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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文才贺子珍关系]贺子珍的媒人是王佐袁文才
贺子珍的媒人是王佐袁文才
毛泽东不仅抓住机会直接和王佐面谈，而且还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经常亲自写信给袁文才、王佐，向他们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这对袁文才、王佐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说得王佐茅塞顿开。
他常常对人说：
“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王佐到底与袁文才有些不同，他在长期的绿林生涯中，已经养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因为他特别相信袁文才，才让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他的山头。
尽管现在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才学，但他心里还始终担心毛泽东会吃掉他的队伍。
所以，他总是与毛泽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流露出不卑不亢的态度。
有一天，王佐在和袁文才谈话中，又流露了这种思想。袁文才就对他说：
“你一会儿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能呆得久，一会儿又怕人家吃掉你。你呀，莫要定不下心来。老毛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要再不放心，我们就想个办法，把毛泽东拴住。”
王佐说：
“你说，怎么个栓法？”
袁文才说：
“这还不好办，叫贺自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佐听了说：
“这个主意蛮好！我也盘算过，自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合适！老毛要是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
袁文才又说：
“自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我发现毛泽东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一颗朱砂痣，日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别看他现在那个瘦条条的样子，那副骨架子要是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王佐听袁文才如此一分析，更来劲了，就说：
“行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就这么办啦。自珍这边我去说，老毛那边交给你。这事成与不成，还得仰仗大哥你哩！”
袁文才也是个急性子的人，说办就办。他来到茅坪的八角楼，与毛泽东谈完了工作，就说：
“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毛泽东笑着问道：
“么子好事呀？”
于是，袁文才便把他和王佐商量的意见说了出来。毛泽东闻言，惊讶得身子往后一仰，一时答不上话来。袁文才问道：
“毛委员，我们的井冈山才女贺自珍，你看她怎么样？”
“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
毛泽东连连摇头。
“不般配是吗？她可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
“是我不配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室呀。”
“毛委员，你莫辜负我们的一片好意。王佐肯定已经和自珍讲了此事，要是这样，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乱来不得。”
“那，你考虑一下，日后再说罢。”
袁文才见一时说不下毛泽东，只好就此打住了话头。
贺子珍兄妹介绍
贺自珍的父母支持子女搞革命，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弟弟贺敏仁、小妹贺先圆，兄弟姐妹5人先后都参加了革命。
贺敏学在永新乐川中学时，已经是学生领袖，他和同学袁文才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隔着被子把那个土豪痛打了一顿。
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自珍、贺敏学和贺怡都被选为永新县委委员。人们称之为“永新三贺”。
贺敏学和永新的革命者在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一些漏网分子逃跑了，他们伙同一些土匪，偷偷摸进永新县城，缴了农民自卫队的武装，把贺敏学和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投进了监狱。贺自珍的父母和贺怡逃离了永新。形势十分危急！
贺自珍立时和党组织联络。永新的一些共产党员，势单力薄，靠自己的一点力量不可能救出贺敏学等人。他们想到了活动在井冈山一带的共产党员袁文才和他的拜把子兄弟王佐。他们里应外合发动“永新暴动”，救出了贺敏学和被关押的党、团员。
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他们马上组织反扑。贺自珍和哥哥贺敏学率领一支赤卫队把守永新县城南门。这支队伍只有几十个人，3枝枪，其它的都是梭镖。贺自珍身背步枪，肩上挎着子弹带。
她看着敌人一个挨一个从云梯上爬上来，就下令反击，打退了敌人的第1次反攻。等到敌人发动第3次进攻的时候，从没有指挥过打仗的贺自珍，情急之下扣动扳机，两枪打死了两个敌人的指挥官。贺自珍、贺敏学指挥着自卫队员们杀出城门，乘胜反击，大获全胜。这一仗杀死敌人100余名，缴获了100多枝枪。
从此以后，贺自珍两枪打死两个敌人的故事就非常夸张地传开了，有人说她是神枪手，能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手”。
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接到永新的败报，非常恼火，他马上命令两个团开赴永新。
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鉴于敌兵的势力过于强大，就决定分兵3路，撤往井冈山。
(2) [袁文才贺子珍关系]毛泽东上井冈受欢迎 因贺子珍兄与袁文才关系特殊
2013年04月22日 09:29来源：百年潮 作者：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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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贺敏学和妹妹贺子珍的作用，“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而且，书中还详细交代了贺敏学与“山大王”袁文才的特殊关系。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02期，作者：林强，原题为：《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
人物传记的最大价值，不独在于准确、成功地还原传主鲜活的影像，更在于通过厘清传主的经历，提供一个时代的断片，对挂万漏一的正史进行有机的补充，并以传主的言行德性，连接时空，作现实的比照。长篇人物传记《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传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即是这样一种写作尝试。
贺敏学是个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的“好人”，也是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以副省长之职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史人物。但长期以来，他的处境却不免尴尬：不要说《辞海》里找不着他，各种战史和志书也难得一见其名，当许多部属和战友位高权重时，他却官越当越不起眼；他曾叱咤疆场，却与将军衔失之交臂……由于他对自己的经历不愿张扬表功，很多事情随着他的离去而成不解之谜。
面对资料匮乏、许多知情人已撒手人寰的情况，作者东奔西走，采访贺敏学妻子李立英等重要人物，如同沙里淘金，抢救到了一串串被历史忽略和遗忘的珍珠。他从语焉不详的档案里寻求蛛丝马迹，还前往贺家偏僻的祖地，到井冈山等实地考察。在与分散全国各地的贺家后人联系中，他意外地得到了贺敏学写于延安整风时期的自传等独家资料。
注重史实，坚持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求真务实的立传态度，在弄清史事本末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藉此评述传主的历史功绩和应有地位，是这部传记所遵循的一个原则。比如，贺敏学在井冈山根据地的作用和贡献，不是被各种文章书籍忽略，就是莫衷一是。这本传记以许多具体的事例，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贺敏学和妹妹贺子珍的作用，“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而且，书中还详细交代了贺敏学与“山大王”袁文才的特殊关系；如何为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穿针引线；又如何奉命改造袁、王“绿林军”，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所起关键的作用。所有这些，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的深化研究提供了“一家之说”。
再比如，一些文章史书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井冈山根据地的领导机构）委员名单中，都没有贺敏学。作者认为：对整个井冈山斗争有突出贡献的贺敏学是特委委员，只因他没等到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完就接受任务先行离去，使得不少与会者后来在回忆特委会组成人员时，把他给漏了下来；既然特委名单“为部分同志回忆”，而且对组成人员说法不一，其中有的特委委员至今无从对号入座，把贺敏学给“等”掉或漏掉极有可能。重要的是，贺敏学自传中明确表明曾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作者分析认为，就个人回忆而言，时间难免有所出入，但职务尤其是重大职务一般不会记错，而且，贺敏学这份写于1944年的自传，曾于该年整风期间呈交华中党校审干委员会审阅认可，绝不可能造假。
作者还披露，不仅湘赣边界特委委员这一重要职务被遗漏，贺敏学在此后的不少任职，也都被忽略掉。黄公略红六军成立时的两个纵队中，第三纵队纵队长一职，各种史籍众口一词几乎只提徐彦刚，作者通过考查求证，认为该职首任者应是贺敏学，而且贺敏学等一批井冈山老战士在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这支新部队的作用是明显的，毛泽东“偏师借重黄公略”里有他的一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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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贺敏学 好人 毛泽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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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文才贺子珍关系]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中的两个秘密
往事导语：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也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1937年毛泽东贺子珍在延安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恋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产生爱情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记述：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也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同志和我相爱了。”毛对同事们说。
据《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贺子珍》等著作记载， 上述这段记述有以下明显的错误：
第一，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江西宁冈县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相识产生爱情的。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会见，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了手下的部将后，还向毛泽东介绍了贺敏学和贺子珍。
贺子珍当时年仅18岁，年轻貌美。毛泽东见到贺子珍，以为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将的女儿。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说：“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
毛泽东询问了贺子珍的姓名后说：“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这天回到家里格外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会面的情景，一面讲一面笑。他还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革命军第一团官兵没有立即上山，而是到莲花和湖南的攸县、茶陵等地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住在茅坪村南侧一座山脚下的李氏私宅里养伤。
毛泽东利用在此养伤的机会，经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倾谈，连患疟疾尚未痊愈的贺子珍也找过几次，听取她的意见。就这样，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对毛泽东非常敬佩，觉得毛泽东的住处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于是便让毛泽东住到茅坪的八角楼。
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外出找人谈话或到河边散步，都要从袁文才家门前经过。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见到了她都要走过来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和蔼亲切，给贺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接触的机会更多。特别是贺子珍在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岭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九陇山工作，毛泽东在九陇山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更加了解，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使他们产生了爱情。
他们相爱后公开同居，则是1928年的事。由此可见，上述说他们相识几天便公开同居，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
贺子珍离开毛泽东，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吗？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有的甚至这样说： “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特别是党员，都要接受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江青被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那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中受过重伤，加上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贺子珍对毛泽东说，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很紧张。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营养严重不良，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负担。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经常疼痛，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毛泽东起初不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被日本占领，她只得暂住西安。毛泽东得知，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去苏联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但贺子珍不听，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