沙等地，连续9次挫败倭寇的进犯，救出数千名被掳难民。
史称台州大捷，亦称台州九战九捷。次年夏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的老巢，并乘胜破牛田、兴化的倭寇，连克60余营。四十二年（1565年）与俞大猷剿平广东倭寇，解除东南倭患。后戚继光在蓟州镇守16年，边备修饬，外敌不敢轻易进犯。因受排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调广东戍守。后遭诬陷，夺职回乡。戚继光对练兵、治械、阵图等都有创见，他的优秀军事理论着作《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倍受兵家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