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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玩地主家的女儿篇1:地主家的女儿
地主家的女儿
(2008-12-30 0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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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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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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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
姐弟恋
婚姻
改革开放
30年
分类： 小说故事
我总是想不通，李香菱明明是地主分子的女儿，为什么还长得那么俊俏。相比之下，那些贫下中农的女儿，却个个都是歪瓜劣枣没个看头。这跟我在电影里见到的正好相反，电影里的反面人物都很难看，而正面人物才是李香菱的长相。
我带着疑问去问妈妈，妈妈怔了怔，好一会儿才说，那姑娘不是俊俏，是妖，是狐狸精。她爷爷是大地主，爸爸是伪满保长，叔叔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整个一家子坏分子。坏分子的女儿都那样妖，贫下中农的女儿才叫俊俏。
妈妈还说，她小时候，邻家也是大地主，他家的女儿也那样妖。后来闹土改，地主和地主婆都被农会的人打死，地主女儿的哥哥跑了，只剩下地主女儿自己。农会里有个光棍儿，三十多岁，没爹没妈，穷得丁当响，纯粹的贫下中农，他看中了地主的女儿。那姑娘不肯，他就拿游街批斗，甚至挨枪子儿吓唬她，逼她给他做老婆，后来硬是把姑娘娶了。没过多少日子，那姑娘就偷偷在仓房里上吊死了。
妈妈总结说，由此可见，地主成分家的人，跟咱们贫下中农不是一路人。
故事听起来很吓人，以至很长时间，我每当遇见李香菱，马上就联想起那个上吊的地主女儿。想象当年她光着双脚，披头散发，脸色惨白，舌头伸得老长地悬挂在仓房里，怎么看都觉得李香菱就是那个吊死鬼，禁不住刹那间头发倒竖，脊背冰凉，呆若木鸡地停在那儿，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
我估计我的样子肯定很滑稽，不然李香菱不会看着我噗哧一声笑了。当然，她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做什么，顶多笑那么一下，然后急忙转身走开。她低着头沿着墙脚走路的样子，跟她的家庭成分倒是十分吻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标语，就明晃晃地写在她头顶那面墙上。
现在，我不再把李香菱跟吊死鬼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跟八岁相比，除了身体变化明显，还已经有了些头脑。两者的共同作用，使我不知不觉开始对这个二十三岁的大姑娘发生了兴趣。
我忽然发现，她不但跟吊死鬼毫无关系，实际上还很迷人魂魄。她那漆黑的秀发，弯弯的细眉，长长的睫毛，水亮的眸子，笔直的鼻梁，红嫩的嘴唇，配以白嫩的瓜子脸，再加以夏天衣裳里高耸的胸脯，纤细的腰肢，丰满的屁股和圆润双腿组合成的窈窕身段，简直让人想入非非。
也许这就是妈妈所说的妖和狐狸精吧，但在我眼里却是百分之百的俊俏。
我已彻底被这个大姑娘迷住了。有一次路过她家，见她正在猪圈里埋头铲粪，将两条漆黑的辫子垂在胸前，挽着裤腿和衣袖，露出雪白的几截爱人肉儿来，就情不自禁看得呆了。她抬头发现，就冲我笑了笑，见我馋虫一般地盯着她不放，就红了脸，铲起一团猪粪向我抛来。我这才落荒而逃。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李香菱的影子。好歹入睡，就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做梦。梦见我们两人在一起，周围是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幽谷。我们笑嘻嘻地眉来眼去，有意无意地借机触碰对方的身体，搞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后来，我终于把她压倒在身下，手忙脚乱地剥光这个地主分子女儿的衣裳，很粗暴地蹂躏起她来。我之所以粗暴，除了感觉过瘾外，还因为她是坏分子的女儿，是人民群众的敌人，理应受到这样的待遇。突然间，一股热流喷涌而出，将我从梦里猛地拉了出来。
此后好一段时间，每次碰见李香菱，我都吓得躲着她走，好像自己真的作践过她。可是每到晚上钻进被窝，却又忍不住开始想她，然后又忍不住做那种事情。喷射的那瞬间，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并不是在虚幻地想象，而是正在真真实实地搞着她呢。之后，我会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
后来，我的这种美好幻想被一件事打碎——李香菱结婚了。
这对我打击很大，尽管我压根就没有过跟她结婚的念头，可一旦她嫁了人，我还是莫明其妙地极不高兴。有时候，甚至有些难受。几天后，我才逐渐冷静下来，开始面对这个事实。也难怪呀，在农村，别的姑娘十七八岁就已嫁人，李香菱就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二十三岁才嫁了出去——也该嫁人了，否则再过几年，就更嫁不出去了。别看你长得俊，成分不好，照样没谁家愿意娶。
我的幻想随着李香菱的嫁人骤然失去，这使我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来，把心思放在其它事情上，不再每个晚上都搞那种勾当。久而久之，也就逐渐淡漠了那个女人，直到上了初中。
寒假再次见到李香菱，她已经完全是一副少妇的模样。那个把李香菱变成少妇的男人叫张富贵，长了一嘴黄龅牙不说，家里还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兄弟八个全是光棍。但是地主分子的女儿，能嫁给这样的人家就已经不错，好的人家谁肯要呀。
尽管如此，我还是暗自感到惋惜，认为一枝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李香菱看上去却好像并不这么想。自从做了张家的媳妇，就整天忙里忙外操持家务，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此外，她对自己的男人也很体贴，老老实实地守着他过日子，一点儿不像村子里那些娘们，一闲下来就跟别的男人胡扯六拉。我就曾不止一次看见她们跟男人搞破鞋，不是在稻草垛下，就是在荒草窠里，简直跟公狗和母狗没什么区别。有一次，我撞见老支书王连升在山坡上搞李香菱她妈妈，整个都没了进去，只看见两只蛋蛋在外面剧烈晃动。看见那老娘们雪白的大屁股，我才明白为什么李香菱那么白——原来是她妈妈传给她的。
但是，天下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不愿意，它越要找上门来。李香菱不搞破鞋，并不等于那些骚男人不惦记她。跟村里的娘们一样，村里的男人也都好搞破鞋，但他们从不搞大姑娘，认为那样太缺德，还容易出大麻烦。像李香菱这样的年轻俊俏小媳妇，才是他们的上好猎物。他们想搞李香菱的原因，除了她是小媳妇外，还因为她实在太迷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的男人太窝囊好欺负，三扁担打不出一个闷屁来，根本就保护不了她。
所以，听妈妈悄悄跟爸爸讲，李香菱她家，晚上三天两头就有人摸进去，企图上她的炕。有一次，张富贵不在家，晚上又进了坏人。那人先把电灯开关的拉绳剪断，然后钻进李香菱的被窝。李香菱惊醒了，满墙上划拉都找不到灯绳，就摸黑跟那人厮打起来。那人见无法得逞，就只好抱起衣裳，光着屁股逃了出去。自始至终，李香菱都没看清到底是哪个王八蛋。
据说，第二天生产队上工，她特意挨个儿留意那些男人。觉得谁都像，又似乎谁都不像。猛然发现周德军的脖子上有三条指甲抓破的伤痕，她禁不住暗自惊呆。那个叫周德军的小伙子，才不过二十岁，平时不言不语，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干那种事的人！想到这儿，她也就不想再追查下去。不过，从那件事以后，倒是没人再敢轻易去她家做那种事了。那些搞破鞋的男人也不傻，谁都不愿脸上挂彩，第二天被大家发现，引得全村人指指点点。
冬天，老支书王连升到站退休，公社派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新支书。新支书郭春海不但年轻，工作还很有魄力，一到晚上就召集全村社员开大会，但不像老支书那样带领大家批林批孔，或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而是向大家宣传上面的红头文件，跟大家研究包产到户的事情。
有一次，他站在台上讲话，无意中发现了坐在台下的李香菱。仅那一眼，魂儿立即就飞了，把脑子里所有的词儿忘得一干二净。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急忙继续讲话，但之后又讲了些什么，估计他自己都不清楚了。
此后，据说郭春海支书有事无事总喜欢去李香菱家串门。名义上找她丈夫了解全村情况，目光却总是往李香菱的胸脯上落，粘上去就几乎舍不得挪开。
有一天傍晚，郭春海支书又来她家，正巧张富贵不在。他就再也按捺不住，先是嬉皮笑脸地撩拨李香菱，见她没有翻脸的意思，就开始动手动脚。李香菱躲躲闪闪，后来脚底一滑身子一歪，就退坐到炕沿上。郭春海支书趁机扑了上去，把她压倒在炕上，两腿悬在炕沿下。李香菱开始还拼命反抗，不久就被这个有权有势，又很帅气的男人搞得浑身发软没了力气，忍不住哼了一声闭上了眼睛。郭春海支书见状，立即站回地上脱掉裤子，又迅速帮李香菱脱了，之后架起她的双腿搞起老汉推车，李香菱也就跟着大呼小叫起来。
两人正搞得热火朝天，张富贵从邻居家回来了。郭春海支书正逢那当儿，抬头见是张富贵，就又继续猛搞三五下，咕咚咕咚地把东西都泄完了，才肯站起身提裤子系裤带。
看见张富贵只是瞪着眼睛，满脸通红地怒视他，郭春海支书心里更有了底，坐到炕沿上看着他说，你都看见了，咋办你说吧。
张富贵憋了半天才叫道，你……你操我老婆，我告你去！
郭春海支书说，你告也没用，没人信你，还会说你诬陷革命干部。
张富贵吭哧憋肚地问，那……那咋办？
郭春海支书说，明年村里林场给你承包好了。
张富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道，真的？
郭春海支书点点头，一本正经地说，真的，就这么定了。随手掏出烟来点了，吸完后才若无其事地走了。
两个男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李香菱就红着脸坐在一旁听着。郭春海支书一走，她就把张富贵破口大骂一顿。张富贵心里想，你他妈的搞破鞋还骂我，挥手给了娘们一个大嘴巴，打完之后，把自己吓得够戗。那娘们就开始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第二年春天，村里林场真的承包给了张富贵。大家心里不满，但有郭春海支书做主，也就没人敢公开反对。具体雇人伐木和到县木材公司卖木材的事，还是由郭春海支书一手操办，张富贵只是名义上的承包人罢了。人们私下里感到蹊跷，就千方百计套张富贵的话。张富贵平时闭口不谈，但喝了酒后就把不住门，陆陆续续都说了出来。他一说出，全村人就很快都知道了。
郭春海支书自从把林场承包给了张富贵，也就继续捞取他的好处，时常趁他不在时，去他家搞他的老婆。张富贵心里明净，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村里人也都心知肚明见惯不怪，顶多背地里议论一下。对他们来说，村支书搞搞谁家的娘们，简直太正常不过，谁让人家是一村之长呢。
喜欢议论这事的，大多是些光棍汉，他们没有老婆，说说这种事可以解解馋。所以，一般说得都有鼻有眼，好像他们俩办事时，他们一直在旁边卖呆儿一样。
这些事情都是我高中暑假，从左邻右舍闲聊中了解到的。从此，那个叫李香菱的女人，在我心中的形象就彻底被毁掉了。每次想到她，都觉得心里有些恶心，觉得她简直是天下最大的破鞋。当然，郭春海支书更让人恶心。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好几年，直到我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逐渐成熟，跟一个学姊谈了恋爱，还上了床，才渐渐淡化下去。同时，也逐渐忘记了那个曾经被我迷恋过的女人。
多年后的今天，我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重返这座小山村。站在已经铺上沥青的街道上，满眼的物是人非，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影子几乎消失殆尽无处可寻。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村妇迎面走来，黝黑的脸上布满细碎的皱纹，腰粗得像只水桶。如果不是笑着跟我打招呼，我根本认不出她就是李香菱。刹那间，所有尘封在时光深处的往事都被激活了……
李香菱大大咧咧地问道，听说你在大学当教授？
我笑着点头。
她接着说，那好，等我孙子长大了，就考你们大学，到时候，你要帮忙。
寒雨连江2005
干部玩地主家的女儿篇1:地主家的女儿
干部玩地主家的女儿篇2:地主家的闺女也憋屈？
地主家的闺女也憋屈？
端木赐香论萧红03
萧红爷爷张维祯（1849-1929）与妻子范氏（1845-1917）育有三女一子，三女出嫁，一子夭折，遂从堂弟张维岳那一房抱养了萧红她爹张廷举（字选三，1888-1959）。范氏作主下，1909年8月，张廷举娶姜玉兰（1886-1919）为妻，姜玉兰的父亲乃呼兰县出名的设馆教书的儒学之士姜文选（1859-1934），姜玉兰为其长女，自幼随父读书，据说16岁就能熟读唐诗宋词，在几个子女中（姜家四女一子，分别是玉兰、玉环、玉凤、玉英、俊武）是最受父亲宠爱的才女。
不过这里的聪明，我想打个疑问，就是萧红乳名荣华，原名秀环，6岁时改名乃莹的典故。我怎么也吃不透。你说萧红母亲那么有才，怎么在给长女起名的时候，让她的名字随了自己的亲妹子、萧红她二姨姜玉环呢？在传统中国，这是文盲都不会犯下的忌讳，上下两代人名字相随，跟姐妹或者兄弟似的。你说张家与姜家都是大户，离得也不远（萧红外婆家住呼兰县城西北45里的姜家窝棚屯），常相往来——据姜玉兰娘家三妹姜玉凤老人回忆，萧红的母亲每年都要回娘家住上一两次，而每次回娘家都要抱着或带着萧红。更重要的是，萧红满月之后，外祖家由于发大水，全家来张家大院住了四十多天才回去。如此情形下，姜家怎么会在六年之后，才知道这个外女跟她二姨名字相随呢？
不管怎么说，秀环改成了乃莹，据说还是萧红那个饱学大儒的外祖姜文选给起的，起的时候似乎颇费了一番苦心，因为“乃”是“秀”的下半部，“莹”里面包含了一个“王”，而且，“环”可以解释为“带孔之玉”，《论语》中又有“如玉之莹”……这名字给改得，形意兼存，不愧是有学问的姥爷。问题是姥爷再苦心再有学问，也没想到还有后续麻烦，就是外人怀疑萧红不是张家亲闺女的时候，凭空又添一证据：你看看，萧红同辈都是“秀”字辈，而且后一字必带一“王”字旁，你看看萧红的“乃莹”啥都没有。是啊，如果硬要改名，犯不得把萧红改得从同辈人中出局，你说除了“环”字，张家就找不着以王为偏旁的字了？问题是，除了萧红自己的同母弟秀珂以外，萧红后来的继母，给萧红生了三弟两妹，都找到了呵。他们分别叫秀玞（后改名秀玮）、秀琢、秀琬、秀玲、秀珑……一句话，如果说萧红一生是谜的话，我把她改名一事，列为第一谜！读书人家，大户人家，聪明人家，怎么能犯这么低级弱智的错误呢？
错误就错误吧，命运在此刻似乎已有所征兆了。叶君说：
童稚的萧红自然不会想到，名字的修改似乎已然宿命般地暗示了在这个家族中她将会变成一个异类。在张氏家族第六代齐整的名字行列中，“张乃莹”显得那么特别。联想到她后来的命运，这是否是一个天意的巧合？
这个从此名叫张乃莹的小女孩，自然更想不到十八年后她的家族连这部分保留了家族特征的名字，也要从家族谱系中彻底剔除。从由家族给予名字，到名字的家族特征被部分修改，再到名字被家族刻意忘记，她的命运似乎全都浓缩在这个关于名字的带有宿命意味的故事里。
另外，除了改名，还有改生日。1911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五），萧红出生，据说女孩这天出生不吉利，所以家人把她的生日改在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阴历五月初六）。如果萧红改名为第一谜的话，那么，改生日当为第二谜了。
改生日之说最早可能缘自端木蕻良。1957年他在《广州日报》发表《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时文，说：“萧红同志，生于一九一一年。她出生的那一天，实际是端阳节。在旧中国，人们都认为生在这一天是不祥的，所以要错开它，说她是阴历五月初八生的。”
端木蕻良还算是客观陈述。但是捱不住其他学者隔空发情，价值乱判，典型代表当是姜德明。1979年他在《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上发表《鲁迅与萧红》，给说成这样了：“她一生下来便受到家人的诅咒，因为按照旧时迷信的说法，端阳节生下的孩子是不吉祥的。因此，肖红连生日的自由都没有，她从小就被人们指定推迟三天出世，硬说生日是五月初八。这件事，给肖红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阴影，多年之后，当她讲到这件隐秘时，心里还感到深深的不平。
这段比较滑稽：
第一，现在国人还找人算卦，想给孩子选一个吉利的时间进行定时定点的剖腹产呢。
你说迷信也就罢了，怎么能扯上诅咒？你说孩子没出生，就跟家里是敌我关系了啊，阶级斗争这么激烈哪。再说地主家的闺女，与地主家族能有什么阶级斗争呢？大家同阶级嘛！
第二，诅咒也就罢了，还“生日的自由都没有”！
这情也煽得太过份了。从此以后，大家都受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似的，动不动挥发阶级斗争想象力，张家多么歧视、多么虐待这个后来的无产阶级闺女似的。
第三，所谓“深深的不平”真是一种臆测。
萧红顶多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给同居的男人陈述过，我真正的生日是哪天哪天，甚至可能有向男人炫耀自己出生不凡，让男人小心伺候自己的潜意识而已，而不会是某些人自作多情的臆测出来的阶级控诉。
我自己还把儿子的生日往前串了十天呢。很简单，当时上户口的时候，听说教育局规定孩子满七岁才能上学，而儿子的生日到时候离上学只差七天，于是报户口时给他往前串了十天，谁知道六年后，上学年龄又改为六岁半了，于是我们就白串了，虽然有些家长更急功近利，或找熟人托关系，或者直接掏高价，五岁半的孩子就送他上了小学，但做了六年母亲的我已成熟多了，深知男孩子不宜提前上学，不如干脆晚些呢，于是我们是七岁上的学。只是不知儿子日后得知这一点，咋给我们控诉阶级仇、敌人恨、不自由呢？
改生日，算八字，不做封建迷信之类大而无当的价值评判的话，至少我们得承认，父母的动机是希望大人孩子都吉祥（即使这样注意，萧红母女命运也都够不祥了，母亲享年34岁，萧红32岁），这么朴素的愿望，都给予意识形态化的解读，确实有些过份！
现在的学者，当然就不会这么过份了，顶多解释，不再煽情。比如季红真解释说，阴历五月端午，是屈原的祭日，而在民间信仰中，祭日出生的人不吉利，比如，至如今民间还有“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说法，云云。
不过季红真这里弄错了一点，中国民间是有各种出生日期忌讳，比如我们这里流行的“男不得初一，女不得十五”之类。但是，它跟任何人的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种笼统的命相说。而所谓的“男不得初一，女不得十五”，其实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阴历初一出生的男孩与阴历十五出生的女孩不多见，难得；另一层意思是，万一真有这种日期出生的孩子，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她）命硬，可能克父母，甚至克夫家，或者自己会大富大贵什么的。当然，家人若怕有什么不幸，还可以找算命先生给调剂调剂，就跟我们高考调剂志愿差不多，至于如何调剂及调剂成本，就要看主家找的大仙是啥东东了，双方价格谈好，命运档案就会被调剂到幸福安康大富大贵的那一栏里去。
总之，所谓的“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也是民间的一种笼统说法，与任何人的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五”是屈原的祭日，那季教授你告大家，其它五个日子又都是谁的祭日呢？
有意思的是，季红真也在她的页下注里说明了，有学者认为呼兰并没有祭日出生不祥的说法，但她引用了萧红《呼兰河传》里的说法，也就是七月十五盂兰盆会的时候，有乡间认为这一夜出生的孩子是野鬼乘着河灯托生的，不被父母喜欢，要隐瞒生日等等。由此季红真断定，同是祭日，五月端午出生有不祥之说，未必就不存在。她猜测，可能是年代久远，建国后大破迷信的宣传，及文革中破“四旧”等运动，导致这个禁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季红真这里弄对了一点，那就是，有些禁忌是会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弄错了另一点，那就是，它跟屈原，跟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它就是单纯的五月初五不吉利之说。这里可以参考谭绍兵的考证文章《端午节由来考述》。谭绍兵说，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多种说法，重要的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与曹娥说、纪念勾践说，以及来源于吴越民族的龙日说、来源于夏至节和恶月说，等等。其中纪念屈原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早在屈原之前，人们就有过端午的民俗了，屈原不过是人们后来的附会而已。而在这多种说法中，我觉得恶月恶日说最能解释萧红家人的忌讳。
所谓的恶月，就是农历五月乃是仲夏疫病流行的季节，俗称“恶月”，又称“毒月”、“凶月”，故“百事多禁焉”。而五月初五日，则更是“恶月恶日”。此月此日禁忌很多，比如：“此日盖屋，令人头秃”；“不得曝床荐席”；“俗讳五月上屋”；“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为此，民俗中有诸多避邪攘毒的活动，而最严重的就是“不举五月子”了，也就是不把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养大成人，有的弃之，更有甚者把孩子放入瓮中投之于江的。
这里我还可以额外再举一个例子：《史记》中就有一个著名的五月初五出生的、被父亲认为不吉利、主张扔掉的孩子，他就是战国四大君子之一孟尝君，姓田名文。其父田婴乃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弟，封地薛邑（今山东滕县东南）。我们看看《史记》是如何讲述其事的：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什么意思呢？
田婴有儿子四十多个，田文乃地位卑下的小老婆生的，田文让其弃而不养，小老婆没有，偷偷地养大，并告诉了田婴。田婴斥道：“我让你丢掉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呢?”田文磕头说：“您之所以不愿抚养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说：“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个子会高得跟门户一般，会不利于他的父亲和母亲。”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来安排呢？还是由门户来决定呢?如果命运是由上天来安排，您何必忧虑他。如果命运是由门户来决定，那么加高那个门户就是了，谁又能超过它呢!”田婴说：“算了。”
萧红远祖张岱，逃难东北时，原籍是山东东昌府莘县人。而田文乃山东滕县人，这不都是山东老乡么，风俗忌讳当然可以一样的了。
诡异的是，如果我们不说迷信，只说巧合的话，那么所谓的“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还真让萧红与她娘撞上了：萧红她娘姜玉兰（1886-1919），1909年与萧父结婚，1911年生萧红，1919年就因病去世，享年34岁（由于萧红及萧红家人的回忆录，都是按虚岁，所以有关萧红及其家人也都取虚岁）。这事若放俺们村，俺那些大娘婶子绝对会在茶余饭后拍着膝盖以专家的口吻下结论：瞅瞅，一点不差吧，五岁初五生，男害父，女害母，你们还不信，不信能中不！？
干部玩地主家的女儿篇3:一个地主之家的历史谜团
这个家庭像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土改复查时，这个家庭因“民愤大”，一夜间从贫农变成了《大国空村》里的程湾唯一的地主，村里老人都说那是冤枉的，起因是家族的一场内讧。
这个屈辱之家的五个子女早早离开村庄，以揪心的离散停留在村邻议论里。说起这个家庭，读书不多的父亲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成语：五马分尸。
这个家庭的一切遭遇，源于一段入赘招婿。
地主之死
我还是个三四岁孩子的时候，族亲里一位六旬老人上吊自杀，他是村里唯一的地主。
那是文革最疯狂的岁月，他的国民党少校军医身份被翻出，审查的时候，被勒令交代历史问题。自觉活罪难逃的老人，害怕连累了家人，借口眼睛看不清，回家取眼镜，一去不回，选择了一了百了，留下孤儿寡母。
自杀的老人姓尹名作儒，从县城附近尹家畈入赘而来，曾因国民党少校军医身份被捕入狱5年，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老人死后，这家人住进了我们家里。老人的伴侣与我的父亲是未出五服的族姐弟，我们不叫她姑妈，却叫她伯爷。伯爷的父母为她取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望祥，村里人叫她祥伢。伯爷的父母头两胎生的都是儿子，后来都夭折了，盼望再生个男孩，怀孕中就取好了名字，生下来却是个女孩，连取好的名字都不变了，就当做男孩养。
生于20世纪初的伯爷没有像同时代的女子一样裹脚，却跟着开裁缝铺的父亲到县城上学，在西河中学毕业，那是应城一中的前身。
我考上大学后，伯爷曾专门在家里设宴为我践行，说起自己求学旧事。大学期间，我与伯爷有过书信往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村庄老太太的字，遒劲有力。
印象里，家里有了不和，族里有了纠纷，伯爷出面，虎着脸一顿数落，双方就不再言语，她算是族里的和事老。
村邻关于伯爷的议论，与伯爷一家的境遇形成强烈反差。
村邻说，当年伯爷婚后住在县城，村里偶有乡邻去城里探望，门口有两名持枪卫兵把守，院子里还有枣红马。门房通传进去后，伯爷要追问所来何人，决定见与不见。不过，每次听说湾子里来人，伯爷都热情地请进里屋。村邻看到的伯爷绫罗绸缎，是乡下难得一见的奢华。
在我的记忆库里，伯爷似乎永远穿一件深色斜襟布衫。后来在伯爷进城含饴弄孙的家庭照里（见主题图），看到的还是这样的斜襟布衫。我怎么也不能把亲见的平民伯爷与老人叙述中的贵妇伯爷联系在一起。
地主身份给这家人带来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从1952年土改复查被划为地主开始，这家人与人共有的半边房子被收缴，人民公社时拆除后拿去建了村里的学校，从此一直寄居在村邻家里，先是被迫住到邻居进苟伯家只有两面墙的门楼子里，任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后来安排跟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共住。作儒自杀身亡后，一家人搬离伤心屋，住进我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村里建了自己的泥坯房。
落难的日子，这家人拼命地逼迫孩子读书，在村邻的叙述里，老人的大儿子一度没有裤子穿，用破布条绑着遮羞。就是这个大儿子，后来成了村庄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老人的女儿，也是最大的孩子，先是以优异的成绩保送进了孝感师范，后来报读革大，毕业后做了老师。
两个大孩子考学离村后，伯爷还有三个孩子留在村里，到了农村吃饭不要钱的1958年大锅饭年代，村里嫌伯爷家三个孩子吃闲饭占了便宜，跟暑假回家玩的伯爷的女儿说，你们带走一个吧。就这样，在天门做老师的姐姐带走了三弟，跟在身边读书。就是这个三弟，多少年后一直感谢命运，让他逃避了后来的大饥荒，文革开始那年还当上了知青，下放到张港十周农场窑厂工作，每个月领取30多元工资。
春节回乡，我专程到潜江寻亲，那里住着伯爷的女儿、二儿子、三儿子。见了伯爷的儿女，说起伯爷家旧事，几多唏嘘感叹。
作儒自杀后，组织上不准通知家人，部队派了两个人到程湾专门调查。
父亲去世半个月后，儿女收到母亲的书信，得知噩耗。大女儿说，当时自己在天门县张港罗巷乡同心小学教书，不敢跟单位说父亲去世，不敢请假回家，也不能请假回家。
老人死后开年正月间，老人的三儿子回村庄结婚，婚前，家人担心女方不愿嫁进这个家庭。婚礼期间，一家人回了村庄，按照习俗该上坟祭祖，但一家人不敢到坟头去。
老人的坟墓在村口，隔着几块田，一家人就站在村口最靠近坟地的乡邻屋前。好心的老邻居劝远归的孩子：“你们的父亲成分不好，不要到坟头去，远远看一眼就算了。”
儿女知道，当年的地主和反革命后代帽子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靠寒窗苦读离开村庄。
老人的大女儿1952年中学毕业保送孝感师范，读了几个月后发现自己在师范的生活太苦了，换洗衣服都没有。她决定到武昌报读革大，那里配发衣服和零用钱，一起去的四个同学考上了革大。回到家乡政府开证明，证明上这样写：“此人家庭系地主成分，父亲系反革命分子，我们的意见是，留队劳动改造。”一个周日，她带着证明，背上被子离开师范，直奔武昌，找到革大一位干部，直接问了干部一个问题，当地政府的证明这样写，革大要不要我？革大接待的干部一口同意“要”，还批评地方政府说，你们当地政府没有正确执行政策，你们出来就是革地主资产阶级的命。
伯爷的三儿子说，后来自己和大哥申请入党，组织到村里调研家庭情况，村里如实反映说，这家人当年没有多余土地、房屋，没有耕牛、农具、长工，打地主是一宗冤案。
坐探之冤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作儒老人被怀疑成国民党坐探。
伯爷晚年，一直纠结于丈夫的国民党员身份。当年，国民党溃败，应城解放后，害怕被清算的作儒南下广州，隐藏起来。偶尔给家里寄来书信和钱物，主要是孩子的旧衣物，被生产队知道了，生产队派人到邮局守着，有伯爷的来信就撕开看，终于发现作儒在广东一家诊所，便作为阶级动向上报，当地迅速派人按址去广州将作儒抓回。老人的女儿转述父亲的回忆说，那天有人叫他上门看病，进了一家派出所，父亲坐了半天不见病人，感觉不对劲，正想走开，被要求留下，公安人员亮明身份，他就此被捕，押解回应城，判了5年，其中一项罪名是重婚。入赘程湾前，他在家乡尹家畈已有家室，有两个儿子，再婚时没跟前妻办理离婚手续。
丈夫出狱后，伯爷一度拒绝“反革命”丈夫回村，后经村里老人说和，为孩子着想，接纳了反革命丈夫。
作儒释放后安排在家乡城市黄滩镇陈河街做医生。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精简人员回乡时，有一次，诊所的人都被通知开会去了，留下作儒一个人在诊所值守，不晓得唯独不准自己开会的原因是要砸他的饭碗。会后，作儒因为曾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成为运动对象，下放回村，成了“地主”“反革命”双料货，在家接受劳动改造。
回村的作儒，留在村邻记忆里的就是一个和善的老头，坐在禾场看护谷子，防止鸡偷吃，身边带着孙女。有时在路上见了面，作儒热情地打招呼，一声“哥”喊得亲热。偶尔有孩子头疼脑热，他用手探摸一下，说出病因，就为家长写个方子，让拿到街上抓药。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作儒在广州一起开诊所的女子，被当做特务揪了出来，怀疑作儒在家乡是坐探，妄图干反革命勾当，要他写交代材料。反复政治高压后，作儒交代不出问题，想着活着牵连孩子，不如死了算了。
老人的女儿说，父亲其实就是一个有军阶的内科医生。据母亲生前讲，父亲作儒早年跟着外籍医生学医，从军后过起戎马生涯。
村人称呼伯爷最大的孩子叫巴东，是军旅途中在巴东县出生的，依地名取了小名，成了这个家庭流徙的里程碑。
当年，作儒所在部队驻扎巴东县，生下巴东。
伯爷家人说，应城沦陷前，作儒回应城行医，与人合股在应城开了平民医院。日本兵来到后家庭就倒霉了，城里的房子被炸毁。应城沦陷后，平民医院用很多小船，将院内物品转移到乡下。后来遭遇土匪抢掠，金银财宝散尽。抗战结束后，作儒回到应城开诊所，后来八家合伙开了联合医院，应城解放后医院设施被官方医院借走，伯爷和女儿曾到医院讨要借走的病床。改革开放后，地方曾有两个人到村里调查作儒参与创办联合医院的历史，家人说还在应城县志上看到过这段历史记载。
回乡调查时，我想核准这页历史，当天在方志办找到新版《应城县志》，只记载有：应城医院，民国23年（1934年），由高盐公会和锤业公会筹资兴办。院址在城内西街（现人民医院所在地），建筑面积1300余平方米。设有内、外、妇、儿等科室，有病床50张，工作人员60余人。民国27年，应城沦陷时停办。日寇投降后，于民国36年6月重新设立应城公立医院，并成立董事会，李范一为董事长，同年12月停办。
随后找到在市人民医院担任办公室负责人的高中同学张文英，医院正在修编该院院志，说在医院前身股东里找不到尹姓人士，就此留下一个待解的谜团。
伯爷的一个孙子一直惦记着爷爷的抗战经历，看过《最后的国门之英雄宜昌》后，知道国民党当年最后的防线在宜昌石排镇，利用长江大落差形成的天险抵御日寇，那里离爷爷驻守的巴东很近。去年10月，他专门去了一趟石排。因为三峡大坝、葛洲坝的缘故，水位升高了，以前大落差的天险已经看不见了。
伯爷的女儿说，抗战期间，父母是爱国的，曾到共产党领导抗日游击的沈家铺开诊所，不料被冤枉成日本人的坐探，差点被枪毙。她说，附近村有个干部到诊所要求换零钱，父母没有零钱，没想到得罪了这位干部，对方污蔑他们是日本人的坐探，游击队将父亲抓了起来，鞭打之下，血染衣衫，周围的人都不敢为父亲作保。危难时刻，母亲只身找到区长、县长，王县长被眼前这个知书识礼的弱女子打动了，说，既然这样，那就你作保，我们立即放人。对方还动员她的父母到共产党队伍来，表示要送他们的孩子去延安读书。父母遭此一难，心有余悸，不敢久留，转而跑到当年国民党控制的第五战区，重新投身军营。
姓氏之争
伯爷的五个孩子都从了父姓，姓尹，他们家也就成了程湾唯一的尹姓家庭。
春节到伯爷晚年生活的湖北潜江市寻亲，那里住着他的三个儿女：最大的女儿、二儿子和三儿子。
老人的二儿子见了我，透着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他说：“我们本来应该姓程，我们是兄弟，不是老表。”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大感意外。因为乡土调查，我查阅了全套族谱，里面只有伯爷父亲宏保的名字，显示没有后代。伯爷和小她16岁的妹妹，按惯例上不了谱。
我知道，这里藏着一个招婿入赘的家庭故事。
伯爷的婚姻在村邻叙述里已经定格。当年，正在西河中学读书的伯爷十六七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一天在父亲的裁缝铺里闲玩，一个探亲的国民党少校军医的惊鸿一瞥，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这个国民党少校军医就是尹作儒。后来知道，作儒家里有了妻儿，隐瞒了婚史，伯爷和她的父母都不同意这门婚事。一见钟情的作儒便抛家弃子，到程湾做了上门女婿。
伯爷的二儿子说，他的母亲生前反复强调自己是明媒正娶的，说了很多细节。
当年，作儒登门提亲，伯爷的父母怎么也不肯答应，作儒一度心灰意冷，威胁要吞金自杀。后来，作儒许诺，愿意到程湾做上门女婿，赡养老人和当时年仅1岁的妹妹，自己改姓程，子女跟着母亲姓程。
苦于膝下无子的宏保同意了。当年，伯爷家在城里有房子，但婚礼选择在程湾举行，为此专门回村建了新房。就是这间婚房，后来划为地主后被充公。
招婿前，伯爷的父母曾与族中人商议，将一个再从侄过继过来，这个再从侄是伯爷的族弟（下称“族弟”）。但“族弟”嗜赌，输光了房屋田产，还打骂老人，伯爷的父母寒了心，打消了入翤的念头，却为家庭埋下祸根。
“族弟”出翤不成，却惦记上了伯爷家的房屋田产。
机会出现在土改复查时，时任村农会副主任的“族弟”，想把族姐家打成地主后收缴房产，自己搬进去住，却希望落空,家里也只搜出2箱药，包括凡士林等，并没有发现藏匿财产。
伯爷家被划为地主的细节被反复提起，那是一场家族内讧。
1956年土改，伯爷家因为房子只有半边，田产只有几亩，被划为贫农，还分得了当时牛头大队收缴的地主家柜子和粮食。
1957年土改复查，身为村里农会副主任的“族弟”找到土改工作队长，大义灭亲，要求将族姐划为地主。伯爷的丈夫是反革命分子，伯爷家可划可不划地主，当时上面的政策是缩小打击面，可划可不划地主的就不划。“族弟”找到工作队长门口说，“不把族姐打地主死不闭眼。” 工作队长见他态度坚决，担心自己被举报阶级立场不稳，推说自己决定不了这个事，让他找县里说。
随后，“族弟”鼓动几个人，一行五人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冰天雪地里，五个人驮着被子和草去了县委，躺在县委门口喊冤，要求将伯爷家划成地主。县里工作人员解释这家人不够划地主，但一行人不依不饶。最终，县里以民愤大为由，批准了最后一个地主。
伯爷五个子女的姓氏在戴上地主帽后起了变化，那是一场家族内讧的续集。
伯爷被划为地主，成为批斗对象，一度被反剪双手吊打批斗，受尽屈辱。孩子成为被孤立的对象，一句“不跟地主仔玩”，常常把伯爷的孩子推入冰窟。
更大的打击是，“族弟”不同意伯爷的后代跟着姓程。伯爷的女儿和大儿子考学出去时，要村里出具证明，“族弟”让证明他们姓尹。两个一直跟着母姓的学生不解地问乡政府人员，答复是村里开证明这样写的。
改了尹姓的这家人后来回到尹家畈，向作儒前妻的一个儿子讨要作儒母亲的嫁妆——城里一幢门面房的继承权，官司打到了法院。作儒前妻的儿子端出了当年作儒出翤的旧事，还说出了作儒死后葬在程湾的细节。作儒死后，在归葬故里还是葬在程湾的问题上，伯爷拿不定主意，请来作儒的胞弟，胞弟一锤定音：“哥哥已经出翤，改姓程，就葬在程湾。”
面对作儒前妻的儿子，伯爷的子女自觉追讨理由不充分，放弃了房产继承诉求。
再回首，伯爷家的历史像电影胶片一样在眼前翻过，透过重重迷雾，我看到一个时代的狂热，撕裂了亲情，遮蔽了真相。
2016-03-21
