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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大陆政治禁歌]怀旧之中国大陆禁歌系列
子乔 楼主
2016-03-04 13:28 怀旧之中国大陆禁歌系列 子乔 历朝历代都有违禁品，百年以来，歌曲是其中的大宗。我朝更是禁歌众多，有红、黄、蓝、黑、灰、绿等色，可谓“六彩缤纷”。如崔健的《南泥湾》是红的；邓丽君的《给我一个吻》是黄的；赵传的《英勇勋章》是蓝的；罗大佑的《侏儒之歌》是黑的；阴三儿的《老师你好》是灰的；能跟台独扯上关系的作品，算是绿的。 所谓“禁歌”，并不是说谁唱就逮谁，没那么厉害。这些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是曾经禁止，现在已经解禁或半解禁，有些则仍然处于完全禁止状态。有些是被文化部禁止，有些是被地方有关部门禁止。有些歌曲本身没问题或问题不大，而MV有不和谐的内容，连累了歌曲和演唱者。还有些是作者的身份敏感。 “禁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禁止出版发行、禁止在任何渠道传播，另一种是允许出版发行，但禁止在主流媒体（比如电视）上传播，而在某些音乐网站上则可以找到，这可以称为“半禁止”。不过，“半禁止”的歌也不是所有网站都能无限制地提供，有的网站会以版权为由拒绝提供，有的不提供歌词，有的提供歌词但不能播放，有的则禁止分享……等等。 下面选取了29首有代表性或者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禁歌（当然不可能全选了），其中相当一部分跟“大风波”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请先记下这几个字），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一、罗大佑（3首）和郑智化（1首） 二、beyond（3首）和达明一派（2首） 三、崔健（5首）、唐朝、张楚、何勇（3首） 四、张雨生、赵传、苏芮、陈升（4首） 五、阴三儿（2首） 六、邓丽君小姐（5首） 七、李奶奶（1首） 一、罗大佑（3首）和郑智化（1首） 1、罗大佑：《五十块钱》（http://www.kuwo.cn/yinyue/522060/） 罗大佑是中国流行音乐当之无愧的教父，同时也是中国摇滚和当代民谣的重要先驱。人们总是将他与崔健相提并论，如果从两者的最高水平来说，这是合适的。但有几点不得不承认：第一、罗出道比崔早得多；第二、罗的作品数量多于崔，平均水平高于崔；第三、罗在高水平上维持的时间比崔长；第四、罗的作品题材比崔更丰富；第五、罗对中国流行音乐（广义）的影响，整体上比崔大。当然，这里面客观原因——社会环境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罗大佑有很多政治题材的作品，大都曾经是禁歌，不是被小蓝、小绿禁，就是被小红禁。《五十块钱》就被百度音乐下架了，这里要感谢酷我音乐。同时，我认为它和《鹿港小镇》、《之乎者也》等一样，都是摇滚歌曲，如果摇滚不仅仅是指“硬摇滚”和“金属摇滚”的话。 2、罗大佑：《侏儒之歌》（只有歌词：http://baike.baidu.com/link?url=YRUE-6K_HW_0rT36a6qs2OzXZxkZaFutw8wfQFxoIUiXo1ontercYwIvsrlSiD2Gt_kyKlk9d5Naz-Nb5D54aq） “大风波”是中国当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亦孕育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毕竟艺术家都是需要刺激的。《侏儒之歌》至今仍被全面封杀，网上找不到任何音乐资源，不解释。感谢百度百科保留了歌词。 3、罗大佑：《首都》（http://y.qq.com/w/mv.html?_wv=1&vid=d0011yjw3w0&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这首歌的歌词和原版MV都有不和谐内容。MV我很喜欢，嘻嘻，不解释。 4、郑智化：《大国民》（http://y.qq.com/w/mv.html?_wv=1&vid=g00128ezcvh&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提到郑智化，人们最熟悉的是《水手》、《猩猩点灯》或《别哭我最爱的人》，但我一直最喜欢这首《大国民》。这首歌在海峡两岸都一度被禁，至今仍无人敢公开翻唱。但我认为它属于反腐题材，正好适应当前的形势，建议萱萱大力推广，春晚连反腐相声都有，没有反腐歌曲，真是遗憾。当然，原词“小小的岛国”考虑不周，可以改为“小小的台湾”，或者干脆把背景换成中国大陆，以激发人民群众配合反腐运动的热情。链接是飞碟原版MV，比较少见。 二、beyond（3首）和达明一派（2首） 5、beyond：《长城》（http://y.qq.com/w/mv.html?_wv=1&vid=p00112h3x3r&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致敬beyond，缅怀黄家驹。深邃的思想，厚重的底蕴，悲悯的情怀，一腔热血，商业上也比较成功，综合来看，略强于唐朝和黑豹，堪称华人乐队No.1。这首《长城》在最近的综艺节目里有翻唱的，但那是国语版，粤语版的歌词很不和谐，据说也跟“大风波”有关。后期的beyond属于“流行摇滚”，有人认为是“伪摇滚”，这是他们眼界有限，把摇滚等同于“硬摇滚”或“金属摇滚”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大乱之后，国门甫开，港台文化乘虚而入，迅速填补空白，风靡中国大陆近30年。怹老人家一方面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一方面又视港台文化为洪水猛兽，堂堂怎能任由蛮夷横行呢？于是就拼命贬低港台文化，比如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在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这算不了什么，但却可以说是文化领域最大的谎言之一。 我们承认中国大陆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毕竟底子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折腾几次也败不光，但恢复起来毕竟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靠贬低同胞就能解决问题的（但有些东西恐怕永远也恢复不了了）。先不说大学的排名香港曾长期领先，一个金庸，就把多少大陆文化人给比下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港台无摇滚”，虽然说这话的人都是摇滚粉，在大陆也属于被压制的人群，但这句话却也是在贬低港台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摇滚内部的偏见。我认为beyond不但摇滚，而且摇滚，那是非常的摇滚。 6、beyond：《大地》（http://y.qq.com/w/mv.html?_wv=1&vid=q00159wqks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大地》由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但不是黄家驹唱的，而是黄贯中唱的。粤语版1988年发表，国语版1990年发表。什么？黄贯中是谁？星爷您总知道吧？丫有个前女友之一，叫朱茵，也就是紫霞，她现任老公就是黄贯中。唉，非逼着我兜圈子，就跟说窦唯是王菲的老公似的（这个已经过期了）。这首歌是两岸关系题材，问题主要出在MV上。 词作者刘卓辉的叔公是国军老兵，失散了近40年，1988年才找到，再加上台湾当局从1987年开始允许老兵返乡，刘卓辉就写下了这首歌词。那年头香港人真爱国呀，真的。回归前就这么关注两岸关系，实在令人感动。歌词本身没什么，但MV里穿的是解放军军装，这就犯忌了。一帮香港二流子穿着军装唱摇滚，那还得了？后来有不少人翻唱了国语版，郑钧、赵传都唱过。国语版中的“他的故事我怀念”、“有一群朴素的少年”，应该是指国军士兵。不过，现在的两岸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小红来说，小绿成了主要敌人，小蓝则成了更加需要拉拢的对象，所以这方面的审查也宽松了很多。 国语版发表于1990年，粤语版MV也可能是补拍的，穿军装没准儿也跟“大风波”沾边儿。 7、beyond：《农民》（http://www.kuwo.cn/yinyue/1218772/） 这首歌据说也被禁过，怹老人家看那句不顺眼，咱也不清楚，是不是觉得丑化了“社会主义农民”？ 8、达明一派：《天问》（http://music.163.com/#/song?id=352022） 《天问》发表于1990年，也是“大风波”孕育出的优秀作品之一。相比其它同类作品的直白和上口，《天问》的词曲都别有一番韵味，这“中国风”可比周董早多了，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也仍然可以传世。达明一派的作品，多由刘以达作曲和编曲，此人相当有才。什么？不认识？唉，“法号梦移”您总认识吧？就系佢演的。歌词则由多由陈少琪、周耀辉、潘源良、林夕等优秀词作家完成，质量很高。达明一派在香港一度与beyond齐名，但在大陆普通听众当中，知名度并不是很高，究其原因，一是风格比较另类；二是政治因素更加突出。我认为达明一派的成就被严重低估了。 9、达明一派：《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http://www.xiami.com/song/1772701689?spm=a1z1s.3521865.23309997.1.swEEEL） 开头让您记住的那几个字还记得吗？嗨嗨。这首歌的歌词是一大串名单，开头有惊，结尾有喜。歌词还不算什么，题目叫做《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歌词和题目结合起来，就灰常NB了——咋理解都成。 三、崔健（5首）、唐朝、张楚、何勇（3首） 10、崔健：《南泥湾》（http://www.kuwo.cn/yinyue/224895/） 崔健是禁歌大户，而且是连人带歌一起禁的。政治和性，都是摇滚永恒的主题，因此犯忌的很多。没有几首歌被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摇滚人士。《南泥湾》怎么都禁？原因众说纷纭。摇滚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禁忌，更别说跟红歌扯在一起了。另有说法是，因为老崔的版本省略了“359旅是模范”的歌词，惹得怹老人家不高兴。可是，痞子唱法不唱您，您应该高兴才对啊！唉，唱您是亵渎，不唱您是抹杀，这可咋整？这首歌是导致老崔在80年代被禁的主要原因之一。 11、崔健：《一块红布》（http://y.qq.com/w/mv.html?vid=a0013oakmwz） 政治隐喻，不解释。借用王朔的话，他曾这样描述第一次听《一块红布》时的感受：“我都快哭了，写得透！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 12、崔健：《最后一枪》（http://www.kuwo.cn/yinyue/4994835/） 《最后一枪》本是描写“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怎么也成了禁歌呢？因为老崔旧瓶装新酒了，在一次演出的时候，跟“大风波”扯上了关系，不解释。 13、崔健：《红旗下的蛋》（http://music.163.com/#/song?id=63631） 老头更有力量，现在也一样。 14、崔健：《盒子》（http://www.kuwo.cn/yinyue/1939172/） 红旗、盒子、胜利者、砸了、撕破、脏话……据说这个歌在当时的磁带里没有歌词。 15、唐朝：《国际歌》（http://music.163.com/#/song?id=130133&autoplay=true） 国际歌？没弄错吧？没错，这首唐朝的摇滚版《国际歌》还真就被禁过。摇滚在中国大陆长期处于禁止或“半禁止”状态，而“红色摇滚”非但不被通融，反而会遭到加倍的限制。在我看来，唐朝的翻唱，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摇滚老炮儿丁武那高亢、嘹亮又略带嘶哑的嗓音，将这首歌诠释得十分到位，歌词也是国内通行的版本（国际歌原词比国内通行版多几段，内容更加不和谐）。其实，对中国来说，西洋美声唱法有一种贵族味——尽管那是人家的“民族唱法”——而唐朝的唱法更贴近大众，更象无产阶级的怒吼。然而，不知是出于对摇滚固有的偏见，还是歌词令人心虚，这首歌仍然被禁了。 16、张楚：《社会主义好》（http://www.kuwo.cn/yinyue/405180/） 歌功颂德的也禁？是的，听了您就明白了，不解释。 17、何勇：《姑娘漂亮》（http://i.y.qq.com/v8/fcg-bin/fcg_v8_mvout4web.fcg?cmd=1&format=html&tpl=mvplay&vid=d0017dti4of） 这首歌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多也就是“格调不高”而已，什么床啊，舌头啊（那位说了，你丫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啊！），但是有一次演出，何勇扯上了李素丽，这就完了，别说歌，连人都禁了。链接是1994年香港红磡现场版，就是在那时，何勇说出了“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都是小丑”的名言。作为摇滚粉兼张学友粉，当时听了那个高兴啊。 四、张雨生、赵传、苏芮、陈升（4首） 18、张雨生：《没有烟抽的日子》（http://www.kuwo.cn/yinyue/1025973/） （王杰版：http://www.kuwo.cn/yinyue/78695/） 这首歌是属于“半禁止”的，虽然翻唱的人不少，如王杰、阿妹、苏打绿等等，也很有名，但大家很少在电视上看到（即使有也属于漏网之鱼）。特别是近年综艺选秀节目盛行，翻唱了无数老歌，也没见到这首歌。它的问题出在词作者身上。在传入大陆之初，普通歌迷和怹老人家都没有在意它的词作者，以为是张雨生自己写的词。后来大家才注意到，词作者是一个叫WD的人。没错，不是重名的，就是那个WD。歌词是WD在“大风波”时期写的一首诗，由张雨生谱曲后，在（1988+1）年7月发表。怹老人家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这首歌已经比较流行了，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处理方式。当然，这也是很明智的，如果高调公开禁止，反而会使更多的人知道实情。王杰的版本虽然降了调，并进行了少量改编，但别有一番韵味，除去先入为主的因素，可以说并不逊于原唱。 19、赵传：《英勇勋章》（http://www.xiami.com/song/383515?spm=a1z1s.3521865.23309997.1.haC1Pz） 金嗓子赵传，在华语流行乐坛独树一帜。以高音著称的男歌手不乏其人，但象赵传这样在高音上还能保持十足的阳刚之气的，却极为罕见，巅峰时期的窦唯也算一个，还有谁？一时想不出。《英勇勋章》是国军的主旋律歌曲，又在“大风波”后被广为传唱，大陆自然是禁止的，但在辉扁大搞台独之时，在国军内部竟然也是禁止的。坚持蓝色理念的台湾同胞们，你们两头挨挤对，受苦了！我们大学军训时，有几个爱捣蛋的同学，偷偷唱过这首歌，可能是经常被共军呵斥的缘故吧。赵传的嗓子唱摇滚很合适，他也玩儿过乐队，也发表过摇滚作品，比如有一首《废话摇滚》，味道还可以。后来由于商业因素，就专搞流行了。不过，从近年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样子看，对摇滚还是很怀念的。 20、苏芮《牵手》（MV）（http://y.qq.com/w/mv.html?_wv=1&vid=L00908AewCb&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酥肉的《牵手》也禁？假的吧？真的！这首歌曾在2011年被某省某厅明令禁止在KTV点唱，同时被禁的还有邓丽君的《梅花》、陈升的《北京一夜》等37首歌曲。问题还是出在MV上，请大家从《牵手》MV的2分50秒处往后看，发现谁啦？啥？还不认识？您别光听歌，也关心关心国家大事成不？又逼着我绕弯子，阿妹您总熟悉吧？2000年她给谁唱堂会来着？结果让大陆封杀了3年。某省某厅还真是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谁干的？“日”后提拔了没？酥肉大姐倒霉啊，她与阿妹不同，这个年纪了，又是外省人，应该不绿吧？被唱片公司连累了。这是飞碟官方的原版原唱MV，对歌手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一批37首禁歌，蓝的、绿的占了不少。 21、陈升：《北京一夜》（http://y.qq.com/w/mv.html?vid=i0017vwggoh&hostuin=0&appshare=iphone_wx&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这首歌曾在2011年被某省某厅明令禁止在KTV点唱。怹老人家咋想的，咱也不知道。 五、阴三儿（2首） 22、阴三儿：《老师你好》（只有歌词：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65006767.html?mzl=qb_xg_3&mzl_jy=0&word=&hitRelateOptimi=&ad_test=&esqb_20per=2&ssid=05ba7869616f6865697475323030380e14&uid=0&tj=www_zhidao_normal_6_0_10_title&step=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上面都是老歌，来点您听都没听过，就被禁了的“新歌”。话说公元2015年8月10日，“为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净化网络音乐市场，促进网络音乐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文化部首次公布了一批网络音乐产品黑名单，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集中下架120首内容违规的网络音乐产品，拒不下架的互联网文化单位，文化部将依法从严查处。”（以上为转贴，嗨嗨，这词儿我可不会写。） 对于普通听众来说，这份歌单基本上闻所未闻。这还不算神奇，人们发现有一个叫“阴三儿”的，竟然占了120首中的17首！一时舆论哗然，哥哥我当时也是捋着胡子叹了一声：老矣！紧接着，只见各大搜索引擎和音乐网站上，“阴三儿”、“老师你好”、“北京晚报”的搜索量直线上升，达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我下手的时候已经晚了，网上找不到任何音乐资源，只有歌词。本文的29首禁歌中，只有罗大佑的《侏儒之歌》和阴三儿的这两首是这种国家级的完全禁止的歌曲。 “阴三儿”是一个北京的地下嘻哈组合，咱这把年纪，不知道也不丢人，咳咳。前面说摇滚不和谐，容易犯忌，但和地下嘻哈比起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西方也是如此。而且，中国摇滚目前已经与流行音乐（狭义）合流，连崔健都参加中国之星了，这也是识时务的体现吧。 23、阴三儿：《北京晚报》（https://m.douban.com/note/4859156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同上，国家级的严格禁止的歌曲，网上找不到任何音乐资源，只有歌词。 六、邓丽君小姐（5首） 24、邓丽君：《美酒加咖啡》（http://y.qq.com/w/mv.html?_wv=1&vid=c0013xedru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很荣幸地请到邓丽君来压轴！在华语乐坛，被两岸三地音乐人一致认可并推崇的歌手——哦，应该说是歌唱家——除了邓丽君，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港台艺人直到现在仍称之为“邓丽君小姐”，可见在人们心中她是永远年轻的。中国大陆除了极少数老人，对邓丽君也都十分尊重，拥有军方身份的主旋律歌唱家李双江、陈思思到台湾访问，都会去筠园拜祭。再如摇滚圈里的人，一般都看不起港台的商业化流行音乐，只有邓丽君和张学友是极少数的例外——当然，最近几年已经逐渐合流了——邓丽君逝世后，大陆摇滚精英唐朝、黑豹、轮回、臧天朔、郑钧等曾经出过一部专辑叫《告别的摇滚》，翻唱了邓丽君的十首经典歌曲，以为纪念。 对邓丽君小姐我就不评论了，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本文开头提到，我朝禁歌呈“六彩缤纷”之势，前面红、蓝、黑、灰、绿都有了，就差黄的了，让邓丽君小姐来补齐吧。她的歌还有蓝的和黑的，六种色儿她一人就占了仨，而且和崔健一样，她也是连人带歌都一度被禁的。 25、邓丽君：《何日君再来》（http://y.qq.com/w/mv.html?_wv=1&vid=o0011c5245g&appshare=iphone_wx&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何日君再来》，它和它的四位演唱者周璇、黎莉莉、李香兰和邓丽君，都是流行文化史上的传奇。一代影后歌后周璇就不多说了，黎莉莉是影星，她父亲就是曾经挽救了中共中央的著名特工钱壮飞，李香兰也是歌星影星，日本人，以中国人的身份为日本侵略粉饰太平。这首歌本来是一首情歌，歌词有些轻佻粗俗，但算不上黄，周璇首唱时也毫无政治意味。后来被选为一部抗日电影的插曲，用以表现女子送郎参军的情景。 从此，这首歌开始被各个政治集团所重视，时而传播，时而禁止，一会儿红，一会儿黄，一会儿黑，最常见的理解是：“君”是指敌人，是盼着敌人反攻。日本人那里，开始用来粉饰太平，后来怕是“何日（国）军再来“，又怕靡靡之音动摇军心，最后一看禁不住，又因势利导，篡改为“贺日军再来”。国民党那里，开始是抗战歌曲，后来随着日本人的态度，又将其视为汉奸歌曲。在我党眼里，黄是肯定的，而且跟日本人纠缠不清，又暗含着期盼阶级敌人复辟的意思，这黑色更是洗不掉了。当然，现在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解禁了，但在官方媒体上仍然极少听到。 26、邓丽君：《梅花》（http://www.kuwo.cn/yinyue/775998/） 前面说过，邓丽君小姐的歌在“六色禁歌”中占了黄、黑、蓝三色。前一首是又黄又黑的，这首《梅花》则是蓝的，深蓝。梅花是中国名花之首，是高洁坚韧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历代咏梅之作层出不穷，怎么这首歌却成了禁歌呢？没办法，谁让国民党、常凯申也喜欢梅花呢？还把它定为中华民国的国花，连特务组织不都叫”梅花党“吗？而且这歌正是国民党特务邓丽君唱的。前面的词也就罢了，最后一句亮了。 那位说了，毛主席不也咏梅吗？人家是主席，人家还跟美国人说“常凯申是我们的老朋友”呢，他不说，谁敢先说？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也没有法定的国花，表面上看是在梅花和牡丹之间难以取舍，咱们猜一下，是否也有上面讲的因素呢？就跟汉字简化一样，常凯申本来是支持简化汉字的，但被我党抢先一步，就只能放弃了，无论如何不能跟在GD屁股后面起哄啊。唉，内耗…… 2011年，《梅花》被某省某厅明令禁止在KTV点唱，不知其它地方如何。现在可以在网上找到音乐资源，算是已经“半解禁”（也就是“半禁止”）吧。 27、邓丽君：《中华民国颂》（http://www.xiami.com/song/1770864707） （费玉清版：http://www.xiami.com/song/1774082087） （张明敏版：篡改为“中华民族”，http://www.xiami.com/song/72793） 这首歌现在也已经“半解禁”，网上可以找到，但题目往往被篡改为“中华民族”（即使是邓丽君版），这应该是源自张明敏的翻唱（不过，张明敏的音色我很喜欢，他翻唱了很多费玉清的歌，但并不次于费玉清）。从我党的角度讲，解禁也是应该的。目前小绿是主要敌人，搞去中国化，课本里“祖国的最高峰”都给改成了台湾的玉山，后来马英九又改回了珠穆朗玛峰。在现在的台湾，坚持蓝色理念的人很不容易。这首歌提到青藏高原，提到喜马拉雅山，很有意义。你再禁，就等于是帮台独和藏独了。链接是无伴奏现场清唱版，效果仍然很不错（开头粤语对话求翻译）。 28、邓丽君：《给我一个吻》（http://music.163.com/#/song?id=27946598） 这个纯黄的，真黄啊！凑个数吧。 七、李奶奶（1首） 29、李谷一：《乡恋》（http://bd.kuwo.cn/yinyue/4195098） 每年春晚都是李奶奶的大轴，咱这禁歌系列也得请李奶奶来结束。李奶奶是身跨戏曲、民族、流行三届的歌唱家，尤其是文革后中国大陆流行唱法的先驱。李奶奶的唱法跟现在的流行唱法有很大区别，现在听起来仍然比较传统，但在当时已经属于离经叛道了。《乡恋》诞生于1979年，被誉为中国大陆文革后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也是当年著名的禁歌，1983年春晚时被解禁。链接是后来重唱的版本，原始版本的网上资源音质很差，遗憾。 【全文完】
篇二:[大陆政治禁歌]禁歌的故事
导语：近日，文化部公布了一批网络音乐产品黑名单，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集中下架120首内容违规的网络音乐产品。回顾历史，禁歌并非什么稀奇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有因各有原因、理由被禁止的曲目，甚至一些历史的风雨际会竟因一首歌而改变。
歌者，咏也。汉高祖平黥布还都，路过沛县，邀故人同饮。酒酣之时，刘邦乘兴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直抒胸臆，无限豪迈。曹孟德得胜乌桓，临碣石而观沧海，一时兴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古圣的诗中有世界，英雄的歌里有江山。 但是，歌曲毕竟不是王侯将相的专利，它有着市井草根的一面，照出了升斗小民的悲欢离合。于是，就在雅与俗、庙堂与乡野间，有了这么一场关于“禁歌”的战争。 古代的禁唱令
自元代开始，政府就以立法的形式对演艺行业做出了严格限制，刑法规定：“大恶：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禁令：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唱淫词决杖：立集场唱淫词犯人四十七下，社长主首邻佑人等二十七下。”那个时代，违制妄歌的，轻则廷杖，重则处死。 相比于元代，明朝对于文艺市场的控制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居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为善者，不在禁限。”帝王将相，不能唱；古圣先贤，唱不得。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文艺政策，而《大清律例》对于曲种又有了一套更明确的说辞：“严禁演唱佛戏，民间丧祭之事诵经礼忏，仍听自便外，其有违制，加以丝竹管弦。严禁秧歌妇女及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驱回原籍。若有不肖之徒，将此等妇女容留在家者，有职人员革职，照律拟罪。”佛戏不能碰，秧歌不能跳，吟游诗人不符合国情。如果要唱，请回家唱。 除了法律，政令也是一种手段。政令不同于法律，多了些临时性的意味，这自然与帝王自身的好恶相关。明英宗当政时，京城里流行的是《妻上夫坟》《小寡妇上坟》这样的小曲，英宗以为不吉利，下令“五城兵马司禁捕”，断了“坟戏”的活路，予以全盘禁绝。而像明宪宗，明武宗这些好听个杂剧戏曲的帝王，常常会网开一面，不仅不禁，反而鼓掌欢迎。 禁歌的权力，不止于中央，地方上的王侯也没闲着。有一则关于平南王禁歌的故事，十分有趣。吴三桂入主云南，对地方土司政权实行严苛的剿灭政策。吴王剿水西，清兵入城，见人就杀，一时间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愤懑水西城的百姓，传唱了一首《万嘴歌》：皇仓多少水西米？皇库多少水西财？／我们三族水寨人，笔笔都在心里揣。／哪个官家心肠好？哪个官家心肠歹？／我们三族九寨人，睁眼识人看不歪。／古往今来几十代，吴王杀人万坑埋！／我们三族九寨人，铁板钉钉记心怀。／任你钢刀有多快，难断江水卷龙来。／我们三族九寨人，誓将儿头挂白崖！ 吴三桂听了这歌，大为光火，命手下人在水西城贴告示：“凡再唱此歌者，抓到校场五马分尸。”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告示虽然贴出了，但仍有不服平南王令的人。于是，吴三桂亲率兵丁到水西抓人，打算杀鸡儆猴，可刚进水西境内，就听到了歌声。水西境内，四面环山。空山不见人，只闻歌声响。清扬的歌声在林子里飘荡，从云端降落，就是不见人影。突然，歌声一齐大作，一时间山摇地动，唬得吴三桂当夜就离开了水西。当然，这是传说了。
悖逆的歌会被禁，“三俗”的歌自然也不会被放过。 关于二人转的争议，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二人转的前身莲花落，便具有浪荡不羁的风格特点。莲花落源于隋唐，流行于宋，本是和尚街头化缘的唱词，可时间久了，就慢慢变成了乞丐卖唱谋生的手段。到了清末，莲花落的曲风发生了较大变化，多了一些风尘味儿。《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天津之唱莲花落者，谓之唱落子，犹之南方之花鼓戏也。其人大率为妙龄女子。登场数曲，于妓女外别树一帜者也。”京城里，唱莲花落的馆子日夜喧嚣，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其他梨园戏馆无异，但歌者却是声色俱佳的风尘女子，唱词也无非是些撩拨情爱的内容。雏妓们在一旁手持檀板，折扇，以手帕对舞，招徕顾客。 这种有伤风化，败坏艺术的“罪恶”，自然是躲不过朝廷的耳目。清光绪三十一年，政府颁布禁唱莲花落的律例：“北方之唱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系妙龄女子登台度曲，虽于妓女外别树一帜，然名异实同，究属流娼。貌则淫秽，词则多亵。一日两次开演，不下十人。”这场与二人转的斗争，清廷赢了。 除了这些“悖逆淫荡”的戏之外，也有因为戏唱得太好而被禁的。乾隆嘉庆年间，有一位昆生，叫米喜子，以扮关公见长。有一次，朝廷的御史团拜堂会请米喜子来演《战长沙》，这戏的开场就是关公以袖遮脸，徜到戏台中央，然后撤袖亮相。那一天，米喜子的状态出奇的好，只见他缓步走上前，一撇袖，惊得在场的御史们全都站了起来，以为是关公显了圣，不由得离座失言。等戏结束了，御史们赞叹米喜子的关戏实在是精妙绝伦，可又合计着这米喜子如关公附体，只恐今后惊了皇驾，又如何了得。于是，戏班被告知米喜子不适合在舞台演关公，这一禁就是数年。看起来，唱得不好，不行，唱得好了，似乎也不行。 近代的戏文审查 清廷实行新政后，因为担心旧戏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政府在文化上也相应地推出了一套“新文化运动”。1903年，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组织制定了《检查戏本肃清戏场规则》，要求各个戏班“先以其所有戏文呈验警察局，凡‘悖逆淫荡’、有害风俗者，应行禁止‘”。从此，戏文审查的历史大幕被拉开了。
到了民国，类似的禁令也是层出不穷。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曲种之一，为徽派的特色。黄梅戏也分不同分支，其中尤以“怀宁黄梅”为最佳。然而，怀宁县政府却发布了禁唱黄梅戏的民字第31号训令：“查黄梅小剧，词意淫亵，败俗伤风，莫此为甚。迭经严令查禁在案。近查各地一般流浪之徒，仍多不遵法令，设台私演。喧嗔扰攘，竟夕不安。以致口口口口口口，窃盗时有所闻。亟应重申前令，切实查禁，以挽颓风，而安乡里...合行，今仰遵照，严密查禁为要。”这戏，看来又唱不成了。 在政客的眼中，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有时，政治人物在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与爱国者们朴素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社会责任感也意味着政治上，甚至是生命上的风险。1934年，左翼团体民众歌咏会在上海组织救亡歌咏运动，一些年轻的，富于激情的文艺界人士，在“战斗的沸腾的欢乐”之中，到群众中间去教唱爱国歌曲，宣传进步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歌曲自然是有毒有害的。唱了就有通共的嫌疑，就有坐监杀头的危险。有一次，左翼青年们在四川北路的精武体育会礼堂开音乐会，刚唱到第二首歌，警察就纷至沓来了。一些青年堵着大门，向这些不速之客宣传救亡的道理，试图拖延时间，把音乐会开完。一些警察本是平津一带的人，对歌曲的内容感同身受，虽然觉得热血青年的行为有些幼稚，但也深表同情和理解，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如此，救亡歌咏运动仍然受到了当局的全面打压。上海的《每日新闻》《上海日报》等日系媒体纷纷发声，称救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如聂耳、冼星海等人都是“受斯大林津贴的危险分子”。上海方面也命令禁止演唱相关歌曲，将曲集全部没收。有些青年在路过吴淞关口时，会因为身上的一本《大众歌声》而被逮捕。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自然都在禁歌的行列之中，而音乐家孟波所写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也被当局以“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为名，下了禁令。
全面抗战爆发后，演艺界就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人唱的歌，日伪当局一般会禁止；而日本鼓励唱的歌，中国政府则予以取缔。有首歌却是个例外，被双方禁唱却又经久不衰至今。1938年，在一次同学联欢会上，作曲家刘雪梅即兴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这首曲子后来成了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名为《何日君再来》。因着周璇的演唱，《何日君再来》风靡大江南北。日本女歌手李香兰将这首曲子翻译成日文，将这歌传播到了日军中间，竟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可没过多久，这首曲子的日文版就被日本占领机关下了禁令，封禁原因是靡靡之音会使军队松垮筋骨，丧失斗志。随后，中文版也被日伪当局查禁，理由是担心中国民众以“何日君再来”的名义，抒发对中国军队的盼望和思念。尽管如此，这首曲子却仍然被传唱，日本士兵还把歌词改为“贺日军再来”。这一改词的行为让身在重庆的蒋介石非常生气，就亲自下令将未卖出的唱片全部下架销毁，电台不准再播此曲，全国禁唱。可怜的《何日君再来》，哪边儿都不落好。 台湾的戒严岁月
在国民党禁唱的诸多歌曲中，《黄河大合唱》算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以避免激化矛盾为名，下了禁令。然而，在抗战胜利后，黄河大合唱却难脱再度被禁的命运。1946年8月18日，上海新音乐社原定在辣婓大戏院进行“诗歌音乐欣赏晨会”上演出黄河大合唱，却被当局派人压制禁唱。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黄河大合唱》的禁令也一路跟到了台湾。1985年，台湾当局举行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活动，台防务部门已同意“成明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但在最后时刻为行政机构所拦阻，而被迫下马。1988年底，台新闻局召开抗战歌曲审查会议，虽然解禁了其中的《黄河颂》与《黄水谣》部分，态度却依然暧昧。新闻局建议相关团体不要做任何有关的演出，如有违反禁令的行为，则依法送办，而这一模糊态度自然遭到了文艺界的极力反对。 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宋楚瑜，从媒体获知了资讯，立即责成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协调工作，并做了如下批示“依修改后演唱，并协调各有关单位取得共识，以维政府机关之尊严，以显示政府尊重艺术家专业主张之目的。”1989年6月25日晚，在宋楚瑜的推动下，《黄河大合唱》在诞生四十年之后，在宝岛再度唱响，一些有过抗战经历的老年观众激动得留下热泪，纷纷随声合唱，场面感人。
除了《黄河大合唱》这类的红歌被禁外，像《美丽岛》《橄榄树》这样的民谣也未能幸免。1976年，在淡江大学的一场校园民谣演唱会上，李双泽一曲唱罢，拿起身边的一个可乐瓶问大家：“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李双泽的质疑并没有得到学生们的响应，而是换来了一片哄声。“既然要唱我们自己的歌，那我们自己的歌又在那里？”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李双泽。于是，就有了这首承载了许多台湾历史与文化元素的民谣--《美丽岛》。 不幸的是，台当局以“为匪宣传”等原因封杀了这首曲子。1979年，美丽岛成了台湾一家党外杂志的名称，而在同年九月，发生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在混乱之中，有人便唱起了这首歌曲“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美丽岛事件使得这首曲子成了敏感词，被彻底地打进了冷宫。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美丽岛》才得以重见天日。 “各位同志，我很喜欢一首歌叫《美丽岛》，它的歌词讲到：‘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洪秀柱的竞选文宣，让我们睹见了历史风雨因一首歌而改变。如今，“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都回来了；那些失去的河林山川，都回来了；以往的海和天空，都回来了。《美丽岛》身上的政治印记已渐渐褪去，回归到了那一篇澎湃而耸峻的故事，回归到了那一段诚挚而素朴的声音，那是一份时代记忆，那是属于一辈辈青年人的生命图腾。 摆脱极左的大陆文艺 在海峡对岸同样也经历过禁歌的风波。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全国文艺界对“黄色歌曲”进行批判，这也成了文化反右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今天耳熟能详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都成了被禁止的“黄色歌曲”。评论文章认为，《小燕子》带有明显的“娇声嗲气”，带有“黄色”甚至是“色情”味道。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歌曲成为了审查的重点，如《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都被列入了禁歌。 文革开始之后，这种“禁止”日趋激烈，所涉及范围也不仅为流行音乐，很多传统民俗及少数民族歌曲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孝歌是中国传统民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十月怀胎歌》《目连救母歌》等，传播地域广大，影响深远，也被认为是封建糟粕而明令禁止，云贵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唱山歌的习俗也被列为非法活动。
《目瑙斋瓦》是景颇族的创世史诗，起源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时期，关于祭祀太阳神和天神的曲词，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目瑙斋瓦》卷帙浩繁，又加以是口头方式流传，所以掌握的人并不多。文革时期，《目瑙斋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遭到了禁唱。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已无人能完整吟唱，流传千年的《目瑙斋瓦》永远地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不得不说，这是难以挽回的损失和遗憾。 进入80年代，文艺路线逐渐摆脱了极左思维，逐渐走向正常化。然而，有一首歌也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1980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栏目播出歌曲《乡恋》，李谷一的演唱缠绵悱恻，相思不绝。很快，这首曲子就传遍了街头巷尾。在赞美声之外，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一位主管相关工作的官员指出，《乡恋》抒发的不是对祖国河山的健康怀恋，而是一种靡靡之音，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又出了个李丽君。 一时间，在全国文艺界展开了对《乡恋》的讨论。1981年，《人民音乐》发表长篇文章，将李谷一的《乡恋》做了禁歌的定性。自此，《乡恋》自广播电视中悄然消失了，李谷一也不再被允许演唱《乡恋》。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首次春节联欢晚会，观众们打进电话点播《乡恋》。导演黄一鹤考虑到在春晚演出禁歌，是捅天的大罪过，不敢自作主张，就让工作人员把观众们的声音转达给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吴冷西得知后，表示先缓一缓。没想到，观众们的电话源源不断地打了进来，《乡恋》的呼声越来越高。吴冷西一跺脚，“播！”。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李谷一含着眼泪，激动地唱出了久违的乡恋。那一刻她明白，这一片深情，终于得到了解放。
多少历史的风雨际会，竟因一首歌而改变。艺术的，必将归于艺术，凯撒的，终将归于凯撒。
篇三:[大陆政治禁歌]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禁歌与禁书
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禁歌与禁书
犹太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戒严时期的台湾，“人民一思考，当局就蛋疼”。道理很简单，当年国民党就是要让人民脑残化，先把人民培养成
傻A的弟弟，然后再告诉你，你还不够聪明，所以我抱着爱民如子的心，来指导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样管起来才方便。所以，文化产物这种一直能影响人类
思维的玩意，自然就要抓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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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歌吧！歌曲有阳春白雪，自然就有下里巴人，不管它是高雅还是媚俗，其实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气氛与人的心理。照理来说，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可是
在那个神经紧张的年代，当局常常过度敏感，以至于单纯的歌词被扭曲解读，因而遭受禁唱。明显一点的理由比如意境淫秽、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那作词
人、演唱者也只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可是严重的理由如“为匪宣传”、影射政治、挑拨“政府”和人民的感情等，这时歌曲相关人士头都大了。现在统计起来，从
20世纪60年代开始，共有898首各类歌曲被禁，数量惊人。
有什么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禁歌理由，我们来看看被禁的都是些什么歌。
1949年，国民政府带了一批各省人士来台湾，在一路奔波、颠沛流离后来到这个小岛，思乡情绪难免。
所以当初在外省人社会，很流行以前在上海滩那些流行歌曲以解思乡之愁，电台也喜欢播放，比如《何日君再来》、《苏州河边》、《天涯歌女》、《等着你回
来》、《西子姑娘》之类上海歌星的歌，想想那时当局那么敏感，魅影重重，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通通不放过，怎么能容忍这些“作者滞留匪区”的歌，唱这些歌简
直就是“附匪而歌”。而且，那时候正是最需要提高民心士气的时候，提倡的振奋军歌不唱，居然去听这种词句消极颓丧，影响军心士气的歌，所以这类1949年
前流传在大陆的流行歌曲就被禁了。
还有很多著名的抗战歌曲，包括《黄河大合唱》、《东北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因为这些歌曲的作者大多留在大陆，因此也遭禁唱，许多抗战歌曲就此深埋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那好，要提高民心士气是吧！所以有很多亢奋的歌曲出现了，比如有一首歌叫《保卫大台湾》。
保卫大台湾 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 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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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节约生产 支持前线 我们已无处后退 只有勇敢向前向前
波浪涛天 海涛惊险 大海是敌人送死的坟墓 金澎舟山是我们海上的钢拳
敌人来一千 我们杀一千 敌人来一万 我们杀一万
（节录）
这首歌够激昂了吧！这还是1950年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反共抗俄歌曲”第一名，是公认的“反共文艺第一声”，也是日后“反共文学”的原型。
可是这首歌后来也被禁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人唱着唱着，越唱越感觉不对，这“保卫大台湾”怎么唱着唱着听起来就像“包围打台湾”了，兹事体大，于是火速被禁掉，标准马屁拍到马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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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台湾很穷困，正从战火中脱离，一切都在重建中，社会物资供应波动很大，民众生活都很困苦，一般本省民众也是过得苦哈哈，就出现了很多描写小人物生活
百态的歌曲，比如《卖肉粽》、《收酒矸》（收酒瓶），因为这些歌真的写到百姓心坎里，又好听，所以马上就流传开来。《卖肉粽》这首歌描写做小生意的人都会
沿街叫卖的情况。
自悲自叹歹命人 父母本来真疼痛
（自叹是苦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爱）
乎我读书几落冬 出业头路无半项
（供我读书许多年，没想到现在找不到工作）
暂时来卖烧肉粽 烧肉粽 烧肉粽 卖烧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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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一日一日贵 厝肉头嘴这大堆
（东西一天比一天贵，家里要养的还那么多）
双脚行到欲称腿 遇着无销上克亏
（脚走到都快要不能动，卖不出去又亏本）
认真再卖烧肉粽 烧肉粽 烧肉粽 卖烧肉粽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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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首歌不久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警总前身）”发现后，马上就发文通令禁唱。理由是：这些歌暗示政府无能，导致人民生活困苦（本来就无能，何需暗示）。
还有些歌曲，因为“东洋味”过重，也产生问题。当时台湾很喜欢拿些日本歌曲来重新配词翻唱，比如闽南
语歌星文夏的歌，如《男性的复仇》、《夏威夷之夜》就被以东洋味过重，或词意不雅被禁（现在看来，这些歌的歌词还真的很狗血）。还有《妈妈我也真勇健》、
《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也保重》，明明是想念母亲的歌，歌词反映的是农村青年到城市打拼的思乡之情，却也被以歌词不健康、是日本东洋曲调和“在军中想
念妈妈会怀忧丧志”等理由被禁。尤其是《黄昏的故乡》，后来许多流亡海外的“黑名单”人士，每次聚会都必唱这首歌想念台湾，所以在当局眼中更是禁忌。但像
这些“妈妈系列”的禁歌越禁反而越红，后来甚至被推崇为反抗威权政府精神的歌曲。
当时查禁的理由可真是五花八门，毫无规则可言，不能想妈妈，不能谈恋爱，也不能失恋，悲情的不行，太
欢乐的也遭殃。比如说有一首很欢乐的经典闽南语歌曲，由宝岛歌王洪一峰唱的《山顶黑狗兄》。（在闽南语里，“黑狗兄”指的是潇洒风流的年轻男人，而“黑
猫”指的是性感迷人的年轻女人。）
山顶一个黑狗兄 伊是牧场的少爷
透早到晚真打拼 牧场开阔归山拼（整片山）
嘴念明朗的歌声 透日歌声念未定（念：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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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的歌韵真好听 声好会念介出名
有听声音无影U Lay E Lee
歌喉声山岭U Lay E Lee
歌声幼软缘投得人疼U Lay E Lee（缘投：帅气）
U Lay E Lee U Lay E Lee
那么欢乐的歌，怎么会有问题呢？原来当局觉得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是吃饱太闲还是怎样，在山上那么开心高唱什么U Lay 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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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国语的政策，压缩了闽南语歌曲的生存空间。过去的国语流行歌曲是1949年以前做的比较多，这时期台湾本土创
作的国语歌开始强势起来，闽南语歌曲则被定调为“方言歌曲”，国语歌星逐渐形成气候，许多台湾小孩就是唱国语歌长大的。
在国语歌逐渐占领了音乐市场，对国语歌的查禁也多了起来，有查禁权的机关单位也多得不得了。警备总部就算了，什么国防部总政战部、国立音乐研究所、台湾省新闻处、台湾省警务处、“中国广播公司”、内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国民党文工会也都有权查处，最后由警总执行。
国语歌曲被查禁最多的是当时被称为“盈泪歌后”的姚苏蓉。她演唱的歌有三分之一左右被禁唱，包括很有名的《今天不回家》、《负心的人》等。那时候《今天不回家》这首歌红透大街小巷还是被禁。
徘徊的人 彷徨的心
迷失在 十字街头的你
今天不回家 为什么 你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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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
禁止它的理由很妙，说是“歌词颓丧，影响民心士气”，但事实上呢？在这首歌推出的前几年有一
首歌叫《家在山那边》，是一部主旋律电影的主题曲，男主角是一位云南的少数民族青年，最后回祖国去“为国效命”，结果街头巷尾都在唱“今天不回家”，但家
在山的那一边耶，我们要打回老家（大陆）耶，那怎么可以天天唱“今天不回家”？下场想当然尔，后来重新发行时，只好改成《今天要回家》。
类似的理由在更早以前的闽南语歌曲也用过，有一首经典的闽南语歌曲叫《旧情绵绵》，是这样写的：
青春梦断你我已经是无望 旧情绵绵心内只想你一人
明知你是有刺野花 因为怎样我不反悔
啊……不想你 不想你 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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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我又每晚梦 彼日谈情的楼窗
据说，就是因为“旧情”两个字会被联想为中国大陆，当时为了凝聚“反共意识”，怎么可以去想那个已经“沦陷”的大陆，歌曲还是难逃被禁的命运，说起来理由跟上一首《今天不回家》还真是有点矛盾。
谢雷的《苦酒满杯》也跟政治扯上关系，所以被禁：
人说酒能消人愁 为什么饮尽美酒还是不解愁
杯底幻影总是梦中人 何处去寻找他
我还是再斟上苦酒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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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很怕这样的歌词被对岸拿去做文章宣传说：“你看，台湾同胞真苦，天天都苦酒满杯。”
戒严时期对于演艺工作人员采取证照限制，很多歌星当时都是演唱了禁歌，就被取消证照，这下不能在台湾表演了，只好转往香港或东南亚一带发展。比如说文夏、洪一峰、姚苏蓉，还有“性感之神”欧阳菲菲，也是禁歌的大户，她最广为人知的禁歌就是《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 也会躲着我 它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被禁唱的理由竟然是歌曲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这首歌简直就是把“三俗”的意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欧阳菲菲只好远走日本。
还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首歌最早也是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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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儿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台湾怎么可能有野花？台湾当然没有野花，台湾没有鸡，台湾都是良家妇女，明显违背善良风俗。
照这种标准，现在《那一夜》、《爱情买卖》之类的歌如果在当时的台湾，肯定会被以“意境淫秽，妨害善良风俗”或“曲词狂荡，危害社教”之类的理由查禁。
当年，控制台湾文化事业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行政院新闻局，一个是国民党文工会，在那个以党领政的时
代，文工会当然是新闻局的老大，而文工会又是两蒋的传声筒（当然不排除有假传圣旨的时候）。照理说是新闻局执行，文工会推行，可是这文工会又常按捺不住，
想要过一过权力瘾，所以也常有捞过界的情况发生，反正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时国语流行歌坛有越来越多专家们认为流俗低劣的歌曲，
引发这些专家纷纷拍砖，说这是伤风败俗，靡靡之音。再加上当时台湾“风雨飘摇”，所以，这些文工单位一方面查禁，一方面又要大力推广具有“歌德派”、战
斗、净化意识的歌功颂德歌曲，规定电台跟电视节目一定要唱一定比例的“净化歌曲”，并且限播闽南语歌曲。
那时候歌唱演员必须要有证照，叫“演唱登记证”。以台北市来说，主管的是市教育局，歌星要领证，需具
备唱指定20支净化歌曲的能力，包括《中国一定强》、《美丽的宝岛》、《高山青》、《满江红》、《热血》之类的歌曲，申请之后，还要由教育局的督学来“面
试”，通过后才能领证。其实当时有很多歌星反对这个政策，但如果不配合演唱净化歌曲的歌星，“政府”就不发给证照，只能到“国外”演唱了，也真的有很多歌
星就这样去外面唱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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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要打压歌曲很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吊销演员证，后来电台普及，就直接从电台下手，这招狠，斩草除根。唱片需要靠电台播放才能畅销，电台不能播放禁歌，唱片就卖不出去，唱片公司与歌手就只能回家，这种手段让不少唱片公司破产倒闭。
那如何在一张已经录好的唱片上查禁某些歌呢？以前黑胶唱盘中的每首歌都有不同的音轨，假设一张唱盘的
第二首歌被禁，如果负责执行的警总人员不太敬业的话，就是直接用粗笔把禁播的歌名与歌词划掉，这样还是听得到。认真一点的人，就会在被禁歌曲的唱片音轨上
贴上黏性很强的小胶片，让唱针在播放时撞到胶片而跳针甚至毁坏，或是故意用刀片割坏划掉。
最强硬的方法是，由于黑胶唱盘有软硬两种材质，硬的可以直接用双手折毁，软质的因有弹性而不易折破，就拿喷枪在唱片上烧洞。
当年这些好听的歌曲，都被国民党以千奇百怪的理由禁唱，台湾人不知道也不敢去问被禁的理由是什么，可
是强权能打压通俗文化，却无法压制人心的骚动。20世纪60年代，美国热门音乐传入台湾，这种活泼自由的音乐借着美军在电台的播放，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收
听，比如猫王、披头士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年轻人又长大了，一方面对靡靡之音的国语流行歌曲不满，又反抗那种如嗑了药般亢奋的战斗歌曲，于是他
们高呼：“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开始了。
民歌清新又有思想内涵，受到知识青年的喜欢，从《偶然》到《捉泥鳅》，从《再别康桥》到《外婆的澎湖湾》，民歌在校园风靡一时。有像《橄榄树》这种唱出梦幻天堂情境的，也有回忆童年的《童年》，还有像《龙的传人》这种歌颂故国神州之美，反映出当时台湾政治气氛的歌曲。
有思想内涵的民歌，唱着唱着让人产生自我意识，这种结果当然不是当局想见到的，他们对文化创意有着戒慎恐惧的莫名心态。所以这些民歌虽然清新，却被盯得更紧。所以像由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造成轰动后，下场也是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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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据说审查人员认为这首歌的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会勾引听者思念大陆故乡之嫌，而且又反复提及“流浪”一词，好像在驱使年轻人离家出走去流浪，所以不能通过。
另一首包美圣的《捉泥鳅》也有问题：
池塘里水满了 雨也停了
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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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我等着你 等着你捉泥鳅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捉泥鳅
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
怪了，怎么看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呀！玄机就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歌词是被更改过一个字的，歌词
里的“小牛”原来其实是“小毛”。明明小毛就是很通俗的小朋友名字，偏偏审查者认为隐喻对岸领导人毛泽东，所以硬是改成小牛，这些人心里都想些什么呀，都
认为别人也是像他这样想的，真是离谱。
侯德健作词、李复建唱的《龙的传人》命运更是曲折离奇。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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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节录)
这首歌产生的年代，正值台湾风雨飘摇，“国民党政府”遭内忧外患的年代，所以这么一首振奋人
心的歌曲，在官方的授意下，一再传唱，以提高民心士气。可是这么一首当局喜爱的歌，为了配合政策还是稍微有改动，就在“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这一句，最原
始的歌词是“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这洋人当然是指跟国民党当局断交的美国啦！当初明明说“愤而断交”，还怕歌词刺激到美国，所以“洋人”改成“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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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唱呀唱，唱进了20世纪80年代，突然有一天不能唱了，好像没有过这首歌一样，原来是侯德健偷渡前往大陆，当局觉得脸上无光，就禁掉了。
民歌时代的歌手或作词者，对于国家和民族多多少少有着热切的情感，政治正确的歌曲也不少。侯德健还写过一首歌《山河还我》，这应该很合国民党官员的意呀！不幸还是被禁了，原因是：“歌名违背‘还我河山’的习惯讲法。”
蔡琴与李建复合唱的《意映卿卿》，禁！理由是：“这是革命烈士对他妻子说的话，名称不妥当。”
知名作家张晓风写的词《中国在我心里》，禁！理由是会使人想到“我的家在长江，我的亲人在黄河”，但“政府”不让我们通邮通商。
在民歌运动流行的同时，文化界也有一股“回归乡土”的风潮，文学界在那时候有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辩
得热火朝天，也刺激了一些台湾本土的文史工作者，开始做闽南语老歌解禁的努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很多优美的闽南语经典老歌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现
在要努力将它们救回来。
比如说经典老歌《四季谣》，最早歌名叫《四季红》，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禁！孙燕姿翻唱过的《天黑黑》，分明在影射什么，禁！《望春风》，望什么春风，禁！《补破网》，台湾人民在“政府”英明领导下怎么可能那么可怜，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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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老歌才在更改部分歌词妥协或重新审查后，始予解禁，重现于民间。
而说起“禁歌之王”，《何日君再来》这首多朝元老当之无愧。最早说这是“贺日军再来”，后来又说这是“何日军再来”，不同朝代不同政权都能自己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当局也慢慢知道大势已去，对歌曲的控制不再像以前那么
严格。这个时候会受到当局关心的歌曲，肯定都是比较充满社会关怀，反映社会变迁的歌曲。像罗大佑这类人，就常受到来自当局深情的“关爱”眼神。解严之后，
会禁的歌更少了，后来有一张由黑名单工作室推出的专辑叫《抓狂歌》，其中有首爆红的歌《民主阿草》。
透早出门 天清清 归阵散步来到西门町
（清早出门冷清清，干脆散步到西门町）
看到归路的警察与“宪兵” 全身武装又构向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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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整路的警察与“宪兵”，全副武装向前走）
害阮感觉一时心头冰 害阮感觉一时心头冰
今嘛已经民国七十八年
咱来借问矣警察先生 是不是要“反攻”大陆准备战争
（节录）
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个各种街头运动不断向体制挑战的年代，各样的议题百花齐放，这首歌用念歌的方式来狠狠嘲笑诸多政治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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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几年前的某个夏天午后，我昏昏欲睡，这首歌听着听着，拍案惊醒，突然懂了一件事，原来让威权政治瓦解的，就是它的荒谬本身。
这首恶搞的歌传唱很广，让国民党很头痛，于是被禁掉了，这首歌成为台湾最后一首政治性禁歌，却意外大卖。这个《民主阿草》的主唱林暐哲呢，约过了十年后，捧红了陈绮贞陈老师。再过了十年，他又捧红了苏打绿，台湾一路从抓狂歌唱到小情歌，挺不容易的。
台湾最后一张被新闻局查禁的唱片，是1990年水晶唱片出版的赵一豪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
前不久，台湾办了一次“禁歌演唱会”，以前被禁的歌，一次听了个够。听着听着恍若隔世，走了一回台湾当代史，这种想唱就唱的感觉真的很好。想讽刺就讽刺，想嬉笑怒骂也可以，也没有人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指导，说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雅，什么可以听什么不能听。
话说回来，2005年，当局重新审查这些禁歌，有近三分之二解禁，我倒好奇了，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到底是什么样的歌？
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书是一种厉害的思想武器了，不管是高深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或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只要作者想传达的，跟某些受众群心理刚好契合
了，就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不管这个群体是多是少，都会让立场相悖的人感到威胁或不满。民主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包容，比如你爱韩少，我爱小四，不代表我们就
要互相敌视，而是要想办法努力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是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所爱。但如果像过去戒严时期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就是要你听他的，强迫你接受
他的单一价值观，当然就不能容忍这些偏离与“我”不同的思想存在了，在过去知识来源渠道没那么丰富的年代下，书本管制就成了控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方法，禁书
就代表当局不希望你知道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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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最早由禁书引发的事件大概都跟读书会有关。话说国民党在大陆吃了大亏后，痛定思痛，发现这个最早的火苗来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许多年轻知识分子
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对社会现实产生怀疑不满，原本零星的火苗居然可以烧遍整个大陆。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后，对于这种组织就特别留意，白色恐怖早期
许多案件都跟读书会脱不了关系。在日据时代就有偷偷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到了台湾光复初期又更多，这些天真又单纯的学生，真是一点都不懂国民党。到了“二二
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抓紧对台湾各方面的管制，突然之间，许多学生只因参加读书会，讨论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等书籍就这样消失了。1949年之后，又将
思想的管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与查禁歌的历史差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禁书禁的大部分都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家，称“陷
匪作家”，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还有鲁迅，因为他的立场明显左倾，所以也一并查禁。不仅是著作，就连他们翻译的书也一起查禁，简直就是把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艺视为毒蛇猛兽。
除了作家，还有很多留在大陆的学者和其学术著作，比如说写了《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写《古史辨》的顾颉刚。这些作家其实也挺冤枉的，于是有人为他们叫屈啦！是你老蒋自己逃得太快，作家追不上而已。
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图书出版是依据所谓《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来管理，这是《戒严法》下面的子法。这个法规定，所有的出版品都必须送警备总部审核，如果认定这个出版物有问题，除了不能出版外，就连出版负责人也要用其他相关法律处罚。
这警备总部根本就是军人组成的，书籍这种文化产物要让他们来审，简直是不伦不类。可是看在统治者眼
里，这也是刚刚好而已，因为警总是绝对服从领袖意志的，警总怎么干，就代表领袖怎么想，所以啦！反正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如果要查禁一本书顺便查了作者，还
不用跨单位协调，警总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办到底。比如说“《自由中国》案”就是好例子，杂志查完，人顺便也抓了。
国民党不希望人民知道的，恰巧都是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人类心理总是这样，只要是禁忌的东西，总是有种
地下情人般暧昧的刺激诱惑，只要尝了一次，就会上瘾，这就叫做偷。能获得那些知识，都好像偷来的一样。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偷火种，一旦火种外流，所有地
方就蔓延。当局自然也知道这点，认为被禁的书作者有问题，读了这些书自然也代表“思想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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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的台湾，收藏禁书的后果极其严重，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敬而远之。可是对爱书人来说，这种禁忌之爱就让人痛苦了。所谓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读
禁书最忌割舍不下，大肆宣扬，只能秘而不宣、守口如瓶，即使连挚亲好友也不能让他们发现，那种死命吞读，独乐乐的快感，就好像欧阳锋躲起来偷偷练九阴真经
一样。而读完之后，豁然开朗，通体好像吃了人参果般舒畅，这时又会有种想要把心法藏起来不让别人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掌握了别人不懂的禁忌知识的优越感。
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干，既然有人想读，禁书肯定是有市场的。甚至有些禁书根本是各学科的经典之
作，不读不行。你可以想象读哲学的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文训诂的不读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吗？这就跟读电机的不读马克斯?威尔，读经济的
不读亚当?斯密，看AV不看武藤兰，信曾哥却没听过《狮子座》一样荒谬。可是国民党当局谁管你那么多，纵观诸多原因，禁书还是有人印，甚至是半官方出版社
自己印。为了逃过当局的骚扰，这些书商就各出奇招，来跟当局大斗法了。
“本社编”跟“佚名”可能是戒严时期台湾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学者”经典的学术著作，比如正
中书局出版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同样把作者改为“本社编”的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
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大部头的书总是很疑惑，这些出版社怎么那么厉害，好像各领域的专家都有，都能本
社自己编。
有些翻译作品也难逃此命运，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传》，明明是最佳译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区”，所以他的译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书上绝对没印译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译”。
有些出版社稍微有点良心，会给你一点有关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
克”。不过巴金就是因为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才取笔名叫巴金，现在又把巴枯宁跟克鲁泡特金再合体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党人的取名逻辑一样。还有些出版
社会把作者的名字腰斩，朱光潜印“朱潜”，陈寅恪变成“陈寅”，大学者的名字突然就变得很有市井说书人风。
众多大陆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就是禁书销量的保证，可是鲁迅作品写来写去就那几部，卖
完就没得卖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众多大陆作家，什么沈从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鲁迅之名登台。读者读得开心，不知情者还很认真地在讨论鲁迅各时期的写作风格
与关怀点不同，鲁迅还在湘西混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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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陷匪作家”外，也慢慢开始有台湾本地或1949年以后来台的作家作品被禁，台面上的老一辈作家，什么柏杨、李敖、金庸之类，或是一些党外人士的作
品，都因为直接批评或被认为含沙射影地讽刺执政者而被禁。比如李敖出版自印的《传统下的独白》、《文化论战丹火录》等书。柏杨的十余本以“集”为名的书，
如《玉雕集》、《高山滚鼓集》也是同样命运。金庸许多武侠小说过去都是用别名，化名为“司马岚”、“迅翟”、“司马翎”，才有办法在台出版。而《射雕英雄
传》一书，因毛泽东书法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太有名，就让金庸被视为“附匪文人”，出版社只好将书名改为《大漠英雄传》。而当年的禁书之王还是李敖，
一百本里有九十六本被禁。
对文化产物的审查常常是神经兮兮的，就怕单纯善良的人民受到毒素的影响，所以也常捕风捉影、穿凿附
会，硬要找出理由来禁。大概是业务量太大了，所以书名取得有问题就直接禁，连内文也不看。20世纪80年代初，有本管理学漫画叫《领袖非天生》，就这样被
禁，当然审查单位不会告诉你被禁的原因，但理由想也想得出来：领袖是唯一的，是天上的星宿降临的，天纵英明，你说领袖非天生，莫非表示大家都可以当领袖？
摆明在鼓动叛乱，还好只是被禁，再早个几年，被依叛乱罪抓去关起来都有可能。
当局对内查禁书籍，也要防止禁书流入，无奈这些海关人员都不学无术，常常是凭自己感觉喜好乱抓一通，
原文书只要作者名字有点俄文风，比如可怜的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文书、Rachmaninov（拉赫曼尼诺夫）的唱盘封套，很多海关
只看-sky跟-ninov这种后缀的俄文风名字就先扣起来。
如果真的要进口一批书，比如时代杂志之类的，那只好缺页或用黑笔把敏感词给涂掉。这下好了，大家读了都知道那些是敏感词，本来没那么敏感，下次一看到这些黑黑的地方就自动过敏。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转播，台湾有一个举重选手叫蔡温义得到铜牌，简直就是台湾之
光了，可尴尬的是，金牌是大陆选手，颁奖的时候，负责转播的华视只好拿一块黑色的板子挡住大陆选手以及中国国旗。可能他们觉得百姓抵抗力太差，看到五星红
旗会瞎掉。就连小时候也曾疑惑过，玩街头霸王游戏时，场景是中国，总是有一块黑黑的不知是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不要让我们看见的五星红旗。
过去要买这些禁书，要在旧书店才能找到，很多熟门熟路的客人，经常是买了一堆其他不相干的书籍作烟幕
弹，其实中间夹的那本禁书才是真正要读的。而这些书店，许多禁书也不一定印得那么精美，很多甚至是直接翻印，再改个封面名字，掩人耳目，印刷质量低劣，却
十分抢手。老板也不一定卖给你，还要熟客才会卖，每次报纸上一刊登，那些书又被列入禁书时，这些老板就开始各显神通，赶快去找门路进货。许多不容于世的禁
书都静静地、隐秘地躺在这杂乱书堆的某个角落，等着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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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禁书销售管道，就是当时在各大学外围，总有如龙猫公交车般魅影存在的小货卡（台湾称发财车），载满了各种书籍，悄悄地来，又静静地去。
如果在晚上，它总是守在某个有点隐密又不会太隐密的角落，车篷下挂着一盏小小的昏黄的灯，发电机轰隆地响，老板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手拿书一卷，眼神看似
散漫，实则锐利地扫过四处。车里面大概都放了一本本鲁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书，还有李敖、柏杨、陈映真，另外也有《金瓶梅》、《玉蒲团》之类的书，
其他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些来路不明，当局不给你看的书。李敖的书最好认，因为他的书，封面几乎都是半裸女人，用来掩人耳目，有很多人本来要买黄书，结果
就买到他的书，本来前列腺要爆炸，读完之后变成头脑爆炸。
这些小发财车的老板也很潇洒，很多都是落魄屌丝愤青，你还可以跟他讲价，相反地，如果他不爽，也不会
卖给你。有时挑到一半，见警察远远走来，钱都还没给老板，老板就开着车跑了。现在想想，买禁书、读禁书与卖禁书，好像都有快感，那是一种无能书生对抗当局
的精神胜利法。这些粗糙滥印的禁书，影响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深远，贡献难以估量。
这些禁书真是越禁卖得越好，就像《达?芬奇密码》这本书，被教廷一抗议，就产生了极大的免费广告效
应。禁书也一样，越禁民众越好奇，越来越想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后来在80年代初，有个笔名叫“史为鉴”的先生，编了一本叫《禁》的书，里面指控国民党当
局数十年实施戒严，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本书让警总气得咬牙切齿，多次讨论要不要查禁这本书，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毕竟《禁》被禁，那真是自打嘴巴，一大
笑话。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慢慢开放。台湾禁书的主流是党外杂志，从《自由中国》、《文星》，一直到《美丽岛》、《八十年代》，终于迎来第三波高潮。各个
党外派系纷纷推出自己的机关刊物，宣扬理念。那时候，党外杂志的水平相当高，而且内容非常有趣，不仅仅只是抗议而已，有时候会有一些介绍劳工、社会主义等
左派思想的文章，也有很多是老外省人研究蒋家和国民党历史的一些内容。而有党外杂志，自然也有很多为了反制党外人士言行的“反党外杂志”，至于是谁支持
的，就心照不宣了。另外还有些根本就是报道政坛内幕小道消息的劣质捞钱杂志。天降大雨一样“哗”地一下来了，百花齐放，当局有点措手不及，抓不胜抓，这段
时间，可说是警备总部最忙碌的时期，要一直到解严之后才稍稍平静。
我第一次看到所谓的党外杂志，是在家里的抽屉瞄到的。我一页一页翻，既震惊又痛苦，“政府”那么好，
党外这些人太坏了，专门攻击“蒋总统”。我真的无法相信爸爸居然会去看这种反政府的东西，那时候有种人生观就要崩塌，却又还没崩塌的感觉，那种剧烈冲击只
有一直到国中第一次看到色情书刊才可比拟。可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没隔多久，我就已经帮忙去书店买党外杂志了。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他说自己小时候帮忙买党外杂志的经历：他都先跟老板偷偷说要“那个杂志”，这时候
老板会很例行地问：“你知道小朋友不能看吧！”默默地点点头，老板不从玲琅满目的杂志中找出来，反而从柜台书桌下面拿出一个已经用牛皮纸袋装好的杂志递过
来。可是，因为怕人看到，所以不能单买杂志，还要搭配一下其他东西，这时就可以趁机用爸爸的钱来买些彩色画册。为什么要小孩子去买呢？因为不太会被注意，
小孩子也乐意去买。听完之后，大家赫然发现，小时候好像都有这样被“利用”过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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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查禁党外杂志的项目叫“春风”，那时候，很多事警总已经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了，可编辑们还是要跟警总玩捉迷藏，搞得好像是阿富汗山里的塔利班分子一
样。每一期，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印，连社长都不知道，整个杂志社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负责监印的人。各地的印刷厂都有代号，每个电话号码都是代号，只有监
印的人看得懂，知道那代表些什么，好像在演谍战片，神秘得很。
依照出版法，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一本书要等装订好后才算正式出版，这样才可以查禁。
所以警总的人常常就守在印刷厂门口，书一装订好，就可以查扣。而为了反制警总，党外杂志送印时，也会派人到印刷厂“监印”，其实就是“护镖”，警总来查扣
杂志时，双方常演出拉扯推挤叫骂对峙的场面，印刷厂变PK场，双方都在抢书。
有些比较“敢”的警总人员，就干脆便衣行动，直接冲进印刷厂，抢走未装订好的杂志、样板和底稿，所以
印刷厂也会多准备几套版，如果这个厂的版被抢走了，还有其他印刷厂正在秘密地印着，这样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又或者警匪片看得太多了，
记好车牌，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飞车拦截，搞得党外杂志也要利用当时台湾盛行的高速公路黑车来送书。
那时候的党外杂志社门口，几乎都有一个用来烧金纸的桶子，那可不是祈求平安用的，而是专门烧作者底稿
用的。这些邀稿常都大有来头，报社记者肯定都知道很多内幕，可是外面报纸又不给登，于是就有不少记者在外面写稿子，他们不想曝光，所以有的用笔名，为了不
让他们的真名和笔迹被认出来，因此要把底稿烧毁。还有那些印刷厂，印这些党外杂志常常会被查扣，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老板其实也是支持党外的人士，有理想
才能这样搞。
毕竟警总人力也没办法一直负荷这越来越多的杂志，在多次交手后，两方也有一定的默契存在。常常警总也
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私底下，其他厂继续印，他们就不管，有时候双方也会谈判讲条件，各退一步，抽掉所谓“涉嫌煽动叛乱”的“不妥”词句，或者说，如果
预定发行1万本，通常会多印1000本给警总人员查扣。他们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好。因为不打不相识，偶尔还会出现与警总人员混熟，双方在动手前先哈根烟，聊
聊近况，展现出很友爱的温馨场面。咳！你说做一个鹰犬容易吗？要懂得社交还要会街头干架，真是吃力不讨好，慢慢地，查禁工作就交给地方警察去做。对于警察
来说，抓杂志又不是他们的本职，还不如去抓嫖娼简单，如此这般，警察在执行这些工作时，常有些阳奉阴违。
这专案名称取得也真够好了，“春风”，真是春风吹又生，党外杂志就在不断被禁又不断借壳还魂的状态中循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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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党外杂志从印刷到发行的流程，都跟当时不合法的黄色书刊差不多，这种猫捉老鼠的行动，一直持续到解严后几年。小的时候偷偷卖党外杂志的书摊，到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摆得琳琅满目，我那时问老板卖得如何，他只摇摇头苦笑：“唉……不比以前偷偷卖。”再过几年，政论性杂志也越来越少。现在台湾
政论性杂志，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出来，大概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去了。
那十年，对于台湾人来说是难忘的回忆，当初办杂志的人，有人仕途平步青云，也有人下海经商致富，当然也有人不得意，遂回家种田。还有一种人，为了坚持理念，生命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解严前后，也是两岸终于开始有接触的时候，对于大陆出版的书籍，借着学校学术交流研究需要之名进口，
警总对这种事也已经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很多在台湾上学的香港学生也专做这种掮客的生意，赚些零用钱花花。在大学图书馆里，以前大陆书跟禁书都会在“限阅”
区，也慢慢都移到一般分类里，本科生、研究生书架上有几本大陆出版的学术书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1991年5月初的某天清晨5点，在台湾清华大学，调查局人员趁着天刚亮，突破校园的层层保安机制，
直接闯进学生宿舍押走了一位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同学。清晨时分，宿舍灯光突然大作，风声鹤唳又鸡飞狗跳，吓坏所有研究生宿舍里书架上有大陆书的学生，藏的
藏，收的收，还有很多人干脆直接把书往窗外丢，白花花的纸片像雪一样落地，学校的气氛变得严肃紧张。过了两天才知道，这次行动不是针对大陆书的，那这就还
说得过去，要是学生手上有大陆学术书就被抓的话，那全台湾文史科系都只能关门大吉。
原来调查局认为这位历史研究生参加叛乱组织，手上会有叛乱书籍，所以就决定抓他。这次偶发事件，却意外引爆了轰轰烈烈的“废除刑法一百条（思想叛乱罪）运动”，这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最后一道槛，那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