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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鱼篇(1):辉煌的历程——刘金鱼，革命老区涉县西戌镇西戌村村支部书记。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拥军模范。
刘金鱼同志（2014年简历），女，1928年11月23日出生，1984年入党，河北省涉县西戍镇西戍村人，任西戍镇党委委员、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1985年至今为河北省历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过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7年个人捐资在全国首创“优秀军人奖励基金”。
1986年她个人出资创办“光华初中班”，后逐步扩大为“光华初中学校”，1999年又扩建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光华学校”，原中顾委常委黄震为学校提写了校名。
1988年3月在省参加人大会议的刘金鱼同志，专程到医院看望“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表达她对这位拥军母亲的崇敬和学习的情意。
1988年5月被邯郸地委、行署、军分区命名为“爱国拥军模范”，6月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命名为“拥军模范”。
1988年7月赴京参加全国双拥表彰会，被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全国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并代表全国拥军模范发表讲话，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乔石的接见。在这次会上，刘金鱼同志被誉为继戎冠秀之后涌现的又一位具有时代特色的爱国拥军模范。
1988年7月27日：《解放军报》 头版头条刊登刘金鱼同志爱国拥军事迹，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各部队干部战士纷纷致信，表达对这位拥军母亲的崇敬之情。
1989年春节，受民政部、总政治部的特邀赴京参加“双拥”文艺晚会，受到军委和总部领导的接见。同年10月，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了国庆40国年观礼。
1989年，北京军区首长和政治部派军区首创作室和话剧团赴涉县采访和创作了话剧《娲皇峪》和电视连续剧《郑大娘承包记》,歌颂刘金鱼同志的爱国拥军的事迹。
1990年春节，受民政部、总政治部的特邀赴京参加“心连心”文艺晚会，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92年2月民政部、总政治部在涉县召开命名大会，授予刘金鱼同志“爱国拥军模范”称号，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总政治部原副主任李继耐亲自为刘金鱼颁奖。
1992年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光荣出席了全国党的代表大会。
1993年当选为全国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4年当选为全国首届“十大扶贫状元”。
1995年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8年总政治部创作了反映刘金鱼爱国拥军事迹的人物传纪电视剧《刘金鱼的故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笔提写了片名。
1999年赴京参加建国50周年庆典，观看国庆阅兵的庆祝活动。
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辉煌的历程
文章更新时间：2004-8-15
刘金鱼，中共党员，现年77 岁，现任西戌村党支部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刘金鱼靠党的富民政策，走上了致富之路，为了报答共产党、八路军的救命之恩，十几年来，她将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钱，都用在了拥军、扶贫、办教育上，全身心投入到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党和政府给予她很高的荣誉：全国爱国拥军规范、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全国首届十大杰出母亲、全国劳动模范、中共十四大代表、全国人大第八、九、十届代表。
慷慨解囊，拥军优属
刘金鱼从小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里，幼年失去父母，和姥姥相依为命，讨吃要饭，受尽了人间的罪，吃尽了人间的苦。姥姥去世之后，刘金鱼成了无人收养的苦孩子，有一次流落荒郊野外，被饿狼盯上，恰好有两位八路军女战士路过从而得救，并被一位女区长收养在身边，从此，她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为了报答共产党、八路军的救命之恩，在部队首长的熏陶和战士们的关爱下，刘金鱼12 岁就当上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送鸡毛信；15 岁组织妇女织军鞋；17 岁就成了妇救委员和妇女队长，组织妇女生产、支前、护理伤病员。
解放后，为了保家卫国，加强国队建设，巩固建设成果，刘金鱼先后送三个儿子参军。为了激励服役战士安心部队，建功立业。她于1985 年用自己的积蓄，率先建立了优秀军人基金会，并在西戌村为军烈属及荣退军人确立了十个优先条例。逢年过节，到部队下营房，慰问部队指战员，送慰问品，作专场报告，和战士谈心。几年来，刘金鱼累计拥军资金达300 多万元。
扶贫济困，责无旁贷
西戌村，过去治安较差，常有打架斗殴现象，人民生活水平极低，仍有人家无米下锅，没钱买盐，村里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全是土坯房，街道狭窄，环境极差，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茬茬都没有好起色。改革开放后，外面的世界使得人们大开眼界，村民们再也不乐意安于现状，受困受贫了。一部分脑筋灵活的人走出去，率先富裕了起来，然而仍有绝大部分村民生活无着落，仍停留在温饱线上。面对这种现状，刘金鱼向他们伸出了同情的援助之手。距西戌村10 里外的窑则村有个小姑娘名叫江素花，母亲是个呆傻聋哑人，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小素花学校去不成了，吃饭也成了问题，开始了沿街乞讨。刘金鱼听说后，马上给她送去了大米、白面，买了八件漂亮的衣服，还常把她接到家里吃饭，并帮她解决了上学问题。
西戌村李文强、李文亮、李玲玲兄妹三个自幼丧失父母，刘金鱼拿出28000 元帮助他们翻盖了新房，在生活上和学习上长期资助他们。涉县匡门村96 年闹水灾，有个孩子父母被洪水冲走，刘金鱼听说后，就把这个孩子接到家里，帮助他渡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这个孩子已长大成人，每年都要专门来看她。有一个学生叫李祥太，品学兼优，但家里经济状况较差，面临辍学危险，刘金鱼得知后，鼓励他要长志气，好好学习，并承担了他上学的全部费用，一直供他上完大学。现在祥太大学毕业后，在岗位上工作积极，不断给刘金鱼来信表达感激之情。
在扶贫济困工作中，刘金鱼渐渐明白，要扶贫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她利用外出开会、办事的机会，为村民们购买科普书籍，并推荐致富信息，实行科技扶贫。几年来，凡受过刘金鱼帮助的个人和单位，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他们有送锦旗的，有送镜框牌匾的，总计约800 多副块。每一面锦旗，每一块牌匾都凝聚着一个令人激动的小故事。
1987 年刘金鱼当选村支部书记以后，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过去是帮这户，助那家，现在要带领全村致富奔小康，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这可不是光说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实打实地一步步做起。通过分析现状，刘金鱼决定从改变村容村貌入手，从改善投资环境着眼。于是修建了连接东西村与邯长公路的同心桥。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克服种种阻力，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拓宽了街道。由原来只能走马拉车的小街道，拓宽为能并行四辆大卡车的宽阔大街。这样，西戌村个体户汽车多起来了，有的跑运输，有的跑出租，有的跑生意，往日死气沉沉的西戌村，随着环境的改变活起来了。
村南南山沟，两山夹一沟，荒草丛生，野兔出没，然而那里土质较好，最适宜山林水果。于是支委一班人，又动了南山沟的脑筋。90 年代，刘金鱼投巨资开发南山经济沟，鼓励民兵参加，请王金庄石匠垒砌高标准石堰，修梯田。经过几年努力，饲养家禽，有奶牛场，养猪场，养鸡场，养兔场等。修筑了村里通往经济沟的水泥乡间公路3 公里，4000 米管道引水上山，确保了旱涝保收。
1996 年8 月，一场大雨，几乎冲毁所有梯田，已挂果树大都不复存在。面对当时的惨状，刘金鱼痛心得直掉眼泪。大雨过后，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在三儿子海元的搀扶下，面对自己亲手修建的经济沟，又和村干部及全体民兵出现在恢复建设经济沟的工地上。那一段时间，她和大家吃住在经济沟，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被冲毁的梯田复原了，冲倒的小树扶直了，冲走的又补栽上去了。在退耕还林政策的指引下，经济沟真正成了创效益、见成果的经济沟。几年来，刘金鱼总共投资350 多万元，修建了由村里通往经济沟的3公里水泥公路，修建了7公里环山输水管道引水上山，使村里全部耕地由靠天收变为高产田。几年来，先后营造松柏林730 亩，修复梯田250 亩，开发耕地4006 亩，修筑硬化绕山转路4800 米，打坝堰53 条，修梯田530 条，开挖排水渠1400 米，机井配套一眼，架设输水管道4700 米，建水泥防渗渠道1700 米，山顶修建容量1000 米立方米的水柜2座（于喷、滴灌相互配套），架动力线路2300 米，建生产、生活用房700 多平方米，修建果品储存、专家技术服务于一体面积为350 平方米的宾馆式楼房一栋，修建现代化的中型养猪场、养牛场。
经过几年的综合开发治理，现在经济沟内先后栽植优质苹果12500 余株，花椒树25000 余株，桃、梨、杏、柿子、核桃、葡萄树等15000 余株，同时示范酸枣接大枣1000 余株，野皂角500 余株，初试洋槐接国槐500 余株，养猪近千头，奶牛近百头。近年来，通过河北省农科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技术指导，经济沟综合开发治理从规模、技术、效益上上了一个大台阶。据统计，年效益达100 多万元。
2003 年非典时期，刘金鱼一手抓非典，一手抓发展经济沟建设，非典时期扩充经济沟土地10余亩，百头养牛场基础工程基本完工。现在的经济沟，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绕山路、转山水、松柏戴帽、果树缠腰、农林牧发展的可喜景象，无公害食品畅销祖国各地。仅此一项，可安排闲散劳动力300 多 人，年创经济收入约定俗成100 多万元。
在村里和村周围，还有几条亘古荒沟，既影响村容村貌，又浪费土地资源。在建设经济沟的同时，刘金鱼认为，西戌4000 多口人，人均土地不足0.5 亩，将来搞公益建筑或村民建房都要用地。地是占一分就会少一分，不可再生。于是刘金鱼又打起了村里荒沟的主意。治理荒沟，一是经费不足；二是劳力不够。因此她采取一条一条地治理，先治理了村南南河沟和村西商江沟，接着治理村北的寺江沟和村东的东河沟和下河沟。她采取沟下筑涵洞，涵洞上填土碾平搞建筑，仅村南的南河沟和村西的商江沟就安置了400 多户房基，几年来经她安排的房基地，基本上没有占用耕地，不仅没有占用，而且仅经济沟修建一项，就为西戌村人均增加了2.3 分地。村北的寺江沟又深又长，光筑涵洞就筑了264 米长，筑好涵洞后在上边扩建了光华中学第二校园，仅此一项，又为国家节约土地50多亩。村东以同心桥为界，桥北沟底筑涵洞，上边建了“西戌人民剧院”，桥南沟底筑涵洞，扩建西戌农贸商场，目前有100 多个店铺，个个都买卖兴隆。
几年来，刘金鱼带领支部一班人和村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治理了村里村外七条沟。每治理一条沟，都带动了一方有利发展。现在西戌村大街宽阔平坦，小巷也都全部水泥硬化，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家家户户平均有一个人在村办企业或经济沟上班。
村办企业也是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起来的，开始先办了个面粉厂，安排了军烈军属家属和子女，尝到了办企业的甜头后，接着陆陆续续办起了多个企业。这些村办企业，一方面安置了闲散人员，另一方面又确保了社会稳定。
2002 年3 月3 日，刘金鱼又投资50 多万元创办了拥军服装厂。聘请江苏常州高级缝纫技师王顺兴作业务技术指导并主持服装厂日常工作。一年多来，培养缝纫技工100 多人。现该厂有职工24 人，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缝纫技术，为厂矿企业职工订制的工作服和周边学校订制的学生校服，款式新颖，做工精细，深受职工和学生的欢迎。拥军服装厂，不仅年创效益80 多万元，而且安置了西戌村较困难家庭子女，使他们学到了一门脱贫致富的实用技术。
2000 年，刘金鱼曾向村委会提出辞去村里领导职务的请求，一是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二是想给年轻人提供锻炼成长的机会。但是经过选举，全村党员全票再次选举她当支部书记，2000 名村民有1896 票选举她继任村委主任。当时刘金鱼正在北京开会，得知此消息，她毅然决定，要不负众望，在有生之年，为人民、为党做点事。
兴办教育，义不容辞
刘金鱼创办学校，有两个原因，一是为国家多培养人才。她觉得自己没有文化，不能再让下一代没有文化；二是减轻涉县初中招生压力，于是在1986 年创办了河北省第一所民办公助寄宿制中学。办学十多年来，刘金鱼共投资3000 多万元，学校规模不断扩大，由初创时的一个班82 名学生，发展到现在的42 个班3086 名学生，2002 年又创办了一所有大、中、小三个班的幼儿园，由初创时的3 名教师发展到现在的126 名教师，由初创时的简陋校舍发展到现在的高楼大厦。在刘金鱼的带领下，该村教育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全县前茅，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了一批批合格的毕业生，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才，刘金鱼打心眼里高兴。
刘金鱼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决心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牢记“两个务必”，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紧跟时代步伐，老当益壮，再立新功。”
刘金鱼篇(2):涉县西戌镇昭佛寺（图） 昭佛寺石塔（图）
昭福寺位于河北省邯郸涉县西戌村北。始建于北齐，已有1400年历史。残碑载：“唐朝武则天时曾修”。县志载：“明末建制颇宏，上元日香火盛福”。人事代谢，岁月变迁，历次战乱和文革破坏，使千年古刹饱经风霜，满目疮痍，令人扼腕叹息。世纪交替之时，全国拥军模范、西戌村党支部书记刘金鱼不忍文物损坏，不顾年迈体高，四处奔波，带头捐资，终以30万巨资使古刹焕然一新。现被列为省重点保护单位。该寺占地3000余平方米，座北朝南，山门一架，钟鼓楼各一，皆以巨石为基，仿古青砖为墙，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宇轩昂，蔚为壮观。拾阶进入山门，两侧有四大天王。入寺内，有笑佛殿、水陆殿、地藏殿、阎罗殿、三圣殿等组合为三个院落。前院有舍利塔两座，年代已久，雕刻之精，造型之美，堪称石雕精品。各殿内有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神像上千余尊，在涉县众多古庙内，占数量之最。
昭福寺山门
昭福寺现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昭佛寺
昭福寺大雄宝殿
昭福寺三圣殿位于大雄宝殿后
西戌昭福寺石塔位于河北涉县西戌镇昭福寺内，现保存于寺内的弥勒殿前。
古塔上层塔身佛像保存较好
塔檐上的雕刻
鼓形塔身上刻有团龙图案
古塔基础部分
刘金鱼篇(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寨——福建省党史研究室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寨
作者/晓 方
在一些偏僻的山村，有时还可以看到“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经过岁月的冲刷，这些标语大多已经残缺不全了。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可是个声震华夏、名扬四海的山村，“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曾席卷大地，磅礴九州。
平心而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确实是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以艰苦奋斗而出名。大寨村地处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海拔千米多的山区，这里属于太行山脉，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水源缺乏，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全村800多亩坡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被分割成4 700多块。从抗战结束时起，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合作化生产，特别是在以陈永贵为首的村党支部领导下，大寨人凭着镢头和箩筐等简单粗笨的劳动工具，把全村大沟小沟都闸坝垒堰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阻止了水土流失，通过大施农家肥等措施，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1963年秋，大寨遇到了特大洪水灾害，100多条大石坝被冲毁，层层梯田冲成大沟壑，许多房屋倒塌。大灾面前，大寨人毫不气馁，又从头做起，当年取得抗灾夺丰收的胜利，做到“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大寨的事迹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和宣传，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作为这样一面旗帜，基本上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的推行，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把陈永贵与大寨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大寨成为天天出典型出经验的地方，成为一些人为个人荣升制造资本的地方，艰苦奋斗的精神淡化了，弄虚作假的手段却不断使用，这场运动给大寨本身带来了悲剧，也给全国农村和农业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斗，紧绷阶级斗争的弦
“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等对大寨经验作了重新总结。他说：“近20多年来，大寨走过的路，就是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路，没有这个斗，就没有今天的大寨。”“什么是学大寨?学根本，就是学这个斗。”“我们的胜利不是抓生产抓出来的，而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抓出来的。”他们认为，大寨经验的精髓就是“斗”，生产上不去，就是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捣乱，这种解释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风向，却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寨的光辉历史和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陈永贵对阶级斗争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敏感和高度警觉性。他常说：“吃吃喝喝中有阶级斗争，说说笑笑中也有了阶级斗争，万事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为迎合当时的政治风向，他们不断寻找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表现上纲上线，要么以“反资”、“反修”为名，要么以“破坏集体经济”为名，只要够得上“反大寨”的就乱批一通，乱斗一顿，制造恐怖气氛。
1966年，以郭凤莲为首的23位“铁姑娘”要求离开大寨，去寻找新的生活。“全国学大寨赶大寨，她们为啥要离开?”部分大寨男青年因此不满和失望。陈永贵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在“政治”上的影响，他激愤地说：“大寨，是毛主席说过的大寨，是党中央关怀的大寨，是周总理到过的大寨，是十几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过的大寨，是全国学习的大寨，是光荣的大寨，是有前途的大寨。大寨的年轻姑娘身在大寨不热爱大寨，这就是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种上纲上线的高压下，“铁姑娘”们只好委屈求全，留居大寨。
又有一次，大寨有几个姑娘在地头争着看记者送来的彩照，流露些许陶然之色。陈永贵当即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在毒害我们的年轻人。”于是又进行了一番批斗。小生产者的愚昧就在于对任何新鲜事物的天生抵触心理和天然恐惧心理。这种乱批乱斗和当时的传媒所正面大肆宣传的“虎头山下风雷吼，大寨社员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相比而言，令人觉得哭笑不得。
大寨、昔阳不但乱批乱斗，而且滥施刑罚，随意侮辱人格。社员刘金鱼失手打破了一只毛驴的耳朵，被认为是“破坏集体经济”的严重事件，当天就开批斗会。在斗争中，那些“斗士”竟然让刘和她男人各拿一根树枝，互相对打耳光，直打得两人鲜血淋淋，惨不忍睹。事后，刘又多次被批斗，最后不堪受辱，被迫饮恨自杀。
这种批斗后来扩大到“资”“修”之争以外的地方，反正只要够得上“反大寨”的，他们就照斗不误。昔阳虚报产量，弄得一些社员连粗粮都不能保证，揭不开锅，还不准社员外出讨借。西寨公社寺上大队共产党员、生产小队长李楞小，1974年到亲戚家借粮100斤，就被扣上“反大寨”、“破坏大寨县的声誉”的帽子，职务被撤销，并被留党察看一年。大寨公社井沟大队社员于万胜，境遇比他惨得多。于向亲戚借了点粮食和蔬菜，被诬为“反大寨”、“给大寨抹黑”，东西被没收，人被批斗。于挨打受饿，还必须照常出工，栽谷时支撑不住，昏倒在地。周围的“斗士”将他拖起来，用红泥涂脸，戴上红泥做的高帽子游街示众，第二天，于不堪凌辱，悬梁自尽。
据统计，从1966年5月16日到1978年底，昔阳共有141人非正常死亡。这些人是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下死去的。
整，对准基层干部的一把刀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首肯“农业学大寨”为其决策后，亿万人民对大寨无限崇拜。陈永贵，这位43岁才开始“扫盲”的农民，也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在“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时代，大寨和陈永贵成了真理的化身。“谁拥护大寨，拥护陈永贵，我们就和谁亲；谁反对大寨，反对陈永贵我们就和谁拼”。学不学大寨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立场问题和原则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由此竟然推理出了“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走资派”的荒谬逻辑。
“文革”以前，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文革”时，大寨的经验变成了“斗”，而且，大寨成了特殊单位，人为拔高，重金扶持，弄虚作假，自力更生精神荡然无存。由于片面强调粮食产量，大寨以种粗粮为主，大砍经济作物，社员苦不堪言。这种“典型”推广起来确实有困难。陈永贵认为，“文革”前学大寨运动搞不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手中没权。他总结出一条规律：“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于是，使用专政手段推广大寨经验又成了大寨、昔阳的创举，斗争的矛头对准农村基层干部。
陈永贵从1967年在昔阳造反夺权后，随后又青云直上，步步荣升，直至国务院副总理之位。他每年都要进行所谓的整党整风，撤换那些所谓“不学大寨、假学大寨”、“对大寨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走资派”。那些实事求是、不赞同凡事都要照搬大寨经验的干部成为推广大寨经验的“绊脚石”，受到批判或被调离岗位。
大寨对“资本主义”是“追着斗，赶着堵”。他们宣扬“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在没有搞懂何为资本主义之前，任凭小生产者的直觉判断，这个撵，那个赶，欲置“资本主义”于死地。大寨关闭集市贸易，割自留地尾巴，砍家庭副业，其他地方也得“割、砍、关”。执行不力的便被当作“走资派”批斗。昔阳沾尚公社李小寒大队支书冀国成仅仅因为允许社员种自留地，上山割草去集市出售，便被当作“走资派”打斗达30余次，冀走投无路，被迫跳崖自杀。
1970年8月，昔阳县在准备北方农业会议经验材料时，将过去整基层干部的经验总结为“整五种人”，即“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以及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即“民主革命派”。昔阳炮制的又一个典型经验推广全国，同时，“整五种人”为在昔阳农村基层全面夺权准备了理论基础。据统计，10多年间，昔阳以“五种人”等罪名被批判的基层党支部负责人共117人。
与此同时，陈永贵欣赏的一大批“大寨式干部”受到破格提拔，他们极力效法大寨，敢批敢斗，敢揪敢打，说大话瞎指挥，把昔阳、大寨的灾难带往其他地方。
凑，弄虚作假的样板
“文革”中，大寨还是自力更生的典型吗?试看以下事例：
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有一条7公里长的“军民渠”、6个蓄水池(3大3小)和一个“团结沟”渡槽。“军民渠”是由国家投资、周围几个大队共同贷款、分摊劳力和解放军帮助修成的。6个蓄水池仅有1个小水池是大寨自己修建的。“团结沟”渡槽，则全是由国家投资，县、社专业队修建的。“军民渠”和5个蓄水池，县社就投工七八万个，投资20余万元。
大寨的高空运输索道，其负责人一直说，是由他们自筹资金、自力更生搞起来的，其实是在阳泉矿务局和阳泉市二轻局农机厂等单位的大力援助下搞起来的。
虎头山上的400亩松树，大寨负责人一直宣扬是他们自己植下的。而实际上是从1967年到1978年，每年春天，由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学生自带工具和干粮植下的。树苗都是由国家无偿支援的。
据不完全统计，大寨得到的各类援助共达84.45万元，户均1万余元，人均1 750余元。这些援助和照顾，要么以各种试点的名义，如机械化试点，要么把援助品自标为“处理品”无偿赠送，以此表示在行动上真“学大寨”。各级领导为了保住大寨这面红旗，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支持照顾它，使它逐渐背离了自力更生的精神，成了重金“凑”出来的典型。作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也沾光不少，据统计，从1966年到1976年，昔阳每增产1万斤粮食，工业支援了1500斤化肥，国家支援了1000元钱。
1973年，昔阳遇到了严重干旱。陈永贵认为：“大灾就意味着大变，现在这场大灾，又不知道叫咱变成啥新样呢!”他宣称：1973年的昔阳，将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
天行有常，大灾之年能不减产已算胜利。昔阳人民“一根扁担，两只铁肩”、“千里百担一亩苗”，经过艰苦努力，当年产粮1.4亿斤，这个成绩已是十分难得。但跟陈永贵夸下的海口相距甚远。他示意各公社在产量问题上做手脚，最后经他“确定”为2.39亿斤，虚报数额高达近亿斤。上台阶容易下台阶难，从此，昔阳每年虚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还虚报了6000多万斤。据《人民日报》披露，从1973年到1977年，昔阳共虚报粮食产量2.72亿斤，占这5年实际产量的24%。
由于连年虚报，弄得有些社队增了产，却闹粮荒，群众埋怨说：“他们出名升官，我们出力受苦，还得跟着闹饥荒。”
虚报浮夸的“瘟疫”流行于昔阳。界都公社为了充当养猪先进，把3000头虚报为10000头，号称“队队有猪场，人均一头猪”。结果是“养猪名列第一〖BF〗，卖猪倒数第一”。皋落公社西沟大队社员平时吃饭都在家里，但为了渲染“大干”的气氛，便让社员把吃饭的家什摆在地旁，供人观赏。1976年，联合国粮油考察组到皋落大队参观，他们立即把公社粮站的大米、白面借给社员作摆设，以示“大丰收”。大寨、昔阳乃至山西省有关单位的“上下相蒙”，从根本上说，欺骗了全国人民乃至党中央和毛泽东。
拼，大干“面子工程”
大寨出名后，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千支万流归大海，革命人心向大寨”。大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参观者面对着齐整的大寨田，赞叹不已。“向陈永贵学习，向陈永贵致敬，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的吼声，在虎头山四周回荡。陈永贵在参观者的啧啧赞叹声中，头脑开始发热。他说：“胆子这个玩艺也是有阶级性”、“为革命就敢想敢干，浑身是胆。”他信口开河：“只要有了宏伟的气魄，不管是乱石滚滚的石山沟，还是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都能变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粮仓。”他认为，大寨和昔阳人民现在是“越干越敢干，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越干越大干”，农田水利工程要做到“规模大、声势大、遍地开花、全面跃进”。从1970年以后，大拼大干的狂热笼罩着整个大寨和昔阳。
大寨和昔阳负责人鼓吹“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为政治，百年大计，搞经济，眼前利益”。实际上，他们所宣扬的、所标榜的“政治”，是服从服务参观者的需要。这些工程既要体现出大寨、昔阳人自力更生的精神，又要摆在参观者易于到达的公路边、人面前，即成了不讲经济效益的“面子工程”。
界牌岭是阳泉进入昔阳的北大门，某些领导感到这个荒坡“有碍观瞻”，在这里搞“人造小平原”。1974年，李家庄公社的专业队、民兵、青年妇女齐上阵，拖拉机、汽车、小平车全出动，整整干了3个月，投资7万元，治理了那个荒坡，对外号称100亩，实际只有50亩，每亩平均造价高达1 400元。更有甚者，他们还在土坡上，用石头、水泥砌起一面石墙，外加油漆彩画，甚是美观，仅此一项又花费7 000多元，除观赏外，一无价值。
皋落公社搞“一库一站三个池，二百米渡槽十华里渠”，“长藤结瓜，万亩灌区”，还修“玉带桥、月牙池、凉亭”，瞎干了5年，投工28万个，投资30多万元，由于水源不足，结果是干池、干渠、干槽的无用工程。有人在凉亭上题诗云：“生命诚可贵，此物更值钱。一无所用处，浪费好钱财。”
大寨、昔阳负责人的头脑发昏发热到了何种程度。李家庄渡槽本来是上级施工单位一手修建起来的，它完全用钢筋水泥建成。可是某领导觉得没有显示出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便拿出来让外人参观，便立即要求用石头把渡槽全部包住，不让钢筋水泥露在外面，这样又白白糟蹋了不少人力物力。
总之，“文革”几年中，大寨、昔阳所修的农田水利工程样式越来越美，效益越来越差，群众形象地描绘：“水峪水库没有水，杨家坡水库裂着嘴，引漳入松见了鬼，西水东调挺了腿。”当领导的一个心血来潮，顷刻地动山摇。有的社队高喊“学大寨不走样”，“人家咋干咱咋干”，不然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们甚至提出了“队队有工程”，因为“没有工程就不算大干”，“没有工程就不是真心实意学大寨”。有的社队连现有的耕地还没有平整好，却硬要抽大批劳力搞“移山填沟”、“人造平原”，有的社队连水源还没找到，就急着调兵遣将，拉石运土，挖什么“胜天渠”、“反修池”，毁良田，耗资金，拼人力，到头来还是池底朝天。这种不讲经济效益的“大干”，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给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8年，昔阳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有310人丧生，730人伤残，搞了10395个工程，全县平均每人投工440个，等于12年中每个人在农田水利工程干了一年多时间。
陈永贵等人宣称：“大批(判)促大干”，“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不了面貌”，他们利用经济强制的办法，使用批斗的棍棒，迫使群众大干。“早起四点半，一天两送饭，晚上加班干”，大寨人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早饭、午饭都要送到地里吃。冬季的太行山区，滴水成冰，他们的饭送到地里都成了“冰碴饭”，郭凤莲自编了《冰碴饭儿歌》：“冰碴饭儿甜，冰碴饭儿香，吃了不忘本，干活有力量。”有的社队提出“大干”标准：“不脱棉衣不算大干，不流汗不算大干，不吃冰碴饭不算大干。”长年累月让社员如此大干，不让他们休养生息，他们要么累垮，要么成了应应付付的懒汉。而且，付出了巨大劳动的昔阳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益处。为了突出粮食产量，昔阳大面积种植高产的玉米、高粱等粗粮，大砍经济作物，社员们粗粮当顿，缺菜少油，日子苦不堪言。
“斗、整、凑、拼”，从几个方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寨运动的真相。当十年浩劫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大寨、昔阳又回到了现实的土地。大寨经验轰轰烈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给全国人民、昔阳、大寨带来了巨大灾难。好在如今的大寨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重新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扎扎实实地发展经济，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大寨又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