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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后医生待遇太高了篇1:医改到什么时候，才能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
今天有人问我：
其实我一直认为：无论身在哪一个行业，只要自己真正有本事，只要自己真正的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价值，待遇自然就会提高。
将提高待遇寄希望于政策的改变其实是一种非常异想天开甚至有些愚蠢的幻想。
我认识很多整日混吃等死的人，他们不思自己为单位、为社会、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却总是要自怨自艾、怨天尤人，然后还要扮作一副正气凌然的样子。
看着这些人，我除了同情之外，只能埋起自己内心深深的鄙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设想下一这种场景：作为一名非医疗行业从业人员，如果某天你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见有新闻说国家将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想可能有很多人的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凭什么给医生护士这么好的待遇？医院赚了这么多钱竟然还要加工资？给医生护士增加的待遇从哪里来？存在于医疗流通领域的黑色收入难道还不够高吗？老百姓看病是不是又要更加昂贵了？
不要认为我心理阴暗，以上意见绝对要占主流意见。
给医务人员提高待遇只是镜中花水中月，短期内难以实现，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意识到该问题，整个社会还没有真正的做到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人才。
有一种现象让我觉得很可笑：我们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尊重生命的民族，但是几千年来我们什么时候尊重过生命？我们也一直宣称自己尊重科技和人才，但是我们真的尊重过吗？
当然，医疗是一个涉及民生的大事，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
因为其中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利益，甚至涉及到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缺失。
总而言之，我的观点是：
1、医务人员的待遇应该得到提高，其中包括薪资待遇和人生安全保障。
2、医改不是为了提高医务人员待遇，而是为了优化社会资源，改善群众就医环境和条件，切实做到位人民群众谋福利。
为什么要提高医务人员待遇？
中国的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大，合法的收入低，工作风险高，甚至已经偏离了正常的社会航向。
有人说：“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
在吐槽糟糕的就医体验时，也间接的反应了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以春节期间我年初二的工作量来说明：当天我从上午八点到晚间八点钟，总共接诊了178个病人。在这期间我没有得到任何休息，甚至午饭和晚饭也没有吃，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即使我已经做到了个人劳动的极限，但是依旧不能满足患者就医的需求。
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是医务人员的错吗？
急诊不急，是医务人员的错吗？
同时作为一名一线医生，值夜班是我不能避免的宿命。
值夜班期间，我几乎不能闭眼，源源不断的病人不仅让我的大脑疲惫，更加让我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而一个通宵的夜班费也只不过130元而已，前提是我在三甲医院。
事实上，有很多医院的夜班费只有数十元，甚至不够一顿早饭。
如果只是让医务人员流泪倒也罢了，关键是我们时时能够看见医务人员的血泪在横飞。
暴力伤医事件层出不穷，不良媒体刻意诬陷医务人员的情况也并非稀奇。
为什么泱泱大国的我们会缺乏医务人员，为什么儿科、急诊科会人力资源不足？
如果这是一份正常工作，有可能出现人员严重流失的情况吗？
医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在一个社会里，有三样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医疗、教育、安全。
虽然其实在我国就医难和看病贵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它同样存在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症结。
如果说看病难，那是因为少部分患者对优质医疗资源对稀缺医疗资源需求的困难。
如果说看病贵，那是因为缺少与国外医疗费用的对比，也是因为人民群众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撑。
医疗现象有罪，但罪不在医务人员。
医改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却总是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总是让医务人员怨声载道。
我们一直在调整政策，却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人有些部门有些政策，可能只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却没有做到到群众中去。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近几个月流感肆虐，大量的病人堆积在门诊，几乎每一家医院的门急诊患者数量都急剧增加。
可笑的是，有些部门却不切实际的要求：不能以任何原因拒绝病人。
难道他们不知道医务人员也是血肉之躯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医务人员是在牺牲自己的健康来保护患者的健康吗？
领导们在高唱着政治宣言的同时，却转身又做下让一线医务人员流血又流泪的事情：因为药占比超出，要扣除医生的工资奖金！
有一句充满辛酸却又现实无比的话深深的烙在每一个医务人员的心中：干的越多，错的越多；干的越多，扣的越多。
类似这样奇葩的政策，难道不是医改应该去调整的吗？
最后：目的应该是优化医疗资源，改善民生，而不是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只有等到社会政策被有效调整，医疗资源得到真正优化，人民群众对医疗有了真实的认识后，医务人员的待遇才有可能得到切实普遍的提高。
我有一个梦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仅国富，同时也会民富。我们不仅尊重自己，也会尊重别人，更加会尊重知识技术。我们不仅有强健的体魄，也有崇高的灵魂。我们不仅没有药占比，也没有暴力伤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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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后医生待遇太高了篇2:人民日报再探三明医改：医生高收入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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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医生看病问诊不值钱，吃药商回扣难避免，咋办？福建三明的做法，一是做大医务性收入的空间，以“工作量”而非“创收量”来核定最终收入，医生多看病、看好病能拿到“顶薪”。二是取消医院对药品、耗材的加成，不将检查和化验收入计入总收入反列为总成本，并堵死医院与药厂、医生与医药代表间产生“回扣”的途径。同时，将患者自付比例、医药总收入年增长率作为考核医院院长的硬杠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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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赵鹏
在工作中，有一种尴尬叫做：当你兴高采烈调进某单位时，这个单位里的人却正忙着想调离。
这种尴尬，杨孝灯和傅世杰双双碰上了，还是同一家单位——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医院。
2012年，老杨由县疾控中心转来当院长，一上任，2名主任医师就提出要调走。“当时全院主任医师总共才12名。”2011年，小傅调进做儿科医生，“更惨，当时几乎全科的人都在想着怎么调离或转岗。加上我，全科也只有8名医生。”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收入太低。
5年之后的今天，一切都变了：全院新增大专以上医生121人、主任医师达到26名、儿科扩充至18名医生。“全国都是缺儿科医生，我们现在是最不缺的。今年新增了专门的儿科ICU，明年还会从1个病区增加到2个。”小傅已经通过副主任医师资格考试，正在等待面试，而如今的收入已比刚调来时增长了5倍。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也很简单：2016年1月起，一套全新的薪酬制度全面运行。
以工作量而非创收量来核定最终收入
红包、回扣，只要一提起医生收入，这两个词几乎不可避免。同样，在三明医改的制度设计中，这两个词也从来都是考量的核心内容之一。痛恨归痛恨，可假如不挣这样的钱，医生又该挣什么样的钱呢？
“我们4个，今年全拿到了‘封顶’。”2016年12月24日，三明市第三医院的林荣娇、林岩生、苏文理、卢积榕4位医生对收入感到满意。
4人分别来自康复科、骨科、神经内科和外科的医生，年龄不一，年轻的是80后，年长的是60后，经历虽不同，但都是三明医改全程的经历者。三明市第三医院也称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是一所三甲医院。
所谓“封顶”，是三明医改年薪制中的一项设计。医生系列按住院、主治、副主任、主任医师，分别设定的目标年薪高限为：10万元、15万元、20万元和25万元。当然要想拿到“封顶”，也并非易事，必须要完成职称、职务所对应的一定的工作量，另外还包括奖励工分。“奖励工分是指日常工作以外，我们还要从事的教学指导、科研论文。”小苏今年就发了多篇论文，奖励工分“吃”了不少。
以“工作量”而非“创收量”来核定医务人员的最终收入，这是三明医改年薪制的核心。
“医改前，医务人员的收入实际上与医院总收入紧密相连。”赵宏出身于三院的沁尿外科，2009年担任副院长。“医院总收入=医务性收入 药品、耗材收入 检查、化验收入，在这样的一个公式下，医生想多赚钱，就得他们所在科室多赚钱；科室要想多赚钱，最容易的办法当然就是多开药、多用耗材、多做化验和检查。”
这样赚钱，负担自然就得落在患者和医保身上。三明医改，要改的内容之一就是赚钱路径：取消医院对药品、耗材加成（含中药饮片），不将检查和化验收入计入总收入反列为总成本；做大医务性收入的空间，比如提高门诊费、增加医务性收入门类、提高医务性收费标准等。
2015年，三院医务性收入5000多万元。2016年1~11月，已经达到了7000多万元；医务性收入占医院总收入比重，也已从医改前的40%多，升至医改后的60%多。
堵死吃药商回扣的可能路径
虽然有医务性收入扩大的设计，可是少数吃惯了“回扣”的医生，仍然想拿“黑收入”咋办？其实早在2012年三明医改初期版本中，杜绝“回扣”就有针对性的设计。
在早期的调查中，三明市发现最容易出现“回扣”问题的药品，往往有这样一些特征：多是辅助性、营养性，且价格很高。经过梳理，被确认有129种。
另外较易产生回扣问题的药品，一般是“一药多名”“一药多规”下产生的。明明是同一种药，换个名、换个包装规格，便堂而皇之以另外一种身份、另外一种价格进入医院。
对于前者的129种药品，三明市将其列为重点监控，凡有临床使用，必要实名登记；对于后者，三明市卫计委则要求22家公立医院，一律按药品通用名上报各自的临床用药目录，并允许还有国产和进口两种规格，即“一品两规”。
之后，由卫生部门药采办遴选和审定后，交给由市药监局选定的、有资质的9家药品配送公司，他们负责与全国各地药企或药品代理商议价、限价采购。再后，22家公立医院用药向9家配送公司申请，医院验收签字后，配送公司凭验收单与市医保中心结算。这个过程中，医院与配送公司没有现金往来，这就堵死了医院与药厂间产生回扣的可能。
要是医生绕开医院，单独与药商（或医药代表）私下发生联系呢？也不可能了。因为药商（或医药代表）手上的药进入不了三明市的药品名录，医院药房中没有、医保中心不给报销，当然医生也就开不出了。开不出了，自然也就斩断了医生与药商（医药代表）之间的“回扣”链条。
如此一条新路径，与以往最明显的变化是，无论药企、医药代表还是药品配送公司的卖药需求，和公立医院和医生用药需求，两者之间都没有了直接的、资金上的联系。同时为了提高9家配送公司的积极性，三明市还特地从医保基金中，预付给他们一个月的药款，以此作为其采购药品的流动资金。
“医管中心与我们结算是一月一结，从不拖欠。过去至少要3—6个月，还得看医院的脸色。”三明市鸿泰药业配送公司总经理黄斌说。
让院长成为减轻患者负担第一责任人
靠医务服务吃饭的制度设计，最大的受益者是一线的普通医务工作者。林荣娇就是个典型。
林大姐在三院工作已经快30年，职称虽是主任医师，但她所在的康复科却一直是全院所有科室中收入最少的之一：因为没什么化验检查，开的是中药，治疗又都是推拿针灸，工作量还特大。
新的薪酬制度下，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林大姐成了全院收入最高的医生。“三明医改还规定，鼓励使用中药，每开一服中药（指中药饮片，不含中成药），患者可全额报销，医保还奖励医生。”由此，林大姐成为三院最早拿到“封顶”年薪的医生。
除了自己要多劳外，还有一条能影响到所有医务人员能否拿“封顶”的规定：医院院长是否真正履行了院长职责。
什么是院长职责呢？三明市医改办副主任周显葆说，“其中很重要的三条是患者自付比例是否超过了30%；按病种付费的609个病种，实际住院费用是否超过了医保部门所规定的标准；医药总收入年增长率是否控制在8%左右。这三条就是要让医院院长成为切实减轻患者负担的第一责任人。”
“既没有天生的坏人，也没有天生的好人，只有某种制度下的制度人。三明医改把薪酬分配的权利交给了我们这些医院院长（院长由政府单独考核），院长的价值取向就成了医院的办院方向。”杨孝灯说。
以老杨的思路为基础，三明医改的操作者们给医院院长考核制定了一个标准分数和一个调节系数，后者就是职责考量。简单地说，院长执行医改越坚决、越彻底、越做到真正减轻患者负担、越杜绝医生“开大方、多用药和耗材、吃回扣、拿红包”，全院医务人员拿到“封顶”的几率就越高。反之亦然。
封顶年薪之所以定为10万—25万的标准，医改者们参考的是这样一条国际普遍规则：医生收入应达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2—3倍；同时，他们还设定了医院工资总额分配比例：医生、护理、行政后勤三类，分别为50%、40%、10%。
“医改前，我们全员人均年工资是4万多，如今将达到9万以上。”三院总会计师张华金也在三院工作了整整30年。“能拿到‘封顶’的医生、护士，比例会达到总人数的20%左右。”
去年12月21日，国家卫计委举行媒体沟通会，介绍了三明改革人事薪酬制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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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后医生待遇太高了篇3:取消事业编制，医生待遇一定会好吗
取消事业编制，医生待遇一定会好吗
作者：郑山海
取消医生编制的最大好处在于敦促医生更加努力地工作。深圳的改革政策，提供给医改的参考价值，不是取消编制对医生的收入多么重要，而是政府的投入对医生的收入真的很重要。
据媒体报道，深圳率先展开了取消医生事业编制的改革，明确提出新建市属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于2012年开诊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作为没有行政级别和事业编制的运行样板，医生的起步年薪达到了40万元，部分医生的年收入将近百万元。
这样的薪资构成，的确令很多医生心动。毕竟救死扶伤等道德上的赞誉，不能完全带给医生职业上的体面感。我国医生收入的低廉，已成为当前医疗运行体系中，干扰医疗流程的一个因素。如何解放医生，通过合理的收入激发出医生更高的积极性，成了我国医疗改革整体规划中很重要的部分。
让医院去行政化、取消医生的编制被认为是解放医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医生作为医疗技术的拥有者，其更应该依靠技术吃饭，如果医生脱离了编制的束缚，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出现，他可能会更加注重自己在业内的口碑，也更需要为自己的医疗行为负责，这对于整体医疗质量的提高，无疑非常有意义。
但问题是，取消医生编制的最大好处在于敦促医生更加努力地工作，与医生的待遇好坏没有必然联系。医生收入的多少，主要源于医疗市场的利润有多少，如果利润的总额度没有变化，取消了编制的医生，肯定有收入提高的，但也必然会有收入下降的。甚至，还不能排除会出现马太效应。
实际上，仔细解读深圳医生的高年薪，并不能发现其与取消编制有什么关系。医生收入升高最关键的地方，依然是政策的扶持加大了，资金的投入更多了，因为投入不再依据编制，所以拨款更加自由了一些。
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如果没有政府资金的保障，医生在去编制化后的高收入该如何保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港大深圳医院提供的模板就不可能有普遍意义。
所以，将去编制化与高收入绑在一起有混淆概念的嫌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明确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和事业编制。这也是我们医疗改革的方向。让医生去编制化，就需要市场去行政化，要让医疗服务在巨大的医疗市场中获得生存的资本，否则，没有编制的医生将很难生存。
但是，放开医疗市场，可能又会涉及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如何保持的问题；面对数量可能日益增加的私立医院，又将如何管理；如果医疗价格随之走高，广大患者的利益会不会蒙受损失？
深圳的改革政策，可能有利于吸引内地的一些体制内医生投奔到那里，对于当地的医疗发展非常有好处。其提供给医改的参考价值，不是取消编制对医生的收入多么重要，而是政府的投入对医生的收入真的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