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夜夜中国完整版

节日作文 2019-07-03 22:42:55 节日作文

小中大

手机查看

[摘要]第一篇日日夜夜中国完整版:高清(曾禁片)电影《日日夜夜》[国语完整版]高清(曾禁片)电影《日日夜夜》[国语完整版]剧情简介 ·这是王超的第二部电影。《日日夜夜》的叙事风格和他的第一部影片《安阳婴儿》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用悠长而又破碎的镜头向我们展示生活的表象。描述的是一个中国西部矿工家庭的故事，

【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第一篇日日夜夜中国完整版:高清(曾禁片)电影《日日夜夜》[国语完整版]

日日夜夜中国完整版_高清(曾禁片)电影《日日夜夜》[国语完整版]

高清(曾禁片)电影《日日夜夜》[国语完整版]

剧情简介   ·
　　这是王超的第二部电影。《日日夜夜》的叙事风格和他的第一部影片《安阳婴儿》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用悠长而又破碎的镜头向我们展示生活的表象。描述的是一个中国西部矿工家庭的故事，这一点与《盲井》有点类似，不同的是《盲井》是旨在揭露和批判人性的丑恶，而《日日夜夜》讲述的则是一个人性救赎的故事...

(2013/08/21雨霖转载/编辑/收藏)

第二篇日日夜夜中国完整版:日日夜夜

一、前言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悲哀笼罩着古老的北京城,中央决定9月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让群众吊唁并瞻仰毛主席遗容,同时要做长期保存遗体的准备工作。而瞻仰期间的遗体保护尤为重要，它是长期保存的基础。由于瞻仰大厅的条件所限，虽然大厅的冷风设备已开到最大，第一天吊唁时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遗体的温度上升到二十多度。
        江青、张春桥等人提出改用照片代替遗体来进行瞻仰、吊唁活动，这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的影响，谷牧同志也讲，“当时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保存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待，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当时，为解决遗体的保护，科学院、医学界、化工部等单位有几百名专家及技术人员云集大会堂，研究如何保护遗体。首先，制作了有机玻璃的棺罩，使主席遗体与大厅隔开，二是对有机玻璃的棺内充惰性气体——氮气，这样大大降低了棺内氧气的含量。科学院的同志还在棺外搞了一个“气幕”但降低温度的效果都不理想，棺内，特别是主席头部的温度始终降不到15度以下。听这个消息，刚从工厂调到北京市计委技术处工作的我，立即想到我们在1976年技改计划中的半导体制冷器项目，认为可以即保证吊唁的肃穆、庄严又可以降低温度，于是，我大胆地提出申请，要求去大会堂去试一试。
        9月11日晚，在我们完成了模拟试验后，我带着两名西城半导体厂的工人师傅和一名技术员及一位低压电器设备厂的工人师傅走进了大会堂，在谷牧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成功地将主席有机棺内的温度控制在摄氏6—7度之间。正如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所说：“当时我们心脏的跳动是随着棺内的温度的升降而变化的”。因为“四人帮”正在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遗体保护如何已成为他们发难的借口之一。

二、我与“半导体”的渊源

        １９６０年，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在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俄语之后，是否去苏联学习成了问题，在贺龙元帅的鼓励下，我和林用三（林伯渠之子）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１９６０年最后入学的几名学员。我在校时学习无线电遥控专业的，具体来说就是为使用、维护苏制地对空防空导弹。１９６６年，分配到空军司令部并马上下到空字９１４部队当兵锻炼，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都乱了套，我们也就一直在部队锻炼着。１９６９年，毛主席发出“军队干部复员到地方支援地方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指示，每个人都要积极申请复员，这被看作是对伟大领袖号召的态度问题。我这个被党培养了二十几年、军事院校对口培养的专业干部、尚未来得及施展拳脚的大学生就稀里糊涂地复员到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当工人。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是手工业局，在复员军人培训班里，大家都说我们准备去焊洋铁壶。我被分配到特种工艺美术公司的金漆镶嵌厂，原本以为要从事传统的工艺美术制作，不想被分配到该厂的电子车间，原来文革期间，陈伯达突发奇想，要求全民办电子，金漆厂立马办了个电子车间，接收了一批１９６８年的初中毕业生，加上我们几个复员军人，在少数几个金漆镶嵌厂老工人的领导下，从国营７７４厂引进了他们淘汰的高频小功率锗晶体管（３ＡＧ２５——２８）生产线，正式组建了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三厂，我就成了当时非常时髦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５年的六年里，我从头开始学习固体物理、半导体制造工艺技术，成功地掌握了这条锗晶体管生产线的“命门”，把半导体晶体管的成品率由２０％左右大幅提高到６０—７０％，高档品（３ＡＧ２８）占８０％左右，不仅大大超过了７７４厂的水平，而且也超过了原来日本的水平。为此工厂让我成为“以工代干”的技术员，并调到厂技术科，参与了低频大功率管、半导体压敏效应（晶体话筒）的研究工作。１９７６年，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北京市计委调我到计委技术处负责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管理工作，在编制１９７６年市技改计划时，我发现西城半导体厂报来的半导体制冷器项目很有新意，它一反当时空调制冷的原理，完全没有机械运动带来的噪音和震动，是发展半导体工业不可或缺的设备，于是我主张将它列入年度技改计划，并拨款支持该项目。没想到９月份毛泽东主席突然去世，在吊唁、瞻仰遗容的活动中，这个小小的项目竟然派上料用场，在整个吊唁期间，使主席的遗体温度保持在摄氏６—７度之间，为遗体日后的长期保存打下了基础，也粉碎了“四人帮”借遗体保存闹事的企图。

三、恶耗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早上大家都准时在八点钟到办公室上班。因为全国标准化会议在上海召开，处里让我和市标准化所的领导一起去上海参加会议，我们约定下午２点到和平里市标准化所商议具体事宜。突然，市委通知各部委领导到会议室开会，说有重大事情要通知。那年头，这种紧急事件常发生，或某当红人物因某事突然垮台，或为某事伟大领袖又发表了最新指示，大家随即又拥护又声讨已经习以为常。突然，处里的张光荣同志闯进屋来，说：“不得了，不得了，出大事了”。大家才为之一震，虽然他也没说什么事，但大家根据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的情景和地震后汪东兴向大家宣布的“毛主席身体十分健康的消息，在那个”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的年头，大家心里已十分明白伟大领袖毛主席走了，久经文化大革命风雨考验，人们的神经真是镇静地可以了，大家对敬爱领袖的去世的悲痛和文革即将到头的喜悦都表现得麻木不堪，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领导的正式传达，在那个动则得咎的年代，谁也不敢有越轨的行为。因为主席去世的噩耗只传达到市政府一级，要求每个人没有传达的义务。下午２时，我装得象没事人一样，按约定去标准化所商量去上海开会的事，会开了不到十分钟，标准化所的副所长被书记叫去传达重要通知，五分钟后，他哭着回来了，并埋怨我“你们上午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并接着说“会也别开了，我们全所要传达了”。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开始广播了，全国开始沉浸在悲痛之中了，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以及全国各地机场、码头、驻外使领馆一律降半旗致哀，中央决定从９月１１日至１６日在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举行六天的吊唁及瞻仰遗体的治丧活动，９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参加的追悼大会。在回机关的路上，我看到不少人神色慌张地奔走相告，也有一些人大放悲声，自己的心里不由得悲伤起来。
四、日日夜夜

        9月11日，毛主席的治丧活动开始，我们都挤在值班室电视机前看电视台的转播。下午从大会堂传来消息说毛主席的遗体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温度上升到二十几度，即使大会堂的空调冷风系统开到最大，室温降到15度，年老的吊唁者已感到受不了，但毛主席的遗体温度依然降不下来，治丧委员会已然“张榜招贤”，谁有办法都可以试试（那时正是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年代，谁敢想毛主席百年之后的事是大不敬的反革命）。当时，我立即想到我们刚刚列入年度技改计划的“西城半导体厂半导体制冷项目”，并与全处的同志商议，我们可以用此技术去承担保护毛主席遗体的光荣任务。因为制冷器体积很小，又没有噪声，放在主席的灵床下面不显眼，不会破坏灵堂的庄严气氛，而且氮气经制冷器冷却后可立即送入有机棺内，效果肯定好，在得到市委办有关领导同意后，我立即请西城半导体厂送来一台制冷器，又请我原所在的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三厂送来一瓶高纯氮气和模拟有机棺的透明大口径有机玻璃圆筒，在市委机关的大楼里进行了试验，由于通入的氮气量很大，携带出来的冷量也很大，圆筒内的温度很快由摄氏二十几度降到摄氏一、二度，因此我信心十足地向领导表示有把握完成这个任务。很快，大会堂通知市委，晚上八点派工作小组进驻大会堂参加遗体保护工作，计委领导当即由计委副主任史洪志同志为组长带领西城半导体厂3人、市低压电器厂1人和我共7人进大会堂。
        小组出发前，史洪志突然对我说，“我晚上还有个重要会议，你先带人进去吧”。由于小组里只有我是市计委的干部，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小组的头儿。在大会堂东门，警卫查看了我送交的名单清点了人数和设备，顺利地放行。但进到大会堂里，就没有人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知道大会堂里的东南西北，也不知道主席的遗体放在什么地方，又没有人可问，只好硬着头皮往有灯光的厅堂里闯，走到一个门口听到有人说话，我就抱着机器推门而入，里面灯光明亮，待我定下神来一看，坏了，原来是政治局委员们在开会。汪东兴同志看见我们立即喝道“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谁叫你们进来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市政府通知我们进来为主席遗体降温。他立即凶巴巴地吼道：出去出去，到主席遗体那里去。我们一行灰溜溜地退了出去，主席遗体在那里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敢再乱闯来，在嗖嗖的冷风中坐在门口等着，直到下半夜，政治局会议终于散了，谷牧同志走了出来，看到我们还在傻等，过来说：你们怎么还没有去安装设备啊？于是他带着我们一行走进了大会堂的毛主席遗体安放处北大厅。整个北大厅警卫戒备森严，没有他带领我们还真进不去。
        进入北大厅来到毛主席遗体身边，当时真是百感交集，从五十年代以后再也没有这样近距离地靠近过毛主席了，但是，这二十几年来，在他发动的整风、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中我们的思想一直在他的指引下和他靠得无比的近，虽然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有些不理解，更对他现在重用的一帮坏人，打击共和国的功臣不理解，今天来到他的遗体旁，不禁想到没了毛主席今后该怎么办呢？
        和吊唁白天不同，主席的遗体已经安放在一个有机玻璃制成的棺材内，这是北京市有机玻璃厂的工人们眼含热泪边试验边粘接，把短的有机玻璃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以极快的速度做成了有机玻璃棺，有机玻璃棺内被充进了高纯氮气，以降低棺内的含氧量，化工厂的同志也曾把氮气通过瓦杜瓶用液氮降温，但瓦杜瓶的位置距主席遗体的位置约十米远，（在主席遗像及松柏墙的后面），冷却过的气体再经过十米长距离的传送，到有机棺时温度早已和室温一样了，把瓦杜瓶放到灵床下面，即影响观瞻又不安全。
        在向谷牧同志汇报了我们设备的工作原理，及安装设想后，就开始了安装工作，首先把低压电器设备厂生产的电源安置在主席遗体十米外的遗像和松柏墙后面，两根导线从地毯下直铺到主席灵床下，半导体制冷器放置在有机棺下主席遗体头部位置，冷却后的氮气直接由有机棺的进气口通入棺内，水冷系统的管路也在地毯下铺设，由大会堂的工人师傅负责，供气系统由北京氧气厂负责管理。我们五个人来自三个单位，大家互不认识、互不了解，因此我明确了低压电器厂的师傅负责电源的安全运行，西城半导体厂的师傅负责制冷器的正常运转，专人值守，并与本单位保持联络，随时给予支援。我同时也请史洪志副主任安排技术处同志在机关值班，随时支援我们在大会堂战斗的小组。计委杨寿山主任还特别通知市政府机关车队，“计委谢飘同志在大会堂保护毛主席遗体，要24小时保证他用车，随叫随到”。
        在各方面合力的努力下，12日凌晨4时左右，安装基本就绪。临到接电通电时，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把我们赫了一身冷汗，我们带来的导线只有一卷，是一种颜色的，分不出正负极，电线一旦接反，向有机玻璃棺内送的不是冷气而是热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真的是成了现行反革命了。我们大家都把身上能用的手绢、纸条、线头等捆在一条导线上，将它一段段重铺在地毯下并延伸到松柏墙后的电源处，确保电源正负极连接无误。凌晨5点多钟一切就绪，立即通电、通气，上帝保佑，有机棺内头部摆放的温度计温度逐渐下降了10分钟左右，头部温度稳定在摄氏7——8度，基本达到了要求。脚部的温度计也稳定在摄氏9——10度。大家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谷牧同志来看了心中也十分高兴，他一拍我的肩膀说：“走，跟我汇报去”。谷牧同志带着我离开北大厅，七拐八拐走到一个门前，推开一看，啊呀，原来是向新的接班人华国锋汇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位新的领袖人物，谷牧同志向华国锋报告：华总理，好消息呀，温度降下来。华国锋立即站了起来，问：用的什么办法？我向华国锋总理介绍说：用的是半导体制冷器，这是我们正在试验的新产品，没想到他一听试验二字，立即变了脸色，大声地斥责谷牧同志，他说：我讲过多少次，不许在主席身上做试验，你为什么不听？谷牧同志被问得无话可答，我也吓得不敢再讲什么，过了一会儿，华国锋同志说：温度降下来了总是好的嘛。场上的气氛一下就缓和了，接着，我向华国锋同志介绍半导体制冷器的工作原理及在主席遗体前使用的情况，目前温度已稳定在摄氏6——7度，华国锋同志说：千万要努力，保持住这个温度。这时，我环顾四周，发现张春桥也在这里，他问：你们那个东西寿命有多长？我不再敢提实验品的事儿，只是说按半导体的规律寿命上万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他立即说：要多准备几台，要以防万一。旁边我又看见了年迈的叶剑英元帅，我心里油然地产生了一丝悲凉，他已经坐不了沙发，只能坐在高脚的圈椅上，站起来很困难了，看到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将来的日子可怎么办呢？。在我们汇报期间，红得发紫的王洪文进来了，他对遗体的保护毫不关心，一句也不问，坐下后就叫服务员送早餐来，服务员搬来一个小茶几放在他面前，餐盘上除牛奶面包外，最为显眼是一盘哈密瓜。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华国锋第一副主席接见我市工人代表了解遗体保护情况的消息。因为随同谷牧同志汇报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怎么变成工人代表了？后来仔细一想，本来也没错，我当时的身份就是“以工代干”嘛。随谷牧离开华国锋时，我赶忙向他道歉，因为我用词不慎，害他挨了训。谷牧同志倒是很通情达理的，他并不介意。为了让他能放心地使用我，我告诉他，我是谢觉哉的儿子，现在北京市计委技术处工作，自此谷牧同志对我就更亲切了，每天吊唁结束后的例会上，他总是要我坐在他的旁边，第一个让我介绍每天遗体温度变化的情况和未来可能采取什么措施，以求得更好的保护温度。从每天的例会上，我也得知我国派出了专家小组到越南，希望从胡志明主席遗体保护中学习一些经验，但是被越方以种种理由拒绝了，气得谷牧同志大骂越南领导“把自己的老子（胡志明）卖给老毛子了”，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想向苏联学习列宁遗体的保护技术门都没有。
        列会上，我碰到了市计委的一位副主任，他也是谷牧为首主席遗体保护小组的成员，我一见到顶头上司如释重负，马上要向他汇报制冷器保护遗体的情况，接受他的领导，没想到他象被开水烫了一样,一边摇手一边向后倒退，忙对我说：别给我说，别给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赶忙逃走了。看他那个样子，这时我才明白我这副担子有多重，也才想到有多危险了。到此时我也只能紧紧依靠谷牧同志把这件工作坚持到底。
        9月12日，全天有机棺内的温度都温度在摄氏7度左右，大家悬着的心也放下了，我也才有瑕仔细看了看吊唁大厅的情况，吊唁大厅设在大会堂的北大厅，坐南朝北地挂着“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黑底白字的横幅。下面的中央悬挂着毛主席黑白遗像，两边排列着持枪的礼兵，在遗像北十米处鲜花丛中，安放着毛主席的有机棺，主席遗体头南面北安卧在棺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放置在大厅的东侧，外国国家元首、各国使领馆送的鲜花、花篮排放在大厅西侧，花篮花圈成行成列密度很大，个把人走在里面外边几乎看不见。北大厅戒备森严，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分批分次为毛主席守灵，吊唁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以两个四路纵队进入大厅，形成八人的排面向毛主席遗体三鞠躬，然后从两侧瞻仰遗容后退出大厅，每小时可引导万人进行吊唁，大厅内肃穆庄严，秩序井然。由于中央规定每两个小时要报一次棺内的温度，因此我被允许随时进出北大厅，我要每次进去抄写头部、脚部温度计的读数，每天绘制一张报表报给谷牧同志。12日晚上我们正在商议按张春桥的要求多备几台制冷器，突然发现低压电器厂的师傅找不到了，因为低压电器厂也要准备备份电源，大家到处找他，真是又气又急，如果这时电源出故障怎么办？后来才发现他在宴会厅东南角一堆帘子里睡觉。当时大家那个气呀，我们担负的什么任务呀，你就这么大松心。我立即让他离开大会堂回原单位。要不要再派人来等市政府通知。他灰溜溜地走了。在这种政治任务中被“开”了，当时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动不动就会被上纲上线到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也不知这位同志回去后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没有，但这件事对留下的同志却起到了震慑作用，大家全都兢兢业业的坚持到最后，后来谷牧同志让大会堂的管理人员在主席遗体后面给我们找了一间小屋，大家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休息的地方。也防止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件事也成为我们小组在大会堂的一件事故，被人汇报到市计委领导那里。
        9月13日，群众吊唁一切如常，上午我用两个小时查表的空隙去了趟西城半导体厂。那是一个街道小厂，只有几间小平房。让他们再拿出十套制冷器确有困难，但他们告诉我上海有一家半导体厂与他们搞的项目一样，可以向他们求援所需的元器件，由北京厂组装是可以的。我正要离开时，突然一个年轻的瘦瘦的军人来了，工厂的书记介绍说这是迟群同志，来工厂指导视察。我因急着要回去查温度，只和他见个面握握手就告辞了。迟群是当时主席身边的大红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大家都是敬而远之轻易不招惹他们的。用半导体制冷器保护主席遗体是刚发生的事，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而且还跑到工厂来了。当日吊唁结束后的例会上我向谷牧同志汇报后，他同意向上海求援，晚上我用大会堂的红机子要通上海革委会值班室，以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名义，限他们14日上午将上海厂的元件送到北京西城半导体器件厂。电话打完后，心情十分畅快，你上海再牛现在也要听我的。因为上海是四人帮的老窝，四人帮在北京牛，上海的大小单位也都牛气冲天，我持工厂的介绍信去联系参观事宜，手工业局看门的老头说“拿着这样的介绍信也敢到上海来？”，把我们拒之门外，那时全国各地与上海的关系都很紧张。史宏志副主任得知此事后，还是安排了技术处的人去接机，而且用市政府控制的名额，安排上海送元件的同志参加了吊唁活动。
        下午，我按时进北大厅去抄温度，突然发现我的老同学毛远新，他一个人穿着军装披着军大衣站在那里为毛主席守灵。此时的他已是沈阳军区的政治委员，毛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但我依然把他看作我的老同学，抄完表后径直向他走去，就在他的保镖要阻拦时，他认出了我，和我握了握手。他对我在这里的出现和我从军人变成老百姓没有丝毫的诧异，也没有一句话，然后我们就分手了。他对我的冷漠使我心中甚凉，但还算不错，没有装着不认识，让警卫人员把我赶走。我和谷牧同志谈及此事时，他安慰我说：“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以后再说吧”。这一后就后到１９９１年，他被关１５年后提前释放。我在上海出差时看了他。现在想起来人是因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大学生的毛远新是个好学生，没有什么特殊化也平易近人，但在身居高位有了权和利也会干出匪夷所思伤天害理的事。
        晚上我们对设备进行列行检查，发现压在地毯下的导线很烫手，因为半导体制冷器是在低压大电流下进行，导线细了电阻大，产生的热量就很可观，再加上大会堂空调开得很低，导线就越发显得烫手。我们请大会堂的电工师傅来帮忙，他用双股导线减小了电阻，降低了发热量，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同时我们也发现通气用的乳胶管太软，铺在地毯下若被什么人踩一脚，气管扁了粘在一起，就有断气的可能，那样冷气就送不到有机棺内，这也是一个隐患。于是我半夜里要车去百子湾仓库，挑了一种硬的、不怕踩的塑料管，打个收条就拿回来了，那时真是唯“主席治丧”为大，一切为之开绿灯。
        在维持设备正常运转、保持棺内摄氏７度左右的温度的同时，谷牧同志要求我们能否进一步降低棺内温度，争取达到５度。按我当时对设备的了解和进大会堂前实验的情况，降低２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电压尚有余量，提高电压可以提高制冷量，二是加大通气量，可以带出更多的冷气来，但通过试验发现增加电压已无济于事，电流已处于饱和，再加高电压Ｐ—Ｎ结有击穿的可能，整台制冷器就会报废，增大氮气量是可以加大冷气的携带，但有机棺的进气口和排气口做得太小，当我们加大进气量时，由于气排不出去，有机棺有明显的膨胀，吓得大家赶快停止试验，一旦有机棺破裂，这又是一件破坏遗体保护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们曾想把排气孔弄大一点，但主席遗体躺在那里，谁还敢去乱动乱弄．因此我们只好维持现状，把温度保持在摄氏７度左右。

        科学院的同志也设计了一个空气幕的装置，他们用硬塑料管做了个长方形的框框套在有机棺外，在塑料管上开了很多小孔，用压缩空气吹入，在有机棺四周喷起一道气幕，吧有机棺和周围环境隔绝开来。这个想法是好的，但他使用的压缩空气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空气经气缸压缩后含油份极高，我们半导体厂用分子筛去油，几次过滤都弄不干净，肯定把有机棺弄得油迹斑斑。该院一位姓魏的院长一定要试，和我有了一些争吵。我吵不过他，只好让他去弄，果不出所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试验，棺内的温度没有什么变化，有机棺外倒是添了一排油迹象小树一样。谷牧同志看了以后，狠批了魏院长一通，并责令他亲自将油剂擦去。在和谷牧同志闲谈时，我说：这老同志一点也不听别人的意见，谷牧说：听说你对他有意见，他可是个老延安啊，是延安时期的老军工。一句话说下来，听的我心里暖洋洋的，埋怨的心情也没有了。
        9月14日清晨，我正躺在电源旁的长椅子上睡觉，一个战士站在我身边站岗，即“看”到电源又“看”着我，还负责提醒我到时间去查温度，吊唁一开始，整个北大厅内哭声震天，原来是北京郊区的农民群众来吊唁并瞻仰主席遗容，农民弟兄们完全是中国传统的方式来发送自己的大救星，那感情的纯真可以用动天地泣鬼神来形容。
        晚间的列会上，我把几天来努力的情况作了介绍，从降低温度的手段来说我已无计可施了，只能维持现状，保持设备的正常运行。那天，卫生部长刘湘屏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她把我叫到一边，了解半导体制冷器的功效和整个遗体保护的情况，因为早就了解到卫生部的同志极怕她，因此我回答问题时也是小心翼翼的，突然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谢飘，她开始一愣，想了想又问：谢飘飘是你吗？我只好承认这是我小时候的名字，他立刻显示出一副慈祥的面容，家长里短地问了起来，特别是听了我父亲去世后管理局某些人撵我们搬家的做法表示了相当的义愤。因为我心里早已对“谢老转”（谢富治）有看法，因此对她没抱什么幻想，后来我想可能是她的孩子和我弟弟是同学，因此对我们的名字比较敏感罢了。
        从刘湘屏那里出来，我去大厅查完温度后出来，在西大厅正好看见汪东兴和一伙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谈话，态度很是亲和，他看见我突然叫住我说：小谢，你过来。我大吃一惊，他那天还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今天怎么又认识我了啊？后来，我想8341是干什么的，我们担任这么重要的任务，他们能不把我们这些人查的底掉吗？八辈祖宗都会给你翻一遍的，他查出了我是谢老的儿子，怎能不想起和我们小时候一起在中灶食堂吃饭的情景，他拉着我的手说：你都长这么大了，我也感到他有在文化革命铁面革命的一面，也有无产阶级革命亲情的一面。正巧，那天王洪文也逛到西大厅，8341部队的战士立刻鸦雀无声了，汪东兴同志把我介绍给王洪文，这是谢老的儿子。王洪文一脸茫然，他显然根本不知道谢老是谁，继续他的闲逛。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一身军装，象生产大队干部一样地披着棉军大衣，身边跟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女护士，她吃力地背着一个与身材极不相称的医药木箱，当他逛到一个垂着布帘子的门前，立即站立不动了，要等大会堂的服务人员把帘子掀开他才往前走。王洪文的丑态不光是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我想其他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会有同感的，党和国家将要由这样的来掌握前途不堪设想。
        半夜，西城半导体厂的师傅们把组装好的十台半导体制冷器送到大会堂，我们几个人立即围坐在地毯上给设备接管路和导线，大家实在太疲劳了，说着做着就睡着了，东西一掉又醒了，拿起来又再干。突然工厂姓黄的技术员拿起我的手指头就是一剪子，亏我躲得快，但亦然剪了一个口子，鲜血马上流了出来，大家的睡意也马上吓没了。我找来纱布裹好了手指，开玩笑的说：没关系了，这下子真是实现了用鲜血和生命保护毛主席的誓言了。
        9月15日，突然8341部队的一个年轻的参谋来找我，拿着两张名单给我看，一张是9月11日晚我们进大会堂时递交的名单，上面有西城区半导体厂书记的名字，第二张名单是昨晚送新设备的，又有该厂书记的名字，他一脸怒气地问我是怎么回事，在他看来这是他们警卫工作的重大失误，他拍着桌子对我嚷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我是这小组的负责人，但此小组来自三个单位，大家都互不认识，都是在大会堂门口才见面的，我说等我了解清楚后再回答他，他死活不干，非要我给他个说法。我仔细打量着这个小参谋，一脸的稚气，一身崭新的干部军装，看来是刚提干的新干部，一副张狂的样子，让人看不入眼。我也有点生气了，我说你不让我了解情况我怎么给你解释？你要我写检讨也要我搞清楚了才能写呀，我借口查温度抬腿就走，他不依不饶地追上来说：检讨要盖党委的章，我说我们市计委没有党委，要党委的章你去找市委吴德书记去，两人不欢而散。回来后，我问半导体厂的师傅们，原来第一次进来时是由书记带队的，但临时考虑书记还要在厂里主持工作，就只派了一位工人师傅顶替了书记，但名字没有换过来，因此前几天书记根本没在大会堂里，哪位师傅也无名无姓地在大会堂里呆了四天，第二次送设备书记也想进来看一下灵堂的情况，顺便也看望一下厂里的职工，他忘了以前报过名的情况，又真名实姓地报名进来，送完设备看完职工他就回厂去了，两张名单一对照问题就显出来了，小参谋看压不住我就找了一位处长来和我谈，这位处长倒是和颜悦色地听我解释，也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希望我能写一个情况说明他们好向上边交待，我说写个说明可以，但这位小领导非要盖党委的章我做不了主，我得向市计委领导汇报，计委领导再向市委领导请示，该怎么回答你们得等等。这个错名事件后来也被人反映给市计委领导。看见这位处长很和善，我突然想到向他打听一下8341部队的毕副政委，正好毕副政委也在大会堂内，他帮我找到毕副政委，因为毕副政委的女儿毕海兰在我们半导体器件三厂制版车间当工人，是我的徒弟。我和毕副政委家长里短地聊了一阵子，和警卫部门的气氛也融洽了许多。从那处长的口中，我也得知李敏大姐要求再次进大会堂来吊唁，我也希望在此地能见到她，可是左等右盼始终没有音信，后来才知道上面不同意她来。
        当天吊唁结束后，一伙人扛着许多仪器设备架在毛主席灵床的四周进行温度测试，把主席脸部的各个部位的色度都进行了记录，以备将来主席遗体长期保存展示时调整光源，进行“光化妆”“光整容”，使主席的容颜能安详端庄，脸色红润栩栩如生，仿佛正在熟睡中。通过他们的记录，我们才得以仔细的观察了主席的遗容，突然有人发现，原来主席的嘴是闭着的，怎么现在嘴张开了，我们赶快向医务组报告了这个情况，几位专家看过后，认为一连几天来的通氮气，排出的气体带走了身体的水分，遗体有点发干，致使嘴唇张开。紧接着医务人员从排气口取了些气体样本，回去测试含水量，发现每天丢失的水分约半斤左右。有人建议往氮气里补点水，医生担心补进霉菌为长期保存遗体留下祸端，我也反对补水，因为含水的氮气在进入制冷器后在P—N结表面很可能结冰，若结冰堵塞了氮气管道，整个制冷器就要失去作用。由于吊唁已进入最后阶段，大家都宁愿采取保守的办法保持现状，争取圆满地完成任务，因此失水的事情在晚间的列会上也无人提起。
        半夜我查完温度，正要向门口走去，突然警卫的一位处长跑进来，说：江青同志来了，我来不及走开，就赶快躲到外国领导人和各国使馆送来的花篮、花圈的行列之中，我在鲜花丛中看见江青在毛远新夫人全秀凤的陪同下来为主席守灵，两人一式的黑色长裙，头上戴着黑纱，远看像两个修女，他们向遗体鞠躬后，又围着灵床转了几圈，两人说了什么，又向警卫同志问了什么。我生怕她问起半导体制冷器的情况，更怕与她见面，因为当时大家避她像避瘟神一样，她看见谁，想起谁，看着不顺眼，张嘴就会给个罪名，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没得说的时候就说是坏人，让你不死也要脱层皮，我更怕又象刘湘平那样一下子弄清了我是谁，我父亲是多次劝阻贺子珍同志和毛主席离婚的。她一生气，不知会给你加上什么罪名，给家人惹来祸殃。因此我尽可能的往花圈的深处走。大约半小时后，等我回到遗体旁时，她们已经离去了，这才使我松了一口气。
        每晚我站在毛主席身边，总让我浮想联翩，从中央苏区我父亲给他当秘书时想起，到今天我保护他的遗体止，对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丰功伟绩是充分认同的，但对他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以这种方式的文化大革命是想不通的，他几乎扫荡了所有的革命战友，提拔了象王洪文、张春桥一类的人渣，这不是成心要毁掉已创建的革命大业吗？想来想去想不通，我当时的结论是，他创立了新中国，但他信不过所有的战友，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亲属，但亲属中又没有得力的人手，因此他宁肯毁掉这个国家“得之己手、毁之己手”。
        9月16日是群众吊唁的最后一天，这天清晨不知是哪个单位的暖水瓶炸了，立刻在大会堂内引起了一阵清查、追究的风波。整个治丧很多中的许多单位如军委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他们对治丧是很有经验的，因此他们人员都有很好的安置，有休息的房间，没人还有一套被褥。他们的人每天拿着暖瓶去打开水在他们休息的房间里用。我们的人条件是最差的，除了每天要到宴会厅吃饭外，只能睡在我们那间小屋的地毯上，喝水只能到宴会厅。连人人佩戴的黑纱、白花我们也都没有。但我们进来前降温的“杜瓦瓶”炸过，因此我们仍就成了追究的重点。谷牧同志听说后立即为我们撑腰，他训斥警卫局的几个人“你们家的暖瓶不炸，拿着鸡毛当令箭”，但这件事也被人告到了市计委领导那里。
        下午5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来吊唁，并为主席守灵，，6时整吊唁活动结束。结束后很多领导人都来看这个立了奇功的半导体制冷器，吴桂贤甚至趴在地上去研究这个神奇的小盒子，因此我们也有机会和这些新升上来的领导有见面的机会，如：陈永贵…….。奇怪的是老干部们没有一个人有心情来看这玩意。
        晚上列会布置了9月17日主席遗体转移的准备工作，和18日天安门追悼大会的安排，并要求大家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任何的失误都会影响遗体的长期保存。一切都要按吊唁期间的标准执行。
        9月17日，一个类似于抗震时的木板房在西大厅架了起来，房间约30米并隔成两间，房屋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全部用胶条封死。负责医务的同志对房间的里里外外进行了消毒。我们预备的10台半导体制冷器也全部安装在木板房两侧，以便在移动主席遗体时，向室内吹氮气及降低温度。我们一边在木板房进行新机器安装工作，一边仍然如常的保证灵床边机器的运转。
        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天安门城楼上挂起了巨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追悼大会”黑底白字的横幅，巨幅的主席黑白遗像挂在城楼红墙中央，在城楼前新搭起的红色高台上，排列着松柏和鲜花，也摆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这个新搭的高台也是领导人们主祭的地方。城楼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陈列着党政军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城楼前面的观礼台，则是在京各单位的领导、老同志参加追悼会的场所，广场的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着“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巨幅挽联。在大会堂执行任务的同志，在安排好工作的情况下，被集中在宴会厅外的一个大电视机前观看广场上追悼大会的情况。下午三点钟，我登记好温度后，就赶到宴会厅外，在最后面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看见王洪文主持追悼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奏哀乐，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几天来的疲劳全部涌上来了，直到鸦雀无声的宴会厅外面轰的一声响，大家散会时的响声才把我惊醒，整个追悼大会的情景我只是在后来几天才在电视中补看的。
9月18日晚上许多参加遗体保护的工作人员都提出希望与主席的遗体合影，大会堂的领导虽然一再讲：早就说好，不准提这种要求。但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晚上许多单位都开始了行动，特别是军队系统，他们有准备，一拨一拨地照，我们看着只有眼馋的份儿。突然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摄影师杜修贤同志帮她照相，在她照够了以后，我们大胆的请杜修贤同志帮我们照几张，他开始不愿意，后来也帮我们照了几张，因为我们本来不熟，后来也没地方去找他，到底有没有照片，我们也无从知道。
        ９月１９日晚饭后，中央领导华国锋、张春桥来到大厅，主席的遗体移动工作要正式开始，我们将有机棺的进出气口同时封死，保持棺内充满氮气，然后由警卫战士以最快的速度将有机棺抬进西大厅的木板房内。这是我才发现灵床是放在两条长板凳上，早已准备好的几个战士穿好防化兵用的服装，带上防毒面具背上液氧口袋供他们呼吸，，五、六个战士进入了密封的木板房内，同时进入的还有两位医务人员和摄影师杜修贤同志。他们进入后即密封闭房门，马上刺破预先放置在屋内充满氮气的塑料袋，与此同时，我们的十台半导体制冷器也同时开动，大量的氮气经制冷后也吹入了木板房内，以保障主席遗体不受氧气侵害，同时也降低由于大批人员引起的温度升高。木板房中央挂着一个温度计，因为离得远，我们在外面看不清温度。但十台制冷器的出气口上，环氧树脂的管子已被冻得硬帮帮的，可见制冷的效果是很好的。战士们先打开了有机棺，由医护人员检查遗体情况并让杜修贤同志摄影、记录。然后，战士们很快将遗体转移到早已放在木板房内的金属钛棺内，钛棺与棺盖之间有很好的膏状密封，封好后，又向鈦棺内充氮气，棺上有一个压力表表示着棺内氮气的压力。由于板房内人员背负的是液氧口袋，必须不时的用手摆动，才有足够的氧气。一位医护人员很快就受不了了，只好提前出来，杜修贤同志出来后说：受不了了，快憋死了。战士们到底是年轻力壮，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整个遗体转移过程中，华国锋和张春桥各站在西侧的两个窗户前，注视着房内的操作，两人面无表情，也没有一句交谈，谁也不理谁。遗体转移完毕已经是20日临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依依不舍的护送着主席的钛棺走，走到某个厅门口时，汪东兴同志向大家说：同志们止步吧，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谢谢大家”。我保护毛主席遗体的日日夜夜到此截止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厅里有通向中南海地道的入口，遗体就是从这里由中南海运过来的。
        9月22日，我回市政府上班，我立即兴冲冲得去向市计委主任杨寿山同志汇报这些天在大会堂工作的情况，没想到杨寿山主任的脸阴得发黑，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你在大会堂闯窗了什么禍？”，这一盆冷水浇的我透心凉，我立即想到有人先告状了。我努力寻找了几件成为“禍”的事，向杨寿山同志汇报并做了解释，如：1、西城半导体厂书记的名字两次出现在进大会堂名单中2、低压电器厂师傅睡觉被我开除3、暖瓶爆炸事件……他看我讲得比他知道得还多，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事，脸色也逐渐缓和了，。我老实也不客气的将那位什么都不知道的副主任的事情给他讲了一遍，而且我说一定是他告的状，杨寿山同志不置可否，只是说：“没有事就好，没有事就好”。回来后我和史宏志副主任说起此事，史也认为肯定是他干的，史说：“他那人心高气傲，他是你的上司，你在大会堂“大红大紫”，他当然心里不自在”。我回想起来在大会堂内每天例会是在某省厅举行，前排沙发上就座的是副总理和各部的部长们，司局长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坐在后排的椅子上，我因岗位重要，谷牧同志每天都要拉我坐在他身边，并安排我头一个发言汇报当天遗体温度状况。每当谷牧表扬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位副主任也言不由衷地跟着说几句好话。整个遗体保护期间，我也没有向他汇报工作请求指示……他肯定认定我目中无人，从此后，这位副主任处处与我过不去，也成了我日后离开市计委的一个原因，这是后话了……
        市计委在大会堂救火，解决了当时十分棘手的问题，用谷牧同志后来对我说“当时，你救了我的大驾呀”！让这位副主任这么一闹，也就无声无息了，再无人提及。那时人们的心理是没事就好，平安是福。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华国锋同志在叶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一举粉粹了“四人帮”，全国人民压抑了多年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大家全心全意地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安排计划长期保存毛主席遗体的伟大工程。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在谷牧同志支持下召开了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和设计方案讨论会，谷牧同志在大会堂保护主席遗体的两位得力干将，一位是国家计委计划组的副组长甘子玉同志，一位是国家建委的李浩同志，由于在大会堂内合作得很好，特别是和甘子玉同志处得很熟。在中央领导审查纪念堂设计建设方案时，市委突然通知我去革命历史博物馆参加工作，说是九办指名要我去。通过这一段的工作我也了解了一些选址、建设、遗体保护措施等情况，并且担任了遗体展示与保养的起落设备的讲解和演示工作。专家们研究的结果认为遗体的保存应是气态保存和液态保存相结合，向群众展示供瞻仰时，应处于气态保护下，人民群众可以感觉到一个自然、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安卧在水晶棺内，在非瞻仰期间，遗体应处于液态保护之中，以防止水分的丢失。气态液态转换则是用一套升降设备来完成，当时展示的升降设备是沈阳飞机厂提供的轰五飞机起落架为基础改制的，灵床安放在耐腐蚀性强的金属台上，设计上使用了剪刀叉连杆式结构，上升由液压驱动筒推动，下降则由自重自主降落，半导体制冷器在遗体吊唁期间起了重大作用，但在纪念堂内变得毫无用处，因为环境变化了，我听说某国营大厂还建议在纪念堂内使用半导体制冷器降温，并且把通常使用的紫铜散热器改成黄金散热器，我觉得太过了，有点表忠心表过了，因此我提了反对意见。
        关于纪念堂的选址问题，景山、香山、北海、中南海都曾被考虑过作为选址方案，最后天安门广场的方案被选中，主要考虑其他地方难以安排每天成千上万吊唁瞻仰的群众。多种设计的水晶棺也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第一个是用光学玻璃制作的水晶棺，审查的中央领导都很满意，但因为没能解决好反光问题，瞻仰时会看见三个毛主席的影象，经过几次调整角度及镀膜工艺，第三个用光学玻璃制作的水晶棺被确定为备用棺。为考验光学玻璃制作的水晶棺的强度，警卫局的毛维忠副局长说：他用大号加拿大手枪近距离打过没问题。但大家眼睛还是盯着水晶棺，水晶棺更纯净透明，而且可以焊接，可以使水晶棺无缝，主要是由北京玻璃总厂试制。李敏大姐听说后要我安排她去工厂参观，我请示了杨寿山主任，杨寿山主任很痛快地答应安排，但具体到那位什么都不知道的副主任那里，他马上提出：主席女儿的安全保卫工作我们负责不了，拒绝安排参观，使李敏大姐十分失望，我想大概他不想让我插手遗体保护的任何工作。
        之后，北京市成立了毛主席纪念堂建设指挥部，那位副主任出任了指挥部副总指挥，自然又挑了他的得力助手去指挥部工作。一天，干部处王文同志通知我到国家计委报道，说是国家计委计划组组长陈先找市计委副主任武柯枫要调我去，武主任已同意。我去向市计委主任杨寿山告别时，杨很吃惊地说：我怎么不知道，不许去。我当时也不太想去国家计委，因为北京市城市交通管理电子化自动化项目——7386工程正要上马，我又和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合作甚好，杨主任的干涉正合我意。
        保护毛主席遗体是我平生值得记忆的事，但由于不懂的做官之道，得罪和结怨了一位顶头上司，使我的工作步步不顺，不得已1980年底离开了北京市政府。

（本文首发于2016年7月《炎黄春秋》，作者授权本公号发布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