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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李蕙仙与王桂荃的矛盾:李蕙仙：梁启超第一任夫人，是妻、是友、是师、是姐、是母、也是小女人（民国往事71）
历史对梁启超的评价是：他这一生在政治、学术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他的原配夫人是分不开的。
她许配给一个还是穷小子的梁启超，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下，并没有嫌弃梁启超，义无反顾下嫁。
嫁过去就遇见仅比自己大2岁的继母婆婆，面对找茬，以柔克刚、以勤劳化解矛盾，相安无事。
梁启超也不安生，遇见一个追求者还跑过去问她怎么办，她让梁启超自己选择，最终这段外遇感情无疾而终。
她生下体弱的梁思成，担心梁家无后，遂安排丫鬟给了梁启超，一口气生了6个孩子，这丫鬟叫做王桂荃，深得梁家喜欢。
她的一生就是不嫌弃梁家、是妻、是友、是师、是姐、是母、也是小女人。
她是位令梁启超一生又敬、又爱、又怕的女人。
她就是梁启超的第一任夫人，林徽因的婆婆，李蕙仙，史称李夫人。
01
1869年，李蕙仙出生北京固安县。
她的家境特优越，官二代，父亲李朝仪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为官，最高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
教育问题根本就不用愁，打小承庭训家学，熟读古诗、吟诗作对、琴棋书画，无一不精。
李家没有想到，他家竟然教育出一个不爱金钱爱文章的姑娘。
这姑娘根本不嫌弃穷小子梁启超。
02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参加乡试，以第八名的成绩考上了。
主持本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吏部尚书李端棻（读音:fen），他看了梁启超的卷子，选材不错、观点突出，心里认定梁启超这学生不错，前途或不可限量。
考官变媒婆，他打定主意把自己的堂妹介绍给梁启超。
没有想到，梁启超还真比较吃香，副考官王仁堪也看上了梁启超，准备把他收做女婿。
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副考官王仁堪没有干过尚书李端棻，或者说听说李也想要梁启超就直接放弃了。
梁启超归李家所得。
梁家对这个亲事比较满意，三个原因：
（1）李家的境况非常好，对自己家的小地主身份来说，这属于下嫁。
（2）听说李蕙仙是大家闺秀、识文断字、相当温柔。
（3）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靠山。
三个理由压倒一切，比如女方比男方大4岁的事就不是个事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梁启超继续在科举考试的路上，希望越走越好，未料越走越远。
03
梁启超心里也是期盼快点结婚的，暗暗下定决定，准备第二年冲刺会试，拿个好名次把婚给结了。
那样有底气，感觉可以荷尔蒙一点。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1890年，梁启超抱着希望冲刺京城会试。落榜了，就是什么名次都没有。
不想回家了，心里那个惭愧啊，梁启超决定跟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继续学习。
梁启超这段时间想最多和犯嘀咕的事是：本来地位差的就这么多，会试也没有名次，这婚还能结吗？
李家都在等李蕙仙的态度，只要她不同意，凭借吏部尚书这个名头，梁家也不敢不从。
而且还有大把更加优秀的男士来提亲。
李蕙仙的意见，这婚得结。
不知道李蕙仙是哪里来的勇气和信心，她就那么坚定自己未来的夫君会出人头地吗？
我想可能不止这些原因吧！还有她的教育不允许她出尔反尔吧。
04
李蕙仙愿意嫁到梁家。
1891年，两个人在北京李家正式结了婚。
这一年，梁启超19岁，李蕙仙23岁。
梁家出了梁启超，潜在人才库成员之一，那是未来的著名人士。
可当下家里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一个字，穷。
婚可以在北京结，回来新婚夫妇总得有婚房吧，无奈之下，梁启超父亲把书房改造成了新房。
非常寒碜。
李姑娘是有充分的准备的，但是这也忒超出想象了。无疑对于生活优越的姑娘来说，这样的生活有很不多不便：
（1）生活条件艰苦。
（2）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
（3）生活习惯的不同。
（4）语言不通。
好像李蕙仙已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了，她努力适应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尽力操持家务。
05
这人文环境中一个大问题就是婆媳关系。
梁启超的继母比李蕙仙就大2岁，面对只大两岁还时不时找茬的婆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李蕙仙开始忙前忙后，日夜操劳，从不懈怠，叫你挑不出刺。
很快，李蕙仙以其出色的成绩、不俗的气度、强大的忍耐力、非凡的眼力劲成为梁家的顶梁柱，成为非常有分量的顶梁柱。
婆婆开始喜欢上这个儿媳妇了。
——她开始学粤语，挑水做农活，侍候只比她大两岁的继母婆婆，婆媳关系变得特别融洽。
——她爱丈夫胜过爱自己，比如陪嫁时的首饰变卖买书，还接济了一大帮子梁家和李家的孩子。
——作为儿媳妇，支撑着梁家的家业和日常生活。
——李蕙仙一个人带着全家避难澳门，从不表露半点困难。
——家庭琐事一人鼎力承担，尽力不干扰梁启超的事业。
这样的女子，梁启超非常敬重。
06
结婚5年后，也就是1896年，梁启超和李蕙仙到了上海，合办《时务报》。
他们在上海建立上海女子学堂，李蕙仙任校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
1896年，发生了维新变法这件大事，成为梁启超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事件。
这事光绪也积极参与了，并对另外一个积极参与的梁启超也比较满意，但是有个问题，梁启超不懂官话，光绪的官话他也听不大明白，两个人的交流主要靠蒙。
最后光绪有点小崩溃，听不懂，算了，勉强给了梁启超一个六品小官。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是方言闹腾的事。
梁启超痛苦极了，这一切毁都在方言这样的小事上。
李蕙仙官话好啊，了解到丈夫的苦楚，立刻收了这个徒弟，排定计划耐心陪练，梁进步很快。
梁启超未来的道路顺畅与这些官话的学习有着莫大的关系。
07
梁启超不懂方言是李夫人给调教的，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跑到日本因为外语认识另外一个女子。
1899年，有一次宴会，在何氏华侨的宴会上，梁启超进行了演讲，希望维新变法得到美国人的支持。
但是，不少美国的知名人士听不懂啊，怎么办？一个叫做何惠珍的姑娘主动担当翻译，她能准确贴切地翻译梁启超的引经据典，在场的美国人，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事让梁启超对何惠珍刮目相看。
何惠珍这姑娘也比较大胆，结束后就表达了对梁启超的爱意。
还有，何惠珍做了一件让梁启超感动的事——英文报纸上有批判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看不懂，何惠珍看得懂并写文章回应。
梁启超觉得爱上了何惠珍。
于是做了一件奇葩的事，他写信给李蕙仙，说自己爱上了一个叫做何惠珍的姑娘。
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不能自持。
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
酒阑人散，终久不能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知蕙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
梁启超有了夫人，却动了纳妾的念头，何惠珍也没有特别计较名分。
李蕙仙哭笑不得，有点生气，不能接手一个旗鼓相当的女子到身边与自己分享丈夫。
于是，回了信件，并找到梁父，痛陈此事。
李回信说，随便。别弄的自己神魂颠倒的，保重身体要紧。
内容大致是：
（1）我们这年代，没有一夫一妻，以你的地位身份，三妻四妾很正常——你自己提倡一夫一妻，你自己反对自己也行。
（2）如果你真喜欢这女子，我告诉公公做主给你娶回来便是——大度吧，但是公公一定不允许。
（3）如果你并不真想娶她，就别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体要紧——别为了女人丢掉事业，甚至把甚至搞糟糕了。
回复结束，结果可想而知，短暂的一段感情直接歇火。
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后来，何惠珍找过梁启超两次，第一次是梁启超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时，何惠珍到北京看望了梁启超；第二次是李蕙仙去世后，何惠珍希望与梁启超再续情缘
只是这两次梁启超均是克制礼貌，没有一丝爱人之间的感觉。
何惠珍悻悻而去，再也没有联系。
08
不允许梁启超在外找女人，但是，李蕙仙却同意自己的丫鬟嫁给梁启超。
他们结婚时，带了两位丫鬟，一个不听话被梁家撵走了，另外一位王桂荃深得梁氏夫妇喜欢。
李蕙仙生了体弱多病的梁思成后，担心梁家香火不旺，同意丫鬟成为梁启超侧室。
1903年王桂荃正式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一鼓作气生了六个孩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
李蕙仙在世期间，梁启超很少公开提到这位夫人，他要求孩子们叫王桂荃为“王姑娘”或者是“王姨”。
但是孩子们更喜欢叫李蕙仙为妈，叫王桂荃为娘。
09
在嫁给梁启超后，李无一日休息，不断操劳、外逃躲避政治迫害、伺候一大家子、替梁启超打理所有家务、替丈夫抄录文章。
1924年，李蕙仙操劳过度、积劳成疾，9月13日在北京病逝。
李蕙仙和梁启超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
李蕙仙逝世周忌后，梁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小山上。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10
一代人的爱情、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坚韧，我们只能在故纸堆中看着、体味着。
我很感慨，这个女人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人，如果不是梁启超的名气，或在今天根本找不到她的任何记录。
但是，这丝毫无法掩盖，在相濡以沫的时光中，她亦妻、亦友、亦师、亦姐、亦母、也是小女人的一生。
第二篇李蕙仙与王桂荃的矛盾:梁启超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 安庆晚报
梁启超与长女思顺（右一）、长子思成（左一）、次子思永（右二）合照。
梁启超抱着思庄(次女)和思忠（三子）。
梁启超的老家广东新会县的茶坑村，是南国边上的一个小村落，梁家虽然在村里比较富裕，也不过是一般耕读之家，默默无闻。但到梁启超组建家庭时，由于他考中举人，后又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出了大名，特别是在民国初年的政坛搏击，地位较显赫，其家庭就发生了显著变化。究其根源，除了天时，主要是梁启超不懈奋斗的结果，当然和其博古今、通中外的雄厚知识基础和杰出的能力有关。这里，我们沿着梁启超家庭变动的脉搏，品味一下其趣味盎然的家庭生活。
【情感生活】
■第一夫人李蕙仙出身官宦之家
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１９岁的梁启超和２３岁的李蕙仙结婚。李蕙仙，贵州人，生于１８６９年，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的堂妹。１８８９年李端往广东主持科举考试，１７岁的梁启超才华横溢，李端大为赏识，将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作为平民百姓的梁启超受宠若惊。两年后，李端在北京亲自主持仪式，为他们完婚。梁启超兴高采烈地由广东赴京时，其师康有为特意赋诗一首为其送行：“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诀荡上天门。”
诗虽简约，但道出了青年梁启超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快活心情。梁启超在北京度过近半年新婚生活后，１８９２年夏偕妻回到老家茶坑村，住进新房“诒堂书室”。李蕙仙作为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下嫁梁启超这样的平民之家，直到１８９９年梁启超接她去日本，愉快地生活在这南国边远的村寨，确实难得。李蕙仙１８９３年生下女儿思顺；７年后生一子，刚两月不幸夭折；１９０１年生儿子思成（兄妹们习惯上称其为二哥）；１９０８年生女儿思庄。总共是２男２女。
■第二夫人王桂荃凄苦身世
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是王桂荃，原名来喜，生于１８８６年，四川广元人。她出身贫苦，母亲早逝，在继母打骂下过着食不饱、衣不暖的凄苦生活。更不幸的是，４岁时父亲抱病身亡，办丧事还被骗，以至家中一贫如洗，来喜被迫卖于他人，后４次被人倒卖，经历了少有的折磨。１８９４年，李蕙仙回贵州探亲，见８岁的小来喜聪明可爱，勤快懂事，就让她做了贴身丫环。进入梁家后，来喜落落大方，任劳任怨，精明干练，活泼可人，处处打动着同情心极浓的梁启超的心。梁启超甚至为她起名“桂荃”，后亲切地叫她“王姬”或王姑娘。天长日久，梁启超不由迸发出爱的火花。但梁启超的爱能得到李蕙仙认可，和王桂荃顺利结合从推理上分析，大概和另一位海外小姐有因果关系。
■天涯知己———何蕙珍
１９００年梁启超去北美访问，在檀香山遇到年轻貌美的华侨女子何蕙珍。何为他做英文翻译，知书达礼，举止大方，主动提出要嫁给梁。许多朋友劝他该娶像何小姐这样懂英文的太太，助其一臂之力。何小姐表示，如果梁启超不接受她，她将终身不嫁。梁启超慢慢由敬重转化为爱恋，何小姐的身影逐渐占据了他的心，不得已给李蕙仙写了一封长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吾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吾敬蕙珍之心敬爱之也。吾因蕙仙而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无如拨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吾只得怜蕙珍而已！”
天理、人情、地位，使梁启超用理智战胜了情感，拒绝了何小姐的追求，还将真心告诉了爱妻李蕙仙。李蕙仙收信后肯定庆幸和感激。但虽然这次梁启超没背离自己，但像他这样感情丰富又名声在外的年轻丈夫，说不定哪天又会生出其他风流事来。１９００年生子的夭折，无形中减少了她的自信。至于丈夫喜欢王桂荃，她肯定心知肚明。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如顺水推舟，将贴身丫环送给梁启超，是减少丈夫花心的最佳选择。何况王桂荃已有身孕，于是她就在１９０３年主持仪式为他们完婚。王桂荃生有５男２女：１９０４年生思永，１９０７年生思忠，１９１２年生思达，１９２４年生思礼，１９２６年生思同，因肺炎早夭，共５男；１９１４年生思懿，１９１６年生思宁，共２女。加上李蕙仙所生，除幼亡外，梁启超共有５男４女；再加上梁启超所抚养的李蕙仙亲戚家和梁家的几个孩子，以及儿媳、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有二三十口。
【经济状况】
支持大家庭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经济收入如何，具体很难考订。因为这属于个人隐私，外界难以知晓。然而，从散见的资料看，梁启超收入颇丰，不仅支持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还能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可见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
■任职、稿酬、演讲、股票投资收入不菲
１８９８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后，生活一度艰苦，后有日本政府资助，加上稿酬和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收入，还有一些华侨、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的赞助，生活应该比较富裕。但毕竟收入不稳定，一时困难还是有的。１８９９年，将李蕙仙接到日本后，随着人口增多，开支加大，偶尔“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也是有的。梁启超比较稳定地富起来是１９１２年回国后。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中，随着名声增大和权力的取得，梁启超收入也在增多。他在１９１２年１１月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透露，袁世凯每月给津贴３０００元，还答应他组党资助２０万元，他则要５０万元。１２月在给思顺的信中又称：“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月收入是８元左右（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月薪８元），如果月收入万元，绝对是天文数字。梁启超当时的收入渠道：一是任职，１９２５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４００元，任政府官员时收入肯定更高；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企业投资，１９２８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总之，梁启超在民国初期的２０年间收入不菲。１９２５年他曾得意地对大女儿讲：“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有了这样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日子就好过了。儿子、儿媳去美国留学，他满口答应；梁思永要自费考古实习，他坚决支持；梁思成要赴欧洲旅游结婚，他老早让人把钱汇去；梁思忠要由美国往法国深造，他致信说：“忠忠去法国的计划，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毫无疑问，梁启超家庭的幸福生活是以丰厚的经济实力为根基的。
■京津、北戴河均有房产
支持美好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宽敞、舒适的住房，梁启超在这方面也是很出众的。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年在老家新会的“诒堂书室”只是一间普通农家住房，是其父母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还不算他自己的房产。１８９８年刚到日本时住房很困难，梁启超和学生蔡锷等常打地铺睡觉。后来有所改善，但随着家眷到来，东京的住房仍然拥挤。１９０６年，一位华侨好友将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借给梁启超，其住房才有根本改善。这里依山傍水，后面是一座小山，松林茂盛；前面是大海，波涛汹涌。在家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涌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颇富诗意地起名“双涛园”。梁启超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１９１２年归国后，１０余年间他在北京有两三处住房，史料显示南长街有一处，东单二条有一处，清华大学有一处。当然，像清华给的是办公住宅。最令梁启超骄傲的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２５号，即现在的河北区民族路４６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三层小洋楼组成。东楼建于１９１５年，西楼建于１９２５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两座楼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屋内的种布置，豪华中不乏典雅，高贵里尽显庄重；院里树木花草错落有致，绿树和鲜花尽收眼底。梁启超在这里和蔡锷精心策划护国战争。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也是在这里写成。饮冰室历经近百年沧桑，虽有破坏，已全部修复，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１９２５年８月，梁启超出资１万元买下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是一座两层小洋楼，位于小东山二路２３号。夏日这里成了全家避暑休闲的地方。对于死后的墓地，梁启超也极用心。李蕙仙１９２４年去世的第二年，梁启超在香山卧佛寺东边买了一块３０多亩的风景秀丽的山地，花６０００多块大洋修造了庄严典雅的陵园式墓地。１９２９年梁启超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
【生活理念】
家庭生活看似平常，却反映着生活理念。不同的家庭生活理念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理念又和人的脾气秉性关系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决定生活。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具备事业型和生活型的双重特征。他既不因事业而忽略家庭，也不因家庭而贻误事业；而是以事业培植家庭，以家庭促事业发展；同时不以高高在上的家长姿态自居，对妻子儿女平等相待，能妥善处理矛盾；尤其是他在家中脾气平和，用爱心主导情感，所以日常生活和谐而充满了欢乐。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曾明确表示：“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特别难得的是，经过多年生活磨炼和积累，梁启超越来越感觉到家庭欢乐的珍贵。他晚年自称：“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的愉快。”
■平和心境 家庭美满
能够经常保持一种自然、平和、快乐的心境，再加上优越的家庭条件，家庭的生活就美满而趣味盎然了。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重心。梁启超对两位夫人的尊敬和爱戴确保了梁家的安宁、祥和。对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他在檀香山遇到何蕙珍的恋情，不仅如实告诉了李蕙仙，还将其所赠的两把精美小扇寄给李蕙仙保存。每次外出，梁启超总要为李夫人购买礼品。他曾对大女儿梁思顺讲：“汝母所欲得之物，总不外恰克图火锅，腌菜坛子，黄铜烟袋之类，吾与汝母相处二十年，宁不深知耶。”梁启超只要在家居住，就会和李蕙仙夜间长聊。他在给子女的信中透露：“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梁启超常炫耀自己的普通话是李夫人所教。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将李蕙仙当作贤内助和知己。李蕙仙逝世后，梁启超概括他们的关系是：“我德有厥，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挟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燠便康；我老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这种文学体裁的描述难免有夸张之处，但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是肯定无疑的。王桂荃由于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字记述中很少，但他对王的爱恋和依赖决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离不开王桂荃。梁启超出远门常带王桂荃前往。护国战争期间由于没有王桂荃在身边，梁启超几乎没吃过一顿可口的饭，几乎天天思念“王姨”。尤其到了晚年，梁身体不好，全靠王桂荃照料。王桂荃别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聪明过人，在日本时日语学得最快，一度成了全家的翻译。她极善于处理和梁启超、李蕙仙、孩子们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在家威信颇高。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梁思成则讲她是“不寻常的女人”。梁思成虽非王桂荃亲生，但对她感情很深，总是亲切地称其“娘”。梁思成回忆说：“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急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娘吓坏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用身子护着我。我妈正在火头上，一下子收不住，一鞭一鞭地抽在娘身上。我吓得大哭。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不敢马马虎虎了。”又云：“我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实在不行了，就偷偷告诉我爹，让他出来说情。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对于我妈她更是委曲求全。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
处理夫妻关系是一门高超艺术。君不见多少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夫妇之间却弄得一塌糊涂。梁启超有了王桂荃这样通人情、晓事理，又勤劳干练的可以担当家庭主妇式的好媳妇，又有李蕙仙那样有地位、有文化、懂社交的贵族小姐撑门面，就如鱼得水，进退自如了。
■对子女平等的爱
子女不仅是家庭的希望，而且是天伦之乐的源泉。一向将希望看做人生动力的梁启超在子女身上用情颇多。在这样的富裕家庭里，孩子们具体的衣食住行不用梁启超操劳，但给孩子的爱则是必须的。总体来看，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爱是炽热而持久的。他无论工作多忙，都不忘给孩子们写信。有时到深夜一两点，电灯灭了，点上洋蜡，他仍然要写。在协和医院治病，他用吃饭板垫起来给儿女写信。有的信，由于太忙了，断断续续要写十天半个月。现存的这些家信，百分之九十八是写给儿女们的。封封书信浸透着梁启超真诚而热烈的父爱。儿女们也热爱梁启超。他在给儿女们的信中承认：“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就流泪。你们个个都把爹爹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儿女们所劝的当然是要梁启超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梁启超和儿女们之间是真诚关怀，其乐融融。
梁启超对子女的爱就是这种平等的爱，而不是老爷式的封建的爱。每当炎炎夏日，梁启超常常和孩子们一起到北戴河海滨嬉戏。他给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写信叙述：“我们一个个都晒黑了，庄庄尤其厉害，像比忠忠还黑，但她的凫水成绩很好，思永已许她小学毕业了。我也天天入海，却只学得三十岁的孔夫子，可笑之至。一群孩子都要求明年再游，他们私自商量，说若是爹妈打不起兴致，把姐姐请来，领头运动一定成功。”
梁启超在享受天伦之乐时，还特别会欣赏孩子。晚年他给刚两三岁的小儿子思礼起外号叫“老白鼻”（可能是取英语ｂａｂｙ之音），常在给儿女的信中描写其天真活泼的可爱样儿。如：“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每天趣话多着哩。”
梁启超对孩子们就是这样津津乐道，快乐开心，活像“老顽童”。但对自己个人的生活起居却不大会安排，随兴所致。他酷爱写作，即使是繁忙的社会活动，也会挤时间写东西，晚年更是如此，一旦兴趣来了，几天几夜连着干。梁启超这样生活少规律，睡眠也不好。休息不好，付出又大，食不定，心难静，梁启超自然和长寿无缘，５６岁就英年早逝，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来源：天津日报
第三篇李蕙仙与王桂荃的矛盾:梁启超与何蕙珍“情事”新考
一
梁启超在一九〇〇年二十七岁时旅居夏威夷，为当时追求爱国进步的保皇会宣传政治改良，并因此与檀香山年轻女郎何蕙珍相识相恋，但又终于未成眷属。这一脍炙人口的爱情佳话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都广为人知。在最新一本号称“最客观、最翔实的梁启超传记”之中，何蕙珍仍被描述为梁氏的“红颜知己”。但该书承认：“今天我们要了解她，以及她与梁启超的感情，似乎也只有梁启超写给妻子李端蕙 （蕙仙） 的两封书信以及他的二十四首诗作可以参考。”（解玺璋著：《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60页）
实际上，梁启超关于何蕙珍及其爱情的记载既有渲染铺张和浪漫想象之处，有关学术论著或通俗读物对他的记载也有偏信、误解或者曲解。梁启超确实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达檀香山 （The Hawaiian Star， January 1， 1900），但他直到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给夫人李蕙仙的一封信中才提到与何蕙珍的见面 （全信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163—164页）。由于此信是长期以来有关何蕙珍的主要资料来源，现对其中五点主要内容进行补充与考证如下：
第一，根据该信，何蕙珍是檀香山的一位华商之女，年方二十，精通英文，“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现存的中英文献记载何惠 （蕙） 珍的英文姓名为Ho Fui Jin，籍贯广东归善县，即后来的惠阳县 （《西美留学报告》，旧金山，《中西日报》 一九〇八年印，32页）。她的父亲为何广荣 （音译自Ho Kong Wing），在该市国王街一四〇一号开设广荣记 （音译自Kong Wing Kee）；母亲谭树英 （音译自Tan Shoe En），蕙珍为其夫妇长女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ugust 11 and 15，1903）。美国政府于一八九八年兼并夏威夷之后，在一九〇〇年第一次实行当地人口普查，显示何广荣夫妇实际生有七子、五女。其长女Fiu Chin Ho显然即是何蕙珍。她在一八八〇年生于中国，年龄二十岁，职业为教师。但她在一九一〇年、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三〇年的人口登记中的英文姓名为Fui Jin Ho或 Pearl [F.] Hoe，将出生时间推后至一八八四、一八八六或一八九一年 （United States Census，1900，1920，1930）。但从上述何蕙珍已在一九〇〇年担任教师四年，并能翻译梁启超的讲演等记载来看， 她的出生年份应为一八八〇年。
第二，梁启超在该信中称他于一九〇〇年五月初的一个晚上受邀在何蕙珍父亲的店铺对中西宾客发表演说，由蕙珍担任翻译。在讲演成功结束后，何蕙珍与梁启超握手道别时表白：“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当时不知如何答对，但此后“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在给何蕙珍送去照片后， 收到两把扇子作为回礼。
檀香山当地报纸确实曾报道梁启超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七日晚在该市国王街一家华人店铺对中西宾客做长篇演讲，并提及他的翻译为该店主人的女儿Fu Shin，亦即何蕙珍。该报称赞她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少女，以其纯真和机智赢得了来宾喜爱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May 8，1900）。这一报道可以部分印证梁启超的上述记载，显示他与何蕙珍在这场成功的演讲之后互相产生了好感与爱慕之情。但是，即使梁启超单方面的记载也证明何蕙珍明智地表白双方已无可能结为连理，甚至无法再次相遇，因此仅仅希望获得梁氏的照片以作纪念。然而，梁启超却因此展开他在夏威夷的柏拉图之恋。
第三，梁启超该信又称在上述演讲半月之后，有一友人前来劝他娶一当地妇女作为英文老师兼翻译。梁氏听后恍然大悟，确信友人是为何蕙珍所托前来提亲。他以家有发妻、坚持一夫一妻主义及献身国家大事为辞谢绝，并主动提出为此女做媒。但友人称该女平日对于男子均觉得不足一顾， 已在数年前誓不嫁人。
就梁氏记载本身进行分析，何蕙珍是否曾托这位友人前来提亲或由后者主动作伐并不清楚。如果何蕙珍在数年之前就已下定决心坚持独身主义，此时突然主动转托梁氏友前来提出愿意委身为妾，似乎值得存疑。所以，此事是否表明何蕙珍对于梁启超的真挚热切、不计名分的爱情，尚待证实。
第四，梁启超在信中记载何蕙珍在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为他的演讲担任翻译。他与何蕙珍因此畅谈良久，但他未敢触及友人提亲之事。何蕙珍也“毫无爱恋抑郁之态”，但她表达了追求个人教育、兴办学校、回国服务的愿望，并以基督徒的身份劝告梁启超入教。在两人握手分别时，何蕙珍又对梁启超表示：“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因此， 梁启超归寓之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他的柏拉图之恋由此达到顶峰。
何蕙珍的这番举止也许确如梁启超所述，在托人提亲受挫之后仍然对他一往情深，并在镇静自若的谈话之后最终表白示爱。但何蕙珍自然大方的言行也有可能表明她对于梁氏五日之前与其友人的谈话毫不知情，所以并未表现出任何异常。她身为基督教徒并劝导梁启超加入该教，也似乎难以逾越当时教会坚持的一夫一妻的传统教义，轻易对一有妇之夫以身相许。何蕙珍在两人分手时的表白完全出自梁启超的转述，准确与否已无可考证，但其中的语意是指她等待梁氏召唤其回国办女学之决心不变，抑或向梁氏明示爱恋而又保持在初次见面的尺度之内，尚需更多的资料才能证实。
第五，在当晚激动难眠之际，梁启超挥毫兴笔，给远在澳门的夫人李蕙仙写去一封情思并茂的书信。此信主要内容已如上述，基本从他个人的观察、感受甚至想象出发，详细描述了他与何蕙珍的交往经过及他忍痛斩断情丝的心路历程，也显示了梁启超对于发妻李蕙仙的坦白真诚。梁氏坦率承认确实曾经萌发“因蕙珍谙习英语，將来驰骋于地球”的雄心，但他又理智地认识到娶后者为妾“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不可也”。所谓“天理”即是梁氏当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主义；“人情”则指他对于何蕙珍的恋爱、怜爱与敬爱，不忍将她置于小妾的地位；而他作为保皇会领袖的“地位”也使其意识到不能因此男女私情而影响当时席卷海外华人世界的政治改良运动。
实际上，梁启超这段爱情传奇在夏威夷的终结不仅是出于他个人在主观上的理智考虑，也是由于当时以一身承担梁家在澳门生活的李蕙仙在六月十二日迅速复信，威胁要将梁氏此事禀告其父。更为重要并被长期忽视的原因是梁启超所谓的“红颜知己”何蕙珍并未在他继续逗留檀香山期间采取任何追求行动或与他深度接触。梁启超在六月三十日写给李蕙仙的第二封回信虽然再次表示斩断情丝的决心，但也提到“近亦月余不见此人……今将行矣，欲再图一席叙话，不知能否也”（全信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64—165页）。
二
梁启超终于以理智战胜个人情感，以政治改良事业为重，将他对何蕙珍的感情埋藏于心底，显示了伟人的品格；他对于这段感情的自我发展、无奈结束及念念不舍也反映了一个年轻书生的凡人本性。这种个性的矛盾充分表现于梁启超离开夏威夷之后，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通过 《清议报》 （第六十四册） 发表的 《纪事二十四首》 组诗。这组诗歌热烈颂扬了何蕙珍所持的女权主义，对于感受到她的“独有青睐”表示受宠若惊。但他又表达了与谭嗣同烈士共树一夫一妻楷模的决心及与红颜知己何蕙珍归国兴建女学的憧憬，并惋惜在临行之际未能得到再度与后者畅谈、握别的机会。
曾经师从梁启超的冯自由后来写作 《梁启超之情史》 一文 （《逸经》 一九三六年第八期），声称保皇会领袖康有为将梁诗斥为“荒淫无道”。冯氏并称梁启超因在夏威夷试图向何蕙珍“乞婚”不成，“乃为情诗二十 （四） 绝以解嘲”。何蕙珍之弟何望此后随梁启超到日本学习，但因奉康党之命参与在广州的一次暗杀活动受到清政府通缉，导致个人身败名裂及保皇会的分裂。何蕙珍也因此与康、梁党徒决裂。由于冯自由早年师从梁启超时曾经遭到训斥，导致他与后者反目成仇，从保皇会转向同盟会，所以他的这篇文章也常为后来的学者斥为对于梁氏的人身攻击与党派私見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9页；解玺璋著：《梁启超传》，57—58页）。但冯氏的记载也并非无来由。
现有资料尚无法说明何蕙珍何时看到《清议报》所载情诗及做出了何种反应，但她至少可以从在日本跟随梁启超学习的弟弟何望处了解此事，并有可能因此知道梁氏在一九〇三年就已经接纳李蕙仙的婢女王来喜为妾 （后得名王桂荃，见解玺璋著：《梁启超传》，57页）。从何蕙珍在此前后表达的激进女权主义态度来看，她是否仍然保持了对于梁启超的恋情并愿意接受与王来喜一样的小妾身份是值得怀疑的。
何蕙珍在一九〇二年八月九日曾对檀香山的保皇会发表过一次公开演讲 （当地报纸在报道这一演讲时记载，英语演讲人是一位商人女儿Wai Chin，即为何蕙珍。她的中文翻译是刚从日本学习归来的弟弟，即以上冯自由所记述的何望）。何蕙珍的演讲号召华人妇女打破传统、争取解放，她抨击长期男性专制已将中国女性转变为玩物、家具以及没有灵魂、智慧与权利的贱民，她们因此与外界没有接触，对公共事务缺乏了解，甚至并不了解自己的丈夫。她的演讲特别颂扬了几位女权主义先驱，包括在广州学习医术后取得医生执照，并在义和团之乱时期开业行医的Chong Chock Kwan（Hawaiian Star，December 8，1902；旧金山，《中西日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位女医生可能即是“持不嫁主义”，喜欢以男性自称的张竹君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219页）。
不幸的是，何蕙珍的父亲在一九〇三年四十九岁时突然病故，她作为家中唯一成年的长女，成为遗嘱执行人和十口以上家庭的家长，帮助寡母照顾所有未成年弟妹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ugust 11 and 15，1903）。但是，这一家庭的不幸变故和沉重责任并未阻止何蕙珍继续追求她的女权主义理想。
三
最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南温莎市所发现的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所遗留的文献中，何蕙珍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两封来信中讲述了她在檀香山所展开的妇女政治运动。当时康同璧正在北美协助康有为的保皇会发起组织保皇女会，号召通过宪政改革实行“男女同权”（见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近代史研究》二〇一五年第二期）。所以，她与何蕙珍取得通信联系并给后者寄去保皇女会的章程。何蕙珍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回信中报告她并未照搬康同璧所送来的保皇女会章程，而是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华女合群”的组织，大概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合群进化思想。何蕙珍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二日的另一回信中指出这个妇女组织的名称是当地保皇会 《新中国报》 主编陈宜侃 （宜庵） 帮助选取，但她在创建该组织时曾受到当地华人社区男女居民的共同非议。她的工作从少数妇女开始，通过演讲来宣传该组织的目标，并将其章程发表于报纸。这一组织很快发展到四十人左右，而且包括一些美国白人妇女。但是其中的会员大多还是文盲，并未意识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所以，她计划在筹集到足够资金后，为华人妇女开办一个学校，用知识带给这些妇女真正的快乐，以便最终达到救国目的 （该资料见Jane Leung Larson，“The Kang Tongbi Collection of South Winsor， Connecticut”， 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0By7Ajg4xYgVqUXFwbjlWNk0za0k/view）。
何蕙珍也一直追求她在一九〇〇年对梁启超表达过的个人教育计划，并为此在一九〇七年进入檀香山的瓦胡学院 （Oahu College） 求学，这使她成为孙中山的校友。该校实际是一所学制四年的高中学校，孙中山在一八八三年进入此校学习时刚刚十七岁，而且半年后就因信奉基督教而被长兄孙眉强行送回中国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二〇一一年版，227—229页）。何蕙珍进入该校时已经二十七岁，在该校从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学年开始一年级的学习， 但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学年未能通过三年级考试。于是她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学年重读三年级课程，并可能在该年 （她三十一岁时）肄业 （Catalogue of Oahu College，1907—1908，1908—1909，1909—1910，1910—1911）。
值得注意的是，何蕙珍学业受挫之时正是她的弟弟何望在广州参与保皇会 （其正式名称已经改为宪政党） 的暗杀、受到通缉的前后。何望在一九〇〇年随梁启超进入保皇会，在日本的大同学校学习，改名何其武。他后来凭借英语能力而受梁氏的推荐，协助康有为的其他弟子徐勤、陈宜侃在香港和广州办理保皇会的报纸，并因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被称为保皇会“大将军”。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晚，何其武受徐勤之命在广州与陈宜侃等人配合，亲自率领近十人的团伙刺杀振华公司发起人刘士骥致死。何在案发后受到清朝官府通缉，经日本逃回美国。由于刘士骥的被杀与其拒绝康有为的保皇会控制振华公司有关，康氏及其门徒梁启超、陈宜侃等也一并受到通缉 （赵立人、刘仁毅编著：《刘士骥之死——康有为集团策划的一桩血案》，中国影视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77—89页，406—407页） 因此，冯自由在上述记载中声称何蕙珍受此打击，与当时日渐蜕化的保皇党人分道扬镳，可能不无根据。
导致何蕙珍学业挫折的另一主要原因可能是她从一九〇三年父亲早逝后就开始承担的家庭重任。一九一〇年檀香山的人口调查报告显示她仍持独身主义，却是一个十二人大家庭的家长（head），与五十二歲的寡母、已经结婚的何望夫妻以及其他五个弟弟及三个妹妹同居一处。从这一人口登记来看，何蕙珍的职业已经不是教师，而是经营父亲所遗店铺的零售杂货商人。其他家庭成员中，大多均无其他职业，主要依赖何蕙珍经营的店铺为生。大概是由于她在发型和装束上仍然保持了当年梁启超所赞许的“丈夫”气概，人口普查官员竟然将她登记为男性。 她以一位年届三十岁的单身女性支撑如此大的一个家庭，其生活的艰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何蕙珍在一九一三及一九二四年两度从檀香山来到中国，希望与梁启超重续前缘的记载，充斥于网络。如百度百科“何蕙珍”条目即称她在梁启超一九一三年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从檀香山来到北京，欲结秦晋之好。但是，梁启超仅仅在他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这使得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 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薄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何蕙珍是否曾在一九一三年抛开支持全家生计的店铺而远访北京，尚须使用可靠的原始资料进行考证。即使此行确实，她是否仅是回国观光时顺道拜访故人？或曾向梁启超表示愿意委身为妾？
作者使用现有的一九〇〇至一九五二年间檀香山乘船旅客名单资料库进行搜索，仅仅发现何蕙珍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以英文姓名Pearl F. J. Hoe在檀香山海关登记，从海外旅行回到该市的记载 （Hawaii，Honolulu Index to Passengers，1900—1952）。据一九二〇年檀香山人口普查记载，何蕙珍当时仍然是八口之家的家长。她也仍然独身未嫁，但已成为一名邮局职员，与寡母及其他未婚家庭成员住在一起。在一九三〇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她只是一个四人之家的家长，仍然未婚，并未登记任何职业，仅与寡母及一单身的弟弟和离婚的妹妹同居。由此可见，何蕙珍已经逐渐帮助母亲将十人以上的弟妹抚养成人，在完成这一家庭的责任后，她回归祖国，希望重续当年与梁启超的爱情是有可能的。但是，根据上述檀香山乘船旅客的记录，何蕙珍实际到达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李蕙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逝世之前 （李氏逝世时间见解玺璋著：《梁启超传》，56页）。所以，何蕙珍的此次中国之行也有可能只是与李蕙仙逝世时间巧合。她在这一丧事之前或之后就迅速离开中国，并于十月二十一日回到檀香山，这也说明她在此丧变的短暂时间内与梁启超谈婚论嫁并为后者拒绝的可能性不大。
总之，本文的上述考证，只是对长期以来关于梁启超与何蕙珍“情事”的说法提出异议，使用海外有关资料试图揭开何蕙珍作为梁启超“红颜知己”的神秘面纱，并呈现出一位海外华人女权主义先驱者的政治追求与个人奋斗的成败及其为家庭作出的奉献与牺牲。她是否一直坚持激进的独身主义决心以至于拒绝婚嫁，或是在这一女权主义的坚强外貌之下一直为梁启超保留了温柔纯真的感情与永不泯灭的爱情，这也许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
（选自《读书》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