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节日作文】
陕北知青篇(1):陕北知青画家邢仪的油画
原文地址：陕北知青画家邢仪的油画作者：关尔
陕北知青画家邢仪的油画
1月4日－1月11日，邢仪的陕北知青生活油画展在世纪坛展出，我11日上午去世纪坛观看，受到邢仪夫妇热情的接待。邢仪在延川插队，她爱人安塞插队。邢仪的油画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北京知青和她自己在陕北的学习、生活的景象，使参观的老知青们无不产生当年的回忆和感受，有些知青面对画面眼含热泪久久不舍离去。有一个家住通州的1970-1973年曾在宜川工作过的支延女干部（女插干身体不好未能同来）的丈夫，在前一天的参观中拍摄了许多画展的照片，11日上午不顾严寒一大早从通州赶到展馆把一沓刚洗印出来照片送给邢仪夫妇。遗憾的是没画张当年陕北“人驾辕，驴在外”的难忘的情节。
画展的前言，邢仪对大家的肺腑之言
当年大多数知青都在此留过影
这是在知青的影响下，村里的婆姨、女子在庆祝三八节
集市
大概是在写批判稿或家信
窜麦子
一声秦腔吼，要改嫁的媳子也回头
陕北的织布机，我在村里还用过
好像是有的知青在想家，有的在看小说、过期小报神态不尽相同
社员大会
好像是刚从河里上来的知青
知青老师在教混合班的碎娃们数理化
陕北砖箍的窑洞，住的是比较富裕的农民或是县镇机关、供销社，
当年的公鸡就是那样长着长长的漂亮尾巴，有点像野鸡没出五浮的近亲。
农民一般住这样的土窑，冬暖夏凉
陕北的新媳子
陕北的婆姨
陕北的女子
陕北的后生
陕北的老婆姨
邢仪的自画像，后面游泳的小伙不知是不是......
我六年前就见过邢仪的这张照片
一车粮千余斤，上坡时前拉后推。眼看就到场院了，女知青喜上眉梢，
要是再画一张“人驾辕，驴在外”的画面就更能体现陕北当年的风情。
不少知青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老乡有个小病小灾的能得到及时治疗
知青作家史铁生怀念黄土高坡
插队三年后，才允许知青恋爱结婚
邢仪当年的作品及素描
左一是送照片的老先生，当年他爱人去陕北时他们刚结婚三个月
那个知青指着那张画对邢仪说：我在村里当过老师，看到这幅画
我心里......。
知青在给贫下中农画像
1月10日的北京青年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报导了邢仪的画展
邢仪说：太阳快落山时，听到队长一声吼“收工，回...”的号令时
社员们喜形于色，兴太太地亥上家什往家跑。
陕北知青篇(2):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1968年底，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到延安插队。在延安，至今还有好多知青们留下的后代。面对记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敞开了心扉，但大多数选择了沉默。本文摘自2006年第52期《瞭望东方周刊》，作者孙春龙，原题《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陕北女知青
延安的儿子，没有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
多年以来，33岁的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递给他一包好吃的，然后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很烫。这时候，会有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清楚地记得梦里的事情发生在冬天，透过窗棂可以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
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讲过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一位女子结婚。次日，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的身份是北京知青。
1968年底，有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来到延安。
延川县位于黄河边上。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十分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但付育华没有这样做。
“谁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呢？”付育华说。不去北京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作为“火靶子”――“斗私批修”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修”。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眼，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并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母亲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抓得很紧，好多人因此进了监狱。”在延安市黄陵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于光云对记者说。
于光云曾有过类似痛心的经历。一位同来插队的知青和他谈了两年多的恋爱后，肚子慢慢大了起来。在怀孕已经8个多月再也无法拖下去的情况下，于光云回到北京提亲，结果被对方的父母一顿臭骂，赶出了家门。在父母的陪同下，那位知青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1975年，于光云和黄陵县的一位女子结婚。这一决定，让他返城的愿望彻底破灭，成了一名真正的陕北人。如今，于光云已经是儿孙满堂。
我嫁给了一个北京人，却连北京都没去过
于光云家里的炉子上，经常炖着肉，香气四溢。“周围的人常说，我们北京人光为嘴活着。要在北京，天天桌上会有肉，鸡鸭鱼肉变着花样吃，但在这里就不行了，一个礼拜吃一次肉还有人说闲话。”于光云说。
为这，老婆和他吵过很多次架。每次吵架，老婆都会说起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高烧不退，但于光云拿不出住院费，差点耽误了孩子性命的事，“你是吃了今天不管明天，哪像过日子的样子。”
不过，于光云的老婆承认，这么多年来身体还可以，“吃的东西都有营养。”
同样留守在黄陵县的北京知青张彦门早已习惯了吃陕西的面食，老婆苏小玲快人快语，“彦门以前爱吃米饭，我喜欢吃馍馍，但彦门很体贴人，都是他随着我。”
和张彦门结婚多年，苏小玲第一次回北京的家是2005年的元旦，“有人说我嫁给了一个北京人，却连北京都没去过。”
那次北京之行，两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只剩一年就要退休的张彦门对北京的思念日益强烈，但他发现，苏小玲并不喜欢这个地方。这让他退休后返京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太大了，一出门就要坐公交车。生活上也不习惯，经常爱下馆子吃饭，不在家做，米饭我又不喜欢吃，还要天天洗澡。”苏小玲说。
“结婚这么多年来，我没进过理发馆，都是老婆给我理。”张彦门说。
张彦门曾有过一次婚姻，那是在插队时认识的，因为一次意外事故，他被烧伤，当地的一位女子主动照顾他，两人从此有了感情并于1975年结婚。但她在1993年回北京时，在北京火车站的楼上跳了下去。“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她为什么要自杀。”张彦门说。
知青母亲对女儿说：“你不要结婚！”
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了口。
有一次，袁京红和同学吵起架来，同学说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我为什么没有妈妈？”
奶奶告诉她，她的妈妈在她8个月大的时候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袁京红说。
再次谈起这个话题，今年33岁的袁京红已经不再埋怨妈妈了，“我成家已经好几年了，孩子都7岁了，我能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
袁京红的母亲是当年插队宜川县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个返城的指标。
1995年，袁京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写信的人告诉她，他是她的外公。在信里，她得知，她的妈妈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
随后，袁京红去北京，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她问，“你认识不认识我？”
“你就是我陕北的女儿。”母亲说。
外公告诉她，母亲回到北京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压力很大，另外，自己的娃娃被丢在了陕北，对她的打击也很大。
袁京红在北京呆了两周，临近回陕北时，外公再一次问她，“你觉得北京好还是陕北好？”袁京红说还是我们那儿好。外公显得非常失望。在去北京前，奶奶也问过她，“你还会不会回来？”袁京红肯定地说，会回来。
回到陕北后她才知道，自己去了北京后父亲三天没有睡觉。“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母亲的事情。”袁京红说。
两年后，袁京红结婚的前一个月，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让母亲看一看自己的对象，没想到，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
袁京红结婚后，曾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双方从此没有书信往来。
母亲曾给她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但她不敢打，因为听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她就会离家出走。她也曾拨过一次电话，不过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她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电话。
“我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袁京红说。她想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的心结。
同在宜川县工作，和袁京红同龄的康晓霞也有和她一样的过去。不同的是，康晓霞的父母都是知青，在他们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下了她，并且把她送了人。之后，她的父亲回了北京，母亲在当地结婚。
上中学时，养父告诉了康晓霞的身世，她去亲生母亲家住了两个星期就又回到了养父家里。
对于自己的身世，康晓霞说她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能理解他们。”
康晓霞的家离自己的亲生母亲的家并不远，她说，两个人偶尔在路上会碰见，但没有过多的话。
在延安，还有好多知青们留下的后代。面对记者时，他们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精神失常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寿丰乡
听到村支书喊“北京来记者看你了”，赵纯慧呆滞的眼睛里透出些许兴奋。
“疯了几十年了。”村支部书记说。
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她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她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还是没有找到。那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精神失常。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几级党委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
赵纯慧结婚后，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纪实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她因此得到一些资助。
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她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
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赵纯慧只是傻傻地笑，只有提到北京或者一些她所熟悉的知青的名字时，她的眼神才会流露出些许光亮。
精神失常后，赵纯慧再也没有离开过寿丰乡。几乎每天，她都会坐在村头的石头上，一个人唱着当年知青们自编的歌曲，“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陕北知青篇(3):习近平的七年陕北知青岁月：不管多累多苦，从来不“撒尖儿”
【编者按】 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本报从今天起，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敬请关注。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续） （原标题为《“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