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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夕阳篇1:帝国日落
太平洋战争是大日本帝国的丧钟，也是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序幕。虽然一直到1943年，太平洋战场所消耗的物资仍然只占盟国全部战争消耗的15%——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副其实的副战场——但是毫无疑问，太平洋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远东的现代格局，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它比远在欧洲的二战主战场更加重要。
偷袭珍珠港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把深陷孤立主义的美国拉到世界帝国的位面，只有日本人才有这样愚蠢的胆量，去招惹远远强于自己的国家。
从战争的开始，日本人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在中国，从满洲到卢沟桥，陆军的一意孤行和不服从指挥，让日本深陷对华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在国内，从五一五到二二六，不断出现的“下克上”式的暗杀让政治家们人人自危，军部成为了把持朝政的唯一机构。不断地挑衅与侵略让世界对这个新晋的国际强国充满了鄙夷，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后，日本人也对西方国家满腹狐疑。从三十年代开始，他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从一战时英国的远东盟友，逐渐转变为对抗西方的军国主义国家。
日本从朝鲜、满洲一路走向太平洋战争，没有战略的谋划，只有民族主义追求生存空间的原始冲动。主导战争步伐的日本陆军坚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民族的福祉和天皇的荣耀，他们宣称，以饱满的精神力量必将战胜所有敌人。殊不知，发动战争易，结束战争难，从渊田美津雄中佐在珍珠港投下第一颗炸弹开始，日本便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太平洋战争，就是这条最终埋葬大和民族帝国主义梦想的道路。
战争领袖
不同于他们的轴心国盟友，日本并没有出现大权独揽的独裁者。即便是集首相、陆相和內相于一身的东条英机，也在马利亚纳群岛被攻陷后黯然辞职。人们无法想象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辞职，斯大林、罗斯福或者丘吉尔这些盟军统帅也绝不可能在战争期间主动辞职。
头号战犯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显然是战争的第一责任人，这位庸碌的领袖究其一生都没有取得什么让人信服的成绩。石原莞尔曾经评价东条说，他的脑子也就够当个上等兵。只是中庸的个人素质和机缘巧合的命运，最终让他走上了前台。在美国的士兵即将对其进行抓捕的时候，他也没有鼓足勇气去做一个日本武士式的了断，而选择用6.35口径的袖珍手枪射击心脏，结果紧贴胸口的枪口还偏离了方向。
东条顶多能当上等兵。他能够管好仓库里的20挺机枪，但多于20挺就很难说 了……东条能不厌其烦地把所有东西全部记在笔记本上，但如何运用这些笔记就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
——石原莞尔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对东条英机的评价
和以东条为代表的陆军相比，日本的海军在战前一直保持着比较冷静的态度。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的帝国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曾经出任过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对美国的工业体系和国家实力有着比较充分的了解。他曾经坚决反对对美开战，因此惹恼了陆军少壮派军官。由于害怕遭到暗杀，他只得到军舰上生活。
海军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反战，为了与陆军争夺资源，他们采取了名义上支持，实际上消极的态度。作为一名绝对的爱国者，在战争最终无法避免的局面下，深知无法和美国进行长期战争的山本一手策划了战争史上最为大胆的行动，采用航空母舰远程奔袭美国太平洋舰队总部珍珠港，试图直接取得决定性胜利。
帝国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山本始终围绕着和美军进行海上决战的思路指挥这场战争，但他最终没能等到胜利或失败的那一天。美国人破译的密码让他的舰队在中途岛遭到了重大挫折，也让他在所罗门群岛上空最终丧命。
对美国人来说，战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出于对日本政治体制的不确定，他们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显得极为谨慎。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在战争末期就如何管理日本，美国政府请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了著名的综合性报告《菊与刀》。
作为被动接受战争的美国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渴望对天皇进行审判；日本国内也有很多声音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至今，昭和天皇究竟负有多大的战争责任人们仍然各执一词。但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凭借他的一纸宣言，几百万日军极有纪律地缴械投降——麦克阿瑟最终认定他的配合是美国人进行战后治理的必要条件，因此并没有对天皇进行审判。
1945年9月27日，昭和天皇拜会麦克阿瑟
说天皇毫无战争责任显然是不对的，他是日本军队的直接效忠对象和日本国民唯一的精神领袖。作为一名年轻时曾游学欧洲的帝国元首，裕仁曾在中日战争中表达痛苦的情绪，也曾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力求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他没有阻止战争的发动，也深陷战争事务之中，因此对他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难题。
即使天皇仅是一枚橡皮图章，但他是唯一处在对军队有发言权地位的人。而且在现实中，许多人都是高喊着“天皇万岁”才敢于献出生命的。
——日本历史学家保阪正康
战略决策
日本人深知自己不可能有占领美国本土的机会，最初支持他们开启对美英战争的前提条件是，美国人对他们进行的石油禁运，使缺乏资源的日本在战争中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他们急切地需求属于西方国家的东南亚油田，在外交努力没有成效的情况下，日本企图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在初期就将毫无准备的敌人击溃。
但是战争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停止这场战争，日本想要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回答。起初，日本想通过扩张来达到扩大防御圈的目的，使敌人在不断进攻中消耗有生力量；但在取得初期的辉煌战果后，日本帝国便迫不及待地扩张了自己的野心，妄图通过占领中途岛来遏制美国航空母舰西进的步伐，同时通过占领所罗门群岛来封锁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补给线。这种自不量力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他们在中途岛和瓜达卡纳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葬送了在珍珠港取得的成果，战争的天平最终倒向美国。
2010年由HBO拍摄的电视剧《太平洋战争》，以士兵视角再现了瓜岛战役的惨烈
日本战略目标的混乱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战前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有胆量发动一场必败的战争。在1941年，他们曾有过保住伪满洲国和朝鲜，获得同盟国极大妥协的绝好外交机会，但因为天性中的狂妄自大和对西方国家的极度不信任，加之官僚体系的无能，他们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最终发动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太平洋战争。
另外，日本军队在战略层面重进攻而轻防守。他们学习英国模式组建的海军部队继承了英国人不攻击商船的传统，也同样不为本国的商船提供护航。英国在一战时就因此吃了大亏，后来逐渐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反潜部队。但日本海军直到二战结束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勉强建立起的护航舰队多为老旧舰船，数量极少。几乎没有舰长愿意从事护航这种防御性任务。这导致了他们在航道上损失惨重，大量战争亟需的物资沉入海底。
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的砖头都是从英国运过来的，学校纪念堂还供奉着纳尔逊将军的一缕头发
以塞班岛为例，为修建工事从本土运来的钢筋水泥几乎都被美国潜艇击沉，极大影响了岛上的防御体系的构建。将塞班岛上的社会名流运回日本本土的船只也被击沉。仅1943年11月一个月，日军损失的船舶吨位就达到了265068吨。
由于日本军队无法有效保护自己的海上补给线，他们在东南亚占领的大量资源产地也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自1943年起，日本的船只损失一直大于他们的生产能力，随之而来的是资源储备的极度枯竭，日本海军因此失去了离开本土海域进行大规模行动的能力。在1945年，美军击沉的日本船舶总数是其能够生产的4倍。大和号的最后一次出航燃料只够它行驶到冲绳。
日军的进攻哲学还体现在他们在太平洋岛屿的防御战上。日本人对滩涂防御的执着在于，他们总是希望能把敌人的进攻扼杀在初始阶段，在敌我力量悬殊，尤其是海空力量悬殊的前提下，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日军气势十足的万岁冲锋在美国人看来如同自杀般愚蠢，“玉碎”与“神风”一样，在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在硫磺岛战役中，日本指挥官栗林忠道将军使用了放弃海滩，建立纵深的防御策略，同时严禁部队使用自杀式冲锋。结果硫磺岛一战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的伤亡人数超过日本守军的唯一一次战役。作为防守一方的日本军队，虽然有着决死的精神，却没有完全发挥防守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装备补给全面落后，也和他们的战略思维有很大关系。
战术策略
日本是最早使用空中优势取得战场优势的国家，他们在利用航空母舰取得偷袭珍珠港的巨大胜利四天后，又通过陆基飞机在马来西亚海域击沉了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南云忠一的舰队直到1942年6月之前横行大洋，取得了大量的战果。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大炮巨舰主义已经被航空母舰时代所取代。
但奇怪的是，或许是甲午海战和对马海战的记忆太过于深刻，大日本帝国海军又同样最固执地坚持企图用战舰对战取得胜利。他们的一系列战争决策都建立在希望能够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在传统的海战中击败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使其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之上。
如果国家亡了，却保持舰队完整无损，岂不可耻？我认为，大本营正给我们一个光荣的机会。你们必须记得，世界上是有奇迹这种事情的。谁敢说我舰队没有机会在决战中挽回战局？
——栗田健男中将在莱特湾战役之前的讲话
日本在战前力图打破华盛顿协定的产物——大和级战列舰，在二战中完全成为了摆设，甚至日本海军士兵都将其旗舰大和号称为“大和大饭店”。大和级的两艘战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几乎在濑户内海的吴镇港口闲置了整个太平洋战争，只是到了1944年10月，它们才在莱特湾参加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结果武藏号没等到海战打响就已经被美军飞机击沉，大和号则在萨马岛海战中发射出了它的第一发炮弹（大和号之前也参加了中途岛战役，但是只是作为山本五十六的指挥部，位于战场数百公里之外）。当日本帝国的骄傲大和号最终在1945年4月冲绳海域以玉碎精神冲向美国舰队时，只有1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为它护航。
出征莱特湾，执行“捷”计划的日本海军舰队，照片中第一艘战舰为长门号，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武藏号和大和号
沉没于太平洋底的大和号战列舰是世界上曾经建造过的最大的战列舰，也是铁甲巨炮时代的绝唱。它的建造和使用，暴露了日本海军战术思路的弊端。
临阵指挥
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明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日军指挥官在临阵应变能力上有着很大的缺陷。在偷袭珍珠港的过程中，南云忠一否决了攻击机指挥官渊田美津雄中佐进行第三次攻击的建议，珍珠港内的油料、物资仓库以及港口的基础设施没有遭到破坏，这让美国太平洋舰队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作战能力。在中途岛战役中，南云忠一同样犯了巨大的战术性错误，他拒绝了山口闻多少将的建议，坚持只能使用对舰炸弹攻击敌舰，导致美军俯冲轰炸机机群在攻击日本航空母舰时，日本轰炸机大都处于更换弹药的过程中，大量炸弹堆积在飞行甲板，让美国人的轰炸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为一名鱼雷专家，南云忠一从来都不是指挥航空母舰舰队的最佳人选。在日军中有航母专家山口多闻和草鹿龙之介，但受论资排辈观念的影响，南云忠一还是承担起了第一航空舰队指挥官的职责。
谨小慎微的南云忠一中将
在日军竭尽全力最后一搏的莱特湾战役中，拥有大和号的日本第二舰队指挥官栗田健男中将将美军护航航母舰队塔菲3号误认为美军主力舰队，因此错失了取得重大胜利的机会。
客观地说，日本将领在战争中竭尽全力争取胜利，在有限的资源下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日本海军的夜战能力和舰载机攻击能力都大大强于美国部队，他们也利用这些优势打出了几场漂亮的战斗。但总的来说，受陈旧观念和指挥哲学的影响，日本舰队在几次临阵的重大决策上的确出现了重大失误。当然，即使这些失误不出现，也肯定仍然改变不了战争的结局，但是他们显然应该能给美国人带来更大的麻烦才对。
与之截然相反，美军指挥官的综合素质明显优于日军。在决定性战役中的战术选择上，他们所做的不能说无懈可击，但也大大强于日方表现。相对于日本人拘泥于论资排辈的情况，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几次重大人事任免上都做到了知人善任。
总的来说，美国人更善于吸取教训，随机应变，但日本人在这方面则表现的差强人意。
情报战
陆大的教程里连情报的“情”字都没有。
——日本陆军情报参谋崛荣三
日本人对情报就像对防守一样不重视。战争初期出乎意料的胜利让他们志得意满，使他们在珍珠港取得巨大成果的保密措施，在随后的中途岛战役里极大地放松了。结果导致美太平洋舰队得以先发制人，取得战略主动。
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在珍珠港之前就已经有破译日本大部分加密电报。大量关于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已经摆在台面上，只是由于官僚体系的延误和美国人心中的骄傲自大情绪作祟才没有得到重视。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会跨越三分之二个太平洋去袭击珍珠港。
美国方面具有极强的纠错能力，在随后的战争中，他们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美军在情报战中遥遥领先，包括中途岛战役的胜利和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等一系列战果，都建立在精准的情报工作基础之上。
能够击落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得益于美国情报部门的精准情报
日本方面一直怀着一种盲目的自信，认为自己的密码不可能被破译。同时，由于日本的战争观是一击致命后等待对手乞求和平，因此他们并没有重视情报工作的传统。在1941年发动南下的战争前，日本领导层并未要求日军情报部门（战争部门第二分局）对英美两国的军事实力进行分析。战争初期的辉煌成果更是加深了领导人对情报部门的轻视。
海军方面，海军主要情报机关第三分局和第四分局的主要职能，局限于为行动部门提供敌军当前的部署信息。情报部门对美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分析基本没有，因此日本海军严重低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恢复实力的能力。
在当时的日本军人身上常常看到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的对手美国人不过是一群贪图物质享受的胆小鬼。对自己的盲目自信和对敌人的极度轻视让他们无法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即便情报部门得到正确的情报，往往也会被决策层误读。正是这种建立在错误的对敌分析的基础上，日本才胆敢发动一场必败的战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什么改观。
战时经济
所有人都知道日本的综合国力与美国有巨大差距，但是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大呢？日本曾有过战胜幅员辽阔的大国的经验，而且不止一次。也许恰恰正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才在精神上给予当时的日本决策层支持，使他们相信，即使面对看似强大的对手，只要有必胜的信念，就能够取得胜利。
但战争毕竟是钢铁堆砌而成的，美国也不是摇摇欲坠的满清和沙俄。1939年至1945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800亿美元上升至2600亿美元。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一直避免征收高额的税收，由于参战导致美国的生活成本上升了20%，在此期间，工人收入增加了70%。
战后美军报废的装备
二战帮助美国彻底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由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美国政府得以在不损害经济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美国军费从没有超过财政支出的40%， 而其他参战国家，这个比值都在50%以上。
1944年，日本的战争开支占其国民收入的76%，显而易见，战争对日本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影响。日本的经济即使在战争初期仍然没达到景气的程度，随着战争的深入，贸易路线受到大规模潜艇袭击，国内工业设施遭到大规模轰炸，日本工业产值出现下降。为了支持战争开销，日本政府动用国家机器从私人部门挪用大量资本，导致国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1941年，日本能够制造20亿美元的武器，同期美国尽管没有参战，但仍然可以制造出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到1943年，这个比例达到了1:9。
在战争开始时，日本的零式战机在对抗美国空军时因其极佳的灵活性和速度优势占尽优势。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没有能力为战斗机进行有效的换代升级，导致后期美国战斗机不仅在性能上超越了日本战机，而且拥有更厚的装甲和更好的武器配备。而这只是美日全面工业差距的一个小小缩影。
显然，经济上的巨大差距，让日本取得胜利的机会显得极为渺茫。
在田纳西，用小型潜艇偷袭珍珠港时留下的唯一幸存者，相当长时间以来也是唯一的日本战俘的酒卷和男少尉却认为没有什么好欢庆的。他相信他从美国报纸上读到的有关中途岛的消息，在去田纳西的漫长的旅途中，他亲眼看到了无数的工厂和无边无际的田野。他知道，小小的日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美国的全部威力。中途岛一战不过是日本要征服别人的希望破灭的开始罢了。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衰亡史》
结语
在著名小说《高堡奇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遇刺，他的继任者奉行严格的孤立主义政策，最终导致轴心国获得二战胜利。在这个架空的历史场景中，日本不但保持着他们在亚洲的占领地，还拥有美国西部的大片土地。
虽然小说中的情节太过于极端，甚至当初最乐观的日本好战分子都不可能想象到这样一番场景，但是，如果日本能够在战前拥有一个更有效率、更能够遏制军队势力的官僚机构，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在1941年与美国谈判的过程中更加理智和现实的话，他们的确是有可能避免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保住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势力。对那个力求骄傲地分享帝国主义果实的大和民族来说，这其实是足够的成果。
太平洋战争打破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梦想，还给了他们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广岛与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是帝国落日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迎接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开端。
明思历史，洞见未来——只要讲的是事实，则永远是对的！
放松身体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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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夕阳篇2:《帝国的斜阳》
文：格隆 来源：格隆（ID：guru-lama）
▌一、
很高兴有机会在河北首府和医药界交流经济与国是。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危急关头，为民请愿、为国赴死者比比皆是，在此交流经济与国是，再合适不过。而且在座的数百位全是战斗在经济一线、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企业家，即使配不上社会精英这个称呼，至少也绝不会是品着《强国论坛》、《战狼》、《带鱼》来和现代世界对话的人群，所以，无论我在闲聊什么，我相信都能引起反思。
我不想单纯聊怎么做：该去A股上市，还是港股上市？该买房子，还是炒股票？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战术问题。我一向都以为，战术问题不是问题，错了也死不了人。但战略错了，则极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个人如是，于公司如是，于国家亦如是。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战略问题？
在我看来，不是个人的资产配置方向，不是你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我们整个群体的道路与方向。简而言之，国家在哪里，以及会去往哪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资源被高度集中、板结、固化的环境里，于任何个体而言，在家国、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个体能动的空间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如何看待今日的经济道路与环境？下面这几个词，大家举手表个态：兴奋、迷惘、惶恐、绝望。
嗯，绝大多数人选的是迷惘。这说明两个问题：
1、你们这个群体在独立思考，没有醉生梦死，自欺欺人；
2、你们也没有方向；
我自己的态度很简单，两个字：焦虑——我隐约听到了大厦重压摇摆下橼木的破裂声，眼中看到的，却是四处的歌舞升平。
全球第三的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Ipsos)在今年7月做了一次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的大样本调查，其中最不认可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是墨西哥与南非，美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方向持否定态度。
最认可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是谁？中国。高达87%的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个数字，给我的已不只是焦虑，更有惶恐。方向有偏差，无伤大雅。每个人都会走岔路，何况一个庞大的国家。我焦虑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发现错误的机制，以及纠错的能力？
格隆一介书生，焦虑固然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担心群体空间小了，自然而然对个体腾挪空间的挤压：国家走一段很小的弯路，于你，却极可能是一生。
回顾中国过往69年的经济改革史，土改、公私合营、人民公社、计划生育、包产到户、国企分流……基本是一场又一场没有尽头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试错，多数经济改革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赌注巨大。有过70年代经济接近崩溃的不堪记忆，也有1979-2009这30年的经济奇迹，这其中又演绎和遮蔽了多少代普通个体的悲欢离合？！
但，正如巨着《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的：身处瞬息万变的21世纪，我们还能有多少试错的机会？
我不知道上述调查中87%人群的乐观来自何处。我们太多人的思维被惯性锚定在了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中，都想当然以为未来也一定如此，极少有人想过，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有多么短暂，短暂到根本不足以呈作一个有任何参照意义的样本。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种短期的辉煌案例比比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1649至1500年间的崛起和扩张，绝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1600至1780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三个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但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辉煌历程的国家，多数最后都沉沦了，最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
前期我给中欧的同学讲课，用的题目是《究竟什么样的远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其中专门讲述过历朝历代的"垃圾时间"问题。我们换个角度，如果把过去2000年视为整个中华帝国，汉唐视为整个中华帝国万邦来朝的盛世，则帝国斜阳是何时开始的？
毫无疑问，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是整个帝国斜阳的开始。这轮斜阳一直挂了1200年之久，直到1978年，中国GDP滑落到仅仅只占全球的1.8%，才勉强触底：
但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歌舞依旧升平，有几个人真正意识到了大厦将倾？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无疑算一个。我们今日重读杜牧，看得见的是人声鼎沸的风流，看不见的却是一个清醒者眼见大船将覆却救国无门的心灰意懒与落魄！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杜牧《登乐游原》），曾经盛大煊赫的西汉王朝，如今只剩下荒陵残冢，杜牧眼中所见、心中所叹，和比他小九岁的李商隐所见所叹竟是如此一致："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晚唐的日落也注定是无可挽回的必然，曾经的繁华和盛世之音，已无法听见，只有无端而起的秋风，将所有崇高之理想、远大之抱负吹得格外冰凉。自幼熟读史书的杜牧，必定是在历史的余音里听到了大厦崩塌之前的破裂声，在内忧外患的动荡衰败之中，只能一个人载酒而行，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将报国之身交于青楼。于是，美酒，佳人，顺理成章地成了疗伤祛痛的良药。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二、
回到当下，我们从各位的切身感受聊起。
刚才演讲之前，一个做原料药的公司总裁告诉我，他辛辛苦苦做了十几年医药行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战战兢兢：上面一顿饭一个想法，谁受得了？我看你们投资圈总拿赌场说事，其实赌场是最讲究规矩的地方。
我害怕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他算幸运的，公司好歹还开着，他的很多同行，只要不是国企，多半早就关门了，而他自己也随时做好了环保组下次到来后关门的准备。
我问他，关门后去哪？他很茫然，说可能把腾出来的钱去买房产，也可能把公司迁去江苏常州——那里没有国企民企之分，也没有那么多限制。
于此对应的是，刚才有邯郸来的钢铁厂老总，和我交流时满面春风——他很兴奋地把这轮行政去产能引致的反复，当做了"新周期"，"新趋势"。
我们回到刚才那位原料药厂老总的困惑：路，能不能让我自己来走？我走错了，我自己负责。你带我走，走岔了，走歪了，我找谁去？
这是中国经济这么多年一直的结：大方向、大框架是政府划好的。企业所能做的，只是微调。
过去三年中，政府在经济层面做了两件事：
1、一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
2、二是通过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
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了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这是两项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如果不考虑"远虑"，其意义并不亚于一场中型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集权模式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建国初期的土改、公私合营、人民公社、计划生育，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69年，就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每项试验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
在这种政府定调并举全国之力调配资源的大环境里，微观企业能做的事情确实不多，某些时间段甚至会南辕北辙。就如同这轮上游周期行业的行政"复辟"，本来的埋单者变成得益者，本来的得益者变成埋单者，这实际打造了一种经济效率与财富创造的逆向淘汰机制，未来整个社会大概率会为此买单。
最明显的例子是煤炭行业，40亿吨的需要，你盲目上杠杆干到57亿吨产能，。现在妄为者不仅不会付出代价，为了维持煤炭价格与行业利润，很多港口基本限制了进口煤的装卸，整个社会一年为此还要多付出数千亿的成本。
如果这种行政垄断能有效，1978年，我们的经济何至于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至少，现在普遍忧虑的一些经济"死结"，诸如上游产能过剩、产业工人下岗、银行巨额坏账等，都暂时得到了化解。这些手段积累的众多副作用，未来再用新的"创新"来裱糊。在掌握资源的地方政府眼里，锦衣卫的绣春官刀，远比东林党的道德文章更令人上瘾。
这种任性的资源集中、调配，至少在1979年以后的30年看起来是成功的：我们创造了年均9.8%的GDP增长奇迹，在全球以及金砖国家里都算出色：
87%的人的自信，当来自于此。
▌三、
问题在于，这种奇迹之路，能不能复制或者持续？
如果回答是，最大的理由一定是我们曾经有过30年的"经济奇迹"。
但30年确实说明不了什么。过去千年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见下图）：
这就是那本蜚声全球着作《Why Nations Fail？》的问诘：国家因何衰落？
2012年美国两位教授出版了一本风靡全球的书：《国家衰落之谜》(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刚出版就赢得了强烈好评，其所受赞誉甚至直追亚当o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这个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析周期：它在人类历史数百上千年的坐标轴上分析西班牙、荷兰、英国、中国、美国……他们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落？
欧洲从13世纪到19世纪，人均GDP，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依次登顶。其中意大利在公元1300年左右曾经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大概1500美金（按1990年价格计算），已经超过了中国（中国当时约1000美元），但是意大利在15世纪就开始衰落了，后面几百年人均GDP越来越低，怪不得从《威尼斯商人》之后再也不大听说这个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到英国，分别依靠的是地中海贸易、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今天我们只记得英国的繁荣和相对没落，其实在时光之河中，英国相比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曾经那般落后。
相较于短期的经济繁荣或者衰退，相较于听起来很可怕的硬着陆，一个国家有远比这些坏得多的选项：比如战争，比如独裁，比如少量利益阶层的固化与社会的固步自封——这些长期因素会导致一个社会从长期必然走向衰落。你能想象二战结束后，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缅甸吗？
但二战结束70年后，这个军政府治下的国家几乎沦为亚洲最穷的国家。
现在我们回过头重温一下过去千年、过去200年、过去30年我们的GDP走势：
如果把我们的GDP视作一只基金的净值，从1820年嘉庆末年全球占比超过30%，到1978年只占全球1.8%，这种巨大的净值回撤，是谁也无法容忍的——这说明操盘的基金经理过往看似不错的业绩，更大可能只是偶然的豪赌所致，并不具备必然性。
而就算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2016年人均GDP约8123美元，按CPI折回1990年去也只是2808美金，仅大致相当于英国1850年的水平，并无太大值得夸耀之处——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核心是土地）、制度红利三去其二，尤其人口红利不可逆转的消逝，这种奇迹，其实也在离我们渐行渐远。
所以，从投资的保守角度，我宁可把这30年，视作一次幸运，一次偶然。
▌四、
或许有人说我这是悲观主义。我是做投资的，我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必须有足够安全边际，所以我本质上必须做个悲观主义者——这是做投资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但如果不能一体两面看问题，如果从悲观中看不到积极，我将无从下注。
所以你要问我，未来我们是不是没有作为空间，唯有等待引颈就戮？我的答案：当然不是。
我因为投资需要，经常会往返香港与内地，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香港是一个年轻人对社会有诸多抱怨的地方。但大陆不同，大陆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抱怨，但你很少听到有年轻人抱怨。大陆的年轻人只要不懒，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找到养活自己的路数，最不济，他还可以去炒比特币或者山寨币（代币），去做传销。
区别在于什么地方？五个字：家底与弹性。
大陆有巨大的经济存量与资源，这种资源过往一直被行政之手锁定、垄断和固化，并投入到一轮接一轮的经济试验中。基于政府行为强大的惯性与路径依赖，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里，我们也看不到行政之手会主动放手的迹象与可能。
感谢佛祖，中国有了互联网。
过往行政之手能轻松垄断和锁定的所有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更罔谈信息、流量与数据，都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强力渗透与冲击下，开始松动，四处漏风。建国69年来，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第一次出现了某种确定性的迁移。我们渴求多年而不可得的市场配置资源，以一种谁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幸运且不无偶然地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并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范式肆意蔓延：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生产关系根本性的变革。这次互联网的自然渗透，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唯一一次堪比董仲舒的变革。
所以我经常说，主义不一定救得了中国，但，互联网可以。
这实际确证无疑地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创业方向与投资方向：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土壤的任何衍生创新。下面这张图给予了这个结论充分的论据：
（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与中国核心互联网公司综合指数走势对比）
这是我对中国未来报以乐观的最核心理由，也是我们不容有失的救赎。
▌尾声
当下最令我忧虑的，不是经济面临的难关，而是数量堪称庞大的群体对问题的视而不见，醉生梦死，甚至以一己之私搞投机，和稀泥。每次看到某网红夫妻一窍不通的文章能轻松十万+，且打赏无数，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这些打赏者，代表的，到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还是少数？
1918年11月10日，前清民政部小吏梁济问了他在北京大学教哲学的儿子梁漱溟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然后自投净业湖（今北京积水潭）而死。
事实上，梁漱溟给出的是乐观的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了去的吧？！
梁漱溟的判断是对的：尽管代价巨大，但经过几代精英的不懈努力，中国在20世纪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几乎恢复了所有祖先的荣耀。
在座的都堪称社会精英。这个社会的前进，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担当，去负重前行。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但千万不要为精致的苟且而得意，更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推动社会前行的人们。
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绝不可扭曲如蛆虫。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帝国夕阳篇3:帝国夕阳：道光帝的晚年
道光帝
本文节选自郭士立著、赵秀兰译《帝国夕阳：道光时代的清帝国》，吉林出版集团股份公司，2017年4月。作者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是19世纪德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翻译家，曾七次到中国游历，积极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传教，对中国文化、风土人情颇有研究。
危机重重的晚年
道光帝的年龄越来越大了，生活变得越来越隐蔽了。他已经厌倦了政务，就把大部分国事交给自己的亲信大臣处理。道光帝的记忆力大不如前了，身体上的小毛病频发，这似乎在提醒他，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在宗教方面的活动相应地增多了。他经常前往寺院，向神佛上香；他还严格按照喇嘛的要求斋戒、做佛事。不过有段时间他却讨厌崇拜偶像，对各种宗教仪式非常反感，之后不久他又对龙肃然起敬。其实，我们很难揣摩清国皇帝的心思。道光帝似乎觉得龙是百姓的保护神，所以他对龙崇拜了很久。道光帝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安静和低调了。他的话不多，说话时也含含糊糊的。他对政务则彻底失去了兴趣，只与屈指可数的几个宠臣交流。
从前，他有许多宠臣，现在有的去世了，有的因为与他政见不合疏远了，而他也不愿在晚年再交什么朋友了。大臣们也都发现道光帝的日渐憔悴，深知他时日无多了，但道光帝却相信自己会像祖父乾隆帝那样长寿。朝廷的重臣都像道光帝一样老！上了年岁的大臣执掌国政，年轻的不受重用。于是，朝廷循规蹈矩，暮气沉沉。革新没有人提起，最后连振奋臣民精神的庆典都很少举办了。除了洪水、财政赤字或是偶尔发生的百姓起义，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触动这些麻木的大臣了，每天各地报来的都是小事，让他们借以打发时间罢了。耆英是朝廷唯一一个勤于国事的老臣，但他的辛苦并没有迎来应得的称赞，现在只要国库缺钱，就有大臣批评他赔款误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朝廷发布命令，准许任何官员或商人进献消除财政赤字的办法。遗憾的是，那些献计献策的人注定成为悲剧，这既与他们本身的优缺点无关，也与他们所提的建议是否合理无关，而是财政危机太过严重，以至于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的。“道光”这个年号是“大道光明”的意思，寓意是进步。实际上，大部分清国人对待任何进步都像怪兽一样，因为进步不是自发的，而是外界带来的，所以他们虽然意识到进步让清国出现了新气象，但还是会激烈地反对和斥责。10
年前，大部分清国官员还不怎么抵触改革，现在改革早已经被视为洪水猛兽了。凡是坚持改革的官员已经成为朝廷的危险分子，比如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他就因为力倡改革而备受排挤。
刚进1849
年，陆续有谣言传出，说道光帝驾崩了。道光帝为了辟谣，就常以一种健康、强壮、积极的状态出现在大臣们面前。为了证明自己龙体康健，他决定开春后去祭祀皇陵。他命令钦天监测算动身的吉时。这时，许多重臣都盼着道光帝离京期间把执政的权力交给自己。钦天监观测天象后确定了黄道吉日，于是道光帝开始了自己的最后一次祭祖之旅。他让自己的一些宠臣留京理政，让另一些宠臣随行并负责旅途中的衣食住行，另有一支威武的骑兵护驾。有大臣认为道光帝肯定受不了路途的艰辛，但结果让他们失望了。整个行程不仅耗时极短而且格外顺利，回京后，道光帝的身体似乎大安了。在清国，如果有人说皇帝可能要驾崩，并用巫术确定他驾崩的时间，或者做一个皇帝的木偶并将其烧掉，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视为诅咒皇帝而身首异处。历代都有人因干这些或类似于这些的蠢事而招致皇帝怀疑，并引来杀身之祸，但道光帝在位期间，从没有因为这种事而杀人。实际上，无论何时只要道光帝听到说他不久于人世的谣言，他都会突然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他穿着华丽，看起来精神很矍铄。1849
年正月初一，朝廷举行了庆祝新年的宴会。许多大臣都奉命参加。道光帝也驾临宴会，他显得既激动又高兴，一改平日的清冷。大臣们纷纷恭贺皇帝龙体安康。但是，奉承归奉承，道光帝确实时日无多了。道光帝有时会视察侍卫禁军，观看他们比武，并亲自嘉奖获胜的人。虽然他垂垂老矣，但选秀活动依然按照惯例进行。有段时间他计划离京巡行，却最后因为健康原因没有成行。朝廷里充满了陆军和水师建设的各种讨论。道光帝自认为通晓军事，他发现陆军和水师存在许多缺陷，对此感到异常愤怒，就多次下旨整改。他要求设置军队监察官，严惩军官吃空饷；要求革新武器，淘汰弓箭和火绳枪；要求选拔有勇有谋的军事人才。这时我们也许会认为，既然皇帝都发怒了，那么下面的官员一定会严格执行整改计划，但当看到军队明日复明日的状况，执行的结果就不言自喻了。其实，道光帝的要求都因为下面官员人浮于事而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武器革新的目标是用步枪替代弓箭，但弓箭在八旗军中依然流行。当年，八旗军就是用弓箭打下了锦绣江山，所以弓箭被视为圣物。虽然有些军队已经开始用枪了，但用的都是落后的火绳枪，而这时地方上的一些团练却用上了从欧洲进口的枪。
水师的状况最为糟糕。道光帝多次下严旨加强训练水师，提升水师的战斗力。有几位负责任的水师军官执行了道光帝的旨意，但水师整体战斗力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战争期间，海上贸易中断了，许多以此为生的清国船工没了活路，就沦为海盗。由于清国水师败给了英国舰队，所以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经常与官军作战，而官军几乎逢战必败。于是，海盗活动日益猖獗，致使载有贵重物品、却没有安装火炮的船只不敢离开港口。道光帝见沿海形势如此严峻，虽然明知水师难以进入外洋攻打海盗，但还是严令水师出击。水师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和项上人头，就率军象征性地打了几仗，然后编造战果向道光帝邀功，实际上他们每次都被海盗打败。海盗们在胜利的鼓舞下，甚至进入内河，袭击港口，破坏水师的战船。海盗的势力越来越大，控制了福建到越南北部沿海的制海权。一次，他们袭击了越南，但越南士兵根本无法击退他们。他们还在福建沿海烧杀抢掠，其暴行实在罄竹难书。
按照清国的传统，如果水师无力剿灭海盗，朝廷就会招安，换言之，只要海盗首领投降，交出舰队，并愿意为朝廷效力，朝廷就会任命强盗头子为水师军官。这次也不例外，并且招安很顺利，海盗头子决定投降。就在这时，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以海盗威胁英国贸易为借口，派舰队攻打海盗舰队。最后，海盗头子放弃了舰队，逃到岸上，接着进入广州城，受到了徐广缙的款待和嘉奖。至此，大规模的海盗活动暂时消停了，但小规模的海盗袭击在沿海一带从没中断。
清国与英国在南京签订条约后，葡萄牙也跟清国签订了条约，从而获得不少特权。这时，葡萄牙驻澳门总督是亚马留。他曾经在巴西的一场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葡萄牙人称他为“独臂将军”。他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政策，比如他不承认清国在澳门设置的海关。这引起清国的不满，朝廷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禁止他进入除澳门之外的地方。他为了在澳门修马路，就强行挖掉了许多清国百姓的祖坟。祖坟被清国百姓认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亚马留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清国百姓的感情。
一天，一个叫沈米的年轻人为了报祖坟被挖的仇，就和其他六个年轻人准备刺杀亚马留。他们出发前，去了菩萨庙，请求菩萨保佑他们成功。亚马留和他的副官骑着马外出视察；
途中，沈米和他的同伴出现了。他们拦住了亚马留和他的副官，并说他们有冤情，恳请亚马留主持公道，接着拿出一张状纸。亚马留上前接状纸的时候，沈米等人一拥而上，掏出尖刀刺死了他。最后，他们砍下了亚马留的头颅和那只残臂，并把其当作战利品送到了广州。他们成功后，就特意去菩萨庙，感谢菩萨的保佑。
葡萄牙政府非常愤怒，就联合英国等国向清国抗议。两广总督徐广缙这时已经把沈米等人关进监狱了，但他向道光帝汇报中则称亚马留恶贯满盈、死有余辜，而沈米等人的祖坟被挖，情急才杀人，并主张放沈米等人一条生路。道光帝只想息事宁人，所以主张立即处死沈米。徐广缙无奈之下，只得处死了沈米，并把他和亚马留的头交给了葡萄牙人。不过，有传言说，徐广缙偷偷放了沈米，然后用一个死囚代沈米死，送给葡萄人的那个脑袋是死囚的脑袋。葡萄牙人虽然表示怀疑，但他们没有找到证据。官员们现在向道光帝奏事只报喜不报忧，因此当一个胆大包天的起义者自称为帝时，道光帝往往会为之一惊。他向百姓们承诺免除赋税，给予百姓们自由。他的主张吸引了许多无业游民。他指望得到洋人的支持，但未能如愿，最后被官军打得大败，只得逃命。他的几百个忠心耿耿的拥护者当场被杀，一场暴动就这样结束了。山东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动。虽然山东是推崇三纲五常的孔子的故乡，但这里百姓非常顽固。官军多次前来镇压，同时使用招抚的策略，才终于平定了这次暴动。晚年的道光帝非常关注国土面积。但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知道自己统治着多大疆域，也不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皇帝要想获得这些方面的详情，首先得对地理学有浓厚兴趣，但研究地理学非常耗时耗力，所以他们往往望而却步。道光帝是个例外，他甚至鼓励出版外国的地理书籍。有两个洋人获悉了道光帝的想法，就汇编了不少地理学方面的书籍。同时朝廷的一些高官也做了许多类似的工作。道光帝把这些书送到各省衙门，因为他觉得封疆大吏们应该了解一下外国的情况。清国对外开放的城市里，欧洲的传教士非常活跃。他们传播上帝的福音，帮助清国的官民更好地了解外国。他们希望清国的官民能够理解基督教的教义。不少优秀的清国人阅读了《圣经》，皈依了基督教。虽然真理只是好比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但人类在上帝的启迪下，一定会走向美好的未来。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人类的所有努力最终都是徒劳！道光帝的谢幕道光帝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因此开始安排后事。他贬黜了一些王公，理由是他们胡作非为；把自己最信任的大臣安排到关键职位上，并赏赐他们许多礼物。这些礼物都不贵重，但显示了道光帝对他们的恩宠。比如有老臣生病了，道光帝会将人参赏给他。有时，道光帝兴致来了，会写“福”和“寿”字，然后把这些字送给他们。他们会把这些字视若珍宝，并供奉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当然，为了让他们更加忠诚，道光帝有时还会示之以威。他会抓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然后斥责他们，甚至降他们的官，罚他们的薪。但过不了多久，道光帝又会说看在他们勤于国事劳苦功高的份上，就让他们官复原职。于是，他的亲信大臣们对他不光忠诚，也很畏惧。道光帝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本来日子过得很平静，但皇太后的薨逝沉重地打击了他。皇太后留下一道懿旨，称赞了道光帝对自己的孝顺，并嘱咐他不要因为自己而过度悲伤：予以薄德，祗承先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迄今皇帝寅绍丕基，孝思倍笃，承欢奉养，一秉敬诚，视膳问安，三十年有如一日。予因得康强愉乐，颐养天和。且见皇帝自御极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宵旰忧劳，有加无已，予心益深欣慰。虽以桑榆暮景，时惕衷怀，尚幸体气素称强健，或可长享期颐，共乐绥恬之福。讵意昨还宫后，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即痊复。予亦思调理就愈，以安皇帝之心，不期延至十一日申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予寿臻七十有四，母仪尊养二十九年。因西陲厎绩而特晋徽称，遇万寿祝厘而叠举庆典。五福既备，复何憾焉！惟念皇帝遭兹大故，倍觉茕茕。且年近古稀，不宜过于悲痛，务当勉节哀思，一以国事为重。中外文武，恪恭厥职，共襄郅治，予灵爽实与嘉之。其丧服酌遵旧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疏，群祀亦不可辍。再予向以俭约朴素为宫壸先，一切事关典礼，固不容矫从抑损。至于饰终仪物，有稍可从简约者，务惜物力，即所以副予之素愿也，故兹诰谕。其各遵行。虽然皇太后是道光帝的养母，但她给了道光帝全部的信心。嘉庆帝是突然驾崩在他的父皇——乾隆帝生前深爱的热河行宫的，要不是皇太后深明大义，道光帝也许很难那么顺利地继位。因此，她深受道光帝的敬重。道光帝经常去向她请安。虽然她临终前嘱咐道光帝节哀，但孝顺至极的道光帝还是伤心欲绝，本来就羸弱的身体更加不堪了。为了表达自己悲痛的心情，道光帝亲自写了一篇祭文：朕侍奉皇太后，以天下养二十九年。仰见寿履康强，龄跻大耋，私心庆慰。方冀延祺益算，克享期颐。昨于初七日自御园奉驾还宫，连日恭诣请安。知慈躬偶尔违和，窃谓颐养数日，即就安痊。讵意高年病势日臻，遽于十一日申刻，仙驭升遐。衔恤哀号，痛何能极。伏念朕自圣母孝淑睿皇后慈驭上宾以来，深荷大行皇太后隆恩覆庇，私冀承欢奉养。爱日方长。今竟无由再仰懿颜，悲怀难释。钦奉遗诰，丧服二十七日而除。朕心实所难安，仍当穿孝百日，并素服满二十七月，稍伸哀悃。至谕以朕年近七旬，勿过悲哀，国事为重，敢不敬遵遗命。为了寄托哀思，道光帝还命令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和扎什伦布寺的班禅额尔德尼为皇太后念经超度，最后给她上了一个长长的尊谥：孝和恭慈康豫安成应天熙圣睿皇后，并把她的灵位安放进宗庙，供皇室子弟瞻仰和祭拜。
我很难确定皇太后是否全面影响过朝政，但我有理由相信她一定很满意自己养子的孝顺。她这辈子可能只干预过一次朝政，那就是鼓励道光帝对英国开战。也许身为天朝大国皇太后的自豪感促使她去唤醒她那爱好和平、不愿轻启战端的养子。当国家战败并蒙羞时，她没有大发雷霆，反倒显得很平静。她可能一直恪守“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有些王公大臣想利用她达到个人目的，都被她拒绝。道光帝悲痛万分，不能自已。一个人如果每天只想着一件事，而对别的事情充耳不闻，那么他就会出现“意外”，比如性情变得偏执、精神压力陡然增大或身体日渐衰弱。道光帝的情况属于后两种。世上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令他留恋了，他已经尝遍了人间的苦辣酸甜，而早已衰老羸弱的身体再也扛不住精神的痛苦了。按照惯例，他要为皇太后守灵：他身穿缟素，头发凌乱，睡在梓宫旁。钦天监的官员递上一道奏折，说春节那天会出现日食。在清国，日食被视为大凶之兆。道光帝为了避凶，就下旨改变过春节的日子。1850年1月14日，他的身体彻底垮了。弥留之际，他向王公大臣们宣了一道圣旨：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官方公布的圣旨就是上面的内容，但当时皇宫内的情景到底如何我也不得而知。据说，瑞亲王绵忻在许多大臣强有力的支持下想争夺皇位。宫中发生了一场火灾，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纵火，反正这场火灾加速了道光帝的死亡。按照道光帝的心意，他希望自己的爱子继位，但他早就感受到朝廷内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觊觎皇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态度摇摆不定；耆英处于半退休状态，不置一词；但是这时担任理藩院尚书的赛尚阿团结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王公大臣支持奕詝。我听到一个谣言，说瑞亲王阴谋杀死奕詝，而且奕詝的弟弟奕誴——已经过继给他的叔叔恪亲王绵恺为嗣——也参与了。如果谣言都是真的，那么奕詝登基后表现说明他原谅了这些“罪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于1782
年8月10日的道光帝驾崩了，享寿69
岁。驾崩前，他留下一份遗诏。他要求奕詝和王公大臣们以国事为重，不要长久地陷于悲痛之中；不允许建祠立碑宣扬他的功德；减少陪葬品。提到与英国的战争时，他表达谨慎。该遗诏的内容如下：朕蒙皇考仁宗睿皇帝覆载隆恩，付畀神器，临御天下，盈三十年。仰维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薄德，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故自御极至今，凡披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并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嗣位之初，即颁手谕，首戒声色货利，一切游观玩好；稍涉侈靡之事，禁绝勿为，此薄海臣民所共见。
溯自西陲小蠢，出师挞伐，旋致敉平，何敢自矜武略。迨后东南濒海之区，因贸易而启纷争。朕惟古之君子，爱人为大，何忍无辜赤子惨罹锋镝。是用捐小忿，成大信，绥疆柔远，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此朕孳孳爱民之隐衷，至今日而庶堪共谅者也。
至水旱成灾，朕窃自愧致累吾民，昕夕忧劳，不惜特发帑金，拯民疾苦。凡疆臣请蠲请赈，无不立沛恩施，从未屯膏靳泽。己饥己溺之怀，亦中外所共见。
侍奉皇太后已及卅年，娱志承欢，敬谨罔懈。慎终尽礼，差免愆尤。朕体气素强，自上年春夏之交，偶尔违和。加意调摄，总未复元。去腊还宫后，痛遭大行皇太后大事，擗踊摧伤，渐形亏弱。迩来气益上逆，病势日臻。追维在位历三十年，寿登六十有九，亦复何憾。顾念统绪至重，亟宜慎简元良，缵承大业。本日卯刻，特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亲降朱笔谕旨，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并谕王大臣等同心赞辅，无恤其他。乃降旨甫经半日，神气渐散，岂非天乎。皇太子秉性仁孝，植德贞醇，必能钦承付托，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刻矢忧勤惕励，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丕丕基。
至于观人之法，鉴空衡平，妍媸轻重自见。惟无私乃克有济，兼愿中外文武臣僚，精白乃心，各勤厥职，用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益慰矣。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随后，他的儿子奕詝登基，改年号为“咸丰”。他发布了登基诏书：朕受皇考大行皇帝鞠育训诲深恩，昊天罔极，圣寿年届七旬，精神强固，方谓期颐可卜。爱日弥长。上年入夏以来，偶尔违和，虽气体稍逊于前，犹复躬亲视事，内外奏牍，披览如常。嗣因皇祖妣大事，哀慕毁瘠，以致气血大亏。本日卯刻，力疾召见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亲降朱谕，立朕为皇太子。圣训周详，谆谆以国计民生为念，朕痛哭受命，哀迫战兢。方冀朝夕有所禀承，慈躬稍节劳勚，永保康和。讵意亲奉顾命后，病势增剧，遂致大渐，龙驭上宾。抢地呼天，攀号莫及。
敬思皇考御宇三十年，宵旰忧勤，万几鲜暇。举凡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文德武功，不可殚述。至于覃敷闿泽，轸念痌瘝，各直省偶遇偏灾，发帑蠲租，恩膏立沛。以及筹思积贮，廑念河防，无非为保卫苍生之计。
深仁沦浃，凡有血气者，其悲哀自必出于至诚。朕泣血椎心，尚忍言乎。惟念付畀至重，凡所以勉绍前猷。仰承先志者，实藐躬之责，茕茕在疚，惶惧日深。朕忍痛抑哀，兢兢即位。尚赖内外文武大小臣工，共矢公忠。
弼予郅治，至丧服之制。钦奉皇考遗诏，令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朕心实所不忍，仍当恪遵古制，敬行三年之丧，庶几稍尽孺慕之诚。至于郊庙祭祀大典，自不应因大丧而稍略其礼。其应如何遣官恭代，及亲诣行礼之处。著各该衙门查照向例，集议以闻。其天下臣民应持服制，仍照定例行，将此通谕中外知之。虽然这道登基诏书写得无比哀婉深切，但奕詝登基还是令不少大臣失望，因为他们知道奕詝还是皇子时就桀骜不驯。果不其然，他当了皇帝后，就变得沉默寡言，爱慕虚荣，崇尚迷信。他经常去寺院礼佛，如果得不到神启，他不会在国家大事上采取任何行动。
咸丰帝不打算像先帝那样重用穆彰阿和耆英，因为他们主张与洋人交好。现在，朝廷内最重要的大臣是赛尚阿。咸丰帝能力有限，缺乏对国家未来的规划和设计，而大部分朝臣都是满族人，他们性格固执，行为粗暴。所以，到目前为止，咸丰帝尚没有建立自己的权力核心。各派朝臣倒是一致肯定现在的皇帝难当治国理政的大任。我有个见解：一个国家局部开放会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道光帝在位的三十年是清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蒸汽机驱动的轮船把清国和欧洲的距离拉近了，把欧洲人思想的影响力无限地扩大了。欧洲的进步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了，它向全世界展现着自己的实力。人类从前那种缓慢发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伟大的科技、更迅速的进步和更卓越的成就，连江河日下的清国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