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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中国政治的幕后黑手邓]“文革”邓小平被迅速打倒幕后黑手是谁?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因为他“不听话”；林彪忌恨邓小平，是因为邓拒绝高岗的拉拢。“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成为“第二号靶子”……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分成几个对立的派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当他想扞卫党，扞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以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为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四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议案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六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而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源于1953年底邓小平拒绝了与高岗“合作”这件事。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淡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就是从这开始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之后，毛泽东的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在了8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门口，大字报的全文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大字报虽然没有正面点名，但十分明显，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通过新华社公布全国以后，学生就开始造反、串联，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心为了维护安定秩序，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想把青年学生出了格的“政治热情”纳入正轨，他们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组，并向造反的青年呼吁:“一个真正的左派要同党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组。”邓小平也对红卫兵狂热的行动发出警告，他禁止游行示威和在街上贴大字报。毛泽东7月返回北京时对邓小平的指示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毛泽东说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产物，命令撤销工作组。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心里有数，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接受揭发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则成为造反派的大方向。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必须进行下去。10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行为。”大会通过《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在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学生称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揪斗和批判。各高校学生也冲击学校党委，夺取学院广播权，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
篇二:[中国政治的幕后黑手邓]揭秘毛泽东放弃邓小平而选择华国锋真相
揭秘毛泽东放弃邓小平而选择华国锋真相
邓小平下台和华国锋当选，1976年1月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仅仅让政治局的批邓会议中止了几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很不满意，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就做出指示说，要把这些检讨印发政治局，做进一步的讨论。在邓小平看来毛的意图不言自明。在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邓小平第三次做检讨时，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江青问邓小平为何要见主席，邓小平说，他要亲自向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亲自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还要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说明。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么，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后不认账。
邓小平知道自己无法单独见到毛泽东后，立刻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宣布自己准备辞职。他把信交给了毛远新，请其转交毛泽东。他写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在收到邓小平的信后，第二天又与侄子见面，听他汇报邓小平在昨天会上的表现。在毛远新看来，邓小平的检讨仍然不充分。毛远新还向毛泽东汇报说，三位副总理——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这三位年轻的省级干部分别在1973和1969年调入政治局，日后成为更高职务的主要候选人）——都请求有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说，可以让华国锋带个头，并随即主持党的日常工作。
华国锋不仅对外国人来说是个新面孔，甚至对中国民众也是如此，但毛泽东认识华国锋已有20年。毛第一次见到华是在1955年，当时华在毛的家乡湖南湘潭任地委书记，大力拥护毛泽东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毛留下了良好印象。在过去的20年里毛泽东一直很了解华国锋，华国锋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坚决拥护毛泽东，而每一次运动之后也都得到提拔。在毛1959年批判彭德怀和后来林彪坠机后批判林彪时，华国锋都证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拥护者。其他北京领导人是在1973年华国锋升进政治局后，才有机会对他有所了解。王洪文性情固执、难与他人共事，华国锋则是与观点不同的干部也能做到关系融洽。华在“文革”前就是高干，因此那些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帮”也接受他，因为他们乐观地以为此人性格温顺，易于操纵。
毛泽东告诉毛远新让华国锋牵头的同一天（1月21日），张春桥和江青安排召开了清华、北大的党委会议，会上第一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曾经受到邓小平支持者批评的清华干部迟群，带头组织了更多公开批邓的会议。
毛泽东先公开批邓，再让他退出政坛，他做这样的时间安排自有其考虑。在1975年，群众都把邓小平看作领导人，认同他的工作表现。为使华国锋这个新领导人被人们接受，不因邓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响，最好是让邓小平退出公众视野，降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中国民众和外国媒体是从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预感到了华国锋的高升。虽然这则新闻没有用通栏大标题，而是放在第三版一条不起眼的报道中，只说华国锋接待了一个罗马尼亚贸易代表团。1月28日，毛泽东正式让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全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为代总理。邓小平这时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他提出辞职后，直到1977年夏天才回来工作。
毛泽东知道，华国锋不像邓小平、周恩来那样出类拔萃，但他实在找不到其他年龄和经验都合适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干部。至少就当时而言，毛泽东虽然放弃了邓小平，但他并没有放弃抓安定团结，而华国锋（与王洪文不同）既不树敌，也不搞派系。其实，华国锋属于那种邓小平考虑提拔下级干部时也会寻找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虽然他缺少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外交经验，但毛泽东希望他能逐渐熟悉这些领域。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但是，在高层缺少经验的华国锋只是被任命为代总理：毛泽东在最终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观察他。1975年1月，毛对邓小平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十分放心，才把党政军全部头衔正式交给了他。相反，华国锋在1976年1月既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甚至没担任任何军队要职。但是毛泽东确实把主持政治局会议、领导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责任交给了华国锋。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批判邓小平为许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批邓运动的失败
即使在撤了邓小平的职，准备对他进行公开批判之后，毛泽东对批邓仍是有节制的。他在2月21日选定华国锋后的讲话中说，与邓小平的分歧还不是那么严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对邓小平的工作以后还要再商量；现在可以减少他的工作，但还是要让他继续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没有完全抛弃邓小平，但他决定开展一场公开的批邓运动。他还尽量减少邓小平对军队的控制，使他难以联合军队反对自己。
1月18日，即邓小平把辞职信交给毛泽东的两天以前，大约有七八千名国防科技干部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会。曾与邓小平在国防科技领域密切合作过的张爱萍将军此前已受到严厉批评，江青甚至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张捎话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到会，并称自己做出的决定由他本人承担责任，与部下无关。
当政治气候迅速转为不利于邓小平及其同事时，张爱萍将军并不是唯一感到不适的人。除了张爱萍以外，另外三个“金刚”及其亲密同事———胡耀邦和他推动科技工作的同事、万里和他主管铁路的同事，以及周荣鑫和他教育界的同事———也都受到了批判。两个月后周荣鑫去世。中央在2月2日宣布，由于叶剑英元帅生病，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在辽宁时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过从甚密，因此毛远新可以做陈锡联和毛泽东的联络员，确保军队维护毛的利益。2月16日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的报告，宣布邓小平和叶帅去年夏天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停止传达他们的讲话文件。此报告一公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委的工作也随之结束。毛泽东不想冒任何风险，让受到批判的邓小平和叶帅有可能与军队领导人联手跟他作对。
由毛远新牵头，中共中央组织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批邓会议。这次会从2月底开到3月初，很多地方领导人都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听说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远新搜集整理的。毛对毛远新说，邓小平把毛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一起的做法，既没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也没有向毛汇报。毛还批评邓小平所讲的“白猫黑猫论”（即“不管是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将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区别开来，反映出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春桥插嘴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这之前在会上批邓是不点名的，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点了邓小平的名，批他搞“修正主义”路线。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做了一些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3月3日，毛泽东和华国锋批邓的文件传达到了全党。
江青像通常一样，没有那么节制。她在3月2日召开了一个12省负责人的会议，试图将邓小平错误的严重性升级，把他称为“反革命”和“法西斯”。在毛泽东看来这太过分了。他批评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开会，并禁止发表她的讲话录音。3月21日，《人民日报》号召“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但北京的干部明白，毛泽东仍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这是在给他机会。然而邓小平没有任何软化立场的表示。到4月5日时事情已经很清楚，批邓运动在群众中是不得人心的。
示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4月5日清明节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Na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吴德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但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撤掉邓小平和提拔华国锋，1976年4月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的指示传达后，政治局会议上一片沉寂，随后便批准了毛的建议。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意外。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地址要向“四人帮”保密。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担任代总理的几个月里没有犯过大错，况且他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既忠实于他的威望，又能与激进派和老干部搞好关系。华国锋在镇压“四五”示威时也行动有力。
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一天晚8点，发布了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公告。
全国各大城市党的上层负责人纷纷召开表态大会，向华国锋表示效忠。各个单位和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表态大会。代表们在会上声讨邓小平，支持华国锋。不过，有些人注意到，发言者一本正经地念稿子，却几乎没有表现出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那样的热情。（文章来源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913年1月25日第15版，作者：傅高义，原题：《1976，邓小平靠边站》）
篇二:[中国政治的幕后黑手邓]揭秘毛泽东放弃邓小平而选择华国锋真相
篇三:[中国政治的幕后黑手邓]“皇甫平事件”全揭秘 谁力挺朱镕基上位(图)
“皇甫平事件”全揭秘 谁力挺朱镕基上位(图)
2012-01-06
(注：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
谁也没有想到，在1991年春天，从官方自己的媒体中传出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热情、洪亮、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以评论的方式连篇累牍抛出来的。在中国，这种情形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以致报刊的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昭告世人，更何况这一次《解放日报》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发表评论的时间。2月15日，也即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过春节，第一篇就出来了。文章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你这里刚刚若有所思，它却断了档，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来了。就这样，后面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全部刊登出来，作者都是一个名字：皇甫平。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媒体正在集中火力抨击那时的“右的错误”。现在，皇甫平却在怂恿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还说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不要理会北京的那些意识形态纠纷，赶快干自己的。
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记性稍好的人读到这里，不免吃一惊：他说的“有些同志”，不就包括宣传部的部长么?正是这位部长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叫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居然明目张胆地说，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还说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意犹未尽。他说要警惕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新的思想僵滞”。他不肯指名道姓，旁人只能猜测：是不是那些义愤填膺批判别人的人?是不是那些煞有介事地呼喊“你们要警惕”的人?也许还有这位部长?可是猜归猜，不能作数。北京媒体还在忍气吞声，没有回击。如果皇甫平就此作罢，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不料此人不知见好就收，在下一篇评论中，终于说出了那句让不少人忍无可忍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
“导火索”那一边连着北京。《当代思潮》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发出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这一期上，它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链接：皇甫平事件
皇甫平---是一个在上海支持改革开放的写作组织，取得谐音笔名。有黄浦江，辅助邓小平改革之意。
皇甫平事件
一些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邓小平思想写的。（来源：互动百科）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事情肇始于邓小平在1991年旧历新年的上海之行。当日官方发布新闻、告诉老百姓“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过年”的时候，局面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无特别意义，只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按照他在1989年11月退休时的想法，他已不想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他对自己选择的“第三代”的确寄予希望和信任，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对他们说，他很满意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他的这些话乃是出自真诚，充满了善意和耐心，但是别人不能认为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没有保留的。他显然对改革开放的局面不能满意。这一年半来，说到改革开放，整个舆论不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胡话，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套话，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改革开放的辩护人。他在1990年3月说：“现在特别要警惕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当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抵御和平演变”殚精竭虑的时候，他却另有看法。“我的思想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他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他已经80多岁，常常感叹老年人的思想容易僵化，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年轻人比他这个老人还要僵化：为什么他们总是给自己搞那么多的障碍?为什么他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他这样劝告他的继任者。1989年秋天他退休的时候，人家毕恭毕敬地让他讲话，他说自己“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可是一年来，他又说了那么多，却全都淹没在意识形态纷争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浪花也溅不起来。
1991年阳历新年和阴历新年之间的某一天，他坐上火车到上海去了。列车在一片沉寂的大地奔驰时，他能够感觉到他说的话正被抛到后边--就像窗外万物都在飞速地向后面移动一样。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还记得那一次他采取的办法是“到处点火”，他在全国到处跑，在东北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杷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要不是京城之外的这一连串行动，他一个人批评“两个凡是”的话，也不会那么快地成了全党的声音。现在，他身在上海，觉得有必要重新做点什么。
他从他居住的西郊宾馆走出来，经过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一条雪松掩映的小道，走上虹桥路。再向东走，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不免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然后继续向东，登上黄浦江东岸，心里越发沉重：“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谈起上海30年代的繁荣，说那时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还有“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凝神倾听，然后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又说起他怀念的80年代：“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话里似乎有个暗示，他现在还是在等，等着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他怂恿上海人给全国带个头，“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还说“失败也不要紧”。这分明是在告诉上海人，不要被某种政治浪潮吓住。
在北京人看来，上海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具独立意识的城市之一。过去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所以有人说，上海人和北京人总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卷到北京的意识形态争斗中。“让他们去争论是非总结经验吧，我们来挣钱。”多年以后，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女孩子就是这样来区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这是埋藏在这座城市1300万人民中的潜意识。在1991年的春天，他们情绪激昂，可一心只想在自己的城市里修马路，盖房子，在黄浦江上再建几座桥，让浦江东岸那片浩瀚的田野崛起一座新城。这同北京那种既吵吵闹闹又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对照，也让身在其中的邓小平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俄国人杰柳辛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兼有改革家和保守主义者的特点。既大胆又清醒。不怕被人指责”。英国人迈克尔?亚胡达说他“不停顿地跟上历史的步伐”。美国人卢西恩?帕依说他“不被任何激情干扰。像一个中国魔术师，态度谦逊，衣着简朴，与他的观众毫无区别。他那质朴的语言表明，当奇迹出现的时候，他和他的观众一样感到吃惊”。邓是有这些品质的。可是，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他们的可乘之机，那可就错了。如果他的眼光不敏锐，胸襟不坦荡，看不出形势的要点所在，他是不可能身处今天这个位置的。这个春天，他就正好需要这种眼光和胸襟。“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他对一群上海人这样说，“会有不同意见。”
他猜对了。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没有想到，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还要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煽风点火。皇甫平不肯说明，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邓的话，又不说出这是邓说的。这倒不是他别有用心，设套害人。拿了高级领导人的话来写社论，这在党报制度中极为常见。普通百姓可能不明所以，北京那些政治成熟眼光老辣的人，总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一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理论家”很快便知晓上海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退休老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的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在《当代思潮》之后，《高校理论战线》也加入进来，它说，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接着便张弓搭箭，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这些话够厉害的，真是雷霆万钧。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害怕，因为这两个刊物虽以理论见长，但在京城理论圈和新闻圈中，并无地位。大报记者们说起它们，有如城里的大家闺秀谈论乡下的“柴火妞”。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求是》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和皇甫平针锋相对的：《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没过几天，《光明日报》把它一字不删全文转载。随之而来的消息说，这文章是由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策划出来的。当真如此，可就不是“柴火妞”，而是“大老爷”了。《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那么一番话，马上就有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跟上来，焉能不再接再厉?它接着教训皇甫平，不应该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这样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场面之中，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觉得实在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他上任20多个月来，一直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这家党中央机关报努力张扬一个新的观点：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来来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拐弯抹角，暗度陈仓，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由共产党内推向全中国了。但是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最迟钝的人也看出其中奥妙，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可是报纸上还有更叫人害怕的话呢：“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多年前已经名誉扫地的东西，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这一连串问题还没有答案，又有了新的问题。管宣传的部长发表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社社长锦上添花，把这标题做成通栏大字横贯一版，异常鲜明。部长说了千言万语，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在普通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化大革命”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这位部长郑重地告诉读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正是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
那时革命理论还拥有左右人心的力量。党中央机关报在社长领导下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戗。那两年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纷纷卷款而走，工人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这倒遂了一些人的心愿，按照他们的理想，宁愿没有事干，也不能被资本家剥削，“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好在失业者十之八九原本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仍然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有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应当说，出现此种局面，和那位社长在《人民日报》的“作为”不无关联。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几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这些人不是如此愤怒，就是如此悲壮，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那些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无非是想让中国更快地好起来而已，即使拿当时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套用了邓小平“白猫黑猫”的理论，实在找不出要“演变”到什么“方向”的意思来。倒是事情本身的结局出人意料，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色彩：皇甫平的领军人物周瑞金成了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而那位社长却黯然离职，像他鄙夷的两位前任一样，回家待着去了。
按照70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逻辑，理论批判一定要辅之以组织系统的清理。党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追究皇甫平的评论为何人主使。这在党的组织为一贯做法，“文化大革命”时是“揪出幕后黑手”，后来叫做“来头”和“背景”，所以并不奇怪。可是，当他们得悉事情牵涉到邓小平时，依然认定《解放日报》犯了错误，就不免让人疑惑。他们的逻辑是：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上呈或者下达，而不应由一家下级党委机关报做主。就制度本身来说，这一指责并非没有根据。对于事实真相的控制和信息发布的垄断，乃是统一国家意志所必行的环节，如果听任大家自行其是，擅自主张，难免造成嫌隙。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区别是非，而是组织的完整和严密。但是这样的逻辑并不能说服所有人，比如《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就在当时反唇相讥：“那么多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邓小平的言论，莫非都是经由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传达?”诸如此类的情节由小道上传播开的时候，没有人还会相信北京的矛头仅仅是冲着“皇甫平”的。“这实际是在批邓，”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十二年之后”。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里。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只是基辛格没有想到，当邓试图发挥作用的时候，北京的媒体居然不买账。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作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上的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镕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