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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工程一:《571工程纪要》全文
《571工程纪要》全文
发表日期：2007-12-27 19:38:00 出处:网络 作者:未知 发布人:ydhy 已被访问 718 次
《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 可能性
（二） 必要性
（三） 基本条件
（四） 时机
（五） 力量
（六） 口号和纲领
（七） 实施要点
（八） 政策和策略
（九） 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Δ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 夺权正在进行。
（3）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 他们“故计（伎）重演”。
（7）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人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
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 军心不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 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
△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军委办事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 准备阶段
（1） 计划
（2） 力量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
沪、
杭、
蜀、
穗、
（3）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 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
、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注：
B-52指 毛泽东
敌主力舰 指 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
王、陈、江指
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林彪的几个干将。
核保护伞指的是投靠苏联，把国家置于苏联的核保护范围。
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法西斯死士。
“不成功便成仁”则是蒋介石训练干部的口号。
571工程二: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公开：“571”工程纪要？
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公开：“571”工程纪要？
与其让你们乱猜，不如由我自己讲出来。这就是毛泽东创造历史的风采。
一、公开“571”：一个震惊全党、全国的决定——1971年11月14日夜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以及四川省的党、政领导人。会议期间，毛泽东突然谈起了发生在两个月之前的林彪叛逃的问题。他说：“许多现象和本质不同。林彪的现象是拥护我，其实大树特树他自己”。毛泽东的这番表述，让在座的周恩来总理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刚刚从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学院设立的据点里查到的那份《“571”工程纪要》，想起了在讨论是否公开这份纪要时，政治局成员纪登奎曾经明确说过，这份“纪要”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太恶毒了，不能印发。想到这里，周恩来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毛泽东，谨慎地问道：“主席，《”571“工程纪要》是否可以印发各大军区和省委常委？”毛泽东略一沉吟，随即表示：“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看着周恩来凝重的神情，毛泽东微微一笑，用轻松了许多的口吻说道：“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
就这样，一份本来只在党内高层由极少数人阅读并掌握的《“571”工程纪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党、全国。通观这份所谓的“工程纪要”，充满了怨气、戾气、杀气，充满了对毛泽东及其统治下的中国前所未有的恶毒攻击，即便是在时过境迁的今天读来，依然会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更何况在一片“红天红地红海洋”的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读到这篇纪要，其震惊、骇异、恐惧之情就更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了。
于是有人不禁要问：“毛主席啊，您老人家怎么会同意公开这样一份丑恶离奇的材料呢？您不会是老糊涂了吧？”是的，毛泽东同意公开《“571”工程纪要》时已经78岁，的确是老了，但他绝不糊涂。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毛泽东自有他的深意在里面。欲解深意，还是先从探究这份《“571”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入手吧！
二、《“571”工程纪要》的前世今生——作为一份早已被公诸于世的文件，《“571”工程纪要》本身似乎已无秘密可言，但是与这份纪要紧密联系着的却又是一个又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疑团，一切似乎还是应当先从1971年9月13日那个诡异的夜晚说起。
1、诡异夜：叛机、自戕、畏死者的供述——1971年9月12日晚11点，“九一三”事件全面爆发前夕，林彪之子林立果命令林彪的贴身警卫李文普给他把门，他在叶群办公室里给正在空军学院据点等候消息的亲信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按照李文普的回忆，这个电话的核心内容只有一句：“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至于林立果口中所指的“首长”究竟要往哪里走，从周宇驰等人随后的行动可以看出通话双方对此早已是心照不宣了。
9月13日凌晨3点，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负责人汪东兴疾步走进毛泽东暂时移居的人民大会堂118厅，向正在那里谈话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北京沙河机场飞走了一架直升飞机，机号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飞机正在向北飞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在空军的主要助手和“军师”，在“九一三”那个充满了肃杀与恐怖的夜晚，他是“小舰队”中唯一与林立果保持直接联系的人。在恐慌、惊惧的气氛中，周宇驰手持内容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林副主席手令（关于这份手令是否确为林彪所书，还是由他人—如林彪内勤李根清—代笔，目前还有争论，但笔者倾向于这份手令是由林彪亲笔写下的。至于详细的论证，因与本文无关，容另文详述），带着“小舰队”另两个骨干于新野、李伟信，以“吴法宪搞政变了”为借口，骗取了空军航空兵某部副大队长陈世印和飞机驾驶员陈修文的信任，驾驶3685号直升机走上了叛逃祖国的不归路。
出乎周宇驰等人意料之外的事，当他们撕下伪装，命令陈修文向蒙古飞去的时候，竟然遭到了陈修文的反抗。这位驾驶员不但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向境外飞去，相反却在暗中破坏了飞机罗盘之后，驾机重新飞回到北京附近的怀柔县沙峪地区。绝望之中的周宇驰开枪打死了驾驶员陈修文。坐在后面的于新野听到枪声，心慌意乱地向前面胡乱开了一枪，结果却击中了周宇驰的手腕。混乱之中，陈世印已经驾驶飞机在野外迫降，并随即躺在机内装死。已成丧家之犬的周宇驰等三人此时此刻早已无暇顾及陈世印的真死假活，拼尽全力奔向茫茫野外，找寻着自己的逃生之路。
在确信自己已经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之后，周宇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先打死于新野和李伟信，然后再自杀。这个想法当即遭到了于、李二人的反对，最终三人决定同时自杀。三声枪响过后，戏剧化的场面出现了，周宇驰和于新野饮弹而亡，李伟信却是对空放了一枪，苟活了下来。
李伟信为什么没有追随周、于二人走上死路，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李伟信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最初只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在林立果驾临上海时派来照顾、接待这位“超天才”的临时人员。即便是后来进入“小舰队”，李伟信在“小舰队”的组织体系中主要负责的也不过是采购各种器材、物资的“外贸”工作，是个百分之百的外围人员，与周宇驰、于新野这样的林立果的绝对亲信在“小舰队”中的地位相比，自己实在没有为林家陪葬的必要。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还有一些“立功赎罪”、“反戈一击”的幻想，因此，当他被搜山的民兵捕获的时候，李伟信一直高声喊叫要见卫戍区司令，这恰恰反映了他急于通过揭发检举，立功自赎的现实心态（对此，有的材料认为李伟信当时喊的是“我要见汪主任”，并试图借此证明李伟信是汪东兴安排在林立果身边的“余则成”，只是这一点已被汪东兴本人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直接否认了）。
9月13日晚间，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亲自审讯李伟信。审讯中，李伟信突然提出要交代《“571”工程纪要》的问题。正处在紧张和焦虑之中的吴忠根本听不懂李伟信的话，他一心一意只想审清李伟信等三人究竟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惊天阴谋的全面揭露，因此听了李伟信的话，他除了愤怒就是愤怒，竟然拍着桌子骂道：“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惊慌失措中的李伟信只好闭了嘴。直到空军学院接待人员王义兰等人在清理林立果据点时发现记录着《“571”工程纪要》草稿的笔记本并主动上交之后，李伟信才得已详细供述《“571”工程纪要》的编制工程和主要内容，《“571”工程纪要》至此才真正浮出海面，大白于天下。
2、离奇书：诅咒、怨恨、自大者的梦呓——作为解放军战史上的赫赫名将，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林彪本人对“政变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在他1966年5月18日所做的那篇著名的“政变经”报告中，林彪就曾经明确讲过他对如何搞政变的理解：“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571”工程纪要》恰恰体现了林彪这种“文武并举”、“上下其手”的政变思想。
首先，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同时也是为了确立林彪集团政变的合法性，纪要中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充满恶意的诅咒，并明确把“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写入了政变攻略之中。表面上看，纪要的作者义正词严，指出并强调了许多诸如“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等现象。应当说，这些现象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很多人现在看了这段话，都情不自禁地会替林立果“小舰队”叫屈，认为他们说的多么的对啊!他们说的多么有正义感啊!要是他们能政变成功，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或许会发展的更好吧？这实在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571”工程纪要》确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其实，只要我们看看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表现，就不难发现林彪集团作为一个以军事人员为主的政治集团，长期以来始终游离于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工作之外，对新中国社会秩序的重构、经济建设的发展，他们基本处在一个“无知”、“无为”的状态。对于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反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放权、调动两个积极性”的经济建设思想，对于文革进入中盘，经济建设、社会秩序在调整后逐渐好转的客观现实，纪要的作者采取的完全是一种“无视”的态度。事实充分说明，林彪集团在社会、经济工作中的无知、无为恰恰成了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社会、经济工作进行“大无畏式”舆论攻击的思想动力和源泉，成了他们推卸林彪集团在造成人民共和国政策失误中应付责任的最佳借口。实事求是地讲，指望这样一个政治集团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实在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次，在论及自身实力以及开展军事政变的手段和策略时，纪要的作者表现的非常志大才疏，过于自负。比如，纪要中明确写道：“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我们现在看这几句话，除了感觉这是明显的大话、空话、废话，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了。
在军事行动上，纪要的作者主张搞先发制人，企图利用恐怖手段进行政变。纪要中罗列了诸如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以及使用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特种手段，最终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者武装割据的政变目的。他们甚至还想借重苏联的力量，乞求得到苏联核保护伞的荫庇，帮助他们实现“571”的目标，这种策略既透漏出了纪要编制者们的异想天开，也反映出了”小舰队“的疯狂已经发展到了为达目的，不惜卖国的丧心病狂的程度。当然，上述种种举措其实很多已经类似狂人梦呓，无怪乎毛泽东看了以后会语带讽刺地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
最有意思的是，纪要中直白地表达了许多林彪本人对毛泽东的一些真实看法，包含了许多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争夺最高权力失败后的愤怒与怨恨。比如在涉及对毛泽东（B-52）的评价时，纪要作者咬牙切齿地写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这些无疑都是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和林立果私下谈话时留下的余音回响。
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林彪似乎忘了，恰恰是他本人才是满脑子封建思想，不但全心全力地培养自己的儿子作为接班人，把二十几岁的林立果吹捧成“超天才”，为他在全国范围内“选美”，而且还利用“文化大革命”打击异己，用新的特权取代旧的特权，借毛泽东为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治”的伟大战略构想而自我粉碎之机，行构建自己的林家王朝之实，确实是个标准的“两面派”。如果仅从这点意义上讲，《“571”工程纪要》堪称是一篇林彪集团的自白书和自供状。当然，“纪要”的制定最终是为了确保“纪要”的全面实施，在纪要的实施过程中，林彪集团以及林立果的“小舰队”们的表现又如何呢？
3、仓皇日：“571”工程众生相——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571”工程纪要》的通知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林彪集团）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自己的力量。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这个判断是十分准确的。其实，从“571”的具体实施过程来看，真正敢于死心塌地跟着林彪父子大干一场的，连一小撮都谈不到。这里，我们不妨首先看一下由林彪亲自掌控的“大舰队”在执行“571”工程中的表现。
所谓“大舰队”的核心人物就是林彪安置在军委办事组中掌握军权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通过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应当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对“571”工程，对暗害毛泽东的图谋，确实是知之甚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知情的。作为林彪的亲信，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平步青云的受益者，“黄、吴、李、邱”依附林彪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看到林彪在中央日益巩固的领导地位对他们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直接有利。如果为了林彪的未来让他们和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一斗，他们还是信心十足的，但是一旦斗争中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他们的战斗力便会在瞬间归零，化为乌有了。特别是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仅用区区几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粉碎了林彪集团的政治攻势，结束了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政治生命，这一切早已让“黄、吴、李、邱”魂飞胆丧。他们真心地希望他们的统帅林彪不要那么倔强，赶快和毛泽东握手言和，这才是最符合他们现实利益的选择。
当然，作为林彪的嫡系，“黄、吴、李、邱”在维护林彪的利益时还是称得上不遗余力的。比如1971年9月5日，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重要内容，立刻感觉到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毛的讲话是对着林彪来的。他迅速把这一信息传递给了黄永胜，并通过黄永胜很快让林彪夫妇了解到了这一重要情况。但是这件事也真的把李作鹏吓得够呛，据说他曾在睡梦中几次哭着滚下床来，歇斯底里的叫喊：“我要疯了!我要被抓起来了!我活不长了!”与此同时，吴法宪通过自己掌握的空军部门了解到毛泽东频繁召见华国锋、刘兴元、丁盛、许世友、韩先楚、韦国清等南方党政军大员的情报，这个表面憨厚，内心精细的吴司令也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林彪。这些无疑都为林彪做出最终的判断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和支撑。
然而，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名将，林彪对自己手下几员大将的底数还是了解的。如果单纯依靠这些大将们搞“571”，他们层出不穷的顾虑除了坏事，只能坏事。所以，林彪不得不把期许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爱子林立果，投向了林立果身后的“小舰队”。但是，“小舰队”的表现真的能让林彪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林立果本人眼高手低，狂妄有余，经验不足。更可怕的是，在长期的吹捧声中成长起来的林立果，体内早已滋生出了“骄、娇”二气，这直接导致了他和他的“小舰队”最终走上了一条有始无终的“军事冒险”之路。至于由他统帅的“小舰队”，更是各怀心腹事。既缺乏谋略，更缺乏胆量的他们，最终只不过是配合林立果演出了一幕“政变闹剧”。
1971年9月，就在毛泽东南巡讲话中的那些爆炸性内容不断传到林彪集团内部的时候，林立果终于在取得林彪的默许，叶群的支持之后，决定启动“571”工程了。他亲自制定了利用40火箭筒打毛泽东专列、在桥梁安放炸药、让王维国在毛泽东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等8种刺杀毛泽东的方案，可惜却找不到一个自愿以死相博的人，让谁干谁说有困难，事还没做，内部已经先乱成了一锅粥。
在此期间，林立果先让空军参谋长王飞调集空军警卫营冲击钓鱼台，王飞一面推说自己动员不了部队，空军带武器进不了城，一面又把林立果要谋害毛泽东的事告诉了自己的妻子。王飞的妻子让他躺在阳台上睡觉闹个感冒住院躲一躲。有意思的是，王飞还真就在阳台上睡了一宿，结果也没得上感冒。没办法，王飞竟然想到找个医生给他针灸搞瘫痪或者干脆弄个脑震荡住院，真是已经慌乱到了极点。林立果又让江腾蛟在南方下手，却被江腾蛟以王维国不听自己指挥为由直接予以拒绝。林立果转而让林彪的老秘书关光烈调动所属部队参与政变，又被关光烈以没有军委命令，他连一个排都调不动为由推脱掉了。当然，最可笑的还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当他听说林立果想让自己驾驶轰炸机袭击毛泽东专列时，他干脆用紫药水把自己的眼睛搞得又红又肿，直接办理了住院。“九一三”事件后，他又主动找到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李德生揭发林彪和林立果，并以“半起义人员”自居，真是让人可笑又可叹。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主席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威望之高重实在是非常人可以企及，即便是距离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的林彪，在毛泽东崇高威望的面前，也只能是无能为力，自取灭亡。应当说，毛主席这种崇高威望的获得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由毛主席几十年革命历程所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和无比牢固的群众基础所共同构成的，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敢于向全党、全国公开《“571”工程纪要》的底气之所在。
三、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公开《“571”工程纪要》？行文至此，笔者感觉关于《“571”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大致已经讲清楚了。不可否认，“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对晚年毛泽东而言，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打击无疑都是巨大的，而《“571”工程纪要》的发现，起到的无疑是在毛泽东的心灵创口上又撒了一把盐的作用。按照当时中央高层官员的看法，对于这份只有少数人见过的材料不但不应当公开，甚至应该立即予以销毁才对。但是在几乎一边倒的建议面前，毛泽东再次力排众议，坚决同意全文公开这份材料。由此可见，这一决定在党内引起很多人的疑虑、困惑甚至是反对，从常理上看，当然是不奇怪的。那么，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在自己遭遇事业的重大挫折之后，又做出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选择呢？笔者阅读史籍，踌躇再三，潜思毛主席晚年心态，尝试着为这段历史公案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读。
原因之一：毛泽东对文革进展的坚强自信——关于毛泽东晚年对“文革”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著名的“两件大事”的说法。具体而言，就是毛泽东在1976年6月（一说4月）曾经在同华国锋、王海容等人的谈话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段话吗？笔者认为没有。
原因何在？其一，这段话主要来源是叶剑英在1976年8月同熊向晖的谈话，1977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9年夏天在六所和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讲话写作班子的谈话。三个来源，信息的提供者却只有叶剑英一个人，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孤证;其二，《毛泽东年谱》的编写者们在编录这段话时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他们在注解中特意强调：“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可见流传的这段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看法的谈话本身就是非常缺乏证据支撑的;其三，谈话中涉及到的当事人华国锋在1993年明确讲过：“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这是对这段流传甚广的“毛主席的言论”的直接证伪。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段如此经不起考证和推敲的话广为流传的呢?笔者在这里想引用一下胡绳先生在1993年发表的《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胡绳说：“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泽东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这就是根本原因之所在，很多人传播这段话，就是为了证明毛主席在晚年后悔了，后悔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究竟是什么呢？请看1976年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布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在这段绝对有据可查的文件中，毛主席明明白白地讲道：“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就是毛泽东对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一个充满自信的看法，而敢于公开发布《“571”工程纪要》就是毛主席对文革进展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表现。
要知道，《“571”工程纪要》中的很多语言不但是攻击毛泽东的，也是攻击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公开这份纪要，就是因为他对文革的进展充满信心，他相信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自会明辨是非，是不会被“纪要”中的“鬼话”所迷惑的。
“千年的数字会说话”，笔者在这里想引用一下国家统计局编定的《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和统计年鉴中的一些数字来具体说明一下“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1966年社会总产值3062亿元，1976年上升为5433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92.8%;1966年国民收入为1586亿元，1976年上升为2427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2.1%；粮食年产量由1976年的21400万吨增长到1976年的28631万吨，甘蔗从1141万吨增长到1663万吨，布从73.1亿米增长到88.4亿米，钢从1532万吨增长到2046万吨，水泥从2015万吨增长到4670万吨。1976年粮食产量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836亿斤，并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了12.1%。
“文革”的十年，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硬是在传说中的“大动乱的年代”建成了一大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代化大企业，这些重点企业就包括在战略后方建成的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和一批机械工业企业，就包括发电装机容量122万千瓦的刘家峡水电站和库容200亿立方米、发电容量90万千瓦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在这“大动乱”的十年里，贵昆、焦枝、湘黔、阳安等多条铁路实现通车，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主跨达到192米的金沙江大桥全面建成，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
就在“九一三”事件爆发的1971年，由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使得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年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年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在这些新增的职工中，有很多就是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充实进去的。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无疑都是对根本不懂经济建设，只知暗中从事阴谋活动的林彪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最好的否定。
实事求是地讲，每当阅读这段历史，笔者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这样的领导人，就像一个只知为后代儿孙攒家底，勒紧自己的裤腰带过苦日子的传统中国大家庭的当家人。他们活着的时候克勤克俭，积攒了无数的财富，死后还要忍受那些曾经跟他们一起吃过苦，或者连一天苦日子都没经历过的儿孙们一边享受着他们创造出的财富，一边却在不负责任的对他们进行攻击和抱怨。他们可真冤哪！
原因之二：毛泽东对身后众说纷纭局面的预见和解脱——1975年5月，毛泽东因为身患眼疾，不能看书，因此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来了讲师芦荻为他讲读古文。芦荻老师一直工作到毛泽东眼疾治愈后的九月份才离开中南海。在此期间，毛泽东对许多历史人物、文史典籍进行了完全“毛氏”的点评。
在点评二十四史时，毛泽东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那就是形而上学，是傻子。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论述，笔者感到毛泽东作为一个熟读史籍、学养深厚的历史方家，他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存在的真假难辨、众说纷纭的现象是有深深的体会的。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同所有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伟大人物一样，必须要承受在身后任人褒贬，任人评说的客观现实。而要想从这种众说纷纭的困局中解脱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自己生前把早晚要公开的史料尽量多的由自己公开出来，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部尽量接近真实的信史，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要在生前将类似《“571”工程纪要》这样的在当时也属绝对机密的文件公诸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毛泽东深深地知道，林彪和“九一三”事件必将会成为，也一定会成为他和周恩来在生命历程的迟暮时刻发生的一起将会在他们百年之后引起大的议论和纷争的历史公案。类似《“571”工程纪要》这样充满诡异色彩的史料文件，如果当时销毁也许会图便利于一时，但却在实际上会为将来的编史者留下更多的遐想空间。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应该是有默契和共识的。周恩来总理在处理“九一三”事件善后工作的过程中，就采取了一些与毛泽东公开《“571”工程纪要》的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做法。比如1971年10月，周恩来在陪同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广交会时，应约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面对有人递条子询问是否是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问题时，周恩来就没有选择回避，而是非常严肃、郑重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对林彪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清醒、睿智的革命者，他们深深地知道，无论自己做的多么胸襟坦荡，也都必须做好在身后任人毁誉，甚至遭受桀犬吠尧式的人身攻击的心理准备。
就在笔者构思这篇关于毛泽东与《“571”工程纪要》的文章时，碰巧从网上读到了一篇所谓中央党校研究室关于林彪最新研究成果的“大作”。笔者粗略看了一下，文章通篇充满了对毛泽东的诅咒和谩骂，什么“独裁”、“专制”、“残暴”，整个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翻版。读完之后，笔者不禁微笑道：“骂吧，骂吧!毛主席活着的时候都不怕被林彪骂，难道死后还会怕被你们这些为林彪抬棺材的人骂吗？”与其让你们乱猜，不如由我自己讲出来。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这就是毛泽东创造历史的风采。
571工程三:谁留下了《“571 工程”纪要》？
原载《记忆》2014 年第14期
在林彪事件疑案中，最引人探究的疑题之一，莫过于《“571
工程”纪要》的遗留问题了。
到底是谁留下了“571”?“571”是被匆忙遗忘的还是被人故意留下的?是被林立果“小舰队”留下的还是被毛泽东安插的“内线”李伟信留下的?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也给诸多研究者留出无限的想象空间。
一、在“571”遗留问题上的诸家解读
最早提出“571”遗留问题的，是创立了林彪研究的军旅作家张聂尔。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最早”，是指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带有倾向性的看法;也指在尚未见到更多官方披露有关情况(包括对“571”因何遗留诸信息)的前提下，作为研究者的分析、推测结论。也就是说，可能当年的专案组及“两案”审判机构在内部已有肯定性结论或倾向性判断(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涉及)，只是外界不能获知罢了。从李德生的回忆看，最初发现者认为是“没来得及带走”[1]。
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的吴德，后来撰有回忆文章，也证实“没来得及带走”就是当时的判断。他写道：“《“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2]吴德是中央专案组成员，他的判断自然也是专案组的判断。当然这里不包括中央高层，当年的毛、周、康等人是怎么判断的，外人就不得而知了。笔者认为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判断。
最先表达与专案组不同看法的是张聂尔。张聂尔在她1999 年6 月出版的《风云“九·一三”》中写道：“《“571
工程”纪要》到底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在空军学院林立果的黑据点里发现的。那是9 月14
日，一送饭者照例给林立果送饭去，却发现那里已人去楼空，遍地狼藉。在一片灰烬中，突然，他看见好端端茶几上有一本东西，就是于新野执笔写的这个‘纪要’。这个人很害怕，上交，还是烧掉?搞不好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将本子上交了。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这个人。这个故事很玄。但愿有一天‘这个人’能出来写一段回忆文章。假设这一切属实，则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林立果及其死党在最后一刻是做好了死的准备的，他们故意留下了‘纪要’，为的是告诉世人他们为什么而死。”[3]
距张聂尔提出这个说法不远，也是在1999
年，在一篇对当年空军“两案”工作小组成员、空军保卫部原部长高德明的采写文章中，也用一个小标题提示道：“故意留下《“571
工程”纪要》，这是人们关注之谜”[4]。是谁留下、为何故意留下，这篇文章都没有展开;是否文章的采写者刚刚读到张聂尔的著作受到了启发，来不及深思，不得而知。
著有《温都尔汗爆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的原《空军报》记者张聿温，在他2012
年出版的新作中正面否定了张聂尔的说法。他认为：“从当时发现本子的情景看，《“571”工程纪要》完全是周宇驰、于新野等人急于逃命，慌乱之中遗忘的，绝不会是‘故意’留下的。”[5]
与张聂尔、张聿温说法截然不同的，是在林案研究中异军突起且颇显另类的作家舒云。舒云的《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2004
年)[6]和《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006
年)[7]，在质疑“571”是被遗忘说法的基础上，口出惊人之语：一是质疑“571”为伪造，二是直指李伟信为毛泽东安插在林彪身边、林立果“小舰队”的内线，故意把“571”遗留在空军学院林立果的黑据点里。舒云在2014
年新作《〈“571
工程”纪要〉发现之辨析——兼驳蒋健先生》[8]中更是批驳了蒋健的“于新野遗留说”和笔者的“周宇驰遗留说”[9]。
而近年来，由小范围论坛式讨论转向公开撰文方式的另一位林案研究者蒋健，则与张聂尔当年的说法方向一致，他在较为笼统的张说基础上提出“571”是林立果“小舰队”成员于新野故意留下的[10]。
上述说法各异，各持依据兼有各自的分析判断，亦呈现出互相“打架”的景象。到底哪些说法更接近真实，笔者在已撰有系列博文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商于大家。
二、“571”是怎么发现的?
邵一海，原《解放军报》高级记者，著有《林彪913 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
年)、《“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8 年)、《林彪王朝黑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年)等。邵一海是在其著作中较早叙述发现“571”过程的作者。1980
年“两案”审判期间，邵一海受《解放军报》指派采访报道林彪案的审判，他所叙述的情况来源应出自“两案”工作机构提供的材料。由他的叙述与后来见诸于报刊的王兰义说法对比，可以推知当年官方是核实并认可王兰义的说法的。
邵一海的叙述(1980 年代中期及以后)，与后被公开的时任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571”发现者王兰义的讲述(2000
年)[11]以及舒云对王兰义的采访(2005
年)[12]，内容大体一致。空军学院对“571”的发现，上送有一份报告(见影印件)，这个材料证实了王兰义说法的真实性。
邵一海的叙述(1980 年代中期及以后)，与后被公开的时任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571”发现者王兰义的讲述(2000
年)[11]以及舒云对王兰义的采访(2005
年)[12]，内容大体一致。空军学院对“571”的发现，上送有一份报告(见影印件)，这个材料证实了王兰义说法的真实性。
但这里却引出了一段变奏：王兰义说法与“吴忠说法”(笔者这里加了引号，以区别于吴忠本人说法)出现了冲突。不过这段变奏曲在蒋健新作《林彪集团北京黑据点是何时被查封的?》(2014
年)[13]中已有考证和澄清;蒋文认为，“吴忠说法”是不确的。关于这一点，本文不做涉猎，但要借此说明一点情况：
由于王兰义说法与“吴忠说法”出现冲突，舒云坚持她采访时任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的王树德说，9 月13
日当天清查分队就进驻了小楼。舒云还据此武断地说：“九一三当天肯定查封了，我当面询问过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为什么又放弃查封，因为需要‘王兰义’进去把五七一工程小本子拿出来上交。”[14]舒云认为，在卫戍区已经进驻和查封小楼后，又故意撤了出来，以给王兰义留出“窗口”，使他得以在9
月15
日“无意”发现了“571”。在舒云的语境下，“571”的被发现，就是毛泽东给林彪设局的一个桥段、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鉴于舒云说卫戍区查封后又撤出，笔者提请舒云再次采访王树德，核对卫戍区是否查封后又撤出、什么时间撤出、谁下命令等要件[15]。在笔者的批评性提示下，舒云再次采访王树德(2014
年6 月24 日)[8]，还在博客贴出王树德的《看管林立果的黑窝子》一文[16]。
至此，实际上已经澄清了王兰义讲述与王树德讲述之间“打架”的现象：王树德承认，卫戍区进驻小楼时没有发现“571”且小楼已被打扫干净，搜查分队进驻两个月后才撤出，他是后来听说在进驻小楼前“571”已被服务小组抢先拿走，也就是在主干事实部分王树德认可了王兰义的说法。那么这里的“打架”就以王兰义说法为准告结。若还有冲突，也仅仅是时间上不能衔接，可以判断王树德在时间上的记忆的确有误。
由这段变奏曲引出的王树德说法实际上也已经得到澄清：王树德在时间上的记忆不确。舒云所说卫戍区进驻后又撤出则为信口开河。
中共中央原副主席、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回忆：“大约是17、18
日，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待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1]
李德生说法与王兰义的讲述也是大致一致，但在“大约是17、18
日”上有小不同。若是指王兰义交出“571”的时间，应该是10 月7 日。而且这里的“17、18
日”，指的是几月份也不明确。
三、谁最可能留下“571”?
在“571”遗留问题上，笔者持“571”是被故意留下的观点，并认为周宇驰留下的可能性最大。而周宇驰的背后正是林立果。理由如下：
第一，留下“571”的，不管认为是周宇驰、于新野还是李伟信，分析的基点都是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所为，也就是张聂尔说的“林立果及其死党”。那么，不管是谁决定或采取此行为，其出发点和动机都是一样的，不存在根本差别。这就是张聂尔说的：“林立果及其死党在最后一刻是做好了死的准备的，他们故意留下了‘纪要’，为的是告诉世人他们为什么而死。”
第二，周宇驰最具有“作案”可能。就时间、条件、动机来说，周宇驰比于新野、李伟信都更加具备。特别是在力主北逃上，周宇驰是最坚定的执行者。没有周宇驰的坚持，哪怕稍微犹豫一点，这个行动也干不成。在知道直升机最终又被飞行员飞回来后，表现最疯狂的是周宇驰，最后提议自杀的还是周宇驰。这种矢志不移、最后又最为疯狂的心理状态，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惟有周宇驰最具有“作案”动机。
相比之下，于新野、李伟信的决死激情就比周宇驰逊色，特别是李伟信，还没想好要去死。于、李二人曾想劝说周宇驰“不要走，先等等，看看情况”(于新野语)，于新野也是临时才匆匆给妻子写的告别信[17]。这表明他们对外逃的准备是不足的，外逃行动对于新野和李伟信都是突然遭遇的，不存在也不可能事先想好了要留置“571”，更不可能比指令他们外逃的周宇驰更具备留置“571”的可能。作为对比，周宇驰事先送走了弟弟、大儿子和侄女，把家中几千元的存款也交给了弟弟，并对妻子匆匆说了声“别等我了……”，外逃之前对家人应该做的交待都已经做了，他的思想准备是最充分的。而且三人中周宇驰是林立果授权的北京“总头”，他具有指令他人的权力，“912”当晚北戴河通往北京的所有指令都是林立果—周宇驰这条线，当然不可能由于新野撇开周宇驰自行决定留置“571”这么重要的事情。
就“作案”时间来说，周、于、李三人是同等的。如果把李伟信视为“内线”，则他不具备这个时间，因为李的行为会始终在周、于二人的视线及监视之下。在同一个问题上，舒云的辩解则沦为了诡辩。李伟信在送走李伟军、王大璋后曾单独留在小楼，与周、于、李等四人同时离开时谁最后走出小楼，两种情况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即使两者“不矛盾”(舒云语)[8]，论证着眼点也不应该是前者而应在后者，显然舒云摆了“乌龙”。史学在舒云的误导下使劲质疑“67
个半小时”[18]，也是一个有力的旁证。若不是受误导，史学质疑的应该是减去其间1 个多小时后的“66
个小时”。而谁最后走出小楼，也与所谓“尊者为先”无关。这又不是什么正式场合，而是分秒必争的逃命;身份低者也可以先出门，尊者同样可以借词最后出门。
就“作案”条件来说，周、于都可能是保管“571”的人，而李伟信不是，理由很简单：他不是“小舰队”的核心骨干，这样重要的绝密文件轮不到他保管。他既没有参与“571”的讨论，本人也否认见过“571”。至于把李伟信视为“内线”，则舒云需要证明李伟信是如何偷出本不归他保管的“571”的，还需要说明“专案组”(此时还没有专案组，这是借用)对“571”的获得为什么非得要用这种方式。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分析“571”的遗留疑题，首先要考虑这是团队行为和集体宣示，也就是一种按照“组织”意志、遵从“组织”指挥、有“组织”的行为。它不可能仅仅是周、于、李三人中某一个人的独立意志和个体行为。在这里，笔者其实是想突出和强调说明：留下“571”，不仅是“912”当晚留在北京、被林立果授权为“总头”的周宇驰所为，而且是周宇驰背后的指挥者——林立果的主张和指令。留下“571”，是对“小舰队”曾经共商共议思想的一个政治表白，用今天的话说，是行为艺术、政治遗言。因为目的相同，放置“571”时，周、于、李三人之间不需要互相戒备，相反可能会互相配合。
第四，留下“571”，与北戴河林彪住处留下那张林彪手令[19]，是同一个人、同一种意识支配下的分头行为，是为共同表明某种心迹的分别措施。这是说，笔者还认为北戴河发现的林彪手令，也是被人故意留下的，这个人与指令留下“571”的是同一个人：林立果。
北戴河那张手令，是林彪手令的第二张(有别于周宇驰在直升机迫降现场撕毁的那张)。它不可能是无意中被遗忘的，只能是刻意所为：当在北戴河和北京、在特定场合分别发现两件在整个林案中分量极重的文件(字纸)时，证明这种行为必定不是偶然发生的，更不是巧合，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极高。关于这一点的分析说明，笔者也写有相关博文[20]，本篇不做展开。
第五，林立果在“913”出行之前，呈现出既忙乱又有一定头绪的准备布置。其中之一就是叫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跟随他到叶群卧室打电话，让李在门口把门[17]。林立果给周宇驰电话，李文普听到的仅有简单的“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几句。这些内容并不机密，却专门拉着李文普把门，那么这通电话的内容应该不止李文普听到的这些，而应该更多、更机密，既包括“首长马上就走”(含通知256
号专机机长潘景寅立即备飞和机组人员越少越好)，以及要求周宇驰尽量组织人跟上，还应包括对离开后的政治交待，即留下“571”的布置。
四、林立果、周宇驰为什么要留下“571”?
林立果、周宇驰是否具有留下“571”的动机，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没有这个动机，所有分析推测都不能成立。作为最有可能留下“571”的人，他们的动机具体分析起来又是有差异的，并非完全如张聂尔说的“他们故意留下了‘纪要’，为的是告诉世人他们为什么而死”那样整齐划一。
“912”之夜，北戴河那厢，作为“两谋”以及北飞行为的策划人和一线指挥者，林立果在他的人生规划中本来是想要成就一番大业的。林彪炙手可热时，他志得意满，叶群在挑选未来儿媳妇时还比照着中央首长夫人来选。当叶群与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在1970
年的庐山会议上翻船时，他还没有太急迫的危机感，甚至设想林彪可能以他来取代叶群。而当毛泽东南巡谈话后，连林彪自身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时，林立果指靠的大树即将连根拔起时，林立果的那股邪性更加暴涨，杀毛这样匪夷所思的事也敢谋划，他对姐姐说“别人不敢反，我就敢(反毛)”[21]。这种心气的人，年轻气盛，决不服输，一旦面临一败涂地至无可挽回、不得不出逃时，怎么可能默默无言、黯然而去，挥一挥衣袖却不留半句豪言壮语呢?需要做出政治交待(政治遗言)、留下政治宣言的，正是林立果这样的人才最有可能做的。仔细揣测林立果此时的心态，似乎还有着老鼠对将被猫吞噬的那么一丝不服与反嘲弄。
当这个论题还在讨论中，友人的一句话提升了笔者的境界。友人认为，一些人很敬佩林立果的行为，不同意笔者“眼高手低”的评价，反说“求名当求万古名”，林立果有一篇“571”足矣。受其启发，笔者想到了一句用于此时林立果行为的下联：“流芳需留(流)百世芳”。此时的林立果不留下“571”这一承载着他梦想“百世芳名”的政治檄文，他还有来日吗?
北京这边，作为留置“571”的受托人、执行人，周宇驰与林立果并非完全一样，年长许多的周宇驰也许比林立果处世更老道而不可能有林立果那样的心气，但也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境界。周宇驰的心理动机主要基于他需要向昔日的上级、同事、朋友以及家人做出“合法性”的交待：他为什么出逃。因为在解放军特别是空军，劫持飞机叛逃并投向当时的“苏修”“蒙修”，其性质是什么，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和批判，身后的名声将一落千丈直至下地狱，这在军队中都有共识：这是非常可耻的，对军人来说法纪难容，声誉俱毁。而周宇驰们，除了因林立果的关系参与到毛、林的政治争斗之中，最终因追随林彪而一道成为政治失败者、失意者之外，本质上还是长期受中共正统教育的革命军人，他与周围和他一样的军人们在理想信念、价值观方面并无不同。周宇驰就需要向所有人表白，他不是叛逃、不是叛徒、不是投敌、不是卖国，而是为防止“和平演变”和讨伐“当代秦始皇”[注1]不得不出走。也就是要说明他的出逃绝不是毫无“技术含量”，而是大有深意，是大义之举，是“登上了历史舞台”的(周宇驰语)[22]。这里可以看得出，周宇驰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改变历史的位置上了，他当然会认同林立果留下“571”的要求，甚至还按自己的想法主动对留置方式加以创造性发挥。
注1：“571”中把被“小舰队”蔑称为“文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掌握实权称作“和平演变”，把毛比作“当代秦始皇”。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分析基点：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都是秘书出身，本质上还是文人，文人的习性就是习惯于用文字表达深刻思想和宏大愿景。受这些“师傅”的影响，以及受家庭和“林办”的熏陶，林立果也喜欢并善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注2]。正如同他们最初在林立果主导下起草“571”，是为了以文字方式记录下他们对社会、政局和高层领袖的看法一样，他们起草这篇文字时一定也有着有朝一日让这篇“檄文”公之于世的设想，那就是他们政治纲领、政治愿景实现之时。“571”本质上是一篇讨毛檄文，而不是“武起义”工作手册。檄文的意义在于向外发出讨伐的声音。那么，当他们已经注定不能实现“檄文”中的抱负和愿景时，必定需要另辟途径将之展示于人，表明他们曾经这么想过和试图这么做过。
注2：1970
年“八一”前夕，林立果在空军机关干部会上做“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经他的班子起草，还把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世时组织写的“空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使用问题”和林彪为“九大”准备作报告的内容加了上去，内容新颖、独到。讲用后林立果被周宇驰吹捧为“天才”“超天才”，吴法宪则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23]。空军一些基层官兵口传副统帅的儿子如何有才，想方设法找来林立果讲用报告抄下来，佩服至极。
五、《格瓦拉日记》与《“571工程”纪要》
与红色的“571”拉链本同在的其他几件物品，也不是毫无目的的偶然混搭，而是与“571”一起，共同构成林立果“小舰队”的陪葬品。
《格瓦拉日记》，正式书名为《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1971 年6
月中共中央联络部印，封面标注“内部读物，供批判参考”。同年12
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同样标注“供内部参考”。译自1968 年6
月古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作序。此外，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1971 年7
月也印有《切·格瓦拉日记》，封面同样标有“内部读物，供批判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对蒋健认为的于新野可能从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王大璋那里得到这本书[10]，笔者不能认同。王大璋当时是复旦大学的理科学生(物理系)，而《格瓦拉日记》是内部读物，按当时对出版内部读物的规定，即使作为大学教学参考读物也只发给本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即文科政治学类专业，不可能普及到其他学生，更不可能随便买到。这本《格瓦拉日记》可能是发给周宇驰这个级别干部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师级)，更有可能是林立果从家里拿来阅读，被周宇驰借了去。当然这个问题无关宏旨，仅做细节追索。
《格瓦拉日记》的作者格瓦拉所代表的那种永不言败的精神以及序言内容，也许就是周宇驰想要借以表达的思想：他可能看不到他所致力的事业成功，但“只要我们的战斗的呼声，被人们听到，另有人伸出手来拿起我们的武器，那么不管死亡在什么地方碰到我们，我们都欢迎它”[24]。留下《格瓦拉日记》，以示自己面对死亡的坦然。
《英语》课本，也许是特意留给家人的。这本课本可能是周家还在上学的小儿子的课本，周家人都熟悉的物件。其中可能包含有一段全家人都明白的内容：比如某个含义深远的故事，某段温磬的记忆，某句告别用语。
一本进口笔记本，也许是预备着用来写点什么留下来，也许最终决定不著一字，什么也不写，就如同一代女皇武则天陵墓前的那座无字碑，千百年来令无数过客为之遐思。试想一下，当年的进口货材质应该是很精美的，空白的进口笔记本，在周宇驰眼里也算不错的碑材吧?
这几件物品一定是配合着“571”同时留置的。在林立果、周宇驰的构思下，它们仓促地为林立果、为周宇驰、也为他们的“小舰队”搭建了一座无字碑。
《“571
工程”纪要》、《格瓦拉日记》、《英语》课本、空白笔记本，它们的集合必定是一种表征、一种仪式。他们需要这种表征、这种仪式。
六、留下“571”的为什么不是于新野?
在蒋健的《〈“571
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中，分析推测留置“571”的人是于新野。但这个分析猜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的分析理由本身很牵强，起点和境界都显现不出与被留下的“571”同等的高度。
其一，由于“571”的特定性质和政治价值，分析猜测“571”为何会遗留下来，也不能限于一般案件的分析方法，包括分析行为人的心理、动机，而应将“571”的政治性质、政治价值纳入整个分析框架中;涉案人高远而复杂的政治抱负也应纳入加以考察，不能当成一般的小毛贼看待。当然，对“571”政治性质、政治价值进行分析评价，对涉案人政治抱负的分析评价，均不在本文范围内，此处仅做一个提示。但蒋文显然忽略了这个关键因素。顺带一说：至于舒云就更不用说了，她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其二，蒋文始终只把留置“571”当成个人意志和个人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点，这个思路太过狭隘。既然制订“571”不是某个人的个人行为，实施以“571”为基础的“两谋”也不是个人行为，那么留下“571”、意图将之公诸于世，怎么可能属于个人行为呢?开句玩笑说，仅就“571”的著作权来说，它也是属于集体创作，著作权是集体的，起码得是首倡者、首创者的。如何处置，怎么也得经首创者本人同意吧?蒋文虽然也提到于新野留下他书写的“571”是作为“他给历史的交代”，但蒋文囿于个体行为的分析方法，还是限制了正确结论的导出。
其三，蒋文也就因此完全忽略了林立果的存在以及对“571”如何处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看不清不仅仅“571”的留置，更重要的“571”制订、“两谋”谋划、外逃提议及实施，都有着林立果的重要参与，甚至大部分事项都是林立果首倡和指挥，这几者所构成的关联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此考察“571”的留置问题，首先且当然要从林立果那里寻找根由。
其四，对于毛泽东的深刻认识包括对毛的切齿仇恨，可以是制订“571”和实施“两谋”的思想基础，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不能等同留置“571”的动机。留置“571”的动机应该另有原因，也就是公开“571”的理由是否充足。另外，于新野知道自己将死，也只表明他对参与“两谋”后果的预知和预感，不等于这是留置“571”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参与拟订“571”到谋划“两谋”的那一天起，林立果们就深知“不成功则成仁”这个道理，都有死的思想准备。但本例中谈到的死，即周、于准备赴死的那个“死”，是指死期将近而不是笼统模糊兼无确定期限的“死”。若说预感自己将死，那么周宇驰比于新野来得更为真切。当你读着周宇驰说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那段话时，你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与周宇驰的距离。
这四个理由厘清后，自然就可摈弃“于新野留下‘571’”的猜测。
其五，舒云在“驳”蒋文时[8]，同样看不清蒋文的关键症结是哪些，她的批驳不过是隔靴搔痒，连带她所建立的观点也是一样的毛病。因为舒云的分析只会把“571”当成“一般”文件(这个“一般”是相对于“特殊”，而非“重要”;所谓“特殊”，指其非凡的政治性质和政治价值)，她一直都以不如“571”重要的文件如何处理来衡量对“571”的处理应该如何;也只把周宇驰、于新野(她完全忽视了林立果)当成一般案件行为人，她也一直比照一般刑事犯罪行为来分析周宇驰、于新野。这样的分析方法，如何能解开“571”谜题?如何能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七、留下“571”会陷林家于不义?
舒云在否认于新野留下“571”的同时，也否认周宇驰是留下“571”的那一个，并认为“留下《“571
工程”纪要》无异于主动送上自己的罪证，不仅陷林家于不义，更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周宇驰决不可能留下或故意留下《“571
工程”纪要》。”[8]对这些说辞，笔者只能对舒云缺少深厚的政治、人生阅历深表遗憾了。劫机外逃(未遂)并打死飞行员，这些行为任一条按当时的法律判死刑足够了，周宇驰还会害怕“万劫不复”?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得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已经到了机场、南下的飞机肯定没有了时，他在离开机场的路上似有预感地说：“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22]。此时的周宇驰，因为深知“两谋”性质、后果非同一般，随着中央获知事端和介入处置(周恩来查问256
号专机和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就是一个确切信号)，他已经预感自己死期将近了。准备去死的人，还会害怕“万劫不复”?这是愚弄读者还是该作者思维中少了点什么?而对于林家，不管周宇驰此时是否确信林彪一家已经安全到达苏联，“913”的整个行为实则早已“出卖”了林彪及林家。事情只要败露，也就再无任何秘密可保，“杀毛”“南下”“外逃”，哪一件能捂得住?叛逃的意图通过林彪专机的实际航向已经一览无余，周宇驰还会害怕因为一篇“571”陷林家于不义?
何况，笔者认为指令留下“571”的不是周宇驰，而正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最终“陷”林家于不义的林家老虎(“老虎”为林立果小名)。对于林立果和他的母亲叶群共同导演了一场“陷林家于不义”的大戏，舒云本人似乎从来没有异议。
八、对“571”遗留其他问题释疑
在“571”遗留问题上，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疑问，但都可以给出合理解释。
其一，为什么“571”不是遗忘的?
张聿温的“遗忘说”可能在当年专案组中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因为现场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张聿温作为《空军报》原记者，当年采写过“两案”审判，他应该是从“两案”工作机构获悉专案组、“两案”办公室对“571”遗留的判断结论的。也就是说，当年的专案组、“两案”工作机构可能都认为“571”是被无意间遗留下来的。
但是，当了解到李伟信在“912”晚又带着李伟军、王大璋到小楼清理过一遍[3]这个情节后，可以确定，经过他们清理的小楼不会留有“571”。那么有无可能后来周宇驰、于新野两人中的一人带来了“571”最终忘了带走呢?这个可能性存在，但只能是“571”及其他书本都同时留在书包里面才合理。既然四本书本全都已经拿出书包、放在显眼的餐桌上了[17]，表明这是有意拿出来并打算留下来的，是想让后面进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到。
同时，前文已经述及，由北戴河发现的第二张林彪手令可以互证：“571”和林彪手令的留下，都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相互关联的刻意行为。
其二，于新野遗书中真有使官方不便或不愿深究“571”遗留问题的内容吗?
先看看于新野给妻子的遗书是什么内容。于新野这样写道：“……只希望我们，特别是你和孩子们能永远忠实于林副主席和我们的‘战友’(指林立果)。在任何风浪中坚定而又不动摇。……至于我自己，请你放心，我知道怎样去安排自己，包括人们所最珍贵的所谓生命。……顺便告诉你一件人们都看成是好消息的事，我又升官了，成了处长了。”[25]从这段内容看，信中只是暗示他可能去死，暗示妻子和孩子将在没有丈夫和父亲的情况下面对今后的人生，对林立果也只是使用代称。整个内容意思含蓄、隐讳，但其妻应该能看懂。末尾提到他升处长了，略含不屑语气又有向妻子表白自己的晋升通道本该不错的。
可以推测于新野遗书里被省略号略去的部分，不可能是像蒋健在《〈“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中所猜度的类似林觉民《与妻书》那样夺人心魄、荡气回肠的绝笔，也不可能有令专案组左右为难、不便深究的词句。
蒋文写道：“笔者还猜测，无论是1971—1972 时的当局，还是1980—1981时的当局，没有或者不愿深究《“571
工程”纪要》被遗留的缘由，就是于新野给其爱人的遗书中，很可能有类似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与妻书》中‘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那样的绝笔。”[10]蒋文在想象中美化了于新野遗书，由是，蒋文认为“571”遗留之所以未被深究是有原因的。
对此笔者不能认同。如前所述，“571”的遗留从外在现象看就是匆忙间遗忘的，当时发现人也这么认为。当年处理“913”事件，重点工作是查清与林彪的关系。在确认“571”确为于新野字迹和林立果主导拟订、并经林立果之口说是林彪授意，这些主干内容明了之后，“571”具体怎么遗留的也就属于无关宏旨的枝节问题，可究可不究，自然就被略过了。现在看来，留给研究者一个继续深究的空间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已经远离那段历史也远离那段政治的研究者。
其三，故意留下“571”与清理小楼、最后撕毁手令，这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开?
其实这三者所处语境并不完全一样。清理小楼是在决定南下后即“912”下午做出的布置，属于掩盖、善后的正常措施，此时还没有后来才出现的北飞决策。这与后来决定留下“571”的语境完全不同，不可以用前者所处语境来照套后者变化了的语境。因为南下还是在国内，与中央对峙谈判当然不能留下有涉“两谋”的把柄于人;而决定北飞就是一走了之，哪管身后洪水滔天。重要的是既然要走，林立果当然不愿一言不发就这么安静离开，他需要给本来是属于他的这个世界一个回声。
直升机迫降后，周宇驰等人撕毁所有纸条，包括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南下人员名单等，这又是另一种情况。请注意，与上述两种语境都不一样，这次不是林立果指令的。张聂尔说过一段话：“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所说：‘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杂乱无章，反革命准备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3]那么对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就可以从他们不是有条不紊地干事上找原因。比如在直升机飞到怀柔沙峪下降高度准备迫降的过程中，陈修文侧脸看了周宇驰一眼，周(疑因精神高度紧张)立即向陈开枪将陈打死;周宇驰等人跳下直升机后还拼命逃命，鞋也跑丢了一只，跑不远又哀叹跑不出去了，今天就死在这里了。此时的周宇驰不仅因绝望而疯狂，加上被于新野误伤失血，完全就是崩溃了，除了自杀，没有一项决策像样。逃跑、撕毁纸条，全是无用功，哪里还能做到“有条不紊”、冷静处置?
其四，为什么官方不对“571”的发现进行侦查?
当时的官方为什么不对“571”的发现过程进行侦查，是舒云提出的质问。舒云这个质问是事后的，没有什么意义。舒云还批评道：“查获《“571
工程”纪要》的过程更是扑朔迷离……本来都是可以查清楚的，却统统没有搞清楚。”[8]不能说舒云说得毫无道理，但从专案组人员组成和专案工作要求考察，舒云却的确说得没道理。
还有更极端的质问：“老王在9 月15 日19 点30
分以后(也就是李德生进驻空军之后)走进‘秘密据点’时，屋内满是灰烬，一片狼藉。谁都知道，这种环境，对于现场刑事侦查，特别是对现场提取指纹和脚印，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直到10
月9 日，时隔26
天，当那个本子连同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之后，为什么专案部门还没有派出的刑侦人员，到现场作详细的技术勘察，并写出客观的报告?为什么长达十多年的专案审查，对于这个67
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空’，没有提出‘质疑’?”[18]
按照王兰义讲述、李德生说法、吴德说法以及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郭玉峰的说法[26]，证实“571”的发现是很清楚的，王兰义拿出“571”和卫戍区进驻小楼这些时间要素都能对得上，并无任何“蹊跷”“迷离”。当年的专案组成员中，李德生兼管空军，经办了王兰义上交“571”并呈周恩来这条线;吴德、吴忠作为卫戍区负责人，他们主管着卫戍区进驻空军学院小楼的工作且应与李德生在空军的工作组互有交集;郭玉峰则受周恩来指派，负责复核王兰义所交代的情况及确认“571”是什么人制定的，他就既要与空军打交道又要与卫戍区打交道。可以确定，在专案组内部，这些调查并不存在空军这边王兰义拿出“571”与卫戍区那边进驻小楼两者信息互相隔绝、互不交集的任何可能。
从常识判断，军报记者邵一海当年从“两案”工作机构获悉的王兰义讲述情节，参加过空军“两案”审判工作的空军保卫部原部长高德明也披露过王兰义讲述材料，这应该就是专案组掌握并认定的真实情况了。如果当时的王兰义讲述与卫戍区进驻小楼时间上不符，身为专案组成员的吴德、吴忠立即会提出来，同为专案组成员的郭玉峰所做的复核(包括向拿出“571”的空军学院几个当事人复核)也不可能得到确认，这个材料最后也不可能被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专案组确认，数年后(1980
年)也就到不了邵一海这些媒体记者手中。
作为当时的专案组，对当事人已经讲清楚并经专门复核清楚的事情，且经对比辨认确定“571”为于新野字迹，当然不需要多此一举，煞有介事再做什么“侦查”。怀疑李伟信为内线，如果早在专案组时期就被提出来，还可以进行侦查或澄清;既然当时没有提出怀疑，当然就不必多此一举。时过境迁，专案组早都撤了，“两案”也审过了，舒云、史学20
多年后才提出要专案组进行“侦查”的要求，这是在做研究还是为其“人为布局”[27]的预设立场提非难要求?
而且，现在之所以给某些研究者形成一种“扑朔迷离”的印象，是因为当年的清查档案未能全部公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没有搞清楚”。严格地说，质疑者如舒云、史学，还缺少将专案组工作中的各条线(如空军、卫戍区、中组部、公安部)交织、综合起来考察的基本素养，“搞不清楚”，在所难免。当然，舒云们不清楚，不等于历史档案记载也不清楚。
与已经讲清楚的说法相对应，那些“讲不清楚”的说法都出自后来的回忆，是后来才出现的记忆误差[注3]，既无法分辨是否与其本人的原始材料有出入，也早过了侦查和澄清期。就常识说，刑事侦查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如指纹、脚印等痕迹提取都有特定条件限制，必须在一定时限内且未经自然和人为干扰);而澄清某件事，也是要有相应的机构来承担。机构和时间条件都不存在，这种质问纯属不合理的非难。史学的质疑则显得可笑：在王兰义们进入小楼并清扫后(王树德也说卫戍区进去时小楼已被打扫过)，还要求“对现场提取指纹和脚印”，这是在作无理非难还是理性质疑?
注3：“吴忠说法”、王树德回忆等，时间都在1990
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说法也都不是专案组归档的原始材料。其中“吴忠说法”还经蒋健考证澄清为不确，是他人附会演义而成[13]。附带说明，李德生第一个说法(1993
年)，即“(1971 年9 月13
日)我连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
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28]，也已在后来出版的《李德生回忆录》(1997
年)中被更正。到目前为止，真正说法不一样的，仅有王树德一人。
试想，如果将当年专案组对王兰义等人进行询问、核实的材料以及王兰义本人的讲述材料直接摆在王树德们面前，给他们以参照和回忆提示，帮助他们恢复已经久远的记忆，他们是会自行纠正目前的说法的。再退一万步说，专案组如果真有逼迫王兰义造假的行为[注4]，那么王树德也应该同时被要求配合造假才合理。舒云是否还应该向王树德再做追问：你被专案组要求造假了吗?
注4：舒云说“是王树德记错了时间，还是王兰义记错了时间?为什么又把发现《“571工程”纪要》的王兰义等人监禁起来?”[8]是在提示专案组监禁王兰义逼迫王兰义将拿出“571”的时间向后延。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进行细致而恰当的辨析，而不是无端指责官方如何不作为(“没有侦查”)、如何“没有搞清楚”。
九、继续质疑“571”渐入窘境
在“571”的真实性已是确定无疑的前提下，质疑“571”的遗留是被人故意设局、是毛安插的“内线”李伟信故意放置，也就失去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此种说法连基本的分析依据也已丧失。因此不得不说，舒云继续坚持质疑李伟信以“内线”身份留置“571”，如果不是她放不下过去一度声势浩大的质疑架子，那么就有着在这个问题上刻意搅浑水的嫌疑。鉴于舒云研究林案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是设置了“毛设局”的预设立场[27]，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顾证据是否具备、继续质疑“571”的遗留问题是她的必然选择，也就不奇怪了。
舒云在《〈“571
工程”纪要〉发现之辨析——兼驳蒋健先生》中举出怀疑李伟信为“内线”的蹊跷事[8]，且不说举不出半条证据，从常识看也十分偏颇和幼稚。其中竟以李伟信在监狱中可以戴眼镜作为怀疑依据，这个怀疑就十分可笑。李伟信属于主动交代，对中央及专案组一开始就能迅速掌握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证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注5]。他没有追随周宇驰自杀，那么在监狱也不需要防范他自杀。监狱按照政策给予优待，包括允许他戴眼镜和允许他活动范围略大些，这也是嫌疑?而事实上“两案”审判时，李伟信由于比其他人多了“投敌叛变(未遂)”一项罪名，在“小舰队”成员中是被判刑期最长的[29]，这又怎么说呢?允许戴眼镜的那点优待，比起失去自由、被判比所有人都长的监禁，能算多大的优待?
注5：舒云在《舒云文摘：〈“571 工程”纪要〉涉嫌伪造》(2009
年)中指责李伟信的交代是“信口雌黄”[30]，但舒云没能举出证据证明李伟信的交代是“信口雌黄”。
即使坚持质疑李伟信，舒云似乎还是流露出质疑不下去的惶惑和动摇，不得不正视她质疑依据缺乏的窘境。她写道：“李伟信怎么有机会拿到《“571
工程”纪要》呢?难道是偷出来的?”“李伟信是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小楼的，但他紧跟着前面的周宇驰、于新野出门，他似乎也没有‘作案’时间。那么是李伟信在独处那段时间放的?难道他不怕被于新野、周宇驰发现吗?如果不是李伟信放的，那又是谁放的?”[8]
舒云还有一段令人大惑不解的叙说：“(1971 年10 月9
日)周总理把本子放在手中掂了掂，像是要估量它究竟有多少重量：‘唔，这就是那个红本子。’这就是那个红本子?难道周恩来早有耳闻?”[8]舒云此处的意思是，周恩来不过刚拿到红本子(即“571”)，他怎么会早有耳闻的样子?很蹊跷啊。舒云没有言说的潜台词是：周恩来其实早就知道红本子将会出现……。舒云这种不应有的思维使人不知该如何作答。10
月7 日凌晨两点，王兰义连夜交出“571”，8 日19
时半空军学院将王兰义写的材料上送空军首长。后经总政工作组和李德生，9日“571”送达周恩来。距“571”上交已经过去两天了，难道舒云认为周恩来直到9日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红本子?这段描写出自邵一海的《林彪9·13
事件始末》。从内容看，邵一海不可能了解周恩来当时的具体表现，应属于文学手法，是作者的想象笔法，当然，邵一海的想象还算合理，并不出格。而纪实文学作家出身的舒云居然拿一段她不应该陌生的文学想象当成真实情况来质疑，则令人费解。在这个并不复杂的事例上，足以看出舒云对材料的割裂解读、不求甚解及浅显思维不时会流露出来，而这位研究者以预设立场为研究前提的惯性质疑更使人啼笑皆非。
目前舒云质疑的内容还有：怀疑王兰义讲述与王树德讲述在时间上出现“打架”，是专案组指使王兰义故意编造的，把从小楼里拿出“571”的时间故意往后拖;专案组对王兰义的关押审查，是为逼王兰义改口[31]。这种质疑的价值及荒诞性，本文不再置评。但舒云的质疑无疑会使“人为布局”设想勉强支撑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