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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北京高干子弟一:知情者回忆真实的北京高干大院
位于玉泉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大楼
因为王朔，“大院子弟”这事儿被拿出来热炒，鸡一嘴鸭一嘴，知道不知道都跟着哄。有人把冯小刚都列入大院子弟之列，说他的电影是“大院子弟最后的狂欢”。邪了，冯小刚恰恰不是大院子弟，家里普通老百姓，还是过得不好的那种。所以说，骂人家也得先搞清楚状况，要不然会被笑话。
“大院”是个独有的现象。五十年代开始，很多军队机构和国家部委在北京都有大院。说白了就是圈块儿地，弄上围墙岗哨，院子里边，上班居住吃喝拉撒全齐活。也就是自成一个小社会。大院有军队大院和部委大院，现在说大院，主要是指军队大院，因为文艺作品描述得太多了。
这些大院，到现在也还存在着。走西三环去北京西站，一过新兴桥，左手是空军大院，右手是海军大院。顺长安街往西去玉泉路，两边全是大院。
王朔那个大院，就在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
我也是大院里出来的，空军大院。空军的大院不止一个，这个是空军司令部大院，也叫空司，但一般就叫空军大院。此外还有个空政大院。小时候我分不清楚。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正好在发烧，在空军总院住院。地震了，我烧也退了，和一干小病号撤退到帐篷里，等家长来接。最后就剩我一个，原因是我父亲不在北京，我弟弟玩凳子把眼睛嗑出血了，我妈带他在大院门诊部看急诊。后来护士跑来问我：“有个空司的车，你上不上？”一下就把我问懵了，因为当时我只知道空军大院，分不清空司和空政。后来我一咬牙说上，还能在我军里丢了不成？就跟车走了，这辆车把我拉回了家。
因为受一些莫名其妙号称写大院的小说、影视剧误导，很多人觉得大院里的孩子，就是高干子弟、红二代、官二代。这是根本错误的。有位所谓的网络红人说，大院里住的都是少将以上，这就更缺乏常识了。大院里确实有高干，司令参谋长之类，都住在大院里面的小院中，另有一层围墙和警卫，那架势就像现在华谊兄弟住在园中园里一样。其他住在院子中的，负责警戒后勤的士兵干部住在军营，其他机关干部，根据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不同，住在宿舍楼中，面积不一样。比如我父亲，他结婚前只有个很小的宿舍，和我妈结婚了，就搬到略大点的房间里，9平方米。一扇窗子一扇门，这就是我童年的生活环境。
印象里，大院的宿舍楼，除了一楼有些单元房之外，2楼到4楼全是筒子楼结构。我家住的那个中1楼，一条走廊，共有7间房子，一个公共厨房，两头是两个卫生间。好像一共住了四五家人（有一两家有两间房）。房屋的质量是真好，全是苏联图纸造的红砖楼。
在大院里生活，还是有点小特权的。我那个时候，院子里有门诊部、操场、花园、军人服务部（就是日杂商店）、托儿所（收三四岁以下小孩）、小学、礼堂和体育馆。幼儿园不在院子里，在八宝山边上，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蓝天幼儿园。周一早晨班车把幼儿园的孩子送走，周六晚上再送回来，全是整托。要上中学，就滚出院外去了。
所以说，大院的生活系统基本是自成体系的，不用操心跑远路。但除了这点优越性以外，跟外边并无差别。买肉、买鸡蛋，和外面一样要划本儿，瓜子花生、烟酒糖茶、火柴肥皂什么的，也是定量供应。只是院子非常干净整洁，因为有士兵们打扫，而且一般情况下秩序井然，十分安静。
这是电视剧《大院子女》中的剧照
现在说说所谓大院子弟。大院子弟分层次分得很明显，主要是年龄层，一拨人聚在一起，是不和另外年龄段的小孩儿玩的。那些心怀天下志存高远在“文革”中闹得很厉害的主儿，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红二代官二代们，基本都五十年代初或更早出生。到了王朔这拨人，就没那么大志向了，他们长得懂事了是在“文革”后期，印象里，那些大孩子整天琢磨的就是打群架，不仅和外面的人打，还和别的大院的孩子打。空军海军俩大院门对门，经常打，海军几乎没赢过。另外就是拍婆子，也就是泡妞。都性成熟了。然后，基本的出路就是去当兵，这方面倒是比外面的小孩，有点特权，不过也相当费劲，得有不少周折才能成。
至于我们这拨，又比王朔他们小七八岁了，顶多也就是在院子里面组团玩打仗，撞拐、骑驴、推铁圈和攻城，还有就是剁刀、拍烟盒、瓷片儿什么的，女孩儿玩抓羊拐和跳皮筋。这些玩意儿，全城的孩子都在玩。等到我们长大了，改革开放了，考大学了，没工夫瞎折腾了。所以，论攻击性和战斗力，论优越感，大院的孩子们是一茬不如一茬，一蟹不如一蟹，一辈不如一辈，一阵不如一阵。
我父亲是空司一位部长的秘书，“文革”的时候，部长受到冲击，靠边站了，我爹的军官之梦也就到头了，下放，去部队，东奔西走，父母两地分居将近十年。小时候的印象，大院天天派人做我妈工作，让我们搬走。想想我妈一女的，带俩小孩儿，就是一普通工人，往哪儿搬啊？这事闹到我妈工厂厂长那里，要不说工人阶级仗义呢，厂长亲自带人来和大院谈判，讲“军民鱼水情”，愣是把搬家这事按住了。一直到70年代末，工厂才帮我家弄了间房，搬了出来，就此告别大院生活。
现在想起来，我这种大院子弟，对大院生活真没什么好印象。周末发电影票，没我家的。这就意味着周一一上学，同学都有的聊，我就得旁边稍着，插不上话。这对一孩子打击有多大啊？好不容易邻居叔叔多弄了张票，送我了，兴高采烈去看电影，路上有院里的大孩子说，小孩儿你几排几号啊，咱们换换票吧。结果票一给，那哥们撒丫子跑了。就说大院子弟也有不成器的，恃强凌弱成风。还有一次，是看露天电影，看完回家，突然觉得脑后一凉，头顶的军帽没了，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大孩子给抢了，没法追。卑鄙吧？现在想起来都牙根儿痒，觉得这帮人真孙子。
我大学毕业以后，疯了似的看电影买碟片，到现在还老爱往电影院跑，可能是对自己儿时缺憾的补偿吧。
所以，大院并不是传的那么邪乎。里面有高干，也有中下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家属。那些大院家属和大院子弟，多数也得和普通人一样，每天出门去赶车上班，为工作和买房发愁。王朔们也只能代言某一个阶段的大院。现在不少大院，人已经住不下了，只好到外面去和别人共建宿舍，围墙早已经打破。大院子弟与其他人并无本质不同，要说骄傲，只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军人。
本文选自腾讯大家
真实的北京高干子弟二:最真实的北京顽主领袖
近四十年来，“小混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18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200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顽主周长利
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笑得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40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告诉记者，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6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1966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今年7月这个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已经没有印象曾经有台阶了。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在80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40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10个兄弟，碰上了80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180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11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1967年到1968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90年代初曾经出过一套书，主角有“周奉天”和“边亚军”。书里的矛盾相当激烈，贫民出身的小浑蛋被造谣强暴了高干的女儿，引起双方仇杀。边作军说，“小浑蛋带过一个女孩子来玩，就是在中山公园一战，女孩是朝鲜族，不是玩的人，小浑蛋也从来不提她，所以我们都觉得挺神秘”。边作军只记得双方在划船，“对方让我们上去，我第一船桨拍过去，一个人的脑袋上‘滋’地冒血了”。边作军觉得很冤枉，“我们都太小了，那时都没人理女的，大家都是玩玩乐乐，也就是上公园，吃顿饭，看电影，为女人打架？我们打架没有什么冲突起因”。
边作军和小浑蛋相识，是在营救自己姐姐、姐夫的时候。边作军的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医官，起义后在“人大”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医务室工作。“‘文革’刚一开始，我们家就被抄家了。学校里的红卫兵把同学打死了。”身为老小，看着父母、哥哥姐姐全都挨整，边作军开始联络朋友救家人。“我姐姐、姐夫是小学老师，红卫兵说他俩和老校长关系好，保皇派，就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流氓。”小浑蛋和边作军并不相熟，却在人员安排、部署方面显得非常熟练，“那时起我就明白了，如果我不先出手，就得被人打死”。
边作军摸过去用瓦刀照造反派脑袋上就是一下，救出了姐夫，也因此被拘留97天，“那是我第一次动刀子，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裤腰上插两把三棱刮刀，“这个最常用，包上尖，好带”。刮刀有六七寸，最长一尺二，捅人的时候伤口不大，却很难痊愈，是最富时代特征的武器。小浑蛋和边作军都练过些身法，又都善于先发制人，但各自都受过重伤。“月坛公园我在后面抡武装带，没跑了，脑袋上被捅一窟窿，手、腿都折了，在家歇了两个月，红卫兵来抄我朋友的家，我断着胳膊还一只手拎着菜刀去茬架。”边作军的“鲁”让周长利很欣赏，“他对我说，咱们一块玩，要不玩出点名堂，在这个社会没法混”。
小浑蛋在红卫兵中名声很大，冲突多但是并没出过人命。后来有关死因的版本越来越多，“小浑蛋在‘老莫’吃饭，吃面包要抹酱豆腐，被红卫兵嘲笑了就打人”。“小浑蛋已经被红卫兵打得东躲西藏了。”“最后打死小浑蛋的是高干子弟王小点，但王小点没承认过。”边作军摇着头说，“谁都知道他，谁敢动？”边作军说自己永远忘不了1968年6月24日，“小浑蛋是因为我而死的。什么时候我也这么说”。
“前一天我们和王小点兄弟在西单碰上了。”边作军说，1968年6月23日，他和周长利、宝蛋等人在西单电话局的新源饭店，碰上了王小点和弟弟王毛点。王氏兄弟的父亲是1955年授衔的上将。“我们当时真是大孩子，一个人拿了把塑料枪，装电池就能亮的那种，互相打着玩。本来都擦肩而过了，毛点说，哥，这里有个宝蛋，前几天追我呢。宝蛋听见了一回头，谁他妈追你了？手上一把水果刀就扎毛点屁股上了。王家兄弟俩骑着自行车，一下子就把前面的钢丝锁卸了，追过来打我们，我看见旁边有一个木箱子，就卸了一条扶手抡了过去，王小点手一挡，把一块欧米茄表打飞了。王家兄弟一下子就跑了。”小浑蛋没动手，他教训我们，“你说你们，打不往死里打，人肯定得回来寻仇，得，咱们避其锐气，击其骨髓，明天咱玩去，躲开他们”。
边作军说，6月24日，他和周长利等人带着吉他在动物园集合。“我们有8个人，一起在动物园门口的早点铺吃饭，我先吃完，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王小点带人来了。”边作军把嗓子压低用沙哑的声音学了一句:“他们在这哪！”然后扭头就跑，“我们要去玩，谁也没带家伙，我身上还有一条苏式武装带，周长利就穿着学生模样的白的确良长袖衫和蓝裤子，红卫兵骑着车子一路狂追，我实在跑不动了，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面正好有两个解放军，我说，解放军叔叔，你们管不管，他们要打死我。解放军说，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看你们这帮孩子，前面趴着！两个解放军一前一后，保护着我得以逃生”。
“后来的事我是听小秋子说的。”边作军说，周长利带着人跑到一个墙边，就站住了往上托人，宝蛋等三个人跳了过去，红卫兵又追过来，最后只剩下周长利和小秋子被团团围在了天文馆前的马路上。“小秋子几下子被打昏死过去，虽然事儿是我惹的，但是红卫兵们只知道小浑蛋的名字，报名字是他，寻仇也是他。”边作军说小秋子最后的描述是，“小浑蛋被围了以后，看见铁道部的小谭子也在红卫兵里，他说，谭子，小点他们打我，你管不管？说着就把一把芬兰匕首递给了小谭子，小谭子一下子就捅了过去。”芬兰匕首一侧刀刃长，一侧刀刃短，和杀猪刀相似，上面有血槽适合放血。“我们也不懂哪是要害，打架都和起哄似的，谁也不知道哪刀要命。”小秋子是佛爷，被打得残废了修鞋，前几年也死了。周长利的朋友回忆他当时身上一共被扎了26刀。
边作军当时跑到了周长利的家，“等啊等，结果消息来了，说人死了”。边作军说他于是和周长利的父亲借了个板车，还有邻居、朋友一起去领回了尸体。“我们给他洗，衣服就和筛子似的。大拇指没了，身上刮刀、平刀的伤口没法数，脑门一窟窿。”拖到河边洗，就在河边停尸。周家的弟弟妹妹们都记得，“那天晚上，河边上黑压压跪了好几百号人”。当时的一句话是，“边作军四角城搬兵”，边作军将所有的大顽主都通知到了，要一起去东郊火葬场给小浑蛋送葬，“我们人手一把菜刀，那帮红卫兵有很长时间都不敢上街。但其实我们也没真弄死人，传说我们把北京的菜刀买空了，这就夸张了”。
到现在周秀兰也不知道谁杀死了哥哥。提起王小点的名字，周秀兰还说见过。“不高，头发没几根。”在学校，周长生的体育老师说，你哥哥是流氓头，死了大快人心。周家的弟妹们气愤又不敢说，“当时买大白菜的时候，街坊就说‘二群什么时候回来呀，帮我把大白菜搬上去’（二群就是周长利）。真希望你多采访我们邻居”。边作军也说，他自己是不允许院子外的欺负院子里的，不许别的胡同欺负自己胡同，不许别的地界欺负自己地界。“我在我身边人的口碑好着呢。”“文革”前期街头青少年用江湖性质的自我保护和反击的联盟，对抗大院子弟。因此对于大院红卫兵打死周长利这事，最后公安局定性的“流氓斗殴”至今让所有人不满。
老红卫兵王小点
王小点真名王南生，是解放南京的时候在南京总统府出生，“谁是流氓啊？我们是维护社会正义”。周长利死后，王小点和主要参与者被关进学习班，100天至200天不等，后来纷纷从学习班参军。王小点去了东北。而顽主群体因为要报仇，使北京市一时草木皆兵。一个月里，平民与大院红卫兵的冲突频发，周长利的一位姓袁的朋友80年代初刑满释放，“军代表说，因为冲突的事实不清，只以流氓斗殴罪判我15年，如果有实事，就直接枪毙了”
1968年，王小点留级到初三，是当年老红卫兵里的猛将。“那不是欧米茄，我们还没富到那个程度，是一块浪琴。”王小点说，“我都上中学了，还没块表带？”边作军联系了一位作家，希望能将自己前半生的故事写写，而王小点的弟弟们都去了德国，“过上了另一种生活”。王小点手上还可见到边作军用木棒留下的一道很细的疤。“1966年，‘1226’会议后，最先起来的老红卫兵们已经被宣布为‘保皇派’。那时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地位的老红卫兵，大都来自部委大院，“我们也不服，大学生的‘三司’组织可以乱抓人，我们已无立足之地。怎么办？那就上社会”。
在顽主眼中趾高气扬的老红卫兵，其实也并不风光。“我们的父母都受到了打压。”王小点所在的翠微中学，与太平路、育英三所中学组织了“三校联防”。这些学校包括了军博宿舍、铁道部、空军、海军、总政等大院的孩子们，也是老红卫兵最厉害的组织。“大学生要来砸我们学校，三卡车人还没下来就被我们打回去了。东城有架打，我们三个学校一起出动。”王小点不使用边作军“顽主”的称呼。“小浑蛋这种人，对干部子弟不满，飞军帽，扒衣服，不过他镇着的时候，东城西城的流氓还是不敢露头。”
王小点对于起因的讲述也有自己的版本:“西单碰见时，他们要扒我们军装，当时我们人少他们人多，有人认识来劝开，没打起来。毛点往回跑，人家还拿棍子板砖围他，当时他们打了我，倒往回跑，只有小浑蛋站在马路上。我说:小浑蛋你记住，不出三天，我碎了你，不碎你不姓王。”王小点讲到这就说:“完了。第二天就死了。”回家后王小点打电话，“人都来了，我说咱要去打小浑蛋，谁也不许求情。一暴打一顿，二送公安局。”第二天的确来了200多人，“自行车从甘家口排到了二里沟，两站地全站满了人，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人马”。王小点至今都觉得自己后来被关了100多天很冤枉，他们一直自称“干部子弟”和惩办了坏分子。“干部子弟手里拿着钢丝锁、菜刀、三棱刮刀等。”人围上来后，没有人说得清楚谁扎了第一刀。后来，干部子弟也觉得事态严重了，就驮着小浑蛋向水科院方向走。有人问小浑蛋“服不服”，小浑蛋说，“不服，留一口气早晚扎死你”。然后，有人从后面捅了最后一刀，“扎在了后心，是致命伤”。
在不同版本里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告密者:边作军认为是一个叫“老椿”的“佛爷”告诉大院的红卫兵，而王小点说自己是从甘霖那里听到了小浑蛋在动物园。二是上前给小浑蛋第一刀和最后一刀的人，边作军听说是谭子打头，周长利自己缴了械，甘霖是捅周长利最后一刀的人。而王小点说，谭子的确是用芬兰匕首给了小浑蛋一刀，但匕首是自己以前送给谭子的，而且一开始都不敢捅，后来大家扎烂了，谭子才上去的。这几个当事人无从查找，使细节无处考证，而周长利最后的死状也被王小点描述得相当不堪，“他临死还说，管你们红卫兵叫爷爷了”。但至今，人们只传说着小浑蛋“抱树不倒”的版本。
注：经历过那个疯狂的年代作为大院子弟小字辈的我，对周长利这个大佬级人物仍记忆犹新。那个年代属于他，我们还是小屁孩儿。近四十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广为流传。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大院子弟》，“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使这个原本普通工人阶级的后生变成了传奇人物。战友八一老黑发表在博客上，因深有感触便引用下来——笔者。
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一九六八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十八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
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二百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
“见到红卫兵，就办”。
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笑得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四十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告诉记者，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六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一九六六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八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今年七月这个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已经没有印象曾经有台阶了。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在八十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
“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四十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
“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十个兄弟，碰上了八十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一百八十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十一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
“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一九六六年夏，几名玩主中有头脸的人物趁乱从新疆、宁夏、青海回流北京，齐聚西城平安里大影壁后面的一个小酒馆，检讨北京玩主被连锅端掉的经验教训，拟定了四条玩的规则。当时，一个人用包排叉的黄草纸把这四条道规纪录了下来：一、不欺负好学生;二、茬架不许追到家里去，不报复伤害家人;三、佛爷跳槽必须经过玩主。四、不抬人(全世界黑道共同的缄默原则)，盗亦有道。这几条为后来周长利一统南北城奠定了共同的行为道德基础。记得当时还讨论了一个案例。新街口一个叫小狐狸的因为抬人，被几个道上人报复，找到他的家里去，给了几刀，几乎毙命。那么，抬人是否应受到无界限的报复?讨论的结果是，家门里面安全是更高原则，无论如何，不得逾越。周长利当时对这条原则还有一个他的解释。他说，你可以堵在他的家门外边，等着他出来。但是，如果他的家长出来轰你，你必须走开。
关于佛爷跳槽必须在玩主之间解决的规则，目的是保护生产力，防止出现一仆事二主的情况发生。否则，佛爷在压力下极易挺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强为，风险加大。当时就有西外的一位神佛为逃避几位惹不起的哥哥的追索，自动往里面折的事情发生。好学生，就是不玩的人。不得侵害骚扰圈外人，是最高原则。
一九六七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陷入低潮。文革初期声名赫赫的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在连遭最高权力中心的愚弄、压制甚至镇压后，转入针对
“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秘密政治斗争。从这年的一月份起，每天都有几千甚至上万的“黄军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没头的群氓，发泄愤怒，传布消息，从黎明到黄昏，经日不散。而经过六六年流血八月的残酷打击的玩主们，休养生息，并开始复苏。这时，他们基本上以地域为界，以有名望的玩主为核心，自发组成后来的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当时以德胜门为中心的北城地区码头密集，加之历史恩怨，冲突尤为剧烈。
在这一狭窄的地区，就有德内、德外、后海、什刹海几个大的帮派。如果加上周边的新街口、西直门、太平湖、外馆和地安门等，可谓群雄并立。由于老红卫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玩主方面羽翼未丰、群龙无首，在那个夏天之前，双方基本相安无事，各玩各的。而周长利家住得胜门左近，他那时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基干力量，甚至在在家门口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那时还不被人称作“小混蛋”，而是另一个带有侮辱性字眼的外号。当年，边亚军、四横竖等人与周长利初识，每天都到远离德胜门的锦什仿街的一个朋友家聚齐，而他们跟着周长利学打架，则是从得胜门脚下，逐步扩展地盘、收编队伍开始的。周长利在全市玩主中树立威望，并一统江湖，则是从与老红卫兵的第一战开始的。那时，玩主们对老红卫兵又怕又恨，过去的那个“红八月”，人人都有一本血账。
第一战发生在这一年的六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当时，无论老兵还是玩主，常常三五成群地去饭馆吃饭。老红卫兵认为最有面子的去处是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东风二楼等;玩主们大多去北京的老字号，如烤肉季、同和居、沙锅居等，基本上井水不涉河水，也没有什么事端发生。就在“西单商场血战”发生的前一天，周长利突然心血来潮，带了几个人去了新侨饭店吃早点。这次吃饭，有两个细节，四横竖印象极深。一是餐厅里已经坐了一桌老红卫兵，他们对这群痞子也涉足这个几乎是贵族领地的高尚场所先是惊愕继而愤怒，他们怒目相视，还高声叱骂了几句。四横竖当时拉着周长利要离开，周长利倔强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结果是几个人缩在一个角落，不敢看那些老兵一眼，甚至自己人之间也不说一句话，极不舒服吃了那顿早点。
再有一个细节，周长利对面包上抹果酱的吃法显然不能适应，他向服务员要咸菜，服务员对“咸菜”非常夸张地表示不理解。边亚军就对人家解释，说酱豆腐也行。服务员指着外面说，吃酱豆腐?外面，街对面!那边老兵们一通哄笑，大声地骂出“土鳖”之类的词语。后来，那顿饭总算灰头土脸地吃完了。受了屈辱，周长利几乎一天不说话。回到锦什坊街王某家后，周问谁知道那拨人是哪个学校的。王某说，可能是三十五中的卫某(西城区著名的老兵领袖，西城红卫兵纠察队发起人之一)。事后分析，王某可能是误指，也有可能是有意借刀报复，他也是三十五中的，文革初期曾遭到老兵和西纠的迫害。周长利记住了卫某这个名字，但到底是不是卫某，他根本不想去核实，他要报复的是一个权贵阶层，以及那个阶层的全体!
第二天，就在西单商场，与三十五中卫某遭遇。四横竖在场，他一眼就认出，前一天在新桥饭店没有这个人。卫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显得成熟稳重，远不象新侨那帮人的傲慢轻狂。四横竖告诉了周长利，但周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发生血案的那个上午，周长利等五六个人去西单商场闲逛.而就在西单商场里面发生了另一件事，成为了事件的导火索.周戴了一副墨镜，当年，墨镜是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标识性装备，一般玩主绝不敢如此招摇，而周长利偏偏就戴了这么一副墨镜.在商场里，迎面碰上一大群老兵，为首的一个大个子拦住周长利，劈手就把他的墨镜给摘了下来.他看了周一眼，问一句：你他妈的，哪儿的?随后，他又把墨镜杵回周的脸上，一群人扬长而去.周长利一下子蒙住了，脸涨得通红，但他随即就反应了过来，说了一声：追王八蛋!带着几个人就追出了商场。
西单大街上到处都是穿黄军装的老兵。路边上有几个老兵骑着自行车，一脚蹬在马路牙子上，似乎正在等人，为首的一个人个子高大，正是卫某。追出商场后，锦什坊街王某当即指着这几个人高叫了一声：卫某!周长利二话不说，立即就向卫某扑了过去。卫还来不及反应，周抡起武装带，沉重的铜扣正直砸在卫某的额头上，卫顿时血流满面，连人带车扑倒在马路上。其他几个人也拔出腰里掖的刮刀向老兵群冲过去。西单大街一片混乱。
第二天上午，四横竖按约定又去锦什坊街王某家。发现王某家被砸得一片狼籍，而王某躺在地上，脑袋成了血葫芦，面目全非。周长利赶到后，先送王某去了医院，然后召集了十几个人再去西单大街报复老兵们。但西单大街格外清静，穿黄军装的老兵们几乎一夜之间就全不见了。事实上，就在这天起，老兵中就流传开一个消息：一个以小混蛋为首的流氓凶杀集团已经开始了对老红卫兵的凶残报复行动。他们是还乡团，他们与老红卫兵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最后说一说王某。他的父母是谁，做什么的，死了还是活着，我们都不知道。但他们家里有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古典交响乐唱片。每次给我们放唱片时，他都非常庄重地穿上西装，打好领结。即使在那个炎热的一九六七年夏天，也是如此。我还记得，那次他边放唱片边给大家讲解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一屋子坐了十几个人，大家都一声不吭地认真地听。后来这些人，大多都成了名燥一时，臭名昭著的玩主和罪犯。此后，这个人去了什么地方，现在如何，再也没有消息了。
西单血案发生后，双方曾经有过一次相当正式的谈判。四横竖代表玩主方面与卫某直接见了面。四对误打了卫某道了歉，而卫表示，老兵方面去锦什坊街报复王某一事，他并不知情，但他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这次会面，卫某通情达理、诚恳磊落，给四横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无论是卫还是他自己，其影响力已经无法控制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下去了。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眼看着自己崇高等级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正在被极左政权一步步褫夺的干部子弟集团;另一方面是从来就是社会底层、文革初又遭到血腥镇压，满怀悲愤和报复心理的平民子弟集团，如同两列开足马力的列车，轰隆隆地对撞而去。这个冲突，以及冲突的惨烈，是人力无法阻止的。而社会人群的真正融合，也许必须借助这种流血的形式。
从一九六七年夏天起，整个秋冬两季，血案频频发生，冲突由小到大，终于演化成两大集团的大规模正面对撞。在这个过程中，老兵方面已经完成了领袖换代，卫某等潇洒倜傥、才华横溢的老一代红卫兵领袖相继退隐，而自发产生的新一代老兵领袖则是那些更具攻击性、破坏性的亡命徒式人物。在玩主方面，周长利终于完成了对全市玩主队伍的整合，成为了北京黑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认的南北城统一的众望所归的领袖。那时，他已经动辄就可以召集上百人出动，与西郊各大院进行大兵团的对峙。这以后，周长利开始以“小混蛋”扬名。这个称呼，在北城平民阶层中，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并无恶意的随口语。“蛋”字后带儿音，指小孩子天真不懂事。
这期间，发生过数不胜数的流血冲突，不一一详述。但是，周长利与一位女红卫兵“老八”之间发生的“拍婆子”事件则是不能略过的。现在，事情过去整整四十年了，这两个人一个已经辞世多年，另一个也有了些年纪，希望这则帖子不至于打扰他们在两个世界的平静。旧事重提，是希望不要忘记历史和历史留下的教训。
因为“老八”，发生了月坛公园血战，时间是一九六八年早春。
“拍婆子”这个用语是从西郊干部子弟聚集的大院中流传出来的，较之市井子弟的“带圈子”，算是先进文化了吧，很快就成了全市青少年共用语言。更有一位专攻红色根据地史的业余研究者告诉四横竖，这个用语最早出现在晋西北根据地，当年大批平津女学生投奔延安被截留于此，红军老战士们于是主动出击，变着法子结识，就有了这个带四川方言味儿的用语。姑妄听之吧。
一九六八年春天，在中山公园，周长利等人曾经有过一次索然无味的拍婆子。但这件事，却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周长利之死的开端。所以，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周等六七个人在中山公园闲逛，走到南园一块很幽静的地方时，遇到了两个老兵打扮的很漂亮的女生。这两个女生很明显有挑逗的意思，她们忽而快步趋前，然后站在前边搔首弄姿，又不走了;我们一干人往回走，她们又赶过来，再次挡在前边。如是竟有四五个回合。周长利让四横竖前去搭讪，四骇异之极，坚持不肯去。边亚军自恃相貌清朗，且自吹是有经历者，主动上前说话。我们远远地看着，那两个女生坐在甬道边的石阶上，把头埋在手臂上，不说话，甚至连抬起头看边亚军一眼都不肯。边站在她们面前，躬身，问话;人家不说话。过了一会儿，边尴尬地直起身，无趣地走开了。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女生抬了一下头，向我们站的方向瞄了一眼。周长利对四横竖开玩笑：看你呢。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事后，有人说这两个女生分别叫“萝卜六”和“傻七”，是西郊某大院男孩子在按相貌给院里女生排序时，行六和行七的两位。此说确与不确，无从查考。但无论是周还是当时在场的其他人，以后再也不曾与这两个人有过来往、瓜葛。顺便说一下，在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眼睛里，女孩子总是漂亮的，特别是干部子弟领风气之先，更加重了颜色，所以，她们是不是漂亮，仅为四横竖一家之言，不可尽信。
过后不久，周长利结识了他短暂一生中可能是唯一的女朋友。因为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大家就根据中山公园那段“艳遇”加以想像，把她称作
“老八”。老八常穿一身黄军装，面色白净，眼睛很大。四横竖最初见到这个人时，就觉得她神情有些怪异。与她说话，她似乎完全听不懂，只是睁着那双大眼睛定定地看着你，似乎是在猜你说什么。
那是一个把人分为等级的时代，等级间的偏见、歧视和仇恨，时时刻刻都在制造着谎言。这个“老八”和周长利相识后，各种流言迅速在西郊各大院传布开来。原始版本是，小混蛋这个低贱血统的流氓，强奸了高干的女儿。后来还有了升级版和黄色版。被玷污的对象渐次演变成“开国元勋的独女”、“八一学校的才女”、“最早起来造反的某著名老红卫兵”等等。演绎出了诸多的细节，颐和园的山洞、电闪雷鸣的深夜、火烧隐秘部位的毛发，等等。
如同白毛女成为阶级斗争的动员令一样，“老八”也成了激发阶层仇恨并最终形成杀戮的火种。很快，西郊各大院迅速集结起很多被仇恨和愤怒烧红了眼的暴力团伙，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人地冲进城里，呼啸过市;有时在深夜秘密集合，长途奔袭，扑击某一莫名其妙的地点。杀死那条低贱的狗，成为了第二代、第三代高干子弟红卫兵最激动人心的政治目标。斗不过那个极左政权，我们还杀不了一条狗吗?他们捍卫的，就是自己高贵的等级和血统不被玷污。
风声鹤唳，形势极其紧张。在那段日子里，周长利见到四横竖，总不忘叮嘱的一句话就是：在家呆着，别出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月坛公园突围、中山公园血战直至最后周长利被杀。
周长利死后不久，四横竖在公共电车上偶遇“老八”。她不说话，就是拉着四横竖的手，两只大眼睛里，眼泪扑扑地往下掉。后来才知道，她是东亚某国驻华外交官的女儿。来华仅一年，还不怎么会说汉语。
周长利和老八之间的交往，在四横竖看来，很简单也很枯燥。就那么坐着，或者在街上走，一前一后的。曾经有一次，周恳切地要求四把她带走。四无奈，真的把她带着转悠了半天，紧张，无话。至于她和周长利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无从猜测。我们知道的是，她是个外国人。难道所有的外国人，都是高干吗?都是高贵血统吗?不知道。
就在月坛公园突围之战发生前不久，周、四、边等人已经有过一次遇险，但由于被周长利轻轻巧巧地就避过了，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警觉。那天，周等人在西直门内大街一户临街人家的房子里“刷夜”。按规矩，凡是要在人家过夜，必须在午夜之后才能入住，既防止自己的行踪被人发现，又不愿给主人家找麻烦。那天在街上胡乱转悠到天快亮了，困得没辙了，周才带着我们几个去了那家人家。轻手轻脚地，进去就挤着睡了。几乎是刚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外面街上传来一阵嘈乱的人声，许多辆自行车飞奔而来，停车踢车支子的通通声清晰入耳。紧接着，就有人开始踹门。周等睡的这间房子临街，门上挂着门板，每踹一脚就轰轰作响，整个小屋都跟着乱颤。
周长利是第一个从床上跳下地的。他当时也有些慌，站在地上愣着。四横竖刚穿上鞋，门就被踹开了，几条汉子蜂拥而入。四抄起一把板凳就向进屋的人砸过去，被周拦住。周很厉害地呵斥：你砸人家干嘛呀?睡你的!然后，他问进来的人：你们找谁呀?深更半夜的!
来人说要找小混蛋。周长利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把进来的人推开，自己走到门口，探身向外看了看，指着西边说：那边，胡同里。
街上还有许多人，乱了一阵，然后就狂风般卷进胡同里去了。周追着人家后面还喊了一嗓子：嘿，小心着点儿。那帮王八蛋，可都带着刀呢!
西直门遇袭之后，周长利组织了几次反击。战术是以小分队堵截在西郊各大院进城必经的复兴门、阜成门路口，遇小股老兵进城出城，即以突然动作从路边冲出，扑上去就打，打了就走。渐渐地就不限于打人了，还抢衣服(军装，当时叫“扒皮”)，羞辱女孩子等。后来不仅袭击分散的老兵，连大股老兵也常常遭到拦截。曾经一次，边亚军、四横竖两个人从阜成门外护城河西岸的小路向北走，迎面遭遇一百多个老兵(后来知道，他们为了躲避阜成门道口这个凶险之地，特意走了小路)。路很窄，且无岔路，发现对方时，双方都已经无可退避。姓边的这位爷掏出一把大号刮刀跑着迎上去，立逼着人家往回走。对方稍一迟疑，边抓住最前边一个大个子的衣领，举刮刀作势就要捅。顿时，在河边小径上挤成一团的老兵们不由自主地齐齐地发出一片哀告声。那声音里的无助、悲怆和愤怒，以及边爷的咄咄逼人、趾高气扬，至今仍无法从四横竖的记忆中抹去。
一时间，恐怖情绪迅速在各大院蔓延开来。各种凶杀、抢劫、强奸的传闻经过多道加工改造后，广为传播。大院子弟们人人自危，一个想象出来的凶残的、强大的流氓暴力集团不仅时时刻刻地威胁着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威胁着他们的高贵和尊严。这个流氓集团，是共和国缔造者及其子弟们的死敌。而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小混蛋!
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周长利与一位家住百万庄的干部子弟领袖有过一次秘密会见。当时另一个在场的人是四横竖。这位干部子弟温文尔雅、热情诚恳，而且很有政治头脑和思想水平。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国家政治形势，用毫不掩饰的语言对当政的极左政权不绝声地痛骂。他告诉周，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在整个会面过程中，周长利几乎一句话都插不上，只是不住地点头，感动得眼睛甚至都湿润了。当晚有个约定，由这位领袖出面，约西郊各大院的头面人物与小混蛋见面、谈和，从此双方罢兵，尽弃前嫌，以后大家都是朋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约三点钟左右，周长利一行十三个人来到月坛公园附近。这就是与那位领袖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但等来的不是和谈，而是一场血战。几乎来不及反应，几百名手持凶器的老兵就从前后两个方向围拢了过来。四横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迎面方向过来的老兵们黑压压地一大片，在狭窄的马路上挤压过来。为首的一个喊了一声：谁是小混蛋?打死他!接着，人们就玩命般的扑了上来。
多年后，四横竖在官场应酬中与那位“领袖”见过一面。他仍然是那么诚恳、健谈。他告诉四横竖，他察看过几次地形后才确定把约会地点定在那里。老兵们视小混蛋如虎，临敌畏战是难免的。而那个地点道路狭窄，即使有人想退缩，后面有人堵着，他也退不了。四横竖问他，谁在后面堵着呀?你们这些领袖?他告诉四横竖：女的。把大院里最漂亮的女生都拉来了。他问四横竖，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同仇敌忾!
前一个晚上，不是还说都是受害者吗?不是要做朋友吗?呜呼!
月坛公园突围，极其惨烈。当天跟着周长利到月坛去的一共是十三个人，骑着八、九辆自行车。在那时，自行车算是大宗财产，比人命更值钱，特别是有的车是从朋友处借的，弄丢了无法交待。所以，当大敌逼近时，应战队形却是非常松散的环状阵形：把自行车放在中间，十三个人环自行车站成一圈。
弄清楚对方是专来找小混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周长利掩护在后排，但回头一看，后面的马路上，大队的老兵黑压压地排成密不透风的阵形，也已经一步步地堵压过来了。前后两路人马迫近后，迅速向两翼伸开、合拢，把我们十三个人紧紧地包围在一个小圈子里。圈子正中，就是那几辆自行车。
能看得出，对方实在是太紧张了，包围圈合拢后他们没有立即下手，而是有过一阵短暂的停顿。双方对峙。这时，尽管双方在人数上非常悬殊，但敢于先动手的的一方，还是能在瞬间争取到主动。在这一点上，老兵方面暴露出了他们在实战历练和个人勇气方面的不足。事后，周长利多次说过，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一条不知死活、上去就开牙扑咬的狗。那时，他们还没有这么一条领头的狗。
先动手的是周长利。他手持一把刮刀，完全没有犹豫，照直就向眼前的人群扑了过去。猝不及防地，那把刮刀就砸在一个男孩子的面门上，顿时鲜血就喷溅出来。人群大乱，很多人在挤压推搡中摔倒，滚成一团。
四横竖刚开始时有些惊慌，大脑里一片空白。但观察到对方更紧张以后，立即就变得格外清醒和冷静。他做了一个判断，这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死死地跟着周长利，或者一起死;或者，从刀丛中突出去。场面实在太混乱了，四横竖跟在周长利身后，踩着倒在地上的人的身体，连挤带撞向人群外面突。在这个过程中，四横竖两次被地上的人体绊倒。第二次摔倒，可能是过于慌乱，再加上人人群的挤压、推撞，四横竖很长时间没能爬起来，是周长利拽着他的衣服把他从人堆里揪出来的。
突出重围，沿着马路向城里方向狂奔，真正的凶险这时才开始了。最初的混乱过去后，老兵们迅速组织起来，其中最凶悍猛勇的一群骑上自行车，玩命地向周长利等人追过来。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跟在周后面冲出来的就是四、边两个人。边爷跑在最后，被追上后，一把钢丝锁的铅头重重地抡在后脑上，人一个趔趄扑出去撞在马路牙子上，锁骨断裂，顿时昏死过去。接着就追上了四横竖。钢丝锁抡击发出的啸音就在耳边不断地回响，铅头一下又一下地几乎是擦着后脑勺落在身后。惶急中，四做了一个急停回身、举刀迎刺的动作，紧跟在身后的人猛拐车把躲避，连车带人摔了出去。这多少为四赢了一点时间，但来不及喘息，快跑到阜成门时，后面更多的人又追了上来。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一身深褐色柞蚕丝军装的高个子，粗壮而骁勇。四横竖从马路窜上便道，这家伙轻巧地一提车把，也跃上便道，抡起钢丝锁就向四的脑袋上砸。这时别说回击了，就是稍有停顿，立时就会被砸躺下。再说追兵太多，速度又极快，撞也能把你撞飞了。这时，周跑在最前面，离四大约有四五步远。危急中，四横竖下意识地喊了周长利一声。周猛地停步，让过四横竖，然后他抬起左臂护住头，右手顺势就是一刀，戳进柞蚕丝的臀部……
在护城河边，周、四站住了。追击的人也远远地站住了，没敢再追上来。
其他人的遭遇就不细说了。忘不了的是四横竖的另一个朋友，在那个危急、慌乱的时刻，他老哥坚持不肯丢弃那辆从亲戚家借来的旧自行车。向外强突时，他跟着跑了出来，后来鬼使神差地，他又返身跑了回去推那辆车子，被一扎抢刺中大腿。从地上爬起来，他还要推那辆车，又被扎了一枪。最终他满身是血地骑着车子回到城里。腿上和屁股上的创口并不深，但半年多以后，还是不能愈合。一年以后有人见过他，说他走路仍是一瘸一拐的。后来听到老兵们说，在那次行动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刀子和扎枪头上，都涂抹了药粉。他们的父辈，当年在对付日寇时，也是这么干的。
详写了月坛遭伏击和突围的经过，不是为了重新品味残酷和血腥，而是想说另一个问题。这之后，又发生了中山公园遭遇战，老兵们付出了流血和羞辱双重的代价，小混蛋对老兵的作战达到了他最风光的顶峰。
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在与月坛、中山公园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周长利却在二里沟遭围击、杀害，这是为什么呢?
真实的北京高干子弟三:真实之光——中国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
真实之光——中国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2016-09-02 14:51阅读： 真实之光——中国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出炉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世界经理人》引述报告披露：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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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内出现严重贫富分化，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官方新华社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分化、重组，出现特殊利益集团。集团透过钱权交易等非法活动，催生集体腐败和组织性腐败，他们还控制某些地方官员，以谋取集团的利益。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省长等。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百度）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其父母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巨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点评：这份调查报告的惊人之处，不在于报告列举的事实，高干子女最容易致富的国情实际上早就世人皆知。引人瞩目处在于，由多个官方机构联合进行了这样的调查则证实，新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中国官方究竟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矛盾，如何解决官僚资产阶级与平民阶层的巨大矛盾，则更令人关注。所谓的有财有势，只不过要倒过来说，有势才有财。权钱不分，历来如此，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只是中国权钱结合的比例之高，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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