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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
转自2012年07月09日07:56人民网
[导读]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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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左）需为国民党的失败负全责（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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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蒋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礼。蒋重用胡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在西北为彭德怀一败再败。（资料图）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
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
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1946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
高华: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共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往往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就先逃跑了。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败？
国民党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华: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 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 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解放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您刚才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华:在四十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建国后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并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很难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华: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华:是啊，南京电信局有一个“军话专用台”，专门接转总统府、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的电话，共有九名工作人员，其中七人为中共地下党。蒋介石之“用人不疑”，与毛泽东“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风格迥然不同。蒋的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们的身边，虽有国民党情治人员的多次举报，蒋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参谋次长刘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陈诚去台后非常后悔，他说本来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为刘斐“挑拨离间，才换了人”。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正是因为有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还有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韩炼成、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解放军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
高华: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当然蒋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所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到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
高华:蒋介石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政、军，他对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二十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 “对牛弹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1949年8月15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阔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自我打气，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然而，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它的军队更是世俗化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蒋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国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蒋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他不得不退避台岛。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篇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三年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三年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三年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近几年来，一些民主人士将原因总结为什么“共军得了苏联援助”，“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事实上，这些论调都是非常肤浅的。
我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军事原因：淮海战役失败。在三年内战中，我最关注的战役就是淮海战役了，古人有言：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狭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及相邻省份，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地之要冲。中国内战史上，很多战略决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如牧野之战（周武王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楚汉争霸，昆阳之战（刘秀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官渡之战（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定性战役），隋末瓦岗军起义等等。可以说，如果中原地区的战略决战胜，则天下大局基本可定。我们来看淮海战役示意图：
果然发生在中原！毛泽东果然知道得中原者得天下的道理！须知，在战争中，战略决战是一切的枢纽。若战略决战胜，则一些局部战役败了也无伤大雅；若战略决战败，则一些局部战役胜了也无力回天。单从军事角度讲，发生在中原的淮海战役的失败，决定了国民党的总体失败。战争就是这么简单而残酷。
淮海战役中，共军总兵力60万，国军总兵力80万，并且，国军还有坦克飞机支援。“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一类的论调可以休矣。
二．腐败问题：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把问题说细一些，我再列几个子栏目：
军队腐败。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吏治腐败。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吴国桢口述回忆》）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蒋介石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宋希濂自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李宗仁回忆录》）
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人称“五子登科”。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纵观国民党大陆政权的一生，抗战胜利后接受日伪财产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恶性腐败开始膨胀的起点。
社会全面腐败。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罪，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 “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
三．政权被利益集团绑架。细说起来有：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经济上也接近了崩溃的边源。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经济危机和恐慌，为了挽救败局，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楼指挥“打老虎”，即抓官商勾结的投机倒把分子。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殃民的败类，救最苦难的同胞”的口号，决心很大，信心十足，确实惩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巨商大贾，物价暂时被稳定住了。报纸电台连篇累版报道蒋经国在沪经改业绩，上海人民称蒋经国为“打虎英雄”。但随着孔详熙（四大家族之一）之子孔令侃因“扬子公司非法囤积案”被捕，蒋介石劝告蒋经国“人人都有亲戚，这个案子就算了吧。”蒋经国被迫屈服。经过此次打击，蒋经国感到工作无法继续开展，1948年11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上海人民大失所望，刚争取到的民心又全部丢掉，此后上海和全国经济一溃千里。
土改被拖延。造成土改被拖延的原因之一，就是地主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存在着很深的裙带关系，甚至一些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我们可以将上面提到的淮海战役连在一起看。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无怪乎陈毅在战役胜利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倒的。”可以说，土改被拖延，是蒋家王朝的送葬曲。
四．金圆券。到1949年，出现了60亿面额纸币。甚至印刷纸币的成本还高于纸币面额。
五．敌我不分，树敌过多。共产党方面搞统战，蒋介石却搞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第三方。呼吁民主，劝告蒋介石反省错误的人，要么被其斥之为“书生之论”，要么被其看作“赤化分子”。暗杀李公仆，闻一多，强令民盟解散，结果得罪知识分子；土改被拖延，硬抓壮丁，结果得罪农民；金圆券风潮，打击投机倒把奸商不力（这与四大家族存在很大关系），结果得罪城里人。
六．治党不良。蒋介石的治党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旧上海青帮，堂会那一套。拜把兄弟，搞帮派，搞裙带，不讲原则，只求对方表示效忠自己，供自己利用。政党日益堕落成供三五个弟兄胡作非为的小天地。
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下决心干了三件事：一是整党，二是反腐，三是土改。
第三篇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内战国民党失败的四大原因
内战国民党失败的四大原因
回望1948—60年前大逆转 1948年，是中共在国内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年头。60年来，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一直苦苦思索：处于明显劣势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短短3年内化弱为强，一举实现“大逆转”，而貌似强大的国民党何以在关键时刻一败涂地？军事、财政、舆论、领袖智慧、国际环境……哪一个是主导因素？回望1948，处于转折关口的中国，有许多历史谜团需要破解,有许多历史现象需要探究。而这，恐非“正义”与“非正义”一类惯性思维可以一言以蔽之。 60年后，分处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已非昔比。历经风雨的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生机；而¾历政党轮替的国民党“百年老店”痛定思痛，终于展现新姿。1945年，毛泽东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也许是中共打赢内战的最佳注脚。2008年台湾“大选”之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发表“胜选”感言：人民最大，没有一个政党比人民大！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朴素的真理。 当今六位知名史学家欣然为本专题撰稿，从六个不同角度生动揭示了60年前动人心魄的历史真相。这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为本刊读者奉上的精神大餐。 —— 题记 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 刘统（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946 ～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短短3年间，在军事上、经济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离大陆。时间过去了60年，国民党将领不断反思失去大陆的原因和教训，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段极为苦涩的回忆。一位台湾学者写了本厚厚的书《为什么失去大陆》，笔者也以此为题，探讨其中的原因。 毛泽东的战略预见：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 应该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他就是正统的化身。那时，共产党是不愿打仗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题目就叫《论联合政府》，希望建立国共合作的民主政权。重庆谈判时，毛真诚地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纲领与和平建国的意向，但蒋容不得共产党的存在，一待部队调动完毕，就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 战争初期的3个月，形势对共产党极为不利，106个县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当时多数干部认为，以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尚不具备与国民党军抗衡的条件。东北的两位领导干部给中央写报告，提出了让步以求和平、拖延以待时机、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的3种对策。在这里，打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究竟怎么办，毛泽东思考了3天3夜。打，暂时没有胜利的把握；但退让更没有出路。1946年7月6日，毛泽东下了最后的决心，给党内起草了一个指示。他肯定两位干部的分析是合乎实际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这个指示传达到各战区，大家感到不解。说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但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预见。蒋介石身为一国之主，背的包袱重着呢！他要将大后方的政府机构、工厂和难民迁回沿海地区；他要在沦陷区重建政权和经济秩序；他要审判汉奸，清理逆产，改编伪军；他要将300万投降的日军及家属遣返回国。与共产党作战只是他诸多事务中的一项，而共产党则是全力以赴，所以，还是蒋介石的烦恼和困难多。毛泽东抓住了国民党的弱点，鼓舞了全党全军的士气，开始了3年解放战争。 谁也没想到，仅仅3年，国民党政权和军队就土崩瓦解了。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每提及此，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从电影上可以看到，国民党将领许多都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开会的时候军装笔挺、将星闪耀；而解放军干部军装破旧，开会时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土里土气的“共军”，怎能把正规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过去我们说是由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不得人心，但打仗的人心里明白：战争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半点犹豫。在战场上，双方都是真刀真枪。一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整个战争的结局不会是偶然的，其中必然有几个方面是共产党能做到，而国民党做不到的。笔者根据这些年的研究，提出以下4个观点—— 谁能集中优势兵力 共产党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前进和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军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有守土安民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军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部队就越分散，可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随之逐渐减少。共产党则不同，战争开始，军队大踏步后退，但兵力没损失多少。例如，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杜聿明率国民党王牌军大举进攻，林彪部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当时林彪作了最坏的打算：放弃哈尔滨，带着部队到北满打游击。但国民党军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杜聿明、蒋介石都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好停下来。 过了一年，解放军开始反攻了。蒋介石则处于被动局面，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打。1948年3月粟裕指挥豫东战役，先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守卫。华野用3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3天就打下来了。当时南京在开“国民大会”，河南的国大代表连夜跑到总统府，下跪痛哭，恳求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蒋介石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等着粟裕，明知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也得执行命令。国民党报纸发布“国军收复开封”的消息时，粟裕却绕到邱清泉的背后，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了。这样的战例很多。待蒋介石终于醒悟过来，将部队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却为时已晚。此时解放军的兵力已占优势。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这个道理？当然懂，但他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 谁能化敌为我 共产党善于化敌为我，改造俘虏，补充部队。华东野战军在这方面最有办法。每次战役，部队都会有伤亡。把国民党俘虏兵补充进部队，是保持部队建制完整、恢复战斗力的必要措施。1947年底，陈毅在晋绥军区作报告，连讲3天，特别介绍了华野改造俘虏兵的经验。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结束后，陈毅指示对74师的俘虏一个不放。 6746名俘虏被转送到后方，进行审查、集训和再分配。如何实现从国民党士兵到解放军战士的思想转变，华野政治部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¾验：开展群众性的融化改造俘虏运动，通过诉苦，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新老战士朝夕相处，生活、行军、战斗都在一起，随时随地可以交流思想。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解放军官兵一致的民主作风，最能感动俘虏兵。他们看到解放军干部吃、穿、住都和战士一样。班长宿营时帮新战士烧洗脚水、铺稻草，行军时帮新战士背东西，把好房子让给新战士住。大家感动地说：“国民党的班长都要小兵伺候，这里的班长反而照顾我们。” 随着战争的发展，多数情况下解放军都是连续战斗。战斗一结束，就把俘虏兵补入部队。头天被俘，第二天就随部队参加战斗，这叫“即俘，即补，即战”，显示解放军政治工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解放军中，无论新老战士，只要在战斗中表现勇敢，都可以立功受奖。这些“解放战士”在战斗中凭借个人良好的军事素质，表现出机智灵活的优长。陈毅对此十分称赞，号召老战士向他们学习。陈毅说：“我们有一个营长指挥三个连去打一个村里的敌人，村外是开阔地，不讲究火力掩护，冲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俘虏兵是轻机枪射手，他看见营长叫‘打！打！打！’说：‘营长你叫打哪里呀？’营长没法答他。他说：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营长同意了他的意见。他指挥三挺机关枪一齐开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没有一个伤亡，敌人就投降了。这是战术的作用，俘虏兵起了指挥作用。” “解放战士”一旦觉悟，就焕发出巨大的能量。相比之下，国民党却做不到这些，只能以自己的部队给共产党“送礼”。以“王牌军”74师为例，在孟良崮战役被歼灭后，蒋命令重新组建。1948年9月，74师上了淮海战场。4个月后再次被华野歼灭。蒋命令在江南第3次组建74师，到1949年10月，又被华野在厦门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组建一个军，从征兵、训练、配备武器到上战场，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没多久就被解放军消灭，大部分俘虏兵转变为解放军，掉转枪口打国民党。 回顾一下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与解放军的实力对比：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国民党军有430万人，解放军为127万人。1948年2月，国民党军有365万人，解放军为249万人，双方实力已经接近。到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只剩下204万人，解放军则上升到358万人，形成了压倒优势。短短两年多变化如此之大，除了解放军在战场上歼灭大量国民党军之外，通过教育改造把大批俘虏兵转化为解放军战士，是加速双方实力转换的一个重要原因。 谁能充分发动群众 共产党能够运用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淮海战役中车轮滚滚、百万民工支前的壮观场面。国民党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起被俘，开始是不服气的。他的部队是五大主力之一，战斗力很强。他被押下战场后，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感叹地说：我们在战场上哪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可能动员这么多老百姓支援战争。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共产党组织严密，令行禁止。共产党的组织延伸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每个村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还有儿童团，共产党通过这些基层组织，把人力物力资源完全控制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例如支前，上级将动员民工的指标下达到各个村，村里研究让谁去，走后他家的地由谁代管，人伤亡了怎么抚恤，出工的补助怎样解决，每个环节组织上都安排周到，让你支前没有后顾之忧。通过地方组织，共产党解决了征兵、支前、物资转运等多方面的问题。尽管解放区的资源和实力比不上国统区，但充分地调动人力物力，使解放军有了强大的后援，可以全力进行战争。 共产党还运用组织力量抵制国统区的危害，掌控国统区的经济命脉。1948年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济崩溃。不是蒋介石想这样，根本的问题在于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奸商才囤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看见国统区货币天天贬值，采取措施不许国民党货币进入解放区、危害解放区经济。共产党还规定各种政策，开列几份清单，包括允许和不许进出口的清单。什么东西可以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统区，粮食、棉布则一律不许出口。国统区生产的煤油、纸张、药品可以进口，因为解放区需要这些东西。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绸缎、罐头、化妆品之类的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统区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能不恐慌？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打击囤积，平抑物价，最终以失败告终，就因为无法克服资源短缺。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上海公推杜月笙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批准，不能让上海崩溃。唐山的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了百姓的生计。国民党没有经济基础，怎能不垮台？ 谁能打入对方心脏 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工作打进了国民党的心脏，隐蔽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战争年代，谁有情报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由于组织松散，政审不严，无论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只要有关系都能进去。早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派遣大量情报人员并长期潜伏，建立了许多内线关系。解放战争中，这些内线发挥了大作用。 当国民党军对陕北发起重点进攻时，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毛为什么敢于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送到中共中央，所以毛对胡了如指掌。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的女儿就是地下党的眼线，傅的一举一动，甚至其表情中共都一清二楚，战争的进程当然在解放军的掌握之中了。再说策反。当时各野战军的政治部都有敌军工作部，专门对国民党军策反。1946年3月，济南的王耀武命李仙洲指挥3个军，与南线配合，要把华野消灭在沂蒙山区。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与共产党有关系，我方的联络员安排他临阵脱离。韩练成一走，46军失去了指挥，把李仙洲其余两个军也搞乱套了。华野主力部队乘势猛攻，仅一天就把国民党3个军全消灭了。王耀武大惑不解，说5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5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啊。 这样的例子，在解放战争期间比比皆是，尤其是大战关键时刻，共产党的策反常导致国民党军全线崩溃。相比之下，国民党拥有先进的通信设备、庞大的特务机关，却无法从解放区获得任何情报——解放区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国民党特务根本无处藏身。淮海战役已开始3天，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还不知道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哪里。纵然国民党有千军万马，没有情报却等于瞎子、聋子。胜负就这样决定了。 蒋介石退到了台湾，痛定思痛，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彻底改造国民党、建立政治思想工作体制。他生前一直幻想“反攻大陆”。大陆这边，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焕发出新的活力，蒸蒸日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台湾与大陆的实力对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那场命运的大决战已成为历史，毛泽东和蒋介石已成为历史人物。时间跨入21世纪，海峡两岸尚未统一。大家都在思考，除战争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方法，让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已在香港和澳门变成现实。“自古知兵非好战”。大陆从未放弃和平统一的愿望，战争也不是两岸人民的唯一选择。2008年3月的台湾“大选”给人很多启示，如今分处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已非昔比，它们都在成长进步——60年后，若能学习对方之长而非一味对峙，是否将为两岸同胞带来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