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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为何不得重用篇(一):毛主席为何不杀开枪打死上级的陈伯钧
“陈伯钧”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生疏，其实他年轻时绝非等闲之辈。请看1936年10月15日，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时，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其实，陈伯钧早就跟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陈伯钧（左二）与毛泽东（左三）等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合影。
1927年底，陈伯钧任连长时，曾带领袁部一个班的兵力，护送毛泽东下井冈山去茶陵寻找主力部队。下山第二天，陈伯钧让这个班战士回山归建，只和毛泽覃带几名战士继续护送毛泽东。经过一天急行军，他们在距茶陵五六里的小村庄住宿。这时传来国民党围攻茶陵城的枪声。由于人少，大家商议夜间轮流放哨，毛泽东便与陈伯钧一起担任下半夜到拂晓的警戒。夜半时分，茶陵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撤出茶陵的红军部队不向井冈山撤退，却往南向水口方向撤退，后来证实是团长陈浩叛变所致。毛泽东预感事态严重，决定立即向南追赶部队。毛泽东在路上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陈伯钧立即回答：“我同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好了。”他们终于在掌灯时分赶到水口，追上大部队，随即召开干部会议，将陈浩等人撤职，押回井冈山受审。同时还决定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开拔。为此，毛泽东又命陈伯钧连夜抄小道往砻市送信给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大部队的准备。陈伯钧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短短几天生死与共的危急考验，毛泽东对陈伯钧更加信任。在随后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时，便任命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还听取陈伯钧的汇报，指导教导队的工作，叮嘱他好好读书，年仅17岁的陈伯钧，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培育下，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日益成熟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陈伯钧（中）与贺龙（左）、聂荣臻合影。
然而陈伯钧毕竟还年轻，随后发生一件事，要不是毛泽东出面保护，陈伯钧能否活下来还很难说。
1927年12月，宁冈砻市创办红军教导队。队长吕赤，四川人，共产党员，第四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有作战经验。陈士榘和陈伯钧、张令彬都是区队长（陈士榘、陈伯钧1955年被授上将，张令彬被授中将）。这么看来吕赤还是陈伯钧的上级。
1928年3月，教导队随毛泽东率领的1团胜利地攻克了酃县，缴获甚多。其中陈伯钧搞到一支手枪，他爱不释手。虽然这支枪有些锈迹，扳机都勾不动了，但他还是当作宝贝一样，拿在手上，摆弄不止。部队进驻酃县中村镇，他还向吕赤炫耀：你看，我搞的这支手枪！吕赤看后，半开玩笑说道：我知道，什么手枪，半斤铁。拉都拉不开！陈伯钧哪里服气，他将弹簧、撞针等主要零部件擦拭修理了一番，扳机慢慢活动了。这下陈伯钧可有了话说。一天，当吕赤带领一个排打土豪做群众工作，兴高采烈地回到队部，跨进第二道门坎时，陈伯钧握住手枪对准吕赤的鼻梁喊道：看仔细，半斤铁修好了！说着便勾动扳机。陈伯钧万万没想到，手枪里还压着颗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正中吕赤的前脑，吕赤应声倒地，顿时热血喷涌。陈伯钧目瞪口呆，等他跪地呼唤时，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值班员，目睹了这一意料不到的事件，便立即整理情况，上报团部和前委。
教导队长被打死的噩耗不胫而走，迅速传开。人们议论纷纷。士兵委员会的人气愤地扭住陈伯钧，用力地把他推到毛泽东面前：打死人要偿命！再三要求毛委员批准，枪毙陈伯钧。
对于吕赤的死，和面对着这些激动异常的士兵委员们，毛泽东心情十分沉痛，但他格外冷静起来。经反复问明情况，思虑良久，他终于说道：我们商量一下好吗？毛泽东以征询的口气说：按理说，杀人者要偿命。可是你们看看，已经打死了一个人啰，是否还要再打死一个人呐？
这么一说，激动的人群开始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讲道：我是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队长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了人命。他们两个都是军事学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还很不够哩。毛泽东看了看大家都在认真地听他讲话，停了片刻又说道：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还不好追悼唻！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士兵委员会的同志见毛委员这么尊重他们，而且讲的确有道理，也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但又不甘心事情就这么了结，于是便提出：毛委员，这就算完事了吗？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道：没完，我们不杀，但是要罚。
怎么罚法？大家关切地问道。
陈伯钧误杀吕队长，罚他一百板子！毛泽东指着身后的警卫员说，你来执行！
说话间，小警卫员准备好了竹板子，在众目之下，照着陈伯钧的手心便打将起来。陈伯钧自知有罪，不喊不叫，老老实实地挨板子。当打到第20板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由白变红，由红变紫，接着，竹板上已经沾满了血迹。警卫员手发软，头上冒汗，眼珠盯着陈伯钧的血手打转转，终于停下手来。这时候，有人说了话：板子打得重，一板顶五板20算100。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同意”的回应。事实上，我们既理解警卫员，也心痛陈伯钧了。
当过教师的毛泽东，巧妙地采用了先生罚学生的办法，平息了一场内部矛盾，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满有意思。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个军事人才。后来陈伯钧终于成长为一个著名的高级将领，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大家见毛泽东讲的既不失法度军纪，又入情入理，便逐渐缓和了情绪。这时，仍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严肃起来：“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没有反对意见，毛泽东让自己的警卫员找来竹板子，在大家的监督下对陈伯钧执行惩罚。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收住了。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据陈伯钧事后讲，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陈伯钧也因此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降为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正是在井冈山的火热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而后的几十年，陈伯钧以百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这不仅仅是知恩图报，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证实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和对党的领袖的赤胆忠心。
肖华、陈锡联、陈伯钧、刘亚楼（左起）在天安门城楼上。
陈伯钧为何不得重用篇(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袖上将不了情——毛泽东和陈伯钧
开国上将陈伯钧（1910-1974），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烽火硝烟，世事更迭，然而青史上却殷殷记载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与忠勇将士陈伯钧之间存续多年且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
枪下留人生死情
1928年春，陈伯钧在红四军教导队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在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教导队长吕赤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打土豪归来，刚迈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持枪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他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撞针，击发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砰的一声枪响，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愣住了：同是四川老乡、黄埔军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日里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亲密战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枪下……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奋力呼唤他的名字，但一切已无可挽回，吕赤停止了呼吸。
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迅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时任一师二团参谋长的徐彦刚怕陈伯钧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的处置。
对吕赤之死，毛泽东也很难过，但他弄清情况后并没有马上作结论。毛泽东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讲的道理。
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向大家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见毛泽东讲的既不失法度军纪，又入情入理，便逐渐缓和了情绪。这时，仍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严肃起来：“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毛泽东让自己的警卫员找来竹板子，在大家的监督下对陈伯钧执行惩罚。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收住了。据陈伯钧事后讲，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陈伯钧也因此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降为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局为重，从红军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陈伯钧日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得以在毛泽东统帅下续写自己投身中国革命辉煌一生的史实证明，毛泽东枪下留人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在井冈山的火热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而后的几十年，陈伯钧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这不仅仅是知恩图报，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证实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和对党的领袖的赤胆忠心。
肝胆相照将帅情
陈伯钧在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中，从基层排长、连长干起，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他20岁任红二十团政治委员，21岁任红十五军军长，22岁任红五军团参谋长，26岁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他的长征征途，历时两年，是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的少数几个将领之一。
1936年10月15日，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之际，毛泽东亲笔致信陈伯钧：“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礼！”这封简短普通的问候信，蕴含着领袖与同志、统帅与爱将久别后分外思念、期盼重逢的无限深情，尤其是对陈伯钧“为红军庆得干才”的高度褒奖，凸显出统帅对其部属才干的明鉴赏识。
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的1927年10月，毛泽东就派陈伯钧、游雪程和徐彦刚三人，去“绿林好汉”袁文才的部队帮助练兵、培养革命干部，完成了团结、教育、改造这支地方农民军的任务。陈伯钧任连长时，曾奉命带领袁文才部一个班的兵力，护送毛泽东下井冈山去茶陵寻找主力部队。下山第二天，陈伯钧让这个班战士回山归建，只和毛泽覃带几名战士继续护送毛泽东。经过一天急行军，他们在距茶陵五六里的小村庄住宿打探消息。由于人少，大家商议夜间轮流放哨，毛泽东亲自安排，与陈伯钧一起负责下半夜到拂晓的警戒。夜半时分，茶陵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攻城的红军部队不向井冈山撤退，却往南向水口方向撤退，后来证实是团长陈浩叛变所致。毛泽东预感事态严重，决定立即向南追赶部队。路上，毛泽东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陈伯钧立即回答：“我同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好了。”他们终于在掌灯时分赶到水口，追上大部队，随即召开干部会议，将陈浩等人撤职，押回井冈山受审。同时还决定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开拔。为此，毛泽东又命陈伯钧连夜抄小道往砻市送信给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大部队的准备。陈伯钧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任连长时经常带领部队担负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指挥战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弹，负了重伤；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时，率部打响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枪，并指挥部队攻入敌师部，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时，陈伯钧因不满当时一些人在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曾上书红军总部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遭到错误批判，被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但是不管遭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率领的红十三师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连打硬仗，曾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曾因看了该师连打胜仗的战报，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任红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经过多次血战，突破敌四道封锁线后又重回红五军团参谋长岗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最高指挥岗位，陈伯钧的军事才华得以更出色地展示。红五军团长期担负着中央红军的殿后任务，要掩护大军西去、北上，常常遭到敌军重兵追击，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劳累、流血牺牲。有的同志想不通、发牢骚，但陈伯钧顾全大局，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做好部队官兵的思想工作，并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因此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他被只身赶出红九军，坐骑被扣，望远镜被抢，警卫员也被打。但陈伯钧始终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路线的正确，以坚韧的毅力，强忍委屈，顶住压力，当好红军学校的教员。后来在朱德、刘伯承等力荐下，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起用陈伯钧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又被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委以红六军团军团长重任。
1937年9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陈伯钧被任命为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时年27岁。
解放战争中，陈伯钧率部挺进东北，重返前线指挥部队。先后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接着，任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后改五十四军）军长，率部参加了衡宝、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先是领导广西的大规模剿匪战斗，接着任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领导湘西、湘南的剿匪战斗。湘桂两省的剿匪战斗复杂艰巨，战果辉煌，至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诲人不倦师生情
早在1926年底，陈伯钧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作为学生，聆听过毛泽东的教诲。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军校总教官恽代英经常给学生讲课，毛泽东也曾应邀到学校演讲。当然，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并不认识这位台下听讲的16岁学生兵。但陈伯钧从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被毛泽东的渊博学识、动人演讲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感染。
秋收起义前夕，时任独立第三团新兵训练处主任的陈伯钧，在江西铜鼓得以再次见到了中央派来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9月10日晚饭前，毛泽东与参加秋收起义的全体干部见面，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宣布了起义计划。饭后，急于得到毛泽东指点迷津的陈伯钧，想就自己负责的新兵训练工作向毛泽东汇报，于是他便主动向毛泽东走去。
毛泽东见一位年轻同志走过来，便亲切地招呼到自己身边，两人无拘无束地聊起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陈伯钧的名字、年龄、籍贯和经历。陈伯钧当即就新兵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问题，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毛泽东仔细地倾听，还不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最后鼓励陈伯钧好好工作，勇敢地接受革命的考验。
此后，陈伯钧一直在毛泽东身边，以毛泽东为老师，勤奋学习，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个人道德修养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在军事教育方面学有专长、成绩显著。毛泽东的知人善任，使陈伯钧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被委以军事教育重任，从红军教导队，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陈伯钧先后担任过各级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员、教育长、校长（院长），逐步成长为我党我军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作为“培养将军的将军”，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领导干部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37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陈伯钧就依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撰写了《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一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表于《解放》杂志。
1957年，陈伯钧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主持该院教学工作期间，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他不顾自己身体多病，结合自己30多年参加革命战争的实践，多次给入学的高级干部作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辅导及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并组织教员和学员开展学术研讨。当年5月10日，他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学院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情况，同时附上自己作的小结，请毛泽东审查，“并望多多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满腔热忱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文革”初期竟被林彪颠倒黑白、点名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造反派从外地养病处揪回北京批斗，还被抄家封门，抢走保密柜。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主席的林彪，何以对一位开国上将如此定性？显然有历史渊源可寻。早在延安时期，就曾讹传过涉及陈伯钧的两件事：
一件是子虚乌有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讹传的大致说法是：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曰：“什么少将芝麻酱！”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1937年秋，陈伯钧任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及与当地政府联络时我方人员处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印名片纯粹是从工作考虑，当时陈伯钧并未听到过毛泽东对此有什么批评。况且陈伯钧与毛泽东如此熟悉的关系，晋见领袖何须递什么“名片”？！而陈伯钧一向是大大咧咧的无心之人，“名片事件”已在延安以讹传讹地闹得满城风雨之时，他却全然不知。因他从未持名片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未因名片之事当面批评过他。很久以后，陈伯钧才得知，原来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在一起时，曾把其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一张。至于毛泽东有什么反应，越到后来这一讹传越发演绎得面目全非了。
另一件事是：1944年1月，陈伯钧在陇东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任副旅长时，突然接到一封贺龙的来信，十分严肃地批评他不尊重毛泽东。原来是有人在贺龙面前告了陈伯钧的状，反映他称毛主席为“毛先生”、“老毛”。事实是：陈伯钧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泽东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泽东为“老毛”，因为井冈山时大家都习惯于这样称呼。对贺龙这封批评信，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完全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几十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于万一。”日记还对“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的做法，甚为不满。今天看来，称毛泽东为“毛先生”、“老毛”，何罪之有？但当时陈伯钧仍诚恳地检讨说，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曾多次想向贺龙当面解释此事，但终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时挽回影响。就是这样两件事，不仅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毫无任何干连，反可看出陈伯钧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秉性刚直、豪爽，还可看出我党我军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作风：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弥足珍贵诤友情
毛泽东与陈伯钧在数十年师生、将帅、生死情之外，还有一层更为弥足珍贵的诤友情，为一般人所不知。陈伯钧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但生性急躁、多言好动，喜欢开玩笑，且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实乃蜀地一性情中人。延安时期，曾有一件事闹得陈伯钧自嘲为“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
1937年10月，三五九旅驻军洛川。时天已降霜，部队寒衣尚未解决，旅长陈伯钧心急如焚。17日这天，摩托学校一位司机偏偏不愿搭载旅部袁会计去延安领公款解决部队冬衣问题，还蛮横无理地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旅长打人之事很快被人夸大利用，告到毛泽东那里。10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主要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指出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毛泽东谈话完毕，叫陈伯钧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对毛泽东的批评，陈伯钧毫无怨言，表示都接受，并努力改之。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党校学习。毛泽东及张闻天又找陈伯钧谈了关于个人修养、思想及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毛泽东特别教诲说，对待一切问题要原则化，马克思主义化，客观化。
在延安工作的几年里，毛泽东与陈伯钧见面机会很多，并常有书信来往。他们二人公谊在先，私交亦甚厚。1937年9月，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时在国民党川军中就职）从四川来延安看望陈伯钧，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一起谈古论今，临别时还送了300元旅费，希望他回川后利用其社会关系多做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转变其他亲友对共产党的看法。10月9日，毛泽东在陈笃斋回川路上托带给陈伯钧的信中，关切地询问陈伯钧：“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陈伯钧给毛泽东写信，除了工作请示、互相问候，更多的是寻求思想上工作上的帮助指导。1941年10月1日黄昏，陈伯钧收到毛泽东一封信，教诲陈伯钧“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实的精神，着重实行，则过之改必易”。陈伯钧从此用毛泽东的“三不”指示为戒，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他曾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养的日程上应随时注意痛绝之。”
1938年下半年，毛泽东与江青谈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不胫而走，并遭到许多老同志的非议和反对。别人议论一下就完了，时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的陈伯钧却直言不讳去信反对。11月22日晨，他与郭化若谈及此事，更为亢奋，当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的抬头称“亲爱的毛主席”，随后，陈伯钧便把自己听到的一些议论写入信中，并请毛泽东慎重考虑此事。陈伯钧开始还想多联系几位老同志联名写这封信，但信写好后，竟无人愿意联署，陈伯钧遂不强人所难，就以个人名义把信发走了。
几天之后，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转来了毛泽东的回音。在陈伯钧给毛泽东信的眉边上，毛泽东写道：“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以后的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真动怒了！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使我有无限感慨。因为我对大帅（指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之一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来一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这种不老当的习惯，以后还应更加注意。”
然而，陈伯钧并没有因此而放下这件“心事”。在1942年5月12日的日记中，陈伯钧又写道：“近午，偶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以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统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陈伯钧当时的这种担心和忧虑绝不是杞人忧天。
幸好陈伯钧这封信以及日记江青本人未曾知晓，倘若当年有知，真难料“文革”中陈伯钧会遭到怎样的报复。尽管毛泽东当时对陈伯钧来信回复得很不客气，陈伯钧仍将此信珍藏在身边，一直到“文革”前夕才为了避灾而不得不销毁。
毛泽东与陈伯钧这对诤友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年春天，陈伯钧已被造反派多次揪回高等军事学院审讯和批斗，但仍被党中央列入五一劳动节观礼名单。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关切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简短的对话，涵盖了领袖与上将长达40年的深情厚谊。
陈伯钧在“文革”中之所以未受到造反派更大的冲击，也是由于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一位代表是哪里人，答曰“四川达县”。“哦，那是伯钧同志的老乡啊？”那位代表没听清毛泽东的话，询问：“是哪位同志？”在场的周恩来立刻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是要以此种方式保护正在挨整的陈伯钧，当即解释：“主席讲的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此后，造反派惧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威严，才逐渐停止了对陈伯钧的批斗。
领袖和上将虽然没能再次见面倾诉衷情，但青史上却记载下了那绵绵无尽、心心相印、丝丝相扣的不了情。
来源：中红网
陈伯钧为何不得重用篇(三):陈伯钧上将在井岗山
途中受命改造袁文才部队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三湾完成工农革命军改编任务后到达宁冈古城，当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总结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对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等重大问题。当时，袁文才、王佐同意接受工农革命军的改造，并要求毛泽东派人帮他们改造训练部队。谁去合适呢？毛泽东脑子里立即想起了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3位黄埔军校毕业生。 10月18日晚上，毛泽东和张子清正在住所交谈上井冈山的事宜。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同来到，毛泽东立即起身和他们握手，笑着说：“王佐来信，同意我们上山，部队终究有个落脚点了。”陈伯钧等也兴奋不已，毛泽东接着说：“部队准备马上上山，为了让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部队尽快适应正规部队的要求，我想派你们3个返回宁冈，做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而高兴，但又担心完不成任务而忧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事，便开导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你们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虽是一支带有流民习气的绿林武装，但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贫苦人家出身，只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能使这支武装变为一支有觉悟、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队伍。”张子清也插话说：“在宁冈，毛委员已做了很多工作，袁文才既是党员，又主动要求，你们就放心去吧。” 陈伯钧等3人听完毛泽东和张子清的话，心中豁然开朗，便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毛泽东说：“越快越好，那就明天吧。” 第二天，陈伯钧与游雪程、徐彦刚踏上了去宁冈的道路，临走前夕，毛泽东一再叮嘱：“到了那里，一定要与部队搞好关系，有事多和袁文才商量，注意调查研究。” 改造绿林的旧制度、旧作风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陈伯钧等到达袁文才部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思想教育工作入手，给部队讲国内外形势，讲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讲工农革命军的制度、纪律，并逐步建立了政治课和文化课制度，用以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随后又在部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很多连排长起来反对，公开与陈伯钧等顶起牛来：“什么事都要经士兵委员会讨论，还要我们这些长官做什么？”特别是废除打骂士兵这一条，遭到更多长官的非议，他们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耐心开导，反复对他们说：“打仗要靠士兵，平时能做到爱兵如爱子，战时才能打胜仗。”“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军队纪律严明，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部队才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经过教育，部队很多旧习气、旧作风慢慢得以改变，广大官兵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士兵犯了点小错误，副连长就拿绳子把这个士兵捆起来要打，当即遭到士兵的群起而攻之：“反对绑人！反对军阀残余！”陈伯钧立即出面制止，并耐心做这个副连长的思想工作，这个副连长向陈伯钧作了检讨，并把被捆的士兵放了。 在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还把这支绿林军集中起来，到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 陈伯钧与袁文才商定了练兵计划，将自卫军编为3个连。每天三操两讲，学军事又学政治还学文化，起居饮食全照部队的一套。战士们觉得新鲜，就是对吃饭有意见。哨子一吹就开饭，5分钟要吃完，没吃完的也要放碗筷。不少战士过去自由惯了，饭前还得喝上一碗老冬酒，摆上一会儿龙门阵，5分钟哪够？袁文才想了个法子，学革命军把小灶取消，连、排长和士兵一块儿吃大灶。当官的一下来，当兵的不敢怠慢了。但也有少数连、排长对此不满，二连长袁丁珠就是其中之一。这天晚餐，大家都吃完了，时间刚好5分钟，可是袁丁珠还在慢吞吞地啃一块牛骨头。 陈伯钧握着怀表上来：“袁连长，时间到了！” 袁丁珠是有意磨时间，一歪脖子说：“阎罗王还催死不催食哩，老子牙痛，吃不快。” 陈伯钧道：“你是连长，要起表率作用。” “老子操你娘！”袁丁珠突然把碗朝地上一砸，翻了脸。 袁文才闻声过来，袁丁珠当然以为总指挥会替自己说话，道：“训练训练，训到老子头上来了，姓毛的有意派人耍我们！” 陈伯钧对袁文才严肃地说：“袁总指挥，情况你都清楚，这件事你说怎么办？” 袁文才吹响了紧急集合哨，他要袁丁珠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向陈伯钧下跪求饶，以示惩罚。 陈伯钧忙摆手道：“不可让袁连长下跪，这是体罚。” . “那你说咋办？”袁文才问。 “开个民主会，让他在会上检讨一下就行了。” 陈伯钧说。 开民主会是自卫军的头一回，让当官的做检查更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袁丁珠开始听总指挥说要他当众下跪，感到很丢人，然而陈伯钧却没有让他当众丢面子，很受感动。民主会一开，他便向陈伯钧赔了不是。 陈伯钧说：“袁连长有错，其实我也有错，我脾气不好，惹他发火。” 听到此处，袁丁珠流出了热泪，他忍不住走到队列前对战士们说：“毛委员派来的教官，是为了我们队伍好，从今往后，谁要不服管教，老子不客气！” 袁文才看到这里，心中甚不平静，深感毛泽东的人的确有办法，农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时值霜降，步云山寒气袭人。军事训练在加紧进行，一批新兵渐渐有点吃不消。有一回，陈伯钧领着连队匍匐前进，当匍匐到前方几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大汪积水，新兵们老远就发现了，赶紧绕开积水。然而陈伯钧却直朝积水爬去，全身都浆在泥水中，冷得直打颤。队伍里响起袁丁珠的吆喝：“陈教官都不怕水，你们怕个屁，都绕回来！” 新兵们果真听话地绕过来，向积水爬去，紧紧跟着陈伯钧。 队列、单兵战斗动作、拼刺刀……陈伯钧把自己从军校学来的本领都教给了农军。 几个月后，这支绿林军终于向正规军转变、发展，1928年3月，正式编入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上山后，几次来到步云山观看练兵，并对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大加褒扬。 擅杀土劣 毛泽东严肃批评 工农革命军上山前，宁冈除了袁文才保卫团这支绿林武装外，还有宁冈、酃县、茶陵等县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和平委员会”，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却又相互利用。“和平委员会”借助袁文才的武装保护土豪劣绅的财产，而袁文才通过“和平委员会”向湖南、江西地方政府说情，保证不把他们视为“土匪”。工农革命军上山后，袁文才与“和平委员会”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毛泽东并不反对，其目的就是通过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维持工农革命军与茶陵、酃县等地下党组织的交通联络，能在山上立稳脚跟。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茶陵县城。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张子清、宛希先提出尽快返回井冈山。团长陈浩阴谋叛变，欲投向湘南的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部，当即遭到宛希先等人的强烈反对。 为了迎接部队返回井冈山，毛泽东带着陈伯钧、毛泽覃、黎育教从宁冈迅速赶往茶陵。毛泽东脚伤未愈，越走越痛。毛泽覃赶紧找来一套滑竿，抬上毛泽东走。这样，傍晚在湖口追上了队伍。在湖口，毛泽东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揭露了陈浩、徐恕一伙的叛变阴谋，并当即逮捕了陈浩等人。 之后，毛泽东派陈伯钧立即赶回宁冈，向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通报部队情况。陈伯钧带着毛泽东给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信，抄小路急急赶往宁冈龙市。在离龙市二三里地的坳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陈伯钧停下来休息，到河边一户农家买了两升谷喂马。刚休息不久，便见河对面山埂上开来一支小队伍，上前一问，得知是茶陵尧水乡的一支农民自卫军，敌人进攻茶陵时，随工农革命军撤出茶陵，于几天前来到了这里。自卫军的队长问明陈伯钧是工农革命军的一位排长时，便向陈伯钧报告在龙市了解的一则消息：“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后，茶陵一些土豪劣绅逃到了宁冈，今天将重返茶陵。” 陈伯钧说：“这里是必经之地，他们来了，你们就把他们抓起来。” 刚说完，十几名衣冠整齐的土豪劣绅就来了。队长一声令下，抓住了其中的10名土豪劣绅。随后，队长请示陈伯钧说：“是不是把他们送到袁文才那里去？” “你们真是愚蠢，把他们送到那里去，就等于白抓。他们欺压你们农民百姓，对这些人还能心慈手软。” 当即，陈伯钧命令把这10名土豪劣绅全部枪毙了。 袁文才的副手谢角铭已经得知是陈伯钧杀了回乡的土豪劣绅，便令勤务员牵走了陈伯钧的马，并报告了袁文才。袁文才拍案而起，要去找陈伯钧。 龙超清了解这件事后，和陈伯钧一起商量解决办法。陈伯钧气急地说：“枪毙10名土豪劣绅，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找袁文才去。” 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对袁文才十分了解，便心平气和地对陈伯钧说：“不能去，否则会把事情弄坏，必须慎重处理。” 事后，龙超清把陈伯钧和农民自卫军关了起来。袁文才心里有火，但见龙超清把他们关了起来，也就没说什么了。 几天以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返回宁冈龙市，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对龙超清说：“这件事，全是陈伯钧的错，要关的是陈伯钧，不是农民自卫军。” 随后，毛泽东把陈伯钧叫出来进行了严肃批评：“我们好不容易争取袁文才、王佐，才在山上安了家，今天你敢擅作主张，把袁文才不杀的人杀了，不是龙超清出面解决，你就会惹出更大的麻烦。”并紧接着说：“土豪劣绅也要区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工农革命军的干部也有一些是地主家庭出身的，我们干革命，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无往而不胜。”陈伯钧虚心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 误击吕赤毛泽东出面力保 1928年3月，毛泽东奉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命令，率工农革命军分两路向湘南挺进，策应湘南暴动。毛泽东亲率一团和红军教导队从龙市出发，经下关、沔渡，一举攻克湖南省酃县县城，歼敌一个营，缴获一批枪支弹药。陈伯钧此时作为一位连长，分得了一支手枪。步枪换手枪，他欣喜若狂，高兴得跳了起来。这虽说是一支生了锈的手枪，扳机也都不灵了，可陈伯钧仍如获至宝，摸了又摸。 3月18日，部队到达酃县中村，师部就设在周家祠堂。一天，陈伯钧、吕赤等几个同在周家祠堂休息，他们谈笑风生，共享攻克酃县县城的喜悦。吕赤和陈伯钧同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工农革命军以后，又一直相处很好，亲如兄弟。1927年12月，红军教导队成立以后，吕赤任队长，陈伯钧任教官。两人面对面聊着聊着，陈伯钧便拿出那支生锈的手枪，一边摆弄，一边向吕赤炫耀。吕赤开着玩笑说：“什么手枪，一把生锈的烂枪，半斤废铁。”陈伯钧有点不服气，便使劲地扣动扳机，想显示一下他的枪不是废铁。果然扳机慢慢活动起来。陈伯钧见扳机活动了，便异常兴奋地对吕赤说：“你看看，是废铁，还是真家伙。”他口里说着，右手就对着吕赤扣动扳机。此时，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这支生了锈的手枪里竟然还压着一颗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击中了吕赤的头部。陈伯钧顷刻吓得目瞪口呆，等他跪到地上大声呼喊时，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教导队长吕赤被打死的消息，不胫而走，部队群情激怒，士兵委员会当即把陈伯钧抓了起来，并要将他枪毙。情况很快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听，心情十分沉重，他为失去吕赤这位好同志而痛心，但又格外冷静，他问明情况后，立即找士兵委员会的同志商量。他说：“按理，杀人必须偿命，可这是误杀啊，你们想想，已经打死了一个，是否还要再打死一个呢？”经毛泽东这么一说，主张枪毙陈伯钧的同志才稍息怒火，开始平静下来。毛泽东继而说道：“吕赤是个好同志，可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人命的。他俩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像他们这样懂军事的人，我们部队正缺乏，要一个都不容易。”稍停片刻，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否则，另一个就不好追悼咧。” 大家见毛泽东说得入情合理，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平，问毛泽东道：“毛委员，这事就这样不处理了？”毛泽东说：“不行，我们不杀他，但处罚还是要的，我看就学古时候先生罚学生的办法，罚他100板子。”说完，就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处罚就由你来执行。” 陈伯钧听到对自己的宽大处理意见感激不已，自觉伸出手来老老实实接受这100板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警卫员毫不留情，拿起竹板子朝陈伯钧的手狠狠打下去，“一、二、三……，”当数到20时，陈伯钧的手心流出了鲜血。这时，有人提议：“板子打得太重，就一板顶五板，打20算100吧。”大家见陈伯钧主动认错，甘心接受处罚，便一致发出了“同意”的回应。 处罚之后，毛泽东又一次把陈伯钧叫到住室，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不杀你，是希望你认真改正错误，做一名真正合格的指挥员。”陈伯钧认真吸取教训，严格要求自己，在后来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多次立功。 负伤住院毛泽东牵挂心中 1928年7月中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执行省委错误指示，强行把红四军二十八、二十九团开往湘南，造成后来的“八月失败”。此时，赣军11个团乘根据地空虚，大举进攻永新，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及城郊30里内达25天之久。陈伯钧率一个连在永新北郊进行阻击，大腿不幸受伤，被送进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治疗。 1928年12月，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合，时隔一月，湘赣两省敌人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大“会剿”，毛泽东在柏露村主持召开了前委、特委、边界各县县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由红四军出击赣南，迂回敌后，打击敌人，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陈伯钧因伤未愈，和张子清、陈毅安等一同留下，协助工作。红四军出发前夕，毛泽东来到小井红军医院亲切看望陈伯钧、张子清、陈毅安。毛泽东坐在病床边，仔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治疗情况，并传达了柏露会议精神。他说：“这回敌人不惜血本，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头，为对付敌人，会议决定‘撒开两手，内外作战’。你们伤情严重，组织决定你们和红五军一道，留守井冈山，其主要任务是两项，一是耐心养伤，二是适当协助工作。” 陈伯钧、张子清，陈毅安望着毛泽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为就要离开这位朝夕相处、深谋远虑的革命领导人，离开自己的战友而恋恋不舍，但又考虑自己的伤重，决不能做大部队的包袱，只得哽咽地回答：“我们服从前委决定。” 1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21个团围攻井冈山，留守部队在彭德怀的领导下，与敌激战，陈伯钧带伤参与战斗。由于部队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损失严重，彭德怀不得不按特委指示，率部突围，小井红军医院100余伤病员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杀害。陈伯钧当时不在医院，才幸免一死，但因大腿伤势严重，未能随部队突围，只得转入深山老林，继续坚持斗争。 湘赣两省敌人占领井冈山后，疯狂进行搜山，陈伯钧腿伤无药治疗，行走十分不便，被敌人逮捕，押往吉安监狱。 陈伯钧在狱中千方百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来通过地下党员申忠，与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王怀、陈正人取得了联系。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要求特委尽力组织营救。5月，被敌人关押5个月的陈伯钧通过组织营救，终于走出了吉安监狱。后被赣西特委安排到北路行委担任军事工作。 1930年7月，红军攻克吉安后，陈伯钧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毛泽东，要求回到红四军工作。毛泽东十分关心陈伯钧的伤情，亲切地握着陈伯钧的手说：“回来了，我们高兴啊。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治疗腿伤，不过红军学校正需要人，你可以暂时兼任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 同年11月，陈伯钧伤愈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奉命担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率部投入了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