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政治试题】
山东副省长贪2700亿篇(一):周永康被指唱和重庆模式 多次为薄熙来背书
周永康对这种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赞许，有多大程度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军夜奔"事件发生后，周永康还是在2012年3月"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专程为已经危若累卵的薄熙来站脚背书。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于宁 贺信 黄凯茜 任重远)无法知晓周永康为何要报考北京石油学院。很可能是受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发现大庆油田的感召。在两位中国地质学家黄汲清和李四光的主持下，勘探队员在松嫩平原上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这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成为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奋斗象征，也激发起一个江南水乡农家少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抱负。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石油起家
1985年，43岁的周永康从盘锦来到北京，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与担任部长的老领导王涛在石油部新班子里搭档，全面主管生产工作。
"周永康从辽河走的时候，一个人没带。"一位辽河油田子弟对财新记者回忆说。
周永康到北京后，妻子王淑华被安排到中石油勘探研究院当档案处处长，后来又调到中石油北京燃气公司。一家人住在学院路20号的石油大院，这里正是过去周的母校北京石油学院的老校区。"周永康喜欢游泳，所以石油大院的游泳池办得特别好。"
1988年，石油工业部撤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周永康出任副总经理。期间，在1989年到1990年，周永康还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临时党委书记以及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这两年，周永康在塔里木、东营、北京三地跑，还多次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周永康挂帅塔里木石油大会战，此前一两年就有伏笔。1987年5月，宋健等中央领导到塔里木盆地视察，石油部接到通知后，党组决定由周永康到塔里木进行陪同。6月6日，周永康在距库尔勒约60公里的库南1井上向中央领导介绍了钻井体制、设备和工艺技术等情况，并于次日在塔里木油田南勘公司召开会议，就落实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做出工作部署，"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进度，争取尽快有重大发现，工作进程要加快。"
1988年12月，石油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报告》，提出在石油部下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由周永康兼任指挥。他在塔里木会战动员会上宣布，将调动全国油田的力量，包括新疆、四川、大庆、辽河、中原石油管理局在内的11家油田单位参与。
1989年3月9日下午，周永康带领指挥部班子成员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转赴库尔勒，塔里木会战拉开序幕。
周永康在王涛所著《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一书中作序称，塔里木会战中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实行甲乙方制度、招投标制度等现代企业制度。
在王涛的主导下，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中心从东部向西部转移。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中提出，石油工业要采取"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在保持东部老油田稳产增产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快塔里木地区等西部新油区的勘探开发。 即便在塔里木会战总指挥的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多，周永康还是多次到塔里木油田视察，部署工作、鼓舞士气。据王涛所述，当时从盆地边缘到中心沙漠腹地只有沙漠车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周永康有一次上井队检查工作，遇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暴，飞机无法起飞被困在沙漠里。
王涛在书中回忆称，1989年5月，有同志向指挥部反映，个别乙方队伍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周永康对此非常重视，立即让总公司审计局派人来塔里木探区调查，对审计出的问题予以公布，并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做出处理，此事对甲乙方震动很大，及时遏制了违纪违规的苗头。
到1993年，塔里木盆地发现6个油田，探明石油储量2.8亿吨，建成原油年生产能力160万吨。
在胜利油田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周永康与自己后来掌控石油系统的大将蒋洁敏第一次有了交集。当时油田出了五大"工人领袖"，出身孤岛采油厂的蒋洁敏是其中之一。
1996年12月，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涛辞去中石油总公司的职务，并由当了11年副手的周永康接任公司总经理和党组书记。1997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总公司新老班子成员。同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周永康第一次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周永康做事很有魄力和决策能力，不管是在部里还是在塔里木和胜利，他能够拍板做事情。客观的说，他非常适合做一把手。"一位中石油勘探研究院人士表示。他举例说，中石油总公司开会，周永康会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完了，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他最后一定会当场做出决定。"他就是有一种霸气，听完大家意见后能形成自己判断，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决定做。"
周永康在中石油总公司期间，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1993年，中石油开始搞国内油气区块国际招标合作，并探索海外油气勘探开发，1997年前后中标了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海外项目，开启了中国垄断性国企"走出去"的征程。尤其是1996年开始的苏丹尼罗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扩张的首次试水，并为中石油培养了大批拥有海外项目管理运营经验的后备人才，现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的周吉平和中石油股份公司总裁的汪东进，就曾担任该项目的首任和第二任总经理。
1994年4月13日，周永康与陕西副省长刘春茂共同签署"4·13协议"，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全球500强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此产生。
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总公司时期，开始讨论新一轮整体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问题。
王涛在石油部和中石油总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14年，其中在中石油总公司11年，直至退休年龄卸任;而周永康在中石油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两年就晋升中央部委，他的快速跳跃令人应接不暇。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是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周永康入阁担任第一任部长。
从1998年3月到1999年12月赴四川就任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国土资源部不到两年时间。一般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镀金"。正部级的石油部撤消后，中石油总公司继承衣钵，套上了正部级，但1998年的再次改制之后，三大石油公司本身都是副部级央企，虽然在经济上垄断着巨大的稀缺资源，但在政治序列中处于劣势——接替周永康的马富才在2003年11月的十六大不过是候补中央委员。因此，要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一个正部级的内阁成员对周永康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过渡机会。
但要完成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局等部门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周永康在国土部完成得很顺利。他不仅敢于对部门整合中的繁杂问题进行决断，而且用一件事就牢牢笼络住了手下干部的心——盖房。
"当时被部委干部谈论的有两个审计报告，一是体育总局把申办奥运的一部分钱拿来给运动员盖宿舍，另一个就是国土部把勘探事业费拿出来一部分给职工盖房子。"一位国土部干部向财新记者回忆，周永康到国土部后，大家反映国土部的住房比石油部的小得多，教授级高工还没能住到两室一厅。周永康听了觉得这怎么行，了解情况后，很快做出了盖房子的决定，起码要解决高级工程师以上的能住两室一厅以上的房子。
三年川督
2002年12月5日，周永康与接任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举行交接仪式，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准备赴京担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满脸笑容，踌躇满志。
此时距他到四川任书记接近三年。周在离任讲话中，称自己在四川的三年工作经历"深受教育，终生难忘"，并许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将尽心尽力地关心和支持四川的工作"。
在周之前，四川政坛向以本地官员为主，周永康的空降，给四川政坛带来一缕新风：他首次把信息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在四川这个传统农业大省大力提倡现代农业，强势抓安全问题且颇见成效;他提出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追赶型、跨越式"发展，2000年至2002年四川的GDP分别为4010亿元、4421亿元、4875亿元，增幅分别为9%、9.2%、10.6%。
30多年石油系统的锻造磨砺、一年半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经历，以及四川大省一把手的三年历练，使周永康完成了政治上的腾飞，这与其强势能干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
"周永康很雷厉风行，一改以前四川干部管四川的状况。以前四川就是农业大省，节奏慢，他过来之后提出一些新思路。"一位长期跟踪四川政坛的人士称。
其一是将信息产业定为"一号工程"，这为成都今后的ITC产业(信息通信技术)集群成为全球性基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永康的特点是抓产业落到实处，他提出，"一号工程"要靠一批骨干IT企业来支撑。
2001年1月，周永康参加了西部地区第一条模拟集成电路生产线在成都高新区的奠基仪式;一个月后，他亲自接待了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陈伟锭，拉开成都与英特尔的艰辛谈判;2001年底，周永康还与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视察了天府热线西部数据中心，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成都要搞"数字城市、电子政府"。
2003年，也就是周永康离开四川后不久，英特尔宣布英特尔投资3.75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建立一座芯片封装测试厂，这创造了当时成都外商投资的金额记录。之后，英特尔三次增资，目前，世界各地用户所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每两台中就有一台配置"成都制造"的英特尔芯片，成都已成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扎根成都10年的英特尔领头羊地位也让供应链各环节发生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带动了富士康、戴尔、仁宝、联想、德州仪器、纬创等布局成都。截至2012年，世界500强IT企业近50余家落户成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周永康13年前的一号工程，为如今的成都开拓出了这个支柱产业。
其二是提出现代农业。一位知情人士称，四川是农业大省，长期以来缺少抓现代农业的思路，虽然以前也提过以工业手段管理，但是周永康提出现代农业，把南充"凤垭山模式"(土地流转为核心、"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广安市唐燕子模式(农户出地、公司出种苗管理，按照效益四六分成)树立为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三年间，四川省农林牧渔的产值增加了11%。
其三是抓旅游。"峨眉山天下第一山是他提出来的。"一位接触过周永康的人士称，当时四川与云南相比，硬件软件落后十年，景区管理混乱，宰客问题严重，"两会上有人向周永康反映这个问题，他说这一年的变化很大，你可以再去看看"。
其四是抓安全问题。他2000年刚上任之后，水上沉船等特大事故频生，半年死了3000多人。"据说周永康很生气，把省长批得够呛。"
2002年的四川省"两会"上，周永康第一次提出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他雄心勃勃地说："和东部及沿海一些地区两位数以上的发展速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或者说，差距还在拉大。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奋力追赶，才能实现新的跨越。"
周没能领导四川人民实现这个跨越，他很快就获知将被调往中央。最先的消息是副总理，之后是公安部长兼政法委副书记。很难知道周永康从内心更倾向于哪个职务——都将一步迈进政治局，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未来的道路迥异。
最终是后者。据说中央高层认为，"9·11"后安全形势复杂化，必须有强力人物执掌公检法司和安全、内卫等国家机器部门，周永康出身的石油战线也是半军事化管理，又与政法系统关系不大，因此被认为是最好的候选人。"中国石油多少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搞大会战。独臂将军余秋里管石油的时候，完全是军事化作风，电话响三声必须接。"一位知情人士称，周永康是从辽河油田最基层一步步干起来了，手腕刚柔相济，除了没有法律背景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
三个官场棋子
事实上，周永康对四川政坛的影响，延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他不仅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而且离任前还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四川省委常委会，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刚到四川，周永康就手腕强势，敢于从人事上开刀。一方面，他将对"现代农业"模式提出质疑的遂宁市委书记等官员换掉;另一方面，周永康力排异议，接受了有人举报的李崇禧的输诚靠拢，将其从阿坝州简拔到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显位，并于同年12月再进一步，进入四川省委常委班子。2002年5月，周即将离开四川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的关键性岗位，在班子中的话语权大增。
同样，从哈尔滨调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春城虽然与原市委书记不和，却获得了周永康的青睐赏识。从2001年5月升任成都市长，到2011年9月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再没有让成都离开自己的手掌心，其长达十年的省委常委职务，亦使其在全川政务中也拥有相当影响力。
周永康从北京空降四川，随同的只有从国土部带去的大秘书郭永祥和小秘书冀文林。两人是周真正的心腹。1949年出生的郭永祥是山东临邑人，1972-1998年在胜利油田和中石油待了26年。1998年7月，他随周永康到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担任办公厅主任;2000年1月，周又把他带到四川，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2002年底周永康荣升政治局委员上调中央，带走冀文林，将郭永祥留在了四川，并帮助郭永祥晋身四川省委常委。
"二李一郭"三名周派干将中，职务最高的是四川地方实力派干部出身的李崇禧。李崇禧大学毕业后进入省纪委系统干了13年，1995年短暂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任职，1996年3月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担任了四年州委书记。加入周永康阵营后，李崇禧从2002年5月起担任了近10年省委副书记，历经周永康、张学忠、杜青林、刘奇葆等四任省委书记，其中又有五年兼任省纪委书记。
李崇禧在四川官场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他城府很深，很谨慎，不苟言笑，在纪委系统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力。"一位四川官方人士称。
有多年秘书经历的郭永祥则向以笑脸迎人。一位在国土部的领导秘书称，他印象中的郭永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述四川官方人士认为，郭永祥"一看就是官场老江湖，圆圆脸儿，见谁都笑嘻嘻的，八面玲珑。据说也很仗义，可以帮些小忙。喜欢京剧，记忆力很好，口才也佳，脱稿讲话时引经据典，思路清晰。"
"他知道领导怎么想，事情和领导怎么说能成。"另一位信源透露，郭永祥在四川官场人脉很好，可以称得上是"大哥"级人物，连成都当地的高官都把他视为大哥，"他在四川被视为周永康的眼线，在一些事情上可以牵线搭桥"。
郭永祥最成功的一次牵线搭桥，可能是为周永康和蒋洁敏之间拉上关系。郭永祥与蒋洁敏1972年12月同一批招工入胜利油田，而且一起分到了孤岛采油厂。两人都是鲁西北人，郭永祥比蒋洁敏大5岁，比较早离开作业队，在采油厂做宣传干事，后又调到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对蒋洁敏多有照拂。在周永康离开中石油，需要在中石油内部找代理人，而蒋洁敏谋求上位，需要奥援震慑中石油大小山头的时刻，郭永祥在蒋与老领导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桥梁、润滑和黏合作用。
周上调中央后，郭永祥继续留任了两年多省委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2006年1月始担任副省长，分管农业、林业、水利、防灾、扶贫开发、民政、计生等部门。此后据说因一次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仕途受到影响，2007年5月退出省委常委之列。2009年郭永祥年满六十，在仕途结尾，古文功底深厚、喜好文艺的他选择了省文联主席一职，当时还被传为美谈。
"二李一郭"中，仕途最被看好的是李春城。1956年出生的李春城少年得志，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曾担任过四年的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1995年，39岁的李春城晋升哈尔滨市委常委，成为正局级干部。1998年12月，李春城出人意料地由哈尔滨副市长调任成都市副市长。
2000年1月周永康空降四川，李春城审时度势，靠拢站队。2000年8月，李春城被调任泸州市委书记短暂过渡，5个月后，重新杀回成都升任市长。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翌年成为成都市委书记，仕途一片看好。
决心大干一番的李春城，2003年即启动了闻名全国的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获得国务院改革试点批复，其内涵涉及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农民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这一创新之举需要各部门的协作才能推动，不仅仅是公安部门搞户籍改革这么简单，所以很多城市来学但效仿不了，这也突显了李春城的创新意识和很强的执行力。另有人士称，李春城在成都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也依赖周永康奠定的基础和一直以来的保驾护航，给予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周永康离开四川之后至少有六次回川之行，其中2010年1月和6月的两次考察，都肯定了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要求积极推进。
2004年，李春城还提出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提升机关行政效能，当地人普遍感觉成都市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比四川省里要高出很多。李春城还力推了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使他们回到藏区能顺利就业。
成都当地一位人士还提到，汶川大地震后，成都的灾后重建，并不是全部重建，而是借此进行了新的规划，淘汰了一些三高产业。"比如都江堰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倒了，但是重新规划了不同层级的医疗养老体系，重新布局。"他认为，这些年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和当时李春城主持的产业结构和社会事业体系调整很有关系。
2005年，因《百家讲坛》出名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成都调研两个月，走访了很多区县级官员，写出一本《成都方式——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对成都的城乡统筹、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等予以介绍和肯定，并引用人民群众的话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易中天和李春城见面时，李春城对成都改革经验总结到："只要是我们想清楚了又下决心要办的事，再难都有可能把它办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确实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利益割据和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要真正干好，不是难，是很难。不过到目前为止，成都的实践还是初步见到了成效。"
令人惊讶的是，锋芒毕露的李春城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落选中央候补委员，据悉与其在黑龙江买官有关。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前，曾检举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和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李春城被牵入韩桂芝案。李春城虽被保过关，但不得不在成都市委书记任上再蹉跎一届。
"李春城不像周永康的四个秘书，不在周的最核心圈子，但是两届市委书记，对成都的控制力极强，延续了周永康在四川的影响力。"上述熟悉四川政坛的官员说。
一个例证是成都人对中石油的四川彭州石化项目非常反对，甚至准备上街游行，但四川省领导没有表态，李春城还是力推者。周永康也对该项目有所批示，共同推动该石化项目成功建成。
十年政法
200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时年60岁的周永康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他又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并在28日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当选公安部部长。按照惯例，历届公安部部长还将兼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
至此，周永康成为政法系统仅次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设副书记一职。
2003年3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周永康当选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在国务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公安部长的情况，也有近30年未曾出现。
最近的一个例子，还是因"毛泽东接班人"身份广为人知的华国锋。华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两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的权力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达到巅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
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长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更多得益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贪腐、民生、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所引发矛盾的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维稳压力积聚的背景下，执政党对于政法系统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
一个维稳、"综治"时代，亦由此展开。有了巨型国企领导人和封疆大吏丰富资历的周勇康，在这十年如虎添翼，权柄日重。
2002年12月13日，尚未就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身份到北京市公安局视察调研。他强调，"首都稳则全国稳，首都安则天下安"，首都的稳定对于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辐射作用，做好首都的稳定工作，事关全国稳定的大局。
2003年11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下称13号文件)则对此背景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描述。
文件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危害严重，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上影响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13号文件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首项具体要求，就是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视为公安机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总任务，并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当作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它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高度警惕，妥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破坏活动，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
地方各级公安厅(局)长"进常委班子或任政府副职"的惯例，也发轫于这份文件——"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按照《宪法》和各级组织法所设立的制度框架，公、检、法三家中，以公安部门的地位最低。因为它属于行政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受政府领导，政府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检察院则属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大产生和并向其负责。在行政级别上，法、检部门的院长、检察长也和同级政府副职相同，较公安局长要高半级。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依法规范警察权的理念，公安机关采取逮捕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须先经司法机关的批准。西方国家亦大体如此，主要区分只在于，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也和公安机关一样属于行政而非司法系统，权力更向法院集中。
但是，由于中国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只是相对于行政机关，仍要受到同级党委的领导，且法院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一般不进同级党委的常委班子。上述13号文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地方公安厅(局)长若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在法院、检察院面前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在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情况下，公安、司法间的关系便有倒置之虞。
虽然一些警界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旨在加强公安机关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不会直接干涉到法院、检察院，而且，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二级部门，实践中也常存在非警务因素干扰执法的情况，公安厅(局)长"进班子"，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抗干扰能力。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周永康进入政治局，一个大公安的维稳综治时代已经到来。
截止2011年5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选副市长时，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4%;对27个省会(首府)城市、4个经济特区所在市、国务院批准的18个较大的市等49个城市统计则发现，有42个市的公安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6%。
运动治警
周永康走马上任之时，正值中国进入1949年后的第四个犯罪高峰期。数据显示，自2000年，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区达到了60%以上。社会治安恶化的背景下，对警察扩权和严刑峻法的呼吁在体制内外都非常强烈。
但另一方面，全国警力严重短缺，经费保障缺口巨大。据一篇题为《中国基层警察缺衣少食权力薪酬不相当很危险》的文章记载，到2005年，根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统计，全国1-2人的派出所有3723个，3-5人的有16533个，占派出所总数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别是基层派出所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经费不足是老大难问题。为维持公安部门的运行，从首都北京到边远山区，警察都在忙于罚款、收费、创收。按时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的话说，警察长期吃着这三种饭，财政拨款的"皇粮"太少，却要公安部门先创收再返还，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各种自立的、超范围、超标准的收费和到处拉的赞助，这叫"杂粮";此外还有罚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处卖淫嫖娼、交通违章等的罚款指标，吕卓管这叫"尿泡饭"，"‘皇粮’吃不了，‘杂粮’吃不饱，‘尿泡饭’吃得一身骚"。
"中国法律赋予警察高于一般法治国家的警察权，而治安财政却无法合理兑现，保民权将很可能演变为害民权。"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新传媒编辑部法律顾问萧瀚在《警察权和治安财政》中写道，"如果立法者认为既然无法给钱，那就给权，其结果将会更加危险——这几乎就变成‘逼警为匪’。"
吕卓也承认，"警察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变成了一个创收、营利者，由此必然导致他们在执法时产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对全省公安系统的经费状况所做调查令人触目惊心，有个百万人口的县，每年公安部门正常开支要2700万元，县财政只给了1/5，其余的都要公安部门自己"创收"，相当于全县人均被罚20元钱。
在进行充分调研后，2003年，自39岁即成为全国最年轻公安厅长的吕卓决意从"饭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当年6月，四川公安厅颁布第6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民警参与经营娱乐服务场所及为其违法活动提供保护的规定》以及第7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规定》，两令各有4条，合称"8条严禁"。2004年1月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俗称1号文件)，规定县级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由县级财政负责保障，财政部门按核定标准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公安机关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于这次警察经费和治安财政改革发轫于周永康刚刚离开的四川省，坊间多认为它代表着周永康"规范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实上，四川省的前述1号文件刚刚发布第三天，远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财政不算富裕，但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推广"。当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视察，又赞叹道："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四川干了一件大事。"当年9月，财政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制定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正式将警察"吃皇粮"运动推向全国，并确定了"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等机制保障。
不过，2005年4月，担任四川省公安厅长已11年、刚到50岁的吕卓，因违规用地问题被免职，黯然退居二线。周永康曾经试图以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将计划经济体系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向"以条为主"的垂直管理转型的努力，似乎也因为"勇先锋"的下课而偃旗息鼓。人们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务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受命于地方政府，参与房屋拆迁、经济纠纷等事务，作为交换，吃上"皇粮"的地方公安部门，依然拥有在当地大吃"杂粮"和"尿泡饭"的权力。
在几项控制警权、理顺警务激励机制的规范化改革落空后，周永康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撼动或者没有必要去撼动系统自我扩权的冲动，将这种力量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下，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开始改弦更张，用自己和旧系统都更为习惯的方式完成这种"控制性规范"。一方面，其在位期间，公安部重修了大楼，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部里干部"解决了数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集中性活动，取代了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发布"五条禁令"，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携带枪支饮酒、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工作时间饮酒和参与赌博，民警违反上述禁令的，予以纪律处分或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要追究其所在单位直接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这是周永康就任公安部长后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五项禁令"的内容此前都在禁止之列，但这一朗朗上口的总结，被认为对规范民警行为起到了很好作用。
同年2月18日，公安部再次发布通知，决定2003年3月至12月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中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认清历史使命，加强队伍建设、公正执法为民，改革公安工作、服务小康社会"。
2004年5月，公安部召开"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大练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学习、基本体能训练、基本技能战术训练及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技能训练等方面。各级公安机关要根据实际确定"训练日"，基层和一线实战单位保证每周不少于半天的时间专门进行训练，并形成制度;同时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保证每个民警在大练兵活动中接受不少于两周的集中强化训练。
2005年5月，公安部再次开展"大接访"活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从5月18日开始敞开大门，以"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为目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领导动手、全警参与，由各级公安机关的一把手面对面地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
2006年，公安部又在前述"三部曲"运动的基础上，将该年确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三基"工程建设，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并要求以此为契机，"坚持不懈，一抓三年"。
对于上述"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公安系统内外看法褒贬不一。
2007年10月28日，周永康离任公安部高升之时，官方的说法是，周永康在任期间的几年，"公安工作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在前述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看来，除了"三基"工程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在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办公设备等方面按照标准落实了以外，其它基本上都是"搞政治"，没什么实际效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更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好大喜功掩盖了问题"。
以"大接访"为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从2005年5月到2007年8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接待群众上访19.5万起，处理群众信访问题18.1万件，群众停访息诉17.6万件，停访息诉率达到90.2%。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公安人员和公务人员，或者聘请社会人员，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为拦截本土上访者，甚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将上访者投入"黑监狱"进行非法拘禁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大截访"与"大接访"如影随形，一批类似于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样专业拦截、关押、遣返上访者的保安公司应运而生。
"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期，客观地讲，警察行为的规范化、警务体系的正规化上是有所进步的，但警察的权力边界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警民关系也日趋紧张化。"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观察人士评价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永康推行的规范化和正规化，采取的仍是传统人治的一套陈旧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过法治来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当周永康们体会到国家强力机器权力不受约束给小群体带来的巨大好处后，他们考虑的就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利用权力，不是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己所用。"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他说。
司改停滞
2007年10月22日，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国公检法司以及内卫工作的最高领导者，站到了中国的权力峰层。
周在位的五年间，恰逢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50周年庆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安全、稳定工作尤为重要，他的地位也变得更为显赫。同时兼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历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甚至在周永康的家乡无锡厚桥镇，自2004年无锡掀起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锡东新城的圈地造城，造成了大片荒地和失地的访民。遭受维稳对待的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位乡贤主政期间，中国形成的政法维稳机制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2009年，厚桥镇太芙村数千亩基本农田，"因发展需要"，被列入征用计划。村民胡琴芬称，此后在村委会的操纵下，不少村民不明不白中申请纳入"社保"，在所谓的《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协议上签了字，一夜之间成为"失地农民"，有的甚至是别人代签的，本人并不知情。胡家同样未签字，同样"被失地"。
此后，胡琴芬等要求为"未征收"的土地登记确权，并在大面积抛荒的土地上，联合了多位村民开荒种田，却遭村委阻拦。在多次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她被逼走上上访路。2012年7月，她在家中被警察和保安拉进汽车押走，在宾馆关押15天。
同村村民华惠清，则是2010年3月起，在当地启动"走马大成"项目时，多次拒绝签字拆迁，家里遭断水断电，道路被毁，一家人被迫逃离，租住在外。当年下半年起，他家将近10次被盗，祖坟被铲，80岁的母亲被推倒摔成骨折，他两次遭绑架，并因上访被关26天，拘留5天。
2012年6月，因再次到北京上访，华惠清和70多个访民被分别投入"学习班"，他被关押长达79天，最后不得不签字同意，千辛万苦保护了几年的房子终成废墟。
新厚桥村60多岁的邹惠芬，也有维权上访十多年的经历。该村街南队原有耕地78亩，分别于1993年、2003年被村委骗租。2005年，当地镇村政府，多次伪造文件，称街南队人均耕地不足0.1亩，已被批准征地撤队。村民坚决反对，从此走上了追讨耕地及土地租金的维权道路。
村民无数次上访，最终于2006年获江苏省国土厅等单位的答复，称失地查无办理农用地专用手续，认定地方政府非法占地，责成有关部门拆除相关建筑。
但此后土地仍被荒着，村民开荒种田，多次遭遇当地政府动用机械挖泥填地。2012年7月，邹惠芬险遭绑架，幸有村民阻拦，在拼死抵抗中，其腰脊椎被拉伤。
华惠清等人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厚桥附近的羊尖镇、滨湖区太湖街道、胡埭镇等地，失地访民命运同样如此，且遭受的维稳手段更残酷。
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些维稳机制和周永康有什么关系。但渐渐地，无锡人进京上访，有些人总要去找他。"到政法委的大门口，在360度监控的探头下，大叫几声：‘周永康，老家人来看你了，你快出来’"。锡山区羊尖镇一位访民说。
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的维稳经费达到历史新高。维稳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项"一票否决"考核政策的存在，成为很多机关、部门超越本职工作的第一要务，除了那些被维稳的对象外，基层公务员们也是苦不堪言。
尤其在法院系统，相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政治性在这一时期被予以更多强调，遭到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强烈批评。
一位从事刑事审判近30年的老法官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政治生态下，维稳已成了法官判决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地位高于法律的准绳。"只要是为了当事人不上访，就算违背法律的规制，不管是采用迁就的态度，还是采用暴力维稳的手段，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因为领导都怕上访。"他认为，这些现象的实质，都是以牺牲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或法律严肃性、公平性和法院公信力为代价，来求得一时的"稳定"，即所谓"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几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很难将其归结到周永康或某个个人身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无法完全撇清责任。
唱和重庆模式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如今这两位已先后落马。
2009年6月，在薄熙来的部署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市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当年10月25日，累计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庆市各级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700人。
重庆"打黑除恶"开始一个多月后，中央政法委就于7月29日发布消息，称近日已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2009年10月26日，重庆市委领导向社会各级通报重庆打黑相关工作时称，这一行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的要求，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三天后，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更在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上说："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中央的‘规定动作’。"
目前尚无公开资料或报道显示，中央政法委为何要求重庆开展此项行动，以及为何迅速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向全国铺开。但从后续反映来看，周永康对此相当满意。
根据当时重庆市对外通报，2009年9月25日，周永康曾对此重庆打黑专门做出批示："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次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周永康还来到重庆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周永康称，一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了新成效，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尤其是平安重庆建设，给3200万重庆人民带来了福祉。
主持当天审议的就是薄熙来。他在开场白中说，周永康同志对重庆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关心，早在武隆山体滑坡时就和专家一起研究治理方案;以后又积极推动川渝合作，留下很多佳话，"他还特别关心支持三峡库区移民，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帮助解决重大问题;对我市‘打黑除恶’工作，及时做出重要批示，给予鼓励和支持"。
周永康也热情询问了重庆公租房、库区移民等情况，并多次对打黑除恶行动给予肯定。
就重庆将司法拍卖转到产权交易所的改革，周永康更是评价颇高。当时任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称"小改革解决了大问题"时，他纠正说，"这项改革一点也不小。它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使司法拍卖更加公开公正透明，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创新。"
其后续结果则是，2012年最高法院开通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即是在重庆"诉讼资产网"的基础上升格而成。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前副秘书长，曾经到过重庆调研的王凤海告诉财新记者，网上拍卖的技术门槛其实并不高，除重庆外，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地都已开通了自己的网上拍卖平台。从功能上看，业内普遍认为上海而非重庆模式是最好的。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推广重庆模式，以深化网上司法拍卖改革，是中央政法委有关领导的支持，最高法院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看法。
王凤海等也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向周永康汇报调研的情况，据实陈述重庆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的一些问题，却未被接受。
他告诉财新记者，"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哪个平台，而是选择过程中对法律程序的遵循，防止垄断和领导个人意志的决断"。
除在"两会"期间接见重庆团外，周永康还在2010年11月到重庆调研。为期3天的调研时间中，他参观了重庆交巡警平台、打黑除恶成果展、公租房项目，听取了"大下访"、"大走访"情况介绍，并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唱读讲传"汇报演出。
调研期间，周永康再次肯定了打黑的成绩，并称"唱读讲传"汇报演出"太令人感动了，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并现场要求，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
调研结束时，周永康对重庆模式给予了全面的积极评价，称"唱读讲传""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大走访"等活动，都是生动活泼又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政法系统的同志尤其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肯定的范围也不止限于政法领域，就薄熙来力推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称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这些支持，都成为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重要的政治筹码。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构成了曾经赫赫有名的"重庆模式"核心支柱之一，法学家童之伟将其概括为：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有关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刑法第294条进行极端的扩大化运用为基础，将追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活动，转化成了权力者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控制的一种基础性抓手或策略。在这种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执政党地方党委领导人及其下属机构(如政法委)，将整个公权力的国家机器组织一体化，统一指挥公法检机关行使职权，将刑事司法手段转化为社会管理方式，突破法治底线，脱离监督制约，以寒蝉效应控制社会经济秩序。周永康对这种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赞许，有多大程度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军夜奔"事件发生后，周永康还是在2012年3月"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专程为已经危若累卵的薄熙来站脚背书。
山东副省长贪2700亿篇(二):失速中国
失速中国
分类： 资料 2011-09-16 08:45
失速中国（一）地方债13年暴增36倍，建“白宫”只为拼GDP中国经济，一场海市蜃楼？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原本是形容人烟稀少，举目不见房舍，如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这片沙漠城市，硬是要写下历史，直接就把一排房子“种”在这片荒地上，炫耀这个城市的暴富。荒漠盖起了豪宅、政府盖了“白宫”，地方建设充斥各形各色的荒谬结合。连续20年超速发展，中国象是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飞速到达目的地。快速，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引来失控、失调，猪肉涨价、房价飙涨；工资赶不上通膨，穷人等不到翻身。中国政府承诺的五大指标一一跳票，显示局面失控！输出仰赖中国大陆，台湾排名第一，中国失速，第一块骨牌推倒的就是台湾。2008年金融海啸，欧美日重创，靠著中国撑起了半边天，如今，全球最后一具引擎，中国也将熄火，一场劫难，该怎样才能回避。【小资料】转型5大承诺，中国全没做到！失控指标1：控制地方债承诺：中国担保地方坏账风险不大，2009年对外说法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现况：地方债13年来增加36倍，突破人民币10兆大关失控指标2：抑制房价涨幅承诺：2005年后每年喊出降低房价口号现况：近5年全国平均房价涨幅76.7％失控指标3：缩减贫富差距承诺：将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降到0.4现况：1998年基尼系数是0.28，目前为0.52，已超过社会动荡警戒线失控指标4：压低通膨承诺：2011年CPI年增率控制在4％现况：7月年增率6.5％，创39个月新高失控指标5：拉抬消费承诺：扩大国内需求、消费高于投资现况：固定投资占GDP比率不降反升，由42％增至46％消费占GDP比率不增反减，由53％降至38.7％注1：CPI指消费者物价指数注2：固定投资与消费占GDP比率为2006年到2010年数据注3：固定投资是指投资建商、买设备等大笔金额花费注4：基尼系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的分化容易引起阶层对立导致社会动荡，主要已开发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间13年来，中国地方债增加36倍，突破人民币10万亿元大关。这个巨额数字背后，是上万个地方政府，灌数字、抓业绩，满足中央下达的指令而来的，于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建设“奇迹”跟著诞生。如果不是插着五星旗，你会以为我们到了美国的国会山庄。2011年7月16日，商周团队横跨5000多公里的中国经济失速见证之旅，第一站就是“中国的白宫”。这里是位于安徽省北边的穷乡，阜阳市颖泉区，俗称皖北，人口众多、却没有工商业，单纯依靠农业又遇到耕地不足，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这里的人只有一条出路；出卖廉价的劳力，到沿海当农民工与女工。特别是阜阳市，人口高达1000万，人多地少活不了，只好外出打工，阜阳曾是全中国第一大劳务输出地，专门输出廉价的农民工，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民工的故乡。从省城合肥到颖泉区要3个多小时车程，当我们抵达颖泉区中心时，一个令我们惊叹的建筑物矗立在眼前，这不是美国的国会山庄吗？还有广阔的草皮与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植栽，唯一不同的是随风飘荡、醒目的五星旗。这是一间区公所或是镇公所，相当于新店、三重区，或是桃园县下辖的中坜或杨梅镇公所。山寨“白宫”，只是区公所强征校地，花一半年度预算盖成“白宫”占地2万7千多平米，比阜阳市政府还低一级的区政府却把学校预定地跟农地，一起强制征收来盖区公所；而且兴建“白宫”的那一年，整个颖泉全区一年预算才不过人民币6000万元，但区公所建筑与装修费用就花掉了3000万元，等于全区一半的钱都拿去盖大楼了，最后还跟建筑商借钱才完成这栋建筑。在一个农民工人均不到人民币2000元的地方，借钱、欠债盖豪华建筑，这就是中国经济新怪象，一窝蜂投资地方建设创造GDP（国内生产毛额），却留下大笔地方债。2011年6月27日，中国国家审计署在各方质疑下，终于公布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竟然高达人民币10万亿7千亿元。没料到，这还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因为国际信评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Moody’sInvestorsService）马上提出警告，认为中国国家审计署可能漏报了人民币3万亿5千亿元。两者合计为14.2万亿的地方债怎么来的？让我们深入中国“白宫”，看中国地方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这么庞大的债务又带来怎么样的经济效应？当我们从安徽省会前往阜阳“白宫”时，从宽大的高速公路走进颖泉区时，一个怪异的现象出现了，前往“白宫”一定要跨过一座桥，上头明明写著“危桥危险”，但人车却是照样通行。桥坏了，没钱修，也没钱盖新的；穷到没钱修桥，却花年度预算的一半，仿照美国国会山庄造型盖了区公所。举债搞建设，镇长得表扬盖蚊子机场冲GDP，却不修危桥当地人看到之后误称为“白宫”，于是“阜阳白宫”这个名字不胫而走；至于在这间区公所办公的最高官，也就是台湾说的镇长，大陆称呼的区委书记张治安，则得到了全中国最独特的称呼“白宫书记”。气派、考究，这座白宫，光是门前的大理石阶经费，就等于当地一个农民工20年的总收入；再把目光往周遭看，低矮的平房、满地的垃圾，想找间公用厕所还不容易，最后在当地农村客运的公车站里，找到了全区唯一的一间公厕。跟阜阳白宫前随时有人修剪的绿油油草皮相比，这间公厕超乎我的想象，没水、也没人冲洗，髒乱跟臭气让人无法在里头待超过1分钟。这里很穷，60多万的人口才拥有一间公厕以及一座快塌了的桥，但他们却拥有一间豪华的“白宫”。这是中国经济怪象，政府官员借钱投资建设，冲高当地的GDP（指地方生产总值），制造经济高成长的表象，然后在豪华工程背后贪污，留下大笔烂帐。张治安当初为了盖白宫，先把旧区政府卖掉，钱还是不够，最后跟当地的建筑商借了人民币600多万元才建成。接著他任内又大举做建设，投资生态园区、商贸园区等等的颖泉五大工程，张治安因此还被表扬，因为他让当地经济成长快速，成了年轻又有为的区委书记。这就是中国GDP，阜阳白宫就是借钱建设拉高GDP，最后留下大笔的地方债的象征建筑。再看阜阳市，张治安当区委书记，他的上头长官叫王怀忠，曾当过阜阳市书记，后来还变成了安徽副省长，他能够高升是因为他曾经喊出阜阳创造13％GDP的目标。王怀忠的方法其实并不稀奇，现在中国各地官员都是这样干，张治安也是跟他学的，就是带头做更大的建设，例如投资人民币三亿多元做阜阳机场，用砸钱方式换来GDP。但结果就是机场变成蚊子机场，不仅建设留下的债务要还，还有每日营运成本，再加上阜阳市偏远，空中来往的人少，航空公司飞行会赔钱，要他们维持航线，就要补贴航空公司；阜阳有了机场也变成了阜阳市财政的梦魇，每年最少赔进人民币400万元。再穷也要贪，官员变囚犯赔上教育，还留下烂债还不了这些建设背后更可怕的是官员欠债搞建真正的目的是想要贪污，因此拉高GDP可能不是排第一的目标，甚至只是掩护贪污的假象。2007年，“白宫书记”张治安被举报贪污，利用“白宫”工程向建商索贿，贪污金额超过人民币300多万元，同时又涉嫌卖官收贿；只是，张治安不仅是贪污，还把举报他贪污的人害死在牢里，张治安又犯了另一条罪。最后这个“白宫书记”被关进牢里，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成了准死刑犯。至于层级更高的王怀忠，投资建设金额更大，贪污更多，连缓刑机会都没有，就被处死刑，成了中国少数被处死的省长级官员。官员判死刑了，他们留下的建设能带动阜阳的经济吗？在颖泉区，我们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小学，破旧的平房与黄泥巴路；豪华白宫对比破旧的小学。中国传统思想是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但这里的官员却是再穷也不能穷了自己的口袋，再穷也要欠债盖豪华办公楼来贪污，却不愿投资当地的教育建设。在台湾或是世界其它国家，都认为教育是脱贫的方法之一，但在安徽的北边乡下，我却看到了这里空有GDP数字，却没有好的教育，农民想翻身就更难了。农民翻不了身，颖泉能拥有恐怕就是好看无用的豪华区公所及还不了的地方债。中国当官这条路，一任官3年、5年，建设最容易看到成绩，谁愿意投资教育10年甚至20年？2008年中国政府又拨了人民币4万亿元救经济，谁不想搞大建设、争取经费与表现？新的“白宫”正要盖……敢举债就能翻身，邻近穷县也效法从安徽北边再往南看，一个跟阜阳一样穷的地方，安徽安庆市的望江县，一个一年全县收入减掉支出，只剩下人民币20万元的穷县，在安徽全省61个县中排名第49位，现在却正在花人民币近7七千万元盖县政府，要举债盖新的“白宫”。安庆很穷，这里的县政府却比颖泉更大气，占地面积128亩，相当于10万平米，整个建筑物面积3万多平米。穷县的政府大楼，是美国总统府的8倍半，这堪称的中国式经济奇迹。因为现在的安庆，在安徽各省市的GDP成长率排名经常挤进前3名，又证明了敢举债，也能让穷地方变成经济模范生。再看全中国，从内蒙、东北、山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到广东广西，到处都有贫困县举债盖豪华政府大楼，或是砸大钱盖蚊子馆，例如在沈阳市，一栋26层楼的政府大楼，里头只有36个人办公。有钱的省分，杭州、济南市的政府大楼建价都超过新台币200亿元，合肥政府或是深圳政府大楼建价都超过新台币100亿元。人民币4万亿元救经济，推动建设、创造内需，造成一个奇特的结果是中国“处处有宫殿、乡镇有白宫”的怪象，以及庞大的地方债。当我们在合肥往阜阳的高速公路上，惊叹合肥东西南北方向各建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安徽全省，而且全部双向4线道，速度上限120公里，比台湾二高快了10公里，中国高速公路不仅建得比台湾快与多，连速度也要比台湾快。求快、求多、求大，让中国经济提速，但来回500多公里，空荡的高速公路最多5辆车，高速公路多却没人用，中国该回头看看，拼命往前跑，拼到高速公路、高铁都是世界第一，却忘了人民赶不上来，还留下庞大地方债务要全中国人民扛。（二）有钱花不完，荒漠盖大楼 中国全国平均房价5年涨76.7％，在沙漠中创造经济奇迹的鄂尔多斯，房价却涨了4、5倍以上；全世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城市，像它靠不断盖房子翻滚经济，还有家家买三辆世界名车的暴发户心态。这城市是中国经济暴发的缩影，充满海市蜃楼般的虚空。要见证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不是上海外滩的十里洋场，也不是深圳的摩天大楼，而是要到内蒙古的沙漠。2011年7月19日，商周团队抵达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这里是全中国人均所得最高的地方，人均GDP（国内生产毛额）近两万美元，早已超越台湾，下一步就是超越香港与新加坡，成为华人世界最富有的地方。这个城市往来的班机，不管是从东、从西，还是从南飞来的，全部班班客满，于是4年前才刚启用的新机场已不够用，现在鄂尔多斯又正在建设一个新机场。2010年美国《时代》（Time）杂志报导，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是中国鬼城，盖了一大片空房子没人住。当我们抵达时，康巴什不同了，空房子变成商店、居民住进了社区、图书馆也不再空空荡荡。只是，鬼城不再是鬼城，不是因为鄂尔多斯人口变多了、也不是沿海的人搬到了黄土高原，而是鄂尔多斯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大肆扩张，大楼、房子一路再从康巴什盖到旁边的伊金霍洛旗。他们拆了牧民的房子盖新大楼，把未来的城市人口移到新区，在沙漠中盖了了巨大城市，不仅炒高了房价，还把未来20年的房子都盖好了。日本的趋势大师大前研一说，中国有8千万套空房，很多人手上有两、三套房，支付的房价已经达到年收入的80倍，这在各国经济史上没有先例，因此中国房地产泡沫快破了。沙漠子民挖煤炭翻身房产超当地户数20倍鄂尔多斯的特色，正是大前研一口中泡沫的代表性城市。不到鄂尔多斯不知道，原来中国的钱早已多得无处放：鄂尔多斯盖好与正在盖的房子，分给鄂尔多斯人，每户平均可以分到20套；每户家庭最少3辆车；贷款利息高达60％。在鄂尔多斯，我们看到了中国内需经济的狂热，有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规模与狂热早已经超越世界趋势大师的想象以及全球的经济史。鄂尔多斯为什么这么富有？从我们抵达鄂尔多斯，由内蒙往北京等沿海城市的高速公路已经开始塞车了，等到了我们离开时，高速公路竟然塞了超过100公里。从内蒙往北京的路上都是荒漠，人口稀少的地方为何大塞车？原来是中国对煤炭的渴求多到让煤车一辆辆不停的从内蒙往沿海开，数量多到一辆接一辆变成长龙，一遇到堵车，就排起了长达100多公里、30小时一动也不动的队伍，相当于从台北市一路排到了新竹市。中国煤炭主要产地就是鄂尔多斯，中国的工厂开工、百货大卖场、餐厅开门营业都需要电，当中国这个全球经济成长速度最快的火车头，不断地往前冲时，燃料就是由鄂尔多斯提供，让它赚进了大把的财富。2004年之前，鄂尔多斯这个高原城市，是个落后贫穷的地方，城市在两个沙漠中间，土壤贫瘠，除了养羊外，连农作物也种不出来。更惨的是，这里虽然把土扒开就有煤炭，但当时煤炭价格太差，挖出来的煤矿是卖1吨赔1吨。整个城市最值钱的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塚跟观光用途的沙漠。鄂尔多斯市中心的城区叫东胜区，原来只是一个人口不到30万的城市，当时到鄂尔多斯发展的台商广闻经纪董事长藤文宇说，所谓的市区也就是黄土堆上一些房子。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给了鄂尔多斯翻身的机会，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成了中国的超级暴发户。尤其是，当本身是煤炭生产大国兼出口大国的中国，还要从印尼、澳洲等地大量进口煤炭，逆转成为煤炭进口大国时。煤价与需求开始三级跳。在鄂尔多斯有一个传奇故事，一个台湾人回鄂尔多斯探亲，在2004年借给自己的侄子人民币50元去挖煤矿，没料到，有一天侄子竟然拿了人民币500万元要还给这位台湾人，藤文宇说，鄂尔多斯就是这样，短短几年，报酬率超过10倍的例子比比皆是。鄂尔多斯富有了，我们在百货公司卖场上也开了眼界。鄂尔多斯知名羊绒衫一件要人民币6000多元，折合起来比一款LVSpeedy帆布包还贵，但鄂尔多斯人买起来像买青菜一样轻松。鄂尔多斯不仅有煤、有羊绒，还拥有了天然气与稀土，加起来是“羊煤土气”四大资源，鄂尔多斯人给他取了个谐音叫扬眉吐气。取这样的谐音，是因为鄂尔多斯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了，他们个性是锦衣不夜行，就怕全中国不知道他们有钱。我在鄂尔多斯看到不仅是经济奇景，应该说是疯狂的财富、满街的名车，鄂尔多斯整个城市只有两千多辆出租车，但光是俗称路虎的LandRover的豪华越野车就有5000辆。在台湾，路虎最有名车主是广达董事长林百里，是台湾科技富豪。但在鄂尔多斯，随处可见林百里等级的富豪。这里一户人家最少3辆车，男主人爱开路虎，女主人则爱开奔驰、BMW，儿子或女儿开跑车或是奥迪、美洲豹。藤文宇说，台湾很少见的宾利，在鄂尔多斯是女主人上街买菜的买菜车。开好车全中国到处都有，但怎样让别人知道有钱，那就是有好车还要有好号，甚至连999或是888都不足以显示他们的财富。他们开BMW750最好就要配750车号LEXUS570就要配570车号，因此，在这里不仅是看到奔驰600，而是看到车号600的奔驰600。做利滚利暴富生意钱用60％利率借出去再投入房市在这里，从煤炭赚到的钱，只有两种出路，一是投入高利贷市场，二是买地买房炒楼。我在鄂尔多斯处处可看到小额贷款的公司，这里流行地下金融，煤老板把钱用年息达到60％借出去。钱借出去了，能投资的就是房地产市场，于是炒楼、炒房与炒店铺，黄土堆的土房子变大楼，赚到钱后又放高利再投入房地产市场，一手接著一手，高利滚动了鄂尔多斯的暴富经济。而暴富也反映在夸张的地方建设上。我站在鄂尔多斯市政府前，光是广场就长2.4里、宽500米，市政府大楼就三栋大建筑；此外每个独立单位也都有大楼，例如政府卫生局，也有栋10层高大楼。这里住不到3万人，却有一个新闻大楼，有9层高，总建筑面积4.4万多平方米，提供给鄂尔多斯电视台与《鄂尔多斯日报》共享。其中鄂尔多斯电视台总编制101人，如果一半大楼属于电视台，换算下来平均1人可使用200多平米。在台湾恐怕不太容易找到上市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有200平米大的，更何况是员工。在这里，房子多、名车多，但城市相对匮乏，走在康巴什，你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商业店铺除了超市就是烟酒专卖店，此外几乎什么没有。盖的房子几代都住不完连饭馆都很少，还拼命扩张城区连一般吃饭的饭馆都很少，买一件衣服要跑20多公里回旧东胜城区，连最热闹的旧城区，只有一家肯德基。庞大资金与投资，仍不断投入房地产，把子孙后代多少代的房子都盖好了，现在鄂尔多斯每年最少开发1500万平方米的房子。我们遇到了内蒙古宏浩置业总经理陈浩楠，他告诉我们，现在的鄂尔多斯房地产总量太多了，要靠外来人口来投资，才能满足房地产供应量。但房价从新台币每平米6千到2万，涨到每平米4万到9万元；在上岛咖啡喝一杯咖啡加早餐，人民币80元，物价不比北京、上海便宜。从成本或市场规模考量，鄂尔多斯都不是个投资的理想地方。利滚利的经济，总有跑不动的时候，今年鄂尔多斯出现了人民币3亿5千万元的高利贷坏帐风波，也是继2009年，石小非法吸收人民币7亿元的高利贷倒闭之后的第二大事件。鄂尔多斯的发展经验是要告诉我们，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不只是幻影，已经实实在在盖起高楼；还是这些高楼最终在钱滚钱遊戏中，最终会有算总帐的一天？（三）中国会硬着陆吗？带血的GDP酝酿2013年风暴温州动车追撞，意外戳破中国追求跨越式成长、不顾质量的真相，国际上也怀疑政府掌稳方向盘的能力。猪肉、高铁、出租车，这将是压垮中国的重大事件簿。出租车风云──2011年8月1日，杭州出现连续多日的出租车罢工事件，全市8千辆出租车超过一半以上停止营运，如有不支持罢工迳行开业载客的司机，还会被同行拖下车来毒打一顿.一名司机忿怒的说：“今天看到有人载客的车，看一辆砸一辆。”一张张照片通过微博、手机、网络即时传出来，现场的愤怒迅速流传开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记者现场观察，在这样山明水秀、温文儒雅的城市里，会酝酿出激烈的罢工，显示是被逼急了。归纳原因：油价涨，跳表费不涨；物价涨，工资不涨。这把火马上蔓延到浙江、河北各省市，地方政府对此严阵以待。猪肉风暴──2011年8月初，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6.5％，再创下39个月来的新高。其中，猪肉价格更是元凶，2005年，1斤人民币8元的猪肉，如今飙涨到1斤人民币25元，对于市井小民来说，更是怒气随时准备爆发。高铁出轨──2011年7月23日，动车组时速200公里的追撞，至7月28日，已公布40人丧命，中国温州动车事故引爆老百姓怒火，三节车厢的坠毁，不仅打破中国跨越式经济成长的骄傲，失速的列车似乎成为中国丧失过往控制能力的象征。经济计划全乱了谱！房价、物价压不住，指标亮红灯失控，正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最大的危机。以往，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国家五年一个区段的经济规划，所有经济指标，不管物价、房价、国内生产毛额（GDP）……，几乎都准确落在政府设定的区间，如今，情况完全失控。从2005年以来每年必定宣示严厉打压房价，结果全国房价5年平均涨了超过7成。物价，更是早就脱离安全区域年增率4.5％的区间。如今，在通货膨胀、紧缩资金，以及欧美景气显著复苏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最后还能掌控的GDP也将面临失守。大师纷纷表示不看好中国！鲁比尼忧GDP年增率降到6％以下温州动车意外之后3天，曾经成功预言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新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Roubini），站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讲台上，对著听众重申，“中国成长模式不可能持续，2013年有硬着陆危险。”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Soros）在6月14日接受彭博社（Bloomberg）采访时，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鲁比尼表示，所谓“硬着陆”，就是GDP年增率将降到6％以下。而这个数字，是中国连续高速成长20年来，不曾见到的数字。失控始于金融海啸！砸钱救市，掀全国GDP竞赛为何会有这样的推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失速列车的起点，是3年前的全球金融海啸。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深渊，中国政府为避免经济成长动能随欧美出口市场冰封坠地，决心砸下人民币4万亿元，大举进行公共投资。这是一笔等同于台湾100年岁入总预算新台币1万亿6千3百亿元，超过10倍以上的大钱。当中国宣示救经济之后，从地方到中央，所有单位都开始了一场GDP成长竞赛。以中国铁道部为例，原本金融海啸之前，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规划目标是10万公里，海啸之后，目标立刻上调为12万公里。一下子目标跳跃，怎么做到？第一步就是砸钱。2005年中国花在铁路建设的钱不过人民币880亿元，2010年当年预算暴增为人民币7074亿元。近5年，中国铁路建设投资金额以年平均复合成长率50％速度增加。钱从哪里里来？借贷或发债。中国铁道目前总债务超过人民币2万亿元。第二步，就是不顾质量的“跨越”。温州动车事故前三个星期，连结北京的京沪高铁刚刚通车，这条高铁全长1318公里，拥有媲美全球先进系统的350公里时速。然而，令人瞩目的是，它摒弃欧美、日本既有的高铁系统，完全采取中国“自有技术”兴建，原本预计5年的兴建期更是缩短到3年2个月，为赶通车，原本德国西门子专家预期至少要训练三个月的司机员，则只训练了10天。“铁道部出轨之痛撞出了中国发展拐点（转折点），”最新一期出版的《亚洲周刊》写道。所谓的中国拐点，意味中国即将面临减速，甚至崩溃的威胁。“我们不要带血的GDP！”温州动车意外之后，中国民众为了高经济成长，忍受强征强拆、忍受经济资源错置的忿怒，在微博数以万计的消息上涌现。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隐忧：巨额地方债、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则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政府借钱乱炒房！债务黑洞，两年后恐变坏帐《商业周刊》两组采访团队分别走到中国最偏远的穷乡、最富有的内蒙县城，以及国民收入最高的北京、上海都会区，检视看多与看空中国经济两派学者们的争论，却不得不承认，中国因为推动高速经济成长，已经累积成巨大经济泡沫风险。鄂尔多斯是中国泡沫经济缩影。这个以挖矿致富的地方炒房，导致已建和在建房达到每户20套，明显供过于求。而中国炒房，背后最大的金主经常是地方政府。地方为了推动经济成长，透过成立“地方融资平台”借款，以炒高的房地产偿还本金与利息。地方债的金额到底有多少？中国官方自己的数字都不见得统一。但根据中国审计署7月的数字，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余额为人民币10万亿7千亿元，超过中国当年全年财政收入。然而，官方债务可怕之处并不是在绝对金额多寡，而是已投入资金产生的收益能否支付本息，还是最终成为财政黑洞。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他的财经节目指出，中国债与美国债有本质上的不同，如今市场恐惧美国债信评等调降，但美国政府借钱买的是花旗银行、高盛这些有企业竞争力的股票，最终它会产生收益回到美国政府口袋，但中国政府花出去的钱，很高比率注定成为坏帐。事实上，依据中国审计署的调查，花在公益与基础建设上的投资，约1/4没有任何收益。商周记者6、7月在中国采访，西部8线道的高速公路长达7小时的旅程，周边仅一部邻车；而号称连结沿海精华区的京沪高铁，从北京到上海的中途，有两小时整个车厢除了记者外，没有其它乘客，实情与官方网站公布的高搭载率截然不同。以中国社会趋势观察为内容的《新世纪周刊》杂志报导，负责陕西高速公路计划的云南省鲍路有限公司，2011年4月向债权银行发函，无力支付人民币千亿元借款，所以“只付息不还本。”云南省鲍路有限公司背后就是地方政府；而中央清查的结果，全国只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借钱。2013年，地方债务有一半到了偿还高峰，但过去中国地方政府靠炒房地产还钱，在房价已炒成泡沫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还不起钱，最后就是由中国全民来埋单。2011年6月28日，信评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表示，中国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内地银行将增加不良贷款6个百分点，新增2万亿5千万元的地方坏帐；穆迪（Moody’s）也表示，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将会由1％升到5％。没有人否认，中国债务的洞很大，然而，看空与看多的经济学家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地方债洞大到中国埋不起单，后者认为，中国有钱，坏帐金额在掌握之中。但令人担心的，正是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还一如既往吗？过去中国政府推出政策目标，几乎没有失手过。但今年，却看出政策工具效果不彰。百姓快活不下去！打通膨白喊，消费力不升反降首先是房地产市场，为调控过热经济，抑制通膨，中国去年以来陆续祭出“新国十条”等严厉打房措施，但主要城市房价纹风不动，据记者第一线查访，北京三环内每平方米价格仍站稳人民币3万元以上高价，精华区崇文门市场甚至出现新地王。而中国主要都会区的房价与民众的收入比，甚至比伦敦、纽约还高。中国将今年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设定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加4％，但2011年7月，CPI却升到了605％，达到39个月新高。高涨的房价，以及浮滥的货币，都被视为通膨的元凶。如今，走进任何城市的超市生鲜区，买一块猪肉的价格都让人吓一跳。中国猪价在今年创下史上新高，零售价大约新台币112元，然而，在上海或是北京，底层的农工月薪不过人民币1000多到2000元，吃1斤的猪肉就要花掉1/40薪水。食物价格飙升，已然悄悄成为百姓生活的压力。为了调整GDP成长体质，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以内需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动能。这表示，内需占GDP比重要从现在35％提高到50％，然而，5年之间，消费占GDP比重不升反降，如今，通膨更进一步抑制了民众消费意愿。然而，所有建议中国稳定经济的手段，对中国都是两难：对房市打得太过，地方融资平台就会崩盘；但打得太轻，通膨又下不来。为收热钱升利率，就连动汇率，连带影响出口，更会吸引国际热钱，但如果收得太慢，过热的通膨也就没有解方。全球经济骨牌倒下？欧美日三大引擎熄火，怕中国也垮未来的中国，最好的剧本是GDP进入7％，中度成长；最坏的剧本是经济成长率降到6％以下，变成硬着陆。这两套剧本，分别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影响？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Générale.）一份名为“中国多米诺骨牌已然倒塌”（TheChinaDominohasFallen）的报告，描述了中国通膨将如何引发全球经济骨牌效应：第一张骨牌，中国经济由出口转内需，但因供给无法马上增加，所以引发国内通膨，这已经发生；第镀磁骨牌，中国出口通膨，由于对于原物料的需求推升了全球价格，这个景象将持续到2012年；第三张骨牌，中国内需震撼，如果中国转型内需成功，全球经济将进入重新平衡，供给可能跟不上新创造的庞大需求。国际货币基金（IMF）在2011年7月出版名为“中国溢出效应”（ChinaSpillover）的报告，评估中国过热的经济如果没有控制好，马上会引发全球原物料进一步的涨风，但是，如果一下子经济降温过度，将冲击中国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现在G20中最主要的成员国。为什么中国拐点会引起全球关注？众所皆知，目前支撑全世界经济荣景的就是四个主要引擎；如今，欧债像失火般在欧洲大陆蔓延，火苗一直都没扑灭；美国刚度过举债上限调高的危机，元气大伤，起码要两、三年休养；日本在经历海啸之后，产生跨入第三个失落十年的疑虑。四大引擎，有三个熄火，如果再加上中国硬着陆，将是全世界不可忽视的经济大灾难。一旦中国硬着陆，新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预言，全球在2013年遇到“完美风暴”（perfectstorm），就可能成真。然而，中国全力避免经济硬着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黄祸》作者王力雄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指出，他对经济降温的忧心在于，“以前靠钱摆平的问题，（经济）减速之后，政府的钱紧了，社会矛盾却在同一时间爆发，政府的控制力量一旦分散，就会控制不住。”“专制的特点是，关掉了所有的出气阀，内部压力却不断增高……。”根据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国10％的富人掌握社会80％财富；但是，剩下9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对于已经富起来的人，却有强烈的仇视，认为这些人不是靠贪污，就是搞关系赚来。在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愤怒也在累积。高成长是利是弊？四百万蚁族，仅1%能翻身在夏季高温中，我们分别探访北京小月河、上海南站石龙村。这两个地方被称为“蚁族”聚集处代表。来自全中国，拥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底层年轻人，从经济不发达的城镇农村、涌进都会区找工作，初期只能在都市边缘蜗居，因为没有人脉，进不去国营企业，往往只能在民营中小企业找个活，月领人民币一、两千元薪水，但租个床位就要人民币几百元，面临高通膨，像只蚂蚁般辛苦的活著。然而，中国经济调控造成国进民退，民间释出的工作机会减少，使得这群人的处境更为艰难。《蚁族》作者廉思估计，全中国蚁族人数近三、四百万人，但他们跻身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只有1％。”“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蚁族，”廉思说。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引发更多的失业，那会怎么样？就是如此强烈的社会不安，使得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遇到严重阻碍。“中国人有人民币14万亿元储蓄，让他们花钱就有内需产业！”这是许多人对于中国内需商机的想象。然而，研究中国贫富问题的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却指出，“人民币10万亿也许确实是一个让人看了就吃惊的数字，但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更何况，如果仔细算，80％城乡居民储蓄由20％的人拥有。也就是说，10亿4千万人拥有人民币2万亿8千亿元存款，人均不到人民币2700元。绝大多数人面对的是一个收入成长不多，但物价飞涨的环境，高经济成长究竟对他们是利是弊？而中国的债务黑洞、高居不下的通膨、益加严重的贫富差距，经济问题如今已转化为社会质变压力，就像失灵的标志，正闪烁著灯号，预告失速撞车的危险，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转型关键。中国如果失速，全球就会失火，四大引擎还能不能动起来，中国将是未来两年最大的变量。（撰文：李郁怡，《商業周刊》）【小资料】荒谬失业率，近1年都4.1％美国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Twain）曾说过：“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巨大的谎言和统计数据（Therearethreetypesoflies-lies,damnlies,andstatistics）”，这样的描述很适合用来描写中国经济数据时最大的感触！其中最令人傻眼的数据，就属中国失业率4.1％，近一年来都保持在此一纪录，完全不受中国近期官方打压房价、收缩银根、出口衰退或工资上扬等冲击；而总数高达1亿5000万人的农民工就业情况，也不在这份统计数据的考量中。另一滑稽例子则是总和。2010年中国31个省市区GDP相加总和为人民币43万亿2700亿元，照理应跟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总额相当，但实际上2010年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中国GDP仅39万亿7900亿元，相差近8.8％，在中国一加一会大于二的。中国官方版最新消费物价指数年增率6.5％，对比中国目前GDP年成长率9.5％，似乎物价没有伤害到经济成长，但2011年初的大宗物资“黄小玉”、“糖高宗”大涨行情，带来民间抱怨苦水似乎成反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曾在媒体上指出这些荒谬不是人为疏失，不能简单的归因于统计误差，或者局部地方的现象，而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或许他忘了在中国，重要的不是数字正确，而是政治正确，AnythingisPossible！硬着陆4大警讯连环爆……危险讯号1过度投资，刹不住车数据1：扩大投资救经济，投资占GDP比率突破40％数据2：地方债13年增36倍，去年冲破人民币10万亿元数据3：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占GDP的7成，世界最高危险讯号2通膨房价失控，消费更苦数据1：过去5年房价涨幅76.71％，亚洲最高数据2：7月CPI年增率6.5％，创39个月新高数据3：民众实质购买力年增率下滑，今年第1季11.3％，近4年新低危险讯号3收银根打通膨，企业倒闭数据1：回收市场游资，存准率调至21.5％，创历史新高数据2：民企爆发倒闭潮，信评机构惠誉估坏帐恐上升到贷款总额的30％危险讯号4人民币升值，出口也告急数据1：高利率推升人民币，1美元兑人民币6.39创新高数据2：出口受挫，2011年6月滙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48.9，是自2010年7月来首次低于50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四）中国模式如何绝处逢生？建立转让权，杜绝豆腐渣建设不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使资源不断被浪费，中国大量“政绩工程”，正是缺乏“制度资本”引发的现象。数年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另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有一场著名论战。论战主题乃是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林毅夫认为，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是因为开发中国家，只要复制已开发国家技术，就可以带来成长，不用再走过去已开发国家曾走过的错路、弯路。杨小凯却认为中国是“后发劣势”：正因为开发中国家可以轻易通过模仿带动成长，这些国家往往不思改革根本性的制度，反而丧失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因此成了“劣势”。劳力优势渐失！狂拼建设换荣景，造成国富民穷林毅夫和杨小凯的论战，都把像恐龙般庞大得无法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中国经济，各自说对了一部分。而基本的论调是，前面30年，中国经济尝到了甜头，但接下来的日子，苦果刚刚才要开始。而中国现在处于全球关键性的角色，要如何避免走向硬着陆，以及让中国模式落入死路一条的困境？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是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引进先进的技术，使得中国能有效的运用廉价劳力，来创造每年经济成长近9％的亮眼成绩。然而，随著越来越多劳动力投入运用，这种劳力优势逐渐递减，若一国没有制度改革，以催生市场交易，吸引更多其它资源投入，经济成长就将难以为继，这就会落入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中国从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逐渐转变为杨小凯口中的“后发劣势”了吗？据高盛（GoldmanSachs）驻香港经济学家乔虹的资料，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实质工资每年成长近12％，有些外资企业开始酝酿移往东南亚。2011年6月《时代》（Time）杂志报导，一位在中国设厂已22年的美国商人哈布斯（CharlesHubbs）打算外移到柬埔寨，理由是“光过去两年成本就上升50％，要找到和留住工人更难了，”《时代》因此称“中国廉价劳力时代结束了。”因此，即使中国“后发优势”尚未消失，也很难再像以往靠著廉价劳力来带动成长，若要追寻中国下一个成长力道，“后发劣势”就会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当局也意识到，劳力优势已不再足恃，因此他们推出各式经济计划，各省、市大兴土木，想透过政府花钱带动经济成长。但此举后果就是资源越来越集中在政府手上，中国也就越来越“国富民穷”。根据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家陈志武2011年2月公布的数据，1950年代初期，中国民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毛额（GDP）比重大约69％，但近年来已下降到35％；反观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约16％，成长到近年约30％。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花这么多钱？因为没有制度改革，创造出更有利于市场自由交易的环境，也就是中国没有累积陈志武所说的“制度资本”，因此民间资源无法透过市场交易，用在能创造出最大价值的用途上。不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限制了民间运用资源，那就只能靠著政府把资源从人民手上拿过来用。然而，政府运用资源有个先天限制，就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因此，很容易把资源浪费在从市场看来十分低效率的项目上。近年来中国各省市政府做了大量的“献礼工程”、“政绩工程”，连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今年七月，都批评这些工程“置安全、生产、质量于不顾”，“成为名副其实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又缺制度优势！改革产权制，才能活络市场交易累积“制度资本”，让市场交易更深化，才能避免政府滥用民间资源，让民间把资源使用在最有效率的用途，这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产权”。产权有保障，每个人才愿意投入他们手上的资源在市场逐利，进而创造出许多机会，经济才会更繁荣。所以，“制度资本”最重要的就是保障产权。例如，政府随时可用一纸公文，把每个人的房子强制拆掉；或是强盗把一个人的房子烧了，法律也不惩罚强盗，这样谁还肯去买房子呢？房地产市场自然也无从谈起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制度演变，是逐渐朝著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走的，不过，对于产权的保障与改革，还只是近几年来的事，因此也出现了一些产权定义不明的现象。例如，中国有些企业虽然表面上是“民营”，但当初出资者或母公司可能是公有的——像上海浦汤加工出口区，很多都是政府直接经营；又如中国有的学校虽然号称“民办”，但其土地却是当初从政府那里廉价得到的，校长也是上级调派而来的；又如有的“公立医院”其设备及大楼都是政府操办，但该医院又可以按市价向病人收费赚取利润。因此，这些机构的产权，到底是“公有公办”、“公有民办”、“民有公办”、“民有民办”，也就根本无法划分清楚。如中国经济学家薛兆丰所说：“中国产权改革的最大困难，是在从‘纯粹公有’向‘部分民有’过渡的过程中，尚未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因此像数年前经济学家郎咸平批评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出在这种“公私难分”的格局。除了产权划分不明之外，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对产权的落实不够完整。学界认为“产权”包含了三个重要权利：“使用权”、“收益支配权”与“转让权”。“使用权”是决定资源的用途，“收益支配权”是有权支配使用资源的收益，“转让权”则是能把资源转卖给别人。活路只有一条！让自由买卖有赚头，避免抢短心态若想通过市场交易，让资源转移到能创造最大价值的用途上，落实这三个权利缺一不可。但是目前中国许多资源的实际掌控者，并没有完整的拥有这三个权利。例如，中国许多控制国有资产的负责人，包括国营企业经营者、拥有土地的官方机构等，手上有“使用权”、“收益支配权”，他们可以决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可以支配创造出来的收益，但是他们却没有“转让权”。缺乏“转让权”，就会让使用资源的人，不关心这项资源的长远价值，而会把资源的短期价值榨干。如果你有一片森林，你可以决定怎么使用，也能支配使用后带来的收益，但是，你也可以把这片森林卖掉。这时你就会考虑到它的长远价值，因为如果你现在就把这片森林的价值榨干，别人就不会想买，所以你会好好的照顾森林，才可能卖掉。但是，若你不能把这片森林卖掉，那么你就根本不会顾虑这片森林的长远价值，对你来说，最有利的使用方式，就是现在把它全部砍光卖钱。反正这片森林不能卖掉，那你何必费心照顾森林？这就是缺乏“转让权”的后果。因此，中国的“豆腐渣工程”、“用人唯亲”、“贪污浪费”、“环境污染”等，都是因为实际控制资源者，缺乏“转让权”，他们就不会在乎资源的长远价值，而把资源带到只能实现短期利益的用途上。放大到整个国家、企业、地方政府，大家都在做短期榨干的事，而不去照顾长远利益。当中国经济出现减速或严重拐点，风险就会全部集中在国家这部机器上：国家强了，大家都强，国家垮了，大家也跟着垮。由历史来看，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研究，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其实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让已有私人使用权的农地加上了“转让权”，原本附地而生的农民以及武士，大批离开家园涌到城市，农地以价高者得，合并使用，工商业的专业与合并带给社会极大的利益，经济指数就立刻上升，为日本现代化及日后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开发中国家要摆脱“后发劣势”，要从建立资源的“转让权”着手。但“转让权”要能够运作，关键在于讯息充分流通。例如，若传媒只报导国营事业形势一片大好，但亏损严重或官员舞弊，却因政治考量而无法让大众知道，人们误判而买了这些企业的股票，后来发现上当。长此以往，谁还敢去买这些股票呢？耶鲁大学金融学家陈志武，曾比较一百多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和服务业发达程度，结果发现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服务业也最发达，而新闻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服务业也最落后。他的结论是“产权保障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服务业）也最发达，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不发达。”总结来说，只有累积这些“制度资本”，创造更有利于市场自由交易的环境，才是逐渐失去劳力优势的“中国模式”，接下来唯一行得通的路。（五）大陆减速不当，台湾就会翻车中国大陆前两次经济转型，台湾是最大受惠者，而这次中国大陆拐点，台湾少了昔日优势，接下来的仗怎么打？中国大陆经济如果出现硬着陆，谁会第一个遭殃？台湾！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依存度全球第一。两岸经贸依存度在过去20年之间快速提高，1990年台湾输往中国大陆的金额占总输出额的比重不过是6.54％，而2011年第一季为29.73％，20年间翻了近4倍。贸易依赖度全球最高！台商若倒下，金融跟着遭殃GDP仰赖对中国大陆输出的比重，台湾是全球第一。2010年10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曾经过计算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金额占GDP的比重，台湾以14.3％排行第一，第二则是韩国的10.4％，接下来是马来西亚的9.9％。未来10年，中国GDP年成长率势必告别10％高成长，一旦减速不当，可以想象，台湾首当其冲。然而，涉险部位有多高？一位为政府部门定期提供中国大陆国情分析的单位主管的答案，却是“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一定会有冲击。再者，过去台商无法在中国大陆顺利取得资金时，多半仰赖台湾的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筹资，如果中国大陆经济出现问题，台商经营恶化，资金输血就会带来金融体系连动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这块骨牌如果倒下，台湾很可能就是连带最先倒下的那一张骨牌。风险关键时间点推估会出现在2012年，中国十八大接班人事确定的后一年左右。理由是，中国对于经济情势的控制力，可能因为人事布局还没有完全确定而出现失控点。这个时间点与新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Roubini）等人推测2013年中国经济硬着陆，不谋而合。比起中国经济减速，更值得台湾注意的是，是中国大陆经济转型让两岸产业的竞合关系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两岸（会）从结盟关系变成竞争关系，”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张荣丰分析。迄今，中国大陆经济有三次重要转折，第一次是1978年到1994年，学习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东亚经济出口驱动成长模式，步入经济开放初期；随之的第二次则是进入出口扩张最快速的经济成长期。台湾厂商在这两个阶段，拥有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与人才，中国可以提供台商最需要的廉价劳力，双方是结盟关系。然而，2000年之后，中国开始长出了市场工资上扬、人力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调，两岸台商开始由结盟关系出现了竞争关系。台商纯代工形态的经营也逐渐失去优势，并开始与中国本地业者在通路与品牌上竞争。两岸关系将大翻转！由结盟转向竞争，纯代工陷困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推出十二五规划，确立扶植在地的内需产业，进入新一阶段的经济转型之后，两岸由结盟进入竞争的态势更为明显。“过去台商光靠台湾经验就可以，但未来，台商要面临通路、品牌全面的竞争，‘战术’思维必须提升到战略思维，而这两者最大不同，就在于未来布局的能力。”张荣丰表示。预先看到市场集中风险的企业，主动展开布局。如纺织龙头聚阳实业早在两年前就把中国大陆制造产能减少一半，加重东南亚比重，“（虽然）制造比重会下降，但因中国大陆市场消费需求会增加，因应市场与品牌端需求，我们会接更多中国大陆本土品牌业者的订单”聚阳董事长周理平表示。而像电机电子等代工业者，则随著产业龙头位移大西部，或更为深入中国地方县市布建生产线，正与新环境展开搏斗。然而，“他们面临的条件和人的素质，都比不上十几二十年前沿海各省，（情势）非常恶劣。”台大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崇兴表示。台经院第二所副所长吕曜志的担心，则是这些代工业者因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更为沉重的成本与竞争压力，必须更为在地化，进一步引发两岸产业价值链断裂，“厂商的利益与风险，不一定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与风险，”他认同台湾必须更有战略性思维。然而，不管是主动或是被迫，在中国大陆的台商都已采取了行动。相较起来，台湾官方动作缓慢。除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外，台湾与其它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的进度“只闻楼梯响”，对于台湾未来如何因应中国大陆经济转型的战略想法，进而因应全球化经贸变化的布局，还属空中楼阁；而台湾产业最大竞争对手韩国，却已经开始从贸易篮子里“分蛋”，签订东协和欧盟等地自由贸易协议。1997年，台湾希望建立亚太营运中心，政府曾请来策略大师麦克·波特（MichaelPorter）为这个愿景诊脉，然而看到台湾希望同时建立制造、金融、运筹、电信与媒体中心，希望扶植产业超过139项的企划书之后，麦克．波特公开在演讲中回应，“你无法复制别人的经济愿景（Aneconomicvisioncannotbecopiedfromothers）”。中国大陆经济转型，将会使得台湾经济结构问题浮上台面，可用于改革的时间更为紧迫。在中国大陆即将出现“拐点”的当下，下一波能胜出的，会是已经正视危机、采取行动，系好安全带的企业。（六）后记：可怕的是人心2011年7月15日，北京打了一整夜的雷，打乱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航班，也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盖了全世界最新、最大的机场，买了全世界最多的飞机，管理能力却仍停留在上个世纪。那一夜，我们搭晚上10点飞机往鄂尔多斯，换了登机牌、托运了行李，才知道前一个班次，已经从晚上6点多延误3小时。但首都机场播放了一则广播，告诉全世界的旅客，首都机场已经启动了紧急应变措施，这让人很安心，我想中国是大国了，应该有很好的处理方法。一直到午夜12点，枯等的旅客连一杯水也没有，也得不到任何班机信息，首都机场唯一做的就是一直重复播那则广播。突然间，广播通知国内线所有班机取消，总数达100多个航班，以每班一百个人算，最少也有一万名旅客受影响。但到了改签柜台才发现，竟然只有3个人处理1万人的问题，所有旅客大排长龙，但负责机场服务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却一杯水也没给旅客。行李只安排两个转盘放一百多个航班，当然放不下，任由行李掉满地，这就是中国最先进机场的紧急应变措施。更可怕的是人心旅客越凶，就越快获得改签半夜两、三点，彻夜排队发现队伍几乎不动，旅客开始骚动，接著串联跑到国航柜台抗议，甚至还有女士根本不顾形象，穿著裙子爬上柜台嘶吼。越不和谐、越凶，国航马上就当贵宾处理，帮忙改签隔天一早机位，于是一批又一批人越炒越凶，最后国航干脆不处理乖乖排队的人，只处理不和谐的人。这就难怪中国到处都有骚动，甚至是暴动，因为不这样，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发达的经济搭配不和谐的社会，真实的在眼前上演。只有我们两个台湾人（加上摄影赖建宏），不敢去吵架，当然就没有机会拿到机位，呆呆的罚站到清晨6点才离开。中国跑太快了，只讲提速，拼命盖高速公路、盖高铁、买飞机队，却忘了社会与人民没有赶上来，于是机场遇到雷雨，旅客就是骚动；空有美丽的城市，却连下水道也没做好，一下雨就淹大水。更可怕的是，高铁管理还没上轨道，甚至可能连防撞安全装置也没做好，却一口气建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高铁。大建设、大发展，让官员、富人越来越有钱，穷人、农民工被放弃丢在后面，中国速成式经济奇迹，到了必须停下来思考的时候；只让一部分富起来，却不等人民，让后面一大部分的人永远富不起来，这样的经济就像盖在沙漠的海市蜃楼，最后恐怕来去一场空。（撰文：吕国祯，《商業周刊》）
山东副省长贪2700亿篇(三):薄熙来案牵裸官秘密 神秘情妇曝光
薄熙来案牵裸官秘密 神秘情妇曝光
- “裸官”一词出现并不久远，至2008年时方被提出并流行。五年来，“裸官”们接二连三落马，公众对此概念由陌生到熟悉，并发现这种属性已成诸多贪腐案件 的“标准配置”。这些“裸官”及其家属在境内、境外生活如何？财富如何被转移与处置？财富规模几何？这些问题，可以从已经审判的“裸官”案件中窥斑见豹。 中国“裸官”报告 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 按官方口径，短短三四年时间内，外逃公职人员已经由仓促变为预谋和准备充分。这应和了犯罪心理学中的横向效果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每年产生的腐败收益高 达200亿美元到4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20%到40%明确规定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或“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的责 任性后果正在成为一种规范趋势截至2013年5月，中国已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2013年的9月，注定是一个在中国司法史上刻下重痕的秋季。薄熙来、张曙光等贪腐大案相继开庭，这些涉及高级别官员腐败的案件，如同从权力核心接连抛出的巨型线球，赋予公众丰富的解读空间。
薄熙来与谷开来
随着庭审将丝线层层剥开，相关案件的一个特征呈现出来——涉案官员的配偶、子女甚或大部分财产均移至国外，而当事人则在国内“裸体做官”。 “裸官”一词出现并不久远，至2008年时方被提出并流行。五年来，“裸官”们接二连三落马，公众对此概念由陌生到熟悉，并发现这种属性已成诸多贪腐案件 的“标准配置”。这些“裸官”及其家属在境内、境外生活如何？财富如何被转移与处置？财富规模几何？这些问题，可以从已经审判的“裸官”案件中窥斑见豹。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新一轮的反腐行动相继展开，被提到不反腐会“亡党亡国”的高度。通过“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个案反腐，相继牵落副部级 以上官员就有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广东原省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安徽原副省 长倪发科，四川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郭永祥，内蒙古原区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等人。根据监察部网站公开消息统计，2013年 上半年曝光“问题官员”有54起。 细分内涵而言，“裸官”并非等同贪官，但令人瞠目的贪腐实例表明，“裸官”距离贪官仅有一步之遥。当对“裸官”的警钟又一次响起，研究这一群体以及对这一群体的监管制度日趋必要。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裸官”的产生、成型、高发经历了一个由非典型到典型、由试探性到猖獗、由目的单一性到多样性的复杂发展过程。由此，《财经》杂志择取此20余年的时间跨度、汇集了59个落马“裸官”案例，制成此份《中国“裸官”报告》。 与此同时，报告结合对有关专家的采访、最高检察院1981年以来的工作报告以及中央和地方针对“裸官”的治理政策、走向，透析“裸官”现象的特征、背景、危害，以期助益“裸官”治理的反腐探索。 在这59个“裸官”样本里，有身处要职的政府高官，有地方或职能部门独揽一方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各类国企高管——其中以金融业管理层人士占比最 重。按比例来分，金融行业占据24%，党政官员占据34%，其余多为非金融类的国有企业人员，所在行业涉及电信业、烟草业、石油业、证券业、交通业、旅游 业、服装业以及其他商贸投资领域。 在本报告中，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另一方面，报告梳理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司法机关治理“裸官”的历史脉络和政策延续，从中我们发现：对于治理的研究早已开展，不同层面的统计也在持续，防 治甚至带有惩罚性的政策和规定也已出台数部，但这些规定仍存在操作层面上不同程度的漏洞和不透明性。从依法治国的理念上，尚缺乏法律的规制和界定。
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
在新形势下，中国的反腐败工作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也到了一个关键当口。如何让反腐败规划和反腐体系更加健全完善，是当下各界亟待突破的议题。 报告一：“裸官”的概念 “裸官”一词“发明”自民间，初为中性，渐次变为贬义词。在目前的舆论争议下，亟须官方通过制度设计厘清“裸官”概念 概念诞生 “裸官”一词诞生于2008年。它的提出和流行，以及对于这种现象自民间到各级政府再到中央高层的渐次重视，实则正与中国反腐规划的进程互相映照、息息相关。 2008年6月22日，新华社经授权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年工作规划》，即中国第一个“五年反腐规划”。时隔十日后，2008年7月3日，一篇《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开始在网上广泛传播。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时逢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案发，文章评论道：“由庞家钰案，我们又很容易联想到诸多 先安排好妻儿乃至情妇出国，自己在国内‘裸体’当官，并使用手中权力将国家大批财产转移至境外私人账户的贪官。”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周蓬安如是道出初衷：为形容庞家钰案等类似现象，他一直想寻找一个抓人眼球的词汇，以期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关注。在这种情况 下，周将“裸体”与“做官”两词结合，制造出“裸体做官”的概念。此后经过网络发酵，这种说法被简称为“裸官”，并流行开来。 自此，“裸官”一词诞生。 在公众的语境中，“裸官”一词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周蓬安表示，创造“裸官”一词时，他的定位是中性词，随着“裸官”外逃案件增多，舆论和公众对“裸官”一词已更多地表达出贬义意味。
薄谷开来与薄熙来旧照
周蓬安认为，实际上，“裸官”不等于是贪官。只要清正廉洁，做“裸官”也并不可怕，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做“裸官”的动机不纯，并且不够透明。 “这几年，贪官外逃的案件越来越多，带走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大众对此议论颇多。尤其是涉案金额高达亿元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妻儿早已移居美国，为 其生育一子的情妇也早已移居香港，在被中央纪委‘双规’前夕逃往境外。周金伙出逃前，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诉纪检部门自己远走高飞了，不要再费 劲找他。如此公然戏弄反腐机构，更刺激社会对妻儿都在国外、单身在国内做官者的不满。”周蓬安说。 官方语境 伴随“裸官”这个概念在民间的传播，该词随后也出现在了中央干部的表态里。这体现了虽然对于“裸官”尚无明确的官方口径，但中央已经关注到这一群体，这种民间说法也逐渐被官方默认与接受。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被记者问及“裸官”问题时表示，有关规定要求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公务员进行登记管 理，“但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裸官’的情况，就对这些同志高度不信任，恐怕也不行”。她说，“但是要加强管理，比如因私出国，比 其他人要加强一点措施。” 年全国“两会”期间，马馼再次表态，对于高官把子女送出国的现象，她个人认为，这个事情并没有统一的口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官员和公民是一样的，送子女出国并不是官员的特权。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表示，无论是政策上还是法律上，中国官方均未对“裸官”一词做出准确界定。目前，这只是一个约定 俗成的说法，实践中，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官员只将财产转移到出境机构，有的官员配偶子女定居国外，或者同时出现上述情况的，也有的官员将财产转移境外情 妇名下，他们都可以被称为“裸官”。当然，其中也不乏妻或子身在国外、官员自己在国内踏实做官的群体。 即便如此，不管“裸官”现象如何复杂、定义是否存在争议，其在民间和官方文件综合出来的特征已经明确。 结合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和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可知“裸官”被赋予了下述四个特征： 主体为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国有企业工作人员、金融行业工作人员、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包括人大工作人员和检法的司法人员；这些公职人员向国外或 者境外进行了资产转移；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当事人主体仍旧在国内工作。
图为2004年，薄谷开来陪同薄熙来观看NBA中国赛。
从这四个特征判断，“裸官”概念如李永忠所言，实则并无褒贬之分。但“裸官”一旦违法，其最主要的表现即为“隐瞒不报或者低报境外财产”；如果再涉嫌受 贿、贪污或挪用公款等贪腐犯罪，“裸官”危害便暴露无遗：这部分群体的身份为他们向国外和境外出逃提供了人身便利，这正是“裸官”的最大潜在问题。 报告二：“裸官”的发展 总结和梳理“裸官”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一现象对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危害 “裸官”的外逃，经历了发展、成型以及高发期，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重灾区。各个阶段或区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 产生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一家国企负责人——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以陈新国案件为例，使用了“策划携款潜逃”的词句。 需要说明的是，外逃贪官与“裸官”是一个交叉概念。目前也存在部分官员事发后仓促外逃的现象，这可以界定为非“裸官”。但是上世纪80年代诸如陈新国的案例，虽然从表征上看是仓促外逃的贪官，但他们是“裸官”概念的雏形。 在此之前曾有过政治叛逃之案例，但与陈新国“策划携款潜逃”的主客观要件都有着本质差异。政治叛逃案件也与时下的“裸官”概念无关。正是这样一批人“前赴 后继”为后来的典型外逃“裸官”积累了“经验”，即“防患于未然”而事前在境外或国外安排下眼线，这些眼线最可靠的即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上述报告未进一步披露陈新国在潜逃前是否在境外安排了“眼线”，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比后来的外逃“裸官”，他出逃比较仓促。其贪污、挪用公款280万元后，在广州用巨款购买假护照逃往泰国，后冒充港商潜返境内，被武汉市检察机关缉拿归案。 当时类似于陈新国的案例数量已不在少数。1991年湖北省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不少犯罪分子作案得手后携款潜逃。据荆州、黄冈、宜昌、咸宁、武汉、襄樊 六个地、市的统计，去年(1990年)有34人携款潜逃。”统计资料显示，1991年全国有上千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部分已逃往国外境外。
图为2006年，薄谷开来陪同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赴大连视察。
针对上述案件多发的现实，有关侦查机关在这个阶段对侦破手段进行了反思、分析和矫正。就此，最高检察院在1993年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严格保守侦查秘密，防止侦查对象畏罪潜逃。” 到了1994年，贪官向国外境外携款潜逃的案件骤增，最高检察院在当年的工作报告中描述了这些案件的基本特征。从描述中可以看出，此时外逃的公职人员已经比较清楚地具备了“裸官”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贪污贿赂等犯罪分子携款潜逃情况突出，有的犯罪分子备有多国护照，把巨款存到国外境外，犯罪得逞或罪行败露后就外逃。”工作报告中提到。 按官方口径，短短三四年时间内，外逃公职人员已经由仓促变为预谋和准备充分。这应和了犯罪心理学中的“横向感染”效果。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共追捕了600余名携款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其中19名嫌疑人的犯罪金额在百万元以上。 这一时期，以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原处长王建业的犯罪过程最为典型。 1992年1月至6月，王建业为深圳市原宝安县财贸物资公司审批办理了大量进口物资指标，他要求该公司经理李伟泉帮其和史燕青办理外国护照。同年6月9 日，王建业、史燕青分别化名“李亚平”、“余芬”伪造户口，并办理了结婚手续，以夫妻名义申办到泰国探亲的中国护照。同年10月，在李伟泉帮助下，王建 业、史燕青分别化名在境外办理了洪都拉斯护照。 时过一年之后，1993年7月4日，在被检察机关传讯后次日早晨，王建业从云南省西双版纳边境偷渡到缅甸，后逃到泰国。1993年9月20日，他在被泰国警方抓获后押解回国。 王建业等人的判决书显示，其利用职权收受他人贿赂美元、人民币共计949万余元。王建业、史燕青共同贪污150万元；史燕青倒卖钢材指标和美元外汇额度， 从中牟利201.5万余元。案件告破后，检察机关追回1000万元，冻结168万余元，扣押银行存款73万余元。 分析这一案例可知，这一阶段的腐败案件当事人，已经在向外逃之“裸官”方向发展并逐步成型。其特征可以总结为： 一、案发前，大肆贪污或者受贿，毫无节制和顾虑； 二、由毫无目的地的仓促外逃，转向提前充分准备，开始有序地转移资产、选择出逃国、安排境外国外的眼线，并开始斟酌眼线的可靠性，由安排朋友兄弟，向安排配偶和孩子的方向转化； 三、犯罪行为发生后，仍留待观望，以期得到利益之最大化。 成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类似事件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从以广东省佛山南海市口岸办公室原副主任汪峰、北京城乡(8.00,0.12,1.52%)建设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化学和广东省南海市置业公司原经理李继祥为代表的样本可以看出，此时已经到了“裸官”外逃的成型阶段。 外逃前，李化学担任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1999年12月案发后，北京市纪委开始审查其经济问题。感觉到危险的李化学经由深圳坐船前往香港，随后直飞到新西兰。无论是外逃路线还是目的地，李化学都经过了精心策划。 李化学提到六年前即做了外逃准备。1993年，他以申请参加悉尼奥运会项目竞标为由，携情妇前往澳大利亚，之后其情妇留在了新西兰。他在新西兰购买了高档住宅，与情妇在当地生有子女。 除了安排情妇作外应，他在澳大利亚的二哥、二嫂亦是其外逃的接应者，以他们为控股股东共同在当地注册公司。1995年，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将2700万元用于项目开发的资金汇入该公司。 2002年，李化学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和贪污总额达1333万元。据了解，此案也是截至当时北京市市属单位涉案人员级别最高、局级干部中涉案数额最大，通过司法协助缉捕、引渡回国的第一案。 无独有偶，涉案金额达3000万元的汪峰外逃国度亦指向了新西兰，这同样是其与妻子蓄谋长时间后确定的目的地。外逃后，夫妻二人以8万美元在新西兰奥克兰市购买了一家快餐店，并生下两个孩子。 李继祥的案件则完全具备外逃“裸官”之特征。其非法挪用4000万元公款后，于2003年经香港出逃至澳大利亚。在出逃的四年前，其妻儿已于1999年移 民澳国。他转移资产的手段也十分典型：将挪用款项通过调汇公司、地下钱庄或随身携带等方式转往其他安全账户，再转往澳大利亚购买别墅或存入家属账户。 总结第二阶段外逃贪官的特征，大致如下： 一、筹划时间长，准备精细； 二、外逃携款数额愈来愈巨大； 三、转移款项的手段越来越隐秘越成熟，地下钱庄成为他们最主要资产转移工具； 四、具备了妻儿在案发前移民国外的典型“裸官”特征； 五、外逃公职人员以国有企业负责人为主。 高发：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的几年，贪官外逃到达了高发期。 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下称《转移资产研究》)的报告确认：中国官员因为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 该报告同时披露，公安部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公布时间，中国已陆续缉捕到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公 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掌握的仍在逃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潜在的经济损失和他们实际非法转移的资金数额不能完全准确地确定。 上述报告记录的另一组数据更为惊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2005年8月，新华网刊发文章《外逃贪官带走500亿美元——专家：多管齐下打击》引述的商务部调查报告数据为：近几年来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 上述数据在2010年被商务部否认，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数据来源也遭到质疑，被认为是未经证实的网上消息，但至今没有一个权威部门站出来证实真实数据，从而导致中国外逃贪官的数量和携带款项数目成谜。 一组比较有明确消息源的数据是，2001年1月，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行动。新华社当日发布 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 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外逃贪官包含于在逃贪官的数量之中，但外逃贪官数量成谜，难以统计的“裸官”数量更是谜团。 公众对“裸官”数字的追问，自“裸官”概念出现伊始，便从未停止，但亦从未获得明确的官方答案。这个群体的规模，目前只能从各类零星报告中窥见端倪。但数据间的冲突，以及来自不同官方渠道的口径分歧，使得权威数据仍然显得暧昧不明。 年3月8日，马馼受访时表示，“恐怕这个统计数字(中国有多少‘裸官’)现在还拿不出来。” 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记载，2007年在境内外追逃追赃上，对在逃的572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已抓获4547名，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至年，通过 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 对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年境内外追赃和追逃的数字可见：2000年至2003年，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 元；2007年，人均携款约540万元；年，人均携款约480万元。上述六个年份中，仅追回的赃款总计即达540亿元左右，人均约480万元。尚未归案的 外逃贪官和携款数量，因为缺乏官方公开数据而难以统计。 在这一阶段，外逃的官员有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贵州省原 经贸委副主任卢万里、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河南省高速公路局原局长童言白等人。 这个阶段，贪官外逃已经完全具备“裸官”外逃的所有特征，其特点为： 一、携款数额陡升，向过亿元方向发展，其中资本性外逃增多，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金融稳定和市场安全； 二、外逃人员中官员数量激增，且级别越来越大； 三、追赃和追捕难度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反腐司法协助。 此外，金融领域内的国有企业高管或者关键部门的责任人，在外逃公职人员中所占比例庞大。这也成了影响中国金融稳定和形象的最主要因素。 金融行业重灾区 除了国有企业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携款外逃，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外逃，成为贪官外逃的重灾区。 在本报告所列举的59人的外逃“裸官”名单中，金融行业占据24%，涉案数额高达将近18亿元。这些人员中，年龄最小的案发时只有25岁(交通银行 (4.29,-0.03,-0.69%)宁波市分行办事员方勇)，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30岁至40岁之间，正值人生黄金阶段。 其中，中国银行(2.84,0.00,0.00%)广东开平支行外逃窝案即是典型。 2001年10月初，中国银行在首次对全国计算机实现联网监控时，发现账目存在高达4.82亿美元联行资金的缺口，事发地点被锁定在广东开平。当年10月 12日，银行方面发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经公安机关的紧急侦查，发现涉嫌挪用巨资的 这三任行长已潜逃到香港，随后转机到了加拿大、美国。 另一金融大案——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案，则将“裸官”的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参见《财经》2007年第5期“高山逃亡800天”)。 心思深沉，外表踏实的高山，给同事制造了一个假象：妻子李雪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女儿高山雪莲则在河南郑州的外祖母家。实际上，从2002年起，李雪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心理学；高山雪莲则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2004年12月，高山外逃。2005年1月4日，高山案发。此后查证，高山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据诈骗，涉案总金额超过10亿元。年8月13日，公安部网站显示，高山回国投案自首。 今年9月29日，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李东哲、李东虎、高山等七名被告人票据诈骗、挪用公款、合同诈骗、敲诈勒索、行贿、单位行贿、贩卖毒品、容 留他人吸毒一案。公诉机关指控，2000年至2004年间，李东哲、李东虎、高山伙同袁瑛、张立滨以非法手段占用26家存款单位存款276笔，共计28亿 余元，造成六家存款单位实际损失8亿余元。李东哲、李东虎所控制五家车行累计贷款总额8亿元，造成实际损失2亿余元。 除了开平支行窝案和高山案，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原主任丁岚与他人合谋诈骗1.76亿元，于1999年8月3日从泰国押解回国；中国工商银行 (3.89,0.00,0.00%)重庆九龙坡支行杨家坪分理处原会计陈新，自1996年至2001年间采取虚增账上资金、自制虚假单据的手段，将公款 4000万元挪入自己控制的账户中，案发前，携带现金及银行汇票等699万余元潜逃至缅甸、越南等地；此外，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原信贷员谢炳峰和 麦容辉、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交通银行宁波市分行原办事员方勇、建设银行(4.37,0.01,0.23%)瑞安支行莘塍分理处原副主 任金力成、建设银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和陈国强、农业银行(2.51,0.00,0.00%)要塞支行原行长孙峰等人。 综合以上案例可见，金融行业公职人员外逃，具备了以下特征： 一、犯罪金额在所有相关行业中最大； 二、犯罪嫌疑人熟悉资产转移和路径； 三、作案手段不为常人熟知，具备相当的专业性； 四、犯罪嫌疑人学历普遍较高； 五、严重影响中国金融稳定、市场安全和社会稳定。 报告三：外逃途径及潜在危害 通过对外逃路径的剖析，不难发现这些贪官一步步“裸体做官”背后的外逃动机。两者之间极易互相转化的特性，更显出“裸官”距离外逃贪官仅有“一步之遥”的说法，并非杞人忧天 “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也不一定外逃，不过，外逃贪官的外逃路径有迹可循：子女、配偶、亲友、情人移居—资金转移—择机外逃，呈现“三步走”的模式，实则暗合了“裸官”这个群体的内部特征和逻辑联系。 一、亲属先行 “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国外。对于预谋外逃的“裸官”而言，这种安排无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这一步并不难实现。作为在境内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的交换，谙熟此规则的中介公司，以及负责接应的业务客户、生意关系均是这一步的铺路石。 其中，子女的移居理由可以是留学，也可以是已经安排妥当的外出打工，配偶则通过陪读、商业生意等借口随之出走，甚至有时以假离婚的名义出境。这些官员只需熬到子女、配偶在留学或者工作过程中取得绿卡、加入国籍，最后一步就是其自身迈出国门。 例如，原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在出逃前，利用公司业务关系在美国为自己建立了生意关系，让其妻儿打理美国的生意并获得美国绿卡。这一模式同样存在于高山、蒋基芳等大案中，在外逃之前，他们的妻儿均已提前至国外学习与定居。 余振东则在案发前就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其妻通过已经接洽好的异国婚姻获得美国绿卡。五年后，当她与丈夫“破镜重圆”，一家人手持绿卡通关。同案中许超凡、许国俊也是以相同模式成功出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贪官的情妇也扮演了外逃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中，其将情妇安排在香港定居，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 情妇名下。相比这些“裸官”的原配，情妇的身份不仅更为隐秘和自由，在从事境外商业活动以及资产转移中，也更为便利。 二、资产随后 究其根本，“裸官”之所以受到严控和舆论的质疑，是因为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害。首要危害便是造成“资金外逃”的风险加剧。 总结外逃“裸官”案例可见，出逃前的大量资产转移不仅是必经步骤，也是“裸官”外逃的根本初衷。 转移资产的手段及方式多样，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种类：现金走私，由官员直接随身带出境；通过合法金融系统的现金交易、账户付款、海外业务、贷款和其他金融 交易实现交易套现；以贸易为掩护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过进出口货物，虚构或伪造进出口合同、海运单据、海关报关单和其他相关文件的方式套现；通过地下钱庄 系统转移资产；借助电子货币、网上金融服务以及股票期权、远期外汇汇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转移资产；通过设立海外空壳公司的方式转移资产和套现。 2006年，中央编译局主管的杂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刊文称，资金外逃是“生产资源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失”。除了加剧“资金外逃”的风险，上述文 章还认为，“裸官”的潜在危害还在于，给贪污腐败者提供了便利的退身之路，给其提供低风险获利空间，是对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刺激和引诱，将直接威胁党的廉政 建设，损害党的执政基础。 《转移资产研究》一文指出，“腐败分子向他国转移的财富被公认是外逃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外逃“裸官”向境外大量转移资金，甚至也会加剧金融 风险，冲击金融稳定。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巨额贪污、挪用并将资金转移往往会危及该机构的持续经营和公众信心，甚至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震荡——如广东开平案和 高山案就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转移资产研究》认为，首先，转移活动会造成资金的异常流动，影响利率和汇率的正常形成，扰乱金融市场，干扰国家的宏观调控。其次，以资产转移为目的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会使有关行业不遵循市场规律和国家产业政策而调整，造成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和经济动荡。 仅从曝光出来的外逃“裸官”的案例可见，动辄即有千万甚至几亿元、十几亿元的资金被转移出境。2007年12月17日，世界银行[微博]公布的一组数字表 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每年产生的腐败收益高达200亿美元到4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20%到40%，而且大部分被转移到发达国家。 三、择机外逃 外逃是“裸官”们“裸奔”的最后一步，但这一步仍然充满技术含量。 首先是获得出境证件的问题。根据2003年中央下达的关于加强出国证照管理的文件，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境要经过所在单位、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等一系列审 批，因私出国也要报经上级部门、人事部门批准。因而，目前公职人员的公务护照是由外办统一保管，对于私用护照，许多单位也要求工作人员进行统一保管。 已有的样本显示，这些外逃官员或制作假证、或持有多个护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护照。这些证照不在审批和报备之列，不仅导致单位无法对其进行监控，一人多证的现象，也给案发后追查财产、资料带来阻碍。 至于所列出境的缘由，除了最常见的养病、休假，官员外逃还经常发生于公务考察时。两者的特点呈现为突然消失，以及滞留不归。 例如在2008年，时任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在考察团结束巴黎访问回国前夕，留下字条称腰椎病痛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之后失踪，一直未归。 值得一提的是，“裸官”们的出逃时机，常常发生在纪检部门谈话之后。组织的谈话调查催生这些“做贼心虚”的当事人加速离开，由于缺乏对应的人身控制措施，等于是给裸官们的外逃提了醒。 报告四：监管趋严，需法律规范 防治“裸官”的规定陆续出台，但仍然存在操作层面上的漏洞。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强化对“裸官”的治理和制度设计，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虽然“裸官”概念出现不过五年，但中国对“裸官”的治理要早得多。 在2008年之前，中国对“裸官”的研究早已开展，不同层面的统计也在持续，对其的防治甚至带有惩罚性的政策和规定也出台数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在反腐和司法协助上的进一步加强，也让“裸官”外逃空间逐渐压缩。 以政策规范为主 有据可查的是，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下称《1995规定》)。虽然当时并未直接突出规定“裸官”，但这为下一步明确“裸官”现象做了一个基础性铺垫。 两年之后，1997年1月31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下称《1997规定》)。 这两部规定，构成了中国“裸官”治理规范的基石。 两者中，仅以标题内容而言，从“收入申报”延伸至“重大事项报告”，官员所需报告内容有所扩展。《1995规定》申报的范围是：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 贴及福利费等；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业单位的负责人承包经营所得、承租经营所得。《1997规定》报告的 范围扩展至六项，其中突出规定了“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和“本人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境)外活动的情况”。 此外，《1995规定》申报官员的级别为县处级，企事业单位也限定在一把手。《1997规定》将“领导干部”外延也进行了扩大，包含“各级党的机关、人大 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副县(处)级以上(含副县〔处〕级，下同)干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副 县(处)级以上干部，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国有中型企业领导干部，实行公司制的大中型企业中由国有股权代表出任或由国有投资主体委派 (包括招聘)的领导干部、选举产生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的领导干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干部”。此外，解释上述规定的部门，也由中央纪委和监察部扩展至中央纪委 和中央组织部。 《1997规定》被普遍视为中央关注和规范“裸官”问题的第一份明确性文件。但查阅各地在执行方面的文件可见，该规定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很多地方甚至到 2005年仍在下发《重申认真执行的通知》。上述通知忽略《1997规定》在当时已被废止的背景，同时强调对尚未申报的一并进行补报。 在《1997规定》废止后，2006年版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下称《2006规定》)于当年9月24日下发。新规定在官员报告范围上，继续进行细化，总数达到九项。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涉及“裸官”问题的就有六项。所涉条款包括：(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三)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四)子女与 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的情况；(五)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六)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指同财共居的子女，下同)私人在国(境)外经商 办企业的情况；(七)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担任外国公司驻华、港澳台公司驻境内分支机构主管人员的情况。 与《1997规定》相比，《2006规定》在文件名称上特别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这一说法。此外需要报告的官员范围增加了“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党 员干部”。如此变化的原因是，以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名义联合下发的文件只能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不能适用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追溯《2006规定》出台背景，其中时机值得玩味。自当年4月开始，一批高级官员相继落马或受审：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上海市 委原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等一批省部级干部被双规调查，安徽省委原副书记、政协原 副主席王昭耀也在此间接受审判。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年8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问题。中央政治 局会议指出，《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将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职责，明确需要报告的事项，确定受理报告的机 关，完善报告程序，强化监督检查，使这项制度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治理日趋严格 2010年是中国反腐的又一高潮期。当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2010年工作要点》——这是在该局成立三年后，监管“裸官”首次作为工作重点被提出。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推出了一系列办法加强“裸官”管理。2010年初，《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由中共中央颁布施行；1月11日至13 日，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通过的全体会议公报，提出了关于领导干部行为的五个“严禁”；3月底，中共中央制度反腐“再出重拳”，连续发布了《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201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 新华社在当时的报道中，将出台背景描述为：有的人“身在国内心在外”，通过为配偶子女移居的国家谋取利益而获得私利；有的人由于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 外，非法敛财时更加肆无忌惮；有的人将大量非法财产逐步转移出境，一遇合适机会便抽身外逃。这些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给党和国家利益带来严重危害，广大 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这份《暂行规定》将适用对象划为：所有国家工作人员，但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为规范重点；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含国有金融企业)中的工作人员 参照本规定执行；经组织批准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特需高级科技人才和通过其他途径回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不适用本规定。 随后，2010年7月，新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下称《2010规定》)颁发。 对比《1997规定》、《2006规定》和《2010规定》的申报内容，呈现出内容不断增加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处罚措施上，相关文件都规定了不实申报的处罚措施，且逐次严厉。 例如，《1997规定》明确，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等处理；《2006规定》明确，视情节轻重，对其 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暂行规定》明确，视情节轻重，采取批评教育、组织处理、追究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等方式予 以处理；《2010规定》则明确，可以视情节轻重，对违反规定的公职人员最高处罚可以至调整工作岗位、甚至免职。 责任后果的强化在中央对监管治理“裸官”进行整体制度梳理的同时，2010年前后，地方开始的探索方向则在于对该部分群体进行“从业限制”：明确规定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或“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的责任性后果正在成为一种规范趋势。 这种试水自特区深圳开始。2009年11月，深圳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提出，“裸官”不得担任党政部门正职。一年后，这种从业限制通过2010年7月公布的《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党政正职监督暂行规定的若干实施意见》被再次强调。 该意见明确，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同时，在市、区两级建立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情况年度报告制度，即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一年一报。 深圳市在市、区两级建立此制度的目的，是加强对“裸官”的管理，防止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侵犯的情况发生。这种做法具有制度开创性，并在全粤以至全国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年1月4日，广东省委发布《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担任党政正职和重 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两周后，在1月18日召开的广东省纪委全会上，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提出，“广东将构建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模式，加强对配偶 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的监督管理。” 同年9月29日至10月13日期间，广东省委、省政府相继印发了《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等八个文件。时任广东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张广宁当时公开表示： “广东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对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裸官’和违反计划生育有关政策规定的官员，其提拔任用都有具体的限制，对一些不宜担任国 有企业领导的人员，则实行职位禁入制度。” 这种省级制度确立信号，催生了诸多地方政府的制度探索。在广东的广州、佛山、惠州、东莞等地，近两年均推出具体的实施细则，确立了这种限入、禁入的制度，而在执行细节上也做了突破尝试。 例如根据惠州、东莞等地的实施细则规定，每年1月31日前，县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需要集中报告上一年度收入、房产、投资、因私出国(境)、婚姻变化、计划 生育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有关情况。这种情况报告将作为干部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如果发现失实，将即刻停职再做调查。 这种思路，随后在广东之外的制度探索中也被借鉴。年4月，湖南省湘潭市纪委、市监察局出台了《湘潭市国家工作人员从业限制和利益回避暂行规定(试行)》。 针对“裸官”群体，这份规定也特意提出从业规制：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国家工作人 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2013年初，宁波市委组织部公布“后备干部公选征求意见”，对这种“限入”更是提前至选拔报考环节。这份规定中明确提出，“有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或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受理报考。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表示，对“裸官”监管已日趋严格，这首先体现在，“裸官”不能担任重要部门主要领导，“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共识”。其次，已经是主要领导的“裸官”，首先要求其让配偶和子女回国，如果未能兑现，则该领导便要调离原来职位。 报告五：监管手段和机制的强化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有关部门对‘裸官’都会进行记录和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现在想跑出去很难了。各级组织部门和领导机关对官员‘裸没裸’大体上都掌握了，可以说有的还是很准确的知道。” 登记排查与智能反腐 根据上述《暂行规定》，2011年，对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全国性排查开启。排查意图重点规范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甚至包括离退原职的干部。 这次排查虽然不仅仅针对“裸官”，但仍可以视为一次对“裸官”的全国摸底。如果官员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包括取得外国国籍，或获得国(境)外 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除了如所有人需要提交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外，还需要提交另一份境外配偶、子女情况的报告表。 表格内容包括所持证件及证件号码、移居原因及方式、移居费用和资金来源、在国(境)外的住址、在国(境)外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这张表格被称作“裸官报告表”，由官员本人填写、签名、密封后直接交县区组织部，之后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虽然截至目前，这些数据尚未对外公开，但此举对加强组织对于“裸官”个体的监督具有重大意义。 将“裸官”作为特殊群体的集中管理制度尝试，也催化了各地的强化监管手段。 2011年9月，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云南、黑龙江十个省(市)开展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其后，浙江省对配偶或子女中一方移居海外的公职人员，也就是“半裸官”再次进行专项排查。 这种传统的纸质申报模式，在有些地区已进入智能化试点。 根据广州市番禺区纪委在2013年7月24日的通报，已开发出的番禺区智能腐败信息系统包括行政执法电子监察系统、党政机关智能反腐信息系统、公有企业智能反腐信息系统以及农村廉情预警智能反腐信息系统等多个子系统。 其中，区管干部配偶和子女移居境外，属于需要即刻进入系统申报的重大个人变动——当有类似变动发生，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提醒纪委发起监督。 金融机构监测加强 “裸官”外逃的首要迹象是资产转移。根据这个特征，加强对“裸官”及其关联账号资金流的监管，可以有效阻止“裸官”外逃。目前，金融部门的监测已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据《转移资产研究》一文披露，目前，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已依法集中收集了国内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汇机构等 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数据。 对于可疑数据，目前央行与纪检监察、公安和检察院等部门正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以便于向执法和司法部门提供相关资金的交易信息和可疑线索。在监测对象上，央行也正根据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建议，建立扩大对重点区域和人群的监测。 其中，重点地区有：中国周边及邻近国家，比如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非洲、拉美、 东欧一些反腐法制不健全或与中国未签署引渡协议的小国，如斐济、厄瓜多尔等；香港、澳门等主要中转地区；还有重点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 岛、萨摩亚、百慕大等。 这些地点因路途便捷或司法体制的差异，均是外逃贪官的首选目的地。 此外，金融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也被作为重点监测的敏感行业。 其重点监测对象有：对涉嫌腐败资金类地下钱庄的监测，对跨境携带现金的监测，对进出口未核销企业的监测，对假借佣金或其他服务贸易名义外逃资金的监测，对 利用企业间关联交易向境外转移资金的监测，对海外投资年检违规名单的监测，对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转移资金的监测，对利用银联卡向境外交易转移资金的监 测等。 当下，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主要监测流程是，形成专门针对腐败分子跨境转移资金和洗钱的监测规则，由电脑通过查询、关联、匹配、比较、测定、跟踪、筛 选等过程，形成涉嫌腐败的跨境转移资金和洗钱交易主体排名表等。其次，将涉嫌腐败名单置入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数据库，并分级别设置：一级名单为直接参 与腐败活动的人员名单，二级名单为一级名单的关联交易主体。 国内协作机制建设 除了与银行部门合作的加强，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也已经密切化。2010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新闻通气会上介绍，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已形成惩防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合力。 李玉斌表示，目前，中央和国家机关17个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联合下发了建立惩防体系建设联席会 议制度的有关文件，确定了工作程序。财政部针对承担的7项牵头任务，分别与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建立分工合作制度。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 安监总局等单位，利用联席会议这个平台定期与协办单位研究工作。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 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这被李永忠称为“防范腐败官员外逃端口前移”。他认为：“现在大多数的‘裸官’已经出不去了，能出去是个别现象。因为有关部门对‘裸官’都会进行记录和采 取一定的监管措施，现在想跑出去很难了。各级组织部门和领导机关对官员‘裸没裸’大体上都掌握了，可以说有的还是很准确的知道。” 加强国际协作 治理“裸官”难题，势必要涉及境内外多方的政治、外交以及司法协作。由于各国国情与司法体制迥异，不仅案件定性存在分歧，国际引渡也并不顺畅。“裸官”们出逃易、追回难，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一种现象。 为实现国际间的协作治腐，2006年《联合国[微博]反腐败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这是目前国际上双边、多边反腐败条约中内容最全面的公约，同时确立了资产追回机制，为国际社会共同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框架。 2006年是中国取得反腐败国际协作突破的一年。同年3月31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超过10亿元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在广东受审，成为中 美建交以来，第一例经过美国严格法律程序并由美方押送回中国审判的“外逃贪官”。一个月后，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约，这是 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 2006年7月下旬，时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周永康访美，中美双方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的联合声明》，决定进一步加强在缉捕逃犯、打击洗钱以及遣返非法移民等执法领域的合作。 根据监察部网站2013年7月1日消息，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黄树贤，在研究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工作协调小组的会议上表 示，中国利用这一平台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13年5月，中国已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 引渡条约。 不过，虽然国际引渡是打击外逃贪官的最佳方式，引渡却往往受到死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等国际惯例的制约。近年来，有关追溯外逃贪官的国际协作，正从引渡这种单一模式，向更全面的司法协作演变。 2011年9月14日，广东省南海市置业公司原经理李继祥因洗钱罪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高级法院判决入狱26年。此前由于中澳两国缺少引渡条例，难以实现引渡贪官回国受审，中澳双方在展开长达五年的司法协作后，成功利用贪官外逃国家的法律来追究刑罚、追缴赃款。 此案中，中澳双方达成共识：根据中方提供的材料，澳方联邦警察对李继祥以洗钱罪立案并展开调查，由澳大利亚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澳警方需要将中方提供 的所有证据，按照澳方法律转化成符合规定的形式；对其非法所得，将由澳方的《犯罪收益法》进行追缴，追缴后的财产将返还给中国政府。 年10月4日至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为期四天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六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10个国际组织的900余 人与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贯彻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六章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国际联合反腐的工作日趋紧密化，将极大压缩 贪官外逃的空间，震慑仍在国内存在外逃可能的“裸官”们的行为。 另据公开报道，最高检察院已与75个国家的司法、检察机关等签署了83个双边合作协议或合作谅解备忘录。 报告六：制度前瞻 对“裸官”的规制从党纪党规转入立法轨道，让预防腐败的议题走向法制化。不过，要想“裸官”问题获得根本治理，仍有待在国家层面的强有力的反腐败法律出台 机制不足 虽然针对“裸官”的监管日趋严厉，但年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0()》却从操作层面分析了目前监管措施上的不足。 这份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制作，此前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间，这个小组专门针对“裸官”问题，在23个省进行了调研。 报告指出，对“裸官”进行规范的文件大多数仍然是以党的文件形式出现，这表明规范“裸官”运动是从党内掀起的。但公职人员并非都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公职人员特别是非党员领导干部该如何规制？这在目前还是一个空白。 其次，针对“裸官”的大多数规定都未明示申报内容是否应对外公开，内部式监管特点突出。报告认为，这种内部式而非外部式的监管方式是现有“治裸”规定的最 大问题，“这导致一些治理‘裸官’的政策，仅是书面报告有关情况。此举虽加强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却未涉及外部(民众)对内部(官员)的监督，使申报失去 了最重要的监督途径”。 再次，从各种规定来看，公职人员需要申报的内容主要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境)外的情况，但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实质内容，即“裸官”的境外财产情况。报告指出， 考虑中国现有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无力赡养在国外定居的配偶子女，也很难负担配偶子女在海外求学的费用，要求申报其海外财产既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来源进行 监督，也可对其合法财产加以保护。 此外，报告还认为，各种条例、规定或通知还存在范围不统一现象。例如，对于什么是“不如实申报”，谁负责核查，怎么核查，若不如实申报如何处罚方面等含糊其辞，没有标准和可操作性，这减弱了对“裸官”监管政策和规定的执行效果。 细究中国监管“裸官”的方式方法，现有机制的问题还在于： 其一，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等部门虽已多次对全国不同级别的官员进行了财产和身份信息，包括对官员家属财产和身份信息的统计，但至今未公布结果。 其二，官方研究和治理早已开始，但“裸官”概念出现至今，有关部门态度一直含混，虽有多次涉及，但语焉不详。以目前的反腐态势，亟须“裸官”官方概念、标准和惩处措施等法律层面规制的出炉。 上述问题至少造成了以下三方面的影响，导致不能将“裸官”公然置于民众和舆论的监督中，也不能依法治之： 一、因为不透明性，导致公众知情权缺失，进而引发各方猜测，引发争议。 二、因为缺乏官方概念，某种程度上会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导致吏治紊乱。 三、因为治理规范多以政策为主，缺乏法律上的制度设计，在反腐败国际化日趋紧密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缺有效对接机制。 巡视与立法 2013年，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反腐现象，是纪委的强势发力。严管“裸官”干部，已被高层领导放入明确目标。 在今年初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此外，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这种抽查核实工作，与今年中央巡视制度的强化相辅相成、同步展开。2013年5月，全国共有十个巡视组分赴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新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的第一轮巡视。 目前的党内巡视制度启动于1996年，2003年8月，中央巡视组正式成立。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以及《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建立巡视制度 的试行办法》，中央纪委向地方和部门派出巡视组，巡视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在每届任期内开展一次至两次。 巡视的主要方式有：听取汇报、列席有关会议、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民主测评、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受理群众信访和专题调研等。 今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要对党的纪检体制进行改革，并改进中央和省区 市巡视制度。相较往年巡视制度显著不同的是，此次中央巡视组对巡视组组长实行单次授权，巡视组也不再依照过去的地方、企业进行区分。 在今年的巡视工作中，除了通过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找寻腐败线索，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 个人重大事项也成为了巡视的新手段。在中央纪委的动员下，多地方纪检部门也同步展开了省内的巡视工作：其中核查当事人是否属于“裸官”，正处在必查项目之 列。 2013年9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集中发布了十个中央巡视组向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反馈巡视情况的相关信息，这意味着第一轮巡视已经告一段落。 这十个组反馈的巡视信息反映出对于一把手监督缺失、钱权交易、带病提拔等重要问题，但对于“裸官”信息抽查的反馈，未见到明确表述。 李永忠认为，今后中央巡视制度在空间上、地域上的覆盖面会更大。各级组织部门和领导机关目前对“裸官”的情况大体已掌握，在中央纪委加强发力的背景下，对“裸官”干部的组织监管和信息掌握将更为详尽。 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向是，对于预防腐败的地方法规今年起已经开始试水。 2013年8月1日，中国首部预防腐败地方性法规《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在广东汕头正式实施。 该法规规定，对于非因工作需要，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均移居国(境)外的，该人员将不得担任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正职，也不能担任 其他重要单位的正职。此外，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每年向有关部门书面报告婚姻变化、家属移民、家庭收入及财产等情况，同时建立抽查制度。 紧随其后，2013年10月1日起，《珠海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也已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得提任 区、镇、街道办事处党政正职，不得提任市、区党政工作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正职及权力集中、腐败易发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此外，该条例同样明确了个人 重大事项报告机制。 不过，与党内规定类似，这两部法规对国家工作人员提交的书面报告事项亦未作公开安排。 从法治建设的现实而言，其意义在于以正式法规代替红头文件，将对“裸官”的规制从党纪党规转入立法轨道，让预防腐败的议题走向法制化。不过，要想“裸官”问题获得根本治理，仍有待在国家层面的强有力的反腐败法律出台。 他山之石 对于中国进一步规范和治理“裸官”现象，部分国外的尝试经验或可为“他山之石”。 据新华网转载俄塔社报道称，2011年12月2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制宪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以437票赞成、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法案，禁止官员在国外拥 有不动产和银行账户，违反规定的官员可能面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案还规定，拥有海外资产的上述人员在2013年6月1日之前要注销其海外账户，转让其不 动产，并规定只有在脱离公职三年之后方可在国外开设账户或购买不动产。 由此可见，在“裸官”治理中，中国与俄罗斯主要存在以下差别： 其一，对主体的规范。俄罗斯的有关法案中，“裸官”的主体界定为：各级公务员、军人。一般而言，中国对“裸官”的级别限制在处级以上。 其二，对客观行为的规范。俄罗斯的法案规定，各级公务员、军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外国境内的外国银行拥有或开设账户，在国外拥有或购置不动产，购买或 持有外国公司的有价证券等行为均属于禁止的范围。但依据中国目前的规范，官员海外财产虽属于需要登记的范围，但并未明确禁止的范围和原则。 其三，行为责任的规定。俄罗斯法案规定，符合“裸官”构成要件，将被课以500万-1000万卢布的罚款，或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在最多三年之内不得担任公职。而目前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责任规范。 俄罗斯上述法案，无论在概念外延、构成要件和课刑等方面，均为打击“裸官”开创了刑法规范的先河。据该俄罗斯国家杜马制宪和国家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维亚切斯 拉夫·雷萨科说，官员“原则上不应拥有海外账户和资产……不允许一条腿在俄罗斯，另一条腿在国外，这是不对的”。若借鉴俄罗斯的经验，“裸官”概念的官方 化，应成为构建腐败预防体系的重要内容。 不论如何，在立体的反腐措施中，对“裸官”构成条件、性质、特征和分类，以及对“裸官”的矫正、补救和处理，应提上议事日程。“裸官”概念不应当继续隐于文件之中，而应当公开化，以便于更大范围内的监督。 官方还应当继续深入对官员财产和子女是否境外就业、定居的调查和统计，并适时做出顶层设计，对拒不纠正和客观不能做出改正的此类官员的职务和行动给以合理 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才能让无“外逃”之主观准备的“裸官”及时矫正其行为，安心于本职工作，以利于吏治之稳定；也能最大程度和范围内掌控主客观具备 “外逃”特征的“裸官”动向，并适时采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