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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卢汉为何放了张群:卢汉为何不杀张群？
卢汉为何未杀张群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后继续南下，先后解放了贵州、广西、重庆，云南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保安司令卢汉，看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12月9日毅然宣布起义，并扣留了一批国民党政要。但两天后，却出乎意料地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即释放了扣押中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对于此事，尤其对张群于变局中的态度，至今仍只有一些零碎片段报道面世，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
远在抗战期间，云南便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统治的大后方。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统治已濒于土崩瓦解之态，至11月，四川又将全部解放，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妄图利用云南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决心保持住这一通向国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最方便的基地。正当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准备向昆明迁移之际，中共刘、邓大军已兼程向大西南挺进，于11月15日攻克贵阳，22日占领桂林，30日重庆又告解放，白崇禧的十几万大军几乎不战而溃，只有黄杰所部逃入越南。而最为蒋介石欣赏的战将、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其精锐部队又在重庆南部被全歼，宋本人则做了俘虏。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当时国民党内摩擦四起，失尽党心。币制改革，失尽民心。编遣军队，失尽军心。
为了掌握锐减的军力，更为了巩固后方而“以守待变”，蒋介石一改过去排挤地方势力的做法，对卢汉予以笼络，尽量满足云南地方势力所提出的军资需求以为安抚。他批准成立了有四个保安总队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后又扩充)，卢汉任保安司令，还改组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改组后的警备总司令部及新建的云南保安司令部均受卢汉节制指挥(此前卢汉虽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却无指挥警备司令部的权力)。
但此时整个战局势态逆转急下，卢汉认清了形势，毅然易旗，接受中共领导。对于卢汉及当时云南的情况，嗅觉灵敏的保密局云南站早有觉察。
针对卢汉的“投降主义”，蒋介石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命中央军李弥的第八军和余万程的第二十六军驻守滇边，箝制云南。同时以子弹、银弹和政府大员极力劝慰，予以笼络，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使昆明的。选派张群出使，除因他早在北伐之初就已成为蒋介石的说客代表和代言人，而且有“华阳相国”之称外，还因张本人是四川人，与西南有地缘关系，另一方面，在任西南长官期间，张群和卢汉已建立了相当的情谊，这缘由毛人凤自1949年9月12日赴昆明，直到10月13日止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发觉卢汉不可靠，有反蒋投共的可能，他曾向蒋介石建议及早撤换卢汉，但张群在蒋面前力保卢汉，认为卢汉不会投向共产党，蒋介石听从了张群的意见。所以张、卢二人私交甚厚。张群既是当时最受蒋介石信任(老同学、老同事关系)的人，又是对西南军政人员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再者，他也要为自己支持卢汉的言行负责，所以他曾数次入滇，成为蒋介石与卢汉之间的最佳桥梁。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卢汉通电全国，举行了起义，并同时扣押了包括当天刚到的张群在内的8名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万程、二十六军第七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卫处处长沈醉。
张群被扣押后，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也很受优待。当天夜里，他写了一封信给卢汉，讲述了近几年来他维护云南、维护卢汉的深厚交情，表示今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汉让他去香港侨居。卢汉见信后，派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去做张的工作，希望张群和他们一致行动，弃暗投明。张群却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经过考虑，卢汉最后决定释放张群去香港。12月11日上午，卢汉把这位老朋友送走(搭乘一架英国飞机)。张群对卢汉的关照特别感谢，一再托送行的杨文清代他向卢汉致意，并和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张群抵港休息几天后即转船去了台湾。
1950年，千家驹在北京时，周总理在对他谈及卢汉义释张群一事时曾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摘自《文史月刊》赵子云/文
第二篇卢汉为何放了张群:最后的“云南王”卢汉
本文摘自《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沉浮人生》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代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相比于活跃的龙云，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早期的卢汉似乎也乐于在龙云的光环下默默帮他征战南北、打理天下。而在龙云被驱逐出云南之后，卢汉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成功地谋划了起义事件，投奔了新政权。
晚年卢汉与女儿卢国梅、女婿孟宗武合影。
卢汉唯一的女儿卢国梅对于父亲有着清晰的记忆：
辅佐龙云
父亲的人生轨迹与龙云密不可分。他们俩都是彝族，龙云比我父亲大11岁，是我父亲的表哥。
父亲早期见证了几位地方实力派对云南领导权的争夺。龙云在我父亲的支持下，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等部，统一了云南，自此开始了他漫长的统治历程。
虽然是并肩作战，一道打天下的战友，但父亲与龙云间难免产生摩擦和矛盾，这也使得他们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回首上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军阀混战不断，而云南则相对安定稳定。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父亲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英勇滇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慷慨表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参与抗战。不久，滇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由父亲任军长，出征抗日。
虽然出身地方军阀，但无论对龙云还是对父亲来说，民族大义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台儿庄战役中，由于60军前仆后继的英勇阻击，打得日军寸步难行，伤亡惨重，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不仅粉碎敌人由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也为数十万的中国军队大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台儿庄战役的总指挥是李宗仁，而滇军和桂系一直有矛盾，所以当60军被派去执行最艰难任务时，下面的军官也颇有微词，有的人认为李宗仁是借机报复，父亲的一位老下级张冲曾在父亲面前愤愤不平地念叨说：不行就走，谁跟他们打啊！父亲说：“怎么能走呢？！这是民族战争，打日本！”
“驱龙事件”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作为第一受降区受降主官，到越南接受北部约6万多日军的投降。就在父亲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入越后，蒋介石却坐镇西昌，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
蒋介石对龙云的不满积蓄已久。在蒋看来，云南长期以来政治、军事、经济、人事都处于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状态。而抗战中后期，龙云在交通、运输、补给等问题上与中央政府、驻滇美军的冲突越来越多。
晚年卢汉与女儿卢国梅、女婿孟宗武合影。
1945年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下令第5军采取军事行动，很快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区，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被迫同意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这是一虚职，也很难说蒋介石让父亲去越南受降，是故意“调虎离山”，但在客观上，确实为他铲除龙云势力提供了一个良机。
此时，父亲虽有20万大军在越南受降，但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更多的兵力成掎角之势形成威胁，同时父亲也从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中读出了蒋介石对“倒龙”之事早有部署，所以他只好保持冷静。
后来也有很多人议论父亲、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父亲总的来说是忠于龙云的，有“外敌”时，他们俩的立场总是一致的。当然他们俩之前也存在些微妙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属于兄弟之争，公平地讲，也并不是由蒋介石挑动的。
昆明起义
1945年12月1日，父亲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成为新一代“云南王”。从另一方面讲，蒋介石也通过此举巧妙地解除了父亲的军权。
那时候，父亲的政治立场也并不明确。虽然他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若即若离，但他也并没有下决心走到共产党这边来。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崩溃，使父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父亲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
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到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父亲长谈。父亲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此时的父亲，显然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做好了选择。
在父亲为起义而紧锣密鼓地暗中筹划时，龙云的一个举动险些帮了他倒忙。
1948年12月，被蒋介石软禁了3年的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到香港定居，1949年8月14日，龙云宣布“云南起义”。消息传出，国民党军政一片震惊。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马上用武力解决云南问题，而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
龙云的举动让父亲也陷入非常危险的局面。8月24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屡次电召父亲去重庆。父亲担心去了被蒋介石扣留不放，称病不去。蒋介石让张群出面给我父亲打电话，保证重庆之行一定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国民党多部向云南移动，昆明的形势格外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无奈之下，父亲不得不在9月6日飞重庆。没有料到的是，父亲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他委任父亲出任绥靖主任，给了他指挥云南军警宪特的大权，还承认让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现银100万元的军费，武器、弹药装备陆续补充。
蒋介石如此慷慨，是有目的的：此时解放军已占领了大半江山，他寄希望于大西南，想把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云南，把这里变成反共基地。父亲也只好先表示同意，以求先能安全回到云南。
从重庆回来后，父亲下决心起义的态度明朗了。如何把握准时机是一个问题。此时，国民党的残部向云南溃退——所谓残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都是对蒋介石最忠心、最嫡系的中央军主力。而解放大军离云南尚有一段距离，如果把握不当，这部分国民党部队先进攻并占领了云南，真的变成反共的基地，那也将给中共的新政权留下无穷后患。所以叶剑英给他密件，要求他先稳住，一直拖到解放大军压境时再起义。
12月9日晚，父亲扣押张群、李弥、沈醉等国民党头面人物，在昆明五华山正式宣布起义。
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为蒋截获，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离开大陆。
释放张群
父亲与张群的私人关系很好，当初又是他在蒋介石面前力保父亲，所以父亲考虑再三决定放了张群。父亲释放张群的举动，当时被毛泽东批评。1950年，周总理对千家驹这样说过：“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做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父亲其实是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当年中共在云南有很多地下组织，父亲宣布起义后，这几个组织都要求接手昆明政权。而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政权将来要派二野来接管。父亲严守这一命令，一直等到1950年初陈赓与宋任穷前来接手。这也引起昆明本地一些共产党人的不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给云南后来形势的安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新生活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北京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
我们家在昆明有很多房子，宣布起义之后，父亲把这些房产，包括我二哥在上海的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有一年父亲到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活动，周总理指着我父亲对荣毅仁说：“你看他最轻松，没负担，一无所有都交了。”父亲回来还问我们，总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昆明的家，也就是策动起义的卢汉公馆是一座法国风格的两层别墅。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云南省政府出面协商，说要借用那套房子。父亲得知后指示家人，除了把一些细软收拾出来，房子内部的摆设、油画、地毯，都不许动，原样借给政府。房子一借就是50多年，一直到现在。几年前我到昆明还找机会到里面看了一下，这幢房子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没有了。那幢房子有许多特别珍贵的艺术品，都不知所终。
我们家搬到北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必然要去龙云家看他。1957年的某一天，我记得父亲回来，忧心忡忡的样子。原来，在白天的政协会议上，身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龙云对中央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提出质疑。龙云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地批判苏联，说苏联掠夺了不少东北的机器，又占领了海参崴等等。父亲听了，深觉不妥，私下里劝龙云不要“开炮”，但龙云并不在意。
在政协会议要结束的头一天晚上，我陪着父母又一起去了龙云家。我听见父亲苦口婆心地说：“龙主席，你明天不要再说了，你说得太过分了，再说你说了也没用，谁听你的呀？”第二天，父亲开会回来，长叹一声：“这个龙主席啊，都上午11点半了，还是没坐住，又起来赶着说，好，这回就说‘拐’（注：云南话‘说错了’的意思），肯定要倒霉了。”果然，没几天，龙云就因为“对苏联的恶意攻击”被划成“右派”，也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头号“右派”。
也许因为父亲早就淡出了政治，所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冲击并不厉害。1973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虽然父亲从来不提，但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想见我很早就去了美国的两个哥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就和两个哥哥失去了联系。在外交部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与失散25年的两个哥哥取得了联系。两个哥哥都从美国赶了回来，轮番伺候父亲，让即将离世的父亲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1974年5月13日，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代“云南王”和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已永远成为一段传奇。
卢国梅口述 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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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 沉浮人生》
《作家文摘》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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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卢汉为何放了张群:《最后的“云南王”卢汉》（7）
（七）释放张群，受到主席和总理批评
1949年12月9日晚上，卢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派宾主尽欢的祥和气氛，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迷惑了暗中监视父亲的那些人。其实父亲的警卫团早已暗中布置完毕。
父亲其实早早以张群名义，发了一张通知，假称因张群到来，晚上9点开会。
晚上9点整，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和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宪兵李楚藩、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等，如约来到卢公馆。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出现。众人等得有些不耐烦，这时父亲的警卫长龙云青带着一群卫兵走了进来，用手枪对准他们，把他们缴了械。当时只有李弥不甘屈服，还厉声质问，但也无济于事。这些人的副官、卫士和司机，早已被俘虏。
当时一直跟随父亲的副官杨志华后来向我们回忆了很多细节。他说，李弥、沈醉这些人用父亲的专车一个个单独送到五华山光复楼扣押的。之后，父亲自己从后门走上了五华山。12月9日晚上10点，父亲在五华山正式宣布起义。
这时，张群仍然住在我们家的新公馆里，他往成都打长途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其实电话早已经被撤了线。张群可能感觉事态有变，他要求副官带他去见卢汉，可是进来的却是父亲这边的两名警卫，告诉他卢汉已上了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张群顿时目瞪口呆。
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为蒋截获，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地离开大陆。
张群虽然被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也很受优待。父亲曾派杨文清去做张群的工作，张群回答：我同情你们的起义，但人各有志，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知道的，希望卢先生能放我一马。父亲与张群的私人关系很好，当初又是他在蒋介石面前力保父亲，所以父亲考虑再三决定放了张群。12月11日上午，他派专人把张群送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张群搭乘一架英国飞机去了香港，几天后转船去了台湾。
父亲释放张群的举动，当时被毛主席批评。1950年，周总理对千家驹这样说过：“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另一方面，被扣押的李弥、余程万等人，在父亲警卫人员的逼迫下，也被迫在同意起义的声明上签了字。父亲的副官杨志华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用枪逼着沈醉签了一份手令：命令所有军统内外勤人员及一切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人员拥护卢汉起义。1956年，沈醉因为是“起义投诚人员”而被特赦，说起来，这还要“感谢”父亲逼他在起义声明上签了字。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父亲其实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当年中共在云南有很多地下组织——比如有朱家璧领导的边纵，郑伯克领导的滇桂黔纵队，还有一些游击队等。父亲宣布起义后，这几个组织都要求接手昆明政权。而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政权将来要派四野来接管。
明日请看：希望女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