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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王亦楠:何祚庥、王亦楠国科大“反核”讲座始末
清明节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帝都晴空万里，小编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聆听了一场讲座，《为什么不赞成在中国内陆建设核电站》，主讲人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这两位其实不用太多介绍，常见诸于报端，是坚定反核派，这场演讲可谓是让人大开眼界。
小编先谈谈自己的观点：
感谢何、王二位学者，使得核电行业没有失去制衡的声音，这对中国核电健康发展及其重要。中国核电确实应该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各项软硬件，而目前还有差距，应保持冷静。
我们对何、王二位学者的论证过程，深表遗憾。这其中只有极少的数据注明了来源，很多论据引自各种媒体报道，这不应该是中科院与国研中心的水准。
对王亦楠女士在公开场合与意见相左的人士采用的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评论深表遗憾。不只是挺核言论，所有的观点都会“立此存照”，交由历史证明，因此应谨言慎行。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先从激烈的提问环节开始
提问环节
提问1
提问：何院士刚刚提到一个第二代核电站堆芯熔化的概率论，我听您的意思是16467堆年中，出现23起融堆事故，两者一除就得到了核电事故发生的概率。不知您这个23起事故的出处是哪里？按照您的逻辑是不是说中国目前核电运行100堆年，出现了0次事故，两者相除，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出事故的概率就是无穷大？
第二个问题给王亦楠老师，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德国宣布到2022年逐渐关闭核电站，既然核电那么危险，德国为什么不马上关闭核电站，2011到2022年还有十多年，难道不怕发生核事故吗？
第三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主流核电技术压水堆应该与美国发生事故的三里岛核电站类似，三里岛事故究竟后果怎么样，我希望两位老师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
主持人：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现场问题很多，如果你的问题也很多的话，可以选择一到两个，请两位着重回答。
提问：好的，还有一个细节。何院士讲的过程中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发达国家停止核电建设了，但在王老师讲的过程中，又说美国在建设核电站，两位是产生了矛盾吗？谢谢！
回答1
何祚庥：你讲的问题很多，有一些问题请王亦楠教授回答，我只说一个观点，人们对信用评级是有基础的，比如说王亦楠这个人信用好不好，这个怎么考察？并不是说她从来没有借过钱，而是说他借到一百万按期归还了，借到1亿也按期归还了，这个叫信用很高，但是中国有一种情节：这个人从来没有借过钱，就说明他信用高。
这种评判方式和外国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告诉各位，信用度问题是要按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用主观来检验，你刚才讲的问题，就是属于评价的标准不一。
王亦楠：你刚刚的问题我记得有两个，第一个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要有一个时间表来退出核电，因为你想啊，德国核电要占到20%比重，一下子关停是做不到，电力空缺谁来补？日本，一下子关停了，去年电力短缺，而且价格比较高，去年也进口了很多天然气等，德国做出调整了之后没有一下子关停，但煤炭的消费也大涨，所以说能源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决定不是眼前，而是未来，如果这个时候大力发展核电的话，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你说美国核电站的问题，美国三里岛之后，三十四年没有建设核电，现在先批准了两个，又批准了两个。但是我刚刚说这四个厂址也是在建过程中，这两座核电站能不能建成，能不能最终取得许可证，也还是未知数，所以刚刚我说奥巴马要等核废料法规通过之后，才能考虑新的核电站建设。我想这个和何院士说的并不矛盾。
提问：何院士是说311之后发达就没有再建设核电了。
王亦楠：没有，不可能的，何院士您说过吗？
提问：这个是有录音的
何祚庥：如果说问这句话的话，可能是说的不够准确，反正311之后对核电发展是比较谨慎的，这个东西讲的不是笼统的数据，各个国家情况不完全一样，和决策者的看法也不一样，有些决策者很慎重核电风险就小，决策者草率的话，决策风险就大。这个情况是要非常审慎的分析。
主持人：应该说施政当思百年，我们审慎的思考核问题是有利无害的，大家也可以提一些学术问题都是可以的，让我们再请两位提出自己的问题吧，时间比较有限。
提问2
提问：补充一下刚刚同学提出的问题，关于何院士说的23个融堆的事故，我们查了一下联合国报告，是17起军用的核武器融堆，我想问一下何院士，用包括17起军用核武器试验融堆的23起核融堆来作为一个基数，来除1万6千堆年的民用核电运行数据，是不是合理，有什么科学依据。
第二个问题：刚刚王亦楠老师说，美国两台核电站能不能得到许可证还是一个未知数，想问一下您，你这个“许可证”指的到底是什么？据我所知美国核电机组在建设之前需要拿到美国核管会的COL，即联合建设运行许可证。电厂在投运之前并不需要额外许可证，您指的“许可证”到底是什么？
您最开始时候罗列了国内的内陆核电项目的数据，共有26座筹建厂址。我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列的陆丰、漳州、苍南、红沙这些项目都是沿海厂址，并非内陆厂址，作为一个讲究科学的学者，研究核电，如果连这些常识性的问题都出现低级错误的话，到我们大学的讲堂里来演讲，实在让人意外。
另外您演讲中还提到提到AP1000所谓DCD15版到DCD19版的情况，陈章华院士……
王亦楠：抱歉我插一句陈章华不是院士，而是国核技的员工，是国核技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提问：对不起，口误。是陈章华老师，国核技全程参与了AP1000的引进消化吸收,他对于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论述，我想他比您更了解情况。我想补充一下，也和大家介绍一下，2007年中美签约的时候，DCD15版是唯一法律许可的版本，所谓16.17.18版本是在签约完成之后，美国联邦法律认为要针对商用大飞机撞击这一问题进行修改，这只是版本序号的修改而已，根本没有所谓的“美国人说我有最新的版本中国人你们要不要，中国人说我们不要”这种说法。
而且更重要的是，19版中产生的所有的变化，在三门与海阳依托项目实施过程中，都已经完全转交给了中方，这其中只有两项没有在三门和海阳项目中得到验证，一个是厂址条件，美国是软土的厂址，三门海阳是岩基厂址，先天条件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抗大飞机冲撞，但三门海阳后续的所有项目，中国的AP1000都采用了抗大飞机冲撞设置，所以您刚刚的介绍我不是很认同。
最后，我想请何院士解释一下，什么叫最可几这个概念，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想了解和学习一下。
何祚庥：这位提的问题有些多，我先回答一个概念，什么叫最可几。最可几，the most probable，这在统计学里面是很清楚的，是平均概率，和分布有关系。这个系数不需要在这儿细说，但一般来讲的话一个概率是指出现了多少次重复事件之后可以出现，最可几则是指最可能在哪一个时间出现。
提问：那用军用核武器融堆事件，除以民用核电站的基数，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为什么要这么算？
何祚庥：对不起，这个讨论核事故的问题不能说是军用还是民用，军用就能够排除在外吗？不行。
提问：但是您的基数是民用核电160000堆年啊？
何祚庥：怎么能都不算在内呢？军用核事故也是要避免的吧。
主持人：这次我们是希望国科大的同学有机会和院士交流，下面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同学们吧，请问哪位同学有问题。
提问：老师，你们并没有回答完我的问题啊，我还问了很多……
主持人：我们今天还是希望和国科大的学生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这些专业的问题可以有其他平台交流。
提问：如果连基本的数据都是错的，都是没有出处的，那还怎么做学术研究呢？王老师一直在说核电的工作者不和您面对面，为什么我现在和您面对面，不允许我发声了呢？
王亦楠：我没有不允许你发声。
提问：那为什么我问的所有的问题，之前同学问的问题，您都没有正面回答呢？
提问3
提问：不好意思，我是国科大的学生。刚刚主持人说了，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国科大的学生。我说一下我的想法，今天是国科大召开的院士大讲堂，今天我们学生来听了，你们的议题是核电站到底能不能建，我知道能建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核电，但是你们说不能建，说福岛核事故后果严重，你们在这里吵，我觉得不应该把你们争吵放在国科大的讲堂上。
（掌声）
主持人：请大家不要鼓掌不要鼓掌，这位同学的观点只是代表个人，不代表国科大。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相信我们的同学都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任何人摆出观点和论据，我们都可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有分析它。
（掌声）
两方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态度，我们也肯定有办法去分析它，我在这里不是说让大家完全吸收两位演讲者的观点和看法，也不是说对提问者的说法不看重，我希望大家尊重一下我们的讨论秩序 ，一定可以找到交流的平台。把时间还给王老师，让她继续回答问题。
王亦楠：这位女士提的问题，美国核电站建设的，现在时间有限。关于美国四座核电站的问题，我给的出处是国际清洁能源战略白皮书，李玉伦部长的这本书，你可以回去查。
第二个问题DCD十五版的问题，陈章华的文章我看了，出来一个CAP1000，让大家很震惊，CAP1000是什么，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给的路条是AP1000，发改委通过的也是AP1000，这个时候冒出来CAP1000。而且陈章华也说CAP1000是有新的改进，既然有新的改进首堆是在哪儿，放在内陆怎么能拿一个没有试验的新东西呢？
提问：老师CAP1000是 Chinese Version of AP1000,她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仅此而已。
王亦楠：好，那你承认CAP1000和三门海阳不一样吗？如果一样是不是说三门海阳的问题在内陆也会遇到，如果不一样，那么对不起，发改委核安全应该重新走程序，不应该说变就变了。DCD十五版这个，也可以看我们李玉伦的那本书，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包括我们国务院的档案，都是有案可查的。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我作为国科大的学生，这次是我听过最激烈的讲座，激不激烈无所谓，大家听到了观点，也听到了反对的意见，感谢！
王亦楠演讲环节
大家好，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在核电重大严肃科学问题的讨论上，我作为亲历者，我感觉不太正常。所以我也非常感动，何院士在88高龄，在国家重大决策时候，重新披上战袍，再次进行讨论。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我和何先生的观点得到了90%以上的网友的支持，实际上也就演变成政协委员和普通公众的较量。
福岛核事故之前，我们的核电建设目标比较大。这个目标太雄心勃勃，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用这样的速度建设核电，因此沿海肯定放不下，要往内陆走，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内陆核电的重要原因，因为沿海装不下了。
规划了26座内陆核电站，看一下。说大了，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说小了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都息息相关，因为每个省都规划建了核电站。
这些电站大部分都在长江流域，这个标红的，就是我说的“三首核”，福岛核事故之前内陆核电站大跃进。非常感谢日本大地震，这让中国核电站一下子刹了车。
可是2012年，重启核电呼声再起，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争议已经是非常激烈了。当时何先生和我也介入了这个争论，媒体上一片鼓吹要重启核电，甚至包括一些院士专家。
我们也给中央建议，核电发展一定要谨慎。各种声音都在给总理建言献策。这个时候美国也跟着忽悠，说中国要重启核电。
正反方激烈交锋，最后温总理拍板做出了决定。当时国务院的明确表态，让内陆核电的热烈支持者一下子进入了寒冬，内陆核电在“十二五”期间判了死刑。
没想到内陆核电的话题在十二五期间又再一次的热了起来，当然啦，我也没想到我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剧烈的反向，竟然成了导火索。《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其实也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就是当时我给总理的建议，但是没想到这之后，我本人也成为内陆核电热衷者或具名或匿名攻击的靶子。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比如力挺内陆核电的那些人开始做一些避重就轻，甚至回避矛盾的问题，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抛向社会，所以当我成为靶子之后我做了三次回应。南方周末的那次居然被删稿了，我很震惊，包括核电业界的朋友都说，我作为一个学者，在实事求是的谈一些问题。
所以之后我又在中国经济周刊和凤凰财经进行了访谈，我就觉得奇怪为啥严肃的科学问题不能公开讨论。
实质问题就是谁要担当能源转型的重任，你们看核能只占0.8%，但是却是叫的最响的。这就是这场争论的核心，不到2%提升到10%以上，就是要搞到200或300台。
我到底说了啥，会让挺核派受不了呢？我简单和大家过一下。再说一下我觉得撤稿这个事儿，真的很糟糕，政府不是要建设公信力吗，这个撤稿是在破坏公信力，当时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人点我名撤稿。
我们看看中央这些时候的大政方针是什么，福岛核事故到目前已经四年时间了，中央关于内陆核电的方针并未改变。我们在100堆年左右，如果就此就说我们核电是安全可靠的，为时太早。
我们主张核电大发展的人说，第三代核电技术更安全，所以所谓安全知识概念安全，而且是理论计算出来的概率安全，目前国际核电界早已形成共识，技术上的设计先进，不代表更可靠更安全。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国际清洁 能源发展报告》，这里面有篇大作，是核电业界人士自己写的。
有人说核电与核弹是啤酒与白酒的区别，这个很搞笑，为什么呢，你们看原理都是一样的，什么白酒啤酒。我们有些大专家忽视基本事实，大谈核电的安全，我很不理解。
小编：王在这幅幻灯片前还将支持核电的院士专家大头照并排列出，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我们删除了这张幻灯片，对这样的行为深表遗憾，学术讨论不应进入人生攻击的范畴，知识分子也应具备基本的修养。
小编：这些专家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即便意见相左，也不应该给别人扣帽子，这样的行为与文革无异，在大学的讲堂上，更不应该这样。
我们的媒体很不正常，你们看看上面这些话，力挺核电的声音很容易发出来，而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则很难发出来，这些年何先生做了很大的努力。
现在内陆核电的呼声又起来了，于是我们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认为中外国家内陆核电条件差异很大，不应该相类比。
据我所知，当时谈判的时候美国人说我有AP100016版的，谈判给中国人的是15版，问中国人要不要最新的16版，中国人坚决不要。小编：再次对国研中心研究员发表这样的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言论表示遗憾。
何祚庥演讲环节
第二篇王亦楠:力主“内陆核电重启”的专家，王亦楠请你回答十个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亦楠 近日，关于“内陆核电重启”的报道甚嚣尘上，诸如“内陆31个核电厂完成可行审查”，“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工程院、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等进行的综合论证一致建议发展内陆核电”，“内陆核电论证已近尾声”等等，以至于公众看了都误以为长江流域的核电站马上就要开工了。 其实，中央对内陆核电的定调至今未变，仍然处于“研究论证”阶段；中央对核电安全性的要求始终如一，那就是“必须绝对保证安全”。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内陆核电能否真正开工，其安全论证报告的审批权（或者说初审权）在国家环保部和核安全局，而不是工程院或核能行业协会。 诚然，核工业界对内陆核电安全性的论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笔者只是希望此类“安全论证”最好不要是力主内陆核电专家们的独角戏，更不要成为排斥不同意见的一言堂。毕竟，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内陆核电站是否启动，不仅是核电业界的事，它还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切身利益。 笔者此前曾发表《湘鄂赣三省发展核电的安全风险不容低估》、《总理为什么要求核电必须“绝对保证安全”》等文章，论述了“我国与欧美内陆核电站的厂址条件迥异”、“所采用的AP1000技术在全世界尚无实践验证、关键设备试制还未过关、给AP1000技术当试验场的我国三门和海阳核电站已严重拖期”等问题，剖析了“确保我国核电安全亟须高度重视的几大短板”。 长江流域核电站的安全论证绝不能“想当然”：（1）只有拍胸脯式的“研究结论”即“内陆核电厂安全性有保障”，而没有具体详实的、可追根溯源的“论证依据和论证过程”；（2）只讲“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如何高”，而不讲“如何通过已经工程实践充分验证的、成熟可靠的技术措施来真正实现高标准”！（3）只谈核电对能源需求和CO2减排的意义，而不谈一旦发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我们如何应对水源危机、土地危机、粮食危机、社会稳定危机…… 按照中央对核电“必须绝对保证安全”的要求，目前核电业界所谓的“内陆核电研究论证”还有很多关键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论证，“安全性有保障”这一结论也下得为时过早、过于轻率。鉴于社会公众并不知道内陆核电的安全性到底是“怎么论证和确保的”，且相关业界机构对公众质疑的问题一直未给予正面回答，因此笔者再撰此文，就“内陆核电安全论证”中不容回避和含糊的十个关键问题公开求教，请所有认为“内陆核电厂安全性有保障”的专家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核电管理部门给予公开解答。 “内陆核电安全论证”不能回避和含糊的十个关键问题 1、内陆核电的“安全论证”，能不考虑“Nuclear Security”所要求的“防范、抵御敌人有意造成的事故、损害和伤亡”吗？ 中央强调的“确保安全”指的是“Nuclear Security”（核安保），而不只是“Nuclear Safety”（核安全）。前者内涵远远大于后者，然而，有关机构的内陆核电安全论证，却把“中子弹（战术核武器）、恐怖袭击、网络攻击、人为破坏等外部风险”均列入“不予考虑的剩余风险”，原因是“发生概率极低，且目前也没有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虽然“小概率事件”无法预知和阻止，但不能对其严重后果“根本不予考虑”，老天爷也绝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而替我们“专门排除”某些“天灾人祸”。极端自然灾害和人为恶意攻击在国际核电界是必须考虑的安全事项。 2、为何2004年修订的《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HAF102）至今也不升级？内陆核电安全评价为何依据早已过时的核安全法规和导则？ 针对全球日渐频发的极端自然灾害和大型飞机撞击等小概率高危害事件的安全威胁，IAEA已于2012年6月发布核电厂设计和运行的新标准和法规。2012年10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对不合时宜的系列法规应不拖延地修改或升级”、“新建电站必须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然而，对欧美早已是“强制性”的安全要求（如抗大飞机撞击），我国核安全监管机构和核电界在福岛核事故后仍一直强调“中国核安全法规（HAF102）没有这项规定”，且至今也未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修改升级核电安全法规和安全导则。 3、“均按AP1000设计”的我国内陆核电站连美国的安全标准都达不到，何以是“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呢？ 众所周知，我国引进的AP1000并不满足美国本土在建核电站的安全标准，日本东芝控股的西屋公司辩称“中国内陆核电站采用的是CAP1000、不是AP1000”，而我国核安全监管部门指出“CAP1000与AP1000没有本质区别”。抛开这种概念游戏不说，即使CAP1000比AP1000真有重大改进，那也要经过工程验证、确认是成熟可靠机型后才能推广，怎能直接拿长江流域再当试验场呢？我们当作“最成熟、最先进、最经济”技术引进的三门和海阳4台AP1000机组，一直是“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且已陷入“设计难以固化、成本难以预计、风险难以承受”的困境中。这一深刻教训绝不能在内陆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核电站重演。 4、AP1000主回路的核心设备（屏蔽电机泵、爆破阀等）毫无核电厂实际运行经验，至今主泵还在试制中，连可靠性数据库都谈不上，又是如何得出“AP1000的事故概率已经低到10-7”、“60年免维修”的？ 我国2006年高价引进、原定于2013年投入商运的三门和海阳AP1000核电站，却成了西屋公司及其日本大老板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和损失的“试验场”，且全部知识产权为西屋所有。在设备工程耐久性试验、鉴定试验、系统调试都从未进行的情况下，何以就认定“60年免维修”、“内陆核电站安全性有保障”呢？2011年西屋公司推出比中国AP1000安全标准高的升级版AP1000在英国投标时遭安全评审出局，却能于更早的2006年就在我国顺利通过安全评审，值得深思！ 5、国际核电界已认识到“概率安全评价方法不宜单独用于确定性决策判断”，为何国内还有机构基于“主观概率”就断定“内陆核电是安全的”？ 由于33年间世界443座核电机组就发生了三起重大核事故，用二代技术宣称的“万年一遇”事故概率很难解释，国际核电界深刻认识到“用概率安全评价方法分析外部事件（地震、海啸、飓风、洪水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个主观概率参数不宜单独用作核电安全性的判据”、“要防止被滥用于确定性的决策判断”。2015年7月17日英国核安全监管机构在ABWR沸水堆通用设计评估中，就否定了日立-通用电气公司提交的“概率安全分析”并将其升级为监管问题，然而我国核电界及相关研究机构目前仍然只讲两个主观概率参数，并作为“三代核电比二代安全性提高100倍、内陆核电安全性有保障”等“确定性决策”的依据。 6、我国大部分内陆核电厂址是与欧美迥异的小静风天气，完全超出了美国“高斯烟羽模型”的适用范围，为何还套用此工具评估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又是如何得出“符合排放标准”结论？ 大气弥散条件是内陆核电选址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美国内陆核电厂址年均风速均>2米/秒、年静风期不超过1周，而我国湘鄂核电厂址年均风速≤2米/秒、年静风期分别高达60天和29天，非常不利于核电站正常运行时放射性气载污染物的扩散，容易形成“核雾霾”。用根本不适用的美国“高斯烟羽模型”工具评估我国内陆核电厂对大气的影响，还得出“符合标准”的结论，这一做法本身就不科学。 7、湘鄂赣核电站装机容量之高没有国际先例可循，巨量废热排放将对局地气候产生什么影响？ 湘鄂赣核电站装机容量均高达500万千瓦，是美国内陆核电厂平均装机规模的3倍，是目前火电厂最高功率的5倍！核电厂热效率（33%～37%左右）低于火电，约2/3的热量以废热被排放到环境中。2012年OECD报告就已指出“需要注意内陆核电在某些气候变化呈干旱趋势的区域产生的新问题”。长江流域多次有连续三年大旱的记录，而素以水量丰富著称的湘赣两省近年均出现了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底大面积干裂、人畜饮水困难的严重旱情。每个内陆核电站每天向空中排放2000亿大卡废热，这一史无前例且几乎贯穿全年的巨量热污染对长江流域旱情的加重不容忽视。 8、何以做到“最严重事故工况下核污水可封堵、可贮存、可控制，最多只有4800～7000立方米且都被控制在安全壳内”？ 为何没有“事故情况下放射性气体通过降雨流入江河湖泊”的应急预案？福岛核电站［作者注］至今也控制不住核污水以每天400吨的速度增长，场区50多万吨核污水早已堆满为患，不得不排向大海；号称“环境影响微不足道”的美国三里岛事故核污水高达9000吨，耗时14年才处理完！切尔诺贝利重污染区和轻污染区分别为1万和5万平方公里。我国内陆核电安全论证严重低估了核事故的复杂性：既没有可信可靠的技术措施证明核污水如何“封堵控”，也没考虑“放射性气体逸出厂区、通过雨水进入地下和江河湖泊”的应急预案。 9、我国内陆核电站周边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欧美，安全论证中是如何考虑场外应急的可行性和具体措施的？ 电站方圆80公里范围内，我国湘鄂赣人口均高达600万～700万，而美国平均只有142万。美国每个核电站都有详细的紧急情况响应计划，且每两年每个核电站就进行一次全面的应急演习。我国内陆核电站周边人口稠密，如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省内、省间以及长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应急响应和撤离体系，必须在上马前缜密考虑和设计，而不能建立在“核电站不会出事”的乐观预想上，或者“等遇到问题再说”！ 10、发达国家频频发生的核废料泄漏事故如何在我国避免？如何攻克“核设施退役和高放废液处理”的风险隐患？ “内陆核电安全论证”绝不能抛开核废料处理和核电站退役这两大“世界性天价难题”。最近几年美国频频发生核废料泄漏，事故处理耗资惊人且时间漫长，国际核电界不断呼吁“核电发展前提是想好核废料如何处理，否则这个问题终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者注：日本朝日新闻社2015年9月26日报道了日本名古屋大学等对福岛核电站的最新调查发现：“2号机组核燃料可能全部失踪”（即“有放射性物质释放，70%～100%核燃料可能从堆芯中熔穿掉落，目前还不清楚熔落核燃料的具体位置”）。这一报道再次引起世界瞩目，因为长半衰期、高放射性核素进入土壤和地下水，其污染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高毒高放射性的钚元素在人体内最大允许剂量仅为0.6微克。］ 关于我国核电“安全发展”的五点政策建议 1、核电部署必须有禁区，内陆敏感地区不宜启动核电站建设。 既然目前全世界的核电技术水平也不可能做到100%安全，且核电站一旦投入运行就会成为“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巨大负担，那么我国核电站部署必须有禁区、有红线，比如首都圈、敏感的长江流域、国防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地带等，绝对不能放置核电站，更不能作为未经实践充分验证的核电技术的试验场。内陆地区核电论证绝不能仅从能源电力需求、CO2减排出发，必须从“一旦发生核事故，国家要付出多大代价”来考虑。不管事故概率多小，只要有可能发生，都必须慎之又慎，不能有任何侥幸和轻判。 2、严格做好在运在建核电站的安全监管，切实履行“安全至上”。 目前我国核电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理念与中央对核电“必须绝对保证安全”、“安全大于天”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比如不断强调“要可接受的安全”、“核电要可持续发展，就要把握好经济性与安全性两个因素”、“安全是利益和代价的平衡”等。如果安全监管部门不履行“安全至上”而是“安全性要兼顾或让位于经济性”的话，新建核电站的安全评审及在运在建核电站的安全监管不能不令人担忧。核安全监管部门承担着“核安全的国家责任”，考虑经济性是越位和失职。核安全和经济性的平衡应归国家更高层级部门考虑。福岛核事故祸根是“日本原子能保安院默许东电公司将自身经济利益置于公众安全利益之上”，这一教训需要我国核电安全监管部门和产业界高度重视。 3、尽快修订HAF102等早已过时的核安全法规和安全导则。 恪守“安全至上”必须从法规、标准做起，从源头上提高核电的安全水准。当务之急是抓紧修改早已过时的HAF102等核安全法规和安全导则，把“抗大型飞机撞击”等国际最新要求反映在法规里，并用新法规严格审核所有新建项目。我国核安全监管机构要切实提高独立评审能力和监督检查能力，确保安全评审不受任何来自商业利益、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扰，确保重要安全事项的真实性，负责核电项目安全评审的专家委员会要依法对评审结果负法律责任。 4、应把核能发展重点移师海上，为海岛防御和海路安全提供重要能源保障。 福岛核事故后美国、俄罗斯都在致力于“浮动核电站”的研发建造，除了选址简单、占地面积小、投资成本低、事故下环境影响小等优点之外，还可为目前难以通电的地区提供能源保障。鉴于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将核能发展重点移师海上——全面提升作战舰艇和远洋舰船的各种性能、为南海诸岛的驻军防御提供能源补给，既是当代军事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迫切需要，又能保障我国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还可积累核电安全运行的经验。船舶舰艇、浮动电站所需核动力较小，所需的天然铀资源仅为大型核电站的1/10～1/20。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海上运输通道“被切断”，我国自给的天然铀资源也完全可以应对。 5、亟须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确立核燃料循环体系的战略规划。 可持续发展核电需要“安全至上”、有可靠的天然铀资源保障体系、创新研发自主品牌及相应设备制造能力和高端人才保证。目前，我国核电产业链前端（铀矿勘探）有一定进展；中端（核电厂）规模大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虽有自主品牌，但走出国门尚待时日）；后端（后处理厂和高放废物最终处置）技术薄弱且长期滞后；第四代核能系统研发又是多种反应堆堆型并进，而对相应的核燃料循环根本不提，不符合我国国情。研发一个新堆型并实现商业化运行需20～25年、建立一个燃料循环体系则要50年以上，亟须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将堆型研发置于核燃料循环体系中科学考量，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核燃料循环体系，统筹规划核能产业链前、中、后端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版权作品，转载时须注明来源，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专家：三峡大坝具备了一定的抗击核武器攻击的能力观察者网03-22 10:37关于中国超级工程一旦遭受攻击可能造成严重灾害的声音，在舆论场上屡见不鲜。近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撰文释疑，表示三峡大坝具备了一定的抗击核武器攻击的能力，并不会对下游产生太大的洪水威胁。据张博庭教授介绍，他写作此文的由头是近日围绕内陆核电的争议。3月2日，国务院发展中心王亦楠研究员撰文，对重启内陆核电提出十项质疑，称有关机构的内陆核电安全论证，未考虑“中子弹（战术核武器）”袭击的风险。3月4日，核能协会的数位专家回应说，核武器攻击不是工程建设人员要考虑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问题，只能靠“不断加强国防建设”解决，并提到三峡大坝也有类似问题。这引起了张博庭教授的不满。张博庭在文中指出，其实三峡大坝在设计上已经考虑了核攻击风险，采用了混凝土重力坝，即使被炸开缺口，也绝不会造成垮坝。文章说，如果三峡大坝不是采用这种坝型，恐怕没有一个懂行的水利专家会赞同三峡工程的建设。以下为张博庭教授原文：三峡大坝为何不惧核武器的攻击？最近一段时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我国内陆核电的安全性问题。2016年3月2日，国务院发展中心的王亦楠研究员在《中国经济周刊》上发表了《长江流域建核电站要慎重》的文章，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内陆核电安全性的讨论和关切。此前，在2015年10月12日她就在媒体上发表了题为《力主“内陆核电重启”的专家，王亦楠请你回答十个问题》的署名文章。客观地说这十个问题，确实是需要有关核电的专业人士认真回答的。如果不能给出圆满的答复，社会舆论是很难赞同开展内陆核电建设的。我们都知道，自从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全球各国确实对核电的安全性有较大的担心，世界各国几乎都放慢甚至停止了核电的建设。中国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加速核电的开发，非常需要核电的专业人士，搞好相应的科普和宣传。十问的提出，其实恰恰是我国核电界开展科普宣传的最好契机。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核电界的相关人士，却没有给与充分的重视，直到3月2日王亦楠研究员再次追问“十问”，并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核能协会的网站上才有人出来谈了一点“看法”。2016年3月4日核能协会的（赵成昆，周如明，毛亚蔚，翁明辉）发表了《就王亦楠研究员有关内陆核电安全的质疑谈谈我们的看法》（下称：看法）一文，首次公开地回答王研究员的十问。在谈到核电站受到核武器攻击时的安全问题“关于中子弹（战术核武器）的分析”时，《看法》一文的相关解释内容是：“考不考虑战术核武器的攻击，不仅仅是核电厂所特有的问题，许多国家的重要政治和经济设施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例如，三峡大坝建设前许多人也提出了大坝能不能经受核武器攻击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讨论已脱离核安全和核安保领域的范畴，而进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看法》的解释，似乎是要告诉公众，核电站受到核武器攻击后的安全问题，不属于工程设计人员的考虑范围，而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其解决的方式应该是“这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国防建设，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制止敌人的轻举妄动，否则，不仅仅是核电，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项目的建设都无从谈起。”既然《看法》一文在文章中，特地举出了三峡工程作为例子，来说明国家安全问题不应属于工程设计所考虑的内容。笔者作为一名水电的专业人士，觉得非常有必要作出澄清。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看法》的作者关于应属于国家安全的概念不仅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其所列举的三峡工程的例子，也是完全出于对三峡工程的误解，并不符合我国三峡工程的实际情况。不错，在三峡的论证期间，确实有过大坝受到核武器攻击后的安全性的争论。然而，这一争论并不是以"受到核武器的攻击应该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而不属于大坝安全设计要考的问题"作为结论的。而是我们的三峡大坝的设计确实已经解决了，即使受到了核武器的攻击，也不会产生更大的次生灾害的问题。当然，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过多关注。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三峡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已经把抗击核武器的攻击考虑进去了。(据查：三峡开工前，设计部门曾针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反复试验，并得出了结论。)三峡工程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选择了合适的坝型。如果三峡不是选择混凝土重力坝，而是选择其它坝型，它确实存在着一旦遭受核武器攻击后，将产生较大的溃坝次生灾害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土坝、混凝土拱坝或者是混凝土面板坝，一旦被攻击后，在巨大水流的冲击下，都会在几分钟之内形成溃坝，从而造成巨大的次生灾害。但是，三峡选择的混凝土重力坝坝型，遭受攻击后则完全不同。因为混凝土重力坝的稳定性，是靠每一个独立的坝段自身的重力与河床之间的摩擦力，来平衡上游水压力的。对于这种坝型，即使被炸开一个大口子也就是那一个大口子漏水，而绝不会造成垮坝。总之，我们的三峡大坝并不是没有考虑受核武器攻击的风险，而是通过采用合理的设计，具备了一定的抗击核武器攻击的能力。三峡大坝即使被核武器击中后，也无非就是相当于在大坝上打开了一个关不上口的“大闸门”，并不会对下游产生太大的洪水威胁。客观地说，如果三峡大坝不是采用这种坝型，恐怕没有一个懂行的水利专家会赞同三峡工程的建设。因为，我们的工程设计和建设的前提，确实要能够保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希望《看法》的作者不要错误解读三峡大坝的安全性，误导舆论，更不应以此作为降低核电工程安全风险的理由。运营人员： 魏宇波 MX008头条号 / 观察者网
第三篇王亦楠:王亦楠：不只是芯片，核电站“控制系统受制于人”隐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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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亦楠
责编：姚冬琴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7期）
最近，我国通信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兴通讯被美国等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制裁，使我们切实感受到通信行业的“命门”（即“芯片和操作系统”的供应）受制于人的切肤之痛，同时更清楚地看到，“芯片和操作系统”已经不是一般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而是被视为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因为，信息网络在当代社会无处不在，更隐蔽、更致命的网络战已成当前国家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新模式。
尚没有“中国芯”、还要依赖美国供货的中兴通讯公司所提供的电信产品和服务，就已被美英等国视为“威胁国家安全”，那么，我国目前一些核心控制系统还全盘被国外掌控的核电站，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又会是怎样的威胁，亟须我们高度重视、及早应对。
核电站已经成为网络攻击的重要目标
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针对核电站的网络攻击在世界上已频频发生。比如：2003年美国俄亥俄州DavisBesse核电站遭遇名为“监狱”的病毒袭击，导致核电站安全监控系统整整瘫痪了5小时；2006年美国阿拉巴马州BrownsFerry核电站遭遇网络攻击，导致机组被迫关闭；2010年伊朗首座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遭受名为“震网”的电脑病毒的毁灭性打击；2014韩国核电公司因恶意代码入侵导致核电站内部资料被泄露，政府和企业一度进入紧急状态；2016年德国Gundremmingen核电站的控制系统遭受网络攻击……
更隐蔽的网络攻击对核电站的安全威胁比看得见的导弹更大。由于核电行业的特殊性，各国对于此类攻击事件及后果往往秘而不宣。但是，2015年美国国土安全部明确指出“黑客攻击核电站可能造成类似福岛核事故那样的灾难性后果”，并将本国核电站面临的网络威胁视为“最严峻的国家安全挑战”，特别强调“防范各种不确定性”“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并在其发生前解决”。2016年10月1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首次向世界发出警告：“核电站正在成为网络黑客攻击的目标，已造成很多‘破坏性后果’，一旦攻破核电站防线，后果不堪设想。这可不是臆想出来的威胁，大家对此事必须重视起来。IAEA发现的这些偶然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恐怖分子也许正在谋划更大的阴谋。”
“核电站控制系统完全受制于人”严重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仪控系统是核电站的大脑指挥中枢，可谓是核电站的“命门”。三代核电站大量采用数字化仪控技术，既带来便利也埋下了很大隐患。2017年6月16日，国际核安全专家佩奇·斯托特兰德（Page Stoutland）指出：“目前核电站安全体系考虑的都是比较理想化的状态，而实际上系统复杂，上万数据节点很难管理，网络防御能力堪忧。”然而，与严峻的国际形势相比，我国核电业内对网络安全风险的认知水平和防范能力还相对滞后。
比如，我国正在建设的三门、海阳4台AP1000核电站，美国西屋公司违背了当初合同签约时“100%转让技术、100%关键设备国产化”的承诺，将AP1000核电站数字化仪控系统的软件设计、硬件采购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让中方介入。在安全“命门”全盘由西屋掌控的情况下，业界一些人却仍简单地认为“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时操纵员肯定会感觉到，就像开车时刹车坏了人自然会有感觉那么简单”“核电站设有几层网络防护隔离措施，切断外部网络攻击路径就可以高枕无忧”等等。殊不知，核电站的网络安全风险，不仅仅是防范来自互联网的外围攻击，更要防止控制系统本身被人开了后门、做了手脚，设定了后期突发场景。如果仪控系统被嵌入了恶意元器件或程序，完全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非常规渠道实现远程操控或激活，这比外围攻击更难以鉴别和防范。
国际核安全专家指出：世界上前几次重大核事故均未涉及核电站的控制系统失效。如果控制系统被做了手脚，导致安全停堆相关的仪控信号不再正确显示事故工况，甚至是出现假信号，操纵员根本无法正确识别和应对。就算是操纵员察觉到反应堆运行有异常，也会因为控制系统失效而无法及时安全停堆，这将可能导致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却又很难查找到幕后的罪魁祸首。
因此，在当前异常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采用引进技术的三代核电站的安全绝不能建立在“控制系统不会被人做手脚”的乐观预想之上。就像日本核电资深专家小仓志郎（曾参与福岛核电站设计、维护）在福岛核事故后反思时所言：“拥有核电，等于自己装了核弹，而按钮却在敌人手里。你想要防卫的敌人难道都是超级善心人士、故意不去攻击核电厂弱点？这道理普通人都懂。”
而尤需我们高度注意的是，2018年2月美国国防部公开发布了《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其中第六部分“美国应对当代威胁的战略”中“针对中国的定制战略”这样写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对地区优势的追求已经成为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重要挑战。……美国将保持可信的、令中国领导人计算代价和收益时无法承受的威慑能力。”对于那些一直寄望国际规则能保护核电站等核设施免受恶意攻击的乐观预期，《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最后提到201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句话，非常值得深思，即“在没有至高无上的全球权威的世界里，是否遵守或执行某些规则全凭各国的意愿。”
“华龙一号”的启示
我国自主创新、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其仪控系统是自主研发设计，虽然也要从国外进口一些元器件，但这与仪控系统全盘从国外进口、完全由外方掌控的AP1000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最近习总书记在考察三峡工程建设的巨大成就时，再次强调：“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在事关国家总体安全、事故后果之严重非任何其他行业可比的核电建设上，“大国重器”就更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绝不能把安全“命门”交到别人手上，成为挟制我国内政外交的最隐蔽、最致命而又很难查找幕后真凶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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