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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赞美篇1:语文轩—— 穆旦的《赞美》赏析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的《赞美》赏析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最艰难时刻，许多诗人饱蘸民族血泪书写下壮丽的诗行。而像穆旦这样，既留下了众多令人瞩目的诗篇，同时又有着不同寻常经历的诗人，却并不多见。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穆旦曾经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然而当浓云散去，一颗严肃的星辰终于透出了他的光芒。穆旦(1918-1977) ，原名查良铮，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一九三五年，十七岁的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穆旦作为护校队成员，随母校南迁长沙。一九三八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又由长沙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穆旦和他的老师同学们徒步穿越了湘、黔、滇三省，全程三千五百华里，历时六十八天。穆旦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走过了“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在太子庙，他看到和闻到了“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他注目“广大的中国人民”，“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西征的经历使本来就满怀爱国热情的穆旦与土地和人民更加心心相印，他的诗作也呈现出对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
《赞美》一诗写作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全诗共分四节，恰如交响曲的四个乐章，涌动着激情。诗人开篇就为我们构筑了丰富的意象群：山峦、河流、草原、村庄、鸡鸣、狗吠、荒凉的土地、干燥的风、东流的水、忧郁的森林。仿佛用一架摄像机，从高空俯拍，看到异常辽阔却又满目疮痍的大地。紧接着，诗人又从历史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过去年代里埋藏的无数故事。那不过是说不尽的灾难。美好的爱情沉默了，天空中飞翔的鹰群沉默了，这无尽的苦难已使泪眼干枯，如果哪一天能够重新流出激动的热泪也是值得期待的。面对这土地和土地上痛苦生活的人民，诗人内心充满了深沉的爱。这爱激动着“我”，“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他们衣衫褴褛，脊背弯曲，在饥饿里忍耐，在寒风中等待。由于诗人那不同寻常的经历，所以他与他们有着同样的感受和体会，他与他们是一起受难的。强烈的情感共鸣使诗人发出这样的心声：“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人民的祝祷。它是全诗的情感主线。
第二节，作者把笔墨集中于一个农夫身上，因为在中国，农民代表着人民的大多数。他们辛勤地耕耘在土地上，艰难地维持着生计。诗中一系列反义词突显了他们的生活境遇。如：他是“孩子”，又是“父亲”，这代人的生活负担十分沉重。“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代又一代人满怀的美好希望最终又陷入失望，这一切都重压在他的身上，形成了更深的苦难。“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诗人在这里运用“永远”“同样”“凝固”等一系列非常凝重的词，刻画出了苦难面前人民的形象———他是缄默无言的。在时光永不停歇的流动和现实处境无所改变的强烈对比中，中国农民的苦难深重和他们的坚忍精神被高度浓缩，以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画卷中。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首诗写作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全民族上下都处于一种“战争乌托邦”的精神狂欢中，文艺界也是如此。当时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①。许多人天真地相信战争能净化一切。其实，年轻的穆旦也经历了成长的过程。在一首叫做《1939年火炬行列在昆明》的佚诗中，穆旦写道“祖国在歌唱，祖国的火在燃烧， ／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城池变做了废墟，房屋在倒塌，／衰老的死去，年轻的一无所有； ／祖国在歌唱，对着强大的敌人，／投出大声的欢笑，一列，一列，一列；／轰隆，轰隆，轰隆，轰隆———／（我看见阳光照亮了祖国的原野，温煦的原野，绿色的原野，开满了花的原野）”，显而易见，这种热情的呼喊和情感的膨胀与穆旦诗歌的总体风格相去甚远，所以，穆旦有理由取消它作为“诗”的资格，将它排斥在自己的诗集之外。然而时间过去了一年，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穆旦从西南联大毕业到叙永分校任教，有更多机会接触世事，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怀疑主义”。一九四一年社会大环境动荡不安，皖南事变、香港沦陷和英国对滇缅公路的封锁等等，这一切都使穆旦的思想变得更加深沉。大路上的“演说，叫嚣，欢快”已不能轻易地使他激动，相反，他认识到，个体溶入“大众的爱”的过程实际上有可能就是“溶进死亡”。人民在苦难中选择了抗争，然而这条路却是漫长而艰险的。他们必须忍受饥饿、疲倦和痛苦，甚至随时面临着死亡，这不是几句简单的振奋人心的口号所能涵盖的。诗人对于人民的付出充满了敬佩和同情，同时对于战争的不公和以“名词”利用“大众的爱”的可能性保持着警惕。这就是穆旦的深刻之处。诗人在这里第二次使用“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诗行，情感更加凝重，它昭示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以及华夏儿女由苦难走向抗争的伟大历程。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诗人在第三节中把镜头推向农夫背后，将描写范围扩展到家园。在那里有倚门凝望的母亲，有忍饥挨饿的孩子，有黑暗的茅屋，有屡遭蹂躏的土地。虽然写的是“他”的家园，又何尝不是生活在悲哀痛苦中的千千万万人民的象征呢！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舍弃了自己的小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既然选择了就“从不回头诅咒”。面对他们，作者惟有用拥抱表达自己最诚挚的安慰。然而有些伤痛和苦难是无法安慰的。面对死亡的威胁，一切安慰都会显得轻飘。所以，诗人禁不住痛哭了。他曾经期待过泉涌的热泪，曾经直面无泪的农夫，而今，自己却痛哭失声，不是因为脆弱，却是为了可敬的人民，为了我们民族的崛起。
诗的第四节就像交响乐的最后乐章，它回复了主题，总托了全诗。三个“一样的”表明我们耻辱的历史是那样的漫长。中华民族饱经摧残，备受欺凌，人民忍辱负重，生活步履维艰。“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中华民族却是坚实而富有生命力的。作者从人民身上看到了民族潜在的巨大力量，由此，发出了反复的咏叹：“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首诗的题目是“赞美”，赞美什么呢？ 我想就是赞美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赞美他们的坚忍，赞美他们由苦难走向抗争，赞美整个民族的崛起！
作为九叶派的领军人物，穆旦的诗歌体现着“平衡”的美学追求。他曾说：“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己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了。”②穆旦的诗，把人生和艺术结合起来，把心灵思索和社会现实扭结起来。他从不以生活代替艺术，不以政治观念代替自己的思考。他的诗中有着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执著信念，冲破了中国早期象征派和现代派“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的狭小天地，而且与西方现代派也有质的区别。
穆旦曾经批评过这样两种抒情方式，一种是“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式，另一种是“贫血的堆砌的辞藻”的旧的抒情，他主张走第三条路———“新的抒情”。他认为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③。他特别强调“有理性地”一词，《赞美》正是这种主张的实践。这首诗一方面表达了对祖国的礼赞，另一方面，这种礼赞又以深厚的理性精神为依托，而不致流于表面化和庸俗化。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使它既富有感情的强度，又富有思想的力度，从而成为穆旦抗战诗歌中的不朽之作。
穆旦的诗风深沉凝重。有人把他的艺术风格比喻为一条深沉的河。袁可嘉也说过：“读穆旦的某些诗，我总觉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有的人深沉如穆旦或过之，但豪气不足；有些诗人豪则豪矣，但不免粗浮。既深沉而兼雄健的，穆旦要算一个。”所以，他把穆旦的《赞美》称为“带血的歌”。“本来无节制的悲痛往往沦为感伤，有损雄健之风，但穆旦没有这样，他在每个诗段结束处都有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宏大呼声压住了诗篇的阵脚，使它显得悲中有壮，沉痛中有力量”④。袁可嘉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这就是穆旦，这就是穆旦的《赞美》。（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郝蕾，女，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
②杜运燮，《穆旦诗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③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
④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穆旦赞美篇2:穆旦《赞美》 张家声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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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赞美》 张家声朗诵
穆旦《赞美》 张家声朗诵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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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赞美篇3: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
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
黄灿然
I 时间不一定能把所有的劣质作家都淘汰掉，因为很多劣质作家都是（非常讽刺地）颇有名气的，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劣质读者，他们使那些劣质作家得以维持下去——要么冲着他们的名气，要么就冲着他们的劣质。但时间肯定能够把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凸现出来，理由却很简单，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秀读者，那怕他们的数量非常少，也足以把那些优秀作家重新发掘出来。仅就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界而言，沈从文和张爱玲的重新获得肯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一度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也重新焕发她的魅力。也是在最近，据说有人重新评价中国作家，把穆旦列为最杰出的诗人，再次显示出优秀作家是埋没不了的。 我手头珍藏着一本香港波文书局翻印的一九四七年版《穆旦诗集》，还有他较早的两本诗集《旗》和《探险队》。每当我手捧甚或仅仅想起这本发黄的、错字百出并且模糊得几乎要拿放大镜来辨认的诗集，脑中便会浮出这个场面：一位在西南联大毕业的诗人参加抗日战争，在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时参加自杀性的殿后战。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目睹无数战友死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在热带雨林里挣扎。致命的痢疾和可怕的大蚊折磨着他，还有那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试过一次断粮八天之久。在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死里逃生，到达印度。在印度的三个月里，他又几乎因过饱而死去。 我心中同时会响起他的名作《赞美》中的诗句，“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他写到一个农民，“多少朝代在他身上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绝望压在他身上”，然而他“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参加抗日，一去不返，留下了期待着他归来的母亲和孩子。诗人写道：“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这只是穆旦博大恢宏的一面，在同一个时期，他写下了更内在的一面：“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战后他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五十年代初怀着满腔热忱回国，然而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命运。 每当我翻阅穆旦的诗集，总会惊叹于他技巧的尖锐，心智的成熟。在艺术创作中，感情可能会变得陈腐，然而技巧却常新。在四十年代那种内忧外患的岁月里，还有人信仰技巧，已经难能可贵了，然而穆旦不仅非常爆炸性地使用，而且把它揉合、陶铸到苦难的抒唱里。他语言的常新性往往见诸于音乐的自然流动中，“我有太多的话说，太悠久的感情”，节奏是舒缓的，但是用“太悠久”来形容感情却是突兀而又深刻的。“为了他我要拥抱一切，为了他我失去拥抱的安慰”，这是当时英美最现代的“反论”技巧， 是他在大学时代如饥似渴地阅读的英国诗人W.H.奥登和T.S.艾略特等人正在运用的。诚如王佐良所言，这些技巧就在穆旦的指尖上。但是如果说奥登和艾略特的技巧运用起来还有明显的技巧性的话，穆旦却是把这种技巧浓缩到他的感情里去，甚至可以说变成感情了。“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个句子有何感想，但我每次读到它，灵魂深处都会骚动，尽管我对它已经熟悉得可以倒过来背了。 穆旦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这不但见诸于他的激情型写作，也见诸于他后来翻译的大批外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就像他在苦难的岁月里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一样，他在同样需要挣扎求存的现代诗写作中也保持了写作的良心，也即技巧的良心。他正是把他的激情牢牢控制在技巧的威力下，“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这紧闭的肉体恰似他的激情，而那个谜又恰似技巧（技巧就是探险），尽管这并不是他这两行诗的原意。当时中国作家的写作一如王佐良指出的，是“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也熄灭了技巧的明灯。而穆旦是少数能够保留住技巧的香火的诗人之一，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王佐良目光如炬，看出了穆旦的谜：“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何等的透彻！ 中国原是有几位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并有资格得到中国人耿耿于怀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可是他们都因为政治社会局势的干扰而未能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巨大潜能。第一个是鲁迅，如果不是当时社会环境的迫切性，逼得他放弃纯文学创作改写更宜于直接针砭时弊的杂文，如果《鲁迅全集》能有哪怕是一半的纯文学作品，那么，且不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现代文学书库不知要比现在丰富多少。第二个是沈从文，如果不是五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逼得他躲进历史博物馆研究中国服装史，这位极其多产的天才作家不知要写出甚么样的巨著来与任何一位重要的西方作家比高低。第三位是穆旦，如果不是同样受那些可咒的政治运动的压迫，这位在二十八岁就已经出版第三本诗集的充满爆炸性的诗人，又不知道要把多少西方响当当的同行比下去。 然而，尽管我们因此失去很多，天才的能源却是遏止不了的。就像鲁迅的杂文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给后来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社会批判的动力和榜样；就像沈从文写出《中国服装史》这部巨著，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穆旦也把他的全副身心倾注在诗歌翻译上，以查良铮的本名译出了一部部重要的外国诗人的诗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路 是有了预感，也仿佛?上天为了给他将来的坎?命运提供一些慰藉，穆旦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并没有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他轻易能打发的专业上，而是孜孜不倦学习俄语。当他回国并受到打击的时候，俄语，还有他早就驾轻就熟的英语，便成了他唯一的寄托。他翻译了普希金的数百首抒情诗和几本主要长诗、丘特切夫诗选、拜伦诗选、雪莱诗选、济慈诗选，英国现代诗选等等，晚年还完成了拜伦的巨著《瑭璜》——一部被王 袅 誉为不逊于原文的?美长诗。他不但在创作上表现出大气派，在翻译上也是如此。他是一整本一整本地、有系统地翻译，使得那些东拉西扯、蜻蜓点水式的诗歌翻译者们形同小巫。 在七十年代末期，当迫害性的政治风云尘埃落定的时候，穆旦再次拿起他的诗笔，并再次显示出他超群的才能和技艺。他的新作不但是同代诗人中最好的，而且一点也不逊色于当时崭露头角的朦胧诗，并暗藏某种契合——朦胧诗恰恰也是非中国化的。 1995 II 我一直期待着《穆旦诗全集》的出版，因为我手头的几本穆旦诗集都是四十年代原版的翻印，错漏特别多，并且印得模糊不清，看得非常吃力，强烈地感到眼睛为了看那些诗而付出的“代价”。我知道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穆旦诗选》，但我一直没见过。我期待《全集》出版，除了上述理由外，就是很想比较完整地看看穆旦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作品。以前我对穆旦的了解仅仅基于那些四十年代诗集和八十年代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叶集》中所收的穆旦几首晚年诗，这些晚年诗在我看来，仍然写得很好，尤其是相对于很多在文革后恢复写作的诗人而言。 但是，看罢《全集》所收的穆旦后期诗，我是颇为失望的。也可以说，这些诗作，使我产生了重估穆旦作品的念头：穆旦的后期诗（包括一些晚年诗），与青年时代相比，跟大部分在解放前成名的中国诗人后来的创作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很多中国诗人从五十年代开始，创作质量就呈下降，跟风、写口号诗、教条诗、搞大跃进。我一直以为穆旦是少数的例外，因为从《八叶集》那几首晚年诗的质量看，确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现在我才发现，穆旦也不能免俗。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穆旦共写了三十八首诗，其中五十年代的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不看内容，单看这些标题吧：《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去学习会》、《三门峡工程有感》、《九十九家争鸣记》。再随便挑出几句诗看看： 「行簧 帝——贪婪的?国商人； 「行簧 帝——腐臭的资产?级！ …… 「行簧 帝？你们愚蠢的东西！ 「行簧 帝？原来是恶毒的诡计。 一个杰出的诗人竟沦落至此！上面的引诗写于一九五一年，当时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沉浸于一片乐观主义，歌功颂德，但政治压力似乎还没有——我是说，还没有到了要求或强迫诗人写上面这种引诗的时候。诗人迫于时势，写不愿写的东西，并不奇怪，例如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反斯大林的诗后遭迫害，后来又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阿 章晖 娃也因儿子入狱而被迫写了迎合政治 问频 诗；南非诗人汴庭博坐牢时也写了讨好狱卒的诗。但是，他们都是在可怕的压力下写的。而穆旦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政治形势还不至于很恶劣——他至少还有不写的自由呀！ 有时不能不惊异于社会政治现实环境对诗人的影响。一九四九年就像一个分水岭，很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大失水准。一九八九年是另一个分水岭，很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变了样：就我这一代而言，很多诗人都不再写诗，去搞别的领域，现在看来，事业上也都很成功——这是个不坏的选择；另一些作家，心态都变了，并相应把写作变成一门投机生意。更令我惊异的是，连穆旦这样一位在一九四八年仍写得很好的诗人，其想像力到一九五一年竟好像突然萎缩和瘫痪了似的（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停写，就像很多中国诗人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停写）。这是他一九四八年八月，也即一九四九年前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三句： 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 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 面包和自由正在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 仍是有力度的诗句！ 《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写的都是美国经验。这些诗，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在《人民文学》发表。从完成到发表，有六年的间距。就是说，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检视自己的诗作，而不是匆匆发表然后后悔莫及。他怎么连一点判断力也没有呢？ 《院 多诗人来?，有些题材是不可写?，一写就坏。所谓社会批判之类的题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类题材，一写就立即跌入俗套的陷阱。理由很简单，它们本身就不值得去写！比如说，一个诗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可以有杰出的想像力，随便说出来都能妙语如珠。可是，一旦他们谈社会问题、青少年问题、通胀、楼价、股票，他们能谈出些甚么来——他们只能像一般人那样谈。而“像一般人那样”想、谈、写，正是诗歌和诗人的大忌。这些题材是不能写的！除非诗人把它们当成对自己的题材的挑战来写，那还有可能带来突破，事实上一些外国诗人写社会和政治和战争，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的，例如奥登等人；还有一些诗人一生都与政治挂钓，写这类材题压根儿不会对他们构成障碍或损害，例如聂鲁达（曾经竞选总统），例如桑戈尔（塞内加尔总统）。 但是，不擅长这类题材的诗人，如果也把这些题材当成平常的题材来处理，那就完了。他对教条、俗套的免疫力立即消失，想像力立即崩溃。更可怕的是，诗人自己竟然都好像没觉察，像穆旦那样，写了几年之后仍然敢拿出来发表。 在《全集》所附的年谱中，提到诗人写于一九五七年的另一首教条诗。年谱中说，诗人晚年谈及此诗，仍执着地认为：“那时的人只知道为祖国服务，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番话同样令我吃惊。怎么可以口口声声以“那时”，以“为祖国服务”来为自己的同流合污开脱。为甚么不承认自己怯懦？为甚么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为甚么不承认自己缺乏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 诗人的社会责任是甚么？我很同意布罗茨基的一句回答：写好诗。难道写好诗，为人类（或收窄一点，为民族、为同胞）提供养育心灵的精品，不也是可以“为祖国服务”吗？每一个人都专心致志于自己所从事所献身的事业，发挥所长，弥补他人所短，如此相辅相成，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人文环境，难道不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吗？ 诗歌是独立的，它是诗人的声带，而不是诗人用以发表通俗的公共讯息的传声筒或标语口号的扬声器。诗人当然可以写社会、政治题材，但是，写作的前提应是：诗人为了写好诗、为了扩大诗歌的疆域和增强诗歌的爆炸力而把社会、政治纳入诗学论述中；而不是相反，把诗歌语言变成社会、政治论述的工具。当他尝试发掘自身的潜能而又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种料的时候，他就应该立即主动放弃计划要写的并撕毁已经写好了的。穆旦后期诗，以及他与此有关的种种想法，恰恰是把诗歌当成工具。当他写这些诗的时候，他首要考虑的显然不是诗歌的肌理、质地、光彩，而是如何符合当时的政治走势和实际上已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的个人观点。他失去了一个杰出诗人应有的清醒：他没有主动放弃计划要写的，更加没有撕毁已经写好了的。 我以前一直坚信，如果不是为五十年代以降的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穆旦将继续他四十年代将作的势头，创作更多更好的杰出诗篇，使他不仅可以成为杰出诗人，而且可以成为伟大诗人。但从穆旦后期诗看，他缺乏成为伟大诗人所需的深层素质。杰出的穆旦仍然是四十年代的穆旦，青年的穆旦。五十年代以后的穆旦已不是穆旦，而是查良铮或梁真，一个杰出的翻译家。 因此我想，一本完美的《全集》，应是《穆旦全集》而不是《穆旦诗全集》，它应包括他五十年代以降的译作，并删掉他五十年代以降的创作。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让编者来做这件事，而是穆旦自己来做——从五十年代开始，删掉诗人穆旦这一半，补上翻译家查良铮那一半。事实上，在看到《穆旦诗全集》之前，穆旦是我心目中唯一一位作品丰富且形象完美的中国现代诗人∶四十年代三本充满爆炸力的诗集，五十年代以后(受压制时期)众多一流的翻译作品，七十年代(压制解除之后)几首再度焕发诗歌光芒的晚年诗。而《穆旦诗全集》使我感到幻灭，这又得怪时间∶它也把一个杰出作家的劣质部分无情地凸显出来。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