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政治试题】
一：[江苏政治地位被打压]江苏最委屈的一个市？为什么说徐州是当之无愧的北方地级综合实力第一市
何谓城市的综合实力？综合实力应该是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城市建设，交通，生态环境及园林绿化，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综合水平的集成。何谓北方地级市？本帖子的北方地级市定义为以国家南北地理分界线淮河以北、秦岭以北，不含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的普通地级市。关于谁是北方第一地级市，看了以前的帖子，焦点无非是烟台、唐山、包头、洛阳、鞍山、徐州等几个城市。但是以前的帖子的依据大都是根据经济，而本帖子的依据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城市建设，历史，交通，生态环境及园林绿化，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方面的指标，是真正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各项指标。帖子的所有数据来自网络，数据来源为政府公报、各级官方网站和其他官方数据源。所列举的数据如有遗漏和不实，以最新的官方数据为准。闲话少说，作为一个徐州人，就自己了解的情况来看，直觉上认为从综合角度看，北方地级市鲜有能够全面超过徐州的，但仅有直觉不行，要靠事实及数据说话，所以，下面就政治、经济，军事，城市建设，历史，交通，生态环境及园林绿化，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诸多方面，先把自己了解的徐州的情况说说。 政治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要先讲政治。那就先从政治地位说起吧。 要说徐州的政治地位，仅仅放在江苏看，政治地位确实不是太高，但放在全国来看，在同类地级市中。其政治地位又是相当不低。 在江苏，地位最高的城市，除了南京之外，就是苏州和无锡了。原因就是苏州和无锡能给江苏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源。从苏州和无锡的市委书记都是副省级干部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市的政治地位。徐州在江苏的政治地位长期以来大多数时间只能算作中等，这种情况在近几年稍有改善。 徐州从计划经济开始就作为江苏唯一的能源基地向苏南提供源源不断地提供煤和电，最鼎盛的时候，全省所有的地区和市都到徐州开采煤矿，给徐州留下了满目苍夷的塌陷地和矿坑。徐州许多人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一位江苏省长官在徐州视察时说的话他说：“你们徐州只要提供足够的煤炭、粮食，其他的就不必管了。” 。出于此种原因，在计划经济年代，江苏工业极少在徐州布局。而在此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徐州又和淮安一起，作为江苏仅有的两个没被列入对外开放地区的城市，错过了八十年代的对外开放 以及九十年代全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经济快速和苏南拉开了差距。关于这一点，曾在十余年前的帖子“面对江苏的歧视、山东的打压，徐州在逆境中艰难前进”里有过描述。该帖子曾引起徐州人的强烈反响，转发者不计其数。 但是如果把徐州放在全国看，徐州的政治地位又远是一般地级市所不能比的。 徐州曾是全国十八个拥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城市之一。 徐州是全国13个驻扎集团军总部的地级市之一。 徐州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北方地级市唯一）拥有教育部直属211高校的地级市之一（另一个是无锡市，江南大学隶属于教育部。还有一个在陕西省杨凌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区属于陕西省直管。）。 徐州是全国9个住有军事高等院校的地级市之一，而且有2所军事高等院校。 徐州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 徐州是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从北方地级市来看，徐州的政治地位显然还是很高的。
经济
在中国，衡量经济的指标一是GDP，二是公共预算收入。GDP决定了一个城市经济的综合实力，而公共预算收入则是真金白银，更能真正反映一个城市发展的真实水平。 两个指标中GDP指标容易注水，而公共预算收入不太容易造假，其数据更加真实。但总的来说，此两项指标综合反映了城市经济的综合水平。 北方地级市中，2015年GDP指标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为烟台6446.08亿元、唐山6103.1亿元、徐州5319.89亿元。2015年公共预算收入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烟台542.66亿元、徐州530.68亿元、潍坊484.5亿元。另外，GDP很高的唐山其公共预算收入只有334.9亿元，和烟台、徐州差距较大。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北方地级市中，唯有烟台和徐州皆进入GDP和公共预算收入三强。
看数据烟台的GDP和公共预算收入均高于徐州，其实不然。GDP高于徐州是不错，但实际上公共预算收入是低于徐州的。其实，2011年和2012年徐州的公共预算收入就超过了烟台，成为北方地级市公共预算收入第一市。而2013年，烟台在2012年公共预算收入低于徐州且2012年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徐州两个多百分点的情况下，公共预算收入却反超徐州。是烟台数据造假吗？完全不是。烟台数据并没造假，而是它的公共预算收入从2013年开始包含了省财政下放部分（城市公共预算收入包括省财政下放部分的除山东以外还有湖北 ）。而山东、湖北以外的城市没有包括这一部分。原来，山东2013年进行了财税改革。将省级分享的一般企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石化企业增值税，胜利石油管理局增值税，电力生产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国家开发银行山东分行、高速公路和铁路运输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全部下划市县，作为市县财政收入，属地征管、就地缴库。也就是说，从2013年起，烟台的公共预算收入包括了原来属于省财政的下放部分。下表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扣除省财政下放部分烟台市的实际公共预算收入。
年份
徐州公共预算收入
徐州增速%
烟台公共预算收入（13年后含省财政下放部分）
烟台增速%
烟台公共预算收入（不含省财政下放部分）
2011
318.42亿元
43.3
303.19亿元
27.5
303.19亿元
2012
366.76亿元
15.2
357.36亿元
17.9
357.36亿元
2013
422.84亿元
15.3
437.23亿元
12.6
402.38亿元
2014
472.38亿元
11.7
490.16亿元
12.1
451.07亿元
2015
530.68亿元
12.4
542.66亿元
10.7
499.34亿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2年徐州公共预算收入为366.76亿元，烟台为357.36亿元，徐州高出烟台9亿多元。2013年徐州增速15.3%，徐州的公共预算收入应为366（上年数据）*1.153（当年增速）=422亿元（2013实际财政收入）。从实际来看，徐州2013年公共预算收入恰恰等于2012年公共预算收入乘以（1+2013年的增速）。再看烟台，2013年公共预算收入的实际增速为12.6%,增速低于徐州2.7个百分点，但烟台反而在2012年公共预算收入总数少于徐州9个多亿、增速小于徐州2.7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公共预算收入变成了437亿元，一举超过徐州约15亿元。其中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将省级下放的部分累加至当年的公共预算收入。2013年烟台不包括省下放部分的实际公共预算收入应为357（上年数据）*1.126（当年增速）=402亿元（2013实际财政收入）。上面表中的最右边一栏就是根据烟台公共预算收入的实际增速，计算出来的烟台不包括省下发部分的实际公共预算收入。
同理计算，按照烟台公共预算收入的实际增速，2015年烟台不包括省下放部分的公共预算收入应为499.34亿元，低于徐州约31亿元。 在经济方面，烟台GDP总量高于徐州，而更能反映真金白银的实际公共预算收入徐州高于烟台。两市在经济方面应并列为北方经济第一市，当然，我说的是综合，人均方面烟台当然强于徐州。但正如本帖开头所说，本帖子所说的是城市的综合实力，和人均没有太大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均很低，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国作为一个综合实力高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因此，因此本帖所有评判标准都是综合指标。 说实话，和北方城市相比徐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可以，和同省的苏南相比差距较大。但平心而论，徐州能发展到现在的水平已实属不易。按照江苏梯度发展的指导思想，江苏按照苏南、苏中、苏北的梯度发展，而徐州正处于梯子的最底层。就是在梯子的最底层的苏北5市，徐州的政策环境也不占优。徐州和淮安在改革开放之初是江苏仅有的两个没有列入对外开放的地区，而苏北的盐城、连云港早在1984年就被列入对外开放地区。直至1993年，江苏省才发文同意徐州和淮安自费对外开放。什么叫自费开放，举个例子。引进外资你要给人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开放地区直接减税就可以了，自费开放的地区就是税不能减少，然后用地方财政的钱将多收的钱返还给引进的企业。在中国永远不要低估政策的力量。看看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珠三角、长三角、胶东半岛、浙江沿海、京津冀等地区，全部都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央的政策向沿海地区、经济特区、长三角、珠三角和省会城市的倾斜，而经济快速崛起的地区。徐州2015年GDP排列在所有城市的第32位，公共预算收入排列在第27位。无论是GDP还是公共预算收入，排列在徐州前面的城市无一例外的都是改革开放初期被中央列入对外开放地区的城市，唯徐州以自费开放的城市为唯一的另类。 在未来北方城市的发展潜力来看，看好的还是徐州和烟台。就中国的现状来说，总体而言越往南人的思想越开放。广东、浙江、江苏经济的发达尽管说政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人的思想开放也同样是一个重要因素。看好徐州是因为徐州隶属于南方经济强省江苏，发展起点高，再加上徐州本身在区位、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科教文体卫等方面综合优势强，徐州工业结构调整较早，转型在资源型城市中较为成功。另外徐州隶属于南方省份江苏，从李源潮主政江苏后，也许本人就是苏北人而具有的苏北情结，所以对苏北的政策和前任相比更为积极，而这种积极在李卸任后得以延续到今。近年来，徐州的党政一把手大都从苏南发达地区调入，相对于北方干部，其理念较为先进、措施比较得力、因而效果也比较明显。总的来说，徐州的发展潜力较大。看好烟台的原因是，烟台地处沿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早于其他城市的对外开放使烟台在经济崛起方面占得先机，无论是GDP还是公共预算收入在北方地级城市中都是数一数二，城市建设好，基础设施水平不低，另外，较早的对外开放也使烟台人的思想相对其他北方城市更加开放。 其实，东北有一些地级市原来实力很强。像鞍山、吉林、齐齐哈尔、抚顺等等，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未来十年不被看好。河北唐山在北方地级市中GDP第二 ，但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经济水平高低的公共预算收入和烟台、徐州相差过大，而且和其过高的GDP不太匹配。另外，由于唐山的经济结构不是太好，并因此造成其生态环境较差，因而未来几年发展不是太乐观。
军事
徐州，古称彭城，为华夏九州之一。该城地处南北方过渡地带（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上过学的都知道教科书上说的是徐州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兵家必争之地必然是军事要地，因而，徐州的军事地位极其显要。 既然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就少不了战争。发生在徐州的战争，仅有记载的就达四百多次，最早要追溯到四千多年前。那一次的战争叫做彭伯寿征河西。 徐州一直是南北交界、兵家必争之地。四百多次战争使徐州历经沧桑，因而徐州人更珍惜现在的和平环境。 既然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也是军事重镇和屯兵重地。民国时代徐州是全国四大剿总之一，既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华中剿总、徐州剿总，屯兵大量。蒋介石将其儿子蒋纬国派驻徐州装甲兵更是凸显了其对徐州军事地位的看重。解放后军事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现市内有军（副军）级单位三个，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集团军、空军后勤学院、工程兵指挥学院。师、旅级单位多的非我类军外人士所知。在设立五大战区之前，有两大军区在徐州驻军，第十二集团军隶属南京军区，空军隶属于济南军区空军。解放后陆军68军、46军、12军，空军29师、南京空军训练基地、济南空军训练基地，装甲兵坦克二师和诸多步兵师，地炮旅、雷达团等 先后驻扎徐州。 说真的，要说军事地位，其他北方地级市绝大部分真的没法和徐州比。
历史
“千年龙飞地，一代帝王乡”，“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春秋”，“彭祖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这些都是徐州响亮的历史名片。 徐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根据《春秋》记载，古彭城建城于公元前573年，可以说是江苏省境内最古老的城市。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是华夏九州之一。当时的“徐州”是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的名称，而彭城邑则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 原始社会末期，尧封彭祖于现在的市区所在地，为大彭氏国，从那时起徐州被称为彭城;大彭国前后存约800年。夏商时期，大彭氏国很强盛，曾为五霸之一。相传大彭氏国的创始人彭祖活了800岁（有一说那时是60天为一年，按此说彭祖大约活了131岁），是中国烹饪和气功的创始人。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曾被孔子推崇备至，也被道家奉为奠基人之一。彭祖的饮食养生之道，对以后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徐州市铜山区丘湾至今仍留有大彭国的社祭遗址。 秦末，苛刑暴政，群雄蜂起，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项羽和刘邦。刘邦完成了帝业。项羽也曾建国西楚、定都彭城，后西楚王都失陷，致使霸王别姬，自刎乌江。 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也是其发迹之地。公元前206年4月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经过四年多楚汉战争，于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在定陶行皇帝礼，初都洛阳，后徙长安。此时，强大的汉王朝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遥相响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两汉四百年间，徐州共有十三位楚王、五个彭城王，应有十八座王陵墓葬，其实还不仅如此，东汉时期，在现在的徐州行政区域内还分封过一个下邳国，有四位下邳王嬗递。
徐州被称为彭祖故国、项羽故都、刘邦故里，又被称为"三故胜境"。从布衣皇帝刘邦开始，先后产生了九位徐州籍开国帝王，有西汉刘邦、东汉刘秀、蜀汉刘备，南朝刘裕、萧道成、萧衍，后梁朱温，南唐李升，明朝朱元璋。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徐州或为封国国都，或为刺史、都督、郡守、州牧、知州、知府、道台等军政衙门驻地，最多领三十六县，至少领四县，始终是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区域经济中心和文化传播中心。 徐州的历史就说到这里了。历史分不出谁高谁低，只能看历史是否悠久。徐州的历史还算很悠久吧。
城市建设
说起城市建设，许许多多的人第一印象就是高楼，好像一个城市高楼多就是城市建设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认识，高楼建设并不是城市建设的唯一。城市建设是包括市区道路、综合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公园绿地 等各方面的综合，当然也包括高楼。 既然大部分人认为城市建设就是高楼，那还是先说说高楼。如果说起高楼，北方地级市和南方地级市还是有不少差距的。徐州已封顶的最高建筑为266米的苏宁广场。在北方地级市已知的已封顶超高建筑中，仅次于323米的烟台世茂海湾1号，位列第二。虽然徐州还有中央广场两栋259米的超高，金鹰还有2栋208米的高楼在建，但由于经济下滑等诸多原因，建设进度不快有的甚至停滞。所以说，高楼不是徐州的强项，但在北方地级市中也不弱。若论高楼，北方地级市毫无疑问的第一是烟台。在这方面，徐州真的比不上烟台。 与一些城市热衷于高楼相比，徐州更重于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早在 1990年，徐州就启动了三环路的建设，当年全市集资，全民参与建设，历经3年，全长50公里的三环路于1993年通车。当年的徐州三环路的建成，使徐州成为全国少数几个拥有大满环路的城市之一。它像一条环状的金腰带，围绕着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建城使的古老城市的山山水水。如今三环路这条主要用来解决过路车辆的道路早已成了一条市内道路，但在老百姓眼里，三环路早已就成为能够见证徐州发展并能带来美好回忆的一条道路。 2007年，在许多地级市尚未意识到需要建设绕城高速时，徐州又领先一步，建成了全程91.5公里的四环路，既徐州绕城高速。 如今，全长150余公里的五环路已经开工建设，在这方面，徐州已远远领先于国内同类城市。 徐州是北方地级市中唯一开工建设地铁的城市。而且，总投资四百七十多亿元（不知道四百七十多亿元能建设多少高楼）的徐州地铁一、二、三号线均已全线动工。另外，徐州地铁的新一轮规划已经启动。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三、四年，徐州地铁的一、二、三号线全部通车，新一轮的地铁建设又要掀起高潮。 到2016年年底，徐州已有三条高架快速路（三环东路、三环西路、三环北路）建成通车，另外还有两条在建（城东大道、迎宾大道），明年开建隧道、高架相结合的快速路三环南路。另外，在明年的城建重点工程建设规划中，新的高架快速路正在酝酿。 城市外环、高架、地铁、隧道和准备开建的城市有轨电车，徐州的立体交通格局已初具雏形。 在北方地级市中，论起城市建设，你有的高楼我现在也有，但可能不如你多。我有的投资量需要更大更多的地铁、高架快速路等你暂时还没有，城市建设这方面谁弱谁强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交通
这里的交通不是前面说的城市交通，而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通。也就是说这个交通是大交通。 说起交通，徐州人又笑了，徐州早就是全国闻名的交通枢纽了！在2010年全国规划的42个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中，全国仅有6个地级市上榜，分别是秦皇岛、唐山、连云港、徐州、大同、湛江，其中除湛江之外，都是北方地级市。
徐州交通号称“五通汇流”。何谓五通汇流？既交通运输方式分为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运输五种方式。
01
徐州的铁路 先说说铁路。在普通铁路时代，徐州的铁路优势巨大。徐州是中国著名的铁路枢纽之一，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此交汇，整个铁路枢纽东西长28.5公里，南北长20公里。是沟通华东诸省与全国各地物资交流和连云港出口物资运输的重要路网性枢纽。徐州北站是中国最高等级铁路编组站（双向三级六场）之一，全国共8个（分别是徐州北站、哈尔滨南站、沈阳南站、丰台西站、石家庄站、郑州北站、株洲北站、南仓站）。徐州北站还是亚洲第二大编组站，第一大编组站是郑州北站。徐州北站除了传统的三级六场编组站外，还有交换场、子场等十个车场。号称为十里车场。 再说说高铁。在高铁时代，徐州的优势同样巨大。徐州是国家规划的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线京沪通道（北京到上海）和路桥通道（连云港到乌鲁木齐）的交汇点。此外，正在建设中的徐宿淮盐客运专线，规划建设的徐州淮北阜阳客运专线，合肥青岛高铁，徐州菏泽城际铁路等线路，将使徐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铁米字枢纽。 在郑徐高铁没通车之前，从徐州乘坐高铁可以不经换车，直通全国181个城市。这在全国仅次于北京等城市，位列全国第四，地级市第一。前些天郑徐高铁通车后，徐州将新增与十多条高铁直接连接，徐州到郑州、西安、石家庄、太原等大城市及沿线几十个中等城市首次开通高铁。徐州的高铁朋友圈扩大到22个省，直达城市至少增加到二百多个。
02
徐州的公路 根据交通部《全国公路主枢纽布局规划》，全国共有45个公路主枢纽，徐州是全国45个公路主枢纽之一。在北方地级市被列为公路主枢纽的仅有徐州、连云港、唐山、烟台四个城市。 现徐州境内已建成七条高速公路，形成459.57公里的高速网络。 构筑起支撑徐州特大城市建设的高速四环，实现了市域内所有县级节点半小时上高速公路的目标，形成了通达国内主要城市和周边地级以上城市的高速公路网络；境内国省干线公路网四通八达，共有5条国道，11条省道，实现徐州市区到各县及徐州至周边城市便捷的干线公路交通连通，市到县均以干线一级公路连接，可达到一小时交通；县到镇、镇到镇及镇到行政村均通标准化等级公路。
03
徐州的航空 2015年在北方地级市中，徐州观音机场旅客吞吐量名列第七，位于烟台、呼伦贝尔、鄂尔多斯、榆林、延吉、威海之后。位于徐州之前的城市除了烟台、威海之外，均为相对来说交通不太方便的内陆城市，乘坐飞机成了这些城市外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选择。而徐州落后于烟台、威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乘坐高铁太方便了。举例来说，由于高铁的影响，原来徐州观音机场的主要客源地比如说北京和上海，由每天三班几乎班班满员降到每天一班，再降到每周四班仍然无人去坐，所以只能取消。在徐州，乘坐飞机只是大于一千五百公里远途旅行出行的一个选择。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是4E级机场（北方地级市原来只有烟台和徐州为此级别，今年据说鄂尔多斯机场扩建后可达此标准），飞机跑道长度3400米，是国家重要的干线机场和一类口岸。 观音机场是北方地级市中开通国家和地区航线最多的城市。自1998年开通香港航线以来，以先后开通了香港、台北、曼谷、首尔、高雄、济州岛、大阪、名古屋、越南岘港等国家或地区航线。
04
徐州的水运 说到徐州有水运，可能有些人就笑了，一个北方城市，既不靠海、又不靠大江大河，能有什么水运。 其实，徐州不光有水运，而且水运不弱。徐州虽然不靠大江大河，但不要忘记，京杭大运河贯穿徐州。徐州通航航道五十多条，通航航道总长一千多公里。这一千多公里通航河道除了大运河占一小部分外，大部分为数十年来人工挖掘的河道如徐洪河、新戴运河、新盛运河、徐沙河等。在不远的将来，徐连运河将直通连云港，不靠大海的徐州也将有了自己的出海口。 徐州不光有水运，而且有亿吨大港。据中国港口网统计，2015年1-6月，徐州港吞吐量超过五千万吨，在全国内河港口排名第十位。超过了在号称黄金水道长江边的城市内河港口如武汉、上海等，也超过了绝大多数南方城市。在内河港口吞吐量前20名内，唯有徐州一个北方城市。
05
徐州的管道运输 徐州的管道运输主要是运输石油。鲁宁 输油管道将胜利油田的原油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江苏各个城市。1975年，在徐州成立华东石油管线指挥部，1978年更名为华东输油管理局，1998年，在徐州成立中石化管道储运公司。
总而言之，徐州是一个现代化、立体化、综合性交通运输体系，公、铁、水、空、管齐头并进，是一个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巩固提升的交通综合枢纽。 说徐州的交通地位在北方地级市第一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吧。
生态环境及园林绿化 大家都知道，一个城市生态环境及园林绿化是否可以，通常都以该城市是否是国家园林城市来衡量。大家是否知道，国家园林城市的升级版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大家是否知道，从国家建设部从上世纪1992年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一直到24年后的2016年1月，才由住建部任命全国首批7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徐州市以综合排名第一名的成绩，位列这7个城市之首？这是否颠覆了大家对这个传统上给人以脏乱差为第一印象的苏北煤城的看法？ 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概念和评比指标。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国家园林城市的升级版，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国家园林城市的更高级阶段，在园林城市的基础上，利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学思想，系统保护、规划和建设城市生态系统。其评估更侧重于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利用、生态系统的构建、生态和服务功能的发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具有宜人的生态环境和美好的城市景观，它是一个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组合；具有“生态城市”的科学因素和“园林城市”的美学感受，赋予人们健康的生活环境和审美意境。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强调城市各区域空间环境的生态化，自然的保护，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时强调城市各行政区全面、均衡发展，城市各类基础设施的全面完善和提高；更强调城市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和谐融通及城市生态文明的塑造。 住建部将大气污染防治、垃圾处理、绿色出行分担率、黑臭水体治理、水体水质达标率、自然降水回渗率、热岛指数、林荫停车场建设等，都纳入生态园林城市考核评估指标体系。 在评比指标上，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还增加了衡量一个地区生态保护、生态建设与恢复水平的综合物种指数，以及本地木本植物指数、建成区道路广场等透水面积的比重、城市热岛效应程度、公众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评价等指标。看了上面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概念和评比指标就能知道，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不是简单的对一个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肯定，而是对城市生态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绿化、 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及噪声污染治理等方面的一个系统的肯定。 按照江苏梯度发展的理论及做法，江苏在规划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时，依然按照苏南城市十三五期间先建成生态园林城市，然后苏中，再然后苏北。在此情况下，位于江苏梯底的徐州能在十二五之末脱颖而出实属不易。 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刊登“徐州一城青山半城湖”的文章，对徐州短短数年间，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的蝶变，进行了重点报道。文章从各个层面，介绍了徐州市大力再造生态、深入修复生态、严格保护生态，致力把生态弱点改造成城市亮点，变历史包袱为发展优势，努力还原徐州山水相依自然风貌，彰显徐州绿色宜居城市特质的创新做法，将一个“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新徐州，绽放转型发展异彩，展现在读者面前。 为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徐州市近年来围绕山和水，主要通过实施显山露水、退渔还湖、去港还湖、扩湖增水、湿地修复（采煤塌陷地）、宕口治理、荒山绿化等典型项目，对徐州的山水资源持续进行生态治理和修复，消灭“地球伤疤”，做足山水文章。 2003年起，徐州市对云龙山、西珠山等围山建筑实施整体拆迁，实施退建显山工程；对东珠山、龟山、九里山等市区长期采石形成的露采矿山废弃地42处宕口完成生态修复，生态恢复率达到90%以上，其中“东珠山宕口遗址公园”被国土资源部誉为国内城市废弃矿山治理的典范。 从2004年起，徐州市对云龙湖小南湖实施退渔还湖工程，成为云龙湖重要组成部分；对金龙湖、大龙湖、玉潭湖等实施扩湖增水，并建成公园绿地；对九龙湖、劳武港等昔日煤港黑风口进行园林景观改造，建成了今日公园宜居地；对九里湖、南湖、潘安湖等市区6432公顷采煤塌陷地实施生态修复，建成湿地公园，生态恢复率82.44%，成功走出了一条煤矿塌陷地治理的有效路径，九里湖湿地公园获得了2010年江苏省“人居环境范例奖”。 2010年，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实施“二次进军荒山”行动计划，经过5年努力，全市已累计完成荒山造林10.3万亩，栽植各类乡土苗木1000余万株，为400余座宜林荒山披上了绿装，实现了全市荒山绿化的全覆盖，创造了在石头上建造一个全国深林城市的奇迹，在全国开创了石灰岩山地造林的成功范例。 徐州市区现有5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园177个，市区拆迁10亩以下的地块全部用作绿地。从占地10亩左右的街头小游园，到占地几百亩到千余亩的4A级景区彭祖园和淮塔风景区，再到占地十几平方公里的5A级景区云龙湖风景区，市区所有新建的公园无一例外的全部免费开放，原有的公园全部实行敞园改造后向市民免费开放。徐州公园的敞园改造和许多城市公园的免费开放有着本质的区别。许多免费开放的公园一到下班时间则大门紧闭，游人无法入内。而徐州公园的敞园改造重点在一个敞字，拆掉大门和围墙，使公园和城市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徐州敞园的公园无大门、无围墙、四面八方全方位进入、24小时全天候开放。漫步徐州街头，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会走进一个风景如画的公园。 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全国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称号，充分证明了徐州的生态环境和园林绿化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科技 科技水平高用什么来衡量，不在于你有多少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而在于你能出多少科技成果。所以，科技水平的高低恐怕用国家最高级别的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来衡量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徐州的科技项目获得国家最高奖项一等奖的并不多，唯一知道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徐州农科所培育的徐署十八号曾经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但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国家级奖项却年年不落空。在2011年-2015年的五年期间，徐州市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奖项共三十一项，获奖总数稳居以科技实力雄厚著称的江苏省第一方阵。 以下是2011年-2015年的五年期间徐州市获得国家级奖项的情况。 2011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医学院、徐工集团、徐州矿务局等单位共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共十项，获奖数在江苏仅次于南京
2012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工集团等单位共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共6项 2013年，中国矿业大学、江苏中机矿山设备公司等单位共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共4项 2014年，中国矿业大学等单位共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共4项
2015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工集团、徐州燃控科技、徐州博安科技、徐州煤矿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徐州潜能泵业等单位共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共7项 五年时间，3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个获奖数目不要说和北方地级市相比，就是和南方地级市相比也能名列前茅。同期，同样高校众多的城市烟台和保定获奖数分别为为18项和5项。因而，在科技成果方面，徐州为北方地级市第一集团 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吧。
教育
江苏的基础教育水平较高是公认的，徐州的基础教育水平比起省内较为发达地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虽然徐州不能代表江苏基础教育最高水平，但是和大部分北方地级市相比，徐州的基础教育水平也并不差。 徐州的高等教育不说在北方地级市，在全国地级市水平也是最高的之一。徐州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文理工农医艺学科齐全。 在北方地级市，高等教育水平最高的为徐州、保定、烟台、吉林，其余城市无法和这四市争锋。 在2016年教育部公布的高校名单中，公办本科高校徐州有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徐州工程学院共4所，另外徐州还有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徐州空军后勤学院2所本科军事院校，合计徐州公办本科高校6所。保定公办本科高校有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保定学院、河北金融学院、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共5所。烟台公办本科高校有烟台大学、鲁东大学、山东工商学院共3所，此外烟台还有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一所本科军事院校，合计4所.吉林公办高校有东北电力大学、吉林化工学院、北华大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吉林医药学院共5所。 除了公办本科高校外，还有一些民办高校，主要是一些高等学校办的独立学院。如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等等。这类高校多为一些公办高校的独立学院，办学水平通常和他们的母校有一定的差距。此外还有一些专科层次的职业技术学院，这些学院水平更差。这两类徐州有2所民办本科高校、6所专科院校，保定有5所民办本科高校、6所专科院校，烟台有3所民办本科高校，6所专科院校，吉林没有民办本科高校，有3所专科院校。 从上面数据看专科院校徐州、保定、烟台各6所，三市打个平手。 本科院校徐州共8所、保定共10所、烟台共7所，吉林有5所。但代表公办本科高校最高水平的称为大学的高校徐州有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共3所，保定有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共2所，烟台有烟台大学、鲁东大学2所，吉林有东北电力大学、北华大学2所。因此，在代表公办本科高校最高水平的称为大学的本科院校中徐州为三所数量最多。 在三市所有的高校中，属于教育部直属、211、985平台的大学唯有中国矿业大学1所，在近5年来，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比中，中国矿业大学获奖数达20项之多，远超其它三市各高校。因为中国矿业大学的存在，四市高校中徐州高校综合水平最高 在三市高校数量上，保定16所数量最多，徐州14所次之，烟台13所随后，吉林8所最少。
综上所述，在北方地级市高等教育方面，代表公办本科高校最高水平的称为大学的学校徐州最多，高校综合水平徐州最高，拥有各层次高校的数量保定最多。因此从高校综合水平来说徐州是北方地级市高教第一，从各类高校数量来说保定为北方地级市第一。
文化事业
文化事业牵扯的项目比较多。比如文化馆博物馆数量、公共图书馆藏书、广播电视覆盖率、有线电视进户率、每年报纸出版份数、每年期刊及图书出版册数等等。这些项目各地统计公报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有的统计这几项，有的统计那几样，而像图书出版册数这样的指标，除了诸如中国矿业大学之类的水平较高的大学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外，大部分地级市都没有相关的出版机构，所以也无法统计。因此，广义的文化事业比起孰强孰弱还真是不好判别。 至于文艺事业。涉及的文学创作、美术、书法、摄影、音乐、曲艺、戏剧等项目的水平高低，相比较判别起来较为容易。从地级市的层面来看，表演团体大致都名存实亡，靠着公共财政吃饭。而文学创作、美术、书法、摄影、音乐、曲艺等项目的水平高低则判别起来相对容易，因为这几项往往都是靠实力来说话。上述的各个项目，徐州，水平大都不低，有的项目在全国都属于佼佼者。在这里看看美术、书法、文学三项吧。
01
徐州美术 徐州美术由5000年前的古陶彩绘起步，经历先秦青铜烙铸、汉画像石雕镂、汉碑唐幢宋帖明画清卷的层层演进，直到20世纪形成群体峥嵘。以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李可染、王肇民、朱丹、朱德群为代表的近现代徐州籍艺术前辈（号称彭城画派八大家），在中国画、书法、油画、雕塑、水彩、美术史论等多个领域，对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彭城画派八大家的张伯英是民国书法巨擘、彭城书派创始人，著名的书画收藏家。王子云是西安美术学院著名教授。我国著名画家、雕塑家、美术教育家、美术史论家和考古学家。王青芳为中央美院教授，著名的国画家，版画家、篆刻家。刘开渠曾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我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创始人、美术馆事业的奠基者。李可染为中央美院教授，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王肇民为广东美术学院终身教授，为当代水彩画大家。朱丹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是中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书法家。朱德群是当今著名海外华人艺术家，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著名油画家。 近年来，彭城画派书画作品展分别徐州艺术馆、南京江苏美术馆、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馆、西安陕西美术馆等地展出，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除了以上八大家外，当前活跃在书画界的徐州籍或在徐州开启其书画之路的彭城书画家有：北京张立辰、程大利、李小可、王为政、王其钧、翁剑清等，南京有尉天池、喻继高、赵绪成、贺成、李畹、徐培晨等，陕西有江文湛，安徽有郭公达，浙江有马世晓，湖北有朱振庚等等，这些都是走出徐州，在国内有影响的名家，可谓群星璀璨。 先贤们志存高远，大胆地追求时代气象，当今徐州书画家更在继承传统中沿袭韵脉，在变古出新中求得突破。仍然生活在本土的徐州书画家同样功底深厚，藏龙卧虎。近年来佳作迭出，已有数百件作品应邀赴多国展出，数十件作品获奖，并被国家及江苏省美术馆收藏。现今，徐州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43人，其中国美协会员数量在北方地级市遥遥领先，甚至超过某些省的中国美协会员人数。充分证明了徐州美术的雄厚实力。
02
书法 徐州于2008年4月被中国书法协会命名为“中国书法名城”，同时命名的首批中国书法名城仅有苏州和徐州两座城市（后来又陆续命名了临沂、开封、安阳等几个城市）。 徐州为什么能被命名为首批书法名城？这是因为徐州书法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这里有英雄豪杰叱咤风云，文人墨客各领风骚，他们创造了许多震古烁今的历史事件，咏叹出荡气回肠的光辉篇章。尤其近三百年间，在中国传统艺术领域内，徐州强势书画群体令世人刮目相看。徐州作为江苏省的书法重镇，无论在书法创作、书法教育、书法活动的开展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从1980年到2007年底（2008年徐州正式被命名为全国书法名城),，徐州市书协组织展览、赛事等各项重大活动160余项；在中国书协主办的国家级展览中，徐州市入展作者达506人次；在省级和国家级的大展、大赛中，徐州市获奖作者达180余人次。特别在中国书协举办的最具影响力的两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书法展中，徐州市有27人次入展，有三人获奖（创作奖一人、创作提名奖二人）。入展人数在全国地级市中列首位。现徐州市有中国书协会员110人，江苏省书协会员400人。这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州的书画艺术地位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在北方地级市中更是独占鳌头。
03
文学 徐州的中国作协会员人数达31人。这又是一个在北方地级市中领先于其他城市的数字。举个例子，同样是北方人口大市，总人口超过徐州的城市临沂和保定其会员数分别是16人和14人；同样是北方人口和经济大市的烟台和洛阳，其会员数分别为19和18人。 徐州文学事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古往今来，在中国文学这幅异彩纷呈的历史长卷中，徐州文学不仅有着重要的位置而且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徐州以其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为古今世人所津津乐道。西汉初期彭城讽谏诗人韦孟，主持编写《淮南子》以及亲著《离骚传》的淮南王刘安，中国目录学鼻祖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刘向，和刘向的儿子刘歆，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编著中国第一部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的南朝刘义庆，写出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的盛唐刘知几，及刘知几的儿子刘秩，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政书《政典》，在徐州度过了23个春秋，自称是其故园的大诗人白居易，同是唐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的刘禹锡，堪称一代词宗南唐后主李煜。中国楹联第一人的刘孝绰，世称“刘三娘”的南朝才女刘令娴，“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清初文学评论家张竹坡，编著出中国清史、曾国藩传的大家萧一山等等。 喜欢文学的朋友都知道，江苏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一直都是中国文坛的劲旅。曾有学者提出“现代文学看浙江，当代文学看江苏。”。而在2016年9月刚刚推出的江苏当代文坛10名领军人物中，来至徐州的作家就有赵本夫、周梅森两位，由此可以看出徐州文学的整体实力。 其实，徐州岂止美术、书法、文学水平高，像戏剧、音乐、曲艺、摄影、民间文学等文艺项目，哪个项目国家级会员不是数十人以上，哪个项目不是成绩迭出、人才实力雄厚。徐州在文艺方面的实力，并不是每一个地级市都能做到的。徐州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孕育了徐州人不屈不挠的性格，而徐州这个老牌城市的底蕴支撑着徐州文艺的蓬勃发展。所以，徐州文艺的实力能在北方地级市独树一帜是毫不奇怪的！
体育
说起体育，就全国所有城市来说，徐州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徐州是体育强市，体育项目众多，古来民俗尚武。4000年前称“大彭国”时，即有了彭祖气功。春秋时期，游泳活动颇盛。汉画像石中有举重、摔跤、狩猎、六博、武术等生动刻绘。这些活动项目历代相传，经久不衰。 徐州的青少年体育运动在省内水平较高，在历年省内的比赛成绩均位列三甲。徐州的青少年体育在江苏曾有千年老二之称（几乎每年各项运动成绩总分都仅次于省会南京）。前些年，由于经济落后于苏南，大批青少年运动员被苏南挖走，以至于在省运会上经常出现徐州人打徐州人的现象。在2014年结束的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上，徐州代表团夺得金牌249枚、奖牌562枚，团体总分5943.38分，三项指标均居全省第一，成功超越南京。 徐州市是著名的“体育之乡”、“世界冠军的摇篮”。徐州籍运动员36人，先后在男女乒乓球、男子体操、女子自行车、女子摔跤、男女散打、女子射击、男子武术、男女技巧、男女举重、女子跳水、男子围棋、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十几个项目中获得获得冠军88次 。这个数据在全国地级市里极其罕见。获世界冠军人数、获世界冠军项目数、获世界冠军次数在全国地级市中均稳居前列。 除了世界冠军之外，徐州籍运动员还在亚洲 各项赛事中，共有45人获91次亚洲冠军。在一些球类项目中，徐州的水平同样很高。比如篮球一直是徐州的传统优势项目。徐州青少年篮球队是全国37所高水平训练基地之一。徐州先后向国家队、解放军队、省队、各体育院校输送篮球运动员一百余人。国家男女队都曾有过徐州输送的运动员，其中国家男篮的李春祥（现在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熟悉了，上世纪六、七十年的著名篮球运动员）、宫鲁鸣、胡卫东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足球运动徐州也向国家队输送了张艳茹、孙可、李昂、石柯等男女国脚。 徐州是全国地级市唯一的在奥运四大赛事（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残奥会、青奥会）都获得金牌的城市。看看近两年的奥运赛事徐州籍运动员的成绩：在2016里约奥运会，徐州籍运动员7人参加比赛，共获得1金2铜的好成绩。在刚刚结束的里约残奥会，徐州藉运动员15人代表中国队出战，共获得11金4银4铜的好成绩，所有参赛徐州运动员全部获得奖牌，获得金牌数超过中国代表团获得金牌数（107枚）的十分之一。在2014年结束的南京青奥会，徐州5名运动员代表中国队（中国代表团共获38金）参战共获得4金2银2铜的好成绩。 其实，一个城市体育成绩的好坏，恰恰反映了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强弱和城市的底蕴。通常来看，各省省运会金牌榜排名前几位的，恰恰是该省综合实力前几位的城市或有城市底蕴的老牌城市。而金牌榜靠后的城市，往往是综合实力较弱或缺乏城市底蕴的城市。比如，省运会金牌前几位，山东一般是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潍坊，辽宁通常是沈阳、大连、鞍山，河北为石家庄、唐山、保定，浙江为杭州、宁波、绍兴，河南是郑州、洛阳，福建为福州，厦门、泉州，江苏为南京、苏州、无锡、南通、常州、徐州等等。再比如，山东临沂市，近些年来城市发展较快，建造了一些百米左右的住宅楼，一些网友忘乎所以，经常自称山东第三，其实看看其在省全运会上的金牌排名，一千多万人的城市，金牌榜在省内排在第十几位，实在汗颜，实际上这是城市综合实力弱和缺乏城市底蕴的真实反映。 好了，闲话少说。体育方面，不太谦虚的说徐州的体育实力是北方地级市第一方阵。实力摆在哪里，其他大部分城市暂时无法全面超越。有在奥运四大赛事（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残奥会、青奥会）都获得过金牌的北方地级市吗？有36人88次、在十二个竞技项目中夺得世界冠军的北方地级市吗？有在本省省运会同时夺得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团体总分三项第一的北方地级市吗？上述三个标准能达到一个都不太容易，何况三个标准全部达到。
医疗卫生事业
徐州是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医疗中心。附近城市的患者到省城就医距离很远，到徐州就医距离很近，况且徐州的医疗水平丝毫不比许多省会城市差。 地级市医院水平，国内较权威的是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地级城市医院排行榜。在2015中国医院竞争力?地级城市医院100强”排行榜中。排出了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外的地级市医院100强。值得注意的是，该排行榜虽然将省会城市排除在外，但将深圳、宁波、厦门、大连、青岛共5个副省级城市列入，因此，在该排行榜中，普通地级市医院的强弱有了更好的参照系。 徐州在该排行榜中共入选2所医院，分别是徐州医学院（现更名为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徐州市中心医院。入选医院数量排在苏州、宁波、大连（各三家）之后，和青岛、深圳、厦门、温州、佛山、东莞（各两家）等城市并列第四。徐州不仅入选数量多，而且入选医院排名靠前。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位列排行榜第四位，徐州中心医院位列排行榜第十六位。 从表中可以看出，前十名除徐州之外，全部是南方经济强市，无一个北方地级市。徐州在表中排名第三，高于青岛、深圳、宁波、厦门等副省级城市，高于除苏州以外的全国所有普通地级市。 其实，除排行榜所列的两所医院外，徐州还拥有一大批三级甲等医院和三级医院。如曾经连续多年列入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医院竞争力?地级城市医院100强”榜单的三级甲等医院徐州市中医院、三级甲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七医院、三级甲等的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三级甲等的徐州市儿童医院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徐州的医疗水平在国内可以超过一些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其综合水平应在北方地级市独占鳌头。
帖子写到这里，似乎答案出来了，综合看以上十二大项，徐州没有任何弱项，能够有半数以上项目超过徐州的北方地级市好像没有。徐州是名副其实的北方综合第一地级市应该是理所当然。 也许有人会问，你把徐州说的那么强，难道徐州没有弱项吗？前面说了，本帖子的依据主要是综合，综合方面徐州确实强，这是事实存在的。但徐州也有弱项，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等。但这个弱主要是相对于南方城市的，和北方城市相比，徐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等指标虽然算不了顶尖，但也能算上中上等水平吧。 未来的徐州不应该和北方城市比高低，而应该有跨过长江去，和南方城市比高低的勇气。其实比起综合来，徐州并不比绝大多数南方城市差，徐州差的是GDP和民富。唯有快速发展经济，提高民富才能有跨过长江去，和南方城市比高低的底气。
（来源江苏城市论坛）
二：[江苏政治地位被打压]共和国将帅在文革中的政治走势
1969年九大前夕的政治走势（上）
1、上升：14人
A、中央委员：11人
林彪元帅：1958年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2位，成为毛泽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达到政治生涯巅峰。
叶剑英元帅：1966年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张云逸大将：1962年，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达到政治生涯的小高峰。
谢富治上将：1965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次高峰。
杨得志上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
韦国清上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
黄永胜上将：1968年8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仍有上升潜力。
许世友上将：1968年8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仍有上升潜力。
陈锡联上将：1968年8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仍有上升潜力。
韩先楚上将：1968年8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
张达志中将：1968年8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
B、候补中央委员：3人
陈奇涵上将：仍有上升潜力。
赛福鼎中将：仍有上升潜力。
唐亮上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
2、平势：6人
中央委员：6人
刘伯承元帅：1958年因反军队教条主义而被削减军内职务，处于半隐居状态，但政治地位仍未变。
粟裕大将：1958年因反军队教条主义而被削减军内重要职务，到军科搞研究，但政治地位仍未变。
肖劲光大将：实际权力缩小，但政治地位未变。
徐海东大将：林彪不喜欢，但政治地位未变。
王树声大将：林彪不喜欢，但政治地位未变。
王震上将：林彪不喜欢，转到地方农垦部任部长，但政治地位未变。
3、先升后降：3人
中央委员
徐向前元帅：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但九大前夕未能再进政治局。
聂荣臻元帅：1965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但九大前夕未能再进政治局。
王恩茂中将：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文革期间因贺龙问题受影响，九大前夕降为候补中央委员。
4、下降：3人
中央委员：3人
朱德元帅：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被认为反右不积极，地位开始下滑，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4名滑到第9名；九大前夕则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
陈毅元帅：文革期间挨批；九大前夕则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外。
邓华上将：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成为所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重要成员，被撤军职；1960年任四川省副省长，有职无权。文革后则无职无权，九大前夕降为候补中央委员。
5、先升后逆转7人
A、中央委员：4人
罗瑞卿大将：1959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实际权力大增；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准高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削军内外所有职务，并成为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未选上九大代表。
宋任穷上将：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批准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政治生涯的第一个次高峰。但文革期间作为刘邓“反动路线”上的人被打倒。未选上九大代表。
叶飞上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后被指为“刘邓司令部在福建的代理人”，削减军内外职务。未选上九大代表。
张经武中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后作为刘邓“反动路线”上的人被打倒。未选上九大代表。
B、候补中央委员3人
张爱萍上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文革中因历史上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渊源，未选上九大代表。
刘震上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文革中因与黄克诚关系密切，九大前夕未能当选代表。
王尚荣中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文革期间因贺龙问题受影响，九大前夕未能当选代表。
6、逆转：21人
A、中央委员：9人
彭德怀元帅：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成为所谓反党集团头目，被削军职。未选上九大代表。
贺龙元帅：文革期间成为所谓“二月兵变”的头目，被削军职，并遭囚禁。未选上九大代表。
乌兰夫上将：文革期间遭康生陷害，成为所谓“内人党”头目，被削军内外职。未选上九大代表。
黄克诚大将：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成为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被削军职；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未选上九大代表。
谭政大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削军职。未选上九大代表。
许光达大将：文革期间成为所谓“二月兵变”的参谋长，被削军职，并遭残酷批斗。未选上九大代表。
肖克上将：1958年因反军队教条主义而被削军职，降为农垦部副部长。未选上九大代表。
肖华上将：文革之初实际权力增大，后遭江青陷害，被削军职。未选上九大代表。
吕正操上将：文革期间挨批，被削军地职务。未选上九大代表。
B候补中央委员：12人
杨成武上将：文革之初实际权力增大，后遭江青陷害，被削军职。未选上九大代表。
杨勇上将：文革中因历史上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渊源，未选上九大代表。
苏振华上将：文革中因历史上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渊源，未选上九大代表。
洪学智上将：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成为所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重要成员，被撤军职，贬到地方任厅长，文革中又被整，未选上九大代表。
张宗逊上将：文革中因历史上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渊源，未选上九大代表。
李涛上将：因身体和年龄原因，九大前夕未能当选代表。
周桓上将：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被认为是彭德怀老三军团的人而调离军界，降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九大前夕未能当选代表。
钟期光上将：因与陈毅、粟裕关系密切，九大前夕未能当选代表。
李志民上将：因在志愿军时与彭德怀、杨勇关系密切，九大前夕未能当选代表。
宋时轮上将：因与陈毅、粟裕关系密切，九大前夕未能当选代表。
廖汉生中将：文革期间因贺龙问题受影响，未选上九大代表。
万毅中将：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因彭德怀问题受影响，被削军职。未选上九大代表。
7、逝世：7人
A、中央委员：5人
罗荣桓元帅
陈赓大将
刘亚楼上将、李克农上将、赵尔陆上将
B、候补中央委员：2人
甘泗淇上将、阎红彦上将
十一、结局：61人的走势
1、从八大进入九大的委员：26人
A、中央委员：23人
八大续任委员：21人
元帅7人：林彪、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大将5人：粟裕、张云逸、肖劲光、王树声、徐海东
上将8人：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王震、杨得志、韦国清、韩先楚
中将1人：张达志
B、八大候补晋升：2人
上将：陈奇涵
中将：赛福鼎
C、候补中央委员：3人
八大中委降格：2人
上将：邓华
中将：王恩茂
八大续任委员：1人，上将：唐亮
2、未能进入九大的八大委员：28人
A、中央委员：13人
元帅2人：彭德怀、贺龙
大将4人：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许光达
上将6人：乌兰夫、宋任穷、肖克、肖华、吕正操、叶飞
中将1人：张经武
B、候补中央委员：15人
上将12人：杨成武、杨勇、张宗逊、李涛、李志民、苏振华、洪学智、宋时轮、周桓、钟期光、刘震、张爱萍
中将3人：万毅、廖汉生、王尚荣
3、逝世的八大委员：7人
A、中央委员：5人
元帅1人：罗荣桓
大将1人：陈赓
上将3人：刘亚楼、李克农、赵尔陆
B、候补中央委员：2人
上将2人：甘泗淇、阎红彦
4、浅析
A、从上述进入和落选九大委员的名单可以看出，彭德怀在红三军团和贺龙在红二方面军的老部下基本上被整肃。彭德怀掌权十年，贺龙掌权十五年，虽然使用了一些自己的干部，但这时党内民主空气很深厚，他们也不随意运用谁。此时林彪虽然位重，但无实权，本身有病，深居简出，也很谨慎。而罗荣桓的影响力反而大些当然，在他管辖的总政系统，名额是最多的，四野上来的人，受他影响大的人多，如黄永胜、肖华、吴瑞林等。不过，素以“罗婆婆”著称的罗帅，人缘广，路路通，重人才，不唯关系。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干部都是打拼出来的，资历都很老，谁都能通天。人人拉出来说都有足够的资本，都有不菲的战功。如周士第、郭天民、傅秋涛、赖传珠、杨至诚、李达、周纯全、傅钟、陈伯钧等，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也要通过投票评议，但最终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不过，从发展的眼光看，年轻、有潜力、后起之秀，还是毛泽东很看重的，这也是有道理的。而像贺炳炎、程世才这样相对年轻的、很能打仗的将才也没有选上，又说明，综合评定也很重要。总之，毛泽东此时精力充沛，把首批开国将帅放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打造。
B、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留任并上升的幅度增大。这说明毛泽东看重山头，又不唯山头，还是讲五湖四海，还是注重人才和能力的。
C、经过1957年反右、1958年反对军内教条主义、1959年批判彭德怀、1965年批判罗瑞卿、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斗争，开国将帅中的这批精英，在党内的职务变幻浮沉，到九大时，已面目全非。许多人在人生正值壮年、更能够为国家效力之时，被搞得遍体鳞伤，有的受到囚禁，遭受牢狱之灾，有的甚至死于非命。
D、到九大时，林彪势力大增，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党章。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含金量大减，成为历届最不成功的大会。
E、八大到九大的落差最大。
九大
一、概况
1、时间：1969年4月1日-24日
2、地点：北京
3、党员：全国2200万名。
4、代表：出席大会的1512人，
5、选举：九大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其中军队开国将帅里含中央委员80人，候补中央委员40人，共计120人。
6、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开国将帅：
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林彪
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汪东兴
二、代表
1、军队代表422名，按大军区序列划分，名单如下：
沈阳军区42名：
马忠全、王亚夫、王克京、王宜文（女）、王淮湘、王德富、龙开富、邓岳、冯进祥、江拥辉、刘振华、刘登富、刘德才、李汝兰（女）、杨弃、何友发、汪家道、邹衍、邵正田、张进、张峰、张国珍、张振起、张彩云、陈武魁、陈锡联、赵兴元、赵其林、赵俊仙（女）、聂济艟、高桂成、高黑丑、郭桂梅（女）、黄治富、黄显万、梁芝禹、崔海龙、阎崇祥、程克廉、曾绍山、谢正荣、游好扬
北京军区49名：
于丁兰（女）、马辉、王义、王富、王猛、王树海、王振祥、王海潮、毛振华、艾祖军、古远兴、申纪根、白文忠、刘大乱、刘传新、刘海清、孙瑜（女）、杨子安、杨永松、杨银声、肖应棠、肖剑平、吴忠、吴涛、宋双来、汪易、张云龙、张日清、张正光、张英辉、张荣温、陈仁洪、陈先瑞、范宝谦、周建华、郑三生、郑维山、孟顺通、要全珍、柴木林、徐信、徐道义、符先辉、黄作珍、曹中南、程桂荣（女）、谢振华、廖鼎琳、滕海清
济南军区26名：
王金泉、甘法祥、刘涌、刘绍堂、齐威、孙乐义、李勃、李桂荣（女）、杨育才、杨得志、何志远、宋德庆、况开田、张仁初、张公兰（女）、张銍秀、张辑光、赵峰、赵修德、袁升平、黄木材、曹普南、葛志华、熊飞、熊作芳、魏伯亭
南京军区38名：
王六生、王传友、尤太忠、刘庆洪、许世友、杜平、李永成、李树枝（女）、李德生、杨广立、肖永银、吴大胜、吴仕宏、吴柏林、迟浩田、张明、张文碧、张宝珊、张宜爱、张洁汉、陈令云、陈励耘、周纯麟、周贯五、胡大荣、胡修道、南萍、钟国楚、顾美娣（女）、高志荣、唐亮、姬应伍、梁叶枝、廖成美、熊玉坤、熊应堂、阚桂琴（女）、戴克林
福州军区19名：
王志智、尹明亮、丛德滋、皮定均、朱耀华、刘廷柱、刘禄长、汤林珍（女）、孙境远、杨栋梁、吴瑞刚、张在源、陈庆鸾、庞朝胜、黄象和、康林、韩先楚、程世清、戴学明
广州军区37名：
丁盛、卜占亚、于厚德、马毅（女）、王辰、王文德、王君泰、方毅华、孔石泉、任思忠、任殿卿、刘玲、刘兴元、刘华村、江燮元、孙干卿、阳震、苏克之、杨剑、杨大易、肖曼（女）、张万年、张立宪、张永前、张景耀、张福顺、陈雪琼（女）、欧致富、周熙光、练造英、黄荣海、黄祖示、阎仲川、程慧丽（女）、焦红光、廖恩乃、黎原
武汉军区15名：
王辉、王新、方铭、刘丰、买仁虎、李亚莉（女）、张树芝、张昭剑、周述平、范振声、胡尚礼、赵复兴、徐文礼、曾思玉、蔡德清
成都军区14名：
马寿喜（女）、朱成友、孙洪道、何云峰、张华、张英才、林长修、郑志士、胡继成、段思英、姬清义、梁兴初、董崇仁、谢家祥
昆明军区25名：
王建书、韦统泰、田维扬、成泽民、吕桂林、朱莲珍（女）、刘安民、刘茂仙（女）、刘德润、李世全、李再含、何光宇、张茂怀、陈康、陈代富、陈朝楚、查玉升、郭新、陶兴同、黄学义、梁中玉、鲁瑞林、蓝亦农、谭甫仁、黎锡福
兰州军区17名：
方升普、邓芳明、叶家莲（女）、刘学保、孙秀兰（女）、李永和、李治平、谷凤鸣、张忠、张达志、张江霖、冼恒汉、胡炜、徐洪学、高维嵩、崔孝堂、康健民
新疆军区11名：
王成邦、龙书金、刘发秀、李全春、肖凤瑞、肖思明、阿不都热衣木、张清云、曹纪梅（女）、裴周玉、潘苏灵
西藏军区7名：
大扎西、任荣、吴元明、张瑞厚、陈明义、曾雍雅、廖步云
海军18名：
王天保、王宏坤、王瑞昌、刘浩天、李长如、李作鹏、杨保贵、肖劲光、吴瑞林、张凤彩（女）、张秀川、张逸民、陈运和、武毅、易耀彩、段德彰、舒积成、董其采（女）
空军32名：
丁钊、马杰三、王飞、王璞、王辉球、王善富（女）、丰福生、邝任农、冯全民、刘懋功、杨思禄、杨焕民、肖前、吴宗先、张钟、张百春、张宛度、张祖金、张积慧、陈忠宝、武广成、罗元发、岳振华、金素娥（女）、周玲妹（女）、赵毛臣、夏北浩、徐克江、诸惠芬、（女）、曹里怀、曾国华、董小海
军委总直属队72名：
丁江、马文波、王功、王雁、王七十三、王天林、王世藩、王秉璋、王泽恩、王树声、王恒山、王淑琴（女）、王瑞华（女）、王新亭、毛洪祥、尹忠尉、叶剑英、冯兴才、曲俊臣、年四旺、朱光亚、朱明仓、刘友法、刘伯承、刘贤权、孙承鸿、孙海同、严庆堤、苏静、李天佑、李良汉、李海明、杨杰、杨俊生、吴烈、时心仁、邱会作、邱国光、张木林、张令彬、张池明、张纪之、张德春、张翼翔、张耀祠、陈士榘、陈仁、陈立发、陈华堂、陈奇涵、陈继德、陈新华、林庆传、林家驹、罗华生、赵启民、胡备文、胡清碧（女）、侯朝文、宣绪盛、姚国民、聂荣臻、徐向前、徐海东、殷承祯、郭玉峰、黄文明、黄志勇、彭海贵、粟裕、雷源清、廖初江
（上述代表中,含中委60人，候补中委33人）
2、中央指定的当选为委员的部分军队代表16名：
中央委员10名：林彪、张云逸、黄永胜、张才千、张天云、彭绍辉、吴法宪、周赤萍、温玉成、李水清
候补中央委员6名：邓华、王恩茂、韦祖珍、李化民、李书茂、吴纯仁
3、参加地方选举并当选为委员的开国将帅11名：
中央委员10名：
全国人大：朱德
外交部：陈毅
北京市：谢富治
广西区：韦国清
农垦部：王震
五机部：邱创成
新疆区：赛福鼎
国家计委：余秋里
公安部：李震
中央办公厅：汪东兴
候补中央委员1名：
国务院办公厅：刘西尧
三、中央委员情况：80人
1、从八大进入九大的中央委员：23人
八、九大连续2任委员：21人
元帅7人：
林彪元帅：63岁，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朱德元帅：83岁，全国人大委员长。
刘伯承元帅：77岁，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陈毅元帅：68岁，中央军委副主席。
叶剑英元帅：72岁，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元帅：68岁，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聂荣臻元帅：70岁，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大将5人：
粟裕大将：62岁，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肖劲光大将：66岁，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
王树声大将：64岁，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张云逸大将：77岁，休养。全国人大常委。
徐海东大将：69岁，休养。
上将8人：
王震上将：61岁，原农垦部长。无职。
黄永胜上将：59岁，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1968年2月21日，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许世友上将：64岁，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1968年3月23日，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
陈锡联上将：54岁，中央军委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10日，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
谢富治上将：60岁，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7年4月20日，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杨得志上将：59岁，中央军委委员、济南军区司令员。
韦国清上将：56岁，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68年8月26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韩先楚上将：56岁，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8月19日，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
中将1人：
张达志中将：58岁，中央军委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
2、八大候补晋升：2人
上将陈奇涵：72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
中将赛福鼎：54岁，新疆维吾自治区书记。1968年9月5日，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九大新任中央委员57人：（按军衔和姓氏笔划次序排列）
上将5人：
王宏坤上将：60岁，湖北人，海军第二政委，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王新亭上将：61岁，湖北人，副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陈士渠上将：60岁，湖北人，中央军委委员、工程兵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野战军。
李天佑上将：55岁，广西人，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彭绍辉上将：63岁，湖南人，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八路军一二0师、第一野战军。
中将33人：
王秉璋中将：55岁，河南人，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红一方面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野战军。
王辉球中将：58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空军政委，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野战军。
孔石泉中将：60岁，湖南人，广州军区第三政委，1968年2月21日，任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红军总部、新四军四师、第四野战军。
邝任农中将：59岁，江西人，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野战军。
皮定钧中将：55岁，安徽人，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野战军。
刘兴元中将：61岁，山东人，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陈康中将：58岁，湖北人，昆明军区代司令员，1968年8月13日，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陈先瑞中将：56岁，安徽人，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副政委，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野战军。
李作鹏中将：55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吴法宪中将：54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新四军、第四野战军。
吴瑞林中将：54岁，四川人，海军副司令员，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张才千中将：59岁，湖北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张天云中将：56岁，湖北人，总后勤部副部长，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
张池明中将：52岁，河南人，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政委，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
张国华中将：55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68年5月31日，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野战军。
张翼翔中将：56岁，湖南人，铁道兵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新四军、第三野战军。
邱创成中将：57岁，湖南人，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八路军总部、第四野战军。
邱会作中将：55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红军总部、新四军四师、第四野战军。
杜平中将：61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南京军区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四野战军。
苏静中将：59岁，福建人，国家计委副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余秋里中将：55岁，江西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0师、第一野战军。
周赤萍中将：55岁，江西人，福州军区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郑维山中将：54岁，河南人，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代司令员，1967年4月20日，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
冼恒汉中将：58岁，广西人，中央军委委员、兰州军区第二政委，1968年1月24日，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0师、第一野战军。
袁升平中将：57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梁兴初中将：56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31日，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曹里怀中将：57岁，湖南人，空军副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总部、第四野战军。
曾绍山中将：55岁，安徽人，中央军委委员、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曾国华中将：59岁，广东人，空军副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曾思玉中将：58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武汉军区司令员，1968年2月5日，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华北军区。
温玉成中将：54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新四军、第四野战军。
谭甫仁中将：59岁，广东人，中央军委委员、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8年8月13日，任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滕海清中将：60岁，安徽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967年11月1日，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红四方面军、新四军、第三野战军。
少将19人：
丁盛少将：56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2月21日，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八路军一二0师、第四野战军。
龙书金少将：59岁，湖南人，新疆军区司令员，1968年9月5日，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刘丰少将：54岁，河南人，中央军委委员、武汉军区政委，1968年2月5日，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刘贤权少将：55岁，江西人，中央军委委员、铁道兵政委，1967年8月12日，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江拥辉少将：52岁，江西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江燮元少将：54岁，江西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李震少将：54岁，河北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李水清少将：52岁，江西人，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华北军区。
李德生少将：53岁，河南人，中央军委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4月18日，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吴涛少将：57岁，辽宁人，内蒙古军区政委，1967年11月1日，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野战军。
汪东兴少将：53岁，江西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红军总部、八路军总部、解放军总部。
邱国光少将：51岁，福建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2月21日，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高维嵩少将：53岁，陕西人，兰州军区副政委，陕北红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野战军。
鲁瑞林少将：57岁，甘肃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8月13日，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程世清少将：51岁，河南人，1968年1月5日，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谢家祥少将：55岁，江西人，成都军区副政委，1968年5月31日，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八路军总部、第四野战军。
任思忠少将：51岁，四川人，广州军区副政委，红四方面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61年晋衔。
王淮湘少将：49岁，山东人，总政保卫部部长，同时保留原任的陆军16军政委职务，1968年3月6日，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64年晋衔。
南萍少将：51岁，山东人，浙江省军区政委，1968年3月24日，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野战军。64年晋衔
1969年九大前夕的政治走势（中）
四、候补中央委员情况：40人
1、八大、九大2任的委员3人：
八大中委降格：2人
上将邓华：59岁，四川省革委会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副厅级）。
中将王恩茂：57岁，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八大续任委员：1人
上将唐亮：59岁，病休。
2、九大新任候补中央委员37人（以下按军衔和姓氏笔划次序排列）：
中将6人：
刘浩天中将：57岁，江西人，东海舰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野战军。
陈仁麒中将：56岁，福建人，炮兵政委，红一方面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
四野战军。
张令彬中将：67岁，湖南人，总后勤部副部长，红一方面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华北军区。
罗元发中将：59岁，福建人，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野战军。
赵启民中将：59岁，陕西人，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陕北红军、新四军、第三野战军。
黄志勇中将：55岁，江西人，装甲兵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四野战军。
少将31人：
王六生少将：52岁，江西人，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野战军。
韦祖珍少将：57岁，广西人，福州军区空军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尤太忠少将：51岁，河南人，陆军第27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
陈华堂少将：58岁，湖北人，福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1967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主任，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野战军。
李化民少将：54岁，甘肃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李书茂少将：55岁，湖北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0师、第一野战军。
吴忠少将：48岁，四川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红四方面军、八路军总部、第二野战军。
张日清少将：52岁，福建人，北京军区副政委，1967年3月，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新四军、第三野战军。
张秀川少将：50岁，河北人，军政大学政委，晋察晋军区、第四野战军。
汪家道少将：53岁，安徽人，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1967年3月，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野战军，
杨俊生少将：53岁，江西人，北京卫戍区政委，1968年10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野战军。
杨焕民少将：57岁，湖北人，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68年4月，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红二方面军、新四军、第二野战军。
郑三生少将：53岁，江西人，陆军第66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1967年12月，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
易耀彩少将：52岁，江西人，海军北海舰队政委，红一方面军、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
康健民少将：53岁，甘肃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4月10日，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陕北红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野战军。
黄文明少将：61岁，江西人，通信兵政委，红二方面军、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
黄作珍少将：55岁，江西人，北京卫戍区第二政委，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
黄荣海少将：54岁，江西人，广东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2月21日，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曾雍雅少将：52岁，江西人，西藏军区司令员，1968年9月5日，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傅传作少将：55岁，湖北人，武汉军区空军政委，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0师、第一野战军。
裴周玉少将：57岁，湖南人，新疆军区副政委兼生产建设兵团政委，1968年9月5日，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八路军一二0师、第一野战军。
刘西尧少将：53岁，湖南人，国务院总理联络员，新四军、第二野战军。63年授衔。
吴纯仁少将：48岁，陕西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红军总部、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61年晋衔。
康林少将：53岁，江西人，陆军第28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新四军、第三野战军。61年晋衔。
王新少将：50岁，山东人，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64年晋衔。
方铭少将：48岁，浙江人，空15军军长，1967年8月，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64年晋衔。
刘振华少将：48岁，山东人，陆军第40军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64年晋衔。
胡炜少将：49岁，河南人，陆军第21军军长，1968年4月，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新四军、第三野战军。64年晋衔。
赵峰少将：55岁，河南人，陆军第26军军长，新四军、第四野战军。64年晋衔。
郭玉峰少将：50岁，河北人，陆军第64军政委，1967年10月，任中组业务组负责人，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64年晋衔。
黎原少将：52岁，河南人，陆军第47军军长，1968年4月8日，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八路军一二0师、第四野战军。64年晋衔。
五、统计：
新任中央委员57人：
1、年龄：60岁以上8人，50岁以上48人，40岁以上1人。
2、籍贯：江西20人，湖南6人，湖北6人，河南6人，安徽4人，山东3人，广东2人，广西2人，福建2人，四川2人，河北1人，辽宁1人，陕西1人，甘肃1人。
3、军衔：上将5人，中将33人，少将19人。
4、任职：总部6人，军兵种12人，军区31人，省军区1人，野战军1人，地方6人。
5、沿革：
红军时期：红军总部3人、红一方面军31人、红二方面军2人、红四方面军16人、陕北红军1人、无红军经历4人；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4人、一一五师26人、一二0师4人、一二九师10人、晋察冀军区2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2人、新四军9人；
解放战争：解放军总部1人、第一野战军4人、第二野战军13人、第三野战军6人、第四野战军30人、华北军区3人。
新任候补中央委员37人：
1、年龄：60岁以上2人，50岁以上30人，40岁以上5人。
2、籍贯：江西11人，湖南3人，湖北4人，河南4人，安徽1人，山东2人，广西1人，福建3人，四川1人，河北2人，浙江1人，陕西2人，甘肃2人。
3、军衔：中将6人，少将31人。
4、任职：总部1人，军兵种11人，军区8人，省军区6人，野战军8人，院校1人，地方2人。
5、沿革：
红军时期：红军总部1人、红一方面军17人、红二方面军5人、红四方面军3人、陕北红军2人、无红军经历9人；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1人、一一五师11人、一二0师4人、一二九师2人、晋察冀军区6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5人、新四军8人；
解放战争：第一野战军5人、第二野战军7人、第三野战军8人、第四野战军11人、华北军区6人。
六、新任中委和候补中委情况浅析：
1、从年龄上看，新任中央委员最年长为63岁的彭绍辉上将，最年轻为49岁的王淮湘少将；候补中央委员最年长为67岁的张令彬中将，最年轻为48岁的吴忠少将。尽管候补中委有四位48岁的少将，但因吴忠是1955年首批授衔的少将，而其他三位则是1961年以后晋升少将的，所以，算吴忠最年轻。原因：彭绍辉是典型的红三军团，后来在第一野战军，按说是彭德怀系统的，但彭绍辉更忠于毛泽东，在历史上反对张国焘也很坚决，又是独臂将军，性格直爽，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深得毛泽东欣赏；王淮湘为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推荐的人，在总政保卫部长的位置上，为中央专案组效力，属林彪四野系统，所以，两两相加，自然被作为新生力量的重点；张令彬是井冈山系统的，经历过彭德怀事件和文革，毛泽东更关注在革命源头与他共事的人；吴忠最初属四方面军，但为四川人，后来刘伯承进入四方面军，尤其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吴忠的才能受到刘军神的欣赏，解放战争成为二野主力师长，建国后成为首任机械化师师长，在60年代初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期间，为毛泽东所关注，尤其文革期间，卫戍区为北京的稳定起了好作用，毛泽东称其“吴忠有忠”，所以，吴忠被作为培养重点。
2、从籍贯上看，江西人最多，总数达31人；湖北和河南都是10人，但因湖北的上、中将各占三位，含金量高，所以排在第二位，河南则排第三位。原因：这也是历史形成的，红军时期最辉煌的时候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在江西，所以，近水楼台，江西老表参加红一方面军的极多。到文革期间，湖南那一茬老杆子年龄增大，而江西这一拨人此时正值壮年，属接班的年龄，都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所以，江西人跟进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湖北和河南和情况也是如此，有趣的是，这一拨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当时红四方面军的第二、三茬人，而候补中央委员中，湖北人全是二方面军的，当时都是刚提起来的年轻师团职干部，河南4人中，干脆有3人就没有参加过红军。
3、从军衔上看，新任中央委员涵盖上将至少将。候补中央委员中没有上将，只有中将和少将。
4、从沿革上看，红一方面军48人、八路军一一五师37人、第四野战军41人，仍然是主线、主脉，尤其“双一”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更重要的当然是“第四野战军”，所以，林彪管辖系统占的人数最多，里面不乏精英。
5、从名单上看，九大代表中入选的英雄模范和基层代表的名额大大超过八大，从3名增加到138名，一方面是总人数大增，另外，这里面新增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名额，也算一种新生事物。英模代表如济南军区的杨育才，当年抗美援朝时奇袭白虎团的英雄排长；昆明军区的陈代富，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一战成名；空军有当年击落美军王牌战机的空中英雄张积慧，指挥所部击落美军U2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地空导弹部队某部英雄营长岳振华；总直属队的年四旺，因舍身救列车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还有南京军区的志愿军老英雄，当年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第5连战士胡修道,在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中勇立战功。作为老英模和部队主力师的军政主官，迟浩田和张万年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时，迟任陆军第27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任81师政委，部队驻扎在江苏。迟出身于南京军区王牌第27军，是“济南第一团”的优秀代表，为许世友和聂凤智的老部下。张任陆军第43军127师师长，出身于广州军区王牌第41军，是“塔山英雄团”的优秀代表，为吴克华的老部下，部队驻扎在广西，九大召开半年后，移驻河南。60年代，部队调防挺频繁，也很好，显得很有活力，流水不腐嘛。张万年也可算许世友的老部下。当年，许和尚在胶东半岛风光无限，所带部队能征惯战，由他派生出来的27、31、41军，都成为我军的王牌部队，至今仍成建制地雄视天下。这次入选，迟浩田40岁，张万年41岁，一个主政工，一个主军事，正是青壮年时期，为他们以后双双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基层干部代表，朱成友也引人注目，此时，他作为28岁的陆军营长，完全是小青年。日后，朱成友一步步成长为成都军区副司令、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扛中将军衔。另外，有些代表的名字挺有意思，沈阳军区的高黑丑、要全珍，北京军区的刘大乱，军委总直属队的王七十三，都是些基层代表。这些都充分反映毛泽东历来倡导的走群众路线的思想。
6、从新生事物上看，由于文革的发动，产生了行使省人民政府职权的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会”。而初期的省革委会又带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性质，所以，大多数省份都由当地驻军的最高首长进驻省革委会，并担任主任的要职。这样，军事将领便兼有政治和行政职能，遂成为一方“诸侯”或“封疆大吏”，于是，他们进入中央委员会基本上是顺理成章的事。到九大召开前夕，有如下21位将领担任省级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北京）、黄永胜（广东）、许世友（江苏）、陈锡联（辽宁）、韦国清（广西）、韩先楚（福建）、冼恒汉（甘肃）、曾思玉（湖北）、张国华（四川）、谭甫仁（云南）、滕海清（内蒙古）、龙书金（新疆）、曾雍雅（西藏）、王淮湘（吉林）、南萍（浙江）、黎原（湖南）、康健民（宁夏）、李德生（安徽）、刘贤权（青海）、程世清（江西）、陈华堂（三机部）。
有如下22位将领担任省级革委会副主任：北京（温玉成、郑维山、杨俊生）、新疆（赛福鼎、王恩茂、裴周玉）、云南（陈康、鲁瑞林）、河南（王新）、广东（孔石泉、丁盛、邱国光、黄荣海）、内蒙古（吴涛）、刘丰（湖北）、四川（梁兴初、谢家祥）、陕西（胡炜、杨焕民）、山西（张日清）、黑龙江（汪家道）、天津（郑三生）。
7、从嫡系上看，八大时，委员基本上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人才或叫嫡系，如林彪、罗荣桓、肖克等，当然，也有不少同事或下级或其他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同事如朱德、彭德怀，下级如张云逸、徐海东，对于吕正操、万毅，主要考虑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们是张学良的部将。现在，时间已进入1969年，解放已经有20年，各个系统培养的人才完全起来了，一是年龄合适，政治上开始成熟，二是担当了大任，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委或候补中委的位置。所以，各位元帅推荐自己亲自培养的人，也是合理和正常的。此时，林彪红得发紫，竞争对手彭德怀、贺龙已经倒台，敢提反对意见的罗荣桓已经逝世，不听话的罗瑞卿已经倒台，所以，野心膨胀，敢于放手大干，这样，四野出身的将领升迁最多，有些是整个单位集体升迁。当然，这些人不一定是毛泽东亲自培养，但必须由毛泽东钦定拍板。为了便于记忆，我们一般按照野战军首次序列为例，来划分系统。
如第四野战军（上将以下）共计45人：
个人：9人
作战处长苏静、组织部长杜平、39军政委吴法宪、46军136师师长曾雍雅、48军政委陈仁麒、第二兵团参谋长黄志勇、军政大学教育长曾国华、后勤三分部部长邱国光、东北军区参谋长陈奇涵等。
集体：36人
45军7人：军长黄永胜、政委邱会作、副军长张天云、134师政委谢家祥、135师师师长丁盛、135师政委韦祖珍、135师政治部主任任思忠；
43军5人：副军长兼127师师长李作鹏、127师政委张池明、128师师长龙书金、129师副师长黄荣海、129师团长吴纯仁，
44军4人：军长邓华、副政委谭甫仁、132师师长李化民、132师政治部主任程世清；
38军4人：军长李天佑、副军长曹里怀、112师师长江拥辉、114师师长刘贤权，
47军4人：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政治部主任孔石泉、140师团长黎原；
42军3人：政委刘兴元、副军长吴瑞林、军组织部长王淮湘，
49军3人：政委袁升平、145师师长温玉成、145师参谋长赵峰；
40军2人：军长韩先楚、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
41军2人：123师师长江燮元、123师政委张秀川
炮纵2人：司令邱创成、政治部主任吴涛
另外，林彪骨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各自工作的系统内还有一批信得过的人，也得到照顾与升迁，如王宏坤、王秉璋、王辉球、赵启民、刘浩天、南萍、易耀彩等人。他们有些原本就是红一方面军出身，后来因工作关系，到了其他野战军。四野与罗荣桓关系密切的许多人受到打压。
七、1969年春九届一中全会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的政治走势（参考军事职务的升降）：
1、上升102人
A、中央委员：65人
元帅2人：
林彪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党中央副主席，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二个巅峰，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叶剑英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上将12人：
谢富治上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
黄永胜上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
许世友上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1970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陈锡联上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1971年1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彭绍辉上将：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
陈士榘上将：中央军委委员、工程兵司令员
杨得志上将：中央军委委员、济南军区司令员，1971年3月，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
韩先楚上将：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1970年4月，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韦国清上将：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71年2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
陈奇涵上将：由候补晋升。在72岁的时候晋升，也算一个奇迹。
王宏坤上将：由代表直升。
王新亭上将：由代表直升。
中将32人：
吴法宪中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
李作鹏中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
邱会作中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
张池明中将：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政委。
王辉球中将：中央军委委员、空军政委。
王秉璋中将：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
张达志中将：中央军委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不久，调任军委炮兵司令员。
陈先瑞中将：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副政委，不久，升任北京军区政委。
皮定均中将：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8月，担任福建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不久，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并担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2月，任甘肃省委书记。
曾绍山中将：中央军委委员、沈阳军区政委。
袁升平中将：中央军委委员、济南军区第二政委。1969年6月，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4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
曾思玉中将：中央军委委员、武汉军区司令员，1970年3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杜平中将：中央军委委员、南京军区政委，1970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刘兴元中将：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第二政委，1969年6月，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梁兴初中将：中央军委委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张国华中将：中央军委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冼恒汉中将：中央军委委员、兰州军区政委，1971年2月，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赛福鼎中将：由候补晋升。仍有上升潜力。
孔石泉中将：由代表直升。
邝任农中将：由代表直升。
陈康中将：由代表直升。1971年6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吴瑞林中将：由代表直升。
张才千中将：由指定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71年4月，晋升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
张天云中将：由指定代表直升。
张翼翔中将：由代表直升。1969年5月任第二炮兵司令员。
邱创成中将：由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6月，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革委会主任，
苏静中将：由代表直升。
余秋里中将：由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6月，升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周赤萍中将：由指定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4月，任福建省委书记。
曹里怀中将：由代表直升。
曾国华中将：由代表直升。
滕海清中将：由代表直升。
少将19人：
李德生少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0年升任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次高峰，
汪东兴少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达到政治生涯的第一个次高峰，
刘贤权少将：中央军委委员、铁道兵政委，不久，改任铁道兵司令员，1971年3月，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丁盛少将：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刘丰少将：中央军委委员、武汉军区政委，1970年3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
王淮湘少将：由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69年8月，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1971年3月，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原任的陆军16军政委职务，
龙书金少将：由代表直升。1971年5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
江拥辉少将：由代表直升。
江燮元少将：由代表直升。
任思忠少将：由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71年2月，升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
李震少将：由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6月，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部长。
李水清少将：由指定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6月，升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委会主任。
吴涛少将：由代表直升。
邱国光少将：由代表直升。
南萍少将：由代表直升。
高维嵩少将：由代表直升。
鲁瑞林少将：由代表直升。
程世清少将：由代表直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1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谢家祥少将：由代表直升。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B、候补中央委员：37人
中将6人：
刘浩天中将：由代表晋升。
陈仁麒中将：由代表晋升。1970年12月，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
罗元发中将：由代表晋升。
张令彬中将：由代表晋升。
赵启民中将：由代表晋升。
黄志勇中将：由代表晋升。1970年1月，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少将31人：
王新少将：由代表晋升。64年晋衔，上升幅度快。1971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71年升任武汉军区副政委。
王六生少将：由代表晋升。1969年8月升任南京军区副政委，仍兼军区政治部主任。
方铭少将：由代表晋升。64年晋衔，上升幅度快。1970年4月升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兼空15军军长，1971年3月，升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韦祖珍少将：由指定代表晋升。仍有上升潜力。1971年，升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1971年2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
尤太忠少将：由代表晋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4月，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971年5月，任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刘西尧少将：由代表晋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升任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刘振华少将：由代表晋升。64年晋衔，上升幅度快。不久，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1970年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陈华堂少将：由代表晋升。197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李化民少将：由指定代表晋升。
李书茂少将：由指定代表晋升。
吴忠少将：由代表晋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4月，升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71年3月，任北京市委书记。
吴纯仁少将：由指定代表晋升。61年晋衔，上升幅度较快。
张日清少将：由代表晋升。
张秀川少将：由代表晋升。仍有上升潜力。1970年3月升任新成立的军政大学政委。
汪家道少将：由代表晋升。仍有上升潜力。1969年8月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1971年8月，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杨俊生少将：由代表晋升。1971年3月，任北京市委书记。
杨焕民少将：由代表晋升。
郑三生少将：由代表晋升。仍有上升潜力。1969年5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1970年3月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易耀彩少将：由代表晋升。
胡炜少将：由代表晋升。64年晋衔，上升幅度快。1969年6月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3月任陕西省委书记
赵峰少将：由代表晋升。64年晋衔，上升幅度快。
郭玉峰少将：由代表晋升。64年晋衔，上升幅度快。
康林少将：由代表晋升。61年晋衔，上升幅度较快。1970年12月，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康健民少将：由代表晋升。1971年8月，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书记。
黄文明少将：由代表晋升。
黄作珍少将：由代表晋升。1971年3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委秘书长。
黄荣海少将：由代表晋升。仍有上升潜力。1969年11月，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曾雍雅少将：由代表晋升。1970年11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傅传作少将：由代表晋升。
裴周玉少将：由代表晋升。
黎原少将：由代表晋升。64年晋衔，上升幅度快。
2、先升后降：2人
中将2人
郑维山中将：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代司令员，不久，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1年1月，因与杨成武的关系，被诬称为华北山头成员，解除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
温玉成中将：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因得罪林彪、江青、黄永胜，1970年6月，被降为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3、平势：10人
A、中央委员：7人
刘伯承元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处在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陈毅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
聂荣臻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
粟裕大将：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肖劲光大将：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
王树声大将：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B、候补中央委员：3人
邓华上将：四川省革委会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副厅级），候补中央委员。
唐亮上将：1970年12月，病休结束，出任军政大学学习组组长。
王恩茂中将：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副主任
4、下降：3人
中央委员：3人
朱德元帅：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下降到中央政治局委员。退至政治生涯的第四个高峰。
张云逸大将：休养、无职。
王震上将：由农垦部长变到无职，并被下放到江西劳动。
5、逝世：3人
中央委员：3人
徐海东大将：休养、无职。1970年3月病逝
李天佑上将：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1970年9月病逝。
谭甫仁中将：中央军委委员、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70年12月因公殉职
1969年九大前夕的政治走势（下）
八、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至1973年月8月党的十大召开前夕的政治走势（参考军事职务的升降）：
1、上升：15人
A、中央委员：10人
元帅1人：
叶剑英元帅：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担任军委办公会议负责人，填补林彪突然出走后，军事工作没有人具体主抓的真空。拟升任十届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进入政治生涯的第三个高峰期，向巅峰挺进。
上将3人：
韦国清上将：拟升任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
王震上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重新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担任国务院业务领导工作，负责分管外贸、黄金、供销社等部门工作。
陈士榘上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毛泽东点名担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中将2人：
赛福鼎中将：1973年6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拟升任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政治生涯的第一个次高峰期。
张才千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毛泽东点名担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少将4人：
李德生少将：拟升任十届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进入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向巅峰挺进。
汪东兴少将：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拟升任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
刘贤权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毛泽东点名担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丁盛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考虑要保护大多数，对本属于林彪势力范围的丁盛进行了挽救，丁盛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毛在清冼林彪旧部的过程中，反而把黄永胜所遗广东省地方职务交给丁盛。1972年3月，升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同年底，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B、候补中央委员5人：
上将1人
唐亮上将：1972年5月，升任军政大学政委。
少将4人
尤太忠少将：拟晋升为中央委员。
郭玉峰少将：继续受到康生赏识，拟晋升为中央委员。
傅传作少将：1973年5月升任空军政委兼空军党委第一书记，拟晋升为中央委员。
王六生少将：1971年11月，升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2、平势：57人
A、中央委员39人
元帅4人：朱德元帅、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
大将4人：
王树声大将、张云逸大将、肖劲光大将、粟裕大将
上将7人：
许世友上将、陈锡联上将、陈奇涵上将、杨得志上将、韩先楚上将、王宏坤上将、彭绍辉上将
中将15人：
张达志中将、孔石泉中将、皮定均中将、刘兴元中将（九一三事件后，政治上受到影响。经查，认为他在广东期间，参与了黄永胜的活动，使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鉴于他勇于承认错误，中央未予深究，1972年3月，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陈康中将、陈先瑞中将、杜平中将、苏静中将、张池明中将、张翼翔中将、余秋里中将、冼恒汉中将、曹里怀中将、曾绍山中将、曾思玉中将
少将9人
王淮湘少将、江拥辉少将、江燮元少将、任思忠少将、李震少将、李水清少将、吴涛少将、谢家祥少将、鲁瑞林少将
B、候补中央委员：18人
上将1人：
邓华上将
中将1人：
张令彬中将
少将：16人
吴忠少将
刘西尧少将、1972年10月，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
刘振华少将、杨俊生少将、李化民少将、汪家道少将、郑三生少将、胡炜少将、赵峰少将、康林少将、康健民少将、黄文明少将、黄作珍少将（1973年5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黄荣海少将、裴周玉少将、黎原少将
3、下降：20人
A、中央委员：10人
上将1人
王新亭上将：1972年11月，调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未当选十大代表。1984年逝世。
中将7人
邝任农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空军副司令员，但未当选十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天云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但因四野的关系，未当选十大代表。1980年逝世。
邱创成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但因四野的关系，未当选十大代表。1982年逝世。
郑维山中将：因“杨余傅”事件，未当选十大代表。以后仍有再次晋升的机会。
袁升平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但因四野的关系，只当选十大代表。而在十大召开前夕的1973年8月11日，被撤销济南军区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职务，同时撤销党的十大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梁兴初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十大前夕，仍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但因四野的关系，随即接受审查。未当选十大代表。1985年逝世。
滕海清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未当选十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少将2人
邱国光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但因四野的关系，未当选十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高维嵩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当选十大代表。1985年逝世。
B、候补中央委员10人
中将3人：
王恩茂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继续受到冲击，降至中共安徽芜湖地委第一副书记。未当选十大代表。以后仍有再次晋升的机会。
刘浩天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东海舰队司令员，未当选十大代表。1984年逝世。
罗元发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空军副司令员，未当选十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少将7人：
王新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武汉军区副政委，但因在空军的关系，未当选十大代表。在政治上被弃用。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方铭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兼空15军军长，但因在空军的关系，未当选十大代表。在政治上被弃用。1981年逝世。
陈华堂少将：政治上被弃用，未当选十大代表。1977年回空军工作。1983年逝世。
李书茂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未当选十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吴纯仁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但因四野的关系，未当选十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焕民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当选十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曾雍雅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但因四野的关系，未当选十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4、问题6人
A、中央委员：2人
中将：2人
温玉成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查证是林彪一手提拨的红极一时的人物，当年11月即被撤销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职务，接受中央审查。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但中央放宽政策，1988年被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辉球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党委认为他因受吴法宪问题的影响，作为政委，对空军陷入林彪事件的重灾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73年5月被免去空军政委职务。政治上从此遭弃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未当选十大代表。
B、候补中央委员：4人
中将：1人
陈仁麒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仍任成都军区政委，1973年2月，被撤职，并被隔离审查。经查，“文革”中任炮兵政委，在初期曾被冲击，情急之下请老首长林彪保护。随后在炮兵中夺权，揪斗司令员吴克华。1972年2月至1979年11月，在兰州炼油厂劳动。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经多年审查，问题不算大，1991年被补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少将：3人
韦祖珍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认为是林彪的人，1973年2月离职，接受了长达十年的隔离审查，1981年按大区副职离休，结论是“没有错误”。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但中央放宽政策，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日清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被弃用。因山西省武斗问题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免职。1977年底任武汉军区顾问。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易耀彩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次年被离职审查。经查，“文革”中任北海舰队政委时，同李作鹏有牵连。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但中央放宽政策，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5、错误：11人
A、中央委员8人：
中将：4人
王秉璋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即被隔离审查。经查，因参与了林彪等人在空军的一些活动，1971年9月底，其中央军委委员一职被中止。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1982年3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待遇。未被授予功勋荣誉章。
吴瑞林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审查，同年被撤职。经查，“文革”中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参与了李作鹏在海军的夺权活动。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但中央放宽政策，1988年被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周赤萍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于次年被隔离审查，并撤职。经查，“文革”初期曾在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后任福州军区政委期间，与林彪关系密切。他有一篇回忆林彪的文章，是“文革”中揭批林彪的靶子。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1982年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待遇。未被授予功勋荣誉章。
曾国华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文革”中任空军副司令员，同林彪一家关系很好。九一三事件后说他在空军吹捧林立果，支持吴法宪。1971年被撤职。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1978年逝世。
少将4人：
龙书金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因四野关系，并与林彪关系密切，受到影响；1972年被撤职受隔离审查。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1988年被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丰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经查，“文革”中，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支持王力一伙，被认为是林彪集团骨干成员，陈再道被打倒后，他连升三级成为军区政委。1971年他把毛泽东南巡讲话透露给李作鹏。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但后来中央放宽政策，1988年授予其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南萍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于次年被撤职隔离审查。经查，“文革”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期间，是林彪集团在浙江省的骨干。对浙江省在“文革”的混乱、武斗负有主要责任。1973年5月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但中央仍放宽政策，1988年被授予独立自由功勋荣誉章。
程世清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审查。经查，程主政江西以来，使江西成为“文革”中“共产风”最猛烈的一个省，是林彪集团在江西的代理人。他曾“创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1972年5月被撤职。政治上从此遭弃用。未当选十大代表。若干年后又被查出迫害邓小平等老干部的问题。但后来中央放宽政策，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B、候补中央委员3人
中将：2人
黄志勇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文革”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总政搞夺权，尤其是对军队中的问题负有重要责任。1971年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1988年被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赵启民中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审查。经查，“文革”中任海军副司令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时，参与了李作鹏等在海军、国防科工委的夺权活动，曾在国防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清队”，伙同赵登程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致使自杀、死亡数十人。1971年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但中央放宽政策，1988年被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少将：1人
张秀川少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于次年被撤职隔离审查。经查，“文革”中任海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期间，成为李作鹏在海军的骨干。未当选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被认定在“文革”中犯有罪行。1982年被开除党籍。1982年3月退出现役。未被授予功勋荣誉章。
5、反面：4人
中央委员4人：
上将1人：
黄永胜上将：1971年9月24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离职反省。被认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将3人
吴法宪中将：1971年9月24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离职反省。被认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李作鹏中将：1971年9月24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离职反省。被认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邱会作中将：1971年9月24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离职反省。被认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6、死亡2人：
中央委员2人
林彪元帅：1971年9月13日，乘专机出走，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被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领导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策动武装政变，成为林彪集团首犯。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谢富治上将：1972年3月病死。当时，中共中央予以厚葬，并给予很高评价。“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查，因参与林彪、江青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80年10月，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1980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7、逝世5人：
中央委员5人
A、九一三事件后：2人
陈毅元帅：1972年1月6日，因病逝世。
张国华中将：1972年2月21日，因公殉职。
B、九一三事件前：3人
徐海东大将、李天佑上将、谭甫仁中将
三：[江苏政治地位被打压]格隆｜解中国历史之政商关系！
导言：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清孔尚任《桃花扇》
（一）
据说，哈佛成了如今中国大商人们的滑铁卢。
王石从哈佛留学遇上了“红烧肉”之后，回来就被宝万之争搞的从万科扫地出门；王健林在哈佛演，讲吹了一个天大的牛逼之后，去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箫建华跑去哈佛读了个研究生之后，如今他的明天帝国支离破碎；而吴小晖带着安邦高管团队去哈佛“求贤”之后，如今正在被公诉，恐怕即将锒铛入狱......
今天，是春节假期上班的第二天，一则安邦的新闻，占据了几乎所有财经媒体的头条：上海市检察院对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提起公诉。保监会也发布公告，称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
至此，自去年六月，吴小晖“不能履职”之后，悬了半年多的靴子终于落下。
安邦，作为中国最神秘的企业之一，不仅其背景及崛起之路成了业界之谜，甚至前两年也一度作为中国投资界的风向标，总能在适当的时机低位买入股票，而且买什么什么涨，赚得盆满钵满。
一家保险公司在几年间，持仓A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就翻了好几倍，价值超千亿，更控股参股了多家银行，成为了中国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团。
而安邦的老板，在保监会“推门就进”的吴小晖，这位号称“对保监会上到主席下到保安都认识”的大佬，更是开创了众多中国保险领域的先河，其万能险规模傲视群雄，甚至安邦的600多亿的资本也相当于第二名和第三名两大老牌央企之和，连资本大佬明天系都对其“套路”亦步亦趋。
更不要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那场著名演讲之前，吴小晖还买下了联合国大厦旁边的华尔道夫酒店大楼，用来大宴宾客。
可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二）
三一重工梁稳根、恒大地产许家印、阿里马云等诸多商界大佬，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态度：我的公司是国家的。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上市公司老总曾与笔者沟通这个问题，他对一个企业主说这种话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种爱国的固定表达范式吗？你的企业，怎么可能是国家的呢？爱国是爱国，产权是产权，李嘉诚永远也不可能说长和是香港政*府的。不单李嘉诚不会说，任何一个再小的小公司老板也不会说这种逻辑荒诞的话。如果你的企业，随时可以拿去，谁还会去用心长期经营企业？
我无言以对。
未曾身临其境者，真的可能是永远无法理解中国几千年来政商关系的错位与纠结，以及中国商人在边界模糊的政商两道行走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三）
在中国，权力对商人具有一以贯之的历史成见。
作为一个2000年中*央大一统的帝国，中国一直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历代执政者为维持统治，对具备经济实力的商人阶层始终抱有天然的敌意，并进行精心刻意的丑化与打压，一个长安娼妓容颜衰老后，“老大嫁作商人妇”，还会认为自己亏得慌。而直到新中国建国多年后，中国还有“投机倒把”罪。
（老大嫁作商人妇）
在士农工商的严格界限划分中，帝国在千年历史里非常严厉地限制甚至禁止政商的交叉、流动，寻求把商人始终置于一种被支配的边缘地位，力图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官家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和商人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导致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机会主义性质的掠夺。
在政*府愿意的时候，行政权可以转化为事实上的产权，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产权制度的一项基本特征。
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贯穿于整个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官商之间那种没有契约精神的随时予取予夺的不对等关系，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为免权威受到挑战，中*央集权制度将拥有恒产作为社会的现实与心理红线，并定期性地将成规模的民间财富暴力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中国企业史，被生生演绎成一场政商零和博弈史：财富积累——财富剥夺——财富毁灭——再积累——再剥夺——再毁灭的暴力轮回中。
史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如是总结：“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即使游历欧美的孙中山，也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纳入三民主义中的民生。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势如累卵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
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社会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而这正是17世纪后秉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开始迅速超越中国的核心原因之一；
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历史学者王亚南，1943年）”
也正是这种畸形的官商文化，将多数工商人士拖入一种更为无序、凶险的政商关系的实践中。小心翼翼行走在政商边缘，他们的任何成就和他们的软肋同样真实得让人震惊：他们热爱市场，但又容易被市场之中无厘头的冷箭所伤；他们脱胎于制度，却要像神话中的珀尔修斯一样试图摆脱宙斯的阴影，他们能在夹缝中成长出一个巨大的商业故事，但因为非市场化的政治风险，商业帝国的垮塌与失败，往往比成功来得更迅猛和无情。
（四）
市场传言，黄光裕在狱中反省，看得最多的书是冯仑的《野蛮生长》，因为书中有一句话，六个字：“离不开，靠不住”。
中国式政商关系，如同一个神奇的魔咒，一片被认为是少有光亮的灰色地带，它让一个个枭雄级的企业家，如黄光裕、张文中、周正毅、顾雏军、褚时健、仰融、牟其中……纷纷成功又纷纷落马。它就像深不可测的海水，让你风平浪静地航行，领略天地间的美景，但瞬间却又可能毫不留情地将你打翻。它的每一次发作，都让身在其中的企业家们矛盾又惊恐，从历史上第一个商人王亥，到吕不韦、沈万山、胡雪岩，以及孔宋家族，一直到今天，这个矛盾一直纠结着企业家们的心神。他们战战兢兢地拿捏着那个距离的尺度，但往往，不是“太近了”，就是“太远了”。
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所谓的长袖善舞、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通过把自己和政治人物绑定在一起，只不过把商业市场面对的政治风险，转化成了政治权力斗争中的风险，且由于权力斗争的无情而变得更加险恶：一方面，由于进入了对方的核心决策圈，企业家不再有退出的选择，只能被动地为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一旦所绑定的政治人物倒台，接踵而来的后果完全可以对企业家构成毁灭性的打击——从千年前吕不韦的悲惨结局，到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落寞死去，概莫能外。
在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富人非沈万三莫属，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富可敌国”的人，从《金瓶梅》中潘金莲反复说的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就可见一斑。《明史》记载朱元璋筑南京城，“富民沈秀（万三）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
为进一步寻求政治保护并表忠心，筑城后沈秀“请犒军”，这触动了统治者心中的那根敏感的界限，帝怒曰：匹夫稿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日：其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戌云南。（《明史马后传》）
但这并不算完。洪武三十一年，为扫除对帝孙朱允炆继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的政商势力，朱元璋大开杀戒，找了个借口（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这次沈万三女婿顾学文一家及沈家近八十余人被满门抄斩，并籍没田产。
清朝首富，“红顶商人”胡雪岩因左宗棠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来往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并帮助左宗棠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此后，胡雪岩名声大振，短短几年，家产超千万，官居二品你，赏穿“黄马褂”。左宗棠曾赞誉胡雪岩：“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胡雪岩答曰：“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一语成谶。
光绪九年，左宗棠、李鸿章派系之争中，其产业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并被清政*府抄家摘顶。光绪十一年七月，靠山左宗棠在福州病逝，同年十一月，胡雪岩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胡雪岩是个符号：在他死去短短26年后，庞然大物清王朝也轰然倒塌。
中国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一种制度与文化的惯性。在中国跌跌撞撞的历史进程中，路径的选择权始终在各种派别的官僚手中，最为理性、稳健的工商业阶层，始终被排斥在决定历史的权力结构之外。在这种缺乏信用契约的环境中，中国特有的官僚制度，人际关系成为商业生长的必须土壤，而这种土壤注定了建立其上的商业故事最终都将是海市蜃楼。
胡雪岩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而富可敌国，但最终也因权贵的倒台而一贫如洗。胡雪岩葬在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他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和浮华一生都如浮云般消失。倒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契约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红顶商人胡雪岩）
（五）
我们回到本文开始那个香港企业家的满腹疑惑：如果他也像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一样感受过遭竞争对手时刻监听，正常工作无法进行，高层会议不得不远赴昆山进行，且有电话的地方都不敢谈及公司机密，以防泄露，儿子遭连续的莫名绑架、海关突然稽查等困扰，他或许就能理解很多中国企业的政商难言之痛。
毫无疑问，无论梁稳根也罢，许家印也罢，马云也罢，他们都是这个国家最聪明、最努力的人之一，他们大都出身草莽，凭着常人不及的天赋与勤奋，在恶劣畸形的社会环境中野蛮生长，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但任他们怎样纵横捭阖，他们始终仍摆脱不了身后如影随形的政商纠结与龃龉。中国经济一直行走在政*府与市场双重扩张的轨道上，双轨上跳舞的企业家，始终面临被非市场的政治风险吞噬的可能。而为了与之共生下去，几乎所有企业家都在费尽心思寻找门道，力图成为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刘永好家族、鲁冠球、徐冠巨、梁稳根、尹同耀、吴仁宝、柳传志、沈文荣、尹明善……，莫不如此。
“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应该是天。”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对政治的本能反应。
原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则这样总结他的政商之道：“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在他看来，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
万达王健林对如何处理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总结的是看似矛盾且无法实操的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而首富马云，除了公开表达“如果国家需要，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外，他对民企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形象地描述为，“我们一直在谈恋爱，但是我们不会结婚”，这和冯仑的“我们和政治家保持精神恋爱，跟国有资本上床”的表达基本异曲同工。
以上几乎所有表达，都披露了一个共同点：对政治的又爱又怕，以及无法拿捏的尴尬与忐忑。
饶是如此，仍然一批商业传奇故事在政商磨合中烟消云散。如果说步鑫生、牟其中、黄光裕是败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过近，则华晨的仰融，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德隆的唐万新、红塔的褚时健，则或多或少败于政治的过于疏离。
正是因为政商道路艰险，导致本应成为社会前进中坚的工商业阶层多数倾向埋头做事，所谓的“在商言商”，沦为社会最虚无的那部分存在。
20岁即被打成右派，入牢狱21年的原重庆政*协副主*席尹明善曾抱怨，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群体，很多人更多考虑个人利益，缺乏群体意识，认同感较弱。而有“商业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在接受专访时就干脆表示：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时间的胜利者柳传志）
作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选择，聪明的企业家们在公共平台躲避利益集结和人际联动。政商双方私下采取一种心知肚明、不以法律上场解决的互动，形成一种成本与风险最小化的增长联盟：企业家为地方政*府政绩提供经济数据支持，而政*府通过税费和信贷优惠以及赠予政治头衔，与之达成某种角色保全。
这让政商关系会始终处在一种没有明确界限的模糊状态中，也注定了双方的博弈在长期会无限趋向于零和，而非帕累托最优：这就是在人口红利期过后，我们的经济左冲右突，也难以找到突破口的核心原因之一——作为现代社会最大生产力的企业家群体行为的创造性、长期性会被相当程度压制。
（六）
公元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Mobius）发现：把一根纸条扭转180°后，两头再粘接起来做成的纸带圈，具有魔术般的性质：纸带只有一个面（即单侧曲面），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跨过它的边缘。
两千年来，中国的行政权与产权，就处在这样一个诡异的、无障碍的莫比乌斯转换带上。
商人圈中备受推崇的两本“经营宝典”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杰克·韦尔奇自传》。但是当韦尔奇这个“世界第一CEO”来中国布道时，那些曾自称是最顶级的追随者：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春兰的陶建幸，一个也没去捧场，因为他们知道，韦尔奇那套，在中国没用，或者说，至少是现在没用。
但幸运的是，情况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去年，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予以看待，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原则公正处理，不盲目翻旧账。对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罪与非罪不清的，实行疑罪从无。等等。
对孟的文章，有人说是“大赦民企原罪”，有人说是对民企投资意愿下降、资本外流的政策对冲，《新京报》社论则如是说：“释放保护产权善意，从不乱翻旧账开始”。
而“加快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这句话也出现在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如是强调：去年“亲”“清”两字定调新型政商关系后，中国已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一是政商双方都对“亲”“清”二字的认同度提高了，二是有了规矩，有的地方还出台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办事进退有了边界。
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如能籍此机会，从此奠定符合现代经济规律与产权要求的新型“亲” “清”政商关系，则国之大幸，经济之大幸，亦民之大幸。
（七）
中国数千年的政商关系史，尽管角色、剧情在不断变化，但大致的“梗”还是清晰的：那基本上就是养猪与杀猪的关系。
何时需要养猪？猪养多大可以杀？如何杀？杀多少？……尽管猪可以在猪圈里发出响亮的嚎叫，但话语权与分贝的大小并无关系。
走向砧板，是这种猪圈式政商关系的宿命。但即便是猪，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猪圈。
现代之前的中国,其政商关系演变，大约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这一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政商力量比较平衡，“资本”在“权力”面前比较平等，“猪”还没有成为“猪”。这并非因为权力主动放松了对资本的压榨，而是权力对此心有余力不足：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周王室，政令出不了王畿，有其名而无其实；诸侯列国，包括其中的强国，毕竟其权力的边界相对狭小，对于流动的资本与商人无力掌控，在诸侯的竞争之中，资本更具有了用脚投票的选择权，即便是猪，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猪圈。
在公权力碎片化的春秋战国时代，资本与商人的力量，终于有了可以施展的空间，各国商人参与政治、尤其是外交。《史记》说的“素封”，指的就是这一时期杰出商人拥有超强政治影响力：“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孔子的富豪学生子贡，则是典型：“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时势造英雄，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战国达到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管仲对此有“二君二王”的形象说法，商人的影响力堪比第二“君王”。
【第二阶段，秦汉-唐】。从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变法，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权力”加大了对“资本”的控制，“资本”开始成为被圈养、等待随时宰杀的猪。
在商鞅变法中，开始为商人编列“市籍”，作为二等国民，这大约可算是“猪”的起源。类似的做法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成为全国的标准版本，成为“千年犹行秦王政”的主要内容。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对商人的贬抑成为国家法律，商人不得拥有不动产、不得当官、甚至不得“衣丝乘车”，因此晁错有“今法律贱商人”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了唐朝。当然，在执行的层面，历朝都有时紧时松，但“法律贱商人”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这一阶段，“士农工商”的“四民”是有等级秩序的，“商”至少在法律上处于末等。政商关系则主要表现为“资本”成为“权力”的仆人、甚至奴隶，“始乱终弃”的现象十分普遍，予取予夺，政策弹性很大，权力对资源配置十分任性。
【第三阶段，宋之后】。宋代开始推行全面科举，这导致了执政基础的极大扩大，随之而来的首先是在法律层面上废除了对商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各种禁令，商人终于可以享受国民待遇。自此，“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原则开始得到提倡。到了明朝，在王阳明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士商合流”成为主流趋势。到了清末的政改阶段，甚至出现了强烈的“以商代士”的趋势，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空前高企。在政商关系上，“资本”也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并通过对各种教育资源的投入，在“权力”的源头对预备官员下功夫，俨然有了政商全面结合的态势。
自帝制终结至今，中国的现当代史中，政商关系似乎又重新地、快速地“重播”了一遍前数千年的这三个时期。
（八）
新王朝不杀猪何以果腹、不杀猪何以儆猴！
从政商关系演进的大略历史看，政商的力量未必都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
即便在“法律贱商人”的时代，在王朝的中期，当政权有足够自信的时候，商人的实际地位、包括政治地位，其实是不低的，因此，晁错在说“今法律贱商人”之后，紧接着也感慨：“商人已富贵矣”。这种名实不相符的情况，在历史上不少，是研究者必须十分留意的，不能只简单地盯着文本读史，而要深入研究实际情况。王朝中期的所谓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养猪事业的黄金时代。
“权力”对“资本”的抑制，往往发生在王朝新建时期，这时候政权需要对资源的全面掌控，以解决最为紧迫的战后重建问题——不杀猪何以果腹，及树立新政权的权威与威权——不杀猪何以儆猴。
“权力”对“资本”的无节制剥削，往往发生在王朝末期，这时候政权也同样试图通过对资源的全面掌控，来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从猪圈里拉出几头猪宰杀，以邀民心，倘能因此侥幸度过危机，则王朝还能迎来所谓的“中兴”，否则就只好陷入恶性循环。此时政权已经缺乏足够的权威资源，运转不畅，要么依靠专政工具进行强行剥夺，继续杀猪，未必管用，要么只好转而剥削小民。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猪也会露出獠牙，变成野猪，“资本”往往会在逐利本性下，利用政权的千疮百孔，加入剥削小民的行列，加剧了崩溃。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因为中国历史的漫长与疆域的广大，以上的分阶段描述，都只能是约略的，具体到某个历史时段，都能发现大量的例外。这是中国历史的迷人之处，也是政商关系史的复杂之处。
（九）
政商关系的实质，就是什么力量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
商人政治地位的高下，往往被当作考察政商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并不错，但依然只是“末”，并非“本”。在我看来，政商关系的实质，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什么力量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前文所述的政商关系史的几个阶段，无论哪个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政*府对资源配置有压倒性的主导作用，即便在商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提高之后，其主要体现也仅仅在于商人阶层的一些人可以参与到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程之中，路径依然是政*府出面进行配置。
这一点，倒的确可以追溯到“秦王政”那里。源于管仲、商鞅的改革，经过秦统一的固化，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千年一贯，区别仅仅在于某些时段其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与商人分享。
客观地说，政*府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在国史的很多时候、尤其是战后重建等“后危机”时期，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即便是绵延至今的近现代改革，在晚清政权发动第一轮改革开放、也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的初期，公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力量、甚至作为资源本身，扶持、推动、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公权力的强力介入，中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起步。看看晚清改革的投资额就能明白，主要的资金来源依然是国有资金、财政资金。这大约也是很多后发国家的共同现象，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强大，在初期也十分具有正能量。
即便在晚清的改革洪流之中，养猪与杀猪的游戏本质其实并没有改变，晚清改革的“进步”大约在于：猪当中的一小部分战斗猪，可以晋级参与到杀猪的游戏之中，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也就更为彻底地成了霍布斯所说的“丛林生态”。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称为“猪圈里的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