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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犯了什么错误篇(1):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自１９５８年８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至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陈伯达把我投进监狱，这十年间，我一直都在陈伯达麾下当一名小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很少能见到这位大首长，更谈不上同他直接接触，因此我一直把他看成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他当时的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１９６４年后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央的意识形态专家、理论家、头号笔杆子，人称“老夫子”。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我曾见过他几面，从外貌上看，他并不出众，深度近视，不讲穿着，不修边幅，也不端架子，人看起来还算随和。这是我当年的印象。 初识大首长，两件小事印象深 大约是１９５８年秋，我在政研室的思想界动态组工作时，陈伯达曾到我们组来过两次。有一次动态组开会时他来了，在同我们见面时，他并未发表长篇讲话和发什么指示。当主持会议的思想界动态组组长关锋说“请伯达同志作指示”时，他说没有“指示”，只是东拉西扯，半开玩笑地对关锋说：“大哲学家！最近又发表什么新作了？拿了不少稿费吧！”关锋回敬说：“伯达同志怎么老是讽（封）我呀！”陈伯达哈哈大笑，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便走了。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１９６１年的四五月间，陈伯达奉命搞了一次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调查。地点选在河北省霸县（当时归天津管辖）堂二里公社。陈伯达亲自抓这次调查，不过他没有住到堂二里，而是住天津市的大理道小招待所。陪同他一起进行调查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调查组的成员主要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领队的是《红旗》杂志编委吴介民。调查组六个人都住在堂二里公社的一铺土炕上，吃饭也在公社食堂。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吃公共食堂吃不饱，我们调查组在公社食堂也是吃粗粮加“瓜菜代”，但尚能吃饱。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的粮食定量低，最后算账，我们的伙食大大超过了定量标准，公社叫我们如数交粮票，没有办法只好写了欠条，答应日后再还。
陈伯达虽未亲自来堂二里蹲点，但他还是和许立群在天津近郊农村调查了一些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为了遥控我们这个调查组，指导我们调查，不时地派随同他调查的中宣部人保科干事孙迺侠当联络员来堂二里，传达他调查时的议论和指示。现在回忆，那次公共食堂调查的基调还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优越性的前提下，听听农民对公共食堂的反映和要求，叫农民提出还有什么不方便，还没有提出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议论。那时农村公共食堂的大锅饭的弊端早已暴露，浪费粮食，老人小孩去食堂不方便，劳动力吃不饱，等等。中央似乎已有所察觉，但尚未下决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我记得，我们调查组的调查汇报，还是两方面的意见都讲，既讲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也讲它存在的问题，还不敢把真实情况全反映出来。
在调查组结束调查前，陈伯达有一天来到堂二里视察，他在许立群和天津市委一位女部长陪同下来到堂二里公社。天津市市、区、县的有关领导和公安局布置了严密的保卫措施。随同他一起来的车队和公安人员，前呼后拥，在公社大街上搞得很紧张。陈伯达下车后一看这么多车和人员，很不高兴，他马上“指示”那位女部长和陪同人员，立即把警卫人员一律撤走，那些随员和警卫只好后退佯装撤走。陈伯达不理解天津市委的苦心，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到农村来，天津市委有保卫他人身安全的责任，多派些警卫人员也在情理之中，可他似乎不太习惯这套繁琐的礼仪和保卫制度。
中午吃饭，陈伯达罢宴了。陈伯达这位大人物亲临堂二里视察，霸县堂二里公社绞尽脑汁想把接待工作做好，使陈伯达满意。东道主给陈伯达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宴，桌上摆上了肉、鱼、鸡等美味佳肴。这虽不是山珍海味，可是在那个饥荒年头，也算得上高档次的招待了。市、县和公社各级官员陪同陈伯达到食堂就餐，陈伯达一看摆了这么一大桌子菜，马上变了脸，退出了食堂，死活不吃宴席，他坚持把这桌菜撤掉，上老百姓吃的粗粮和“瓜菜代”，搞得东道主非常尴尬。后来在陪同人员说和、调解下，把鱼、肉之类的荤菜撤掉一些，上了些粗粮和瓜菜，陈伯达才吃了午饭。１９６１年春天，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吃不饱，连“瓜菜代”也难以为继，叫陈伯达到农村吃宴席，无疑要损害陈伯达的形象。陈伯达“罢宴”也不足为怪。
吃罢午饭，公社为陈伯达开了一个小房间，准备了一张软床，让他中午休息，他死活不上床，退出了单间，跑到一个小会议室的椅子上坐下。他说随便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麻烦。调查组中，我年纪最轻，级别最低，便派我中午照顾陈伯达休息。我给他弄了个旧藤椅，叫他坐下，给他腿上盖了条毯子，他蜷缩着身子休息了约半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同陈伯达接触，我对他的“罢宴”、“罢睡”的举动，肃然起敬，认为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和人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这个印象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要马列主义研究院率先实行供给制 １９６５年年中，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一些说法，要在他主管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废除现行的工资制，恢复供给制。
陈伯达在马列主义研究院讲话说：建国后，干部实行工资制是一个错误，这种制度助长了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一些干部追求享受，导致腐败。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违背。为了使我们的干部更加革命化，缩小同工农生活水平差距，防止革命意志衰退，恢复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供给制很有必要。我们是搞马列主义的，先带个头，先在研究院试行供给制，成功了再推广。陈伯达又说：愿意革命的留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实行供给制，想要挣钱的可以调离研究院，继续挣工资，留去自由。
陈伯达的这个指示，在马列主义研究院职工中引起巨大震动，每个人都不能不考虑：实行供给制后，怎样养家？在全国干部实行工资制的条件下，唯独马列主义研究院实行供给制，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法？等等。
陈伯达提出这个问题时，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大部分干部还在天津搞城市“四清”，各业务组只留下少数人做以后课题研究的准备工作。陈伯达让在家的人先讨论，统一思想，端正态度，制订供给制的实施方案。在讨论中，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实行供给制是不是还像解放前在解放区实行的发衣服、日用品，吃大、中、小灶，津贴怎么发，家庭的老小怎么养，夫妻一方在外单位拿工资的，家庭供养怎么处理。这些具体问题，陈伯达让大家讨论研究想办法解决，他只管大方向和原则。
经过多次讨论，几上几下，院里集中了上、下两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测算，制订了初步方案，分成局、处、科、一般干部四级，按等级制订供给的标准，不发实物，按供给标准，折合成人民币发给个人。家属按供养的老人、小孩发生活费，也发给个人，配偶在外单位拿工资的，由双方分摊供养老人、孩子的费用，研究院只供养二分之一。这个方案有许多细节和难题都没解决。测算的结果，实行供给制后，仅干部工资一项，就可为国家节省一半以上的开支，同一等级的每月领取的货币（包括养家费）要比工资制少拿二分之一，级别越高，收入减少得越多。
这个方案，其实并不新鲜，同解放初期干部从供给制改成包干制没什么两样，实际上是低薪制，只是把原来的实物供给折合成货币发给个人，个人可以灵活掌握自己的衣食费用比例。
陈伯达在马列主义研究院搞供给制的消息传到中直机关，也引起一些反应。红旗杂志社的一位同志向我详细地询问了马列主义研究院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他不无担心地说：“研究院实行了供给制，红旗杂志社也是早晚的事，这两个单位都归他（陈伯达）管。”
研究院把供给制初步方案制订出来后，不知何故，陈伯达一直没有批准实行。不久，１９６６年春天，陈伯达就忙着搞“文化大革命”了，研究院率先实行供给制的事就不了了之。 和“红五类”辩论口号 １９６６年６月末，我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住进了钓鱼台十五号楼，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十五号楼，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之前，我主要做秘书工作。收发文件，打杂，办陈伯达的信件，帮助陈伯达秘书刘叔晏抄写专案材料，随同陈伯达出去开会作记录，或出去搞专题调查。虽然每天都在陈伯达身边工作，他也未必认得我。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后，我分配在文电组，继续办陈伯达的信件，直到成立了陈伯达办信组。这期间，我随陈伯达一起去对外文委看过一次大字报。有一次，陈伯达、康生在中南海西门接待室接见监察部的两位老干部，听取他们反映“文化大革命”前对干部使用和干部历史问题的意见，叫我去作记录。在记录中，我因为对老干部名字不太熟悉，经常写错别字，陈伯达坐在我旁边，看我写了错字就帮我纠正，我感到陈伯达的确没官架子，在他身边工作不感到紧张。
大约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有一天下午，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联合接待室（设在府右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由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组织一场接见红卫兵座谈会，主题是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陈伯达在会上批驳了这个带有血统论色彩的错误口号。主张这个口号的“红五类”高干子弟居多，他们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一段以后，“红五类”学生言辞粗鲁，坚持意见，会场秩序大乱，辩论无法进行。许明和陈伯达秘书王保春见状赶紧维护秩序，让陈伯达先撤。因前门已被红卫兵把住不让陈伯达出门，要和他辩论到底，我只好护着陈伯达从后台撤下来，穿过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院子南门出来。这时中央警卫局的警卫把陈伯达的车子也调到了南门，我护着陈伯达上了车，回钓鱼台。这是我第一次坐上陈伯达的红旗轿车。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陈伯达一开始就不同意。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在主题报告中又批评了这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血统论。 对朱成昭的严厉批评 大约是１９６７年年初，原来一直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负责人朱成昭，可能是对中央文革把“联动”（即“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了反动组织并抓了一批骨干分子表示不满，发表了一些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犯了属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类的错误。我当时并不太清楚朱成昭究竟发了什么言论，但中央文革和陈伯达认定朱成昭变了，不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从“造反派”变成了“保守派”。于是，陈伯达亲自写了一封对朱成昭批评的信，派我去传达。
陈伯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锋也在场，看样子他们刚刚商量完批评朱成昭的问题。陈伯达对我说：“你去找朱成昭传达我对他的批评，按我写的向他宣读。”陈伯达把“批评信”递给关锋过目后，关锋对我说：“传达伯达同志的批评，口气尽可能婉转些，不要叫他感到有压力，批评他是爱护他。”陈伯达马上驳关锋说：“不！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地传达我的话。”这个批评稿不太长，大概就有二百字左右，但口气非常严厉、尖刻，带有严重警告或“最后通牒”的味道。“批评信”没指明朱成昭到底犯了什么错，只是对他的错误加以分析上纲。内容大致是：你朱成昭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有点名气就骄傲起来；你如果不识时务，脱离党的领导，背离文化革命路线，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希望你悬崖勒马，不要沿着错误道路滑下去，否则，“群众必然把你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不及了”。最后这句话我记得清楚，因为这是毛泽东用来批评蒋介石的话。
我向朱成昭宣读了陈伯达的批评信，他当场作了记录后，并同我一起核对了陈伯达信的原稿。朱成昭很冷静，泰然自若。他虽未公开拒绝批评，但也没表示要作检讨、改正。朱成昭问我：“陈伯达同志这个批评是不是往下传达？是不是先向我们‘东方红’勤务组传达一下？”我说：“伯达同志没说，传达不传达，传达到什么范围由你自己来定。”
朱成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也过于自信，但他光明磊落，不怕中央文革首长批评，竟将陈伯达对他的批评原原本本地向“东方红”成员作了传达，很快就有人把这封信的内容捅了出去，贴出了大字报。反对朱成昭的派别趁势把朱成昭从“东方红”第一把手的位置上掀了下来。朱成昭往下传达陈伯达的信的内容，这就注定了他必然垮台，因为在当时不管你是多么“革命”的造反派，只要失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那你就什么都不是，甚至会使你成为“反革命”。这就注定朱成昭必然垮台。 字画引起的风波 陈伯达的毛笔字写得好，有功底。党内外许多领导人或他的朋友向他求字，在“文化大革命”前，这对陈伯达来说是寻常事，也是文人之间交往的高雅方式，可是“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则把相互题字变成了有“黑关系”的罪证。原来一些同陈伯达关系不坏、手中有陈伯达字画的老同志陆续被打倒，成了“黑帮”。陈伯达的字画收藏在“黑帮”家里，无疑会给陈伯达带来麻烦，至少可以说明“黑帮”和陈伯达这个“大左派”关系不错，这件事不能不成为陈伯达的一块心病。他必须设法收回在“黑帮”手中的字画，以防后患。
１９６７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十六号楼大客厅召开小组会。这时，办信组的负责人杨松友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了一些信件和几卷捆着的字画，并附上一封信。信中说中央办公厅转送来几幅字画，但没有附言，还有几封不好处理的群众来信，一并送给我叫我处理。我看过信后，因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连看这些东西都没看一眼，就原封不动，放在戚本禹的办公桌上，并给戚本禹写了一个条子，附上杨松友给我的信，请他批示。随后，就把这事忘了。当时陈伯达和戚本禹都在大客厅开会。就在这个当口，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来办事组值班室问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字画，有人告诉他们我放在戚本禹办公室了。于是，王保春就直接去戚本禹办公室把几卷字画取了出来。王保春回值班室就问我：“伯达同志的东西，你为什么送给戚本禹？”我说：“我不知道是伯达同志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杨松友送来的，我连看都没看就送到戚本禹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小组会刚开完，陈伯达就匆匆来到值班室，他见我劈头就问：“我的东西你怎么送给戚本禹批？”我解释说：“我不知道是你的东西，办信组送来这些东西，我连看都没看就放在戚本禹桌上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时，戚本禹也到了值班室，陈伯达冲着戚本禹说：“我的东西怎么也由你来批呀？”戚本禹也莫明其妙，反驳说：“我批你什么了？”陈伯达又说了句什么话后，戚本禹生气地对我说：“以后陈伯达的事我一概不管，他的事别再找我。”其实，戚本禹还不知道这件事，陈伯达的字画王保春早从戚本禹办公桌上取走。戚本禹开完会还没回办公室，当然也没看到我写给他的条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陈伯达对这件事发这么大火，他怀疑戚本禹和我们合谋抓他的把柄，整他的“黑材料”。事情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给中央办公厅一位老副主任写过字画，由于这位老同志被打成“黑帮”，抄家抄出来陈伯达的字画，就交到中央文革。当时，凡是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信件就直接送办信组去先处理，这些字画没有附言和信，办信组也不知该怎么处理，就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我也摸不着头脑，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戚本禹。没等戚本禹开完会，王保春就把字画取走了。戚本禹当然不知道这件事，确实不该责怪他。
陈伯达对我的严厉指责，我感到压力很大。越想越觉得冤枉、窝囊，就在气头上给杨松友打了一个电话，批评他不该把难处理的信件送给我，给我我也处理不了。以后凡是遇到难处理的问题，都直接请示戚本禹，不要经过我中转。一会儿，杨松友就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一封信，解释这些字画的处理过程，由于他失误给我造成了麻烦，感到很抱歉。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他也是按正常工作程序办事的，因为在他看来我是“办事组长”，办信组隶属于办事组，他“请示”我，没有错，他认为我应有职有权。然而，他哪里知道，江青、陈伯达从来就没承认过我这个“办事组长”。我一方面错怪杨松友，另一方面又想消除陈伯达的误会。但我不敢直接找他，便通过他的秘书王保春，请他帮忙向陈伯达解释一下“字画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我的过错。我那天下午到晚上为这件事连着给王保春打了三四次电话，请他无论如何也要帮忙。 “二四”批示和它的后果 “二四”批示是指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办事组编的《要事汇报》上对湖南长沙市“湘江风雷”组织的批示。
１９６７年２月初，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革小组报告称：长沙市有个叫“湘江风雷”的群众组织，在长沙大搞打、砸、抢，火烧楼房，破坏公物，扰乱社会治安，是一个罪行累累的保守组织。全军文革小组把这个报告又报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成了《要事汇报》。２月４日，陈伯达在这份《要事汇报》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责成湖南省军区把“湘江风雷”的头头抓起来，并把“湘江风雷”定成反动组织。因为“湘江风雷”是反军区的，省军区不仅抓了他们头头，还抓了一些普通成员并把“湘江风雷”当成反革命组织，镇压了下去。但是，“湘江风雷”和它的支持者，不断地向中央告状，喊冤，揭露湖南省军区制造假情报打击报复“湘江风雷”。由于是经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才把“湘江风雷”打成了反革命，因而“湘江风雷”要求平反的事迟迟未能解决。
随着“湘江风雷”喊冤、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叫秘书把“二四”批示的原件从办事组调走，说再看看。与此同时，戚本禹也到办事组调“二四”批示，办事组的矫玉山告诉戚本禹说，“二四”批示原件已被陈伯达取走。矫玉山又打电话给陈伯达秘书要“二四”批示，秘书说一时找不到了，等找着再还。戚本禹不满地说：“什么找不到了！不愿拿出来了。算了，不要了。”
武汉“七二○”事件后，戚本禹到办事组对我说：把湖南的“湘江风雷”给打成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二四”批示是根据《要事汇报》提供的情况批示的，办事组提供了不真实情况，要作检讨，并提出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意见。我当时考虑，“二四”批示是陈伯达批的，便提出：“写这个检讨和提出处理意见，用办事组的名义合不合适？”戚本禹发火说：“你们犯了错误，不主动检讨，还怕这怕那，你不愿用办事组的名义写检讨，用我个人名义写检讨（戚本禹是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我解释说：“不是怕检讨，错了就该检讨。我主要考虑写处理意见的程序问题。”
其实，办事组每天编《要事汇报》都是根据下边报告编写的，而且都是亟待批示的重要情况，每件事都要等核对后再报告，那种“汇报”就成历史了。出了事，办事组只好代人受过，写检讨吧！我向戚本禹请示这个检讨怎么写法，戚本禹大致把他的意见说了一下，我按他的意思写了一个检讨报告。主要内容是：“经过调查，把湖南的‘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并抓了一些人，这是错误的，应当给以平反。办事组对全军文革关于‘湘江风雷’的报告，没有调查研究，就贸然登了《要事汇报》，提供了不真实的情况，使领导作了批示，责任在办事组，我们应作深刻检查，吸取教训。”“二四”批示的错误是办事组造成的，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应为“湘江风雷”平反，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湘江风雷”人员。
这份以办事组名义写的关于“湘江风雷”问题的检讨和处理意见，打印后分别送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由戚本禹转呈周恩来。这就是“二四”批示的处理经过。不久，中央文革把释放后的“湘江风雷”的头头召到北京，给他们公开平了反，并进行安抚。 红旗杂志社搬家的小插曲 陈伯达除了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外，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和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他对他管的这两个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的要求是少给他惹事，尽量和社会上的派别少掺和，在本单位搞运动。而《红旗》在“文革”中是唯一的党刊，威信高，全国各地群众，各派别都相信，上访的、串联的自然也多。而它的几位副总编辑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又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找他们的也络绎不绝。陈伯达对这种“兴旺”景象却不以为然，他担心这种状况会给他捅娄子，加上各种派别各样观点相互串联，他心里也不踏实。他想叫红旗杂志社离开市中心沙滩搬到郊区僻静处，可能减少一些上访串联的人流。他选择了中央党校南院，党校的北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已经住进去了，这样，他管的两个单位离得近，也便于管理。这个搬家的原因是凭我的直觉分析的，至于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那我就摸不透了。
陈伯达的搬家计划，似乎没有同他的副总编辑们充分酝酿和协商，但也没遭到反对，于是红旗杂志社的行政部门就奉命开始对党校南院的楼房进行了改造和装修，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工作。大约装修即将完成，陈伯达的红旗杂志社搬家计划突然发生了变故。１９６７年的六七月间，有一次开中央文革小组会，可能在会上讨论了红旗杂志社的搬家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没能提出红旗杂志社搬家的充分理由。有的小组成员则认为陈伯达把红旗杂志社搬到中央党校南院是为了住那里的好房子。最后，陈伯达叫红旗杂志社搬家的主张被小组会给否定了，并作出了红旗杂志社不再搬家的决定。这件小插曲已经过去三十九年了，创下了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自创刊四十多年，办公地址没动窝的纪录。
陈伯达犯了什么错误篇(2):晚年陈伯达 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
晚年陈伯达 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
《党史纵览》
陈伯达（左）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10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已经老了。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进入晚年。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
从人生的高峰跌落
1970年，陈伯达精神抖擞地上了庐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其原因，就是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为了帮助林彪抢班夺权而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而挨了毛泽东的批。
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把陈伯达比作“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不少同志”，还形容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中央在全党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这次庐山会议，使陈伯达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来。这位原来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从此不再露面了。
但一开始，毛泽东只认定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展“批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从延安时起就一直当自己第一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毛泽东经常这样称呼陈伯达），还不想整得过分，还是想要保一保陈伯达。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庐山上，就应陈伯达的要求，与陈伯达见了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能见陈伯达并和他谈话，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把陈当作自己人。
那次谈话的气氛也是很轻松的。毛泽东一见陈伯达的面，就先开口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总是躲着我，也不来看一看我，你陈伯达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一动嘴，让手下的人写，这样下去，能不出修正主义吗？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正打算，还是想批陈又保陈，毛泽东还是善意对待陈伯达的。谈话中，陈伯达向毛泽东作了检查，说自己宣传“天才论”，是错误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也错了，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犯了大错误，自己一定认真检查。当时，陈伯达没有提及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虽然内心已经十分清楚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但也没有追究。正如后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说的，他当时还是要保一保林彪，既然想要保林彪，自然也不会向陈伯达追究这样的事。但是，他对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一起还是不满意的。他是想让陈伯达从此“煞车”，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团活动。他让陈伯达和反对他的人好好谈谈，这些反对他的人，就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江青、康生他们正揪住陈伯达不放。毛泽东也深知，陈伯达要解脱，必须过他们这些人的“关”。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要找康生、江青他们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毛泽东是为陈伯达着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们谈。但为了“过他们这一关”，只好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江青的住处。江青一见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那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康生那里等着批陈伯达了。他们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脸原则”的样子。陈伯达刚坐下，他们就接连发言，对陈伯达轮番轰炸。张春桥说陈伯达一贯反对毛主席，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鼓吹唯生产力论，现在又鼓吹天才论，是老牌唯心主义者。江青说陈伯达从来就不听毛主席的，过去跟王明、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毛主席，现在又鼓吹天才论。康生则追问陈伯达的历史。姚文元说陈伯达抢宣传理论的权，是别有用心。陈伯达也向他们作了检查，并且表示要写一个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请大家批评。康生表示，他可以帮助陈写检查。陈伯达同意了。康生帮助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份检查稿上的“纲”很高，把问题说得十分重。康生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纲”，让康生交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看法一样，也认为不要提得那样高，讲了几条修改意见。康生只好照毛、周的意见去修改，改后交给陈伯达看，陈伯达略作了一点文字修改，就同意下发了。
陈伯达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还是没有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他们不久将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接着，陈伯达的问题升级了。1971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后，陈被押送到秦城监狱。他一见牢房中的情况，便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于是他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便逐级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1948年，毛泽东曾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毛泽东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住所，被陈伯达等发觉，陈急忙跑到毛泽东住处去叫毛泽东转移，从而使毛泽东幸免于难。1971年陈伯达在狱中的这一声高叫，就是叫给毛泽东听的，就是向毛泽东提起历史上这件事。他认为，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就会回忆起往事，心中就会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不会去救自己的。
这次陈伯达想对了。他情急之下这一声高叫，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变了他晚年的命运。毛泽东对陈伯达与林彪搞到一起、鼓吹“天才论”、为林彪篡党夺权服务等罪行还是要批的，但他是个念旧的人，他要保护陈伯达的生命安全，保障他的身体健康。因此，毛泽东决定，关押陈伯达，但要给陈伯达以较好的生活待遇。不仅如此，从那之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批陈整风”转向了“批林整风”。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刊上逐渐少了。陈伯达虽然仍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生活待遇却是很好的。监狱方面让陈伯达一个人住一座三层楼，在这座楼内，他可以自由走动。给他安排的伙食也很好，有书报看，还允许工作人员替陈伯达从家里拿一些书籍到秦城监狱来。在外面，批判陈伯达的风潮逐渐平静下来了，陈伯达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隐居状态。
保外就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简称“两案”）。在重新审理中，对于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罪大恶极者，应当处以死刑；一种是主张将他们当作政治犯，不予审判；一种是认为他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该公审，但对他们应该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当时的中央领导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
“两案”中，陈伯达是个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中的主犯。但他是个文人，1970年就被隔离审查，没有参与林彪集团后来搞的政变和谋杀等活动。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他的问题有特殊性。但他毕竟是林彪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叶群已死，陈伯达就成了林彪集团中的头号主犯，当然要对他进行公审。
陈伯达
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此时，邓小平和胡耀邦了解到当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也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的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当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针对如何对待林彪集团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他们过去有战功，虽然犯了罪，但与“四人帮”不一样，应当给他们以很好的生活待遇。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而且对陈伯达还要宽大一些。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曾经在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多次采访陈伯达，在他写的《陈伯达传》中，对陈伯达出狱后的情况作了记述：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的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安排了工作，这一家三口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家的隔壁住着公安人员（实际上是陈伯达的警卫，兼替他做些杂务）。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许多书是他让他儿子买的新书。读书看报是陈伯达的乐趣所在。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很注意国内外形势。他与邻居关系很好，如果陈伯达的儿子不在家，没有去取报纸，他的邻居就把报纸带上楼来，插在他家的门把手上。他的小孙子常到他的房间去，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的阅读兴趣很广泛，有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文选，中外哲学、文学、历史书籍，《本草纲目》、《诗经》、《易经》。此外，他还研读西方一些学者的新著，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他每日读书，也写点东西，晚年生活平静、幸福，儿子随和，儿媳妇贤慧，待他很好。他居住的地方十分宁静，除楼内居住的一个歌唱家的女高音偶而飘过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打扰他的生活。陈伯达住到这里后，几乎足不出户，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锻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他还向来拜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叶永烈赠过字。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但工作人员总是为他想到很多事情，预先为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经常来给陈伯达检查身体，一有小病，就及时给他治疗。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这位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他还让陈伯达讲了话。之后，党和政府还是让陈伯达照样过平静的生活，并且指定陈伯达为某个单位的人，由该单位负责照顾他。此后，逢年过节，单位都派人来看望陈伯达，每次都带来一些礼物（以上内容见叶永烈著《陈伯达传》）。
此时，陈伯达已经是一个自由而平静地生活的老人了。获释那年，他88岁。
陈伯达受审
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生活方面是有保障的。中央给他安排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加上他的儿子一家与他一起生活，大小事情都由他儿子、儿媳妇来办，中央安排的专门联系和照顾陈伯达的单位也经常派人去看望他，帮助他办一些事情。所以，陈伯达生活得很平静。
陈伯达除了受到上述照顾之外，中央有关部门经常派人去征求陈伯达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伯达一向生活俭朴，在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更多要求。他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读书，二是吃水果。陈伯达保外就医后，中央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费。这笔生活费数目不小。但陈伯达总爱买书，特别是新出版的书，他很愿意买。买的书多，花费自然就大。陈伯达每月的生活费几乎全部用来买书，有时还不够用。当生活费不够用时，他就让他儿子买。他的吃和穿很简单，但要满足他的另一个嗜好----吃水果，就很难了。陈伯达吃水果吃得很多。这个习惯他早就有。每天，他早、中、晚都要吃一些水果，别的时间里有时也要吃一些。买书的花销太大，吃水果的开支就没有了。有时干脆吃不上水果。尽管中央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总是说没有任何要求。后来征求意见的次数多了，他才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他一点吃水果的钱。中央当即同意在他的生活费之外，另给他200元钱，供他买水果。这是晚年陈伯达提的惟一一个要求。
研究与写作
陈伯达1981年保外就医后，党和政府除了对陈伯达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曾经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建设，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伯达搞一点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中央领导人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胡耀邦就对邓力群说：你过去和陈伯达一起工作过，和他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陈伯达谈一谈中央的这个意见，征求一下陈伯达的意见。几天后，邓力群和几个人一起约陈伯达，谈了中央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吃过早饭后便开始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陈伯达过去就有思考问题严密、下笔慎重、文笔老到的特点，现在他写作时仍然保持了这个特点。陈伯达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头脑也清晰，研究问题也比较深入。他勤于动笔，把研究的心得写成文字，由工作人员交给中央。中央把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几份，有的用8开大纸印，有的用16开纸印，有的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有的没有标作者名字，发给中央领导人作参考。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
陈伯达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潜心研究的课题。当年，陈伯达曾就这一问题写出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稿，他拿这个报告稿，在中国科学院给高级研究专家们作过一次报告，很受欢迎。毛泽东当时也对陈伯达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陈伯达能在1958年就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电子工业将对今后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今后人类科技革命时期的主导工业的论断，可见他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20世纪80年代初，当陈伯达又捡起这一课题继续研究时，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在让陈伯达做研究工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小插曲。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不该让陈伯达这样的人做研究工作，更不该把他的研究成果印发给中央领导作参考。意见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一时忘记了是他布置让陈伯达做研究工作的，就责问起邓力群来。邓力群觉得事关重大，就把胡耀邦交待他办这件事时的谈话原始记录找了出来，又找到当时和他一起与陈伯达谈话的在场的人证明此事，这件事才算搞清楚。说明此事的材料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才想起，是他建议让陈伯达搞这些研究工作的。指责者也不作声了，陈伯达的研究工作也就照常进行下去了。
《求知难》中的自省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泽东，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鼓吹“天才论”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说：毛主席确实是个天才，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他能发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除了理论、政治等方面外，在军事、书法、诗词等很多方面，毛主席都有天才的创造。他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主席发现了我，把我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30多年。他还说毛泽东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提拔了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30多年中，毛泽东给了他以很大教育；是毛泽东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文章；是毛泽东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他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有性命了。
陈伯达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经常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他对党和政府在他的晚年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由衷感谢。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陈伯达传》中曾记载，陈伯达晚年曾给他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了陈伯达当时的心境。
陈伯达于1982年5月写了《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伯达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读书》杂志的编辑们都知道陈伯达这个笔名，知道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了《求知难》。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陈伯达的这篇文章中，可以概括出他所总结的人生求知有“六难”。
一难，就是求知者的苦难多。陈伯达有感于有志去西天取经的唐僧所受的苦难之多，写道：“《西游记》所写的，就是唐僧灾难的簿子。”《西游记》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都记载了他去印度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故有八十一难。”实际上，毛泽东多次说过，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难，才能成大器。陈伯达借读《西游记》，将这句话加以发挥，认为人要求知，遭受的苦难必然要多，但求知的人却仍要去求。
陈伯达
二难，就是求知者要吃苦。吃苦，当然是一件难事。文中借述《西游记》中的事来表达他已经感悟到：求知者必吃大苦，要吃得起苦。
三难，就是求知者自我反省难。陈伯达在文中没有借用唐僧自我反省之例，而是借用孙悟空自我反省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孙悟空回花果山之后，八戒回来请孙悟空，终于把孙悟空感动了。孙悟空在回来时，在走过东洋大海时，他“下海去净净身子”，“用现代的用语来说，也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说：‘我自从回来，这几回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孙悟空能下海净身，自我反省，才能生出许多本事，才能一心一意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最终成为齐天大圣、“斗战胜佛”。
四难，就是求知要经历很长的时间。陈伯达写道：“人类经历无知、愚蠢、迷信，到会有所知、会有所启发、会有某些清楚，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各国具体的历史来决定。有的由东向西走，有的由西向东走。结果会碰到一起。”他还在文中举例子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讲过：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可见求知是长时间的事情。求知者要能够熬过这样的长时间，要经受此难。
五难，就是求知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陈伯达认为，求知的过程，要走很多弯路，这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走了弯路，求的结果，又可能背离了自己原来的目的，这也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求知者得到的知，往往是片面的，不全的，而片面的知，不全的知，不是求知者所追求的，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六难，就是求知者实践难。陈伯达写道：“‘行动在先’，‘原始为动’。如古代人说过，‘人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实践开辟着求知的道路。求知的过程，即在实践——首先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开知的眼界。”
从陈伯达这篇文章中所包含的他对求知者必经的诸多苦难的认识来看，他对自己的罪行还是进行了认真反省的，而且，他虽然已是暮年，却愿意改过自新，努力把自己当作一个求知者。
1989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病故。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首先报道了陈伯达病故的消息。陈伯达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在现场的陈伯达过去的一些部下讲，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按照惯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有40多位他的亲属、老朋友、老部下、学生，前来为他送葬。
陈伯达犯了什么错误篇(3):汪东兴：陈伯达垮台前后
陈伯达垮台前后
·汪东兴·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８日下午２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１９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８月２２日下午２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８月２２日晚８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下午３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毛主席于８月３１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题目中用“一点意见”，我看就是针对着林彪这里说的“讲点意见”的。——作者注）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４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２４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８月２４日上午８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１１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我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２５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２４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５份。”
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
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２０份。
陈伯达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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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２２１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１．“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７６９页
２．“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３７８页
３．“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３８２页
４．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５９３页
５．“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４２２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２６４页
８月２４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３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分，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２４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刷出来的２０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２４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８月２５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了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这个简报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
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时间已到下午２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３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８月２６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我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８月２７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感到第一次的检查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８月２６日到３０日的五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８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８月２８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８月３１日，毛主席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还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９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９月２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问，林彪又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９月３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９月２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
９月４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９月５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９月６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１９７０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９月６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作者注）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作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９月７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像。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林彪走后，黄水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９月８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９月９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这次全会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９月９日下午２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像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９月９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１５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９月１５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分，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５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９月１６日上午１０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１１点５０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２５０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３０多本太多，可在３０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
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前期，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２４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
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
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
１６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我和曾思玉谈话中，相互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
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午夜１２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４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
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
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９月１５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
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９月２９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１０月１４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８月２３日晚１２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８月２７日晚上１２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８月２７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１０月１２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１０月１５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主席这些批语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水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１１月６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１１月１６口，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１２月１６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１２月１８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１９６８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１２月１９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１２月２２日至翌年１月２６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１９７１年１月８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１９７１年１月９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作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１月２６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至１９７１年１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１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２月１９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２月２０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３月１５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１９７１年３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３月２４日在黄永胜３月２１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渭‘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３月３０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３月１９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４月１５日至２９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９９人。２９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
４月１８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已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柏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１）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和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观。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２）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３）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８日
我的第二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这叫作“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水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作“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 摘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