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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荟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性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荟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三：[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茶马古道的发展历程
茶马古道的发展历程
来源：云南茶生活百科全书 编辑：I说茶 2016-01-11 17:16:36
茶马古道是指以茶为传播、贸易和消费主体，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手段而形成的文化、经济走廊，茶马古道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和一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回到丝绸之路研究火热的80年代，还没有茶马古道这个称谓，那个时候有的是南方丝绸之路，直到90年代初，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完成了这条道路的命名，在最初茶马古道其实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思考方式。到现在，茶马古道可以是一段遗产、一个营销概念。
1990年7-9月，来自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木霁弘，陈保亚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六位青年学者（即后来的“茶马古道六君子”），在中甸县志办、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中甸区划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中心以及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徒步从金沙江虎跳峡开始北上，途径中甸、德钦、碧土、左贡至西藏昌都，返程又从左贡东行，经芒康、巴塘、理塘、新都桥至康都，接着又从理塘南下乡城回回中甸，在云南、西藏、四川交界处这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大三角”处，步行100多天，进行了一次当时“史无前例”的田野考察。
考察的学术成果获得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文勋的首肯，六人联名的文章《“茶马古道”文化论》其后被收录在张文勋主编的《文化历史民俗——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论集》（该书编辑时间是1991年，出版时间为1993年），这是“茶马古道”首次公开出现，其后，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陈保亚的《论茶马的历史地位》发布在1992年第1期《思想战线》：同期时间，几经波折，忠实记录此次考察经历和研究成果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索》一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六君子”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沿途2000多公里的种种“神奇与独特文化”以生动翔实的笔墨描述出来。最主要的是，“六君子”在紧紧抓住滇、藏、川这个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尤其是根据曾经活跃在这一带的“马帮”，重申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当时无论在史学界、民族学界，抑或是考古学、民俗学、藏学学界，“茶马古道”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现并得到系统的论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在对中国对外交流的五条线路做了明确划分的机场上，将他们亲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马古道”与大众之前熟知的“南方丝绸之路”作了明确的区分，自此，“茶马古道”成为研究中国西部重要的研究模式，为滇、川、藏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觉。四川学者刘弘发现，也是从这时起，在中国西南区域，以“茶马古道”为主体的研究，全面超过了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研究。
由于前期“南方丝绸之路”热的影响，“茶马古道”概念产生后的前十年影响并不大，只是在小范围的学者间作为学术概念流传，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2000年后，随着影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介入，加上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质——普洱茶的热销，尤其是旅游业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的推出，它才逐渐深入千万万户，并最终成为一个云南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符号资源。
“茶马古道”这一逐步升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茶马古道”逐步由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覆盖西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最终变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学者及其著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几乎与“六君子”的著作同时，王明达、张锡禄合著的《马帮文化》，以云南马帮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马帮这一特有的贸易形势，以及马帮在商贸往来之中逐步积累而成的文化特征。然而因此时“茶马古道”概念并未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或仅仅被部分学者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也就是从云南西北通往西藏地区的通道。
或许是鉴于此前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引起的人们的误解，2001年，木霁弘出版了《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一书，将茶马古道定位为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迁徒走廊、宗教传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并明确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不合适于作为研究滇、川、藏区域的视觉，第一次为“茶马古道”正名。
次年，木霁弘、陈保亚、王士元、丁辉等人开始考察茶马古道上的语言与文化，倡导并出版了系统研究茶马古道的丛书—茶马古道文化丛书。而今这套丛书的《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上的西藏古树》等书已经顺利出版，其余著作还在持续编著出版中。而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时间里，出版的与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相关书刊，高达上百种。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图书出版业进入“读图时代”，这在旅游图书类体现尤为明显。在经历了“非典”压抑后的2004年，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书出版了50多种。《藏地牛皮书》《丽江的柔软时光》《茶马古道》《图书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等可谓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这些书的特点就是融云南的少数民族风情、茶马古道、中国西南的神秘文化与独特的风景于一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者的倾向和精神诉求。
2007年，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茶马古道文化学术研究机构。
影视方面，早在1997年，郝跃骏深入独龙江，拍摄了《最后的马帮》，该片2001年放映后引起了民众对西南山区马帮的极大关注，并因此荣获多项大奖。1999-2003年，导演田壮壮、作家阿城、木霁弘、丁辉等人力时四年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上映后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云南怒江到西藏沿途的茶马古道，此片后获得“华表奖”。然而，这两部影视作品还是茶马古道上的初期作品，影响范围还不算很广。
2004年，王洪波。何真编剧的电视剧《大马帮》开播，滇西马帮的往事再次通过大众媒介引发关注。2005年7-8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虽然这只是一部由白族作者景宜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虚构作品，但却借助中央一套的收视率而深入了千家万户，同时使“茶马古道”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名词。四年后，日报NHK电视台和韩国KBS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茶马古道》也分别上映，从而使“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一条“享誉世界”的线路。
其实，2004年后的“茶马古道”热还与云南普洱茶的热销有很大关系。普洱茶的兴起，既是茶马古道产业化效应的体现，也进一步让茶马古道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传统上普洱茶的运销均是由马帮进行，而古道正是马帮曾经的艰辛和普洱茶文化悠长的见证。而今马帮行将消失，古道行将衰落，唯有普洱茶依旧在焕发着活力。“茶马古道”此时已成为了普洱茶商家促销宣传的有效手段，从而使茶马古道相关的元素彻底商业化。如2005年由30多个赶马人、120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驼着约4吨茶，直奔北京城而去，吸引了全国媒体记者、观众和读者的眼球。
学术社会团体方面，除原有的云南省茶叶协会外，云南省茶叶商会（2005年3月成立）、茶马古道研究会（2005年月成立）、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成立（2005年9月成立）、云南普洱茶协会（2006年4月成立）、云南省古树普洱茶收藏研究会（2014年10月成立）相继成立，茶商有了自己的会所，学者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场所，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举办各种茶叶交易会、博览会。政府方面，在普洱茶热带来的经济效益促动下，也纷纷支持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研究宣传。2006年，茶马古道临界碑在宁洱树立，专门介绍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普洱》杂志创刊；2007年“百年贡茶回放故里”，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政府与商业合力，让茶马古道这条千年古道此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2007年，普洱茶与房奴、基金一道成为CCTV年度经济的三个关键词。
2008年，普洱茶进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股大众流行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这大约就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的力量”。其实，早在1997年，极为敏锐的文化商人便以“茶马古道”为名注册了近20个商标和商号，早早将茶马古道的“话语权”攥在手中。
虽然“茶马古道”当初只是“六君子”根据云南和西藏交界地带马帮驮运茶叶的路线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旅游业对新业对新兴事物的不断追索和普洱茶的热销，它又在概念的基础上，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西南地区和云南的资源符合的色彩。
然而，“茶马古道”还远远不止于此。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由单霁翔、刘庆柱等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第3040号提案，即“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下简称《提案》）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华名族勤劳的智慧结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的丰碑。她千载不息，孕育了多姿的地域文化，丰富了不朽的中华文明。茶马古道能够表现我国西南地区、一段时间内社会商品的互惠交换，以及思想的相互交流。随着茶马古道上所发生的宗教、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意义十分重大。”
2009年，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和云南省文物局到澳门举办“茶马古道文化风情展”，展览的半年时间里，造访人数超过六十万。
鉴于此，2009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对茶马古道的线路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对茶马古道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在自身多年的研究的基础上，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西南等茶马古道现状，攥写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报告》，在此背景下，云南、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的相关政府部门对茶马古道的保护和研究也充分重视了起来，茶马古道沿线文物的普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2010年6月2-4日，由国际文物局和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普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以“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为主题，在普洱茶的集散地普洱市召开，期间发布《普洱共识》以及研究论文集，这也是茶马古道保护国家级行动的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茶马古道申报为中国第七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也在云、贵、川三省展开。
2011年3月，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云、贵、川三省茶马古道成为国保单位的评审工作在北京展开，与会专家对茶马古道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许多区域茶马古道从零保护状态一举升格为国家保护，这是中国西南区第一条受国家保护的大型文化线路，为茶马古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2013年，云南、四川、贵州境内的茶马古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景迈山开始申请世界遗产，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以茶为主体申请世界遗产的活动。
经历近20年的发展演变之后，今天的“茶马古道”已经由原来一个单纯的概念，便成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皆知的符号资源和文化遗产。恐怕这也是当初归纳出这一概念的“六君子”所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