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是如何打掉文强的


节日作文 2019-05-09 00:25:59 节日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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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是如何打掉文强的]中央敲山震虎突然公布文强受贿物


中央敲山震虎突然公布文强受贿物
日期:2012.12.10 来源:集体经济网
 
  为何如今公布海量文强受贿物品照片,中央这是要在反腐之前先给大家敲下警钟啊!
  2010年2月2日,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受审,从去年10月初开始,重庆陆续审理的涉黑大案逐渐勾勒出多年来存在于重庆的“地下秩序”的轮廓。
  7月7日,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当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今年4月14日,文强因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5月21日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定于7月7日对文强 执行死刑。
  为何如今公布海量文强受贿物品照片,中央这是要在反腐之前先给大家敲下警钟啊!
  而文强死前说的十句话也被遭公布又是为何? 

文强受贿的现金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文强受贿物品:古董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1.“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参与过和知道的事情太多,我要是不死很多人就永远睡不着觉。不杀我后患无穷。我死对他们更有利。我是可以把他们拉下水陪我一起去 死的。但那就要把我老婆孩子一起赔上。都说我是个恶魔,但我为人父,为人夫,还不至于对自己的家眷那么狠毒。很多人巴不得我文强马上去死。我会的,但有几 句话在我走前要讲清楚。 ”
  2.“都说我贪污那么多的钱,玩了那么多的女人。我不否认这些。我想说的是,这怪我也不怪我,当然我的责任更大。不管谁放在我那个位置上都会贪污那么多的 钱,玩那么多的女人,甚至更多。那些女学生我不去玩也是别人去玩。说我文强强奸,我那算强奸吗?我有把人家奶头给咬掉吗?我有把人家扔到楼下去吗?我不过 是按照游戏规则做了点圈内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
  3.“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全国像我这样的干部不说有几百万至少也有几十万吧。单单把我一个文强搞臭、杀掉,又解决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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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我还要说的是,老子从巴县的一名小片警做到直辖市的公安局副局长,不是靠贪污一路走过来的。老实说我文强比那些整天拿钱不做事的干警要强一万倍。我是工作在前,贪污在后。”?
  5.“我文强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副局长,却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是谁给我为所欲为的权利呢?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却假装不知道?”
  6.“既然不让我活下去,我就豁出去把一切都说白了:我贪的远不止那些钱。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我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费,但我替那些人办的事情有些是我自己 办的,有些还要托别人办。托别人办事情没有钱行吗?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和送过钱给我的人如今都在带领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那些证据。我不否认那些证据的真实性,但你们要是也去那些人家里搜搜,就会觉得我那点儿赃款、字画拿到他们家里恐怕人家会嫌寒酸的。”
 文强受贿的名贵烟酒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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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强受贿字画《梦断黄山》张大千作品。经鉴定价值364万余元,是赵利明送给文强夫妇的。
  7.“我文强也是读书识字的。以前北京菜市口砍头也有很多的民众拍手称快。可这拍手称快后还不是一切照旧?中国人几百年变了吗?我看什么也没 变。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污腐败的源头吗?昨天重庆大街上有很多人放鞭炮。当年我办了张君案后重庆不也是大街小巷放鞭炮吗?我看三年后他们还 要不要放鞭炮。到那个时候那些出卖过我的人恐怕会念叨我的好处了。到那个时候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就会觉得还是我文强好一点。”
  8.“有些老百姓恨我没有替他们惩治罪犯,沉冤昭雪。也许我走前该给他们道个歉。有些案子我要是不去收那些人的钱替他们摆平,那些人就要把钱送到我的上司 那里,最后要把我摆平。这都能怪我吗?我跟那些百姓有什么仇?我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他们吗?他们是受害者,难道我文强就不是受害者吗?”
  9.“我文强30年前有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贿赂?当年他们说我是英雄,我其实只是在卖力地工作而已,但他们叫我当英雄我就不能不当。现在他们又说我是罪犯,我敢不去当这个罪犯吗? ”
  10.“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我说这么多并不是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我还是负主要责任的。 ”
  11.“要是当年我不从巴县调出来,留在那里安心当一个小片警,我的今天就不会是这样。贪图功名利禄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我死后我的孩子就不要再姓文了,改姓别的,子子孙孙以后再也不要从政,不要当官,远离功名利禄。平淡、平安才是福。”
  而在庭审现场,文强也交代了强迫女星与其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胁迫威胁等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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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强受贿物品,价值8万元的象牙工艺品,是一洗脚城老板,为请文强关照其经营场所送的。
文物古董和恐龙蛋化石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不管名气多么大,文强都要想办法搞到床上去。
  扒下文强的警服,你会发现,其实他就是一个人面兽心,寡廉鲜耻的“五毒局长”,贪、黄、赌、毒样样精通,非但如此,他还热衷于包养情妇、奸淫幼女。
  被“双规”后,文强知道自己不招供一些违法事实难以过关,最初装出很坦白的样子,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弄女明星的过程。
  与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一样,文强也非常热衷于奸淫幼女,“对14岁及14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很感兴趣”。重庆坊间一些人戏称文强为“大无畏的"洛丽塔’实践者”。
  知道了文强好“幼齿”(年龄不满14岁的小女孩),黑社会兄弟们开始积极为“文二哥”寻找合适的目标,他们将魔爪伸向了重庆的中学,而且还搞所谓的选美活动。重庆警方掌握的证据表明,文强最少强奸了4名中学女生。
 死他还热衷于花钱买处女,在黑社会兄弟的活动下,总是有小女孩被送到文强在宾馆所开房间的床上。不过,文强并不白嫖这些小女孩,经常一出手就给这些小女孩10万元的嫖资。   
文强很善于琢磨如何玩女人。除了玩不满14岁的小女孩,女大学生和女明星也是他的魔爪经常触及的对象。在一些败类警察的助阵下,文强曾经在酒店多次强奸了被他的下属灌醉的女大学生。“这属于强奸罪的范畴。”重庆警方内部探员对文强的行为非常反感。
 
而女明星们不管名气多么大,文强都要想办法搞到床上去。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警方内部探员掌握了大量文强与女明星们发生性关系的材料。
 
价值一万元的石佛头是公安干警汪某为自己的升迁调动送给文强的
 
但凡是弄到女人的方式,文强都要尝试下。他经常出入重庆各种高档的会所,由别人付嫖资供他买淫。文强偶尔也会自己付钱嫖娼,而且还非常的大方,让“小姐” 非常满意,与其他嫖客不同的是,文强不但与“小姐”发生性关系,还喜欢与各个夜总会的“妈咪”(老鸨)发生关系。一般夜总会妈咪是不卖身的,她们都是“上 了岸”的人,文强在嫖娼上的嗜好,反映了他内心的霸气,越是强迫别人干不愿意的事,越是能表现自己的权力和尊严,他对此有近乎疯狂的偏执。除了买淫,文强还有固定的情妇,包括重庆经侦大队总队长陈光明等人。
 
除了以上各种方式之外,文强还参股了一家高档会所,重庆亮点商务会所,这家会所以卖淫为主业,同时卖一些酒水、毒品附带产品。在文强和他的黑势力被打掉之后,有“亮点”里面的“小姐”发文揭批亮点商务会所的黑暗面和文强的凶残。
 
而文强之案到底隐藏着什么,看看他的履历,过往精力成就现在的文强。
 
文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出生于1955年12月,九龙坡区含谷镇,在职大专学历,一级警监。1972年1月参加工作,197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巴县县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务。
 
2009年8月,文强因为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
 
2010年,2月2日文强案在重庆市五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可能需要4到5天时间。[1]
 
2010年4月14日,文强案继续开庭并公开宣判。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0年5月2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文强案二审公开宣判,依法驳回文强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2]
 
2010年7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重庆被执行死刑。[3]
 
文强(原重庆司法局长)-简历
 
1992年9月,文强调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任副局长。
 
1997年重庆直辖后,文强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在任11年,并在担任此职其间,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厅局级侦察员。
 
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2008年7月,文强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审讯现场
 
文强(原重庆司法局长)-成长经历
 
山城重庆有多个俗称“十八梯”的地名,然而,位于沙坪坝区曾家镇老街上的“十八梯”,不仅鲜有外人前往,也鲜为人知。这条3米来宽的街巷,步下18级石 梯,左手边的第一家是一幢3开间的8层楼房,在有着20多户人家的曾家新街绝对是鹤立鸡群。一位姓王的中年妇人告知:这是文明君的家,他的老三叫文强,在重庆当大官,前些时被抓起来了。随着街坊们的细细回忆,文强的家事、身世被梳理了出来,从而纠正了先前有些媒体的讹传。
 
家有七兄妹文强排行第三
 
此前有消息称文强兄弟3人,因为排行老二,所以被称为“文二哥”,其实不然。住在文家隔壁的杨大妈告诉记者,文明君和练传芳共生养了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自1951年生下女儿文××后,基本上间隔两年便有一个孩子出世,大儿子文×生于1953年,二儿子文强生于1955年,老四文×在某区公安分局工作,老 五是女儿,老六是文兵,当兵复员后进了一家工厂,后来与谢才萍结婚,再后来就离开了那家厂子。从巴南区方志办了解到,曾家镇原隶属于巴县,重庆直辖时,巴县更名为巴南区,曾家镇则划归沙坪坝区。
 
据了解,文明君祖籍并非曾家镇,而是几十公里外的九龙坡区涵古镇。20岁那年,他便来到了曾家镇,不久认识了练传芳,从此在该镇扎下根。解放 后,文强的父 母一直在镇上一家综合商店工作,那时两人的月工资都是18元。在街坊眼里,文明君一天最多能说上5句话,而练传芳则遇见什么样的人都谈笑自如,也颇讲义气。几位上了年纪的邻居们说,文家的孩子都有点接母亲的代,其中文强身上尤其明显。父母去世后老宅基上建楼房听说记者是来采访文强的经历,一位王姓妇女称 文强仗势欺人,霸占了她家的房屋。据王姓妇女称,她的公公就是文明君母亲的表弟,按辈分文强应该叫她叔娘,但1982年落实私房政策时,文强还当着公社干 部的面用脚踢了她,从此两家反目为仇。
 
王姓妇女说的其实是文家原先住的老宅,2005年,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带着文强的弟弟文兵和妹妹,张罗着将文强父母生前所住的板壁房扒掉,在原址上建起这幢 8层楼,除底楼的左、右两个铺面及其二楼的房间外,其余的房产全归文家,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了解到,文家的房子自建好后,既未装修,也未住人,直至去年8月的一天,公安部门前来搜查,搜查过后,又雇请锁匠将大门换了锁,直到10月份又被查封。据知,文家后人建这幢8层楼时,他们的父母均已过世。64 岁的吕先生告诉记者,文明君是1997年去世的,两年后,66岁的练传芳也故去。据他回忆,文强自从调到重庆当公安局副局长后,除了父母去世,他几乎没回过“十八梯”。
 
“家门口”插队外号“文瞎子”
 
文强案发后,很多报道都以讹传讹,称他是1972年从泸州警校毕业分配到巴县公安局。其实文强分配到巴县公安局的时间是1980年3月,之前他是作为知识 青年下放到农村。按照政策,下放农村可计算工龄,所以有的媒体记者想当然地将他参警的时间提前到1972年。在文强曾经就读的曾家中学了解到,文强是 1971年7月从该校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中等偏上。1972年1月,16岁刚过的文强下放农村,说是插队落户,其实就是离家仅2公里远的回龙大队,由于有 位小队的队长与文强的妈妈是表亲,文强便享受了投亲靠友的政策优惠。虽然大队给他安排单独的住处,但他基本不住,由于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他每天像上下班一样早出晚归,有时为节省开支,连中午饭都回家吃,后来因为当了团支部书记,才在队里住下。
 
2010年82岁的周绍元曾是大队长,他回忆的一件往事,很能说明文强的为人处世之道:当时大队有个出了名的懒人,大队干部只要发现这人偷懒就罚晒太阳。有一次,周绍元见体罚的时间太长怕出意外,便对看管的文强说:“让他进来算了。”文强连声道:“你是领导,你说哪样就哪样。”几位上了年纪的农民介绍,文 强插队期间很勤快,栽秧、割谷、挑草头、守鸭棚都肯干,越是人多干得越上劲。一位现任村干部的中年人告诉记者,文强比较随和,当时每次到大队部开会的间隙,他总爱喊文强的外号:“文瞎子,来下盘象棋。”文强不但不发恼,总是笑呵呵地跟他厮杀一番。 
  处在保护伞顶的文强
 
妻子是“插友”救伤员存疑
 
文强与妻子周晓亚初识于回龙大队,两人同为下放知青。周晓亚是虎溪电机厂的子弟,虎溪电机厂是一家有着近2000名职工的三线工厂,其所在的虎溪镇邻近曾 家镇,所以从1974年起,该厂的子弟中学毕业后,都到回龙大队插队落户,到1976年达到100多人。造访时,50多岁的村民万世年称,周晓亚是个好女娃,也长得蛮秀气。“自从文强当了团支部书记,就经常到6队来找周晓亚,不是准备演讲稿,就是排节目,其实他是在打周晓亚的主意。”时任大队长的万大华称,文强当年还是不错的,吃得苦,也有组织能力,大队就让他当了团支书。而记者了解的情况是,大约是1976年上半年,附近军用机场的一架训练机失事,迫降在一条小河沟旁,机上两人受伤,呼救后被一群人抬到了医院。当时组织人员施救的人是文强。
 
文强的一位发小当年下放到另一个大队,他也称第一个赶到现场组织救援的人是文强,其理由是文强事后在全公社的知青表彰大会上曾就此作过典型发言。找到当年一位抬过担架的村民询问时,他坚称在施救现场没见到文强。事后,文强被任命为大队团支书,同年底还入了党。万大华告诉记者,当年全大队的100多名知青 中,只有文强和电机厂一位姓李的子弟入党。1977年底,文强考取了四川省公安学校,从此再未到过回龙村。两年后,周晓亚返城,进了虎溪电机厂当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文强与周晓亚结婚,当他们的儿子长到4岁时,周晓亚调到巴县县城所在的鱼洞镇,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单位工作。其时,文强已升任巴县县委副书记。
 
在虎溪电机厂宿舍区遇到一位退休老者,问起周晓亚的情况,他用重庆方言道:“人家上面有喷杆(上面有人),早就调到好单位去了。”
 
读警校担粪种菜很卖力
 
造访四川警察学院,找到曾经担任过文强班主任的蔡老师,这位77岁的老者介绍了她所了解的文强。1977年底,该校中专部从参加高考的社会青年中招了 200名学员,文强便是其中之一。蔡老师成为文强的班主任。蔡老师说:文强不爱体能训练。当时文强不管是担粪、种菜,还是挑草头、收红薯,都很卖力气。蔡老师,毕业后,文强曾3次到家里看过她,一见面就喊她“蔡妈妈”。前些年,文强还经常给她写信,谈人生、谈理想。然而,文强最终还是没能走正道,蔡老师恨铁不成钢地对记者说:“从一个普通民警成长为厅级干部多不容易,他为什么就不懂得珍惜,怎么就把握不住自己呢?”
 
文强(原重庆司法局长)-政治生涯
 
破案累累
 
在市公安局期间,文强在系统内一度是个英雄般的人物。除2000年闻名全国的张君案外,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2000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等。
 
但在政界和民间口碑都颇为不佳。文强担任重庆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和局长期间,重庆市治安状况趋于恶化,黑社会活动猖獗,高利贷屡禁不止,民间多有怨言。“他的落马只是迟早的问题。” 
 从文强家搜出的古董
  
  被捕
 
经2009年9月22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许可,经市纪委审查移送司法机关,经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批准,2009年9月26日 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文强黑恶“保护伞”骨干黄代强、 陈涛、赵利明、李寒彬等一批同案人员此前已被执行逮捕。“涉黑落马”的原交警总队长陈洪刚因严重违纪正“双规”审查中。
 
相关方面通报: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文强长期以来,伙同其心腹骨干黄代强(原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涛(原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利明(原经侦总队总 队长)、李寒彬(原刑警总队打黑支队支队长)等人,利用职务之便,涉嫌先后为王天伦、岳宁、龚刚模、谢才萍、王小军、陈明亮、马当和“亮点”等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团伙充当保护伞。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杀人、抢劫、绑架、故意伤害、组织、容留卖淫、开设赌场、非法拘禁、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与此同时,文强等人还涉嫌强奸、洗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非法持有弹药、帮助毁灭证据、高利转贷、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公司企业印章、介绍卖淫以及巨额受贿等多项犯罪。
 
初步查明:文强、彭长健和骨干成员等利用手中职权,徇私枉法、买官卖官、大肆收受巨额贿赂。侦查中共查扣其涉案资产价值上亿元,尚有涉案资金转移海外在追查中。文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长期嫖娼、赌博成性。
 
落马原因
 
文强在政界及民间被议论最多的,是他和当地一些“江湖人士”过往甚密。
 
重庆市一位政府官员说,上世纪90年代,重庆一王姓黑社会大佬在解放碑为女儿办生日宴,文强参加了这次宴会,并为很多人所知。
 
另一个重庆坊间广为流传的段子则是,文强与这位王姓老大关系亲近到可以在街边破烂的小摊一起吃面。
 
2009年以来,由“打黑英雄”王立军挂帅领导的重庆警方对该市黑恶势力重拳出击,掌握了百余个黑社会团体的证据线索。据重庆警方最近一次公布的数据,警方已在短短数月内打掉黑恶团伙四十七个,抓获涉黑团伙成员三百七十人,从中破获刑事案件三百余起。
 
与此同时,当地一些涉黑案件已牵扯出警界内部人员正是某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对此,王立军和重庆警方高层均曾表示,警方将坚决冲破“关系网”、打掉“保护伞”,对地方党政机关和政法队伍中与黑恶分子相互勾结、包庇、纵容的人员将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人物评价
 
熟知文强的人士评价说,文强工作能力很强,颇有“强人风范”。有接近文强本人的人士称,文强闲时爱斗地主,喜欢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是一个性情中人。
 
责任界定
 
一位司法界人士认为,如此多积案,加上扫黑专项斗争所暴露的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 
挖鱼塘挖出的文强的脏款
 
从他家搜出的古董作为分管刑事侦查这么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
 
审理
 
2010年2月2日,文强将在重庆开庭审理,其被控强奸、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起诉书中,指控文强受贿110余起,受贿总额1810万元。
 
指控:酒后强奸女大学生
 
起诉书中称,文强曾结识一名女大学生,两人一起喝酒,文强醉后在宾馆提出与该女大学生发生性关系遭拒,文强遂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此后,两人还多次发生性关系。
 
被控受贿总额1800余万
 
知情人士透露,起诉书指控文强受贿达110余起。
 
知情人士介绍,起诉书中文强被控受贿1000万,其妻周晓亚被控与文强共同受贿810万,文强被控受贿总额为1800万。最初,重庆公安机关指控周晓亚涉 嫌隐瞒、掩饰犯罪非法所得和洗钱罪。最后,重庆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否定了公安机关这两个指控,以受贿罪对周晓亚提起公诉。[4]
 
文强(原重庆司法局长)-判决
 
2010年4月1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文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5]
 
2010年5月21日上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文强案二审公开宣判,依法驳回文强、周晓亚、黄代强、赵利明和陈涛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2]
 
2010年6月11日,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发布消息称,经2010年5月13日市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通过,给予文强、陈洪刚二人行政开除处分。[5]
 
2010年7月7日,执行死刑。

二:[中央是如何打掉文强的]重庆打黑绝密内幕:文强曾想找黑道做掉王立军


重庆打黑绝密内幕:
文强曾想找黑道做掉王立军
来源:中华网文化发布时间:2012-2-17 1
http://news.dsqq.cn/shpd/2012/02/17195043009.html
  摘要:在长期主政渝中区公安分局时,彭长健为文强那个号称重庆第一黑社会女老大的弟媳提供了诸多关照。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总队长、重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是倒下的第三张多米诺骨牌,成为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又一副厅级干部。 
  前传:揭秘重庆打黑:黑社会老大曾当面向薄熙来叫板
  很会做人的下乡知青
  今日的文强虽然嚣张跋扈,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人缘好、踏实、肯干。文强的父亲叫文明君,母亲叫练传芳。文明君20岁出头的时候,由老家重庆九龙坡区涵古镇来到巴县曾家镇,邂逅了练传芳,并在当地落地生根。
  文强的父母亲在1997年先后辞世,但在邻居们的记忆中,文明君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一天最多能说上5句话,但是对于子女的管教很严格,而练传芳则遇见什么样的人都谈笑自如,也颇讲义气,人缘特别好,文强兄弟姐妹几个身上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个特点。
  婚后,文明君和练传芳共生养了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自1951年生下大女儿后,基本上间隔两年便有一个孩子出世,大儿子生于1953年,二儿子文强生于1955年,四儿子现在某区公安分局工作,老五是女儿,老六是文兵,当兵复员后进了一家工厂,后来与谢才萍结婚,再后来就离开了那家厂子。
  新中国成立后,文强的父母一直在镇上一家综合商店工作,那时两人的月工资都是18元,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压力还是很大的。
  1971年7月,16岁的文强从巴县曾家镇曾家中学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中等偏上,这个时候正好面临中国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尾声时期,但是上山下乡的运动还在进行着。1972年1月,17岁刚过的文强下乡当了知青。说是插队落户,实际就是到离家仅2公里远的回龙大队工作而已,由于有位小队的队长与文强的妈妈是表亲,文强便享受了投亲靠友的政策优惠。
  虽然大队给他安排单独的住处,但他基本不住,由于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他每天像上下班一样早出晚归,有时为节省开支,连中午饭都回家吃,后来因为当了团支部书记,才在队里住下。
  在回龙大队村民们的集体记忆中,那个时候的文强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会来事,人缘好,干活积极。文强插队时无论是栽秧、割谷、挑草头还是守鸭棚都肯干,而且是个人来疯,越是人多干得越上劲。
  由于他的性格比较随和,大家也都爱和他玩,对于别人给自己起的外号,他也不在乎,整天笑嘻嘻的,这一点与他母亲非常的相似。当时每次到大队部开会的间隙,总有一个村民喜欢喊文强的外号:“文瞎子,来下盘象棋。”文强对这样的称谓不但不发恼,总是笑呵呵地跟他厮杀一番。
  在做知青的时候,文强认识了老婆周晓亚。当时周晓亚是虎溪电机厂的子弟,虎溪电机厂是一家有着近2000名职工的三线工厂,其所在的虎溪镇邻近曾家镇,所以从1974年起,该厂的子弟中学毕业后,都到回龙大队插队落户,到1976年达到100多人。
  周晓亚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秀气。自从文强当了回龙大队团支部书记后,就经常到6队来找周晓亚,在村民们的记忆中,文强找周晓亚不是准备演讲稿,就是排节目,总是以做工作的名义接触周晓亚,其实是在打周晓亚的主意。
  文强当年还是不错的,吃得苦,也有组织能力,大队就让他当了团支书。大约是1976年上半年,附近军用机场的一架训练机失事,迫降在一条小河沟旁,机上两人受伤,呼救后被一群人抬到了医院。当时组织人员施救的人是文强。
  1977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全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文强也参加了高考。这个时候,正巧四川省公安学校中专部从参加高考的社会青年中招了200名学员,文强便是其中之一。进入警校之后,文强不爱体能训练。但是文强不管是担粪、种菜,还是挑草头、收红薯,却都很卖力气。
  1980年,文强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从此再未到过回龙村。两年后,周晓亚返城,进了虎溪电机厂当工人。20世纪80年代初,文强与周晓亚结婚,当他们的儿子长到4岁时,周晓亚调到巴县县城所在的鱼洞镇,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单位工作。其时,文强已升任巴县县委副书记。
  在文强事业起步阶段,他心里的霸气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当他事业如日中天之后,特别是坐上了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之后,文强开始对于家乡人也表现出极强的霸气。
  文强母亲的表亲记得很清楚,2005年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带着文强的弟弟文兵和妹妹,张罗着将文强父母生前所住的板壁房扒掉,在原址上建起这幢8层楼,除底楼的左、右两个铺面及其二楼的房间外,其余的房产全归文家,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而原本应该属于文强母亲表亲的地基也被霸占了,这个亲戚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文家的房子自建好后,既未装修,也未住人,直至2009年8月的一天,公安部门前来搜查,搜查过后,又雇请锁匠将大门换了锁,直到10月份又被查封。
 歼灭张君
  文强在变质之前,也曾是一方平安的守护神,多少叱咤黑道多年的枭雄人物倒在他的脚下,如果单纯以打黑数量和打黑案件案情重大与否衡量,能与文强匹敌的也只有东北的王立军,作为公安部两个标杆式人物,文强和王立军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其中有自身的问题,也有现行司法体制缺少监管的原因。
  文强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后就参加工作,被分配至巴县公安局秘书股,经过几年努力升到了科级干部。其后凭借1982年在全国严打斗争中的表现,文强进入了时任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的视野,此后一路高升。1992年,文强已经升到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职,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升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进入市局后,文强一直分管刑事侦查工作,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都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其中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2000年重庆运钞车持枪抢劫案等。文强逐渐成为重庆警界的一面旗帜。
  真正让文强的声名到达顶点的,是2000年的“张君案”。这名杀人恶魔长年在渝、湘、桂疯狂杀人越货,犯下滔天罪行,却一次次逃过警方追捕,最后公安部向全国发出缉捕张君的A级通缉令。就是这样一名凶残狡猾的杀人狂,最终栽在文强手里。
  关于文强抓获张君的场景,有极其精彩的记载。是日,张君落入重庆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文强飞奔而上,一脚踏在张君脸上,然后拿出手机汇报。上级问在哪儿抓获?文强回答:“在我脚下!”此役后,文强名扬天下,“打黑局长”的威名响彻西南。
  文强为了抓获张君费尽心思。
  从2000年9月13日起重庆公安干警就开始在一种极为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六天六夜,重庆市公安局的领导和侦察干警仿佛在人间“蒸发”了,不知去向,直到擒获匪首张君后他们才露面。
  9月13日,公安部刑侦局一名负责渝湘鄂系列案的领导悄然抵渝。当晚12点左右,这名负责同志与重庆市公安局陈邦国局长、文强副局长交换渝湘鄂系列案的最新情况,对手中的资料作了全面的分析,最后决定,将主战场移至涪陵。
  16日凌晨2点钟,几位领导和侦察干警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经过“包装”,驱车直奔涪陵。9月16日凌晨4点,专案组抵达涪陵,立即住进一僻静的宾馆,并立即着手研究如何对张君在该地的关系人进行摸排和调查工作。他们以出差人员的名义住在宾馆,除了在外工作的民警外,大多数人在房间里闭门不出。
  9月15日,一名女子进入警方的侦察视线,经查明她与一名叫龙海力的男子关系密切。此人的真名叫杨明燕,也就是在湖南常德出现的名叫“娟子”的女人,今年28岁,与龙海力有一个4个月大的女儿。文强等人经过严谨的分析,龙海力极有可能就是张君。为避免打草惊蛇,侦察员对杨明燕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9月18日下午,杨明燕提着包从家中匆匆走出,被早已守候的侦察员秘密抓获。审查中,杨明燕百般狡辩,不承认龙海力参与了犯罪,更不承认龙海力就是警方正在通缉的渝湘鄂系列案的首犯张君。最后,在侦察员出示的大量证据面前,杨明燕不得不承认龙海力就是张君,并交代了张君曾于常德案后到过涪陵,因缺钱花,把一辆“桑塔纳”以6万元的价格卖掉后不知去向。
  专案组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张君在重庆的可能性极大,局党委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立即出击,将杨及张君在涪陵的所有关系人全部捕捉,迫使其加强与重庆关系人的联系,为公安机关创造战机。专案组也于19日早上6点出发,移师返回重庆市区。
  19日晚8时许,侦察员发现,有一湖南籍男子与渝中区枣子岚垭一名叫全弘燕的女子来往密切,据专案组分析,当晚极有可能要在渝中区南纪门和观音岩两个地方出现,于是,两队人马火速赶赴两处设伏。
  19日晚9时50分,一名身穿深蓝色圆领衫的男子出现在观音岩,他站了几秒钟,前后左右观察了一阵后,径直朝等候在一暗处的女人走去。就在两人交包的一瞬间,几名侦察员猛扑过去,将这名男子狠狠地按翻在地,一把“五四”式手枪从他手中滑落在地,此时,埋伏在此地的其他干警也涌了过来,共同将这名男子制服。民警当场脱掉被捕男子的左脚鞋袜,看见他左脚心上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据此标志判定,此人正是被追捕多年的匪首张君。
  事后,张君感叹:没想到重庆警方如此神速,如果再给我0。1秒时间,我就有机会自杀了。
  当晚,重庆警方对张君进行了突审,同时将其在重庆的团伙及关系人一网打尽,并缴获了“五四”手枪2支,各类型号唧筒式猎枪7支,军用手榴弹两枚,自制炸弹两枚,各类子弹1949发,同时还查获了大量的信用卡、证券交易卡、现金、金银首饰和几大本关于兵器、射击、作战的书籍。
  从1994年张君在重庆持枪抢劫犯下第一桩罪案开始,重庆的公安干警就和这名狡猾凶残的对手展开了长达6年的较量,专案组多次到云南、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市调查其购买枪支和销售黄金的渠道。并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现代化的手段对张君及其犯罪同伙进行侦查、追踪,调查其真实身份和行动路线等。特别是在寻找其在各省市关系人的时候,重庆警方动用侦察手段,摸排出其中部分关系人的真实身份和住址。
  为捕获张君及其同伙,重庆警方在文强的带领下,做了大量细致的基础工作,从传统的摸排、证件人口管理等侦查手段到现代化的数据库、仪器等,均证明是成功破获此系列案件的关键。
  仅在重庆2000年“6。19”案后,重庆的公安干警就走访群众1万3千多名,对6000多名出租车驾驶员调查访问,排查暂住人口150多万人,比对指纹230多万,制作弹痕照片900多张。大量信息资料的积累为其他省市警方的侦查工作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正如湖南省公安厅分管刑侦的负责人在常德案后所讲:在案侦工作中,重庆警方提供了关键性协助,为打开案侦工作突破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君案件作为公安部挂牌的第一号案件,受到了公安部和重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五局、十二局负责同志赶赴重庆,亲临主战场的第一线指导、协调工作。
  在重庆“6。19”案案发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同志多次对此案的进展情况进行批示和指示。重庆市副市长王鸿举要求公安部门不惜一切代价,破获案件。
  特别是在2000年9月19日晚8时,贺国强书记得悉张君已到重庆,当即指示:要制定周密方案,组织精兵强将,务必当场抓获,不能让他跑出重庆。捉获张君后,贺国强书记、王鸿举副市长又赶到看守所,对关押的安全、突审、深挖工作作出了明确的指示。
  渝湘鄂系列案首犯张君被成功抓获后,公安部专门发来贺电,充分肯定了重庆公安民警英勇顽强、特别能战斗的良好素质和攻坚能力,并向全体参战民警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副市长王鸿举也连夜赶到现场慰问、鼓励广大民警。
  张君在重庆犯下的5起大案使重庆的公安民警们在压抑了六年之后,终于吐出了心中久憋的一口恶气,笑逐颜开。然而在成功的背后,却不能不提到公安干警为捉获张君六年来的艰苦工作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从1994年张君在重庆首次犯案开始,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民警,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们凭着一股“不破此案、誓不罢休”的劲头与张君及其团伙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较量。许多民警顾不上家庭,顾不上自己的身体,连续作战。专案组干警赵晓,身体累垮了都顾不上休息,在生病住院的前一个晚上还在专案组加班加点研究分析案情,后来因病去世,年仅40岁。 
  文强作为重庆公安局张君专案组的直接负责人,在破获此次案件过程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激情、胆识和魄力,是整个专案组的灵魂人物,文强面对悍匪的强悍是支撑重庆公安局专案组的精神支柱。
  抓获张君之后,文强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文强的位置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提升,从2000年开始到2008年王立军空降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在副局长的位置上一呆就是近10年。期间,文强唯一一次提拔是由副局长被提拔为常务副局长。文强非常想能升任到局长的位置,但根据有关规定,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位置必须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而政法委书记则必须是外调过来,不能由本地人兼任,所以文强的局长梦永远无法实现。
  升迁无望,随着文强在副局长这个位置上越干越久,对各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熟悉,资历越来越深,成绩越来越大,他的思想也一天天改变,行为一天比一天“狂放”。在不断地打击黑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他也逐步陷入到黑社会中去。
 
  捣毁重庆恶霸封曼
  曾经横行重庆,危害一方的恶霸封曼是倒在文强脚下的第二个江湖大佬。
  2000年,文强抓获张君之后,个人声望和事业如日中天,这个时候,他的事业轨迹还是沿着正道往前行,在其后的第二年,即2001年12月18日,历经2个月的时间,文强带领重庆公安干警,将重庆本土最大的黑社会头目封曼团伙95人全部擒获,缴获赃款赃物价值过亿元。
  封曼是重庆老牌黑社会分子,在后来诸如陈明亮、黎强、王天伦等人还是工厂里的工人、农村农民时,他就已经是横行重庆的一霸了。从封曼开始,重庆黑社会就已经显示出有组织犯罪的倾向,并且,封曼等人利用黑社会打打杀杀的霸权,抢占经济资源,拉拢腐蚀政府部门官员,形成了早期的黑色产业链。从某种意义上说,封曼是2009年重庆打黑落网的黑社会分子的祖师爷。
  封曼,38岁,重庆市巴南区人,被捕前曾任聚汇房地产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的董事长。1982年因聚众斗殴曾被判刑2年,1990年又因介绍妇女卖淫被劳动教养3年。封曼自1993年以来,纠集刑释解教及社会闲散人员110余人,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以黑护商、以商养黑,在巴南区杀人、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强迫交易等,共作案110余起,致死2人,致伤80余人。
  翻看封曼作恶史,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骨子里就是流氓的真流氓,流氓是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作恶,在他们的眼里,没有法制、道义和逻辑,作恶凭心情,高兴起来可以作恶,不高兴了也可以作恶,所以他们是社会的渣滓。
  1998年2月的一天,封曼以某洗脚城对其朋友的服务不到位为由,带领手下李显康、刘兵等人到该洗脚城乱打乱砸。当时,一名在该洗脚城洗脚的台商因无端挨打,起而与封曼理论,被封曼指使手下又一顿乱打不算,还强逼该台商跪地求饶。其后,封曼还是不解气,又命令该洗脚城老板将洗脚城全体工作人员召齐,由封曼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训诫”。
  1999年9月7日,该组织成员沈先伟与当地居民万某发生纠纷,来到万某吃饭的某餐馆,将万某及其朋友7人乱刀砍伤。当晚,万某因伤重不治死亡。
  封曼的嚣张跋扈连政府官员都要让他三分。一次,巴南区区政府和区开发办开会,研究土地开发问题,封曼竟也大模大样地与会。当区建委副主任发言时,因内容不合封曼的意,被封曼一杯茶水迎面泼去,一声:“你他妈的给我闭嘴!”吓得建委副主任不敢开口,也不敢抗争,而其他与会人员对此竟也不以为怪。封曼的嚣张由此可见一斑。
  2009年在打黑中落马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一支队支队长李寒彬,当时也参与了对封曼的抓获行动,而且是时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的主力干将,但可惜的是,与文强一样,他因为打黑而就任高位,却因为涉黑而锒铛入狱,真是莫大的讽刺。
  2001年年初,李寒彬陆续收到群众关于封曼欺行霸市、为非作歹的举报多达五十余条,在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作恶累累的封曼团伙被重庆警方秘密列为打黑除恶的重点目标。
  一张针对封曼的抓捕大网悄无声息地张开。当时警方的抓捕原则是:逮捕封曼必须秘密进行,防止销毁证据,惊动同伙。
  2001年4月8日,在封曼经常活动的娱乐场所和别墅,三十余名便衣民警开始了艰苦的蹲坑守候。9日早晨,毫无察觉的封曼独自一人开着卡迪拉克大摇大摆地驶出别墅,被守候多时的便衣民警一举擒获。
  侦查结果显示,多年来,封曼凭借暴力和关系网,以各种手段,疯狂聚敛财富。
  1998年前后,封曼通过行贿等各种手段,将时任巴南区开发办主任的肖德友和一批实权人物拉下了水。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他通过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工商执照的方式,成立了“重庆市聚汇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聚华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聚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重庆市聚华装饰有限公司”4家公司,董事长均由封曼一人充任。公司虽然是假公司,但生意却做得火爆。
  在重庆,巴南属于新区,正处于大规模开发之中,而土地开发这一块,已基本上为封曼所垄断,外地公司想在巴南发展,需要从封曼手里购买国家的土地;巴南区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大型的建筑装修项目和物业管理业务,也都为封曼所包揽,其他人难以插手。封曼被打掉前,已聚敛财富达1。7亿多元,个人生活也极尽奢豪。
  随着金钱和权势的增加,封曼不甘心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开始萌生出更高的欲望,其魔爪开始伸向政治领域。根据重庆警方调查,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牵涉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6人,其中包括处级以上干部25人,成为重庆第一批大规模牵连国家公职人员的黑社会案子。
  重庆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封曼用于拉拢、腐蚀党政干部的费用达数百万元,其手段包括送现金、送小轿车等等。
  封曼拥有3幢别墅,院内还建有大型室内游泳池。3幢别墅都各有高档洗浴间的套房七八套。这3幢别墅,一幢自用,另外两幢则用于接待,里面吃喝玩乐的设施一应俱全。当地人将这两幢别墅称作是巴南的“红楼”,当地的少数领导干部和那些封曼认为用得着的人物,经常在其中寻欢作乐,里面经常通宵赌博,而封曼则以“输钱”的方式向这些人成千上万地行贿。 
  从1999年开始,在巴南区,封曼开始插手“政坛”事务,凭借“经济手段”和暴力手段影响区内一些重要人物的“升迁黜陟”。区内某副职想搞掉正职,他插手其中;因区开发委主任提出的开发方案影响了他个人的财路,即千方百计要将该主任搞掉,并不惜以暴力相威胁,要将其“断手断脚”。
  封曼是重庆黑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人物,在他横行重庆的初期,主要是依靠暴力,控制层次较低的卖淫、赌博等生意赚钱。后来,等他原始积累到一定阶段,他开始逐步利用金钱向政府部门渗透,通过获得保护伞,再向经济领域渗透,只是这个时候,被他拉下水的政府官员级别还较低,能量还较小。但这种模式后来被重庆黑社会普遍采用,并进而发展成给自己买“红帽子”戴。
  巴南区移民局副局长肖德友是封曼黑社会团伙最大的保护伞,通过手中的权力为黑社会分子敛财保驾护航。涉黑的巴南区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财务处处长李云华也被逮捕,李云华是肖德友的老部下。但可悲的是,肖德友并没有成为重庆其他公职人员的前车之鉴,2001年至2009年间,反而更多的公职人员牵涉到黑社会组织中去,规模“蔚为壮观”。
  1999年8月,已与“黑帮老大”封曼称兄道弟的肖德友与封串通一气,共同胁迫重庆美伦房地产公司经理廖某将其公司所有的6亩土地低价“转让”给封曼,致使“美伦”公司蒙受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肖德友是第一个将黑社会分子往经济领域内推进的公职人员,在此之前,重庆黑社会分子都是利用拳头、砍刀在街上打打杀杀,收取保护费,或者从事其他不正当的小生意谋生,肖德友教会封曼如何将黑社会公司化运作,如何向房地产等领域挺进。
  2000年4月,时任巴南区开发委主任的肖德友为帮助封曼达到成立重庆市聚汇房地产开发公司,非法聚敛钱财的目的,在明知其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指使财务处长李云华为其开具了收到500万元土地出让金的“收据”,致使封曼骗取了工商登记,成立了聚汇房地产公司,给“黑老大”披上了合法外衣。
  仗着有肖德友这把“保护伞”撑腰,封曼更是为所欲为,欺行霸市,违规操作,疯狂聚敛钱财。封曼专门在体育中心对面耗资600余万元修建了3500平方米的“顺祥园别墅”作为自己老巢和黑帮团伙据点,24小时派狼狗和保镖看护,引起极大民愤。
  警方侦查到,身为副局长的肖德友被封曼拉入犯罪集团后,为封曼犯罪集团撑起了“保护伞”。肖利用职权,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无偿提供价值16亿元的200亩土地,让封曼强占。
  当时巴南属于新区,正处于大规模开发之中,而土地开发这一块,已基本上为封曼所垄断;巴南区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大型的建筑装修项目和物业管理业务,也都为封曼所包揽。
 
  大哥杨小林覆灭
  张君和封曼之后,重庆杨小林黑社会团伙成为倒在文强脚下的第三个有组织犯罪团伙。如果说张君是单枪匹马的流氓,封曼是公司化后的流氓,那么杨小林就是一个具备原始黑社会形态的流氓组织。有可能是看了香港黑社会电影,学习里面的洪兴帮和东星社等社团组织而成立的。这个黑社会组织是哥老会组织在20世纪末的缩减版组织。
  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成员一个月要开一次总结大会,谁冒犯老大,轻则下跪认错,重则乱刀砍死;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黑金”,在赌场放高利贷、开美容院组织卖淫,统一掌管经营,连贩毒都开着宝马;他们也重视“人才”,年龄最大的才30岁,最小的只有19岁,且该“公司”在“经营”中,还任命了一名大专生当“军师”。
  杨小林(手下人称杨哥)是重庆长寿县农民,被抓获前暂住沙区杨公桥。根据当时重庆公诉机关起诉书,将其列为第一被告,指控其涉嫌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8项罪名。其妻熊建碧(人称“熊姐”)被列为第二被告,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卖毒品罪等5项罪名。
  据公安机关查实,2004年开始,杨小林及其妻子熊建碧先后拉拢大周磊、阳勇、吴丹、蔡国华等人在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区、渝中区等地为其贩卖K粉、摇头丸。
  公安机关认为,熊建碧在组织中是毒品和财务的总管。被告人王时翼、刘剑平负责少量毒品的保管、分发。大周磊、阳勇、高万礼等分别在熊建碧、王时翼、刘剑平处拿毒品,大周磊、阳勇、高万礼等人又让熊江、梁勇、王波、余飞飞、小周磊等人为其直接贩卖。大周磊等人将毒品销售后将毒资交给刘剑平,由刘剑平统一交给熊建碧入账。此外,刘剑平、熊建碧各有一本关于毒品销售的账本,刘剑平定时向熊建碧交钱和对账。
  随着贩毒生意日渐做大,杨小林的“坐骑”也换成了时髦的宝马车。2005年2月6日,杨小林邀约蔡国华、王时翼等人驾乘他的宝马车前往四川省绵阳市贩卖摇头丸,杨小林通过何勇、赵鑫、邢甫等人联系销售毒品摇头丸。谁知这次却中了赵、邢等人的圈套,当大周磊、王时翼携带500颗摇头丸前往绵阳市五牛大酒店二楼茶楼交易毒品时,被赵鑫、邢甫以及王林、马晗等人打伤,摇头丸全部被抢走。
  同年,杨小林与其毒品供应上家广州阿华交往日趋频繁。2005年3月14日,杨小林与广州阿华联系好购买摇头丸事宜后,便安排王时翼、刘剑平二人到广州阿华处进行交易,刘剑平、王时翼在广州与许继东等人会合后,在广州云湖宾馆内以每颗21元的价格买进摇头丸1500颗。刘剑平、王时翼、许继东等人乘火车将毒品运输回重庆,交与暂住在重庆市渝北区龙山中学的杨小林。
  2005年4月17日,杨小林与广州阿华联系后,指派刘剑平到广州去购买摇头丸。刘剑平到达广州后,在广州市鹅掌坦附近一宾馆内同样以每颗21元的价格从阿华处购得黑色摇头丸1500颗。随后刘剑平买了两只音箱,将1500颗摇头丸分别藏于其中,将音箱托运回重庆,次日下午刘剑平乘飞机回到重庆。几天后,刘剑平、熊江等人到重庆市某货运部将两只音箱取出带回到重庆市江北区刘剑平暂住地,由熊建碧、刘剑平对1500颗摇头丸进行清点后,交给熊建碧带走进行保管。
  大发“毒财”后,杨小林决定再狠捞一笔“黄财”。
  2005年4月,杨小林与大周磊二人合伙在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开了一间“玉手”美容院,组织了若干卖淫女卖淫,并将该美容厅作为“公司”的资产进行统一管理,指派许继东负责管理。
  卖淫女每卖淫一次,许继东就从中提取30~100元不等的费用,然后每天将所收取的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的费用,统一交给每天到“玉手”美容厅收取卖淫费用的熊建碧,由熊建碧统一管理美容厅的收入。
  据警方查实,杨小林团伙自2005年4月份以来,在“玉手”美容厅内介绍李某某等卖淫女卖淫数百次,从中获取非法所得一万余元。
  因为之前在绵阳遭遇黑吃黑,杨小林比以往更加多疑,连身边的人都开始不信任。蔡国华本来是杨小林刚出来“闯荡江湖”时的得力干将。但是,他们俩后来在贩卖毒品(K粉和摇头丸)中因利益分配而产生了矛盾,杨小林认为蔡国华多次在言语上顶撞他,不听他的招呼,很不给他这个大哥面子,而且,当蔡国华负气离开组织后,带走了大量的贩毒客户,给杨小林的毒品销售造成损失,于是杨小林先后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要教训蔡国华。
  2005年2月28日晚12时许,杨小林在与蔡国华再次发生语言冲突后,随即给云南来的史国海打电话,让史国海帮他找个人到重庆来教训蔡国华,史国海当即同意。同时,杨小林决定将原先较为松散的组织进行制度化改造。
  “组织成员不得背叛组织,否则轻则开除,重则性命不保,祸及家人,任何事情只能逐级上报,不能越级上报,否则"家法"处置。”
  2005年3月10日傍晚,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某招待所,杨小林一边强调着自己拟定的“公司”规则,一边扫视着与会人等。
  会上,杨小林宣布成立“公司”。自己为公司负责人,统管公司的人财物,经营范围主要涉及贩卖毒品,放高利贷,组织、介绍容留卖淫等。杨小林还对毒品的贩卖及保管、放高利贷、组织卖淫等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为加强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杨小林规定了严格的惩罚制度。此外,杨小林还规定了会议制度,每月开一次骨干成员参与的会议,总结1个月以来的公司经营情况、对公司利润按比例进行分配,遇有紧急事情临时通知开会。
  公诉机关指控称,杨小林通过贩卖毒品、敲诈勒索、组织卖淫、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敛财10万余元,并提取“公积金”为组织谋“福利”。
  2007年4月11日晚,组织成员刘剑平、余飞飞等人在九龙坡一迪吧吸食毒品被抓,杨小林安排其妻从“公积金”中提出4500元用于缴纳罚款。同月,他两次安排“小弟”以上账方式,为被梁平警方羁押的王时翼、吴丹各送去“慰问金”1000元。当一系列制度宣布后,刚刚离开组织的蔡国华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史国海收到杨小林的命令后,找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鲁勇军。2005年3月21日史鲁两人傍晚到达重庆市,与杨小林在重庆市渝北区电子工业学校门口碰头。杨小林摸出50元钱给小弟许继东,安排许继东负责接待二位杀手。许继东将史、鲁二人带去吃饭后,又将二人带到刘剑平的租赁屋内休息。
  3月22日中午以及23日中午,杨小林一干人等两次与史国海、鲁勇军见面,在杨小林的主持下,他们达成了将蔡国华砍成残疾的一致意见。随后,杨小林安排人手寻找蔡国华的下落,王时翼则负责将史国海、鲁勇军送到蔡国华所在地点,由鲁勇军下手去砍蔡国华。
  3月24日晚20时左右,杨小林的两个小弟在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武陵路“聚友网吧”内发现了蔡国华,杨小林接到汇报后当即指示史国海、鲁永军出发。同时安排小弟在网吧门口把风,并负责在杀手砍了蔡国华后妥善将二杀手带离现场。
  次日凌晨3时许,鲁勇军持大砍刀冲进聚友网吧内,朝坐在36号桌边的蔡国华的头部猛砍两刀后,迅速逃离现场。蔡国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检验鉴定:蔡国华系砍切器致头颅裂伤达特重型颅脑损伤致脑功能丧失死亡。
  杨小林得知蔡国华被砍死后称死了就算了,并安慰了史、鲁二人后离去。
  2005年3月25日13时许,杨小林开着宝马车将史国海、鲁勇军二人送到成都,杨小林给了2000元钱费用,并帮史、鲁二人买了回西昌的火车票。
  就在蔡国华被杀的当天,许继东因违反杨小林定的规矩被当众罚跪;同年4月,王波、梁勇因对其组织骨干成员高万礼不敬被罚当众下跪、赔礼道歉。
  既然对身边兄弟都能翻脸不认人,杨小林对外更是喊打喊杀,从不心慈手软。早在2004年4月,杨小林为了壮大实力,专门从大足县龙水镇一个叫“邓三”的男子手中购得一把自制左轮手枪,主要在贩卖毒品、放高利贷和收账时使用。
  2005年2月9日凌晨零时20分许,杨小林带了王时翼、吴丹等人开着宝马车,窜至梁平县锦屏镇万年村八组谢世群家,声称来向其子谢泽维要债。因为谢泽维不在家,杨小林等人对其家人拳打脚踢,最后强行将谢泽维的前妻杨晓琴及儿子谢杨带回重庆市,先后关押于重庆市龙溪镇某招待所、华渝宾馆、沙坪坝区万川招待所等地。随后,杨小林等人通过电话多次威胁杨晓琴的家人,杨晓琴的父亲杨德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筹得4万元人民币存入了指定账户,杨小林等人在收到4万元钱后,于同年2月11日上午11时许,才将杨晓琴母子释放。至此,杨晓琴母子被非法拘禁长达59个小时。
  2005年3月14日傍晚,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至尚国际俱乐部客人刘某某与服务生发生矛盾,被俱乐部保安打伤。为防报复,俱乐部经理李某某请孙勇找人“扎场子”,孙勇便邀约杨小林为其出面,杨小林便纠集近两百人持械前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聚众斗殴,后因防暴警察出面干预被制止。
  2005年4月6日14时许,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花卉园旁边一游戏厅老板杨某因想霸占另一游戏厅,便请杨小林帮忙。杨小林派了20余人携带凶器前往斗殴,其中刘剑平拿着那把自制左轮手枪在茶楼里示威道:“今天谁敢来就打死谁。”刘剑平等人等了半个小时后,见无人敢来打架才离开。 2005年6月10日杨小林案被侦破后,公安机关收缴到自制左轮手枪一把、小口径子弹16发、管制刀具16把、钢管13根等物。
 
  文强的江湖兄弟
  在不停的打黑运动中,文强越来越深的涉足到黑社会组织中去,开始与一些黑社会老大称兄道弟。在20世纪末,重庆最著名的黑社会代表人物是王渝男和王平,号称“二王时代”。其中,王渝男与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关系较为密切,双方在一些赌场互相参股,而王平则与文强的关系较好。2000年,在重庆警方发动的打黑行动中,发生著名的“白云湖枪击案”,文强为了保护弟媳谢才萍,卖掉了王渝男。
  在重庆的“江湖”中,王渝男的出身恐怕是最显赫的,他的父亲是重庆解放初期的公安局长,母亲是公安局的组织科长,家中4个兄弟姐妹中,王渝男年纪最小,哥哥和姐姐也全在公安系统工作。
  王渝男的父亲教育子女近乎严苛。王渝男上学的时候,父亲出差,问几个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礼物,王渝男的姐姐想要一支口红,结果被父亲甩手给了一耳光。或许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王渝男在同学中显得有些胆小,上小学时王渝男的个子比一般同学还要低一些,不爱说话。
  到中学时代,他结识了当时重庆著名的武术家李南杰,李南杰曾是蒋介石的武官,新中国成立后在校场口附近的骨科医院正骨,因为李南杰参加过校场口血案,把他安排在医院也实行一定程度的监管。
  王渝男并没有正式拜师,不过一直跟随李南杰习武。在他的性格中,义气的成分渐渐多了起来。
  中学毕业后,王渝男跟很多干部子弟一样被安排进重庆钟表厂工作。在钟表厂的时候,他的义气为他积累起不小的声望。由于习武,他喜欢打抱不平,工厂里有人被欺负,都是他来出头。他的亲戚将41中和钟表厂称为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中,王渝男开始建立起威信,日后这些同学和工友大多因为受过更好的教育、优越的家庭背景而成为重庆市不少行业的核心人物。
  王渝男的朋友、同学求他办事,他都会答应。这主要是依靠王渝男在公安局的关系为一些“犯事”的人说话,让这些人可以获得减刑。据传当时的市价是1万元一年,王渝男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不会严格按照所谓的价格来办事,他经常不收钱或者少收钱。
  有一次一个人被捕后,他的家里人找到王渝男,看到对方家里不宽裕,王渝男不要对方的钱,就通过自己在公安局里的关系把人捞出来。在当时的渝中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王渝男讲义气,那些被帮助过的人自然认他当大哥,也会想方设法报答他。
  20世纪90年代,王渝男与人合伙在重庆的渝州宾馆开了重庆第一家鲍鱼餐馆,经常在那里宴请朋友。而他手下的人也越聚越多,被他帮助过的人中,有的到缅甸和越南,在那里拿到第一桶金。适逢缅甸赌石兴起、越南战后重建,因为经济问题逃过一劫的老板们到了东南亚,身上的钱富得可以买半条街。这些人从缅甸贩卖玉石到国内,或者到越南开办建筑公司,财富迅速膨胀,直到前几年还有一个当时从缅甸买回的戒面拍出100万元的高价。这些财富都会以各种形式回报给王渝男。
  王渝男另一项收入就是赌场,当时重庆地下赌场盛行。一般的赌场只敢开3个月,第二个月回本,第三个月盈利,然后就流动到下一个地方。王渝男大多是以干股的形式参与其中,其中就包括谢才萍与王渝男在重庆白云湖搞的赌场。
  与王渝男同一时期崛起的另一江湖老大王平,他的发迹更多依靠了重庆直辖前后房地产的高速发展。那时渝中区的旧房改造需要大量的拆迁,钉子户是影响开发商成本和进度的主要问题之一,"打手"职业就应运而生,王平是当时重庆主要打手组织的头目。
  1998年的朝千隧道枪案就是著名的例子。一家旅行社的两个股东发生纠纷时,其中一方找到王平,王平让自己手下的人与另一方在朝千隧道展开枪战。两辆车追击一辆铃木吉普,车身被数十颗子弹打中,隧道中一名乞丐还被误伤。
  但奇怪的是,重庆在发生这么大一起枪击命案之后,幕后人物王平竟然无事,据江湖传闻,当时,他得到来自公安局内部的风声出逃了,而当时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就是文强。此外,文强与王平的关系密切是有目共睹的,文强曾公开出席王平女儿的婚礼,还有人看到文强与王平在街上一起吃饭。
  在文强屡破打黑案的同时,还与江湖老大称兄道弟,曾经的扫黑英雄的内心里也开始慢慢产生变质的基因,渐渐模糊了黑道和白道之间的界限,开始逐渐被黑社会组织所影响,逐步成为重庆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
  文强的变质从2000年抓获张君时就已经开始。在2000年因为张君案之后擢升为正厅级侦察员之后有些自满,其破案过程中因为需要及时掌握线索等原因,常与地方黑恶势力密切的接触,但文强未能把握好分寸。这有点像港产警匪片中,长期在黑社会卧底的探员,因为行为模式长期受黑社会熏陶,已难以回归正常社会。
  雷霆行动
  2009年8月6日,农历六月十六,星期四。按照老皇历上的说法,这天“易出行”,但是对于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来说,却迎来他人生最黑暗的一天。意气风发的“文二哥”此时并不知道在北京已经有个“大口袋”等他去钻,他懵懵懂懂地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说实话,“文二哥”打心眼里不喜欢北京。重庆这个地方,山美、水美、饮食美、女人美,北京有什么?虽然北京也有声色犬马的场所,但与重庆比起来,差远了。没办法,公差不得不去,自从2008年6月他由重庆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升任司法局局长之后,这种来往于重庆和北京之间的飞行就多起来了。
  文强因长期缺乏锻炼和养尊处优,体态臃肿,白净的脸上堆满了肥肉。有着中年官员的两大标志--大肚腩和“8”字形嘴,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重要角色。
  当天,司法部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郝赤勇、中纪委驻司法部纪检组组长韩亨林、司法部政治部主任李如林等部里领导都参加了。
  会议是热烈而隆重的,各省市的厅局长们的掌声也是响亮的,司法部领导传达了大会的主要任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推动今年司法行政工作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文强正襟危坐地聆听领导的讲话精神,没有想到就在此刻,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向他扑来,他被控制了。
  与此同时,重庆警方也展开了对文强以及他团伙的收网工作。8月7日凌晨2点,重庆市公安局一辆警车来到位于重庆南滨路附近的“海棠晓月”小区,亮明身份是“重庆市公安局文强案专案组”后,在小区物业的配合下,突击搜查小区的三套住宅,包括B区的一套,C区两套。 
  B区所在房屋为200多平方米的跃层豪宅,是文强的主要居住地。C区两套住房,挂在两名女士名下,有人向警方透露,这两套房子其实也是文强的。警方当晚从“海棠晓月”小区带走一男一女两名疑犯。
  清理完现场之后,7日上午,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带着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命令,亲自到重庆江北机场等待北京方面人员押解文强回渝。
  从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落地后,手戴镣铐的文强颤颤巍巍走下旋梯,王立军迎上前去,不是握手、不是送花,而是拉着文强的手铐,将他押送进警用防暴车。此后,文强被临时关押在武警二队招待所。
  这个时候的文强是猎物,王立军是猎手。为了捕获这个狡猾、“力大”的猎物,王立军筹谋良久,最终将其拿获。两个曾经闻名全国的“打黑”英雄,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各自人生的转折。
  想当年,文强脚踏全国首恶张君的脸,对着电话大声喊,“他就在我脚下”,是何等的意气勃发,而王立军打掉东北黑社会老大刘涌,单枪匹马拿枪与黑社会杀手对射,最终迫使杀手认输逃跑,又是何等的英雄。
  文强落网后,专案组警探对他展开了密集的突审,希望撬开他的嘴,掌握更多重庆黑社会的内情。1997年重庆直辖后,文强就开始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工作,重庆的黑社会地下组织全在他的主管范围内,如果不能撬开文强的嘴巴,警方就无法将打黑工作向“深水区”推进。
  这些信息包括:到底还有哪些公司、哪些人是黑社会出身,但没有落网;文强的上面还有没有更大的保护伞;这么多年来,重庆的黑社会组织都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坏事,对于公检法系统的渗透有多深;警局里还有多少黑社会的内鬼没有被挖出来;文强干过的不法勾当还有哪些?
  面对专案组人员的审问,文强态度强硬,拒绝交代,他甚至向办案人员叫嚣:“我想吃的时候就要让我吃,想睡的时候就要让我睡,别想通过审问从我口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你们审问我的方法,是我以前审问罪犯的方法!”并且还扬言:“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
  “嚣张,真是太嚣张了!”一位看了文强说这番话的朋友对作者称。
  都进了大牢了,文强为什么还敢这么嚣张跋扈?按照以往对于类似被抓贪腐官员的研究,要么他还有更大的保护伞会出来保他,所以底气十足;要么的确是恶霸,强横霸蛮,无所畏惧。
  文强有没有保护伞暂且不说,但他被抓进去之后的这番急于表态是否在对外“隔空传话”呢?告诉他的保护伞和被他保护的人,“我"文二哥"是很讲义气的,不会把你们供出来,你们不要担心,如果你们被抓了,也不要供出我来”。
  在重庆警界耕耘这么多年,势力网密植于警局的各级系统内部。从战术上说,王立军动了文强相当于是“擒贼先擒王”,下面就要开始摧毁文强整个势力网。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文强已经谙熟这套游戏规则,以前他也曾这样灭掉过很多人,必须抢在王立军动手之前,告诉自己的势力网们自己的态度。
  文强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王立军。在布置人手突审文强的同时,王立军已经抽调人手另立专案组,迅速推进打掉文强残余势力。
  这里暂且不表王立军的另一队人马如何打掉文强的残余势力,单说文强专案组警探为了让文强开口费劲脑汁,在纷乱复杂的资料、线索堆中,抽丝剥茧寻找文强的弱点。
  文强此人虽然好色,但是他并没有抛弃他的结发妻子周晓娅。在文强的支持下,周晓娅成功的参股赌场、妓院以及一切有油水可捞的生意中去,不管黑白。周虽然干尽坏事,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丈夫文强在外面包养了那么多情人,开妓院是为了赚钱,但她绝对不能容忍文强在外面有女人。
  当专案组警探成功地将一盘文强嫖娼时候的录像带放给周晓娅“欣赏”的时候,她眼蓄热泪,大骂文强是禽兽和畜生,虽然她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她认为文强比她更坏。一个伤心欲绝的妻子,上演了一幕大胆揭批无良丈夫的情景剧。
  警探们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一盘关键的“黄色”录影带?是文强的小弟们给大哥拍的,还是有警方卧底所拍?有传闻说,在重庆警方抓获的黑社会人员中,有一个2001年公安大学情报学专业毕业的女学员,化身为重庆色情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经过长达8年的卧底,成功渗透进重庆黑社会组织高层。
  但后来在重庆警方公布的各犯罪团伙公审材料中,这个女人和她的照片就悄然消失了,留给世人的是谜一样的身份。
  成功策反周晓娅后,专案组对文强罪证的掌握异乎顺利。在周晓娅的指点下,警探们成功地在文强别墅的楼顶水池底下挖出了2000万元的贪赃巨款。一沓沓百元大钞被油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整齐地码放在水池底下。
  专案组人员还在文强家里一个保险箱内发现40多块名表,每块价值都在数十万元。同时从他家里搜出国内外名酒近千瓶,其中茅台酒就有400多瓶,大部分是30年以上的老茅台。
  更让专案组人员瞠目的是,文强家里还藏有大量珍贵的文物字画。其中一部分已在“重庆打黑除恶阶段性成果汇报展”展出,里面包括三幅张大千的真迹,每幅价值都在千万元以上;还有一个由五根世界顶级象牙雕刻成的九龙雕刻,四枚恐龙蛋化石以及一尊佛头。
  这尊佛头来自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石刻。2004年,大足石门山摩崖造像两尊石刻佛头被盗,案子至今未破,佛头也不知去处。重庆警方至今未对外解释文强家中那尊佛头的来历。
  另外,办案人员查出他至少拥有八处房产,光在武隆仙女山国家公园内的别墅就达三千万人民币。
  老婆反水,罪证被警方查获,摧毁了文强的第一道心理防线,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抵抗的力量了。为了彻底摧毁文强心理最后一丝侥幸,使其尽快开口,警探们仍然在找其他的突破口。
  就在这个当口,文强那个在美国留学做生意的“海归”儿子回国了,这绝对是“巧合”,但在文强看来,他的一切都完了,他已经没有与警方讨价还价的资本和余地了。“他痛哭着悔过,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变得很配合专案组人员审讯了”。
  曾经霸蛮的文强开始变得平和起来,与看守他的干警们拉起家常,时常神叨叨的流露出“还是做个普通人好”的感叹。
  警方内线消息,2009年9月初开始,文强的认罪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弯,除了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不但供认不讳,还主动补充提供一些细节,事实证明文强只不过是只纸老虎。
  “刑讯逼供铁证已找到”
  2011年12月12日,李庄案案发两周年之际,李就走上了申诉、反击之路。
  当天上午10点,李庄前往最高法院申诉,并由其子李亚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代理。他申请的事项有二,一是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二是对该案立案再审,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在递交上述申诉后,李庄被要求出示该案判决书的原件。由于这份原件在其出狱时被监狱没收,申诉暂停。
  当天,他还同时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中国青年报》在2009年发表文章《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侵犯其名誉权。但该案至今未被法院受理。
  “我没气馁,仍然在向最高检、最高法、全国人大、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申诉。”李庄表示,申诉不仅仅是为我自己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申诉,告知民众什么是法律的尊严。
  对于马晓军夫妇此次起诉,李庄认为,它将进一步揭开李庄案迷雾。
  事实上,出狱后两个月,李庄即开通博客和微博,披露“李庄案”真相。但他表示,“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
  李庄称,2月2日,重庆官方宣布他卸任公安局局长职务以来,他已收到各方人士发来的近百封书信,反映李庄案的真相。
  “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铁证我已经找到了,我现在暂不公布。有一段视频是重庆警方人士传来给我的,过段时间我会在微博上公布。”李庄透露,该视频内容显示,在他接手龚刚模案之前,龚已经被刑讯逼供了,走路不正常。
  龚刚模究竟有无受到刑讯逼供,是李庄案最核心的问题。二审法庭上,控方曾提交专案组民警证言称:嫌犯在羁押期间受到了人道的待遇。李庄会见龚刚模时,与他发生过激烈争吵的张姓警员作证说,审讯依法进行,每天白天审七个小时,晚上休息。看守所狱医也表示:没有发现龚刚模有外伤。
  辩方却提供多份证据反驳以上证言。其中,包括多份审讯笔录—有从凌晨2时许、也有从凌晨5时许开始的,其中一份显示,有超过24小时的疲劳审讯。
  对李庄最有利的证据,是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该《报告书》称: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辩方认为,即使不能据此认定龚刚模受到刑讯逼供,也不能排除其受到刑讯逼供的可能。
  李庄称,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会见龚刚模的过程—会见开始,龚痛苦地说:口供都是他们编好以后逼我签字的,不签字他们就打!龚还称,被提到看守所外一民兵训练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还被裸体吊打,捧大便,用内裤擦地板;一位副支队长看不过去,进行了制止,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为他进行过治疗。
  2010年8月,北京律师朱明勇亦向外界公布了龚刚模案另一主要被告樊奇杭被刑讯逼供的资料,包括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他所了解到的当事人樊奇杭所受的刑讯逼供,并有樊奇杭自述在“铁山坪民兵基地”遭遇“打”“吊”“打表”及“长期不让睡觉”等刑讯逼供措施的视频。
  据樊奇杭自述:“他们行话就是‘打表’,是在脚镣戴上后,把手铐在脚镣上,人站成90度,一站就是一个星期。我记得最长一次站了10多天……当中晕死过去,休克了几次。他们看我休克了,就用冷水把我浇醒,就有人过来提着脚镣把我倒提起来,把我弄醒了继续站……”
  朱明勇失望地表示,这些证据最后均未获法庭采信。
  英雄为何堕落为罪犯
  文强的蜕变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整个公安系统来说,都是很可惜的事。本来,他应该在人民公安队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到头来,因为在歧途上越走越远,由抓囚犯的人变成了“囚犯”。
  全国公安干警中与文强相似经历的大有人在,即便是以本次重庆打黑行动来说,其中的黑社会分子陈坤志、岳村等人都曾经是人民警察的一员,到头来,自己反而堕入黑社会。
  警察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长期与各种黑恶势力作斗争,各种黑社会现象看多了,往往会产生错觉,对一些黑社会手段习以为常。久而久之,这些一线的警察中有部分意志薄弱的人,会慢慢沾染上恶习。就这一点来说,很好理解,因为警察也是人,在他身上有很多的规矩,而黑社会没有规矩,做事给人的感觉是“快意恩仇”,相当痛快。接触黑社会的一线警员也都是男人,身体内的雄性荷尔蒙驱使下,就会不知不觉地突破做警察的底线,以黑社会方式解决问题。
  在重庆打黑中暴露出警察系统缺少心理治疗的途径。对于做特殊工作的警察,国内的警察系统并没有完善的心理治疗体系,做警察也有很多的压力和想不开的事情,如果能有专业的心理治疗,会使一些警察摆脱阴影,尽快地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一些领导更喜欢的是通过政治说教,强行灌输一些大道理,用一些又空又大的套话来对警员进行政治教育。这样的效果并不能解开警员内心最深处的心理问题。
  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下平时的生活,会发现,当有些执行特殊任务的警察完成工作后,警队一般都是给他们放假几天,让他们自己去调节情绪。这个时候,很少有人会在乎这个警察内心是否有倾诉的欲望。我们应该理解,警察执行特殊任务,有些情况是无法对同事、家人诉说的,只有通过一些第三方途径,让他感觉到安全,才有可能把堆积在心里的问题一吐为快。
  文强就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心理问题,2000年他抓获张君归案后,张君对他说,他(文强)妨碍了他(张君)成为英雄。或许,在这个时候,亡命之徒身上那种特有的江湖气息吸引了文强,使他逐渐转变了对黑社会、亡命徒的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这样的人。这些在常人眼里可能觉得不可思议,那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文强这样的警员考虑过。文强后来曾一直考虑为张君和他的事情写一本书,毕竟张君的名字永远与文强关联在一起,是他张君成就了文强。
  另外,除了张君外,很多亡命徒都被文强拿获,有些被判处死刑。身处内陆的重庆人是比较相信鬼神的。清朝时候的刽子手,每次杀人之后都要求神拜佛,毕竟杀生是遭天谴的事。文强后来非常信奉佛教,并与黑社会分子为善,是否也是因为拿获的犯罪分子太多,枪决人太多,内心受到煎熬使然?
  心理问题可能是诱使部分警察逐渐混淆了黑白身份的因素之一。比如拿工资的警察在钱方面因为比不了黑社会分子,在长期办案的过程中,逐渐会产生不平衡,就像其他实权政府部门办事人员一样,在自己手中的权力让那么多人发了财,而自己只能拿少得可怜的死工资。因此,他们就会对前来办事的人吃喝卡拿要。警察一旦在钱面前迷失了身份,再找回来就难了。有些要么就是与黑社会分子勾结,成为黑保护伞,有些干脆自己跳入黑社会世界,借助当年的势力,成为黑社会中的一员,比如重庆的岳村和陈坤志。
  警察也是人,他们可能存在心理问题,或者会在金钱面前迷失,从人性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队毕竟是有纪律的地方,为了让警员恪尽职守,就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国内公安系统各种训示警员的条例、规定不计其数,但因为无法有效的实施监督,长期以来,就被警员们忘到爪哇国去了。
  那怎样才能实施有效监督呢?除了警队内部的纪律检查制度外,还要积极引入外部监督力量,比如公众舆论监督,并将警队的作业阳光化,只有这样,警员暗箱操作的空间才会消失。不过,在中国现行的公安系统内部实行公众舆论监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一直以来,警队都是作为国家专政机器的身份存在,它的定位决定了其只能单向监控社会,而不可能全面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警察的分布区域十分广泛,大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小到天南海北的街道、乡镇,警察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么多的警察如何有效地管理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地域的问题,很多警察往往都是本地人,自然而然有的时候易拉帮结派,一旦这样的风气形成,人情大于法律的时候,由此存在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比如有些人犯事之后,会托人找关系,想尽办法让警员违规办事,碍于情面,有些地方警员也就破例照办了。但是,如果第一次收了别人好处,违规办事没被发现,他第二次的胆子就会更大,久而久之,他自己就已经成为一个窃取权力的“贼”,直到犯事被抓,他可能才会幡然醒悟。
  重庆打黑给社会揭示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那就是如何加强警队制度化建设,在新时期,警队内部面临新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如果不能破解,那么还会再有文强这样的人出现。
  “五毒”局长重庆打黑
  扒下文强的警服,你会发现,其实他就是一个人面兽心,寡廉鲜耻的“五毒局长”,贪、黄、赌、毒样样精通,非但如此,他还热衷于包养情妇、奸淫幼女。
  被“双规”后,文强知道自己不招供一些违法事实难以过关,最初装出很坦白的样子,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弄女明星的过程。
  与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一样,文强也非常热衷于奸淫幼女,“对14岁及14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很感兴趣”。重庆坊间一些人戏称文强为“大无畏的"洛丽塔"实践者”。
  知道了文强好“幼齿”(年龄不满14岁的小女孩),黑社会兄弟们开始积极为“文二哥”寻找合适的目标,他们将魔爪伸向了重庆的中学,而且还搞所谓的选美活动。重庆警方掌握的证据表明,文强最少强奸了4名中学女生。
  他还热衷于花钱买处女,在黑社会兄弟的活动下,总是有小女孩被送到文强在宾馆所开房间的床上。不过,文强并不白嫖这些小女孩,经常一出手就给这些小女孩10万元的嫖资。文大哥“豪气云天”,连嫖娼都这么大方!这些小女孩要么迫于他和黑社会的淫威不敢声张,要么就是看在金钱的分上,忍气吞声。
  文强很善于琢磨如何玩女人。除了玩不满14岁的小女孩,女大学生和女明星也是他的魔爪经常触及的对象。在一些败类警察的助阵下,文强曾经在酒店多次强奸了被他的下属灌醉的女大学生。“这属于强奸罪的范畴。”重庆警方内部探员对文强的行为非常反感。
  而女明星们不管名气多么大,文强都要想办法搞到床上去。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警方内部探员掌握了大量文强与女明星们发生性关系的材料。
  但凡是弄到女人的方式,文强都要尝试下。他经常出入重庆各种高档的会所,由别人付嫖资供他买淫。文强偶尔也会自己付钱嫖娼,而且还非常的大方,让“小姐”非常满意,与其他嫖客不同的是,文强不但与“小姐”发生性关系,还喜欢与各个夜总会的“妈咪”(老鸨)发生关系。一般夜总会妈咪是不卖身的,她们都是“上了岸”的人,文强在嫖娼上的嗜好,反映了他内心的霸气,越是强迫别人干不愿意的事,越是能表现自己的权力和尊严,他对此有近乎疯狂的偏执。除了买淫,文强还有固定的情妇,包括重庆经侦大队总队长陈光明等人。
  除了以上各种方式之外,文强还参股了一家高档会所,重庆亮点商务会所,这家会所以卖淫为主业,同时卖一些酒水、毒品附带产品。在文强和他的黑势力被打掉之后,有“亮点”里面的“小姐”发文揭批亮点商务会所的黑暗面和文强的凶残。
  2009年8月7日晚11时,渝中区警方组织200余名警察,对位于大溪沟的亮点会所发动突袭,一举捣毁了文强的卖淫犯罪团伙。经过2个多月的追捕,以王紫绮(三姐)、陶铭古(陶儿),钟光玉等三人为首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及其团伙成员50余人,全部被抓获。
  1994年来,犯罪嫌疑人王紫绮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钟光玉、陶铭古等80余人,先后在渝中区开设“亮点”等8个卖淫场所,组织、强迫妇女卖淫,非法聚敛钱财。
  该团伙打着招工的幌子,以统一食宿,统一理发、统一体检的方式,对诱骗的妇女进行监控。他们采用引诱、威逼、殴打、捆绑、侮辱、猥亵等暴力手段,强迫120余名妇女卖淫,而且还规定必须完成卖淫任务,甚至使用药物控制妇女“经期”等非人手段,从中牟取暴利上亿元。
  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该团伙定期组织卖淫妇女进行逃跑演练,规定在接到望风人员报警25秒内必须穿好衣服按预定线路逃脱。在应对模拟警方审讯训练中如卖淫女应答不当,轻者遭殴打,重者则关进黑屋24小时以上,断食断粮,百般折磨。他们不准卖淫女外出、不准她们与亲人联系,一名妇女被残害致死,2名妇女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数十名妇女先后被殴打致伤、致残。
  “亮点”之所以能够长期在重庆生存下来是因为有渝中区派出所警察和文强的保护,“亮点”里面的“小姐”揭批道,文强等人在里面都有干股,王紫绮(三姐)每个月都要分红给这些警察。
  文强这个分管重庆刑侦和治安的高级警探,却利用手里的权力,为各种娼妓、毒品、黑社会提供保护,从中获利。另外,在重庆市公安局任常务副局长和重庆市司法局任局长期间,文强均涉嫌卖官鬻爵。文强还私刻公安系统的公章供他老婆开公司用。
  对待黑社会,文强给予了“同志般”的温暖,而对于警察局里的同行们,文强则是自己人就给糖吃,不站自己这队的人,则能坑就坑,能狠狠的坑绝不轻轻地坑,坑死人不偿命。
  文强专案组披露的一件陈年往事,让很多重庆警方内部的探员了解到多年前集资建房时的黑幕。
  2002年到2003年前后,重庆市公安局的干警都知道局里要在渝北区回兴宝胜湖在水一方小区附近修建集资房,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后来,集资建房却分成三块,建到了另外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
  在文强案通报后,干警们终于知道,原来是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文强涉嫌收受了地产商20万美元的贿赂,所以一定要将集资建房建在该处。不过,由于地价在“进贡”后突然暴涨了一两亿元,公安干警的集资建房成本大幅提高,遭到了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的坚决反对,选址遂发生了变化。
  其实,重庆公安局历任局长中,多有人看不惯文强霸道的做法。2001年,新任公安局长到任,看文强霸道,便让其靠边站,文强闲了一年。后来因为“工作不好开展”,文强又被起用,从此更为霸道。
  所谓的“工作不好开展”其实是指文强利用自己控制的黑势力给新任领导到处捣乱,给重庆社会治安环境造成破坏性打击。而薄熙来书记2008年初赴重庆上任之后,文强和他的黑势力们也给新一届领导制造了多起耸人听闻的社会刑事案件,这是给新任领导下马威。但是文强打错了算盘,更强的对手出现了。
  树倒猢狲散
  文强专案组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另一组外围探员也不甘示弱,迅速打响对文强黑势力采取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斗。王立军作为整场战役的统帅,为即将打响的战役调兵遣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成立200个专案组,参战干警由3000人增加到了7000人(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
  文强倒台,推倒了重庆警界的多米诺骨牌!
  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2009年9月4日,文强的亲信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在市委办公厅参加会议期间被市纪委的人当场带离会场予以双规,成为重庆打黑风暴中公安局落马的第二个厅级官员。 
  2008年6月,王立军来重庆接替文强出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之后,彭长健作为副局长,曾紧随王立军参加了屡次打黑行动,但是,在一张王立军和彭长健的合影中,却可以明显感觉出王立军对彭长健的不屑。彭长健自己似乎没有感觉到新来上司的异常态度。
  4日当天,彭长健在局里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向全局干警部署了相关工作。这个会议未完,彭长健就赶往市委办公厅开会。
  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则描绘抓获彭长健经过的故事:会议进行中,正在讲话的领导严厉要求干部要约束自己,触犯法律终将要受到惩罚,随后重重拍了桌子,说:“在座就有这样害群之马,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建议纪委的同志把他们找出来带走,不要让他们继续在这里玷污党的尊严”。
  随后走进来8名工作人员,这时整个会议室极其安静,与会者大气都不敢出。进来的工作人员其中4名走到彭长健身边,彭站了起来,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上来撕彭的警徽,彭抬手一拦,说:我自己来。工作人员的手缩了回去,就在这时,彭突然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向讲话者砸去,讲话者头一偏,茶杯飞过去碎在了墙上。
  工作人员随即将彭反扣双手按在桌上,彭嘴已经被压得变了形,但仍不住的骂:“王立军你没来时天下太平,你来了鸡飞狗跳,有钱大家挣,你坏了老子的好事,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王立军你等着,有种你就毙了我,你要毙不了我,我出来整死你全家!”。工作人员强行将彭拉出会议室,彭拼命挣扎,接连踢倒好几把椅子,挣扎中皮鞋掉落一只。
  彭长健被拉出了会议室后,王立军随后跟出了会议室,对工作人员说,把他放开。工作人员一松手,彭就像饿虎一样扑了上来,王立军根本没有躲,待他靠近用脚一点彭的膝盖,彭倒退数步跌在地上。彭爬起身再次扑上来,王还是没有躲,抡圆了一掌拍在彭的天灵盖上,彭顿时没了电,此时王回身咔嚓一下掰下会议室门上的不锈钢把手,扔到彭身上,说:“起来,继续来!”。
  彭已经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见此,揪起彭的白色警衬的衣领,抓起他后背警裤的裤腰,把彭强行往走廊外拖走,此时彭长健开始哀声求饶,其所着制式警裤的胯部已经湿透,身上一股恶臭--大小便失禁了。
  这个绘声绘色的故事里,事实不一定准确,但我相信当时彭长健的丑态应该大致不差。
  彭长健原来是餐厅里的白案洗菜工,1980年进入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由普通民警一直干到渝中区公安分局局长、渝中区常委兼政法委书记。2001年在抓捕悍匪张君的过程中,时任渝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彭长健得到了文强的赏识,于2005年底被提拔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2006年兼任政治部主任和党委委员。
  在长期主政渝中区公安分局时,彭长健为文强那个号称重庆第一黑社会女老大的弟媳提供了诸多关照。
  2000年开始,酷爱赌博的谢才萍利用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在渝中区四处开设赌场,聚众赌博。
  文强弟弟文斌利用其兄文强的影响,公开出面找原渝中区公安分局局长彭长健,要他关照老婆的“经营”活动,彭心领神会,亲自给下属各部门负责人打招呼,或以各种方式暗示,甚至公开表明哪些地方是文强的亲戚开的赌场,不要“生事”去查禁。
  在文强、彭长健的庇护下,谢才萍硬是将内陆的重庆变身成了南海的澳门,她就是重庆版的何鸿燊。文强老婆周晓娅也眼红这份生意,开始入股赌场。周晓娅入股在谢才萍看来,无疑是暗示文强也看好赌场生意。谢开始变得更有恃无恐。
  在文强支起的巨大保护伞的庇护下,谢才萍开赌场就更加肆无忌惮,进而逐步演变成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
  2005年11月29日晚,谢才萍伙同他人在渝中区长滨路观音洞开设赌场,被辖区公安分局出动200余名民警一举端掉,缴获一大批赌博工具,103名涉案人员被捉获,现场缴获赌资35万元。至此,这个开办5年之久的、非法敛财达3000余万元的赌场寿终正寝。
  这次战役,是辖区公安分局新任领导不畏文强的淫威,顶着压力进行的,这个时候正是彭长健被提拔为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渝中区公安分局新旧领导交替之际,新领导对文强、彭长健和谢才萍的所作所为早已是深恶痛绝,所以在交接之后,毅然决心对于犯罪团伙实施抓捕。
  但是在这场抓捕战役中,因为渝中区公安分局下属一个派出所所长的通风报信,谢才萍提前出逃了,差点使这次抓捕行动功亏一篑。
  后来,公安分局新任领导敏锐地意识到:家有内鬼,消息已经泄露。为了麻痹警局内部的内鬼,新任领导悄悄布网,暗度陈仓,这些行动让已逃跑的谢才萍以为没有事了,又返回赌场。收到谢才萍又回到赌场的侦查消息,分局领导立刻安排警员突袭赌场,将谢才萍一举拿获。
  谢才萍被抓让文强恼羞成怒。文强曾对其心腹恶狠狠地说:“他算老几?老子一定要招呼黑道和白道的人收拾他!”正在等待升迁的彭长健也破口大骂其下属:“老子现在是关键时期,不是让你通知"谢姐"停几天吗?你们怎么搞的?!”谢才萍被抓后,文强立即给辖区公安分局两位领导打电话,要求他们对谢才萍按一般治安案件处罚,同时委托有关人员对谢才萍关押期间给予关照。辖区分局领导坚持原则,顶住了压力,坚决将谢才萍送上了法庭。2006年4月,谢才萍因涉嫌赌博罪被渝中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5个月。
  彭长健管辖的渝中区是黑社会老大最为猖獗的一个区,陈明亮、马当等黑社会组织都在这一带活动,而这都离不开彭长健的暗中支持。其实,2009年初,彭长健如果有脑子的话就应该看到高层有动他的意思,他原本兼任的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一职被撤销了。
  文强、彭长健的落网,使政法内部的黑势力失去了保护伞,纷纷落网。同时,重庆市北碚区的副区长赵文锐、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副检察长毛建平也被双规。
  警方的行动继续向“深水区”推进,9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总队长、重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因涉黑被双规,这是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又一副厅级干部。
  继彭长健之后,原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是文强推倒的第二张牌。
  因为文强的老实配合,一些涉及陈光明的事件也暴露出来了,专案组第一次要求陈光明配合调查时,她承认了与文强的情人关系,随着文强的交代越来越深入,发现这个曾经的重庆警界之花,不过是个“情妇官员”而已,配合自己的情人也干了不少无耻勾当。
  陈光明被调查让很多人扼腕叹息,看她一路走过来的路,本应该更有成就的她没想到栽在涉黑事件上。陈光明17岁开始参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回重庆后,经过在四川公安管理学院学习两年,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察。
  1996年,陈光明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在成为总队长之前,她干了14年行政工作,文秘、统计、财务、行政事务,她都干得很好。8年的禁毒生涯,她破过许多大案。2004年,她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2009年2月又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十大女杰”的光荣称号。
  半老徐娘的陈光明,在年轻男人看来,已是年老色衰,但在文强眼里,可是个大美人,这可能是文强在陈光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提前介入的原因,他见识过这个重庆美女年轻时候的姣好面容。
  据警方内部消息,文强早在10年前就已经成功地将陈光明弄上了席梦思床,为了达到独享陈光明的目的,文强要求她不准结婚,陈光明成为文强的自留地,至今没有结婚。
  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总队长、重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是倒下的第三张多米诺骨牌,成为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又一副厅级干部。
  2009年9月8日下午,正在陪同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慰问一线打黑除恶干警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显然令他很兴奋,他压低声音对电话那头连称:“好!好!有新收获!”
  这个新收获就是:就在几分钟前,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因涉黑被“双规”,被办案人员带离办公室。
  陈洪刚的落马,初步查明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交管局局长的位置上,而是此前他任职南岸区公安分局期间,涉嫌充当黑恶势力团伙的“保护伞”。
  陈洪刚是重庆市荣昌县人,出生在永荣矿务局一个矿工家庭,早年参军,从部队转业后进入荣昌县公安局担任普通民警。1987年前后,他曾到泸州公安干部管理学院学习法律,取得大专文凭。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后被提拔为县刑警大队大队长,自此仕途亨通,先后任县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20世纪90年代末,陈洪刚被调往位于重庆主城区的南岸区就任该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后升任局长,并同时任南岸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而在这一时期,他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人生交集,却埋下了祸根。这个人就是岳村--这次打黑风暴中已被掀翻的一名“黑老大”,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
  岳村,本是重庆警方一员干将,早年曾是重庆上清寺地段的一名联防员,后因“工作认真”正式进入公安系统。该人以勇猛著称,有一年因抓捕歹徒负伤,躺在病床上向相关领导表示“要为重庆的公安事业贡献终身”。不久,他被晋升为南岸区南滨路派出所所长。陈洪刚正是派出所所长岳村的上司。
  从那时起,岳村逐步做大,成为南岸区黑老大,江湖人称“村哥”,“他脚一跺,南岸黑社会就会抖三抖”。一次,南岸区一黑道人物与岳村手下兄弟发生纠纷,一场火拼即将发生,但突然听到有人报出“岳村”名字,这位人物竟主动提出和解。
  2005年7月,岳村的手下杨大波在南岸区一家KTV唱歌时与服务员发生纠纷,岳村调集近百人赶到歌城,两个人占一个包间闹事数小时,直到警方干预才停止。陈洪刚干预,此事未被追究。
  陈洪刚被抓之后,在接受专案组审问时,突然往墙上撞去,企图自杀,但被办案人员及时阻止。
  文强的“心腹”骨干黄代强(原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涛(原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利明(原经侦总队总队长)、李寒彬(原刑警总队“打黑”支队支队长)等人已经在文强、彭长健、陈光明和陈洪刚之前被抓捕归案。
  重庆警察内部为黑帮提供保护伞的高级探员基本上都被抓捕归案,黑恶势力网被大致摧毁,还有一些涉黑的低级警员也被陆续批捕归案。包括:北碚区公安分局原局长谢德玖、原副局长王小恒、朝阳派出所原所长林海等人已被刑拘,副局长赵新生亦被控制接受调查,垫江县政府副县长兼县公安局局长徐强被双规。
  2009年打黑风暴掀起以来,重庆公安系统处级以上干部落马的已突破30人,被处理的警员攀升至近200人。
 
来源:中华网文化发布时间:2012-2-17 1
http://news.dsqq.cn/shpd/2012/02/17195043009.html

三:[中央是如何打掉文强的]文强伏法对中国打黑影响深远


                                        文强伏法对中国打黑影响深远  7月7日上午,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文强伏法后,重庆市公安局纪委给全市民警发来短信:文强作古,教训沉痛;前车之鉴,令人深思!……文强曾担任“打黑”任务的警界高官,如今被判死刑,确实值得警界警醒。文强的死刑,文强的忏悔,文强的故事,文强临刑前“自己曾立过功、辉煌过,现在犯了错同样应受处罚”的留言,以及民众的鞭炮和横幅,同样也值得社会警醒。   面对文强的死刑,他的儿子说“爸爸给了我今生最有力的拥抱”,他的妻子说“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选择文强”——他们要感谢法治的进步,使他们无需像以前那样与犯罪的亲人“划清界限”,而可以表达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我们理解这种人性和人情,同时,我们也理解那些深受文强及黑社会之害的民众们拍手称快之举,更须明辨这样的是非:文强伏法罪有应得,是一个黑社会的包庇者、一个公权滥用者、一个强奸犯依法应该受到的惩罚。  文强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强,文强案也早已超越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的意义,对中国打黑影响深远。  文强一案,由于涉及的官员级别高,事关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打黑,早注定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承载了重要的法治意义和殷切的民生期盼。文强在被处极刑的贪官中,职位不是最高,也不是第一个落马的司法局长,可他是在打黑运动中被打出并判处死刑的正局级司法局长,堪称中国打黑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充分显示了中国打黑除恶的决心和力度,对中国深入推进打黑行动有破题意义,对全国治理黑恶和反腐败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势必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秩序和法治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文强被判死刑,首先宣示了中国打黑除恶的决心和力度。正如专家所言:这充分说明,对于犯罪行为,不管涉及谁,不管级别有多高,中国都将努力一查到底,依法给予惩处。以前公众对打黑一直充满疑惑,认为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只有象征性的姿态而缺实质性的行动,而文强依法被处极刑,让公众看到了高层对滥用权力者“零容忍”的态度和对司法“毒瘤”绝不手软的行动。  此外,对中国深入推进打黑运动有重要的破题意义。打黑不打保护伞,等于没打;不打最大的保护伞,也等于没打——这是重庆在打黑上最大的突破。前段时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视察重庆时高度肯定重庆打黑,称其“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好”指的是顺应民心,而“准”和“狠”则是指抓住了打黑的要害,坚持打黑必打保护伞,而且要彻底地揪出最大的保护伞。  重庆的破题,文强的伏法,其在中国打黑史上的标志意义也正在于此。标志着打黑行动已突破了浅层、简单的打几个街头小混混、查几起典型恶性案件、抓几个黑社会头目,而开始毫不护短、绝不姑息地关注黑社会背后深层次的权力背景,尤其关注“打黑者护黑”、“警匪勾结”现象,将打黑触角深入到了警方内部和官员高层,将打黑与反腐败制度性地结合起来,打黑坚决要反腐,反腐也必定要打黑。  重庆破了题,其他地方就可以复制和效仿,这就是文强案对全国打黑除恶的示范意义——文强案的影响下,中国的“打黑”行动正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在文强落马后,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453起,检察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公诉382起,法院一审判决330起。深圳、太原、武汉、北京等地纷纷对黑恶势力重拳出击,取得了很大成效,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继续保持着强劲势头,打黑立法也已提上日程。  值得赞赏的是,这一切完全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这也是文强案的法律标本意义。文强被判处死刑,完全是依法作出的裁决,从对文强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来看,始终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比如,起诉指控文强受贿1625万余元,判决时实际认定1211万余元,对于起诉文强收受价值364万余元的落款为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图的指控,法庭尊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进行技术、质量鉴定后为一般仿品的结论,因而不予认定,不仅公众服气,而且文强对此也一再表示“感谢”。也许正源于对法律的信服,文强在刑前告诫儿子“不要仇视社会”、“不要去恨别人”。  依法打黑,依法审判,依法严惩保护伞,不仅能对官员产生制度性的震慑,更能维护打黑的正义性,更能让公众看到法治的力量,从而树立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公平正义的信仰。这是对中国打黑更深远的影响。
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  近日,处死文强的消息传开,重庆市民普遍叫好。  “他位高权重却极度贪腐,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文强的“发迹地”——巴南区的农民李明(化名)表示,衷心拥护处死文强。  他称,文强在巴南工作期间,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时与他相识,当时的文强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见了面总客气地叫他“老李”。2005年,他被人打伤,却迟迟没得到处理,于是想找已是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申冤”。有人告诉他:文强变了,求他办事没钱不行。他当时半信半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来文强的电话拨打。  “没想到他一听是我,话都不说就挂了电话。”李明说,此后他多次拨打电话,一报上名字,文强就将电话挂了。他此时才相信“文强变了”,但没想到的是,他变得“如此的贪,如此的黑”。他说,“法院根据法律判处他死刑,现在又正式执行,这是个表态:无论什么人,即使曾是公安局副局长,只要胆敢护黑助黑,触犯刑律,都难逃法律的严惩,该处死刑还会处死刑。”  当年审张君时,市民陈东参加了旁听,后来审文强,陈东又参加了旁听。谈起文强被执行死刑,他心情复杂:“我以前一直觉得他贡献很大,民间传说他涉黑,我最初半信半疑,开庭时参加了旁听,听完庭审,我信了。他在成绩的光环下堕落了。他是个执法者,犯法更应依法严惩。”  重庆市民普遍反映,文强被处死刑,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黑帮最大保护伞被摧毁后,涉黑犯罪少多了,以前目中无人、动辄刀棍相向的“平头帮”罕见踪影,街道上随时可见交巡警平台,感觉安全感强多了,“晚上出去也不害怕了。”市民陈女士说。  一位小型建筑公司老板说,过去,自己参加招标时,经常有不三不四的年轻人威胁自己退出,否则就要遭受皮肉之苦,甚至血光之灾,打黑风暴之后,这种情形几乎绝迹了。  权威数据证实了重庆市民的判断,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年,重庆市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6.6%,创历史最高水平,首次超过京津沪。  警方有关人士透露,截至今年6月27日,重庆警方共立案侦办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00多个,抓获涉案人员5000多人,破获刑事案件4000多起;缴获大批非法枪支、毒品和管制刀具;查扣涉案资产数十亿元;法院一审判决黑恶团伙148个。  他说,通过打黑除恶,产生了三个效应:  一是社会治安的乘数效应。2009年打黑除恶以来,重庆主城区110报警量下降40%,刑事发案、群众集访量同比2008年明显下降。10多个省市的群众自发自费赴渝赠匾送旗。人民群众赞誉打黑除恶是“一场正义之战、一项民心工程、一个和谐之举”,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大快人心”。  二是招商引资的磁场效应。打掉一批地下黑钱庄,切断非法放水资金链条700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大幅增长;破获大批涉税案件,助推重庆税收连续6年30%高增长。吸引了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落户重庆,助推2009年全市GDP增长14.9%,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19.3%,居全国第三、西部第一。助推重庆形成2000亿的出口项目,比2008年全市总和翻两番。  三是社会影响的名片效应。重庆被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中国社科院《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重庆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六。据中国社科院资料显示,重庆司法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三。2009年中国十大民生决策排行榜上,“重庆打黑”名列首位。  他说,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破案打击新模式的带动下,重庆警方的破案攻坚能力大幅提升,警务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  据公安部通报,2009年,重庆市百名民警侦办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三、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破获刑事案件数居全国第七、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提请逮捕数居全国第五、直辖市第一;百名民警查处治安案件数居全国第五、直辖市第二;万人发案率低于京津沪水平;53项考核指标中有33项排名全国前十。今年一季度,该市百名民警侦办刑事案件数、破案数、查处治安案件数、提请逮捕数4项主要指标均居直辖市第一。  本报重庆7月11日电   要打黑势力,首先打保护伞  本报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庄庆鸿)“打击黑恶势力,首先要打它背后的保护伞。我认为这是我们应从重庆打黑中汲取的重要经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今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黑社会和司法腐败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几乎就相当于一个铜板的两面。”任建明说,“这和"煤矿事故背后是安全部门监管问题"是一样的。”   他指出:“当黑社会在有组织地做黄赌毒、暴力犯罪,那么一定是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严重滥用职权的结果。因为公安部门是具体执行法律的机关,负责对黄赌毒这些非法活动的查处。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广泛存在甚至是泛滥,到了很严重程度的话,一定意味着有同样严重的司法系统的腐败,也就是我们所说背后的保护伞。”  “如果司法腐败不解决,黑社会是很难被扫除的,打黑是打不了的。你的打黑行动可能寸步难行。比如重庆打黑中就发现,过去黑社会把人打死了,上访的家属被推回到重庆公安局,全家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关于舆论热议的文强之死,任建明这样看:“我认为判刑的一个关键标准是,你这样滥用权力,会不会导致剥夺别人的生命。这与单纯的受贿,有性质上的不同,你收受金钱,金钱是可以计算的,但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比如郑筱萸被判死刑,因为他作为国家食品药监局最高长官,让有毒药物流入市场,剥夺了别人的生命。再比如文强,尽管不是他直接杀人,但他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因而对这许多条人命负有重要责任。加之情节严重的强奸罪,因此对文强重罚,是合适的,否则不足以处理这种司法系统级别较高的官员,如此践踏法律造成的严重影响。”  文强一审被判死刑,主要理由是“受贿金额巨大”,而二审判决中增加了一句“社会危害特别巨大”。  任建明认为,这一增加是应该明确的。“政府当然应该慎用死刑,如果只有受贿,判死刑的质疑就比较多。但这对社会危害具体来说,他所包庇的黑社会身上是有很多血债的,比如残酷的枪杀、强买强卖,都是在他的纵容下,这就是社会危害。”  任建明说:“从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来说,生存是最低需求。众多老百姓即使衣食基本能保证,但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能得到保证的话,那需求肯定是很迫切、呼声是很尖锐的。我们从这一点,就能看到打黑的意义。”任建明认为,从地方到中央,包括公安部,可以吸取重庆的做法和经验。“过去我们知道有县、省会城市在做,而重庆的打黑,它的直辖市行政级别、以及治理得较彻底、范围较广,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强案始末  文强,1955年出生。   1972年参加工作。  1992年,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7年,重庆直辖后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2000年,提任正厅局级侦查员。  2008年,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2009年8月7日凌晨1时  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期间被抓获,次日上午通过民航班机押解回渝,成为重庆打黑风暴中被双规的最高级别官员。  讯问8天,就取得他包庇纵容黑社会  性质犯罪团伙和强奸罪名的口供。  2009年9月26日  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逮捕。  2010年2月2日至7日凌晨  一审开庭,文强被指控犯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强奸四项罪名。  庭审焦点在于下属在春节及文强生日期间向文强送的钱到底是贿赂款还是一般的礼节性馈赠。  文强在最后陈述中表示,感谢法庭给我和律师充分辩解的机会,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民主与法治的精神。  他说,“我从一个领导走到这里,教训是沉重的。就在这里,我目睹了张君等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受审。而现在,我作为被告人,也站在这里。这种巨大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身的,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制度约束的滞后等等。但自己的、自身的原因,才是走向犯罪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希望广大干部,特别是公安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钟长鸣。我希望今后没有公安民警再次站在这个位子上。”  2010年4月14日上午  一审继续开庭,争议最大的赵利明送给文强的“青绿山水图”,被认定为一般仿品。  2010年4月14日下午  一审宣判,文强因受贿1211万元、包庇纵容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1044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强奸,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0年5月13日至14日22时许  二审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文强在最后陈述中说,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主、客观因素都存在,主观上的因素是主要的,为此,他曾向有关方面作出过深刻的检查,写下过悔罪书。  5月21日  文强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文强神情沮丧。  7月7日  文强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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