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革命党篇一:革命党与洪门
文/范泓
辛亥革命肇启中华民国，这到底是朝代循环，还是一场革命，尝有辩议。
在某些史学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不仅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还包括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系列“革命义举”的全过程。以甲午之战败后，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入京等一系列事件，致使“民心激愤”，朝野人士纷纷要求政制变革，以及立宪派与革命党对立与冲突等等，作这样的理解未尝不可。但在事实上，所谓“革命成功”，决非一蹴而几，唾手可得，往往是一个长期酝酿和发酵的结果。而当时的“革命”，在清廷看来，不过是一次次乌合之众的“造反”行为，手段为传统的暴力。清廷对此防范甚严，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党人频仍“起事”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秘密社会的一系——会党，即所谓的“洪门”，亦称天地会，或三点会、三合会。秘密社会的另一系在北方，即白莲教，“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
革命党与秘密社会江湖会党结盟，最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目标”相近，彼此互为利用。洪门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秘密口号为“明大复心一”，反过来读就是“一心复大明”；革命党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洪门“一心复大明”不以为然，然在推翻“异族的统治”，则以为“与吾党无殊”。孙文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述道：“洪门者，创设于明末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起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所谓明末遗老“誓不臣清”，实际上，就是不愿与征服汉人的“鞑虏”为伍，满汉势不两立。至康熙年代，清势渐盛，反抗屡起屡蹶，“而明朝之忠臣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
及至清末革命，兴中会主要骨干陈少白、尤列、程奎光、朱贵全、丘四、谢缵泰等人，都为会党中重要分子，“当时孙中山的左右手，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孙文本人于1903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组织，被封为“洪棍”（首领）。旅美华侨之洪门团体，号称“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其他城市，皆有分堂；在日本，称“三点会”、“三合会”，革命党人“拜正”者，即入会，在当时，就有冯自由、刘道一、秋瑾等人。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者也不在少数，另有一部分人，则加入光复会；“光复会”陶成章等人意在浙江起事，首先联系就是洪门九龙山。洪门组织十分严密，开山立堂，结拜兄弟，向待盟外人为“风仔”，凡未加盟者，概以风马牛视之。
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可以知道，洪门口号暗语“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杀人曰洗身，割耳曰取顺风，发誓曰斩鸡头，参谋曰纸扇，干事曰草鞋……等等，不一而足。洪门仿效梁山，但也有改进，只留三十六“天罡”，不要七十二“地煞”；结义时烧三把半香，“头把香，效法羊角哀、左伯桃结成生死之交；二把香，效法桃园三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把香，效法梁山一百零八将；半把香，义气不寻常，单雄信不投唐，秦琼泣血哭留半把香”。洪门由“汉留”组织演进而为反清的“秘密团体”，一直被清廷视为宿敌，“如发觉即抄家灭门”，故在城中难以插足，往往于穷乡僻壤占山立寨，招兵买马。1905年孙文等人成立同盟会时，同样设有联系暗号，问：何处人？答：汉人；何物？答：中国物；何事？答：天下事！仿若洪门，毫无二致：问“你来做什么？答：投奔梁山；问：来梁山做什么？答：行仁结义；问：有咒无咒：答：有咒！其声其势，何其相似乃尔，可见渊薮于此。
孙文立志革命，加入洪门，一部分原因是少年时代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启发；另一部分原因“知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冯自由语），就是扩充势力范围。不论当年的洪门会党，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在“反清”这一问题上志同道合，声气相通，正如孙文在自传中所说：“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这里所谓的先民，“自然包括了深受明末先贤行谊影响的会党中人”，而洪秀全起义或国民革命运动“于思想启发上多受其赐”，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间的渊源，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两者手段相同，以所谓的“行仁结义”来策动推翻异族的统治，或用革命党人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欧洲革命，有绝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国自有革命以来，都是一面唤起革命的民众，一面组织革命的军队”，此话出自汪精卫1927年6月30日的一次演讲，核心观点却是孙文的。
洪门会党的势力，以山堂为中心，清代的山堂，前后有四十七个。自1673年至1909年，洪门会党策动或参与起事八十五次，其势力主要在中国南部及中部某些地方，“它的触角实已伸展到全国各地”，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洪门”。毕竟是民间秘密结社，其性质相当于谋反，必遭至清廷派兵剿办，“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唐德刚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1895年的广州之役，还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足见革命党与乌合之众的会党相合流的弊端。
1905年，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秘密成立，开始重视与留日学生的接触，孙文在布鲁塞尔时就说过“奔走革命则将先用留日学生”。但事实上，重要的起事，仍多运用会党的力量。以台湾学者张玉法的统计，1906年至1911年间，重要的起事凡二十四次，确知利用洪门会党力量的，最少有十二次，然无一成功者。辛亥革命发生前，在清廷而言，慈禧死后，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一切政务均由其父摄政王载沣主持，而载沣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亲王，如此一个非正常的“鱼烂”王朝，控制能力自然日渐式微，再加上民间的觉醒，甚至可以笑谈一枚炸弹在汉口俄租界意外发生爆炸，酿成重大事端，历史才被改写，千年帝国“一跃而跻共和”。
辛亥革命的社会参与者是广泛的，其中有知识分子，有工商界人物，有军人，有官僚，有立宪派人士，有华侨，“军人和会党则为革命所借助的主要武力”，如通信联络、侦牒暗刺、筹款劫杀以及敢死队等，“均由洪门会友担任”（梁崧甫语）。有论者认为“在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从秘密社会中吸收革命的群众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同盟会成立前，革命党人发动的重要起事先后有五次，“均曾藉用会党的力量”，这自是革命党人精心策动的结果，但利用洪门长期的反满意识，并透过会党组织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以实现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目标”，才是他们“革命方略”之真正所在。
晚清有立宪与革命之争（当然亦有互动），“改革派主君主立宪，用上书或请愿的和平方法；革命派主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用暴力或暗杀的方法”（张玉法语）。太平天国初起时，洪秀全、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等皆为会党中人，后因教义上的冲突，洪秀全才开始清除太平军中会党分子。而孙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即脱胎于前此二百年前的会党反满活动。孙文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特别介绍洪门，称赞洪门会党那帮人“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彻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洪门中一些人，被称为“老革命党人”，可见革命党人“始决倾覆清廷”的“壮志”其来有自，不同的只是，他们不以“复明”为宿愿，而意在创建“共和”；然以事实归，民国缔造之初，事变迭出，纷争大起，民无宁日，历十余年而未已，“共和”不幸成为民国之后的一个乱源所在，正如香港学者许行所说：“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躯壳，聚积数千年的封建意识仍残留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以致民国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后，清廷被推翻，洪门失去反清的意义，“其群众又为乌合，不为正统社会所容”，遭至新政府压制，洪门会党遂退为幕后势力，成为其他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惟革命党人的“会党意识”至此未绝，打打杀杀，及至“二次革命”，以武力手段为解决政争之开端（梁漱溟语），竟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方向。
革命党篇二: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标签：社会2013-06-08 22:19 星期六
经济观察报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动辛亥革命的 “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5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5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也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1908年秋公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14条，总体而言，它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 “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之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 “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革命党篇三:新说革命者：揭开革命党人的面纱
作为政党，首先要有一个广大同志都认同的意识形态，其次再有一个广大同志赞同的革命目标。作为近代中国最原生态的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党恰好两者都没有，既没有一个大部分革命者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甚至连一个共同的革命领袖都没有。可以这么说，在1911年前后，“革命党”其实成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很偷懒的把反对清政府的人全部归纳成了革命党人。[详细]
“革命组织”与“革命领袖”
“革命组织”是怎样成立的？
自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同时大兴新学以后，并宣布新学各项学历与科举的功名挂钩的政策后留学日本就成了一帮高不成（去欧美留学没钱也不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低不就（又不甘心留在国内，升迁太慢）的知识分子与有业浪荡子的第一选择。
这绝非笔者杜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协京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日本留学》一文中认真分析了中国留日学生素质低下的现象与原因：清末留学兴盛时期留日学生质量的低下源自于当时日本留学生教育的特性。其特性之一就是它所教授的内容不是专门的学问，而只是普通的知识；另一特性就是它不是正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由于当时中国新式的近代学校还在创立之初，本应在国内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很多留学生，实际上在日本所接受的只是中等教育。
尽管中国留日生素质相较留学欧美留学生较差，但是相比欧美，日本却有一个优势：留学生人数众多，“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对于急需发展成员的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先行者来说，再也没有比日本更好的发展革命同志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开始大肆印刷《扬州十日》等刺激汉族留日学生情绪的小册子，而这些小册子也成了这些留日学生民族觉醒的第一读物。
“革命领袖”是谁？
事实上孙中山并不是革命领袖，至少不是大部分同盟会员的领袖。甚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不恭，在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上就显露出来，根据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回忆，“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
而徐锡麟在行刺安徽巡抚端方成功后的辩词也为冯自由的这段记载提供一个有力的注脚：“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而徐锡麟一直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可以说也是这种“不合”的表现。其实不光徐锡麟，就连后来在教科书里与孙先生合作的亲密无间，俨然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宋教仁，其实在真实历史中对孙中山先生也颇有矛盾。
“革命党”的危机
宋教仁、章太炎对孙中山都颇有成见
在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的国旗风波里，宋教仁同情黄兴。旗帜鲜明的站在黄兴一边，指责孙中山“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后来干脆辞去了同盟会干事长一职。
而真正表明孙中山绝非革命党领袖的事件，当属孙中山离日事件。1907年6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并开除一批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离日本时，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7千元，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赠款一万元。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发动南方边境的起义，所以，临行时，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作为《民报》的经费。章太炎嫌所给款额不堪支出，便径直要求全部赠款。
孙中山与章太炎交恶凸显“革命党”真正危机
其实从孙中山离日事件不但表明了孙先生在1911年并不能算革命党真正意义的领袖，还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原生态的革命党在经济上的窘迫。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与后来几十年的情况很不相同。非但比不了北伐时苏联对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援，就连以条件艰苦著称的中共都比不了。毕竟中共背后有整个共产国际作为支持，任弼时也能一次性从共产国际手中拿回30万美元。
而辛亥革命前无论是孙中山又或是章太炎、黄兴，在经费问题上都很头疼；除了日本黑龙会这样非政府组织杯水车薪的接济外，最重要的一笔财源就是海外华侨的捐款。这也是为什么同盟会与梁启超等人打笔仗，打着打着就直接派马君武等人砸梁启超报馆的重要原因。毕竟华侨在海外讨生活不容易，资金有限啊。
黄兴挚友，中国国民党实际缔造者宋教仁。
光复会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巩宝铨、陈志军。
“革命党”与革命者的评价
革命党有统一纲领吗？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的纲领，然而具有喜剧色彩的是这个纲领从来没有被同盟会自己认同过。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
应该如何评价“革命党”与革命者？
通过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之前完全处于一盘散沙的情况；属于无钱，无根据地，无领袖的三无状况。甚至可以说，革命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除了向新军部分军官宣传民族主义以外，没有什么太实际的贡献。
然而不管是孙中山、黄兴又或者与孙中山闹翻的章太炎、刘师培，他们能在经济窘迫，前途渺茫，清政府看似强大不可战胜的现实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从没有想过放弃推翻清政府目标；许多革命者如徐锡麟、秋瑾更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应该说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爱国者。
鉴湖女侠秋瑾曾经也很偏激的要杀鲁迅。结束语Conclusion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者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也许有很多私心，他们也许很偏激，但是他们对中国，对民族的爱是不打折扣的，是真挚的。
凤凰网历史频道出品 | 编辑：蔡信凤凰网原创专题，欢迎转载，但需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